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论”学习资料汇编
毛zd“两论”学习资料汇编整理时间：2017年9月23日目录一、全文 2《矛盾论》全文 2《实践论》全文 45二、解读文章 62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62黄承梁（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70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84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实践论》《矛盾论》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91刘志兵（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 ）：“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98赵家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138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联及时代价值 146陈世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三种视域 161李俭 言实（宣讲家网）：《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作用永放光芒 175于永军 言实（宣讲家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章 188新华日报人文周刊：怎样学哲学用哲学？来听听张一兵、陈先达、韩毓海怎么说 197重庆日报理论头条公众号：打开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正确方式 210余秋里：【淘史】大庆石油大会战时，党员、职工怎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 217二、心得体会 228《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28《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32《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34《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38《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41《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44《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249《矛盾论》学习感悟 252《实践论》学习感悟 255一、全文《矛盾论》全文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著)。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评语：即毛zd后来所说的“一分为二”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评语：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用联系的、变化的、运动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的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著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评语：但是温度太高了鸡蛋就熟了，温度太低了就冻成冰疙瘩了。而且鸡蛋还不能磕碰。有些动物偷鸡蛋......要想人工孵出小鸡来，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著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著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著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著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评语：在实数范围里，不仅有正和负，还有零。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评语：核辐射有三种射线：阿发、贝塔、伽玛射线。电有阴阳之分，光无阴阳之分。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著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著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而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著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著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著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著。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著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著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著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著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评语：毛zd所说的事物的“全面性”也就是事物的“两面性”，人们常说硬币有两个面，就不符合事实，我认为，硬币就有三个面，不仅有上面下面，还有一个侧面，一角硬币侧面是光面，一元硬币侧面光面上有“RMB”字母，一分硬币侧面是锯齿状。再说，魔方就有六个面，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就有72个面。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著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合作，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著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破出来之后，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述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著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了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著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联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它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著复杂的情况。 当著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著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著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的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著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著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著，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则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著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著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著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著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著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著。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著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研究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著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著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著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们心目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著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又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著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著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著赞成抗日。矛盾著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著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著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著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斗争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东西，互相联系著，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他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之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就不能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著，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著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不断地是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著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有著绝对的东西”。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著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著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著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著，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著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著。”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实践论》全文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⑵。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⑷，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⑸。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⑹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⑻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⑼，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⑽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二、解读文章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核心提示】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今年是毛zd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zd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zd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1、“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zd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zd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他领导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zd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zd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zd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zd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3、“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之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两论”最初是毛zd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zd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重要价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黄承梁（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后文简称“两论”）是毛zd哲学思想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成文于1937年7、8月间毛zd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演稿。“两论”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历史性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深化、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石，教育全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以问题导向抓主要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今年是毛zd同志“两论”发表80周年，重温这两篇历史性巨作，对于处于“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竞合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转折点期的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典范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了解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有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间的环境问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自身本身孕育着的对生态环境的天然破坏因子是其主因、内因。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许多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现在再补回去，问题积重难返，所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超出理的想象。一是我们首先面临发展阶段的瓶颈，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向环境污染宣战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5%，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已达到63%。当前我们仍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资源、能源需求旺盛，排放量和转调控总量都很大。二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跑得太快，唯GDP论盛行、为硬发展让路，总是企图“弯道超车”。现在自然禀赋的硬约束凸显出来，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显现，人民群众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不仅如此，还要看到，“弯道超车”这种本身就不科学的“快赶硬上”，惯性力量仍然很大、在一些地方为政者里眼里还很有市场。三是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康芒纳所指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当今世界，一些所谓新的生态环境技术，本身也依附着潜在的、不可控的风险和“恶”的基因。如同当前西医对人体的医治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器主义泛滥、过度治疗一样普遍，发达国家和我们，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以“一物降一物”的工业线性生产模式，一部分设备进行产品生产，一部分设备进行废弃物净化处理，资源能源二次消耗和二次环境污染的比重很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缓解。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变化的根本动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至少有这样两点启示：一是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本身也是历史地、实践地，具有社会实践探索属性。只要有人类的活动，就会产生环境问题。客观看待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固然时不我待，需要立即行动起来，但只是机械式地“一刀切”，在任何领域都披上环境的外衣“来一刀”，恐怕将来也要后悔。全社会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需要一份理性和适度的淡定与从容，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二是要积极反思、全面审视我们环境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相比，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要从实践的实际成效，切实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走向现代化，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不能口号喊得震天响，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扭转。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毛zd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在秒新分异的现代信息社会和互联网+风起云涌、翻江倒海的时代，“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不是一句空话。但确实出现了毛zd同志在《实践论》中所称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不仅仅体现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为政者的“懒政”、“惰政”层面，如单纯依靠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以会议文件落实会议文件，因而造成管理水平教条、机械、僵化，管理中的一刀切行为十分普遍（据说在近期中央环保督查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去给农民两亩三分地玉米脱粒机贴封条的现象）；也体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个别网络大V借一两个环保事件否定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成就。毛zd同志写“两论”，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基此，中国革命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别于一般学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因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美丽中国”也是这样，东西部、南北之间、西部和西部之间，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基于真正了解中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善理论、制定政策、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31年至1934年，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毛zd同志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或许也存在并表现为这样几种主义。一是教条主义。这即如前文提及的一刀切、懒政、惰政。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央环境督查工作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全面落实和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变相的、曲解中央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如简单了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强拆了之。毛zd同志说“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从历史长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处在由工业文明向后现代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前夜。拥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有赖于重大生态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绿色化的国民经济产业基础（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以及一系列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的保障和完善。这条发展道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决消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一些过去以大肆损害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顽固派”、“既得利益”，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对于这些拒绝绿色发展时代潮流、拒不转变粗放生产方式的传统“大户”，倒是需要一刀切下去的。三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社会环境载体。过去我们往往将生态环境污染的大帽子放在企业身上。现在看来，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群众实现衣食住行的绿色化转向，转“一点点”就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惊喜。如有统计数据指出，2016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亿件，并连续6年每年增长超过50%。快递一年用的胶带可绕赤道425圈。又如快餐外卖，以我国若干外卖平台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天订单量大概在700万单左右，一单仅按一个塑料袋计算，其数量就惊人。党中央近年提出“转变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时时、事事、处处讲生态文明，这是有的放矢。特别需要指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会议很多，参加会议的人多为生态文明界专业人士。理论上说，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多独特的价值思考和以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特有方法，并更加注重知行合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如动辄到星级酒店开会、坐而论道、远离实际问题，这是有问题的。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要以知行合一精神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精神。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观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相继建立,人们都期待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和建设一个绿色发展的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见或可参阅：第一，要解放和发展人作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要由“人”来建设。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身父母，也是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最终归宿；大自然不仅持续不断地哺育过我们的祖先，还要替我们继续哺育我们的后代及至后代的后代。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丰裕的今天，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自觉转向，可能更符合中华民族先贤对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期望，中华先贤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风骨，终究是我们安身安命、与天地为三的精神仰望。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过去我们不断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致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只有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使自然价值参与到人类劳动的分配格局中来，我们才能够迎接并引领人类向着绿色经济的巨大变革前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丽中国梦前行。 二、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即是说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身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人类“明于天人之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在神秘、旷野的自然时空下，同其它动物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几多惊悚、几多悲壮。火的意外发明、石器的使用，才使人类逐步进入“人类纪元”的时代，那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亘古未有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挖掘地球的“战斗力”，创造了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积累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人类世”的时代。在这里，“人定胜天”占了上风，人类暴殄天物，但短短二三百年间，就使人与自然高度紧张。正是出于应对这种挑战，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之成为具有西方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迅猛、快速发展后，由于能源资源消耗过快，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传承和植根于古老东方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土壤，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思想中国化，科学判断和预见人类文明发展走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这将是一个“生态纪元”的时代，是生态文明的大时代！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关系范畴。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并基于此定位和方位，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并发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社会总动员。另一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动态变化的。尽管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主要矛盾，但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基本国情”。发达国家一两百多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特点。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形式也出现了变化。30年前人们求温饱，现在要环保；30多年前人们重生活，现在重生态。特别是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可以说，作为执政党，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中的期望，并且顺应这种期待。基此，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矛盾。指出：“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对解决这一矛盾的战略考量。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使人类商品迅速丰富，缺陷是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急剧加速，而前者正是通常被人们忽视、却被西方国家主导了近200年的所谓文明优势。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恰如美国的政治理论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离历史性的转折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断然不必妄自菲薄，相反，我们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能够重塑和重构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给予必要的历史敬重和时代自信。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基于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更高的竞合性和内在一致性，两者或对立，但生态文明要主动完成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以历史性姿态引领人类新文明的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把学习毛zd同志“两论”与学习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结合，不断开辟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zd同志“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党的开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两论”整体是立破并举的姊妹篇，一方面，《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本身也在讲《矛盾论》；另一方面，《矛盾论》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如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等等。因而，“两论”又在整体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工程。 尤其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号召全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zd同志著作篇目，“两论”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党的十八大到即要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分别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特别是着眼增强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实际本领，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纵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全景全貌，特别是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生态红线”等战略范畴，无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的集中体现，无不与毛zd同志“两论”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和建设者，要善于以毛zd同志“两论”哲学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下大力气率先打赢人民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战役过程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发展视野中的生态文明智库建设和评价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ZX031；作者黄承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哲学博士）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80年前在延安窑洞诞生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zd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两论”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必须反复研读和运用的经典。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世所罕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搞，从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书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只能从实践中产生。