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故事100例整理时间：2017年9月17日目录领袖们怎么立规矩 4毛zd“六不”规矩 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4火灾，周恩来马上赶往现场，当即立了一个规矩 5“同志们都参加的会，我绝对不能缺席”，朱德的规矩 6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 7毛zd遵守“三不谈” 7朱德的“三必须”和“三节俭” 8周恩来的“三不沾” 8**的“约法三章” 9董必武的“三不许” 10陶铸的“三不准” 11**的“约法三章” 12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13唐亮曾立三条家规 14王必成：给家人规定“五不许” 15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方法 18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 18回到家乡，了解真情况 19创新方法，多方求验证 21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 22重讲调查研究的故事 23毛zd的江西“两县”调研 26毛zd的长冈乡调查 27毛zd深入乡村问计于民 30彭德怀湖南调研后感叹：“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31彭德怀视察敦煌县 32到处看看见见群众 33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34要事实求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36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联系群众的 39毛zd被群众大骂后 40**下令救群众 41周恩来听了群众的真心话后 41邓子恢设置“一七零信箱” 42彭德怀：“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 43彭真的群众路线观 44老一辈革命家的“罢宴” 46毛zd“罢宴” 46**“罢宴” 47朱德“罢宴” 47周恩来“罢宴” 47董必武“罢宴” 48李先念“罢宴” 49彭德怀“罢宴” 50贺龙“罢宴” 51陶铸“罢宴” 52徐特立“罢宴” 52陈云：“不吃请”和“几不准” 53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对待下级的 56毛zd的感谢信 56周恩来替翻译“叫屈” 57陈毅安慰警卫员 58王震公开赔礼道歉 59万里敬酒 60周恩来：一次“滞后”的批评 61老一辈革命家怎么做检讨 62战争时期的特殊检讨 63为六角钱检讨 64多是主动检讨 64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反对官僚主义的 66毛zd对官僚主义的一次突然袭击 66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67毛zd反对官僚主义 67毛zd：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 69周恩来乘坐公共汽车 72彭德怀不看招待的电影 72谭震林在服务员为他开门后 73邓颖超不坐专机专车 73陶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74为官僚主义画像 75毛zd为官僚主义画像 75周恩来为官僚主义画像 75**为官僚主义画像 78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79毛zd让儿子到农村去劳动锻炼 79朱德告诫子女“别想靠我当官” 79董必武让儿子下乡务农 80习仲勋教育女儿要“夹着尾巴做人” 81陈毅教育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权” 82谢觉哉“以诗教子” 82谢觉哉：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 83耿飚：让女儿当一名钳工 86教子有方的洪学智将军 89从小抓起，从细微之处抓起 92不同意女婿担任副院长 94贺龙：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 96聂荣臻：她到军队能干什么 99陈毅：我陈毅算老几 102王震：带二弟一家到新疆“吃苦” 105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106一代领袖家风美谈 109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109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10**：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 111何叔衡：“何门家训” 112领袖们怎么立规矩毛zd“六不”规矩 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展板，上面写着“根据毛zd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对我国共产党人定下的规矩。据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回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zd、朱德的画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zd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又将毛zd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zd的严厉批评。就这样，毛zd提出了“六不”规矩，要求“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zd对自己也立下不少规矩。他曾说自己的“亲情规矩”有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zd兴趣广泛，还是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等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自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1950年，毛zd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此后，毛zd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zd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火灾，周恩来马上赶往现场，当即立了一个规矩1949年4月25日，刚刚解放的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就马上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并当即给北平（今北京）市公安局立了一个规矩：“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到大的事件、案件，必须亲临现场指挥！”事情要从1949年4月23日说起。那天，南京解放。喜讯传到了北平电车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们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一场大火，吞没了59辆电车、104间厂房。25日上午8点，周恩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汇报中，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说了一句：“昨天晚上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听见了，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生高回答说：“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马上说：“今天这个会暂停！都到现场去看看！”接着，周恩来马上问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电车厂着火，你去现场了没有？”慕丰韵马上回答：“去了。”“什么时候去的？”“早晨接到报告后赶去的，刚回来。”周恩来又接着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同志们都参加的会，我绝对不能缺席”，朱德的规矩朱德在教育党员、干部时，立下了规矩：“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战斗任务，不能有特殊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总部在武乡县王家峪时，担任总部党小组长的是参谋人员潘开文同志。朱德对这个小组长很尊重，他总是按时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有一次，党支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让党员分小组回顾总结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改进指挥机关的工作。晚上，党小组开会时，同志们觉得朱德傍晚才从外地回来，太累了，就没去通知他。第二天上午，朱德忽然找到潘开文，问：“昨晚开会，为啥不通知我参加？”小潘顺口撒了一个谎说：“我以为您没有回来呀！”总司令笑了：“我回来时，你不是在操场上还看了我一眼？”小潘说了实话：“我们怕您过分劳累，想叫您早点休息！”“嗨，我是骑马回来的，又不是步行。就是再累还能比长征累？那时，咱们在泥沼里走一天，晚上还不是照样开会？同志们都参加的会，我绝对不能缺席，这是规矩。”小潘说：“昨晚主要是党员们检讨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您没什么检讨的。”朱德却说：“毛zx早就讲过嘛，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能十全十美？”朱德一席话，说得小潘没话了，当面保证：以后开会一定通知你。后来总司令参加小组会，认真地在同志们面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很受教育。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是个成语，其中的“约”是指协商，协定。原指约定三条法规，后泛指订立简单的条款，相互遵守。本文选录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订立的几则“约法三章”，以作为时下领导干部的镜鉴。毛zd遵守“三不谈”毛zd谢绝为他庆寿提出“三条理由”，即:“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才50多岁，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除此，毛zd又随之加上“三条规矩”，即:“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毛zd还曾立下过这样一条规矩，就是一生要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事。”并要求身边的人也要遵守这条规矩。朱德的“三必须”和“三节俭”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怕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朱德长期担任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三节俭”，即“生活节俭，从不特殊；穿衣节俭，一套军装可穿数年；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人节俭，不得搞任何特殊”。人们都称他为军中节俭表帅。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听说朱总司令来西安，派了好几个同志去车站帮他搬行李，朱德笑着说：“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只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晚上，朱德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们看见那个小包袱里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周恩来的“三不沾”周恩来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规定了“三不沾”，即“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占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1973年9 月，周恩来陪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16 日中午，总理请随行工作人员上楼外楼吃便饭。这是总理第九次上楼外楼，职工们非常高兴，除了准备西湖醋鱼、虾和鸡等高档名菜外，还端上总理喜欢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霉千张等家常菜。饭后结账，省里同志说由地方报销，总理不肯，坚持要自己付钱。店里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 元钱。谁知总理又不肯，当即对一位姓姜的职工说；“10 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员们商量了一下，加收了5 元。不料又被总理看到，就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5元。这样，已收了20 元。哪晓得一小时后，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 元钱补付中午饭费。这迫使店员们把当天午餐的饭菜费仔细算了一下，按照牌价表，也不过19 元多一点儿。他们就给总理写了个详细报告，把清单附上，并把多余的钱交还总理办公室。**的“约法三章”1949 年12 月8 日，刘伯承和**率第二野战军和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进驻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 年2 月4 日，贺龙到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主政西南时期，与刘伯承、贺龙一起，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改变了西南地区混乱的社会面貌。进城后不久，为防止干部在胜利面前滋生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和追求名利等错误思想，**就“约法三章”：不设私人公馆，不集体办伙食，严禁铺张浪费。为了作出表率，刘邓贺三家人打算合住在一栋楼房里。此楼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间房，其中底楼最宽，三楼最窄。刘邓贺都争着把宽敞的楼层让给别人住，自己住最小的。刘伯承认为：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而**和贺龙却坚持让刘伯承住一楼。**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住底楼方便些，省得爬楼梯累。贺老总也是，只有我年纪最轻，不怕上楼下楼。”一番谦让后，最终按年龄安排：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住在三楼。董必武的“三不许”1949 年11 月间，董必武因公去南京。随同董必武工作的几位同志发现了原中共南京办事处用过的一辆“别克牌”黑色小汽车，大家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想把这辆小汽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知道了这件事后，很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你们要是违反了，我就送你们到公安局去。”从那以后，不论谁调到董必武身边工作，董必武都要首先申明这个“约法三章”。1954 年，董必武同志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目的是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和纪念品。当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儿洋货时，作为团长的董必武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钱如何处理。大家认为，按照制度规定，代表团团员是可以花用的，但更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困难，尽可能地节约外汇为好。最后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我们的大使馆。在出国前，董必武15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大使馆的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了这件事，大使馆的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必武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必武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后，让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照相机市价的一笔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听说董必武发了脾气，他们也知董必武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陶铸的“三不准”1958 年，陶铸在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他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时，有一个县的县委领导设宴欢迎。陶铸走进饭厅，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了。此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去，总是“约法三章”，即“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1961年前后，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说，家里吃的米和油等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对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了一点儿瘦肉，他心想陶铸同志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给他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肉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说了又说；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饭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的“约法三章”**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时，**总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1956年3月，刘振德被调到**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就找他谈话，谈到工作问题时，**便与他“约法三章”。**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还特别加重了语气。**接着说：“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格。**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1959年初，**因繁重的工作累倒了，毛zd要他到海南休养一段时间。在这段难得的休息时光里，**并没有休息，而是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集中精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学习小组，有薛暮桥、王学文两位学者，以及一些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学习之前，**给大家“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不分上下级，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人人都要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三是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这样，一个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秘书、警卫员、护士组成的“罕见”学习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交流，这充分体现了**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在知识面前一律平等的学习理念。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他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从没有得到他的好脸色，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一顿臭骂。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门上，掏出本子，要他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他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被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1967年，陈再道被诬蔑搞反革命政变。