中华文明：在固本开新中永驻风华保持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自信汇报人：工图网 时间：2023.10.20LOGO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尤为特殊的是，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发展特色。同时中华文明又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同进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前 言LOGO

第一部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起源和发展LOGO

从人类进入文化初期，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沿海一带都已有早期人类的活动，这些长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生产方式、文化方式以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这些早期族群已经在分别聚居的不同区域形成了集团并且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在这种多元格局中，不同文化在接触间出现了融合与竞争，使中华早期多元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渐变为“月朗星稀”，并展现出文明的雏形。除了文化本身的融合外，一些区域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与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员迁徙有关系。例如，已经进入文明初期的良渚文化的衰亡，大概是受到水灾的影响。从1936年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以其保存完整的宫殿、墓葬、祭祀体系等实证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是，大约在良渚文化晚期，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受到了严重的海侵。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淤泥、泥炭和沼泽层。这些证据充分说明，良渚先民受到了大洪水的威胁，良渚文化的文明因子没有发展下去，很可能是受到水灾的严重影响。继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虽然部分继承了良渚文化，但是明显出现衰落和断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都使得黄河中下游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汇聚和发展延续的中心。黄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和黄河下游的文化类型，以及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在交流、冲突中出现相互渗入的情况。这一过程中，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演变为河南龙山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分地汇入龙山文化中，融合成为具有共同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一个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下，社会人口缓慢增长，城邑兴建逐渐开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区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状态，与夏商周王朝文明相比，可称为邦国型文明。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而从邦国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间开始出现有记载的战争。战争加剧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也加速了阶级的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朝，中国历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突出反映夏文明特征和发展高度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充分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并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形成一个二里头文化圈。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和礼制向四周传播，正体现了“九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围的邦国和部族所接受，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不断对周边产生文化影响力。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从文明萌生到王朝文明出现，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部分早期“中国”的国 家形态及其特色LOGO

夏王朝在诞生和扩大的过程中，与处于其东方的“夷”进行过战争。夏在夷夏之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是继夏而起的商部分继承了东夷人的文化，并和夷人结成了军政同盟，在夏商之争中获胜，建立了商王朝。《左传》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竹书纪年》记载：“商会诸侯于景亳。”“景亳之会”是商汤联合东夷诸族的一次会盟活动，经过“景亳之会”，以商人为首、联合东夷诸族组成的联军一路向西，进入二里头，倾覆了夏王朝。后来黄河中游更为靠近西部的周人兴起，又继承了商的天下。可以说，东部与西部的政治对峙成为夏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推动力。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夏商周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是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是更为主要的。三代的迭代和交融发展到西周时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形态，在民族发展上也形成了一般所认为的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并在文化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西周国家为典型的中国早期国家，突出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国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民族构成上呈现为多个族群的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古代中国人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天的下方。这种对“天”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反映着并且要服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也会导致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夏商周三代，随着“天”和祖先神的结合，逐渐产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尚书·商书·盘庚》“予迓续乃命于天”，说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大盂鼎铭文》）说的是周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商代是“天子”思想的萌芽期，周代则更为明确地体现出这种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同时，认识到“天命靡常”，所以周人不完全将血缘而是突破性地将“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另外，通过商周革命，周人也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体会到民心向背可以决定王朝的兴衰。于是在政治理论上，周代相较于商代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创新，形成了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政治思想。在政治合法性的探索上，中国古人没有诉诸神权，也部分地摆脱了血缘的束缚，使早期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基于德行政治理念的世俗国家。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在构成国家基本框架的政治体制方面，周王朝有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宗法制，二是分封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国家权力，并以具有等级制的礼乐制度作为其外在体现。宗法制主要处理的是姬姓家族内部的关系，周天子作为天下大宗，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是所有姬姓的宗主。周天子去世后，其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则分封到各地为诸侯，各诸侯也以此类推，从而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金字塔结构。显然，宗法制在中央地方权力分配角度展开就是分封制，不过在分封制实行过程中，除了姬姓的诸侯，还有不少异姓诸侯。比如，商人的后裔在商朝覆灭后，周人为不让其宗祀灭绝，先是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殷，以奉宗祀。周武王去世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周又封纣王兄长微子启在商丘，国号宋。另外，还有在商周战争中支持周的一些部族及功臣，在周朝建立后，周天子也对其进行了分封。可以说，西周建立之初，通过分封制，形成了以姬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共同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格局。《尚书》中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的就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共同塑造的家国一体的国家构成模式，这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礼乐 制度 而礼乐制度是家国同构的国家政治体制在文化制度上的外化，《周礼》就规定天子可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到了东周，周天子权力衰微，各国诸侯开始出现礼制上的僭越，在当时的郑国后来考古学家就挖掘出了九鼎，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则是楚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鲜明表现。因此，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总结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周代走向没落的过程中，礼乐制度的崩坏是周代金字塔式的家国同构政治体制解体的反映。但是，即便在周朝的政治体制瓦解之后，家国一体的特征某种意义上通过孝—忠这一对辩证统一的价值观延续下来，尤其是经过儒家的阐述，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定与成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礼”作为标准来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早期民族思想，作为方位概念产生的“中国”也开始与“华夏”相融合，成为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一个铸造于西周成王时期名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中，这里的“中国”指天下之中、西周中心之地洛邑，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所指代的范围逐步扩展，也从空间方位概念转变成古代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开始代表具有族群指向、更强调血缘的“华夏”。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子不仅是一种爵位的称号，更代表着楚并非是华夏、并非是“中国”，到熊绎的孙子熊渠时，他还明确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也并不认同楚属于“中国”。