以毛zd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矛盾运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zd同志不仅是革命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他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有很好的哲学修养，提出“普及哲学”的卓见。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评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两论”的思想就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在观念上的反映，也是毛zd同志哲学思想的理论升华和系统化。“两论”充分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但它决不是书斋中的产物，它凝结的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没有毛zd同志那样具有指挥革命战争并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直接斗争的经历，仅有书本知识的哲学家，是写不出“两论”的。 “两论”的诞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紧密相联。长征到达陕北后，毛zd同志抓住革命转变的有利时机，发奋读书，尤其是钻研哲学，总结革命经验，为即将来到的全民族抗战磨制思想武器。1937年5月，他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革命中间的一切错误，无一不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因“七七事变”爆发，讲课中断，唯物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讲课后，毛zd同志将讲课提纲和讲课记录稿整理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虽然只是《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结合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论著。 “两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zd同志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 从人类哲学思想史看，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深刻地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给无产阶级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论断，并强调还需要“说明和发挥”。发展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既是列宁遗留下的两大哲学课题，也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毛zd同志着力著述《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知行学说、矛盾理论，写出全新的论著，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也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实践论》阐述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着重强调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阐述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着重强调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更为重要；阐述了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阐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最后概括总结了认识的根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毛zd同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提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指出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阐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阐述了怎样研究矛盾特殊性，强调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阐述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强调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意义和条件；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懂得这一精髓是真正懂得辩证法及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两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毛zd同志曾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两论”是“三个主要法宝”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两论”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中的大法宝。 “两论”是需要反复精读的经典 经毛zd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提倡，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两论”是中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其基本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历史证明，违背“两论”的基本精神，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不符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践，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zd同志的哲学著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zd著作篇目，首先是“两论”。这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反复精读“两论”，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简单化，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论”不仅是中国的经典，而且也是世界的经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50年12月10日做出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毛zd同志的《实践论》。”同时，《真理报》配发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实践论》，称“作者全面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原理。”“两论”还写进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成为一些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教材。“两论”也为国外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崇和称引，写进了国外多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论”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zd同志在1960年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来源：人民日报）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实践论》《矛盾论》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今年是《两论》在延安发表80周年。毛zd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的精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他写出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实践是发展的,单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创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zd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为什么“不能不写”? 首先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清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为了给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zd根据形势变化,首先解决最紧迫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继之,1936年12月,到红军大学讲授并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深刻的哲学批判,将军事理论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是一本杰出的军事哲学著作,已具《两论》雏形。在毛zd看来,这还不够,还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为了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纠正党的错误路线,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修养。为此,毛zd着力研究哲学,在1937年春夏应邀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因“七七事变”而中断),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两节。 在讲课时,毛zd反复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如果不懂得它,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会犯错误。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他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 由此看来,长征到陕北后,毛zd发愤读书,研究哲学,写作《两论》,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讲授哲学,决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教条主义者用“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对他的诬蔑,也不只是为了彻底清算党内错误路线,而是有更深刻的考虑,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磨制指导抗日战争的思想武器,犹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写作《帝国主义论》而在瑞士伯尔尼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一样。二是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思想理论武装,也为全党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思想理论准备。 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既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又回答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矛盾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还有理论上的需要,是实现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构建一个理论的逻辑体系。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展开“说明和发挥”。 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到了20世纪30年代,完成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毛zd在抗大讲哲学,特别用心写作《两论》,系统地、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就是为了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 再从中国哲学史看,毛zd著述《实践论》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学说做出了科学总结。中国哲学从先秦起就注重知与行关系的讨论,到宋明时期则在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上展开争论,形成了较系统的不同的知行学说。到了近代,孙中山从知行问题入手,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反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毛zd将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推向革命方面,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唯物而辩证地阐明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用“论实践和认识——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题赫然标出,并在文中论及“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些显示出毛zd是在有意识地对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做出唯物而辩证的当代总结,纠正“知行分任”的错误观点,将知行学说提到新的水平。 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主要内容是矛盾学说,即猜测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万物皆有对”、“一分为二”等思想即是。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存在于哲学著作中,而且渗透到政治、军事、道德、文学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毛zd的早期著作看,他熟谙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他的《矛盾论》将中国古代朴素的矛盾学说赋予了现代的内容和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唯物辩证法核心“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由毛zd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这并不是偶然的。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毛zd之所以能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首先是,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为世所罕见(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逐渐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两论》正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辩证法的理论反映。战争是人类矛盾斗争最高形式,也是人类能动性最高表现。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次是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只有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实践,才能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才能对认识的根本规律有深切的理解,也才能著述《两论》。在此之前是难以做到的。 从主观条件讲,毛zd从学生时代起就重视哲学,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他中外哲学著作都读。他手抄恩师杨昌济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手稿)七本,在读十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了一万多字批语,仅此就可见其用心苦读之一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依然“喜研究哲学”,明确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更可贵的是,他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主客观关系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革命规律,指导中国革命。自然,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也有一个过程。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和极端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规律。他还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总结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上述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活的运用。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已初具轮廓。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zd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zd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 《两论》的产生不仅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思想理论准备,而且也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直接相联的。在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zd可以在马背上哼诗词,但不能在马背上写论文。因为论文的写作需有时间进行思考,哲学思想尤其需要沉思。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源于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社会生活,但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而不可能凭空产生。这就需要哲学家有时间坐下来读书、思考。长征到达陕北后,情形起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实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共同抗日的默契,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相对稳定、安定的根据地,可以读书、办学和研究、著述。抗大邀请毛zd讲哲学,直接催生了《两论》的诞生。 毛zd之所以能写出《两论》,是因为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学家和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点。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教材。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学习毛zd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举“需要反复精读”的毛zd著作篇目时,首先列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他指出:“这是毛zd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途中,《两论》依然是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来源：北京日报） 刘志兵（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 ）：“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我党哲学史上两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党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zd哲学思想的精华。在毛zd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学习这两篇经典著作，学习毛zd哲学思想，思考其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的现实启示。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zd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主要有以下四个背景：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世界走向工业化、生产力高速发展，中国因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错失转型的机遇，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从此，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一次次的尝试，付出的是血的代价，得到的是深刻的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王朝封建主义、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资本主义等思想和道路，从根本上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正是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有志之士在黑暗中看到了远方的灯塔，有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送进中国来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呢？这又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处在一个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泥沙俱下。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样也是十分庞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当时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论争过程中，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土壤。 尽管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很有成效，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接受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机械性，主要表现：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还处于零星的翻译层面；二是多为通俗的普及读物；三是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简单介绍而没有中国的实践经验。这样，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可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各种思潮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论争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为毛zd同志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性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成功和失败中开始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上进行理性思考 二十世纪前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时代主题，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有共同性、普遍性，又有差别性、特殊性。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课题是之前的革命者没有回答好的一个时代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课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很好的指导。刚从襁褓中走出、迈向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1937年毛zd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时，经历了两次大的胜利、两次大的失败，血的教训迫使我们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胜利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以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迅速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伐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们党在斗争中把握矛盾的同一性的辩证法的胜利。 第二次胜利是土地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根据地牢牢地扎根在大西北。这次胜利，是我们党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特别是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胜利。 除了这两次胜利，还有两次大的失败。 第一次失败是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一时间，中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中。大革命的失败是我们党成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失败。这次失败使我们党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在不断变化，必须在同一性中坚持斗争性，牢牢掌握党对于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防止和避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毛zd同志后来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大革命失败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第二次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无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斗争策略，绝对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zd同志分析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通过这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我们党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感觉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毛zd选集》第三卷，796页）这推动着我们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刻思考，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所以，毛zd同志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规律。”（《毛zd文集》第八卷，299页）他还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 （三）经过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从哲学层面进行总结、论证、升华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我们党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党内在理论上与“左”右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左”右倾错误的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zd同志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毛zd选集》第三卷，795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压制工农运动，进行阶级调和，提出“二次革命论”，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过分地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导致在实践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是既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不作为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延安整风时，毛zd同志一针见血地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那么，为什么王明不懂中国的国情？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哲学方法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党从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选择受制于共产国际。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都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精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背诵很熟，但食洋不化，背着一麻袋理论书机械地指导中国革命，他们长期脱离革命斗争一线，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不会或者不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犯教条主义错误是必然的。 王明1925年作为一个仅有一个月党龄的21岁的青年学生，被选送苏联学习。六年后，1931年1月即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巴威尔·米夫（王明留苏时的导师）的支持下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当年6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1937年再次回国时，已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以这样的身份回国，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但他长期脱离斗争一线，没有多少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历，更要命的是，他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毛zd同志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地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只唯书、唯上的做法，必然对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有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的经历，毛zd思想的正确性才逐渐在党内立起来，“左”右倾错误才逐渐被全党所深刻认识。这时候，从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总结、论证、升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清算曾经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批判错误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阐述中国革命应选择的道路，指明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水到渠成了。而《实践论》《矛盾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任务，这更是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红军长征，战事紧张，虽然对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没有时间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进行彻底的解决。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候，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上思想不统一，教条主义抬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避免出现类似前两次的失败呢？这在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党从哲学上做出回答，以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指导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是毛zd同志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正如毛zd同志所说，它是“适用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毛zd文集》第八卷，109页）。 （四）毛zd同志进行了充分地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系统哲学思想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 在《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里，还有一个毛zd同志个人的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条件。《实践论》《矛盾论》也是毛zd同志本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他从1921年到1937年经历了16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领导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役战斗，经历了与“左”右倾错误政治路线的斗争，受到过排斥打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又非常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这也是一切革命导师的共性特质。 