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振兴重要论述蕴含的哲学意蕴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强国建设，多次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既是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精神保障。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多次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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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与“铸魂”两手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乡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要实现全面振兴，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生活的富足，还要聚焦精神生活的富有，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其中，物质富足是基础，可以为精神富有提供强大的物质前提和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也反复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见，物质富足是精神富有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精神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地受制于物质，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可以为物质富足提供一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塑形”与“铸魂”两手抓

为了“塑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完善乡村水、电、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深化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等。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塑造了村容村貌之“形”，乡村“颜值”得到很大程度提升。有了“颜值”，还要提升精气神，铸牢“文化魂”。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农村的发展不单是产业发展，不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生活也要搞好”。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着重强调精神文化生活，着重强调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小康社会顺利建成，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提升，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就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状况来看，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短板。一、“塑形”与“铸魂”两手抓物质和精神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既要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塑形”，同时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铸魂”。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补齐这一短板，在推动乡村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更要注重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进而使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为了“铸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一是大力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根基，包括建设文化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文化礼堂等。二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方向引领。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的主要内容。三是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现代文明理念。自2019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评选工作，评选出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四是保护传承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把住“根脉”。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在这些政策文件中，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都有专门论述，为保护传承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一、“塑形”与“铸魂”两手抓

“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不同的乡村在历史渊源、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生活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导致很难用统一的政策和标准去建设整齐划一的乡村文化。针对这一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普遍要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强调坚持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尊重乡村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我国乡村文化发展实际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二、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不仅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同时，矛盾又具有特殊性，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即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也各有不同的特点，这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也是世界上诸种事物存在差别的内在原因。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一切从乡村实际出发，充分尊重乡村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注重地域特色，科学把握乡村文化的差异性，分类推进，做到因地制宜、因村制宜，“一村一策”，使乡村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切忌“一刀切”“一风吹”、千篇一律、统一模式。关于这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和颁布实施的规划条例、法规方案中都多次加以强调。例如，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二、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强调，要“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在《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提出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文化产业特色乡镇、特色村落建设”“塑造‘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一乡一景’特色品牌”。在《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再次强调：“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充分尊重乡村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特征的基础上，坚持分类指导、因村制宜、突出特色、精准施策，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二、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统一

中华文明悠久绵长，孕育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乡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梁漱溟曾明确指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就在乡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因此，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重视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否认，植根于悠久历史文明中的乡村文化有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乡村文化基本特征和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时空坐标，明确提出要对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要对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的科学思维方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文化作为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之下，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当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文化中的有些内容和表现方式就会不适应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存在，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存在，这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的科学思维方式。辩证否定通俗地讲就是扬弃，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恩格斯在讨论哲学扬弃时曾明确指出：“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也就是说，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要予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则要克服和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被继承和发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本身是具有继承性的。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可见，对于乡村传统文化，我们不可能脱离历史一脉相承的连贯性而彻底地加以抛弃，而是要在否定的理解中肯定其合理成分。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对其加以全盘接受，而应在肯定的理解中对其不合理成分加以否定，毕竟乡村传统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时代、社会制度和认知水平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新时代特征不相符合的因素，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对于这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内容，必须加以坚决抛弃，切实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当然，无论是“扬”还是“弃”，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激活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包括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契合时代特征和要求的现代化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通过“文化＋”产业、旅游、服务等，将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等。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协调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把舵护航。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政府仅仅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引领者和组织者，它可以引导和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但不能越俎代庖，大包大办，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还应该是农民。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正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乡村长期生产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从一定程度上说，乡村文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文化。费孝通曾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农民是本土乡村文化的亲历者和创造者，理应成为其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力量。如果脱离了农民，乡村文化就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传承和发展。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四、“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协调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文化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内容，毫无例外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立者，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而政府主要是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是乡村文化振兴顺利推进的外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由于敏锐地洞察到了人民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客观规律，才一直强调农民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为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顶层设计力度。四、“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一再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这既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运用

一是积极培育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调动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使广大村民不再被排除在乡村文化建设活动之外，不再是乡村文化建设活动的“看客”，而是切实地转变为建设者和创造者。 二是加强乡村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村民文化需求反馈机制，给予村民充分的文化话语权、表达权和选择权，全面了解和把握村民的实际文化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菜单式”“订单式”文化产品和服务，破解乡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失衡难题。 三是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人力支撑。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把外流乡村文化人才“引回来”；大力实施乡土文化人才培育计划，包括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支持乡土文艺团组发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文化能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把本土乡村文化人才“扶起来”；等等。四、“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振兴重要论述蕴含的哲学意蕴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