中国 由来 通过姬姓诸侯国与异姓诸侯国的联姻，“华夏”的血缘共同体在不断扩大，“中国”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如楚国等原本自认为不是“中国”的诸侯国通过对华夏文化的学习吸收，自觉认同华夏礼乐文化。如《孟子》里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楚国人陈良出于对周公孔子之学的仰慕，前往北方学习。从而将原初具有深厚血缘意义的华夏转化为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华夏，使得华夏或者说“中国”成为一个政治、文化上的多个族群构成的共同体。“中国”扩大的过程鲜明展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到了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随着将周王朝诸侯国囊括进“中国”的范畴，“中国”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战国时，“中国”已成为列国全境的称号。可以说，周代已经是包含了多个族群的统一国家。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第三部分周秦之变和 “大一统”国家 的形成与演进LOGO

随着周天子权力的衰微，诸侯争霸，中国实际上陷入分裂，但是重新统一、建立新的秩序的追求并没有消失。诸子百家思想，虽然实现途径不一，但都反映了对新的国家蓝图的构画。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要去改变随着春秋以来周天子权力的衰微和诸侯力量的强大而展现出的周制的缺陷，从而解决天下战乱不止。法家思想正是要完全从周制的反面去解决统治失序的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君主权力集中、中央统治有力、社会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秩序。 周秦之变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

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在历史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等一系列不同于周代政治制度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萌芽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国家基本的制度框架。周秦之变，打破了世卿世禄，充分激发了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同时也解决了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分权问题，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并分配了中央地方权力，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周秦之变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

秦制为汉制继承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文化。董仲舒把《公羊传》中的“大一统”之意加以发挥，形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大一统”的三大要素：空间疆域上的统一，时间上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换，以及帝王德行的保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不断丰富，构成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土壤。通过对秦制的继承和调整，加上统治西域的现实政治格局，汉王朝形成了一套基于“大一统”思想的多民族统治格局：内层的传统“华夏”之地、中层的其他族群聚集地区、外层的以当时的朝贡方式维系的其他部族集团，巩固和稳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和大致疆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周秦之变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隋唐时期中国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出兵击突厥，贞观四年破东突厥，原属于突厥所控制的西北一带部族归附唐朝，唐太宗称“天可汗”，以此身份统御北方游牧民族。唐代皇帝同时又是“天可汗”的多元领袖身份，并以“天可汗”统御北方诸部族的体制，是真正在统治管理多民族国家当中发明的一种新的制度。“天可汗”并非仅仅是唐太宗所拥有的称号，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初年，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仆骨）是铁勒部九姓之一，其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部总共数十万人攻唐，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回纥等大吃一惊，说：“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郭）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旧唐书》）可见，即使是安史之乱后，虽然因为唐中央权力衰弱实际统治力量不足，但北方游牧民族仍然认为唐朝皇帝就是天可汗，这种多元领袖身份作为一种制度依旧获得认可。周秦之变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

随着唐代的灭亡，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北宋恢复了中原的局部统一。整个辽宋金时期，是汉人政权和契丹、党项、女真人所建立的政权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对峙和更迭。辽的特别之处在于，首次以非汉人统治者的政权，同时统治一部分传统汉人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于是，产生了使用两种管理体制的统治方式，也就是《辽史》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二元的治理方式，有将契丹原有统治区视为牵制汉人的政治资源的原因，但是也为中央直接管理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周秦之变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