毛zd同志思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凡是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且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毛zd同志就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神。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zd同志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 由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毛zd同志开始大量地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并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的问题。《毛zd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zd同志读的十部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其中有8篇都写于延安时期。 开国中将郭化若同志回忆说：“有一次我在毛zx办公室内，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时候我初步理解到毛zx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郭化若《学习与回顾》） 毛zd同志还组织了在陕北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组成哲学研究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看到毛zd同志学习哲学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把学习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的著作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为了就某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 正是在这些理论准备基础上，毛zd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地系统化、理论化，到1937年就创作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以上四个方面是《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主要背景。 这两篇文章最初是毛zd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稿的两个章节。1937年毛zd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从4月开始，每周二、四上课，每次讲4个小时，一共讲了100多小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派人做了记录，整理了讲义，即《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提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版过近20个版本。《实践论》《矛盾论》讲授的时间分别是1937年的7月和8月。《实践论》是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第三章三个法则中的第一个法则“矛盾统一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zd同志几经修改、校阅，《实践论》于1950年12月先被译成俄文，在苏共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同月在《人民日报》发表，1951年10月放入《毛zd选集》第一卷；《矛盾统一法则》章节更名为《矛盾论》，于1952年3月放入《毛zd选集》第二卷，1952年4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1962年《毛zd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移入第一卷，成为姊妹篇。 二、《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贡献 在谈《实践论》《矛盾论》历史贡献时，我们先回顾一下其主要内容。 1.《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阐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相互关系问题的。 毛zd同志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核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重点剖析了曾经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党内主观主义者的认识论根源，坚持和发展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哲学基础。 全文可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1-5段），阐述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主要的观点有：反对旧唯物论，坚持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认识也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二部分（6-19段）：阐述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主要的观点有：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第二次飞跃，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认识开始于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反对教条主义；认识有待深化，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反对经验论。 第三部分（20-25段）：认识运动是无限发展的过程。主要的观点：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落后于实践是右倾机会主义，开历史倒车，超越了实践是冒险主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结语（26段）：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进行了概括。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2.《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专著，有一个引言、六个部分和一个结论。引言说明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的重要性以及不得不涉及的广泛问题。然后，分六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论述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最后有一个结论。 第一部分，两种宇宙观。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宇宙观）的思想，不仅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形而上学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书中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第二部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第三部分，矛盾的特殊性。这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从5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论断。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类的认识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第四部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认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规定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了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并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 第五部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第六部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结论部分把以上观点进行了综述。 3.“两论”的历史贡献 《实践论》《矛盾论》分别从实践和矛盾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中国化的论述，成为毛zd哲学思想的精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历史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一）基本确立了毛zd哲学思想 一个哲学体系的基本确立，应该有一些评价指标。我觉得四个指标最有代表性：一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集大成者，二是集中体现最本质的内容，三是在其哲学发展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四是对以后的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们用这四个指标来看《实践论》《矛盾论》在毛zd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作用，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zd哲学思想的基本确立，进入成熟阶段。 第一，《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表达。毛zd哲学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zd哲学著作，都是论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而这个特点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系统化、理论化地集中表述。《实践论》指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和发展，这样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那么，什么是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就是对事物内部矛盾、根本矛盾的认识。 《矛盾论》则是重点解决如何认识矛盾这个问题。我们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就可以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分阶段、不同阶段的任务是什么。这些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殊矛盾、主要矛盾、根本矛盾以及矛盾的转化等哲学理论来解决的。可见《实践论》《矛盾论》的结合，完成了毛zd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毛zd哲学思想基本确立的标志。 第二，《实践论》《矛盾论》体现了毛zd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毛zd思想活的灵魂。 以毛zd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zd思想。毛zd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zd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在毛zd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而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概括。 在实事求是方面，《实践论》《矛盾论》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zd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灵活运用。 在群众路线方面，《实践论》《矛盾论》强调，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zd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在独立自主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提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第三，《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毛zd哲学思想质的飞跃。之前的哲学思想，一个特点是就某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个特点是就解决具体革命问题进行论述。《实践论》《矛盾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zd同志的哲学思想，对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升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实践论》《矛盾论》对毛zd同志之后的论著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之后的论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运用和发展的。如《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以及毛zd同志所有著作中所饱含的哲学思想，都是对《实践论》《矛盾论》的运用、发展和具体展开。 《实践论》《矛盾论》及1942年开始的在全党进行的延安整风，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全党在毛zd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凝聚成磅礴力量，一举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毛zd思想成为全党的科学指导思想。 （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了新阶段新水平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确立的、列宁发展的，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笔记》等，为人们构划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框架。《实践论》《矛盾论》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发展。 《实践论》从现实出发，对社会实践进行分类，提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有三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种分类有助于同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实践论》详细阐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联系，提出两个飞跃的原理，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使列宁提出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更加具体化理论化。《实践论》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具体的”思想；《实践论》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论断，使列宁“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思想更加具体深化。 《实践论》对科学的抽象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提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诀”。 《矛盾论》完成了列宁提出但尚未完成的任务，从六个方面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地位、作用。 正是以上这些贡献，《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阶段。1950年12月《实践论》发表后，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评论《论毛zd的著作〈实践论〉》，认为“毛zd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前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中指出，毛zd在《矛盾论》里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前苏联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毛zd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在《论毛zd哲学的意义》一文中说，“毛zd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毛zd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毛zd的《矛盾论》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 以上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了新阶段新水平。 （三）彻底批判了“左”右倾错误 毛zd同志在《哲学批注集》中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同志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写出来的。 《实践论》题注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毛zd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矛盾论》题注说：这篇哲学论文，是毛zd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这两个题注，明确地告诉我们，毛zd撰写这两篇哲学著作的重要目的，就是从哲学层面揭露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以哲学的彻底性达到彻底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目的。 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转化过来，需要从哲学上进行有力地说服；对于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危害的同志，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揭示，以达到彻底的目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少犯类似的错误。实践证明，觉察到了并不等于立刻理解了，只有从思想上看透其本质，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危害性。 《实践论》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东西，不注重实践，不考察实际情况，在认识论上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承认“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zd同志教育教条主义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对于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问题。毛zd同志分析这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他说，“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思想脱离实际、超前实际。毛zd同志说，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对立统一观上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错误。毛zd同志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各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实践论》《矛盾论》从总体上揭示了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揭示了教条主义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相背离的根本特征。从而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 （四）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zd同志指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中国革命面临的矛盾非常复杂。在有些国家，革命的任务可能就只有一项，或是反对阶级剥削，或是反对民族压迫，而中国革命却面临三大任务，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掌握斗争方法。 毛zd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zd同志提出的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由此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毛zd同志等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zd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如果把《实践论》《矛盾论》与之后的延安整风和中国革命战争、建设连贯起来看，那么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实现了全党的统一，保证了延安整风的胜利，为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发展。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现实意义 毛zd同志的这两篇哲学著作，虽然写于80年前，但是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今天学习这两篇著作，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毛zd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实践论》《矛盾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准确抓住时代命题，抓住时代的重大问题、主要矛盾，作深入分析和系统回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生命力。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看，以毛zd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创立了毛zd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7·26”讲话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当前，我国正处于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关键时期，处在由大向强迈进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新特点。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同时，也积累和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法治观念、法治思维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矛盾问题明显增多，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力度不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 这些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从特点看，这些矛盾问题是深层次、体系性的矛盾问题，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所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这是强调要勇于啃的硬骨头；是相互交织、相互牵扯，具有很强的关联度的问题，指出，这是“问题风险综合体”，以至于解决一个问题，往往要牵扯一系列问题，甚至全局。 面对这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科学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就在于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 （二）大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力量，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毛zd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学习教育，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坚持哲学的真理性，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政治优势。 毛zd同志非常注重对全党的思想教育，在延安时，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延安整风时担任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担任抗大的政治教员。毛zd同志1937年在抗大讲《实践论》《矛盾论》，在革命斗争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亲自为学员讲授哲学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从哲学上厘清思想认识，从思想上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党整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泛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可以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当代中国发展变化更加迅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哲学理论学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把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在“7·26”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这就要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我们的头脑，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不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体会，由实践来证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三）努力掌握锐利思想武器，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理论的价值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限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特点。 《实践论》《矛盾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观察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而且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陈云同志曾讲过，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zx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讲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这就要求我们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认真学习弄通。 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为我们运用《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这一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全面、联系的观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体现了统筹兼顾的要求。落实好这一战略布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既要在每一个“全面”上下功夫，又要在科学统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整体上下功夫，使之共融共通、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比如，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既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上。理念是理论的精华概括，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党的唯物史观和矛盾运动的规律，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就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比如，协调发展，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重点带动全面，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高水平发展；要坚持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 我们要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需要有思想自觉，更要有能力自觉；不仅要明确任务，更要有完成任务的“桥或船”。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就是为了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明确了方向、思路和措施。 比如，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贯彻落实的办法、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落实；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直面矛盾，在创造性地化解矛盾中推进事业发展；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克服极端化、片面化，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要行动就有出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来源：宣讲家网 赵家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zd同志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把讲授内容编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分别于1937年7月和8月发表。“两论”是毛zd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光大这一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改造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都属首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境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论”是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新的征程，为刚刚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毛zd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时，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认识过程的推移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矛盾论》中，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加以说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毛zd同志既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意蕴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以及古典名著中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融会贯通。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运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种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说明了人们在实践中经过失败之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变失败为胜利的道理；运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说明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矛盾论》中，在说明中国历史上有的学者用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用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例证；在讲到研究问题要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引用春秋时代孙子论军事时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说明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道理时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 二、“两论”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求真务实。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贯穿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中，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旺盛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应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高度重视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纪念毛zd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两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阐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性而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在实践中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等等。 