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专题党课讲稿：中间党派的历史性转折（1945年—1948年）从“中间道路”到新民论“民主党派”一词现今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特指称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用中间党派、中间势力等代指活跃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直至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到“民主党派”，指那些不依附于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党派，这一政治术语逐渐得到各中间党派的认同并开始广泛使用。1949年9月，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指明参加政协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的决定标准是：在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这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党派的一种官方界定，表示从1948年5月5日响应“五一”口号那天起，中间党派真正从中间道路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历史性转折。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中间党派在政治立场上主张“调和国共”，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也不赞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政治改良运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以由“三党三派”发展而来的民盟为例，其内部组织成分十分复杂，客观上既有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共地下党员和李相符、田一平等“党盟交叉同志”，有以沈钧儒、史良、胡愈之为代表的“亲共左派”，也有以张东荪、罗隆基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倡导者，还有以青年党、国社党为代表与国民党较为靠近的右翼分子。抗战胜利之初，在相对宽松的民主政治氛围下中间党派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不少民主人士纷纷组建新党，如黄炎培、胡厥文发起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鏊发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许德珩创建的九三学社等，而此前建立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也在此时更名、改组、确立新的斗争策略，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共两党正式承认了民盟作为中国第三大党的地位，会上民盟与共产党相互配合达成和平民主“五项决议”；直到1947年11月，情况急转直下，中国民主同盟被迫宣布解散组织，标志着中间党派的发展跌落谷底；此后各中间党派转入地下，进入缓慢恢复期。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在香港联合致电**，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这一事件标志着中间党派中的绝大多数放弃了“中立”的政治立场，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民主、统一、和平的新中国不懈斗争。从“中间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一个进步势力努力团结中间势力，荡涤右翼分子，在国共两党中逐步做出选择的漫长过程，而抗战胜利到“五一”口号发布的这三年时间，成为中间党派主流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期，探究这一时期历史性转变发生的原因，对当前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共产党的拉力作用：在争取民主的合作中越走越近（一）深厚的合作基础转变和认同无法发生在短暂的三年间，而是一个长期磨合差异、积累共识的过程，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人士在众多历史节点上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政治立场和道路的分歧及受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中间党派和共产党之间彼此了解甚浅，彼时他们更多的是充当共产党的“反对者”角色，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亲苏亲共产国际立场，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都提出过大量的批评和质疑。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中共在党内纠正了“左”倾错误观点，认识到争取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难面前，“民主”和“抗日”成为中间党派和共产党的共同主张，“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1939年，共产党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帮助成立了中间党派最大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44年3月1日，为团结更多力量，中共中央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中决定共产党加入由中间派人士在国统区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共产党为民主宪政运动找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目标，得到了各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10月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共的政治斗争，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抗战胜利后，“和平”与“民主”成为当时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的普遍愿望，这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旗帜。1945年7月，在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战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政治谈判由僵持而陷于停顿之际，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为促使国共双方恢复和谈访问了延安，在这期间**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他们进行多次长谈，包括流传至今的历史佳话“窑洞对”。他们实地考察了延安的新景象，深受教育和鼓舞，黄炎培后来撰写的《延安归来》发行达十几万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促使很多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发生转变。在此后的重庆谈判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与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最终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决议”。1946年底，共产党于国统区领导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中间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展到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共产党又和中间党派合作领导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多年的紧密合作，为日后中间党派的彻底转向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二）正确的统战政策和实践在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一直坚持将中间党派放在重要位置，对他们进行大量调查分析，制定了针对中间党派的具体统战方针和政策，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一直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治上对中间派人士始终坚持“既联合，又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指出要“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一行人利用谈判之余积极奔走，多方疏通，频繁与各中间党派接触会晤，尤其是与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切磋，同时向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政治主张。