几万人冲到了他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他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陈再道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唐亮曾立三条家规一是他在家里的办公室兼书房，家属和子女不得入内；二是他的文件和资料，家属和子女不得翻看；三是他的工作情况和与其他首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唐亮珍藏一方印章，石料仅值三角钱，上面刻书:“平凡翁。”唐亮爱不释手，凡是珍贵书籍，均盖有此章。陈毅元帅评价说:“平凡翁，不平凡，平凡之心，重如泰山。”王必成：给家人规定“五不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行列里，王必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这位小个子将军17岁就参加了红军义勇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他还善于打大仗，打硬仗，被指战员们亲切称为“王老虎”。著名电影《红日》中大战张灵甫74师的沈振新，其原型就是王必成。建国后，王必成不论在哪里任职，始终保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1978年7月，由于越南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劝告，不断加剧反华排华活动。随后，党中央派杨得志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对越作战，而王必成从昆明军区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战前调离，对以打仗为荣的王必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遗憾。为了弥补遗憾，王必成写信给自己的子女，鼓励他们上前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在他的坚持下，他的儿子和最疼爱的小女儿都上了前线。一天，夫人陈瑛担心地对他说:“咱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很好嘛!这才像我家的媳妇。”王必成高兴地说。夫人悄悄告诉他:“媳妇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医院领导不准备让她去，可她自己坚决要去。”谁知王必成却挥着手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儿女承父志，堪慰老将心。”听完这话，陈瑛热泪夺眶而出。儿女们从前线给王必成打电话或写信，纷纷表示要争取为国立功。王必成心中十分欣喜，勉励他们要听从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杀敌立功。后来，在这次自卫还击战中，王必成的儿子和女儿双双荣立三等功。王必成始终过着清淡的生活，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不要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并给家人规定了“五不许”，即:不许参政；不许到秘书办公室看文件；不许以他的名义办任何事情；不许乘坐配给他的汽车；不许搞特殊化。1979年秋天，王必成在检查部队途中，顺道回到家乡看望亲朋故友，祭拜双亲。陪同的县委领导看到王必成父母的坟墓非常简陋，只是两个小土包，又没有墓碑，就提议把老人家的墓地整修一下。王必成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必要，不要把钱用在这上面，不要浪费群众的工分。”一次，王必成赴麻城参加麻城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他一到县城，县领导就对他说:“您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家中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办好。”王必成对县领导说:“麻城还比较贫困，你们不要把钱花在招待领导上，要集中精力把麻城的经济建设搞好。”在麻城活动期间，他轻车简从，不要迎送，不提个人及亲友的任何要求。1989年春节，王必成病重。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情况后，专门赶到医院看望王必成。当看到老将军床上一条破旧的毛毯时，纪念馆负责人露出诧异的神情。见此情景，王必成便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毛毯背后的故事。原来，这条使用了49年的米黄色旧毛毯非同寻常。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率领“老虎团”在黄桥以南的季家市攻打日军据点，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就有这条米黄色旧毛毯。战斗结束后，毛毯分配给王必成的老部下徐绪奎使用。徐绪奎和王必成一起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创建，他们一同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生死战友。在一次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徐绪奎不幸牺牲。他的警卫员遵照徐绪奎的嘱托，将这条毛毯作为遗物转送王必成。王必成十分珍视战友情谊，从战争年代到革命胜利，从乡村到城市，始终随身携带、使用这条毛毯。小女儿结婚时，看到王必成盖的这条毛毯实在太旧太薄，特地买了一条纯羊毛的新毯子送给他。王必成接过新毯子，严肃地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但是，原来的毛毯不能换，盖着它就想起和我一起战斗而光荣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过去。它时刻提醒我，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热爱它、珍惜它、保卫它!”得知纪念馆正在搜集黄桥战役时期有关珍贵文物时，王必成当即嘱托夫人:“我走后，请你帮我把这条毛毯捐赠给黄桥战役纪念馆。”1989年3月，老将军病逝。遵循其遗愿，这条旧毛毯被珍藏到了纪念馆。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方法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毛zd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青年时代，他就通过游学，走进社会开展调查，仔细了解国情；后来又多次深入农村考察，相继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调查报告。1930年，毛zd先后到江西的兴国、才溪、长冈、寻乌等地调查研究，写出多篇调查，《寻乌调查》是其中代表作。他从这年5月初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边调查，边记录，最后形成8.1万多字的调查稿。毛zd作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当时中国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毛zd是如何进行寻乌调查的呢？他放下身子，扎实深入，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主动跟他们交朋友。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知道某人知道某种情况后，便三顾茅庐去拜访，像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他还卷起裤腿，到水田地里帮助农民插秧……毛zd满腔热情，全身心融入，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了解到了大量的真实情况。他谈到自己如何与群众建立起亲密关系时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晚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们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的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请看，毛zd调查的杂货店情况。其中：“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敲一块小糖，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如果不放下架子，真心跟调查对象交朋友，充分取得他们的信任，怎么会了解到这样隐秘的“发家史”，了解到这样鲜活的情况？毛zd调查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基层、眼睛向下，积极融入到群众之中，真心和群众做朋友，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而不能端架子、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与群众谈话时，要满腔热情，敞开心扉，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诚实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这样才能获取一手资料，获得真实情况。 回到家乡，了解真情况1961年4月2日，**回到宁乡县。他对湖南省委的同志说：“这次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在40多天的蹲点调查中，**乘坐的是他向湖南省委要的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只配了一名工作助手，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他累计行程4000多公里，先后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等地10多个生产大队。他有33天吃住在生产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热情地同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交谈，倾听大家的心里话和真实话，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还深入到田间、山林、食堂、养猪场、医院、社队工业和社员家里。调查期间，**了解到有的群众遭受了无辜的打击，便当即平反了冤假错案。他调查了农村粮食、分配、住房情况，了解到农村公共大食堂难以为继的现状后，就作出了“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的决定，并明确要保障社员基本口粮加劳动奖励的粮食分配制度，给农民重新分配了自留地和自留山。**调查研究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选择熟悉的地方调查蹲点，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当年的“浮夸风”、“共产风”导致了农村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为了解实情乡情，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首先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不住招待所，吃住在百姓家中，又为零距离观察农村实际、了解群众生活创造了条件。轻车简从，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拉近感情，促使他们敞开心胸，讲出真话实话。 创新方法，多方求验证陈云生前做过多次调查研究，1961年的青浦农村调查是其中的经典案例。当年，陈云到基层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农村情况，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6月中旬，他要薛暮桥带一个工作组先行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摸底调查。6月27日到7月11日，陈云亲自带队到小蒸进行了15天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到调研结论后，7月12日至27日，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五个县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关问题调查研究；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两个县县委的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调查和比较；最后，同四个省市的省（市）委负责人交换了意见。8月初，陈云将调查报告报送党中央。陈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典型调查地、比较研究地、交换意见地的三个层次调查思路。首先，选择了典型调查地点。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在太湖流域很有代表性，又是陈云的家乡。1927年，陈云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从1952年10月开始，他在这里约定了两名了解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1955年到1957年，他三次到青浦县做实地调查。其次，选择了比较研究地点。在典型地点调查之后，陈云又到其他与青浦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相互比较，从而验证了典型调查地点情况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再次，选择了交换意见地点。通过典型调查、比较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片面性、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都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进一步验证和完善。陈云青浦农村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研究要注重方法。为了了解到全面、真实的实际情况，应当采用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调研方式，通过比较研究地和交换意见地调查，不断地修正、补充、丰富、检验典型调查所得的调研结论。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从1945年到1966年，**曾经兼管过党的新闻工作，对党的新闻工作做过不少重要论述。1961年4月28日，**在湖南宁乡进行调查研究，曾两次对新闻工作做出指示，对党中央机关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的很多虚假的高指标新闻，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纠正的方法。**认为，解决虚假新闻的方法，就是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他指出：每次调查都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三是要发现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制定些什么新政策。他还说，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下面有许多单位封锁信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够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如何使人家说真话，这也要调查研究。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清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的这些思想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讲调查研究的故事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但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有着强烈的感召力。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了江西的寻乌县城后，作了短暂停留，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就在这战事频仍难得安定的一个月内，毛zd同志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召集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毛zd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对寻乌县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通过调查，毛zd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依据。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同时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分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就在寻乌调查的同时，毛zd同志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zd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从此，调查研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路线的最基本工作方法和作风之一，而深入人心。另一个调查研究的经典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初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央为了调整经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和国主席**带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调查食堂、退赔、社员房屋、山林等问题。**这次调查，历时44天，其中就有30天住在农村。据记载，少奇同志当时来湖南农村，乘坐的仅仅是一辆布篷吉普车，前面没有亮着闪闪警灯的警车，八面威风地鸣笛开道，后面也没有长长的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共和国主席出巡的座驾。湖南省委最初拟派一位省委书记陪他一起下乡，并专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带到哪。但这些都被少奇同志严肃地制止了。他说：“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来到宁乡县王家湾后，白天，他走东家，串西邻，四处找乡亲访贫问苦；晚上，在两张小桌子拼成的办公桌上，一盏油灯下，汇总各类调查数字，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他甚至走进厕所，“像农夫也像医院的化验师，伸手去拨弄一团粪便”，以了解老百姓是否吃糠咽菜。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了大跃进和大办食堂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发现了彭梅秀的天华大队假先进典型的严重问题，从而为中央的纠错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不变的应该是那永恒的理想信念和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毛zd说过，正确的决策和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回顾中国革命80多年乃至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哪一次失误不是源于脱离实际的“左”右倾路线和拍脑袋想当然的官僚主义，而哪一次正确决策不是来自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熟知和缜密的深思？这些年为什么假的东西太多，形式主义大泛滥？我想，只要相关部门领导同志肯下到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前呼后拥式的“考察”，他就一定会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话，尝到“梨子”的滋味，深知其中的三昧。毛zd的江西“两县”调研　　秋收起义后，毛zd上井冈山之前，搞了一次江西永新县调研，上井冈山之后又搞了一次江西宁冈县调研。　　“永新”调研与上井冈山。《毛zd年谱》记载：1927年10月中旬，毛zd在永新县水口村一带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通过调研，“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毛zd做任何事情，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搞了“永新”调研，毛zd心里有了底，他下决心上井冈山搞革命。“永新”调研不久，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被打散，“毛zd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收集失散人员40多人。毛zd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10月24日，上井冈山前，毛zd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明确提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这就是说，毛zd上井冈山的准确日期是1927年10月24日晚。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道路。