三、“两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两论”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法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两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论”是毛zd同志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通过总结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我党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条思想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在2013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指导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是搞好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哲学是聪明之学、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理论思维形式。要培养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要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美好未来，又要看到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耀新的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来源：求是）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联及时代价值 作为毛zd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实践论》与《矛盾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辩证法，《实践论》主要讨论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矛盾论》则主要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两者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都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整体解读《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容和联系，不难发现和体会到“两论”通过对世界存在本质的把握所体现出来的极富智慧的实践辩证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应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 二是应以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态度对待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三是立足于具体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去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毛zd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今年是《实践论》与《矛盾论》发表80周年，重新研读并阐发毛zd的这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考察二者的内在关联及时代价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1937年，毛zd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编著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章节。在这两篇文章中，毛zd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原理尤其是认识论与辩证法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成果，标志着毛zd哲学思想走向成熟。 “两论”是时代的产物，是革命年代时代精神的精华。毛zd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两论’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产物。”在当时，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在党内盛行，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令神圣化，教条主义思想已经使中国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机。其实早在1930年，毛zd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辩证态度：一是“本本”必须要学习，二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反对本本主义，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立场。然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思想仍在党内传播，而“两论”的发表，正是对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一次彻底清算，也是从思想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挽救。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经典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学界历来重视对“两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两论”的研究已经结束，其中依然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关于“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多数学者都认为“两论”不仅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价值，“两论”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不断发展的世界革命也有深远影响。但与此同时，“两论”也是学界争议较多的文献。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论”只有实践意义，没有理论价值，有的甚至是连其实践意义也一并否定。关于“两论”的思想理论来源，有学者认为“两论”不过是前苏联教科书的“舶来品”，也有学者认为其理论实质是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传统，还有学者认为“两论”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在考察“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两论”之间的关系时，也基本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展开，而较少有人注意到“两论”亦是唯物史观的光辉篇章，特别是它们作为整体呈现出来的实践辩证法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对以往“两论”研究提出的观点，我们既不能全部接受，也不能一概排斥，而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全面的分析，实现科学的扬弃，而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我们不断转换视角，对“两论”开展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二、“两论”内容与有机联系的整体解读 《实践论》与《矛盾论》并非是两篇内容上不相干的文章，将“两论”分开读，不难发现分别讲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但将“两论”结合起来整体解读，则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毛zd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于实践辩证法。下面将简要介绍“两论”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呈现出来的毛zd思想的重要内容—实践辩证法。 （一）《实践论》与《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亦有学者把“实践”看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等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不同，毛zd的《实践论》则是一篇认识论著作，更侧重于谈论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以及认识运动的过程、规律等思想。 《实践论》开头就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生产和阶级斗争）对认识的决定性关系。这是对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的综述，指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性地位。文章明确指出，实践与认识，二者不能简单地加以割裂，而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知与行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且，毛zd的《实践论》有一定的创作目的—为中国的革命服务，文中也出现了许多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例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对战争的认识、革命者对革命情况的认识等等。正是结合了这些有着现实意义的例子，毛zd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才更加具有“中国化”的色彩。 在《矛盾论》中，毛zd则系统阐发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将对立统一法则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正是在这一“根本法则”的指导下，毛zd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整体研究，他从宏观层面讲述了两种对立的宇宙法则—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前者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而后者则是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也就是把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视为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发生的普遍原因，而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辨别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即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中，毛zd着重强调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明确将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的作用界划为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而事物的性质，就由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且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矛盾双方既是相互斗争的，也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表现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各自的对立面为前提，双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也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当然，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才是绝对的。在分析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毛zd着重分析了有关“对抗”的问题，将其定义为矛盾斗争的特殊形式。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可以相互转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对抗这一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对抗与矛盾的区别与关联。 总的来看，《矛盾论》既通俗生动，又具备了相当的理论深度，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以往辩证法研究的积极成果和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实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实践论》一样，毛zd亦是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矛盾论》，两篇著作也都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联 有学者认为，《实践论》是一篇认识论著作，而《矛盾论》则谈论了辩证法，二者的致思方向、文本内容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关系。但在笔者看来，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是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而且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倘若只是单独地分析两篇文章，显然很难揭示《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联系。 从总体上看，两篇文章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反映了主体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固守的原则，即毛zd在后来明确提到的“实事求是”思想。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中，人们需要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而在对世界的矛盾分析中，人们也需要认识清楚世间存在的矛盾，并最终在思维方式上自觉地运用矛盾分析法，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客观事物”中探求“规律”，最终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zd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写作内容也符合毛zd的这一论断，《实践论》的认识论性质尤为明显，其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而在《矛盾论》中，我们亦可以发现，毛zd讲述的就是人们要用“矛盾”的观点认识、分析这个世界，并在实践活动中解决某种矛盾。例如，只要找到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zd更是指明了“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矛盾论》也具有相当的认识论内涵。 《矛盾论》包含丰富的认识论内涵，而《实践论》则充满了辩证法的意蕴。毛zd在《实践论》中讲述了认识的辩证运动，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片面的、外部的现象深入内部的、本质的规律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正体现了辩证法的规律。此外，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也是辩证法的体现：“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通过实践活动，我们也在不断地确证真理、发展真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再次体现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这也正如毛zd所言：“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社会实践与认识活动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些都体现了《实践论》的辩证思想。 毛zd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就在于割裂了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映，由此导致了革命道路上“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城市武装暴动等主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实践论》高度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脱离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的本质规定去认识世界，是不彻底的唯物论，是与历史观相矛盾的世界观，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世界。《矛盾论》也强调，只有在历史、社会实践中考察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宇宙观），才能了解它们对立的原因和各自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里所言的“现实性”其实就是“社会性”。《实践论》高度肯定“人的社会性”问题，尤其强调需要将“认识问题”与“人的历史发展”这一实践问题相挂钩，作辩证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其实就是实践论，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论。这里所讲的“认识问题”包含“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由此可见，《实践论》高度重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尤其注重对以人作为主体的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实践论》其实以唯物史观作为整体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石，文中关于认识过程辩证的分析以及对于认识论体系的概括，都深刻折射出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论意蕴。 《矛盾论》中关于历史发展、矛盾运动等理论的论述也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毛zd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扬。例如，唯物史观充分肯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进步论的理论色彩。《矛盾论》明确指出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新与旧作为一对矛盾体具有普遍性，即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二者处于不断的对立性关系格局之中，新旧之间地位的变化，其实表征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以此为依托，毛zd对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作出了系统分析，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关系，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作出了具体分析，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 《实践论》与《矛盾论》中的思想还充分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唯物史观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毛zd在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没有帝国主义实践的情况下，马克思也无法预知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特殊规律。《矛盾论》在介绍辩证法的宇宙观时也指出，之所以产生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因为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即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阶级斗争的高涨等，这些都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的基础性、指导性地位。 如上所述，《实践论》与《矛盾论》是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实践论》与《矛盾论》阐述的认识论是历史的认识论，阐明的辩证法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这两篇文章的思想都是在把握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中分析、总结而来，其共同目的都是指导实践活动，即以实践为目的，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强调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点，用矛盾分析法认识现实，掌握认识运动的规律。总之，在毛zd看来，认识源于实践，以实践为标准和目的，实践对认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实践与认识相互促进的看法，体现了现代哲学存在论的思路。矛盾论谈论的也是世界的存在本质、世界的发展动力等存在论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所以，对“两论”内容和联系进行整体解读，不难发现和体会到“两论”是一块“整钢”，内蕴着毛zd思想极其重要的内容—实践辩证法。毛zd的实践辩证法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过程中创立的高超的哲学智慧，是强调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它还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主张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统一等，具有丰富的内涵。 三、“两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启示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这是毛zd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阐发的哲学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强调“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哲学理论需要为现实服务，为现实提供指导，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毛zd的这两篇著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辩证法至今仍有极大的价值，这不仅仅体现在其思想理论的创新上，还体现在它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克服教条主义束缚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从《毛zd哲学批注集》中我们可以发现，毛zd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做了大量的批注。无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毛zd在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后所写下的成果。此外，毛zd还受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的影响。我们需要产生有创新性的、时代性的成果，但这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修养之上的，对经典文本的仔细、认真的解读将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当今一些学者不重视马克思的某些文本，甚至有人认为只有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的著作才值得研究，但事实证明，如果不能理清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我们很容易误解马克思的思想。 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我们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并非要全盘吸收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的思想奉上神坛，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列宁、毛zd的思想正是从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产生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毛zd对“矛盾”的认识，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我们对经典文本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对其观点、论证的掌握，还要学会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这才是对哲学基础理论学习的精髓所在。 （二）注重对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张岱年提过哲学的“综合创新”思想，如今，也有许多学者在从事“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工作，事实上，毛zd的这两篇文章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典范。《实践论》的副标题正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明代的王守仁提出过“知行合一”的观点，而毛zd希望人们能够实现“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古至今，讨论“知”“行”关系的人不计其数，毛zd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阐述了他对“知”与“行”的理解，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扬。在《矛盾论》中，毛zd提到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思想，相反即斗争性，而相成则是同一性。可见，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学说和中国哲学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全新阐释。 此外，毛zd还在两篇文章中列举了许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如对《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认识论式解读，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辩证法式的分析以及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批判。这些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联。值得强调的是，笔者无意把一种哲学当作另一种哲学的注解，而是希望两种不同的哲学话语能够实现沟通与融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创新与发展所提出的共同要求。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是基于19世纪德国社会的现实而诞生的，无论是他在《莱茵报》时期写下的社论，还是对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批判，还是对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巴黎公社运动的精彩分析，都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与时代的高度相关性，黑格尔所谓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两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写作的目的看，“两论”是毛zd为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的；从写作内容看，毛zd从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出发，诠释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毛zd从革命现状出发，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说明了中国的国情和前进方向。这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结合现实状况，提出“活”的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有了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认知、对矛盾的分析、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学说等，这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两论”讨论的问题与提出的一系列范畴，都是面向中国实践的，解决的都是中国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两论”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群众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话语资源。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不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而且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关键时刻与重大问题上没有失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力地掌握了话语权。这为今天我们解决“挨骂”问题，构建当代中国语话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以人为本”等新的话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恰恰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创新的结果。我们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而要坚持从现实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去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这正是“两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陈世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三种视域 《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zd哲学的经典著作，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独特的问世历程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们自问世以来，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诠释和评价。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是人们解读《实践论》、《矛盾论》三种不同视域。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容被系统阐释；在实践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领导群体培育的价值得到彰显。分析这三种哲学视域的视界特点，阐释它们的诠释贡献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涵、哲学品格和当代价值。 一、理论哲学的解读视域 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系统细致的理论阐释，在我国曾经是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方式。如果把这种方式称之为“理论哲学”视域的话，这里所说的理论哲学，不同于哈贝马斯语境中的“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因为它并不简单地与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对立。因此，所谓理论哲学的视域，在最确切的意义上，是指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体系化解读的方式和视角。显然，理论哲学视域关注的焦点指向哲学理论的逻辑严密以及相应的学术品位。 在对《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化解读中，有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方式：一种是各色各样的专题解说著作或论文；另一种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几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熟悉而又习惯的方式。通过理论哲学的解读方式，内含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基础理论成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话语。正是在被系统解说的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论》、《矛盾论》，突破其诞生的最初形态(提高青年干部理论思维水平的演讲大纲)，成为统一新中国亿万人民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 然而，相应的问题也潜伏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之中。著名的毛zd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zd的思想》中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zd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zd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zd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zd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 施拉姆的上述文字触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诞生的曲折过程，因此很有震撼力。但是，这种理解是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形成的，它捕捉到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西方哲学专业学者的哲学论著之间的差别，因而做出了“照搬”和“不理想”的论定。这种论定实际上提出了理论哲学对于哲学思想的学术性诉求。 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下，致力于论证《实践论》、《矛盾论》在理论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成为很多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艰苦工作为人们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仅仅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还不能充分彰显它们的历史背景、丰富内容、实践价值和特殊品格。在这种视域下，毛zd的革命实践家的角色及其肩负的历史重任被遮蔽了，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哲学视域中探讨毛zd在延安学哲学、用哲学、讲哲学的动机和历史事实不符 事实说明，毛zd在延安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做哲学演讲的动机不仅仅是或者主要的不是为了锤炼和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更不是为在党内争权夺利服务。 