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知道一些的，如1921年建党、南湖红船上的一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常识类的知识点。但如果深究一步，1921年建党后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早一批领导者经历了什么，党的一大后革命怎么样了，为什么有井冈山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如何，也许研究的人就不多了。我们常常讲“读史使人明智”，但因为年轻，总没有多么深刻的感悟，爱学历史的年轻人还是少数。至于我们年轻党员，认真学党史的也就更少了。单位的多数党员，对于经常听到的大道理，如讲政治、有信仰、为人民服务等等，总是听得多，却因为并不深入理解而缺乏一份敬畏和笃信，也自然谈不上言行上的坚守，只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但内心总有疑问，中国共产党明明就是靠着这些大道理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啊，所以这些大道理一定不是空话，既然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何尝不认真学习下党史，看是否能找到答案呢？恰巧近期上级下发了最新版的《苦难辉煌》，我们每名党员都要进行学习，我们将在党团日开展“党员讲党史”活动，前期，副书记为我们讲了周恩来的事迹，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我相信党员同志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地会找到了自己心中追寻的答案，或者说启发。也许随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会有更丰富的答案、更深的感悟，甚至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会有新的理解，且学且品吧！下面我就围绕十个“为什么”，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第一，为什么要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讲政治，有信仰”，如何评判讲政治，讲政治究竟讲什么，答案是“有信仰”。作为共产党员，我们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有的人不理解信仰的含量，我跟大家分享朱总司令的两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朱德入党。朱德曾是滇军的准将旅长。1922年8月从四川北上到上海找陈独秀要求入党，结果因为他的旧军阀经历被拒绝了。换作一般人，肯定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况当时的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是个不成气候的小党。但是，朱德打听到中共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于是从上海坐船到法国，在马赛登岸后听说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和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又从法国追到德国，最后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入党的考量估计很少是为了信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入党之前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也正因为此，我更钦佩朱德的千里入党之举。而这个行动背后，反映的是朱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绝对信仰，为了信仰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第二件事，朱德率领部队火种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南昌起义”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建军节定在8月1日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的8位、10位大将中的6位都与南昌起义紧密相连。但尴尬的是，朱德当时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边缘到什么地步呢？起义当天晚上，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两个团长。他名义上是9军副军长，但实际上9军只是个空架子，且没有军长，一共只有500人不到。可是，南昌起义却奠定了朱德的地位。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进行阻击。朱德一共4000余人，三天三夜阻击后还剩下2000余人。主力部队在潮汕全军覆灭、领导人分散突围，朱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人看到形势不好，建议解散。但是朱德坚决反对，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到了天心玗的时候，已经到谷底了。部队党代表中，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军事干部中，师团级干部只剩一个王尔琢。部队面临的形势，用“顷刻瓦解”“一哄而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关键时刻，是朱德站出来了。他鼓励大家相信中国会像俄国一样，1905年的失败只是暂时的，终将迎来1917年的革命胜利。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最后，部队留下了火种，800人。这800个留下来的人，全部是因为信仰而留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火种。没有话语权的朱德因为南昌起义而站到了“朱毛会师”的位置。朱德为什么能成为总司令，为什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究其原因，不仅与他的赫赫战功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第二，为什么要坚定政治立场？“政治”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凡是背离这两点的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在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是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一条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的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可见，拥护党的领导，就是讲政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在我党的认知中，向核心看齐、维护领导核心，总是作为“最最紧要的政治”。全体党员必须坚决落实“两个维护”，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必须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长期革命实践得出来的经验。且看张国焘不讲政治、不维护党中央核心所带来的的惨痛教训。1935年6月25日，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3公里外迎接张国焘的队伍。从中共一大开始，张国焘就开始并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其“资格”之老远在**主席之上。以**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会合后的发展方向有分歧。**主席主张目前在岷江以东，向岷江、嘉江两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岷江、嘉江两江之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应该向南进攻。面对分歧，6月26日，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一致通过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很快，张国焘不同意了。会师后，张国焘向周恩来了解到了一方面军的实际人数，大约3万人不到，也就是说两军会合后的10万兵力，四方面军是绝大多数。这一情况开始让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为此，他开始向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的林彪、彭德怀“做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张国焘表示了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7月8日，张国焘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借“西北联邦政府”事件攻击中共中央。9日，张国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人员。10日，党中央致电希望红四方面军分路迅速北上，到芦花集中指挥。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18日，陈昌浩致电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作出了很大让步。张国焘成为军委的总负责人。7月21日，中革军委修改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并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军。矛盾空前激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主席决定再次退让。会议后，党中央恢复了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由于时间耽误，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完成了堡垒封锁。中共中央只能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此时，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主力为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其他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在犹豫中开始北上。包座之战胜利后，打开了北上大门。但是，张国焘又不愿意了，于9月3日公开反对北上计划，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和中央，坚持南下，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他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幸亏叶剑英提前看到了电报，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决定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要分离了。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苦难辉煌》中介绍了**主席一生中最难忘的三个9月9日。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主席发起秋收起义后，被清乡队抓住，死里逃生。这是关系个人安危的一次。第二个便是此时的1935年9月9 日，这是丢失苏区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内部分裂而出现了巨大危机。第三个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回顾这一段历程，张国焘对于权力的热衷与追求，置大局于不顾，完全不讲政治，不维护核心，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引发内部矛盾，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实不应该！对于“位置 ”的迷恋，确实值得我们警醒。习总书记强调的“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其实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出了一条基本遵循，切莫因为个人的权力野心而使眼界狭隘，作出错误的选择。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些落马的的“大老虎”倘若能从讲政治、讲大局、向党中央看齐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何至于到如此境地？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够深刻吗？第三，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从群众路线教育、到“两学一做”、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伟大的转折》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湘江战役后从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被国民党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围追堵截，我们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除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失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在湘黔川边界活动时，就有军团负责人感慨，没有群众的支持，打起仗来都颇有些困难，阵地战、消耗战红军打不起，最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因为没有深入群众，无法发挥所长。直到最后长征结束，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党才又迎来了“复兴”时刻。再从我们党1921年建党讲起，当时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初一代领导人都没有看到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没有意识到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依托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国际经费支持，只能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党支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这也导致了后来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发动的南昌起义、长沙起义等中心城市起义的失败。直到**主席在井冈山领导建立了我们党自己的根据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才完成了经济独立，才有了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宣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总书记指出，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中。这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真正对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深刻认识。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无往不胜。我们再来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理解看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亲信说，可以支撑6个月。如此论断，如果仅仅从中国政府现状，即军队作战力来看，是合理的。1938年5月，**主席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下面摘录部分原文：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斗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没有一种力量比人民更强大，没有一种根基比人心更坚实。早在1906年列宁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1943年**主席专门以《组织起来》为题作重要讲话，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常说的讲政治，应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党员的教育要求，作为党员，要服从党中央，坚持“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识”；二是对全体民众进行动员。从抗战的实践来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共产党主张要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就必须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作战“只是单纯地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访华，请教林彪对越南战争取胜的建议，林彪的回答是：“熬就是胜利。”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要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作战，打败侵略者。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真谛，也是弱国对强国的取胜之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分析越战失败时，总结了一段话：“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追求的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我们的对手的目标是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重要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皆未把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唤起工农千百万，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铁桶围剿”；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侵略者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首创精神，“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将群众的地位上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冠冕堂皇的面子话，而是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只有继续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习总书记说，我们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有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