可以这么讲，没有“永新”调研，毛zd就不会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1928年4月24日“朱毛”会师，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宁冈”调研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宁冈”调研是毛zd上井冈山之后，首次进行的深入调查。对于这次调研《毛zd年谱》只是简要记载：1927年11月“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从《年谱》对毛zd宁冈调研后的活动记载和有关文献来看，这次调研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上了井冈山之后，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多次围剿，人们必然要提出，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等问题。1928年10月5日毛zd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系统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年11月25日毛zd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论述武装割据等问题。1929年12月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了党内八种错误观念。1930年1月毛zd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接得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结论。1930年5月毛zd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永新”调研，使毛zd下决心上井冈山；“宁冈”调研，使毛zd下决心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这两次调研对毛zd选择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zd的长冈乡调查　　1933年11月中旬，毛zd为准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召集乡和村的干部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一星期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这个调查材料有3万多字，是目前保存的仅次于《寻乌调查》最翔实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毛zd关于调查研究、民主建政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　　关于调查研究思想。毛zd自投身革命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大革命后期，为回答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他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zd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开辟中央苏区斗争的1930年，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年，从保存的材料看，他至少做了7次调查，不仅写了7个调查研究材料，而且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长冈乡调查》是这一系列调查的继续，再次阐发了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他说：我们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任务，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呢？“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　　关于民主建政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区域内成为执政党，也意味着要在这个区域内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毛zd担任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前主要是随军指挥作战，在此后则主要担任政府工作。如何实行民主建政，是他思考和关注的重点。因为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如何建党建军的若干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政就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制定有“宪法大纲”，但有一些内容和要求或不完全符合苏区实际情况，或比较原则、抽象，难以贯彻实施。《长冈乡调查》有20个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为民主建政的方方面面。属于政治建设的有：政治区划、工人成分和贫农团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乡苏维埃政府机构、村苏乡苏选举、地方部队情况；属于经济建设的有：劳动力的调剂与合作社运动、推销公债、群众生活状况；属于社会建设的有：文化教育、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宣传队和革命竞赛等。毛zd通过这诸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到长冈乡“有许多好的创造”，如乡苏维埃下的许多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对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总结，“已足使我们郑重地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关于群众路线思想。群众路线思想，从工作方法上说，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思想实质来说，则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长冈乡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就工作方法层面说，毛zd认为，“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就思想核心层面来说，毛zd认为，“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如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等群众的一切问题，从而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群众称赞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由此，毛zd提升到理论上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长冈乡干部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模范，毛zd的群众路线思想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 毛zd深入乡村问计于民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是毛zd一贯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1933年11月中下旬，为了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农村苏维埃政权工作经验，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zd，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两个苏维埃工作模范乡进行调查。在长冈乡列宁小学一间茅草屋里，毛zd召集乡级和村干部——村支书、乡苏维埃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人，开了几天调查会，详细调查了解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地方部队”“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并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写出了《长冈乡调查》一文。在才溪乡，毛zd在区苏维埃政府和区工会陈设简陋的小屋里分别召开工人、贫农、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对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写下了《才溪乡调查》，共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部分，全面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毛zd的调查研究，大都利用饭前、饭后等休息时间进行。他不仅爱问，而且善于问，好多老乡都来找他聊天。大家都说：“主席问的事情真多，真详细！”正是这种调查研究、脚踏实地的工作方法，使毛zd深刻地了解实际情况，为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依据。 彭德怀湖南调研后感叹：“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8年12月，彭德怀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乡调查。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处接一处马不停蹄地调研期间，他白天走访，晚上座谈，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那里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都弄坏的。”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zd反映了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7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于7月14日给毛zd写去一封信，在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彭德怀视察敦煌县塞上的深秋，冷风嗖嗖、寒气扑人。 1958年10月22日，一辆顶风冒沙奔驰而至的吉普车在中共敦煌县委门前停下，一位身材魁梧、表情严峻的老人迈腿从车门跨出来，伫立风中放眼四望。两名军人和一个夹公文包的年轻人迅速跳下车陪侍在老人身旁。这位老人是来敦煌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陪同人员是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司机和秘书。 到处看看见见群众三天前，敦煌县委接到甘肃省委电话，告知彭德怀要来敦煌。电话传达了彭总“不惊动群众，不搞欢迎仪式，一切从简”的指示。久闻彭总办事雷厉风行，作风耿直朴实的县委领导，没把喜讯过多宣传，没布置任何形式的欢迎接待，敦煌县城平静如常。这天，县委书记在兰州开会，负责接待、汇报、保卫工作的是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他和几个干部在县委门前大榆树下等候了一会儿，未见车队滚滚而来，便各忙各的事去了。当彭总到来时没有县委的干部在场。彭德怀在张达志等陪同下穿过公路，和过往的群众亲热地打招呼，表情自然、随和。群众感觉这老头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便无拘无束地同他坦诚交谈……从招待所回来的刘孟晋，见公路边一群人与一位慈祥的老人在亲切谈话。走近细看，老人像是在报纸图片中见过的彭德怀。他急步上前向曾在兰州开会时见过面的张达志司令员作自我介绍，张司令员即把刘孟晋介绍给彭总。彭德怀握着刘孟晋的手，刘孟晋顿觉全身发热、满脸通红，有点口吃地说：“我叫刘孟晋，县委副书记……首长到来时我不在此，有失礼貌，请首长原谅!”彭总和蔼地说：“没关系，自己人嘛。我没有告诉准确时间，就是不让你们搞那些形式!”接着，彭德怀对干部、群众说：“我来看看，见见你们!”掌声从四下响起，经久不息。彭总几句平和、贴近的话，驱散了刘孟晋的紧张和歉疚。情绪完全镇静的刘孟晋见路边只停着一辆车，不解：“其他车还未到?”彭总笑着替张达志回答：“我们四个人，一辆车够了，没有车了。”在场的肃然起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出巡仅一辆车、两人陪同，真正的轻车简从呀!  在陪同彭总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刘孟晋说：“我们这里条件差，只有一个招待所，十几间平房，设备简陋，无固定接待人员……”彭总截住话头说：“孟晋同志，不要客气。这些情况我们会想到的，有吃有住就行。你要是搞特殊，我还要批评你呢!”刘孟晋听彭总这么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这时，彭总从衣兜里掏出一团棉花对刘孟晋说：“这是我们在敦煌县境内路边的棉花地里捡的，种棉花流了多少汗呀，丢了真可惜!你们要教育群众爱惜劳动成果，精打细收，一点都不能浪费。”刘孟晋和县里几位干部听了彭总朴实无华的教导，深受教育。向彭总表示：“我们一定按彭总教导，教育群众尊重劳动成果，做好增产节约工作。” 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来到招待所安排彭总住宿后，人们才注意到他的穿戴：很陈旧的黄呢大衣，露出斑斑点点绒毛脱落的痕迹；脚穿棉袜、布鞋；裤子半新半旧。落座，彭总与刘孟晋等聊起来，谈笑风生。“这‘敦煌’二字何意?”彭总从地名问起。刘孟晋说：“东汉的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就是宏大、昌盛之意吧。”饶有兴趣的彭总又问：“有介绍敦煌历史的书吗?”尴尬的刘孟晋说：“历史资料不少，系统介绍敦煌的书不多。《敦煌县志》是较权威的资料书，虽不是专门研究敦煌县历史的，但可以了解基本概况。彭总要看，可派人送来。”彭德怀高兴地说：“好，请送来吧，了解了解敦煌县的历史。”接着，彭总详细询问敦煌县的水源、水利设施、农业、工业、人民生活、风土民俗等，作陪的同志一一回答。彭总不时插话，不理解的反复提问，展开讨论。摆谈了一阵，服务员送来瓜果。刘孟晋为彭总递上一个梨，说：“彭总，这梨名叫长把梨，是我们的特产!”彭总一手接过梨，一手在篮中拿出梨，挨个地递给在座的每位同志。他吃着梨认真而和蔼地说：“你们是本县人，要带领群众多种梨，要发展生产建设好家乡哟!”趁大家吃梨的时机彭总询问在座几位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等，大家一一自我介绍。当刘孟晋说：“今年我28岁，25岁时任县委副书记。人年轻，担子重……”未待刘孟晋说完，彭总笑了起来：“你算啥子年轻哟，我像你这个年龄时，挑的担子比你重得多，正是干事的时候，不要自卑!”食堂服务员前来报告：“刘书记，请客人进餐吧。”来到餐桌前，刘孟晋指着桌上的菜说：“这是按张司令员的意见安排的，请彭总……”桌上摆的是青菜炒肉片、凉拌猪耳朵、煎辣子、白菜炒蕃茄，主食为敦煌人招待客人时惯用的臊子面。彭德怀问刘孟晋：“你们平时就这样吃的吗?”“是的。”刘孟晋干脆、果断回答。“我不信。”彭德怀肯定地回敬一句，他不愿入座，站在桌旁审视着。为缓解缰局，刘孟晋不得不直说：“比我们平常吃的要好一点点，比敦煌人招待客人的惯例还简单了许多。”彭总严肃地说：“不管你怎么说，机关食堂里干部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好，这顿就这样，下不为例。既然是张司令员安排的，不批评你，你陪我吃。”吃过饭，彭总认真地说：“明天的中午饭在县委食堂吃。第一，不准你向食堂打招呼，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第二，我们和干部一块儿吃，不许搞雅间。”“好，听彭总的。”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地说：“什么听我的?你可以不这么办，我也可以不吃你的那一套嘛！” 要事实求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23日，敦煌县委在招待所会议室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如何汇报?把刘孟晋和县委几个主要干部难住了。敦煌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亩产千斤县”，率先建立了“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浮夸风”严重。事实求是地汇报，刘孟晋等人怕被批评为右倾；作虚假汇报，又觉得对不起深受人民爱戴的彭总。经慎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只在实际播种面积11.8万亩基数上硬凑上6万亩，亩产仍硬着头皮说为“超千斤”，其他情况原原本本直说。当刘孟晋汇报到全县粮食亩产超千斤时，聚精会神听汇报的彭德怀插话问：“敦煌的地能亩产超千斤吗?”鸦雀无声的会场里无人回答、无人解释，大家对“超千斤”是心知肚明的，怎敢解释呀？静了一会儿，彭总一字千钧地说：“粮食打多少就报多少，要实事求是。粮食生产要抓紧，有了粮食就什么都好办。没有粮食，老百姓心里就不安呀!”会场，再度沉寂；气氛，异常严肃。与会者在回顾，在反思。刘孟晋汇报：敦煌实现了一县一社，社员吃公共食堂，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把群众的生养病死等20多项福利都“包”起来。彭德怀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说：“我不懂，我想一县一社绝不是方向，不是社大就好，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刘孟晋很难堪，县里其他同志也难替他补充、解释。刘孟晋汇报不下去了，大家又不愿讲话，彭总面带微笑说：“包不了的不要硬包，打肿脸充胖子只能害己害国家。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极大地丰富，没有这两个基础是不行的，急于求成会摔跟斗的!”汇报过程中，彭德怀始终面容严峻、忧虑有加，无一丝笑容。结束时，干部们恳请彭总作指示。他慈祥、平静地看着大家期望的眼神，欲言而止。他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23日下午，彭德怀视察杨家桥大队。每到一个居民点，他就下车和农民攀谈，问生产、生活、家庭……掏出笔记本自己作记录。彭总来到大队办公室，社员送上瓜果。彭总：“我们已经吃过了，你们的瓜果品质虽好，但产量不高，应多种果树，增加产量。”接着，彭总要大队干部谈谈人口、土地、生产、产品和畜禽养殖情况。对彭总的提问作了口头回答后，大队干部拟作系统、全面的汇报。彭总直摆手：“不要汇报了，我要看看。”彭总在大队干部引导下去公共食堂、炼铁炉……在食堂厨房里，彭总接过炊事员手中的勺子在锅里搅搅，面汤清可见底。问：“社员们就吃这个?”炊事员说：“早晚吃面汤馒头，中午吃面条。”彭总又问：“大家吃得饱吗?”面带难色的炊事员闷不作声，彭总不再追问。恰在这时，一个身材瘦弱、光着脚丫子的小女孩手提饭篮子走来。炊事员责备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就来打饭……”彭总走过去抚摸着她瑟瑟发抖的肩背，疼爱地问：“小姑娘，饿了吗?”小姑娘把手指放在嘴里吮着，胆怯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慈祥的老爷爷，十分腼腆，手足无措。在场的人不知说什么好，寂静和沉默代替了该说和不该说的话。心情十分沉重的彭总不再问小姑娘什么了，眼睛湿润了。步出食堂，彭总郑重地问刘孟晋：“你说真心话，吃食堂好还是各家做饭好吃?”刘孟晋点点头：“各自做饭吃方便。”彭总点头，表示同意。彭总忽见股股黑烟冲天，指着烟柱问：“在炼铁?”“是的。”刘孟晋不掩饰地回答。“看看去。”彭总直往前走。来到土高炉旁，见大群人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拉风箱、运矿石、加燃料……黑乎乎的似铁非铁的坨坨块块散乱堆码着。彭总弯腰拾起一块仔细端详一阵问：“这是铁吗?”“算烧结铁吧。”刘孟晋很为难地说。彭总望望那炉子，看看这“铁块”，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炉子能炼出铁?能办到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不要硬办嘛。”陪同的所有人员，从心里敬佩敢直言讲真话的彭总。该吃晚饭了，彭总决定就在大队食堂吃。他向炊事员要来碗筷，随老老少少几百号人排队打饭。队列中忍不住饿的孩子在哭闹，不守秩序的小青年插队遭训斥……彭德怀历历在目。他打来饭菜和群众围在一起，喝清可见底的面汤，啃粗粮馒头。面对眼前情景他对干部们说：“这样的大锅饭大家能吃好吗?闻名全国的‘千斤县’公社能是这样!”饭桌上气氛很压抑，干部们心情沉闷。24日，彭德怀离开敦煌县，县里的干部和城区群众自发送行。彭总和大家一一握手，总是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吉普车启动了，他探出头用朴实的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敦煌人民，审视着敦煌的山山水水，表情中充满沉思、焦虑和迷惘，也充满关注和期望…… 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联系群众的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执政党的未来取决于民心向背。心里装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极其重要的一环。现把搜集到的老一辈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一些史实实录如下，与大家共同学习。毛zd被群众大骂后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降临的狂风暴雨中一个霹雳，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妇女还借题大骂：“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zd? ”保卫部门闻讯，就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了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zx”的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这一消息被毛zd知道后，立即约见了这位妇女。该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公粮任务太重，又逢3年旱灾，交了公粮，已颗粒无存。