毛zd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特殊的实践需要激发了毛zd的读书、演讲和写作热情，这个实践绝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 斯诺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作为《实践论》、《矛盾论》问世“第一稿”——毛zd延安哲学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毛zd——引者注)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斯诺的描述表明，毛zd学哲学、讲哲学更主要的是为了培养从事政治辅导工作的领导后备军，帮助那些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 如果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方便的路径是在报刊上发表经过充分修改因而在理论逻辑上比较完善甚至有理论创新的文章，而没有必要“很不合算”地花四天时间备课只讲一个上午那样地“做赔本生意”。事实上，《实践论》、《矛盾论》在抗大演讲以后，并没有立即被精细地修改，独立成篇，也没有大规模地翻印和公开发行。 (二)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不能彰显其深刻的实践意蕴 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同毛zd相处不会很愉快的李德(奥托·布劳恩)，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讲述了他对《实践论》、《矛盾论》的印象。李德尽管很瞧不起《实践论》、《矛盾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但是，他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 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zd解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的。这些毛zd“自己的观点”不是毛zd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哲学提问，其解答思路浸润着中国共产党十六年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是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积淀，因而具有面向现实的实践智慧品格。换言之，《实践论》、《矛盾论》采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术语和理论所表达的即便不是新的理论观点，但在其背后也有着与这些术语和理论原来意境不同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意蕴。 而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却往往将《实践论》、《矛盾论》和所关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研读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成果；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被扩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样一来，《实践论》、《矛盾论》与哲学教科书之间的间隔就被消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不同于哲学教科书的品格就被彻底屏蔽了。 (三)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往往只能呈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谱系中的地位，而不能说明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意义和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中国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近代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俄国，因而作为中国新文化建构和社会发展理论基础的哲学理论有着特殊的理论蕴涵。仅仅以西方理论哲学建构标准或者以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尺度来衡量《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脱离了《实践论》、《矛盾论》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其结论也必然偏离历史的真实。 二、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 与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相区别，在实践哲学视域中，我们可以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品格。 日本研究毛zd思想的知名学者新岛淳良对毛zd的风格有如下理解：“他(毛zd——引者注)是继承近代中国思想家的传统的革命家之一，但是，他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物、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与此相反，所谓技师式，是指‘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发现、反省和发明，，‘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由此可见，毛zd无疑属于技师式的革命思想家。他与仅仅想‘努力理解’，‘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作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学者式态度无缘。他的作品就是中国革命。” 新岛淳良对毛zd风格的刻画体现了日本人精细的品位，对我们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品格有启发作用。因为众所周知，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风格会映现在他的文章的品格上。 然而，在实践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是伴随着中国当代实践哲学范式的建构而出现的。在实践哲学视域中，毛zd《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哲学品格的变革，不是具有理论哲学特点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翻版，而是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新形态。 总结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哲学品格主要体现在： 第一，《实践论》、《矛盾论》创作的指向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毛zd学哲学、讲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理论家，而是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尤为可贵的是，毛zd在《实践论》中对实践的理解比有关哲学教科书的解释要开阔得多、深刻得多。 第二，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相互关系上，毛zd强调理论活动(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在这个基础上，他阐释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互动的发展过程，因而在《实践论》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第三，在认识成果目标形态设置上，在《实践论》中，毛zd强调经过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认识与实践互动过程而获得的理论，是以能够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实践智慧为模本的。在毛zd看来，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或者不被用来指导实践，也是无用的。 第四，在《矛盾论》中，毛zd通过对辩证法宇宙观的阐释，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变动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毛zd强调重视特殊矛盾，呈现出对实践智慧的明显偏向。 由此可见，相对于理论哲学对于《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系统性，在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品格创新及其实践意蕴得以鲜明地呈现。然而，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仍然不能全面地呈现《实践论》、《矛盾论》对于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刻影响。换言之，在实践哲学视域中，促使《实践论》、《矛盾论》由延安时期的哲学演讲大纲向后来定型文本转化的社会根源不能得到历史的说明。不仅如此，《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间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品格，也没有得到深入解析。具体反映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变革意义被局限在哲学品格和思维方法的建构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意义则没有得到全面反映。其二，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施拉姆所触及的“照搬苏联材料”的问题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和合理的解释。 三、文化哲学的解读视域 文化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哲学界被持久关注，文化哲学的建构也有欣欣向荣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于文化哲学的含义、领域和价值的定位存在歧见。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视域已经形成，但是，文化哲学范式与理论的建构却还在路上。 作为视域的文化哲学具有以下内涵：第一，将文化作为哲学考察的对象。这是以承认人类精神创造呈现样式多样性和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存在为前提的。在文化哲学视域中，丝丝入扣的哲学理论和体系化的科学理论固然是人类精神产品的成熟、系统、稳定和严密的形态，神话、诗歌、民俗、诗性思维等同样也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珍贵表现形式。前者有前者的普遍优势，后者有后者的特殊价值。与此同时，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第二，在对文化做总体性研究的同时，承认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出现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多样性。以“两希”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培育了佛教精神的印度文化和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常成为人们比较的样本，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风格和意境。第三，文化哲学的考察视野在颠覆传统“理论哲学”精神霸权的同时，强调文化有符号化建构的特点，并不将文化等同于“人化”的活动及其过程，而是更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章法”和“样式”，因此，文化哲学视域不仅与理论哲学视域相区别，而且也与实践哲学视域有所不同。 在文化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 第一，在承认中国文化特殊性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特殊意蕴。 其实，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和探讨。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不仅将毛zd与致力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培养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zd”，而且也看出了《实践论》所阐释的认识论与西方哲学论著研究的认识论之间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其意义不尽相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在《重估毛zd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中，王南湜指出：在《矛盾论》中，毛zd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论述，只能在中国的特殊的“象思维”辩证法中得到理解，在西方的“概念思维”辩证法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实践论》、《矛盾论》尽管在话语体系上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系统，但其思想内涵却有着中国特有的文化意境。 第二，在承认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和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前提下，关注《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zd哲学著作与毛zd的诗文、政论文章、军事著作、重要讲话等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在遣词用句上有一定的关联性，有人因此提出所谓“抄袭论”的责疑。回应类似责疑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突破《实践论》、《矛盾论》哲学理论的叙述框架，找到它们所内含的主题思想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意境以及非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来源，并探讨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真实历程。 比如，《实践论》阐释了“问询实践”的思想法则，这种思想法则无疑不同于凡事“问天”的思维传统。追踪毛zd的著述不难发现，“问询实践”的思想法则，早在1925年毛zd创作《沁园春·长沙》时就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形式显露，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有相当完备的阐释。 由此可见，将《实践论》、《矛盾论》与毛zd的诗文、政论文章、军事著作以及重要讲话等文献关联起来解读，无疑是将毛zd的哲学著作看成他诸多著述中的一种，不仅可以体会其内在的发展脉络，而且哲学与非哲学文献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内在关联也会更加清晰。 第三，关注《实践论》、《矛盾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深层影响。 毛zd的哲学演讲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定型文本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需要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平台上加以关照。具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民族色彩，比如，巫史底蕴、传承悠久、中央专制、混沌合一、独立自足等。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中国文化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系统，在中国出现文化困境的同时，中国专制统治的治理(领导)系统也轰然垮塌。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仅仅是文化层面上的革新，而且也有新的治理模式和领导核心的培育。 毛zd的哲学演讲以及后来定型的《实践论》、《矛盾论》文本，从文化建设和领导核心缔结角度看，发挥了穿透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神秘外壳、消弭中西文化之间的沟壑、重铸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领导力量的内在价值。 就中国传统的治理文化而言，其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非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做一粗略的分析。笔者认为，至今还悬挂在太和殿皇帝座椅上方的匾额和两边的楹联典型地注解了中国专制统治的精神理念在近代的表现样态。匾额是“建极绥猷”，楹联是“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遹求厥宁”。很显然，匾额和楹联表达的精神理念不同于西方近代或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也不同于古典西方文化或中世纪西方文化，简单说来，它表达了对于皇权运作的精神指导和文化“禁忌”。从精神指导的角度看，它指明皇权运作要循道而为，不能主观任性，有理性自律的实践智慧。从文化“禁忌”的角度看，它又将“皇道”归结为“天命”的保佑，表现出神秘文化的精神蕴涵。 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两个极端，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做到的。毛zd有关《实践论》、《矛盾论》的延安哲学演讲和后来定型文本的全国传播，实际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神穿透的作用，又有批判传承的历史态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揭示了实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力量是民众的实践，以及面向实践凝聚民众实践智慧的方法、过程和路径。在这个基础上，毛zd提出了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辩证思维方法和领导方法，从而穿透了中国传统皇权运作系统的神秘意境。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将科学的理性精神传导给广大民众，从而提升了民族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在三种不同的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被解读出不同的内涵、意境。这三种不同的解读各有所长，它们之间不仅难以相互取代，而且有着互补的关系。就当前现状而言，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进行解读，已经走过其历史的辉煌，处于被反思的状态；在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解读则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很多论题需要深入研究。 李俭 言实（宣讲家网）：《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作用永放光芒 那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1937年7、8月间，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硝烟战火中，毛zd同志在陕北的窑洞中写下名篇巨著：《实践论》《矛盾论》。悠悠岁月，正道沧桑。80年过去了，但历史的年轮并没有磨灭《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理论光辉。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由衷感到“两论”作用巨大，将永放光辉。 一、“两论”作用巨大 毛zd同志所写下的这“两论”，在我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南。 一是“两论”使毛zd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 研读“两论”，我们会看到，“两论”绝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是深入本质的而不是止于现象的。“两论”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论，成为十分宝贵的理论形态，成为哲学论著。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就决定了“两论”在毛zd思想丰富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作用，它既为毛zd思想体系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又使得毛zd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这是“两论”理论意义的突出体现和主要标志。 我们知道，毛zd同志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概括，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zd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发展道路所做的深刻分析和精准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zd就在百忙中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思想。但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这“两论”就既从哲学层面为已经初步形成的毛zd思想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也丰富完善了这一思想，还为日后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相继诞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毛zd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任务，以及后来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也无一不是运用“两论”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由此而说，“两论”使毛zd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是极为客观的。 二是“两论”使全党的党员队伍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毛zd同志的“两论”就是这样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使全党干部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七七事变”后的时期里，红军部队陆续开赴前线。而在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将经过3个月的短期培训，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由于哲学基础知识培训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毛zd同志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概括。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窑洞里用几个星期时间写成了简明扼要、意蕴深刻的哲学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历史情景中完成的。更为直接原因则如《毛zd选集》第1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所说，毛zd写作《实践论》是基于“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zd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zd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提升党的干部的思想水平，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也正是有了“两论”起家，正是有了这样的“工具”，使得延安党的干部经受思想洗礼，使得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有提高,不仅知道左、右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而且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从而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唯上”“唯书”“唯外”，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到了根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抗战战略反攻中彪炳史册，也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大批中坚、骨干和栋梁之才。 三是“两论”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得到指导。 先说革命。在那抗日战争的胜利，蕴含着毛zd军事思想的指引，也包含着哲学思想的运用。其中，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就是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原理的运用，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则是抓主要矛盾学说的体现。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决策的确立，战略决战中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中攻打长春还是攻打锦州，选择攻打锦州，都是以哲学思想为基石的毛zd军事战略的运用。在建设时期，从毛zd本人所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56项重点项目的确定与实施，再到“大三线”建设的开展，以及“两弹一星”的研发等，无一不体现着毛zd哲学思想的指导。按当时大庆人所说，那是“靠‘两论’起家”啊！再说改革，近40年前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在会上所作改革开放动员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篇都体现着“两论”中的基本观点，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而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这正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分析基础之上的。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和此后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都浸透着鲜明的哲学思想。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史足迹，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无一不闪烁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这都与《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阐述一脉相承的。 二、“两论”永不过时 “两论”著述于80年前。斗转星移，世事沧桑。8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虎踞龙盘今胜昔”的变化。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两论”还有没有它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两论”中的某些具体材料和事例可能会过时，但它所揭示的哲学思想，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一是“两论”概括的真理，真理是永远昭示着未来。 “两论”发表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创新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党内“唯书”、“唯上”、“唯外”，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的思潮也十分严重。红军长征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际，面临着寻找出路、寻找真理、寻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任务落到毛zd同志的身上。他不负使命，夙夜在公、终日操劳，写下不朽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两论”中，概括很多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以及领导方法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定要抓好典型”等等。这些都已成为至理名言，乃至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和许许多多民众中有口皆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理一直指导着我们党的治国理政之对策与行动，规范着党的干部队伍的言行举止。因此，“两论”永远不会过时。 二是“两论”揭示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 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经经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充满着重大失误的教训，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充满着多少血和泪的痛心教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在党的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毛zd同志于此时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仅限于对学员培训所用，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哲学上对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他帮助全党找到了，找到了许许多多带有根本规律的东西。 这就体现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规律；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等等。 而规律，则是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规律也即法则，法则不可违，规律不可抗。而当全党认真学习“两论”，升华对这些离不开、绕不过的规律的认识时，就会摆脱盲目走向自觉、远离糊涂更为清醒，祛除愚笨变得聪明，就会充满睿智、充满远见、充满成功。因此说，“两论”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永远是全党的宝贵财富。 三是“两论”就像航标，航标永远照亮前程。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掌舵看航标。回顾过往的80年，展望未来新阶段，我们会看到，“两论”就像航标一样，永远照亮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前程。 1937年7、8月间，“两论”问世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此，中国革命摆脱了遭受挫折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胜利大道。在“两论”这一“航标”的指引下，以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两论”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航标”，而且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重视的“航标”。有了它，应用它，我们的前程就会行稳致远，走向光明未来。 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两论”在当代的发展和运用 同志在其长期从政的历程中，凭籍其厚重的理论造诣，凭籍其对“两论”精神的全面把握和运用，在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走上总书记岗位后，运用“两论”提供的实践学说和矛盾学说，坚持哲学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现实思维、问题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zd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洞悉中国、观察世界，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治国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完备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毛zd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着对“两论”的坚持和运用。 《实践论》中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不但是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但是毛zd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思想理论的重要根本基础。细细品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会看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总布局各领域创新理论为支撑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以中国梦为战略目标、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为战略延伸、以国家安全和强军为战略保障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无一不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成果。可以说，离开中国实际，既不可能创建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且中国也不会有砥砺奋进五年的巨大进步和繁荣发展，更不会深受党内外、国内外如此高度好评与点赞。比如，毛zd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揭示出的“本质方法论”，在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得到切切实实的体现。他看到，党内腐败现象极其严重，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象抓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相当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忘掉初心、放弃理想。于是，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标本兼治、固本图新，持续开展关乎不忘初心、牢记远大理想、坚守信念的教育，使得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而面对极其严重的军队乱象，作为军委主席的同志，则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建军原则，按照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方略，一环扣一环、一策接一策地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一个正本清源、正气充盈、革弊鼎新、重整行装、务实干事、聚力强军的政治生态，正在迅速形成：虎虎生气、堂堂正气、融融暖气布满军营。 