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领域改革的艰辛探索与伟大实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开启。我们党领导农民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珍惜这一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将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领域改革的艰辛探索与伟大实践，分析农业农村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演化逻辑，有助于更好应对“两个大局”中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农业农村改革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底色。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创举是农业农村改革的一声春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以正式确立。面对第二轮承包中出现的农民承包土地代际传递、细碎化和长期投入不足等新问题，中央参考贵州湄潭农村改革示范区经验，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强调保持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的要求。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国家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新并建立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偿退出等各项改革措施。

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为避免价格放开带来的社会冲击，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农业价格双轨制改革。随着农产品供给的充裕，国家不断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农业经济于1993年底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伴随农村流通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农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经营方式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农业产业化和企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在山东等地区形成了“公司+农户”的制度雏形。党的十八大以来，面临谁来种地、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衔接等问题，中央接续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现阶段，农业强国建设需要以“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为目标，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

完善农村产权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一些农村集体产生了大量土地非农收益，催生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集体股份合作制开始兴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先后组织开展5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保护农民的集体资产权益、激发农村资源潜力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长平稳，但仍存在产业发展不充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集体所有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放活资产经营，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改革以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重点

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的基本原则。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外流，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弱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从2013年起，中央决定持续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2018年，中央正式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实行“一肩挑”。2019年，国家推动全国乡镇、村集中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新征程上，要继续发挥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有效机制，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不断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乡村自治机制。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标志着我国村民自治体系的基本形成。村民自治制度在新时代有新的要求：一是推进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二是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进村民议事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志愿者服务队等各类社会组织更多参与乡村治理。三是创新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切实有效的基层实践。四是探索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搭建“互联网+”乡村治理线上平台，提升村级事务管理智慧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