毛zd问明原因后，不但没有责怪她，而且临行时还让通信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她，以解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针对此事，毛zd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zd在延安还曾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下令救群众1960年4月，**南下视察，他坐客轮从重庆到武汉。到了晚上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江上波浪滔天。在轮船前进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忽然发现前面有几只小木船在风雨中的江面上漂荡，马上大声议论起来。有人说：“情况危险，怎么办？”有人说：“我们的船也很危险，怎么救？”还有人说：“我们的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偏离航道，会出事的，万万使不得！”风浪声和工作人员的议论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得知了有木船要被风浪打翻，群众要落水的情况后，毫不迟疑地“下令”道：“马上靠过去抢救！”有工作人员说，这样做会很危险的。**说：“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安全就不救群众。我是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是国家主席，才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群众！马上让船靠过去！”按照**的“命令”，一场抢救落水群众的战斗打响了。船长和船员们沉着应对，很快把小木船上的群众一一救上了客轮。当被救的群众知道使他们“死里逃生”的船是国家主席的“座船”时，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周恩来听了群众的真心话后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周恩来总理曾到河北省农村调研。一天早晨，他在一个农民食堂遇到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一个泥罐，正等着打饭（玉米面煮菜汤）。当周恩来走上前去询问这位妇女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时，这位妇女二话没说，怒气冲冲地指着周恩来大声喊道：都是你们上边让这样瞎搞的！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了！到时，你们这些人也都得饿死！周恩来听了此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不断地安慰她。他心里十分难过，也很受震动，回到北京就生了一场大病，并经医生劝说，到广东去休养。人们常说周恩来一生只休息过一次，就是指的这次。事过之后，河北的公安机关以这位妇女在周恩来总理面前公开攻击食堂化为由，要对她予以拘留审查。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不准拘留这位妇女。他说：她对我讲的是真心话，反映了群众对农村办食堂的意见，这没有罪嘛！ 邓子恢设置“一七零信箱”1952年1月，作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邓子恢，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中，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防止可能产生的打击报复、包庇袒护等行为，特在武汉市邮政局设置了“一七零信箱”，接受全区人民群众的检举或控告。当时的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专门发布消息，凡属需要直接向邓子恢检举问题的，可以投书“一七零信箱”。信箱从1月22日启用之后，常常收到各地群众寄来的揭发材料。邓子恢还特别交代秘书，每份材料都必须转给他，而且要编号存档。这样，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子恢就更加忙碌了，有时吃饭时间到了，看他还在批阅信件，秘书只好叫勤务员把饭菜端到办公桌前。那一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秘书劝他早些休息，他却说：“看到群众的来信反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党的政策，挽救干部，把握好运动的脉搏，宝贵啊！”由于过度的辛劳，这期间，邓子恢患上了肺炎、肝炎。医生曾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易地疗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仍带病坚持工作。他还亲笔给检举人回信，以示鼓励和感谢。有时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有几封回信就是他躺在藤椅子上口授给秘书写成的。他曾对秘书讲：“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是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一七零”专用信箱使用了很长时间，是邓子恢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对于邓子恢指导中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得到毛zd赞赏。 彭德怀：“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彭德怀原本没有逛名山大川的习惯，因为他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国家和群众的事情上。休闲游览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56年夏的一天上午，他经不住警卫员景希珍的撺掇，才同意去游人如织的北海公园转一转。于是，景希珍立即按规定把首长下午要去北海公园的事报告了警卫部门。傍晚，当汽车驶到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地方时，穿着便衣的彭德怀就让车停下，然后他和警卫员步行朝公园走去。到门口一看，只见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两个字，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早已等在那儿，把彭德怀迎了进去。彭德怀刚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质问景希珍：“你搞的什么鬼？”景希珍这才隐隐约约有了察觉，因为偌大的公园里看不到几个人，难道这是自己给警卫部门的那个报告引起的后果？景希珍只好说：“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吗？”彭德怀反驳说：“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彭德怀不仅冲着警卫员，也冲着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把群众赶跑了？”当几个公安人员说明他们是奉了上级指示才闭园接待首长的情况时，彭德怀怒气更甚：“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他愤而转身走出公园。在路上，他还狠狠地瞪了景希珍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彭真的群众路线观作为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在各项工作中一向坚持并要求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彭真在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强调，要解决干群关系，就要知道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彭真说，实际上群众是老子，我们是儿子。在干群关系上，他多次强调“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不是老爷”。1961年，彭真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对北京市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我们不是官僚，不是剥削者，也不是创造这个、那个的上帝、菩萨、神仙。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党政干部领导工作为了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如果不注意，站在人民群众的头上，那就会脱离群众，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出现偏差，甚至与人民背道而驰。“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当了‘官’，就把人民放在脑后去了，甚至不是当人民的公仆，而是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成了老爷。……更有甚者，为了几个臭钱，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人格统统扔了。他们藉权谋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等，简直成了吃剥削饭的寄生虫。”彭真强调，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是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必须彻底清理。违反党纪国法的，必须按党纪国法处理，不能再含含糊糊不了了之，甚至包庇纵容。”依靠群众，必须相信群众。1990年彭真在纪念建党69周年座谈会上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中，彭真坚持相信群众，强调：“设立村民委员会，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办理，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坚持群众路线，就要贴近群众，对群众有真感情，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1958年，彭真在《前线》发刊词中提出，“要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就必须站在群众之中和运动之中，跟群众血肉相连地打成一片。”1962年12月18日，彭真在接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时说：“工会干部要深入群众，跟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知道工人群众在想什么，要求什么，讨厌什么，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老一辈革命家的“罢宴” “罢宴”原指“不参加宴请”或“撤销宴席”，后引申为“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是领导干部远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老一辈革命家的“罢宴”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毛zd“罢宴”1950年2月28日，毛zd从苏联访问回国，顺道考察东北三省的工业基地。在哈尔滨，面对丰盛的菜肴，他只在三个盘子里夹了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在沈阳，接待方摆出了更加丰盛的宴席，毛zd只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一点青菜，大部分时间是在抽烟。由于有外宾胡志明主席在场，出于礼仪，他只能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罢宴”。事后毛zd对地方领导提出了批评，他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他还引用了刘宗敏的典故。刘宗敏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大将，官至将军，进京后他贪图享受，到处搜刮钱财，“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除了李自成本身的问题，也同刘宗敏的腐败有关。毛zd极为严肃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却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罢宴”1964年7月，国家主席**到山东省济南市了解情况。在中午吃第一顿饭时，见到招待处的同志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后，**就和蔼地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吃就行了。”服务员都深受感动，就把酒菜退下去了，换上便饭，**这才高兴地进餐。 朱德“罢宴”1956年，70岁的朱德去云南视察工作。省委负责人嘱咐接待人员说，一定要把朱德的生活安排好。可是，朱德对超规定的招待一概不接受，每顿饭菜都要求尽量简单。接待人员心里十分不安，还是想方设法给朱德改善伙食。他们听说，长征时朱德喜欢吃野菜，便用一种野菜和蛋炒了一个菜，朱德吃了很高兴。于是，他们便经常炒这种菜。但是，当省委负责人知道朱德每天的伙食费比规定的标准低得多的时候，便批评了接待人员，要他们给朱德补养身体，做好的饭菜。第二天，他们便把一碗燕窝汤端到桌上。朱德一见，批评说：“现在，我们每天吃得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要弄些名贵的东西？”他接着说：“这次，燕窝的钱我出，下次你们要是再弄来，我就不吃！” 周恩来“罢宴”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一路风尘仆仆，日夜操劳，非常辛苦。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历来为全党所钦佩。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看见周恩来那样繁忙，那样不知疲倦地操劳，非常感动，因此在周恩来离开新会前夕，决定设宴送行。客人中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他的两位随员和三位记者。宴会设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炊事员。名曰酒宴，跟时下的美酒佳肴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恩来还是说话了。他慢条斯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恩来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县委的司务长。党向民见状，激动地站起来说：“总理，这怎么行？说好了是我请客的啊！”周恩来示意党向民坐下，不无责怪说：“什么你请客？还不是县委出钱？”党向民争不过，最后只得把宴席由他们招待总理变成总理招待他们。 董必武“罢宴”董必武“罢宴”是在他前往辽宁省视察旅顺海军基地时的一天中午。当时，基地领导请董老从会客室步入一墙之隔的餐厅后，他一看餐桌上摆满了酒菜，就不声不响地径直穿过餐厅，走上楼梯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把房门一关，不再出来了。大家站在董老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不敢贸然地去敲门。过了没多久，董老的秘书推开门，对大家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为什么还要摆这么丰盛的宴席，酒菜堆得这么高，董老说，不把酒和贵重的菜撤掉，他今天中午就不吃饭了。基地领导愣了一会儿，然后推开董老的房门，向坐在沙发上的董老说明道：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是准备了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董必武听了这番话，说道，他得按国家要求，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人被董老的精神和原则性所感动，随即把酒和菜撤走，只留下少量的海鲜，这样董老才答应下楼吃了顿便饭。 李先念“罢宴”1964年4月，李先念副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南地区财经工作会议后，回到红安老家，挨家挨户嘘寒问暖。当他看到一个革命老战士的遗孀吃的饭是白菜加点玉米粉时，话都说不出来，走出厨房自责道：“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我有责任啊！”晚上回到县城招待所看到餐桌上摆着五菜一汤，盛着鸡鸭鱼肉，李先念顿时板着面孔，严肃地对准备陪他进餐的县委书记和正副县长说：“办这么多菜招待我，我能忍心吃吗？看样子，你们一定天天都吃得很好啊！”接着叹了口气，又说道：“刚才你们随我到了乡下，老百姓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很难过和不安。希望大家不要老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要经常下去走走看看，一定要为老百姓多办实事！”那些菜，李先念没有动，而是让炊事员给他下了一碗清汤面吃了。 彭德怀“罢宴”1948年一天，陕西省洛川县委书记张俊贤得知彭德怀要回延安，途中经过洛川。张俊贤考虑彭总整天行军打仗太辛苦了，应该借这个机会慰劳一下，便请了一位厨师，准备了两桌饭，每桌炒了8个菜。约莫中午时分，彭总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洛川。当彭总走进饭堂看到两桌丰盛的饭菜后，本来谈笑风生的他，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扭头就走，坐到院中一棵树下，拿出随身带的干粮吃起来。张俊贤很是不安，便走上前轻轻地说：“您一路辛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还是吃一点吧！”彭总严肃地说：“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群众吃糠咽菜，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大吃大喝呢？”张俊贤忙解释说：“今天，我们是专为您准备的，平日，我们同群众的生活是一样的……”没等张俊贤把话说完，彭总就批评说：“给我准备的更不行。我是前敌总指挥，更应该带头过艰苦的生活。”接着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群众的生活还很苦，你为我准备这样丰盛的饭菜，我能吃得下去吗？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们这样搞，严格地说是一种铺张浪费，你们要保证以后决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贺龙“罢宴”有一次，贺龙去视察海防和青岛海军学校。这天，海军学校按照当时接待元帅级的规格，在门口摆了仪仗队表示欢迎。贺龙知道后很生气，问道：谁叫这样搞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规定。贺龙说：“我看不惯这一套，这明明是要把我们和战士隔开嘛！”进门时，仪仗队一声口令：“向左看！”整齐威严的队伍持举枪礼，紧张地注目着检阅的元帅。可贺龙却随便地走到仪仗队里，笑咪咪地和这个拉拉手，同那个说句话，亲切地询问战士是哪里人，家里有多少人吃饭，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身体可好，等等。一个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了起来。事后，贺龙笑着说：“你们要那样搞，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贺龙来到了海校饭堂准备开饭，他一看，偌大一个食堂全腾了出来，学校师生都搬到院子里，蹲在地上，围成一个个圆圈吃饭。贺龙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走向蹲着的海军学员们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个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地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绝对不允许的。”贺龙听了苏联顾问的这一席话，沉默了一会说：“战士是我们的同志，是阶级兄弟。官兵一致是毛zx为我军规定的传统。”接着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不要理睬他那一套！”这位顾问看到国家元帅都和战士一块吃饭了，他只好陪着贺龙在院子里吃了一餐饭。 陶铸“罢宴”1959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广东省各地视察灾情。来到清远县，县委设宴招待，四人一桌，一桌上来一只鸡。陶铸放下筷子问：“你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县委负责人忙说：“陶书记辛苦了!”陶铸用手指着鸡说：“为什么这样搞？”县委负责人说：“清远的鸡闻名全国。”陶铸问：“今年是哪一年?”县委负责人答道：“今年——1959年。”“今年的清远县，鸡闻名还是灾闻名？”陶铸说着手一挥，“通通撤下。”1960年9月，陶铸到广东化州县龙首乡看望在抗旱救灾中有功的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汽车快到龙首乡村时，就发现村口站着密密麻麻的人。陶铸刚一下车，人群里便爆发出一阵“欢迎陶书记前来视察”的口号声,陶铸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强压怒火说道：“我们绕过去，从别处进村。”来到公社后，陶铸一见会议室桌上堆满了香蕉、柑橙、菠萝、糖果，扭头就走。他站在院子里对县、社干部大发雷霆：“同志们，现在是困难时期，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陶铸连一个水果都没有碰过就走了，连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也没有吃。 