而《矛盾论》作为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思想的基础。研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会发现，对于《矛盾论》所揭示的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等等掌握的是那样的娴熟，运用的是那样的自如。他的“中国”观、“世界”观中，他的治党治军治国战略中，他的内政外交国防谋略中，处处充满着对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的处理，又是那样的高超，无不令国人称道，让世界惊叹。比如，它所亲自倡导的“一带一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个性，与沿线各国求发展的共性紧密结合起来，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再比如，他运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原理，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更是获得众多国家首脑的高度认可，并得到联合国的首肯，载入多项决议之中。 毛zd同志创立了以“两论”为核心的具有中国化、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zd著作。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zd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学习毛zd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这是他终身受益的切实感受，也是老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这一教诲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是目标，伟大事业是旗帜，伟大工程是基石，伟大斗争是精神。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四个伟大”，离不开理论的指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在纪念“两论”发表80年之际，我们一定要学习“两论”、运用“两论”、坚持“两论”同时还应当按照毛zd同志的期望，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为重视理论、重视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学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的优势，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繁荣发展，更是为了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把重要讲话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更好地形成生动实践，结出更多丰硕成果，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宣讲家网站）于永军 言实（宣讲家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章 学风是党的优良作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2017年是毛zd同志《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这两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乃至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这“两论”持续不断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毛zd同志的“两论”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国模式向中国模式的转变，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两论”最初是毛zd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演时间为1937年的7、8月间。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毛zd同志于此时讲这两个问题，指向非常明确——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思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质和思想基础，毛zd同志从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藉此为新起点，以毛zd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一、“两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了科学合理的实践形态 毛zd同志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适应中国革命需要，以及我们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实践形态。 《实践论》的主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这“两论”是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实践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认识论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矛盾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他们不懂得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两论”彻底批判了“既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取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检验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既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也不懂得以对这种特殊国情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并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明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进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最终在党的“七大”确立了这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确立毛zd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两论”作为毛zd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一)《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的著作，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通过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和教条主义者思想路线的弱点，从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历史统一的科学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第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 第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毛zd同志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和方法，而且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的重大意义，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这一论述，既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 第三，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特别是把“再认识”作为人类认识总过程中一个基本环节加以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新的贡献。 (二)《矛盾论》作为一篇辩证法的著作，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形而上学的要害和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集中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辩证法的研究。 第一，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认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概括，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科学思想，也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升华。 第二，对矛盾普遍性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由此，不仅指出了空间上的矛盾无所不在，并且指明了时间上的矛盾无时不有，纠正了“差异不是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使矛盾普遍性的思想得到彻底贯彻。 第三，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系统发挥，论述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运动形式中各个发展过程矛盾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各个阶段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分析复杂现实矛盾的逻辑体系。 第四，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不平衡性理论，即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科学理论，指出这是矛盾特殊性在矛盾地位上的表现;把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明确地上升为哲学概念，并对它们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对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些都是对辩证法思想宝库的新贡献。 三、“两论”作为被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结合新实际学习“两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两论”产生的年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两论”的哲学光芒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这正是重推“两论”强调“需要反复精读”的要义所在，也是为什么在“两论”发表80年后我们仍然需要纪念它的理由。 (一)学习“两论”，有助于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诸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等等，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正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二)学习“两论”，有助于提高按辩证法办事的能动性。《实践论》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思想，为我们坚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丰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对“两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思想路线和创新理论。 《矛盾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与论述，关于主要矛盾和重要方面的论述，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论述，为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理想，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们要坚持“两论”所阐述的深刻哲理，同时又要根据新的实践、新的科学成果、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两论”，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新的指导作用。 (三)学习“两论”，有助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毛zd同志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不发展，不创新，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生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特征，我们必须时时牢记。马克思主义既是与时俱进的，又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才能使马克思主义青春永驻、绿树常青。 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在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zd同志著作篇目中，首先就是“两论”。这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哲学思想的两篇光辉的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新发展，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到“中国梦”的引领;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到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五大新发展理念，到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战略、新举措落地生根，无一不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和发展“两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新形势下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迈出坚实步伐，在治国理政道路上开辟出全新征程，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新飞跃，也表明了“两论”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重视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明特征，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生机活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宣讲家网站）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怎样学哲学用哲学？来听听张一兵、陈先达、韩毓海怎么说 【编者按】 9月13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毛zd《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之际，组织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好地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本期新华日报《人文周刊》悦读版推出“学哲学用哲学”专题，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专家观点——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新实践 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是目前国内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知名学者。9月14日，本报记者采访张一兵教授，就领导干部怎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讨。 记者：《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了。“两论”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其理论意义又有哪些？ 张一兵：毛zd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了解“两论”的诞生背景，可以更好地有助我们了解其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zd于1937年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当时的背景是革命面临严峻形势，党内思想上还有不完全统一的地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照搬书本上的理论概念和俄国革命的模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毛zd同志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具体结合起来，写下了“两论”，这两篇光辉文献对于党的思想工作和实践工作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而言，“两论”从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这两个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入手，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哲学理论。在《实践论》中，毛zd全面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认识的不同阶段等问题，科学指导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并且依据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认识来改造世界。在《矛盾论》中，毛zd强调了矛盾规律的重要性，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等问题，深刻地阐释了对立统一原理。这对于当时引导我们党正确分析革命形势和做出科学和重大战略决策，都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上的指导。 记者：“两论”诞生于80年前。80年后，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国的具体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时至今日，“两论”理论怎样体现它的意义？ 张一兵：“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毛zd创造性地运用哲学思维去解决革命中的问题时的成果。 有人提出，如今当我们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马克思、恩格斯、毛zd当时谈论的问题、举例的材料，离我们很遥远，“过时”了。我认为，对于这些经典，我们不仅仅是要熟记其中的观点和结论，更是要学习其解决问题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些哲学世界观上基本原理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今仍然对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诸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矛盾主要方面”等原理，都具有深刻科学性。它们所蕴含的分析方法、思维模式，可以说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记者：今天我们学习“两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怎样从“学”到“用”？ 张一兵：我的个人体会是，在学习“两论”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能简单地照搬书中结论，须要认识到它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实践中去深化、提升，用理论指导实践。譬如，“两论”中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就颇具战略高度，有很高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实践，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现在我们社会转型进入了新阶段，全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在面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时，需要我们用富有智慧的哲学思维去解决。如果领导干部不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就不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观大局、谋大事，出现例如“以偏概全”“不会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等弊端。 记者：要想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必须多读原著。您能否向广大读者推荐几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 张一兵：我们党一贯提倡多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多读经典作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zd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深邃的思想内涵来反思目前中国社会建设，将使我们深获启迪。立足《矛盾论》《实践论》，我同时也向大家推荐几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论”，有助于提升我们经典原著学习和研究的新高度。 首先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马克思的一篇著名的哲学研究提纲，也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宣言，他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二篇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费尔巴哈论》），在这篇论著中，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助于启示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第三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章节中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原理的阐释，《哲学笔记》内容广博、思想深刻、富于创造性，列宁在其中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读和批判，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报记者顾星欣 学点哲学武装头脑 （陈先达，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人需要学习。对很多人来说，专业学习都比较上心，因为它是“硬件”，是谋生手段和就业的技能，但却往往忽视学习哲学,因为哲学被视为无用之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 我们各级干部都应该学点哲学，尤其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们确立理想和信仰的基础，是我们用以处理复杂问题，、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动摇，信仰不牢。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党的干部极其重要。 学习哲学并不限于干部，对无论从事何种专业的人都是需要的。相对具体科学技术而言，哲学确无一技之长，无一专之能。可哲学有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具有的功能。没有实际技能知识，我们不能从事相应的专业，也没有谋生就业的本领；可不学习哲学，我们就没有生命的精神支柱，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判断能力。人生的最大危机，不是仅仅因为没有某种专业技能，而是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的丧失，是思想信仰、理想和价值观的危机。 可能有的人会说，我不是党政干部，我是科学工作者，我们最重视的是科学事实，是数据，是实证。可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数据？什么是信息？如果不首先解决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即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无从解决。如果“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源于本心，那所谓事实，数据、信息无非是主体固有的，只存在于主体心中而非客观的，这种数据和事实对于探索科学真理有什么意义呢！何况科学家也是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对他们同样重要。 也许画家说，我就是画画，与哲学无关；雕塑家说，我就是雕塑，与哲学无关……所有艺术都说自己在追求美。可什么是美，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美只是主体的审美观念，与对象无关，那学画为什么要有模特儿，山水画家何必遍游名山大川临摹写生呢？徐悲鸿先生也不必观察马和研究马的生理结构？齐白石先生也不必观察飞蛾、白菜？神似与形似能毫无关系吗？ 历史学离不开人和事，但历史学不单纯是记人叙事，必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如果历史没有事实，没有规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十八岁的小姑娘，这种历史除了戏说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要正确对待历史，就必然进入哲学领域。所有科学研究都不能没有哲学。 或许有人说，我们既不是干部，也不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就是过日子，哲学与我无关。这也不对。过日子照样有哲学。任何人不管多么普通，都在生活着。人为了什么活着，最使我们感到幸福和高兴的事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空虚，会有烦恼？只要进入生活的目的，进入关于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进入如何看待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便进入了哲学领域。生活中，任何人都离不开哲学。只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自觉的人，活得明白；不自觉的人，一世糊涂。 在日常生活中，不懂哲学连医院里的化验条都看不懂。胸部透视，决不会说没有问题，而是说“未见异常”。因为主体观察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差别。不存在问题，是对事实的判断；没有发现问题，是对主体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我有个亲戚怀疑自己肺部有肿瘤，透视结果是未见异常。他一定要医生写上没有问题。医生说，我只写未见异常，不能保证你绝对没有问题。每张化验条单上写的都是本化验单只对本次化验负责，因为病是变化的。看一张化验条都包含哲学问题，何况其他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呢。 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哲学学习。就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会，做出了表率；我们一般党政干部包括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应该学点哲学。因为从实际工作到日常生活，可以说处处有哲学，处处需要哲学。因为没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局部，而不见全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由于思维方法不对头，容易陷入固执和偏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就是上到哲学层次。毛zx把哲学比做望远镜，就是哲学能使我们登高望远。 学点哲学吧，这会使我们看问题更明白。学习哲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种是学习哲学如何在生活中的应用。 尼采关于哲学有句话值得我们玩味。他说：“哲学是统帅，而不是士兵，是乐队指挥，而不是乐器的演奏者。”其实，我们既要学习专业，有一技之长；又要学习哲学，有一个善于思考全局的头脑。如果没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种种问题，由于缺少一根哲学串线，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散落一地的铜板串不起来，永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而不可能高屋建瓴。 今天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所著，作者以独到的见解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本文为《马克思的事业》书摘。 马克思的幸福与快乐无关 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而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无关——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毫无关系。 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而古往今来，很多人是他的信徒，于是，他们读养生、健身、旅游、性爱、游戏、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却调侃说，实验已经证明，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为了追求快乐，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而不是读书。某位号称“无知者无畏”的作家曾经说过，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没准儿会更加快乐——而他很可能是对的。 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边沁还说：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但“快乐的猪”与高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世界一流学科”谋一份教职，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zd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毛zd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实际上，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规模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非常可惜的是，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他的叙述，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一般结构。 回溯历史，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有西方。 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唐宋之变”——以农业和江南农村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是把城市化建立在摧毁农村的基础上。正是这一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zd。毛zd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zd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为他人而工作。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 我们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 来源：交汇点新闻 重庆日报理论头条公众号：打开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正确方式【编者按】学哲学，用哲学。连日来，全国多个省市区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都在学习毛zd的《实践论》《矛盾论》。据了解，今年是《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zd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是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5月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zd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对此，小理为大家梳理了国内权威专家学者的解读，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学习。 “两论”最初是毛zd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演时间为1937年的7、8月间。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毛zd同志于此时讲这两个问题，指向非常明确——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思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质和思想基础，毛zd同志从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藉此为新起点，以毛zd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权威解读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①“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②“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 ③“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④“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实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这把“开山斧”就是要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检验方针、政策、路线的实施情况。毛zd同志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建国初期成功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之路，靠的就是这把“开山斧”。改革开放以来，**同志继承了毛zd思想这个光荣和正确的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毛zd同志在建国后提出的科学建国思想中那些没有坚持下来的经验继续发扬光大，取得了巨大成就，靠的还是这把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用这把斧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上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阔步前行。 