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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廉政党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奋斗史，也是一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史。五四运动以后，党派组织的成立更是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58名党员令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当时这么小、没有多少人注意的一个党派后来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近9000万大党的中国执政党。从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在残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脱颖而出，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贯从严管党治党，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为了生存、发展、壮大，完成肩负的使命任务，共产党自成立后就严格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信仰坚定、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不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并使之科学化制度化，尤其是严肃处理党内腐败分子。五四运动读过《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的都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组织、新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仅北京、上海两地就先后成立了300多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团体，全国各类团体达到了600多个。

我们党1921年7月诞生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行为作斗争。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党于1922年4月,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委的前身，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构。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为了解决惩治奸商、消除官僚主义、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国家计划经济健康发展，我们党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场反腐败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持续时间较长。可以说，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记忆犹新。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主席亲批斩杀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后，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初步探索出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1952年春节刚过，发生了解放初期震惊全国的宋德贵贪污事件。首都北京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公审贪污犯大会。在这次会上，大贪污犯宋德贵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规党法，并决定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是从严治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位厚植执政的政治基础、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高度，更加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剑指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整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强化党的建设，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其间，中央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不断上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发条。同时，中央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先后开展了12轮巡视工作，实现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截止目前，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又开展了五轮巡视工作。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围绕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布局，中央抓党的自身建设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严、更紧、更硬，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时代特征。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根本遵循。继而，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推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和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党不仅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还有善于自我革命的智慧。近百年来，党坚持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把自我革命内化为党员干部的“心学”，不断优化实现自我革命的体制机制，对腐败零容忍，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强调从严治党，达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管党治党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一个最大优势。

第二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系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为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以救国救民和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现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祖国统一与民族振兴。习总书记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4亿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廉政党课要实现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和伟大奋斗目标，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无以替代，党作为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责无旁贷。苏共跨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充分说明如果不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不仅难以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而且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所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决不是一句老生常谈的空话、套话，而是源自党对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是党对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及其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的高度自觉。全面从严治党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我们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两个大局。如何理解这两个大局？我们说自19世纪中叶中国的闭关锁国是“屈辱世纪”的开始，之后将是一个“复兴世纪”，通过21世纪的全球化、技术变革和知识社会，直到2049年恢复“历史常态”实现复兴。

球化、技术变革和知识社会，直到2049年恢复“历史常态”实现复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我们中国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秩序哪，按照我国战略大体基于三种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要建立一个多极化的、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美国在其中将不再是主导力量。这个想法外媒评论是，中国将试图重新获得它认为永远不应该失去的地位，尤其是在亚洲。因为中国领导人早在2014年就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第二个想法是，要建立一个多边化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确定全球议程，而是由协商一致确定。这个想法外媒评论是，中国试图以系统的方式，将自己的话语融入联合国的决议和其他文件中。第三个想法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接受不同形式的政府。这个想法外媒评论是，中国希望出口一种经济模式，该模式对主权原则的维护不作任何妥协。

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攻击，摧毁我们的信仰、民族精神摧毁我们的信仰、民族精神。（：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中国加入WTO，当时西方很多人认为，这是“约束中国”的阶段正式开启，他们认为，中国融入国际舞台，将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促进政治自由化。

二是在经济上制裁为了维护世界老大的地位，防止自己在科技界地位受到威胁，对我们打了货币战、贸易战。这两年以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战，不断挑衅滋事，使得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截止目前，美国已经确定的“实体清单”上，已经有超过275家中国企业，9月初，又把目光投向了我们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当然，我们国家强烈反对，也采取自己的措施，给美国相对等的制裁，但是对我们国家企业来讲，上了这个实体清单是一件很可怕的是，为什么哪？因为上了这个清单，就像是给这个企业下了份死刑通知书，可以瞬间让企业坠入地狱。）继对中兴通讯打压之后，美国不断对我国华为等实体企业进行制裁，

三是在政治上打压鼓动台湾独立，在新疆、西藏闹事、香港闹事，搞独立，前段时间对我国领事馆进行限时关闭，对多名涉及南海人工岛建设的中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等等。前两年，挑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不停找事，今年又挑唆印度对我国118款APP进行禁用、在加勒万河谷制造军事冲突等等，针对美国不断挑衅滋事，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两国两军关系，我国国防部有力回应，一是反对，二是不拍，中国既不会随美起舞，也不会任美胡来，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家看到，2017年我国搞了朱日和建军90周年沙地大阅兵，2019年搞了建国70周年大阅兵。四是在军事上挑衅

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经受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面临的“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挑战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种意识”的任务也是持久的、繁重的、艰巨的。所以，各种考验、危险、问题和挑战，也倒逼我们必须强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团结统一，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

第三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要求

1945年7月4日，**主席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延安窑洞对话”，成为党史国史上一段佳话。1945年7月1日，时年67岁的黄炎培与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在延安“破冰之旅”访问了五天，与**主席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内容。7月4日下午，**主席与黄炎培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畅所欲言，谈古论今。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延安会谈记录》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 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星移斗转，人间沧桑。七十多年过去了，两位政治家的“延安窑洞对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的考问，留给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诸多的思考和警示，昭示我们必须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义。”“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全面深化改革，“自己改自己，刀子很难切下去。”“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忘初心，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继续前进。我党在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共产党一党独大是我们党情、国情的现实，西方政党已沦为争夺集团利益的工具，相互掣肘频频造成国家机器“停摆”，及其所谓的“民主选举”的乱象，表明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三权分立不符合中国国情。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因为党处于执政地位就忘乎所以，因为自己手中掌握着一些权力就“任性”乱为，如果我们党放松、放纵了对自身队伍的纪律约束与严格管理，信马由缰的结果，很可能是跌落悬崖、车毁人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8779.3万党员、436万个党组织（2019年底统计数字）的大党，党员人数相当于欧洲最大国家德国的总人口。但人数多并不代表力量就大，体量大并不一定战斗力就强。

尽管我们党提出要实行“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并在《监督条例》中设“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一章专门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但正如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我的理解，我们这么大一个拥有国家重权的执政党，如果不能管理和约束好自己，寄望于人民群众、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司法部门等的外部监督约束，将是缺乏力度、远远不够甚至比较苍白的，所谓的人民群众监督，很可能会变成俄罗斯老百姓在看到苏共党旗从飘扬了几十年的克里姆林宫上空被扯下来时的冷漠眼神和无动于衷。所以，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根本的立足点主要放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上。否则，若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党就难以跳出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对”中提出来作为对我党警示的“历史周期率”，迟早会丧失执政地位，这决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