徐特立“罢宴”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大寿，这个日子处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寿辰到来前，徐老听说有人准备在寿日那天为他摆宴祝寿，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在寿日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上了火车离开北京去了湖南长沙。长沙是他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徐老的到来，像春风一样吹遍了长沙市。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徐老，一时间挤满了一屋子人，除了和徐老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位口快的说：“徐老，我们明天给您祝寿！”他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并说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说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莫想瞒过。徐老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2月1日，徐老坐火车离开长沙。途中他的儿媳徐乾到餐车上要求给徐老做一餐长寿面，算是给徐老祝寿。 陈云：“不吃请”和“几不准”1960年陈云到安徽芜湖市联盟化肥厂向工人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期间，他要求轻车简从，不准迎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的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馒头、花卷、咸菜；午饭、晚饭炒一个蔬菜，炒时菜里加一点儿肉末，纯荤菜是没有的，连吃个鸡蛋，陈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江苏青浦（现划归上海）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只爱吃大米饭，饭量不大，为了防止浪费，每次做饭都要工作人员按上海人才会启用的度量单位“半两”来称量好。陈云在吃饭问题上有自己很强的原则性“不吃请”，他也不请人吃，生活极有规律。特别是在工作场合，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按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行事。解放初陈云到东北搞调查，当地领导很热心，也知道陈云饮食偏素，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偏素的酒菜，陈云一见，立即露出不悦之色，站着不入座，直到把菜撤走，换上清淡的一素一荤，他才肯坐下来入席。建国初，陈云还兼着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当年跟随在他身边的俄语翻译李越然从来没见过她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是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搭车？陈云秘书告诉他，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陈云时时刻刻对自己“不准”。当时中财委在“九爷府”办公，取暖设备坏了，机关准备了电炉，陈云经常穿着大衣办公，不开电炉，工作人员不解，他说，“那个东西很费电，白白烧在那里很浪费。我想没有特殊需要，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我穿大衣办公习惯了。”当时，只有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来商量工作，陈云才会叫工作人员开上电炉。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他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于千家万户吃的问题，即著名的农村养猪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提高农民收入，保障供给城市，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位中共的财经专家，副总理，自己吃得简单，但精通人情，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天下第一大道理，管的事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吃喝息息相关的经济生产，对这份内的事，陈云管起来一点儿也不简单。1949年7月，他带领一位同志去上海做调查，深知做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就是稳定了全国经济的一半，对扭转全国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一到上海，就明察暗访，对上海的各类市场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也找了许多代表人物进行座谈交换看法。陈云指出，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是指大米和棉花，“一黑”自然是指燃料煤炭了。这三样东西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也是我们要与投机商进行斗争、保持市场稳定的基本物资，只能解决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陈云经过调查认为，在上海的周边农村，这些东西并不匮乏，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运输问题，他强调要花大力气来组织运输，还要花钱造船，陈云经过精心测算，具体部署了运输计划，从其他地区向上海调运“两白一黑”。 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对待下级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1944年9 月8 日毛zd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的两段话。毛zd和一些“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体现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道德情操，为后人留下了感人的故事。 毛zd的感谢信革命战争年代，毛zd基本上没怎么坐过小轿车，无论到哪儿去，大都是骑马。因此，毛zd对伴随自己多年的一匹棕黄色战马十分爱惜。1936 年初春，这匹战马却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毛zd赶紧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到各地查找。战马是被红一军团的骑兵第二连“收容”了。因为不知道马的主人是谁，无法送还，就暂时养在连部。直到毛zd派出的找马人找到这里，骑兵连的指战员们才知道这匹战马原来是毛zd的坐骑。找马人经过确认后，很有礼貌地把毛zd的信递给了该骑兵连的指导员，说：“主席托我把这封信转交给收容他的战马的单位和同志们。”信中，毛zd写道：我的坐骑不慎跑失，听说被你们收容了。不知是不是我的，特派人前去相认。我这匹马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自从1929 年攻打福建上杭缴获之后，随我一同参加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我很爱惜它……将来若是国际路线打通，我还要把它送到共产国际展览。请转达我对拾马单位和同志们的深深的谢意！          　　 周恩来替翻译“叫屈”1972 年的一天，在中日招待会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周斌，由于在前一天晚上忙个通宵，招待会开始后身心又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在日方的木村先生讲话时，脑子已经麻木的他竟糊里糊涂地漏译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即“中国人民高举毛zd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zx的革命外交路线，才使日中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开花结果”。直到主桌的另一名翻译，他的好友小唐焦急地跑到台下向他大声提示后，他才犹如从睡梦中惊醒，知道翻译中出了问题。为了及时挽回不良影响，他赶紧承认刚才由于疏忽，无意中漏译了几句话，并逐字逐句加重语气作了补译。也就在这时，坐在主桌上的他所在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朝周恩来说：“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呀！”周斌听后吓了一跳，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决定立即采取“主动”，因此就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沉痛检查自己不该这样粗心大意，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并保证以后一定认真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错误。周恩来听后只是朝他默默地点点头，接着把脸转向说周斌的那个负责人，说道：“什么政治错误？我看这不是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招待会即将结束，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唯有他（指周斌）这个当翻译的，像走马灯似的忙上忙下，至今没有动过筷子，滴水未进……”由于当时还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再说更多的话。周斌则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会立刻表态，顿时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 陈毅安慰警卫员1951年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坐车回到家门口后，刚刚走下车门，警卫员小谷便使劲地一关车门，把陈毅的左手小拇指轧断了，鲜血直流。陈毅夫人张茜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陪陈毅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司机老常把车开得飞快。陈毅见状忙对老常说：“不要开这么快，我受得了。”到了医院后，当医生给陈毅消毒上药，取指甲盖的时候，张茜关切地问：“你不疼吗？”陈毅笑笑说：“疼，也要忍受嘛！战士们在前线打仗，把胳膊打断了也不叫唤！有点儿疼就唉呀唉呀叫唤，连这么点儿坚强意志也没有怎么行。”警卫员小谷心中十分难过，痛哭不止，当天晚上连晚饭也没吃。手指还在疼痛的陈毅知道后，就去安慰小谷说：“小谷，别哭了，快去吃饭吧！我不要紧，还有九个手指，可以照样工作嘛。只要你今后注意，不要疏忽大意就好了。”小谷后来一直在陈毅身边工作。1958 年，当陈毅调北京出任外交部部长时，小谷随同前往，仍在陈毅身边工作。王震公开赔礼道歉1960 年9 月，王震上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工作，正赶上乌鲁木齐生产建设兵团开誓师大会。生产搞得最红火的“绿洲”团场场长杨晋光却一脸愁苦地走上台，并把一面锦旗摊在主席台桌子上，说：“首长，同志们，去年我们团场的成绩，水分很大……我们‘绿洲’团场，不拿这面优胜红旗，请党委收回……”“今年新增加的单产指标，是一发‘冲天炮’，我们团场高（搞）不上去；开荒任务，我们团场也不敢多报。”“嘭！”地一声，王震一拳砸在桌子上：“一个共产党员，把党给的荣誉随随便便退回去，格（这）样的事做得？把上级给的指标说成是‘冲天炮’———空响（想）？拒绝接受，格是临阵脱逃！要是在战场上，我要敲你的脑壳!”王震脸色铁青，青筋直跳：“全国各地都在创高产，放卫星，你格样的八尺大汉，老英雄团长，在格样的时刻当草鸡，做脓包，我要撤你的职，关你的班房！”接着在师党委会上，杨晋光受到严厉批判，根据王震的指示：撤职反省，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经过几天的调查，王震感到杨晋光的说法是正确的后，就决定向杨晋光作公开检讨。在大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王震一脸严肃地说：“前几天的誓师大会上，杨晋光放了一炮，大胆批评了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结果我发了火，正是我那个粗暴的发火，使本该奖赏的杨晋光受了处分，真是碰上了鬼!”他环视台下，要求杨晋光到台上来。他亲切地把杨晋光扶到台中央，诚恳地说：“我错了，我对你不起呀！我向你赔礼道歉！”说着向杨晋光深深鞠了一躬。            　　 万里敬酒  “文革”期间的1975 年1月，万里临危受命，担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担任铁道部部长后，曾主持过某铁路局的一次事故分析会。会上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可是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了，只有少数人几个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意见，而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虽然只有一位，但所提意见却十分尖锐，与会者听了都面面相觑。中午休息的时候，万里宣布：“上午提过意见的同志，请留下来，其他的同志回去。”早已“如坐针毡”的那些没提意见的与会者，一听此言，马上都站起来走出了会场，只剩下提过意见的几位坐在座位上没动。等会场重新安静下来后，万里站起来笑着对这几位提了意见的同志说：“都饿了吧？下面的议程是———请同志们就餐。”原来午餐已准备好了。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本人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发自内心地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然后又叹惜地说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周恩来：一次“滞后”的批评1954 年， 周恩来与尼赫鲁在一起。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尼赫鲁。突然断电了，大厅里的灯一下子全灭了。好在没一会儿灯又亮了，周恩来像没事一样，继续跟尼赫鲁碰完了杯。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刚才的事一句也没提。几个负责人都很纳闷儿，就派了一个人悄悄地去问周总理的秘书。秘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看总理在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就对来人说，可能总理在忙着处理大事，对你们这件事没放在心上。几个负责人暗自称幸。第二天凌晨三点时，周恩来一边批阅文件一边对秘书说，你给怀仁堂的几个负责人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一下。过了一会儿，几个负责人打着哈欠进来了，周恩来放下文件，看着他们睡眼惺忪的样子，问，昨晚停电是怎么回事？谁的责任？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总理怎么昨晚不问，单单这个时候问？但没有人敢表示不满，赶紧把昨晚停电的前因后果详细汇报了一遍，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周恩来笑笑，说：认识到了错误是好事，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才问你们吗？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都没说话。周恩来说，出了这样的事故，你们一定也很自责，如果我当时就找你们，你们一定都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教训也不会很深刻，但我凌晨三点把你们从热被窝里叫出来，不用我多教育，你们也一定会记得更久一些。 老一辈革命家怎么做检讨1982年，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为此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打电话说，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任仲夷到北京后，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个自我检查。“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多年后，任仲夷回忆称。老一辈革命家在做思想检讨之外，也有不少工作检讨的时候。从这些工作检讨中能看出他们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敢于担当的精神。 战争时期的特殊检讨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重要的是失败后通过检讨收获教训。1937年10月，刘伯承带领386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刘伯承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zx、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11月，刘伯承指挥386旅在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侵犯西进了。有时候，也会向下级作这种检讨。1946年8月初，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奉命行军到达泗县以北地区，与第九纵队共同担任攻占泗县城的任务。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仗虽然歼敌3000余人，但我方也伤亡2400余人，没有打下泗县城，部队元气受到很大挫伤，失望和埋怨的情绪相当普遍。陈毅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他给第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为六角钱检讨日常工作中，老一辈革命家也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看来很小的事情，也会认真检讨。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多是主动检讨老一辈革命家的检讨多是主动认识到失误，主动向上级或者民众检讨。1952年，南充正在建设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对部分民房进行了购买和拆迁。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一次在检查此项工作时，许多拆迁户围了上来诉说拆迁中的问题。胡耀邦听取意见后，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不久后，他又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老一辈革命家的工作检讨多是公开检讨。建国初期，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等高级干部，因为工作失误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是当时的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就1950年的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公开检讨错误，请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处分。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也有在地方党报上道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卫生状况差，街上多见死猪、死鸡和粪便垃圾。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决定兴建有机肥料厂，处理垃圾和制造肥料。但由于设备不过关，导致损失约100万元（旧币）。1953年，南方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此事，其中就包括了朱光就此事专门做的检讨，对此解剖反思，并承担责任。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反对官僚主义的《辞海》对“官僚主义”的释义是：“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官僚主义，现把搜集到的老一辈革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些事例实录如下。毛zd对官僚主义的一次突然袭击有一次，毛zd的专列驶入山东境内后，毛zd突然通知停车！他说：他要到老乡家吃一碗红烧肉。其实，吃红烧肉是借口，毛zd的意思没有明说，他突然下车，就是要到就近的老乡家去调研。谁知，当毛zd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个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农舍主人竟然在省、市、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zd到他家去做客，然后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zd吃！毛zd把这位老乡拉到自己面前，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老乡把早已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好几回呢。要知道，这一年中国人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这碗红烧肉并没有给毛zd带来兴奋和喜悦。回到专列上，毛zd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情绪。无疑，毛zd这次突然停车走访，是对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次突然考试。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走过场，就是编瞎话。