《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这把“解剖刀”就是要在分析具体事物和理解具体情况的过程中，能够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实质。全面的看问题，就是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客观的看问题，就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和感情因子，站在时代的前端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富有说服力的深刻的说明。毛zd同志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得益于这把刀的运用。就拿统一战线来说，它作为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就在于毛zd同志能够运用这把刀将资产阶级、中间阶层、顽固派别等不同阶级、阶层、派别作了细致的客观的分析，然而据此制定科学的战略战术，最终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同志坚持运用这把刀，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一系列事关中国发展和前途命运的理论体系，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 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两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两论”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是深入本质的而不是止于现象的。这样的总结，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性，成为理论形态的东西，成为哲学论著。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 和不少哲学教材不同，“两论”并没有过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规律和范畴，而是从实践和矛盾这两个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入手，进行仔细分析，把人们的认识一步步引向深入。“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相关内容都组织了进来，形成了有别于一般哲学教材的、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论著。“两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创新的体系。这是“两论”理论意义的一个重要体现。 时至今日，“两论”还有没有它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答案是肯定的。“两论”中的某些具体材料和事例可能会过时，但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也不会过时。“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诸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等等，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两论”也为国外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崇和称引，写进了国外多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论”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历史证明，违背“两论”的基本精神，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不符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践，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zd同志的哲学著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 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毛zd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两论”从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这两个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入手，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哲学理论。 在学习“两论”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能简单地照搬书中结论，需要认识到它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实践中去深化、提升，用理论指导实践。譬如，“两论”中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就颇具战略高度，有很高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实践，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现在我们社会转型进入了新阶段，全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在面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时，需要我们用富有智慧的哲学思维去解决。如果领导干部不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就不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观大局、谋大事，出现例如“以偏概全”“不会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等弊端。 余秋里：【淘史】大庆石油大会战时，党员、职工怎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 用毛zd思想指导大会战 1959年12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协作区会议期间，我和李人俊同志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出，松辽石油勘探有新的发现，石油部准备组织一次会战，迅速拿下油田。总理对此非常关切，对组织会战表示同意。他预见到会战将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是一场大仗、恶仗，深刻地指出：要用毛zd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向党组同志传达了总理的这一指示。大家认为，总理的指示，为即将进行的石油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毛zd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庆石油大会战，也必须以毛zd思想为指导。只有靠毛zd思想，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夺取会战的胜利。 1960年3月28日晚，我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在哈尔滨停留一天后，于3月31日，同在哈尔滨主持大庆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的康世恩同志一起，到达会战指挥机关临时驻地安达县城。 从4月1日起，我用几天时间，到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探区察看了一次，同刚刚到达战区的会战职工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和地质技术干部的汇报，了解了会战准备情况和油田地质情况。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很突出。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196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打破常规，集中兵力开展石油大会战，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几万人的队伍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涌到只有几处牧场、几百户人家的萨尔图地区，从安达站到萨尔图站，沿途5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混乱。 3、4月份的萨尔图，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有的寄住在牧场的牛棚马圈里，有的挤在自己修的地窝子、马架子里。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熬汤。生产上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严重不足，钻机设备在铁道两边一躺就是好几天运不走。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靠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石油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下来；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少数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中灶食堂在哪里。还有极个别职工开了小差，当了逃兵。 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得不多。长垣南部探区已经打了20多口井，经过初步研究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北部探区，除萨尔图第一口井出油后正在试采外，新开钻的几口井正在钻进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勘探开发大型油田的实践。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已不可能在物质上、技术上得到国外援助，只能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勘探、开发和建设工作。因此，能不能进一步探明这个油田的地质情况，正确地认识油田；能不能根据油田的客观实际，制定出科学的开发方案；能不能掌握油田生产的客观规律，成功地开发和建设油田，这是对会战领导和全体会战职工的严峻考验。 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我想到了周总理的指示。4月上旬，有几天时间，我用半天工作，找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半天关起门来，阅读毛zx著作，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同时，要求会战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也这样做。学过几天以后，我同康世恩、唐克、吴星峰等同志进行了几次讨论，分析会战的形势、任务和矛盾、困难。 我们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领导思想上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分析了当前面临的许多矛盾和困难，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有物质上的，也有技术上的。具体说，就是人力不足，资金不足，设备缺乏，材料缺乏，生产设施不配套，生活条件差，气候严寒，队伍技术素质不高，缺乏勘探、开发大油田的实际经验，等等。在这些矛盾和困难中，生产、生活条件上的矛盾和困难，相对来说是暂时性的，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各地方、各部门的支援下，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而从长远来说，从影响油田命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和最大困难，则是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情况，掌握油田客观规律，科学地开发大油田。这个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别人帮不了什么大忙。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油田可能看成小油田，好油田可能认为是差油田，高产油田可能搞成低产油田，在勘探、开发中，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糊涂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教训的。在大庆会战中，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解决指导思想问题，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我们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只要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的人不带偏见，经过实践，迟早总会取得成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近或达到唯物论、辩证法的要求。在油田勘探、开发方面也是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的实践，发展了现代石油工业，发现和开发了一批大型油田，形成了一套石油理论和工艺技术。我国现代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很短，由于长期受“贫油论”的思想束缚，只能照抄别人，靠洋拐棍走路，没有形成自己的石油理论。要逐步赶上国外先进水平，发展我国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事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zd思想为指导，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自觉实践，加强石油地质科学研究工作，认识和掌握油田客观规律。这样，就可以少碰或不碰钉子，少走或不走弯路，发展的步子可以更快一些，并且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包括石油地质条件的石油理论。 这样分析以后，顿觉头脑清醒多了，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我由此想到，如果组织油田的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的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当前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要用毛zd思想武装会战队伍，统一职工思想。我把这个想法和康世恩等同志谈过以后，他们都表示赞成。 掀起学习“两论”的高潮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同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组织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我认为，学习“两论”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要由党的组织正式作出决定，对党、团员和干部、群众提出明确的要求。经过我们几个人共同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当时石油会战党的临时办事机构）的名义，于1960年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zd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1960年4月13日会战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决定》指出： 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风格，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zd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各级党委要订出学习计划，并列入向上级党委汇报内容。 掌握武器，勇于实践，认识油田规律，这是我们的学习目的。我们号召参加大会战的职工，立即掀起一个学习毛zd著作的高潮，为开展技术革命、生产革命，做好思想革命。 1960年4月26日，我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指出：“毛zd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zx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zd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学习“两论”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全油田很快掀起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zx著作的热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里书店的毛zx著作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战区，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毛zx著作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钻台边、工地上、车间和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们学习的场面。一些老工人文化低，自己不能阅读，就请别人念，自己认真听，认真想，讨论时积极发言。技术干部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毛zx著作。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习，并逐渐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各级领导成员还经常给基层的职工讲解辅导，介绍心得体会，也时常了解基层的学习情况，总结、推广职工的学习经验。以后，根据会战形势发展和队伍建设的需要，又组织职工学习了毛zx其他有关著作，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方面的论述。通过培养骨干、树立典型、交流经验、组织讲师团等方法，不断把学习毛zx著作的活动引向深入。 巨大的效果 学习“两论”，用毛zd思想指导会战，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原则，注意抓了四点：一是用“两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会战形势，在每个时期，都抓住主要矛盾，特别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主要精力，加以解决。二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批判地接受国内外油田勘探、开发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解决会战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难题。三是普及“两论”的基本知识，用毛zd思想武装会战队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增强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四是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方法，重视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启发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做好会战各项工作。从我们领导思想上来讲，学习“两论”，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克服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打破“贫油论”、“油田开发不可知论”的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在实践中解决石油勘探、油田开发科学技术的复杂问题，探索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道路。 几万名职工学习“两论”，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马列主义、毛zd思想的一次大普及。最突出地表现在广大职工努力学习、运用“两论”的观点，分析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石油大会战的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困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国际敌对势力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把会战打上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多流些汗、多吃些苦，这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打不上去，国家没有油，这才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想回避这个矛盾，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下定决心，知难而进，拿下这个大油田，把这个最主要的矛盾解决了，其他的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这个基本的认识，在石油会战中，是深入人心的。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机关还是基层，大家都知道要“牵牛鼻子”、抓主要矛盾。“牛鼻子”、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国家缺少石油，石油工业落后。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要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持会战，全力以赴，拿下大油田。几万会战职工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认识，共同的目标，那就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在话下。 学习“两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打破了人们头脑中旧的条条框框，提高了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技术干部搞不清油田情况，不像过去那样，一味钻到书本里寻找现成答案，而是本着实践第一的观点，大搞调查研究，狠抓第一性资料，把油田情况搞清楚。在科学技术上遇到难题，人们不是望而生畏，半途而废，而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反复试验，大胆创造，敢于和国际先进水平较量，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大庆会战科学技术上的不少创造，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油田建设上任务重、时间紧，在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时候，人们不像过去那样分兵把口，分散力量，而是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集中力量，确保重点，一个仗一个仗地打，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生产管理上千头万绪、矛盾百出的时候，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手忙脚乱，抓了这个，丢了那个，而是分析矛盾，抓住关键，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正常的生产秩序。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不是愁眉苦脸，向外伸手，死等干熬，而是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克服困难，改善生活，促进生产。 1963年，在总结大庆石油会战的工作时，会战职工都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记得有一次，我向毛zx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到，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zx问我：“是哪‘两论’啊？”我答道：“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zx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二、心得体会《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zd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入反思写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中国革命的辩证法。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淀，“两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底色。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认为学习“两论”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领导干部学哲学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说得确实到位。我有过文字工作经历，现在做实际工作，但始终对“两论”崇敬有加，经常研读。《党校十九讲》要求领导干部读马列经典，特别提到“两论”。最近结合党校学习，又一次研读“两论”，感触良多。 现在，我们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形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有善于破解难题、化解矛盾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很高的看家本领。看家本领从何而来？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把“两论”学习好运用好，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 既要加强学习又要勇于实践，做到知行统一。《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部著作实际上确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具体到工作上，工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使两者有机统一亦即知行统一的过程。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就必须具备专业的理论和政策，了解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一切既来源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又来源于把知识诉诸于行动的实践。学习是为了提高认识以更好实践，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断丰富理论，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就是知行统一。如果只学习理论不善运用不会运用就容易出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如果凭感觉想当然不学习不总结就容易出现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现在，干部队伍普遍文化水平较高，也不乏实际工作经历，但还不同程度存在“本领恐慌”，原因之一恐怕与没有做到知行统一有关。有的理论学习不扎实不系统不深入，满足于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或者不注意学习新知识，知识老化，吃老本；或者死读书，读死书，不能结合实际工作理解思考。还有的理论生搬硬套，“只唯书、只信洋”，只记住了理论的字义，没有理解透理论的本质，不顾客观条件、实际环境机械加以运用。更有的对理论不屑一顾，凭感觉决策，靠经验办事，不相信规律，成为“拍脑袋、拍屁股、拍胸脯”的“三拍”干部。由此可见，不能做到知行统一，要么教条主义要么经验主义，要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是很难的，对于实际工作也十分有害。 既要埋头工作又要善于总结，做到干悟结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工作很认真也很投入，任务完成的也不少，但能力提高不快，方法要领掌握不多。学了“两论”之后，就比较注重每项工作完成后的总结，从工作内容、方式方法、质量效率等方面进行自我评价，总结好的做法继续保持，查找不足之处及时改进，善于汲取他人有益经验，日积月累收获很大。这种干悟结合，确实事半功倍。这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干是实践，悟是认识。能力要提高，就要善于对实践进行提炼，就要不断有所觉悟，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干悟结合，就是要完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干好工作而且要善于总结，通过总结来检验工作成效，通过总结深化对工作的认识。只说不干，是空谈主义；只干不总结，就会陷于事务主义。事务主义，只能是忙忙碌碌、忙而无果，能力水平不可能提高起来。 既要认真执行政策又要注重工作调研，做到践思互动。当前我国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既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制定符合实际的科学合理的政策，更需要结合实际将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实践，这三者都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建立在找准问题、摸清情况和科学论证基础上。关起门来研究政策，刻舟求剑研究政策，照搬照抄研究政策，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注重调查研究，通过认识、分析、思考形成政策，这样才能使政策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和有效性。在政策落实中，一定要吃透精神、领会实质，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灵活而不是机械地贯彻执行。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重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不断根据反馈情况完善优化政策。某些领域没有现成政策的还要积极探索创新，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基础。在此，要求我们必须学会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哲学观。 既要掌握普遍规律又要具体分析，做到水土相服。用理论指导实践，也有一个水土服不服的问题。同样的树种，南橘北枳，何以如此？就是土壤条件不一样，环境条件不一样。因此，既要掌握普遍规律，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全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当然，搞市场经济，西方国家有了三四百年历史，探索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的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但不是所有的西方经验都适合我们。因为制度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上，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更不能把国外的教训当经验囫囵吞枣地吸收。一些认识成果包括规律性东西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脱离具体情况不加分析地运用只会产生错误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学习和实际工作最容易忽视。学习“两论”，搞清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工作得到科学的指导。 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协调，做到统筹兼顾。我们常说在工作中要学会“弹钢琴”，就要像“两论”提出的那样，能够“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抓住重点、切中要害，问题解决起来才能迎刃而解。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兼顾一般，做到统筹协调，如果忽视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相应的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也难以解决好，并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也会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所以，这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是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把握好的重要方面。《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实践论》一文是伟大领袖毛zd主席1937年7月的论文著作。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实践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要不急不躁，由表及里，全面观察，有感性到理性，理解事物的演进变化，分清事物彼此间的区别联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循环往复，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在对任何事情没有做出深入了解、分析的前提下，都不要急于作出任何结论。 《矛盾论》是毛zd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阅读完毛zd的《矛盾论》后，虽然对哲学不太了解，这本书还是能带给我许多知识，带着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提出两点我读书的心得。第一，是有关事物发展的原因。书中谈到矛盾论时，常与形而上学论作比较。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句话，触及了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过去，在涉及事物的原因时，我总是注重其受到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虽然没有系统的想过为什么，但这种思考方式在我脑中扎根已久，今天读到这部分和我的想法有些出入的内容，使我停下来仔细的思考。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了最根本的原因。 先有了内部的矛盾作为主导，外部的因素才能起到作用。 通俗的表达，“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早已在生活中明白了这个道理。而我过去注重外部环境影响的思维方式也并不是错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随着条件的不同，同一个事物也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作为国民，我们应当正视当前的不足，而不是批判和怀疑国家和政府。对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公民，我们应当积极帮助解决，对政府抱有信心，而不是消极的批评和容忍腐败等现象。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并不断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提高认识和实践的素质的能力，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年轻人不可不读《矛盾论》《实践论》. 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抓住问题就能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企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在纪念“两论”发表80周年之际，我再一次研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牺牲了休息时间却享受其中，感受到了知识无可比拟的魅力和学习的快乐，同时也获得了超越学习本身的价值，因为这不仅是毛zd思想的精华，是指导我国革命战争和经济发展的伟大理论，更是我们世界观的指南针，工作和生活的标尺，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普遍于实际的链接。 