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今天我以《加强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为题，给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有关问题。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内涵十分丰富。下面，我主要从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党内监督的内容和特点、充分把握党内监督、如何落实党内监督等四个方面，和大家谈一些看法和意见。一、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党内监督，就是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依据党章和其他重要的党内法规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要实现肩负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监督，始终保持赤诚初心和旺盛斗志。关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这里就不再多讲，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使同志们有个清晰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政治和历史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党内监督。（一）国外党内监督的发展变化党内监督的思想，早在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被提出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其中“监视”一词，就是监督的意思。1864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撰写的章程和条例中，强调了总委员会具有一个基本功能，即“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的党内监督功能。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加以干预”的党内监督思想和功能，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作的“加以监视”规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时期，党内监督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并得到广泛、有效贯彻执行。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要“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1917年7月，苏共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监督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等。由于中央检查委员会还只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设机关，不可能有效地对整个党中央特别是对党的高层领导实行检查监督。因此，列宁在1920年9月苏共九大上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并提出“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同志组成”。1921年3月，苏共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1922年3月，苏共十一大又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了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除了党的监督机关外，在苏联国家机构中也设有政府的监督机关。1917年11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设立的3个人民委员部中就有国家监察部。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并在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上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两家合署办公，开创了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可以同时加强对党政工作及其党政干部的监督。在列宁执政期间，得益于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苏联“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苏共党内民主生机勃勃、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有力有效，并取得了夺取政权、保住政权、巩固政权的一系列胜利。斯大林成为领导人后，苏共党的监督委员会的职能逐渐缩小，独立性也逐渐丧失。苏共十七大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在领导体制上局限了对党的执行机关本身及其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为了集权的需要，斯大林对列宁创设的监督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变，逐步建立、发展起一整套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内监督运作机制，党内监督机制中的“集中”功能被极端强化，而监督本义上的“民主”功能则被极端弱化，由此给苏共乃至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深刻感受到苏共政治运行中的严重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把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积极有效地向前推进，导致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此时苏共的威信严重下降，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监督体制也已无法发挥任何作用。1991年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苏联共产党1898年3月成立，1917年11月开始执政，最多时拥有2000万名党员，但却于1991年12月丧失政权，同时苏联解体。这与苏联共产党由早期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到后来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弱化乃至于形同虚设的嬗变，造成干部任用失去监察、领袖专断司空见惯、个人崇拜蔚然成风、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不无关系。惨痛教训令人警醒。（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发展历史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党内监督是我党一贯高度重视的政治任务，并与党的建设一直相伴相随。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共15条，其中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就有2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7年，党的五大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党内监督专门机构。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专列“党的监督机关”一章，明确党员的监督权利，并具体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办法、任务和职权。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创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已成为党内监督的有效方法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等党内监督思想和制度，为党执政后开展党内监督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党夺取政权在全国执政后，更加重视党内监督作用的发挥。1949年11月，建国后的第一个月，党中央就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制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定了监察委员会“双重领导体制”。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同年，**同志作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的重要论断，并在1980年更加深刻地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两个最重要”的论断，使全党对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探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方式方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党内监督工作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重新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设置、职权、任务等都作出了新的规定。2003年 12月，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成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制度措施，为新时期的党内监督指明了方向。党中央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政治局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内部监督。同时，不断创新党内监督制度和方式，加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特别是党委监督和纪委监督，推进巡视全覆盖和派驻全覆盖，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试点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不断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顶层设计，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法规，将党内监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为一贯重视党内监督，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对此，大家一定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行动强化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党内监督内容和特点党内监督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把握党内监督，首先要把握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共8章、47条、6600余字，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第一章是总则构成第一板块，主要明确了立规目的和依据，阐述党内监督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以及强化自我监督、构建党内监督体系等重要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构成第二板块，是《条例》的主体部分，分别对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等四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监督制度作了规定。第六章至第八章构成第三板块，强调各级党委要支持和保证其他监督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监督，对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协调衔接作出程序性规定，并就分类处置、整改落实、责任追究、监督者和监督对象的权利保障等作出规定，对党组织开展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条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需要我们重点理解和把握。一是突出尊崇党章，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也是开展党内监督的根本依据。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18处提到“监督”，对坚持民主集中制、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等提出原则要求。《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相关要求细化具体化，突出强调党内监督的政治性，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章党规党纪、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情况强化监督，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问题。二是突出“两个围绕”，强化担当精神。“两个围绕”，即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目前，党内监督存在的各种问题同监督责任没有落实有很大关系。《条例》坚持权责对等，以监督责任为主轴，依据党章对党的工作主体的划分，明确了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等监督主体的监督责任。尤其是专章规定“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充分体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突出强调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明确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等等。同时，还规定了党的工作部门监督职责。《条例》对监督发现问题和线索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对纠错、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着力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这些规定构成了党内监督的严密体系，既有实体内容，又有监督保障，有利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扛起主体责任，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党内监督落到实处。三是突出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当前，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按照从严的要求，把民主集中制真正严格起来、执行下去。强化党内监督必须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条例》通篇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总体要求，既强调党内监督的权威和责任首先来自于党的组织，要正确集中，强化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监督责任；又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同级相互监督和自下而上民主监督作用，实现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四是突出“关键少数”，重点盯住一把手。这是由领导干部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作为“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将会对所在地方或部门产生良好引领带动作用。反过来讲，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对党造成的损害更大，影响更为恶劣。《条例》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强调领导本身就包含着教育、管理和监督，有领导权力就要负监督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因此，在《条例》中，明确把“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要求“加强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