何况，他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一位有上顿没下顿的老乡给自己做出红烧肉；他们还能让那位善良的老乡编出瞎话欺上瞒下；他们能迅速快捷地阻断自己和真实社会、真实民情的联系。这一次毛zd被欺骗，让他认清了官僚主义存在的市场和土壤。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毛zd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归来，途中下榻在哈尔滨颐园路一号。这是一栋西式别墅，以极品原木建造，堪称住宅建筑瑰宝。然而毛zd对给他这样一个食宿安排颇感不适，他按了按沙发说：“这东西不好，换了我自己的吧！”于是，警卫人员将沙发垫等悉数撤去，换上一块硬木板和旧军毯。他看了看屋子，又叹道：“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随后，他与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交谈，问他们住洋房还是住平房。当听到回答“住洋房”后，摇头说，住洋房容易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毛zd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这一警告不仅体现了毛zd见微知著的敏锐，也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借鉴。毛zd反对官僚主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zd就十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当时，一些革命政权人员，特别是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人员，或多或少存在着官僚主义。如摆官架子、无益的“正规化”等等。对此，毛zd敏锐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些干部逐渐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讲级别、讲排场、讲阔气。对此，毛zd有针对性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1950年2月，毛zd访问苏联归来，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安排他住在哈尔滨的一栋高档别墅里。毛zd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住洋房。”毛zd谆谆告诫，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当省委负责同志请毛zd为松江省委题词时，毛zd挥写下“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0个大字。 “三反”运动期间，毛zd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是“三反”运动中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于一体的典型案例。l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当时，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着“瞎指挥”、不懂装懂等官僚主义现象。为此，毛zd指出：“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他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提出，要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把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收效显著。毛zd：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在《论持久战》中，毛zd就“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的片面认识，明确讲到：“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关系搞不好，本质上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条规律性认识不仅适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同样适于干群关系。翻看毛zd的文章，研读他的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关于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毛zd几乎不厌其烦地讲了一生。民主革命时期，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毛zd始终把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反复提及。他多次提醒，“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才能赢得群众的喜欢，密切干群关系。相反，“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少数干部个人主义膨胀，看不起群众，飞扬跋扈，甚至以粗暴态度对待群众。对此，毛zd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及时提出，力戒骄傲，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务必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要求干部不能因为掌握了政权，就可以颐指气使，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群众。这是毛zd给执政后的各级领导干部打的清醒剂和预防针。此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毛zd告诫领导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强烈和深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不分职务，不论岗位，一律平等。毛zd清醒地意识到，决定上层建筑基础的所有制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它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旧的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分离，干部与群众对立。“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为了寻找这条自己的道路，毛zd作了艰辛探索。1958年1月，在其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特意设置了“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一条，要求领导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他解释说：“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为什么要扫掉官气，追求干群平等呢？1958年5月20日，毛zd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权力不等于真理，“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不仅如此，“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样，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就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因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老爷态度，猫鼠关系，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天天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对那些屡经提醒教育仍不肯觉悟，照旧以恶劣态度对待群众，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干部，毛zd绝不容忍。他尖锐地指出：“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他毫不客气地把其怒斥为“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和“国民党作风”。毛zd严厉警告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到了晚年，他的这种心情变得更为急迫。1967年九、十月间，面对某些领导干部由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而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局面，他再次发出警告：“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1975年4月23日，已经82岁高龄的毛zd尽管重病缠身，写字十分困难，仍用颤抖的手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用以批评那些趾高气昂，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领导者。周恩来乘坐公共汽车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乘客纷纷上车。正是下班的时候，车上比较拥挤，忽然有一位乘客认出周总理也在车上，就激动地叫起来。接着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给周恩来让座。周恩来让大家坐下，自己还是站着。乘客们感动地说：总理的工作这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恩来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路上，周恩来亲切地同乘车的职工谈心，问大家生活怎么样，上下班路上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原来周恩来听说北京市交通拥挤，就亲自乘坐公共汽车，来了解交通情况。这天晚上，周恩来坐完了公共汽车，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个圈。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彭德怀不看招待的电影彭德怀西南工作时，从不特意参加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一次，西南管理局为他放场电影。开始，彭德怀听说机关礼堂有电影，很高兴。当他到了礼堂，见里面的座位都在空着，就问身边工作人员：怎么搞的，看电影怎么没有人呀？保卫科的同志回答：他们都看过了。当彭德怀知道是专为他放映电影后就说，给我一个人放，我不看。说着，转身就往回走。随行人员拦住他表示，电影机子都准备好了，还是看看吧，以后按您的意见办就是了。彭德怀很坚决：不行，招待的电影我不看，我要看买票的电影。谭震林在服务员为他开门后谭震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有一次到北京西苑宾馆开会，在服务员替他开门后，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谭震林说：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还是你主动干的？反应很快的服务员说：两者都有。谭震林又问：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服务员脸红了：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服务员说完，谭震林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谭震林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要是你们的领导责怪，就叫他来找我！邓颖超不坐专机专车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到乌后，新疆接待部门特意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陶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10月的一天，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今灵川镇）同化村社员秦运七家里来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干部。党支部书记对秦运七说：这是中南局的金科长，他是到我们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以后住在你家里和你们一起生活了，希望给一些方便。党支部书记介绍后，那位中年干部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说：我是来向农村基层干部、社员学习的，今后就是一家人，不要分什么彼此或上下级了，在生活上还会给你增添许多麻烦。秦运七看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心情也就不像开始那样紧张了。从这以后，不断有自治区、地、市、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来同化村向“金科长”请示汇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秦运七才知道这个“金科长”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秦运七家里，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吃住条件都比较差，秦运七看到陶铸年纪比较大，白天同社员一同下田劳动，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习、开会，工作比较劳累，肠胃又有毛病，每餐只吃一小碗饭，感到过意不去，就到河边去捞一些鱼、虾来改善生活。陶铸知道后，就多交了一些伙食费。为官僚主义画像毛zd为官僚主义画像1944年，毛zd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诗，用泥塑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意思是说，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闭目塞听，脱离群众。毛zd以形象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形象特征。周恩来为官僚主义画像1963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好。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退化。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周恩来对二十种官僚主义的概括和剖析，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为官僚主义画像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不仅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概括，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这一改革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毛zd让儿子到农村去劳动锻炼1946年1月，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结束回到延安后，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毛岸英多年不在毛zd身边，这次就想把他留下来。毛zd没有同意，他让岸英住在警卫团。后来，中央首长又让岸英到中央小食堂吃饭，毛zd却说：“他没资格。”当毛zd和岸英谈话问岸英在苏联都学习些什么时，毛岸英回答说：主要学习军事，还学习了一些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毛zd听了后说：你那仅是书本知识，还要向他们（指周围的农民、战士）学习。接着又说：你外国大学毕业了，你还没有上完中国的劳动大学，我决定送你到农村去。就这样，毛zd把毛岸英送到了吴家枣园，请劳动英雄郝邦华当“教授”，郝邦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教毛岸英开荒、犁地等农活儿。干了几天，见毛岸英的手上打满了血泡，郝邦华说：都怨我没关心你。毛岸英却说：是我还缺乏锻炼。经过劳动锻炼，毛岸英学会了许多农活儿。1946年下半年，毛岸英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做文书和翻译工作。临去前，毛zd问儿子：你的毕业证书呢？毛岸英就把长满老茧的双手伸了出来。 朱德告诫子女“别想靠我当官”1962年春节，朱德把儿女、儿媳妇们叫回家，专门进行了一次家庭教育。他庄重地说：平时你们都有工作，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讲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接着，他讲述了他的漫长革命经历，特别讲述了拒绝大军阀杨森邀请他当师长的那段经历，以此来教育子女，使他们懂得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更不是为了个人享受。他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儿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长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别想靠我当官。共产党人靠自己的本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子女们回答他说：我们从来没有靠你来当官，也不当官。朱德听了笑着说：没有更好嘛！ 董必武让儿子下乡务农1969年春天，84岁高龄的董必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农村去务农。这件事无论在学校、机关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董良翮临下乡时，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zd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对董良翮及时进行帮助。1970年12月，董良翮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1975年，董良翮下乡已经八年了。董必武临终前谈起关于良翮的事，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习仲勋教育女儿要“夹着尾巴做人”习仲勋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习仲勋的女儿习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乾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习仲勋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陈毅教育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权”全国刚解放时，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曾是外国人乐园的上海，灯光迷离，花花绿绿。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陈毅，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吃、穿，更注意孩子们的道德修养。他对孩子们说：上海是个大染缸，你们要注意呢！陈毅家里当时都穿土布衣，绸缎从不进门。孩子的衣服是大人的衣服改的，大孩子穿了再给小的孩子穿。起初，有的孩子见人家穿得漂漂亮亮，自己是市长家的孩子，觉得穿得寒酸。发现这个苗头，陈毅就加紧教育。他风趣地说：这是打预防针，不让你们变色，懂不懂？陈毅还十分注意抓孩子的思想教育。他工作那么忙，还亲自给孩子们上课，讲自然知识，讲社会知识。为了让他们加强“思想防线”，他特意给孩子作了几条规定：一、就近入学。不进什么干部子弟学校，防止沾染特殊思想；二、不让子女坐小汽车上学或者出门游览、买东西；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办事，遵章守纪，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他对子女说：你们要时时注意，爸爸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搞任何特权。 谢觉哉“以诗教子”1962年春节期间，谢觉哉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里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谢觉哉的注意。他想，干部家庭的子女，很容易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孩子们提的问题，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就不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来，所以干部更不能放松家庭教育。因此特地写了一首题为《示儿》的诗，交给孩子们。诗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谢觉哉有个女儿，聪颖好学，成绩优异。正因如此，女儿渐渐滋生了“骄、娇”二气．谢觉哉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经常教育她要多做自我批评，并特意填词《减字木兰花》词送给女儿作座右铭。词曰：“骄娇二气，骄则自暴娇自弃。好像幽灵，遇着空子钻上身。划清界限，两军阵前对立面。时时检查，自己不能再有它。”词中精辟地分析了“骄、娇”二气的危害，并着重强调了“骄、娇”二气的顽固性，要求女儿拿出“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时时检查，与它们划清界限，以求不断进步。 