首先，从《实践论》来看。毛zd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是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为朴素的也最为深刻的解释，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和对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物质的生产活动，这可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得出结论：人类每一次生产资料甚至生产工具的变革都会引起新的社会思潮，因而从物质生产活动而衍生的阶级斗争、科学艺术活动等究其本质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诸多形式，《实践论》正是对这一观点的高度概括和具体细化。《实践论》告诉我们：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自己去尝一尝，而不是理论上知道诸如“甜甜的、脆脆的、淡淡的梨子香等”，理论空行，有朝一日天下就没有梨子树了，没有了实践，理论就成为教条主义的行头。在工作中，要杜绝这种现象，而要杜绝这种现象就要求我们把工作落到实处，把工作实效看做自己的工作考量标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把《实践论》运用到工作中来，把我们的理论具体到实践中，不同的工作情况下使用适用的方法，以达到工作目标为要求，在工作中寻求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到哪山唱哪山歌”。毛zd的《实践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升华，人类的理性认知来源于感性认知，感性认知有待于发展成为理性认知，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zd的《实践论》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证，树立了我们辩证的科学的世界观，而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也正是缘于这一理论的指导。 今天的社会发展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我党的肩上，作为单位的一员要以《实践论》这一理论作为指导以努力工作来实践这一理论。 其次，从《矛盾论》来看。作为毛zd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矛盾论》展示给我们的是世界的本质即“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一理论引导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矛盾，从而掌握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的应用在我们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可以说是时时可以见到，处处可以用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证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等，对于我们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帮助与启发。《矛盾论》首先提出了两种宇宙观；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其次阐解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存在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而且是出于无限变化中的，可以说矛盾的解决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比如：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缘于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再次让我们了解到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具有质的区别，比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诸多的矛盾，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就要从矛盾的特性入眼，不带主观随意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矛盾，比如技术矛盾，时间矛盾，主次矛盾等等，这时我们要运用《矛盾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会行之有效的；就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来说，很多时候由于主次矛盾不分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困扰，这时要有认识：在工作中要以工作的顺利完成为主要要求，而在做工作时要对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有认知；最后在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两方面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形式，但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认识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社会趋于稳定，一切在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主旨的指导方针下有序行进，这说明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矛盾无对抗的社会时期，无论单位、个人都在沿着发展的轨迹和谐发展。这正是百姓之幸事，国家之昌盛。 毛zd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让我们解决问题时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我读后从中受益匪浅。但学习不能走本本主义道路，对着书照搬照抄，而是要勤思考多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要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指导下，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单位的发展做贡献。 《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毛zd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就存在于《毛zd选集》之中。《实践论》、《矛盾论》是毛zd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论》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认识论，结论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矛盾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矛盾论》着重论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事物在矛盾中相互作用从对立走向统一，同时又用矛盾的特殊性，用来反对教条主义。从逻辑上讲，这两篇文章上毛zd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其它著作文章是这个哲学在各项工作上的成功运用。毛zd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 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首先，认识来源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础。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战争的认识等等皆是如此。 但是，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在获得理性认识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过程，那便是从理性的认识到指导实践又一个飞跃。通过得来的认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的发展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运动过程中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认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运动便是完成了，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认识并没有完成。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也会跟着变化发展，所以，认识同样要不断变化和发展。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阶段变化发展时，认识就要继续，就要适应新的情况。客观过程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而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同样充满矛盾和斗争；社会实践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过程也应当是无穷的。 于是，我认为，在单个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中，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我们又可以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以至无穷，并且每个新的循环都代表着更高的内容。《实践论》是毛zd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获成功。 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是事务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毛zd文选》的矛盾论深刻的向我们阐释了形而上学论和唯物论的区别;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特殊统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辩证法与行而上学论最大的区别在于认为世界是一个在不断运动着各种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最后再运动中达到某种平衡。人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势。运动是可以无限的，事物也就可以无限的划分，任何运动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也是为什么对这一事物如此定义的标准，所以矛盾有其特殊性，同时每个特殊的运动之间又相互作用，这样直接导致矛盾普遍性，矛盾直接存在特殊的运动中也普遍支配这所有运动。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有能够相互转换到相反的方面去.运动的不间断决定了矛盾的不间断，不论矛盾的双方是在共居的时候还是在相互转换的时候都在相互作用，矛盾只有缓和和激化，它只有一个动态的平衡。辩证法就是依据我们的需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运动中调和各个方面。 阅读完《实践论》、《矛盾论》后我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更为清晰，对辩证唯物观点的理解更为透彻。毛zd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认真研究“两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对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既然矛盾不处不在，既然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于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那么在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上就要坚持多从事物内部找原因。矛盾具有同一性，可以相互之间转化，也就是说，矛盾既具有积极的内核，又具有消极的内核，其结果之所以不同，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对待，去处理。只要把握行当，处理有度，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我们坚持用矛盾的观点来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就会减少矛盾、化解矛盾，转化矛盾，促进和谐。 矛盾是开启科学思维的“钥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具有多种特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时还区分为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矛盾的这些特性掌握了，我们也就掌握了科学思维的“钥匙”。因此，坚持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也就是用矛盾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分析事物，有助于接近客观、远离主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相来面目，有利于加深对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实现科学思维、立体思维，这一条用在我们建筑施工管理中也同样适用。 矛盾是推动工作创新的“动力”。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是《矛盾论》告诉我们的。现实工作中，我们正是坚持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才推动了一项项工作的创新。因此，只要在工作中善于捕捉矛盾，善于把握矛盾，善于剖析矛盾，善于利用矛盾，就一定能够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不断推动工作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矛盾也就是生产力。 《实践论》中关于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对于社会方面，都是一步又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结合实践，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积累工作中的认识和经验，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我们要注意需学习他人的经验，采取拿来主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帮助我们工作的完成。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得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正确的认识，就得对现实事物充分了解，且感觉深刻而丰富，才能最终形成正确的结论。而在实际操作中，又要根据改变了的现实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工作方案，以期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得到预想的结果。目前我们面临一些困难，有困难就有机遇，克服困难，把握机遇，不凭空想象，脚踏实地，劲往一处使，我们的工作就会有进展出成绩。 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我们反对思想上的顽固保守，也反对空谈盲动。我们要注意在实践中学习，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就会从不懂不会到少懂明白，再到清楚明了，做好工作。 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认识、学习、提高，最终达到对事物的准确把握，更好地开展工作，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加强对《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毛zd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努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用崇高理想鼓舞自己，用坚定信念鞭策自己，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超越自我，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 《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zd哲学思想的两部代表性著作。 这两部著作，将晦涩难懂的哲学问题，讲得很透彻、很通俗，学习这两部著作，对认识事物大有帮助，它不仅解决认识问题，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即思辨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那么，它有什么用？ 它的用处在于，它是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比方说：你所持的是唯物辩证法，那么你的世界观就是唯物的，你的方法论是辩证的，而辩证法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方法论。 如何辩证？那就必须掌握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的是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比如：生命就包含生和死的对立统一。又比如王籍的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臧可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都体现了对立统一观点。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即量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比如，四季的更替，股市牛熊的转化，水结成冰，冰化成汽，这就是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由矛盾引起的发展，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前进运动。比如，种子到果实再到种子，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比如，中国的民间谚语，“物极必反”是第一否定，“否极泰来”则是否定之否定。 当然，唯物辩证法还有诸多范畴，例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客观事物自身的本质关系的反映，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学习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 比如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却是迂回曲折的。列宁称之为“螺旋式上升”，毛zd称之为“波浪式前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学习这些，我们不仅可以认识规律，还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树立信心，建立克服困难的勇气。 毛zd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就是说，对立统一无处不在，它是解开各种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只有弄明白了它，才能活用辩证法。 他还说：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见，人们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而唯物辩证法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问题是，我们要学习，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什么是矛盾斗争性，怎样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为什么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我们通过学习，就可以发现许多事物的辩证关系，比如：机械运动就包含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矛盾，生命运动就包含了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的矛盾。 那么，什么是矛盾的内因，外因。我们知道了外因，也就知道了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内因，也就知道了变化的根据是什么。 还有矛盾的复杂性，我们去研究它，就可以学会如何找准一项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什么，就可以找到具有支配地位的，对这一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从而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所在。这一思想对开展工作尤为重要。 在这里，我们无须作出理论研讨，只是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研学毛zd两部哲学著作的重要性。我的体会是，只有先读懂了毛zd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能更好的读懂《毛zd选集》中的其它著作，因为他的其它著作的理论基石正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学习两部著作的意义还在于： 一、建立正确的方法论。方法论错了，世界观一定会错。用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去思考问题，认识社会现象，可以让我们从不自觉变成自觉，从随心所欲到专业专门。 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有水平的领导，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善于捕捉主要矛盾，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高手。主要矛盾在哪里，是什么，如果搞不清，搞错了，工作一定不会有根本起色，往往是无用之功。学习辩证法，矛盾论和实践论，可以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抓大事的能力，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把握趋势方向。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思想武器，是研究规律的，所以找准找对了规律，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把握程度就强了，对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就会更清晰明白，那么，认识世界，尊重世界，改造世界，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四、提升创新能力。创新，说白了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另一种诠释。学习辩证法，矛盾论和实践论，就等于掌握了创新的方法，就能够抓住发展的重点、施力的方向、突破的关键。所以，如果你是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的高手，你必然也是创新的高手。 五、锻炼思维、拓展思维。没有系统的哲学思维，我们的思想一定是零碎的、经验的、不完整的、不系统的，甚至是错误的。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用辩证法交给我们的方法，多角度、多方面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必然是一种拓展思维的好方法。 六、把握人生的能力。我们常说，在生活中，要看明白，想得清，拿得起，放得下，其实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我们也就学习和掌握了一种心理学武器，一种哲学的心理学武器，它正是看明白，想得清的武器，有了它，自然会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对于我们把握人生，梳理心境自有益处。 以上只是讲了一些大的方面的意义，其实在小的方面还有许多，比如可以帮助我们写论文，用矛盾论、实践论的观点方法，就不再难写，而且写出的论点论据会更充分、更条理，更透彻，更有说服力。其次，正如我前面所说，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毛zd选集》以及其它社会学著作，甚至对我们欣赏理解诗歌都会大有裨益。 总之，毛zd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著作，它对于提升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大有好处，不论你身处哪个行业、哪个机关、哪个企业，如果你认真读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豁然开朗，什么是茅塞顿开，什么是受益无穷。 《矛盾论》《实践论》学习感悟 刚接触毛选，尝试阅读顺序如下：纪念白求恩同志，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个三篇文章，都是说要做怎么样的人，或者说如何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自身修行的方向。志向相同，然后再学习方法，依次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两篇属于哲学理论，经典中的经典，黄金中的黄金。如果读者对这种思想不排斥，才可以按照时间顺序继续阅读。 实践论是针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做的论文。 回溯到心学，大概就是知和行的关系。“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矛盾论是针对事物必然有的主要和次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用联系的、变化的、运动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毛zd所说的事物的“全面性”也就是事物的“两面性”。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 总结起来，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著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著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 《矛盾论》学习感悟 以往对毛zx的《矛盾论》也学习过，但是囫囵吞枣式的看一遍完事，主要原因是觉得哲学太深奥，看过一遍以后不但记不住还理解不了，所以不太感兴趣。今年的“两学一做”活动，省公司下发了一本《两论建家》，把毛zx的《实践论》、《矛盾论》纳入必学内容。今天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我有幸与公司领导一起学习了《矛盾论》，在陈超总经理的领学和解读下，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如何运用《矛盾论》指导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点粗浅的理解。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比如说省公司对加油站进行的神秘客户暗访中，我们公司8月份出现的是厕所问题，9月份出现的又是员工给摩托车加油后，客户未推离现场就启动的问题，这就属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即加油站的个性问题。我们从这些个性问题中找出它的规律，进行总结，发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因为豫东片区新进员工较多，培训不到位，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制定措施：对豫东片区的员工进行专门的“反三违”强化培训，用普通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些特殊性的矛盾。 再比如，我们的工作中强调的要建立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就是想把安全管理中存在的特殊性、个别现象、管理缺陷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出一般性、普遍性的制度，反过来再用一般性的制度，指导、约束工作中存在的个性化问题，也就是解决特殊性的矛盾。 我们的工作中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要求我们学会面对矛盾，善于发现矛盾，分析矛盾，直面矛盾，敢于担当，并从中发现存在的规律，想办法来解决矛盾。 公司目前推广的PDCA循环就是解决矛盾最好的工具。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科室人员坐在一起讨论：我们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有哪些不到位的地方？哪个问题是主要问题？针对这个主要问题，也就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运用我们的十三个不，让矛盾充分暴露，对问题进行主观、客观全要素分析，“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有些同志对于存在的问题只是“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有了问题而不进行全面的分析，你怎么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比如我们的客户因为加油站没有及时开具发票对员工进行了投诉，你简单认为是因为员工当时给客户说没法开发票，所以造成了客户不满，客户进行了投诉，你就对这个员工进行罚款，让员工给客户道歉，如果你认为问题到此为止了，那就错了，因为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员工为什么当时不能给客户开发票？是因为员工不会开，还是发票机坏了没法开？如果员工不会开，下次他再当班是不是还会因为发票的事客户进行投诉？能不能对员工进行培训？如果是发票机坏了，第二天是不是还会因为开发票的事客户进行投诉？所以不查出客户投诉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不让各个方面的矛盾充分暴露，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工作中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有可能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我们的PDCA循环就是一个反复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促使工作螺旋式提升的过程。 《矛盾论》的学习让我对如何用哲学来指导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变成方法，理论要变成措施。 《实践论》学习感悟 《实践论》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倡导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长久地指导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实践论》是毛zd的重要哲学著作，成书于抗日烽火中的延安窑洞中。 我第一次知道《实践论》这本书，是在1974年。当年电影《创业》在全国放映，讲述的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开发建设大庆油田的故事。电影中，油田开发建设者们迎冰雪战恶风，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精神让人感奋。而靠“两论”起家，在“天上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的歌声中，石油工人寒夜里围坐篝火一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情景更是让人感到神圣甚至些许的神秘。大庆人就是靠“两论”指导行动，解决矛盾，勇于实践，拼命拿下大油田，使中国一举甩掉贫油的帽子。两部著作的威力竟然如此巨大，年少的我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 党校，是可以静静品读、深入思考、认真聆听、自由探讨的地方，给了我再度感悟《实践论》的机会。 《实践论》是1937年毛zd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为学员们讲授哲学讲稿的一部分。它是毛zd在窑洞中苦读精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为“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而写的”。它的诞生，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巨大作用。它所确立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所倡导的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立场，为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培养教育了党和军队的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左”倾错误的哲学总结，又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不仅是毛zd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 《实践论》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推翻旧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靠“两论”起家就是最好的例证。大庆油田开发总指挥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详尽地叙述了靠“两论”起家，开发建设大庆油田的奋斗历程。首先是周恩来明确要求，要用毛zd思想指导石油会战。1960年4月10日石油部机关党委作出《关于学习毛zd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并发表在会战机关报《战报》上。这是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决定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作风，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要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组织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三年会战，成果丰硕，成绩斐然。 1963年，余秋里向毛zd汇报大庆油田会战情况时说，大庆油田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zd问：“是哪两论啊?”余秋里答：“就是你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zd笑了：“我那两本小书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时间到了1978年。十月惊雷震响已经两个年头了，人民在期盼着拨乱反正。但“左”的思想潮流仍然在中华大地涌动，其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两个凡是”上。它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拨乱反正，阻碍着中国的发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重要理论准备。 在这场大讨论中，《实践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聪明睿智地引用毛zd的哲学实践思想回击打着毛zd旗号的新式教条主义。 文章以毛zd的理论立题：毛zd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多么聪明睿智的立论。让“两个凡是”者何以应对? 文章以毛zd的理论结题：毛zd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多么聪明睿智的结论。让“两个凡是”者情何以堪? 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锋锐与力量，从中也感受到《实践论》的博大与精深。 真理永无终结，实践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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