在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确定了照顾“民盟利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争取民盟方针：周恩来派李维汉、齐燕铭等人对民盟进行访问和座谈，调查了解其政治态度、看法并订立“君子协定”，对重大问题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宪法、土地改革等若干问题上想方设法多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在与黄炎培于土地改革方面出现分歧时，李维汉等人与其交谈整整两天，使黄炎培基本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但当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方面提出折衷方案，迎合蒋介石的八项条件而置共产党在军事上于不利地位时，又受到了周恩来的严正斥责。事后周恩来在此问题上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后来，民盟围绕抵制还是参加“伪国大”发生政治分野，中共代表团利用左派报纸配合宣传，坚持向民主人士强调参加“伪国大”必定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连同国民党代表在内的任何人拒绝参加“国大”。由此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彻底孤立和抛弃，同时阻止了民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场合各个时机坚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最大限度的将中间势力团结在了自己周围。1947年当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利用相对自由的香港政治生态，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了极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与李济深、蔡廷锴等陆续来港的中间派领袖取得联络，帮助其恢复组织并进行地下斗争；协助民盟三中全会的筹备，积极参与民盟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促成部分“严守第三者立场”的中间派人士左转，如“中间路线”代表人士施复亮在论战后期也逐渐“希望中间派跟左翼党派能够结成巩固的民主阵线”，认为“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等中间党派迅速完成了对中间路线的全盘清算和对革命路线的全面肯定。共产党方面大量实际具体的统战工作对中间党派的最终转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国民党的推力作用：在反对独裁的运动中渐行渐远反之看向国民党一边，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中间党派总体对国民党持拥护态度并给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不允许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任何主张民主的反对党；政治信用被充斥全党的政治腐败和派系斗争严重侵蚀；经济危机和通货恶性膨胀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坚持内战，撕毁重庆谈判和重庆政协会议决议，执意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大规模反共反人民内战，这一切都使得中间派人士大失所望。储安平在《观察》开篇中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经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尤见江河日下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1944年后，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不断发展和深化，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钳制与高压的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如限制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禁止争取宪政的活动，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等等。1945年12月策划昆明“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发动较场口血案捣毁中间党派集会场所，同月特务暴徒捣毁民盟机关报《民主报》，6月发生反内战请愿代表团在南京被殴的下关惨案。7月著名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引发全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责难，彻底打破了民盟等中间派试图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进行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7月初国民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令”，10月27日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此举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将国民党政府解散民盟的行为评价为“失策”：“使人民失去其对政府的信心，并因而使民主同盟赢得主张实行开明的宪政程序者的同情。而且将驱使民主同盟盟员更趋左倾与转入地下活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的行为既输了道义，也失了民心，将千百万中间势力推向了共产党一边。三、中间党派的困境（一）中间党派的自身局限性各中间党派所提出的“中国型的民主”理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他们反对人民战争，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不能发动农民、进行群众工作，无法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并对国民党和美国抱有很大幻想。中间党派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判断及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学者许纪霖对此有过准确的分析：“民主的宣传会激起城市知识分子的政治热忱，但难以产生神话般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整合功能，而变革时代负有社会改造使命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当时这样一个无信仰的混乱年代，最好的社会动员也许就是政治神话加现实承诺。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就显出其短处。中国社会的核心危机潜伏在内地和广大农村，那里最匮乏的主要还不是自由、民主、人权，而是更基本、更实在的土地、温饱和安定。而这一切，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许诺，也没有拿出任何操作的方案，它的目光只盯住城市，而漠视危机四伏的乡村，以至于与中国最大的改朝换代的社会资源——农民严重疏离。”中间党派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牵制革命的力量，受到盟友共产党的批评和指责。随着共产党军事局势的好转，继续坚持“中间路线”无异于为即将失败的国民党张目。笔名为费泼莱的人曾写道：“中间派人士向两边要自由，而自居于中立地位，坚持走中间路线，但实际上既不可能超然，亦不应站在当中，因为这实际上就是间接帮助了压迫者与剥削者。”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之下，中间派人士自身也真切地感受到“被挤在夹缝里，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自我感慨：“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