谢觉哉：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1884年谢觉哉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山区的一个农家。青年时期他就怀着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崇高信念，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说:“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1939年2月，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解决经费不足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他还创办合作社，带领大家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在大礼堂落成之时，毛zd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匾。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也成为谢觉哉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觉哉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他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和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谢觉哉精于政务，也勤于政务。他在土窑洞的油灯下，日理万机料理政务，还坚持写文章，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在毛zd给谢觉哉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毛zd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可谢觉哉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1959年，谢觉哉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法院工作正受到“左”的影响，许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旧法而被批判。法院正常审判制度也被代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案，甚至出现电报报案之类的做法。谢觉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顶住了“左”的思想，果断地向中央请示要求立即废除电报报案审批制度，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实行报案同时报送案卷的规定。谢觉哉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他经常谈到旧中国是个“官国”，到处是贪官，使旧中国长期愚昧落后，任人宰割。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必须自觉地清除旧社会留下的“官风”。有个县委曾为照顾他，专修一小段公路。谢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说:“修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谢觉哉平时很重视对子女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只要有空，他就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讲自己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投身革命，以及在长征中爬雪山、吃青稞的经历。同时，谢觉哉还创造条件使子女尽可能多地得到一些锻炼。院子里有块空地，他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翻地，种菜、瓜、豆，还养了猪。在谢觉哉的严格教育下，孩子们心中从小就埋下艰苦奋斗的种子。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1971年元旦刚过，谢觉哉最小的儿子亚旭就要离家去参军了。当亚旭想去当兵时，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曾经考虑:一来亚旭是谢老很喜欢的小儿子，他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到广东、新疆、内蒙古等地工作，不在身边。二来谢觉哉长期生病住院，也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帮助照应，于是她向谢老建议:“能否让亚旭在近处当兵或者当个工人。”谢老说:“青年人志在四方，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还是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王定国知道，谢老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也就同意了。后来亚旭到一个离城市很远的山沟里当了一名普通战士。临行时，谢老在病床上高兴地对亚旭说:“远离爸爸妈妈，到艰苦的地方去当兵好，那里能锻炼人。”耿飚：让女儿当一名钳工耿飚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屡建战功。他曾是新中国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又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共和国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解放后，耿飚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由于当时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他还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zd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文革时期，耿飚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房子很小，耿家连老带小共有八九口人，无法居住。耿飚没法子，就让已成家的子女自己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送到山东济南，拜托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给找份工作。当时，对女孩家来说，最时髦的工作莫过于上军校、当兵。但是，耿飚不许老战友杨得志以权谋私，坚持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上个世纪70年代后，耿飚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他依然要求孩子服从国家分配。如对工作不满意，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在耿飚任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在光电所工作的儿子耿志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亲提出调动的要求。哪知，耿飚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耿志远纳闷:“我向您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耿飚的回答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耿志远明白，父亲这种严格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护，便不再争辩。不久，耿志远靠同学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他靠其父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耿飚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员对耿志远进行调查，结果证明，耿飚在儿子工作调动上，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过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耿飙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飙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讲完后，耿飙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面有愧色。           　　 教子有方的洪学智将军洪学智，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洪将军共育有3男5女，他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曾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这8个子女。洪学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他始终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模范与榜样”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洪学智就是这样的好老师，其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彭德怀问题牵连，从总后勤部长、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一下子就被贬到吉林省担任农机厅厅长。身陷逆境的洪学智对儿子洪虎讲：自己犯了错误，工作有所调整，但是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要为人民做事。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岗位可以给人民做事，就应该好好地工作。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两次被授予上将的唯一的高级将领。在别人看来，这一定是最风光的事情。但是洪的子女从未听父亲提起这件事。他以一颗坦荡的心，平静地对待，他总是说，与那些战争中牺牲的人和“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比起来，他是幸运的。他认为当官就是要多做事，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洪学智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情怀，像绵绵春雨滋润着子女的心田。洪虎深有体会地说：父亲乐观向上、淡定豁达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一身正气、廉洁自律的作风无声地教诲着我们，他心系群众、热心助人的品德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他是母亲眼中的好丈夫，是子女眼中的好父亲，是孙辈眼中的好爷爷。他始终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模范与榜样。洪学智的五女儿洪晓京也深情地说：爸爸，你是我们的骄傲！洪学智深情地爱祖国，爱人民，而这种无垠大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1960年，洪学智全家迁到吉林。其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显现，饥荒随处可见。洪晓京回忆：春天家里院子里的榆树发芽了，就有人隔着院墙采榆树钱，采了回去当粮食吃。每当爸爸看到这样的情景，都让人进到院子里来采，他叹息老百姓生活不容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和妈妈到吉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好多由于饥饿引起肝炎浮肿的病人，面黄肌瘦非常痛苦。爸爸看到这么多的病人，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说：“造孽呀！”在“文革”中，洪学智受到冲击，当做“三反分子”和“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长时间的批斗和关押。1970年6月，吉林省革委会专案组又将他秘密下放到吉林省通辽金宝屯胜利农场（今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改造。专案组还向家属封锁消息，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1971年春节，三女儿洪炜终于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带着弟弟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登上了去金宝屯的火车。他们下了火车，又搭上农场拉煤的牛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吱吱呀呀走了半天，才到了农场，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洪炜看到，在父亲的小屋里，一群知青围坐在他身旁，听他讲人世的奇闻百态，体会他丰富的阅历；在他的炕头上，总围拢着一伙人，和他下棋，为输赢争得不亦乐乎。看到这些，她放心了，但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萦绕脑海里：父亲是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的，农场军管会曾三令五申要干部职工跟他划清界限，但为什么农场的职工从老人到小孩都与他相处得这么融洽？农场派浙江知青孙炎锋与父亲同住一屋，本是来监视他的，为什么他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为什么许多知青离开农场后，还经常给父亲写信，与他一直保持联系？洪炜终于找到了答案：父亲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来自草根阶层，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几十年的革命磨练，四起三落的坎坷经历，使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他以人民的解放为己任，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谁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当年要不是老百姓推着小车支援前线，我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不要忘记群众。”洪学智对祖国、对人民深情的爱，强烈而深远地影响着子女，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从小抓起，从细微之处抓起洪学智工作非常繁忙，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很多。其秘书回忆：首长工作强度之高、频率之快和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首长办公室有“几多”，即电话多、文件多、信函多、急事多，首长参加的公务活动也特别多。然而，洪学智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洪虎回忆：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父亲都不可能在子女们的成长、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与子女和晚辈们交流思想，交流看法。洪学智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在子女上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结束后家里都要开家庭会议，针对子女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好、表现好的还有奖励。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洪学智夫妇总要把子女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经历，教育子女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洪学智十分注意教育子女要勤俭节约。洪晓京回忆：爸爸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吃饭碗里要吃干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他会随手拈起来吃了。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子女8人，衣服都是大的穿过，留给小的再穿。小学的时候，我的棉裤接了好几处，裤腿、裤腰布都不一样，膝盖处还打了补丁。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讲吃讲穿，要热爱劳动；不要好吃懒做，好吃懒做是万恶之源。小学的时候，我们住校，学校在郊区，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我们来回都要坐公共汽车，冬天手脚都冻僵了，我们不停地跺双脚，嘴里哈出的气使头巾都蒙上了白霜。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鼓励我们离开八一学校，到地方上小学，接触人民群众的孩子，去掉干部子弟身上的“骄、娇”二气。洪学智十分注意培养子女在社会上的自立能力。他经常对子女说，人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依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掌握一门手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洪学智一生几起几落，并由此大彻大悟。他经常用自己人生的体验教育子女，说：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利的时候；而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洪学智教子有方，也很见成效。虽然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他的孩子并没有消沉，个个争气，刻苦学习，凭借自己的本事，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而且事业有成。不同意女婿担任副院长洪学智对子女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一次，担任吉林省省长的洪虎与父亲谈起工作。吉林是商品粮大省，对全国的贡献很大，但当时产粮多，粮食销售难，地方政府背了很重的包袱。讲到这里，洪虎不免发点牢骚，说：国家的困难应该是国家来承担，为什么让吉林背包袱？洪学智则说，要有全局观念。虽然吉林吃了一些亏，但帮助国家克服了困难。这事应该做，而且必须做好。洪炜和丈夫金元都是“文革”前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78年，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超声波室工作。洪学智对301医院有特殊的感情。301医院的创建浸透了他的心血。医院初建时，他从协和医院调来了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这些人为301医院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女婿金元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非常认真地找他谈话，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来；二是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是少说话多做事。在301医院，金元兢兢业业，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业务，几年时间里发表了17篇论文，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4部专著。他获得过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1985年被评为副研究员。金元向洪学智汇报，说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洪学智听后很高兴，说：“有啥好夸的，你就应当这个样子嘛！”由于科研成绩显著，1985年金元担任了301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年，总后勤部让301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长候选人，根据专家们的推荐，301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勤部。洪学智看到301医院的报告后，把金元找来，问：“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301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301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金元说：“爸爸，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问题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301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第一流总医院’的要求。”“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副院长不要当了，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几乎没有犹豫，洪学智就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洪炜完全支持父亲的作法，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机会却很少，失去了这次机会，也许意味着还要经历长久的等待，也许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提升的机会。但父亲这样做是出于公心，让金元心服口服。因为父亲自己就为我们做了表率。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后来，金元—直在301医院工作，最后的职务是医院医务部副主任。贺龙：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贺龙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毛zd曾评价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贺龙懂得士兵与战争制胜的关系。他说:“要用兵，就要爱兵。”他不仅教育干部要与战士保持密切关系，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做爱兵的模范。1928年冬，贺龙带领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此时，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炊事员弄到手指大一点儿盐巴，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咱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没有电灯，生活条件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贺龙命令机关干部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工兵连住。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对待子女，贺龙则坚持严格要求。他说:“我对子女的要求就像我们这代一样，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想着成名成家，做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把人做好就行了，不要求你们当博士、硕士，当局长、部长，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为此，贺龙给子女立了不少规矩: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吃饭不能掉米粒，吃完饭以后还得自己把碗筷洗干净;要自食其力，自己挣钱，自立自强;绝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向学校和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1962年，儿子贺鹏飞于北京四中毕业，学业一般。贺龙原本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的成绩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当时，按照有关规定，高干子弟可以保送进大学。贺龙却坚决不同意开后门保送，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高三补习，直到1964年才考入清华大学。贺龙收养了10个烈士遗孤，加上自己的4个子女，一家人生活很艰苦。195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烈士子女可以由公家抚养。贺龙却说:“他们的娘老子都是跟着我干革命牺牲的，我现在有饭吃了，我不能让他们去讨饭，更不能向国家伸手啊。”养子贺兴桐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他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就回家了。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碰到了正在散步的贺龙。“兴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贺龙关切地问。贺兴桐有几分得意:“今天分配了。我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啦。”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贺兴桐把自行车锁好后，继续吹着口哨朝家门口走去。这下不得了啦，贺龙立马回家，喊他的秘书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电话。秘书很诧异，“怎么了?”贺龙严肃地说:“问问他们哪里最艰苦?”秘书打完电话，向贺龙回报说:“甘肃最艰苦。”贺龙马上交代道:“我看贺兴桐到甘肃去比较合适，分配个工作都吹口哨，小人得志啊。”不久，贺兴桐被分配到甘肃工作，与贺兴桐同去的还有贺龙的亲儿子贺鹏飞。在贺龙看来，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精心呵护，应该把他们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去打磨，让孩子体味真正的人生。 聂荣臻：她到军队能干什么聂荣臻元帅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他严于律己，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讲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1938年3月，毛zd曾风趣地评价聂荣臻:“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著名作家魏巍1985年在写给聂帅的祝寿诗中称赞:“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 60年代初，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聂荣臻汇报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您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现在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您的办公室就让您的夫人张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这么办也是顺理成章。没想到聂荣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能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就这样，聂荣臻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张瑞华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其实，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是个老革命，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但是，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聂荣臻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80年代，聂荣臻家乡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相关部门几次提出修复意见，聂荣臻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就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不要劳民伤财，以免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聂荣臻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十分反感，曾建议有关部门:“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日常生活中，聂荣臻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他说:“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聂荣臻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家里人随便用公家的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夫人张瑞华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为节省时间，她还自己带盒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张瑞华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尽管如此，张瑞华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上班。她认为:“聂荣臻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聂力是聂荣臻唯一的女儿。50年代初，聂力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积雪近半尺厚。早晨，聂力和往常一样，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聂荣臻秘书范济生看见了，决定派吉普车送聂力。聂力害怕地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聂力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发动机声响引起聂荣臻注意，就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聂力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时，聂力坚决要求下车，怕被同学们发现自己搞特殊。然后，她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进了学校。 陈毅：我陈毅算老几陈毅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36年，陈毅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历尽艰苦和磨难。在恶劣环境下，是人民群众舍命相助，军队才得以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在陈毅元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支援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党组织和军队的再生亲父母。全国解放后的1960年，当年赣粤边游击区大余等县的负责人去看望陈毅。陈毅一见大余县县长，就急着说:“你记得回去时替我带去200块钱还债。”见县长发怔，陈毅便讲了当年欠下“游击债”的情形:1936年赣南游击战期间，陈毅到陈丕显他们的棚子里落脚，而这棚子就搭在周大嫂屋背后的山坳上。端午节那天，周大嫂给住在棚子里的首长送来一篮赣南米粽子。陈毅要记下大嫂的名字，可周大嫂说山里女人没名字，于是陈毅给起了“周蓝”这个名字。几十年过去了，周大嫂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部队送粽子这件事陈毅元帅一直不忘:“这个债一定要还，共产党是讲信用的，有借有还。”这位县长回去后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将钱送到了周蓝的手里，并按有关规定落实了周蓝的有关待遇。建国后，陈毅元帅无论是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职务在不断地变动，但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陈毅出任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毅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长夫人。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就恢复了正常。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1959年，陈毅回到四川老家省亲，正巧老家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想把这座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陈毅的父母回四川安家时，陈毅向工作人员交代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四川省委;二、为两位老人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当地政府要房子;三、两位老人安家的事要自己解决。工作人员按照陈毅的“约法三章”操办了此事，陈毅表示满意。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后来，工作人员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父母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王震：带二弟一家到新疆“吃苦”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王震的二弟王余民，在王震的动员下，带着一家老小五口赴边疆支援建设。王余民全家被安排在一个军垦农场，王余民当了一名普通的园林工人。王余民的大儿子王井当时刚九岁，有时候会向父亲抱怨：在老家不是过得挺好吗？伯父把我们全家搬到新疆这是什么道理？一天傍晚，王井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门，父亲王余民说：“井儿，你伯伯到农场来了，去看你伯伯，愣小子！”“啊，伯伯来了！”这是王井来新疆两年多来，第一次见伯伯。 “我见了伯伯，第一件事就是要回老家浏阳，您说好吗？”爸爸摸了摸王井的头，小声说：“傻孩子，你伯伯会同意吗？”“不同意，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住在这里？”王井边说边倒在父亲怀中，耍起孩子气来。“好吧，见了伯伯的面，你就提吧。”王余民没有多说，但他知道，自己的同胞兄弟为什么要他到新疆来，自己是一清二楚的。场部招待所，王震从里房出来，握着二弟的手。王余民跟着走进了兄长的住房。房内摆设是如此简陋，出乎王余民父子的意料。一张床铺，一张办公桌，几条石凳，一切都是那样普通。而王震的第一句话就说：“新疆的生活不习惯吧？”王井连忙说：“好苦哩，伯伯。”王震笑了笑：“好苦，你也知道苦，这算什么苦？你问你爸爸，大革命时期，家乡的老百姓有多苦！现在好多了，当然喽，新疆比老家还是苦一些，特别是生活不习惯。慢慢来，坚持就是胜利！边疆的群众能过下去，我们老区来的人还不能坚持吗？井伢子，你说呢？”王井被伯伯将了一军，原来在路上准备要问的话，不知一下飞到哪里去了，只是用点头来表示回答。王震接着说：“井伢子点头就好。年轻人，更要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井伢子，你懂吗？” 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开国上将许世友一生战功赫赫。在60年戎马生涯中，九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许世友共有7个子女。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7个孩子全部都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世友把大儿子许光赶回了农村。原来，许光解放初期入伍当了海军。他在战友面前从没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本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长，后来在该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在一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三女儿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下落，限她3天之内赶回部队，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首长发这么大的火。三女儿接到命令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的年龄，从老家跑到广州，要求姑姑和姑夫想办法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当了兵，另一个回了老家。许世友的一个远房堂孙许道炎，在部队当兵，一次利用休探亲假的时间特意绕道去军区机关见许世友，要许世友帮忙说情提干。许世友不仅不帮忙，还训斥他趁早打消这种靠关系往上爬的邪念头，要用自己的真本事说话。结果，许道炎最终复员回了老家。许世友对待配偶和子女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态度。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谁因为自己在首长身边工作而得到特殊关照，离开时大多是哪里来哪里去，什么职务来，还是什么职务去。这在许世友那里，已经成了惯例。许世友从不给别人送礼，他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秘书孙洪宪在许司令员身边三年，见许世友只收过三次礼。第一次是1974年秋的一天，许世友到军区司令部嘉禾农场视察工作，恰逢农场刚砍下了一些甘蔗，于是，农场工作人员将一捆甘蔗放在了许世友吉普车的后厢里，说是让首长尝尝部队官兵自己种的甘蔗。许世友没有推辞，欣然接受，回来后分给工作人员吃了。第二次是军区一位副参谋长送他两瓶越南产的山葡萄酒。这位副参谋长和许世友是同乡，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许世友将酒送到了食堂，让工作人员享受了。许世友收的第三份礼是老家的公社党委书记带来的一袋板栗、核桃和一桶麻油，这是许世友一向喜欢吃的家乡特产。可许世友也没有独享，将板栗、核桃分给了工作人员，将那一桶麻油拿到工作人员用餐的小食堂，大家一起分享。公社书记这次来，一是代表家乡人民看望许世友，二是想通过许世友弄一辆汽车。当听公社书记说，家乡这几年收成不错，乡亲们都能吃上饱饭时，许世友说:“共产党领导闹革命，就是让穷人吃上饭。”他又接着说:“不过，有点小成绩绝不能翘尾巴，你们不仅要让乡亲们有饭吃，还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公社书记乘机说，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家乡正在学大寨，修水利，搞机械化，公社想买一辆汽车，可是没有钱，想请许司令员帮忙想想办法。许世友听后假装糊涂地说:“我哪来那么多钱买汽车，部队的车是保障打仗用的，又不能送给你，没办法!”一代领袖家风美谈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毛zd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律子。他虽然对子女疼爱有加，但绝不娇惯，而是要求他们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李讷是毛zd最小的女儿，毛zd对她的教育格外严格。中学时代的李讷，读的是实验中学，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但是，上了大学之后，身边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这对她的帮助很大，因为毛zd一再严格要求她，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她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这些东西。正好，大学有一门课讲到《庄子·秋水篇》，这篇寓言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与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读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应该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于是，她给毛zd写信汇报了自己读《庄子·秋水篇》的体会。毛zd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信是这样写的：“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毛zd的信，诚恳、真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讷等干部子弟的毛病。李讷在给毛zd的复信中，再次进行自我批评，并决心痛改缺点，振奋精神。1月15日，毛zd又给李讷回信：“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崇高品德风范的真实写照。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执行的。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早在1961年，**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就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与夫人卓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邓榕认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洽的。”邓林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个典范。”在孩子们的眼中，**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在教育孩子方面，**总是身教重于言教。邓楠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何叔衡：“何门家训”1929年，莫斯科。寓所中的何叔衡眉头紧锁，他的思绪飞出了窗外，飞向千山万水外的祖国。一年前，何叔衡受党委派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之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面包、牛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优雅的学习环境，而这一切并没削减他的忧患意识。当初这位喜欢头戴砂锅帽、身穿旧长衫，脸上留两撇黑胡子的前清秀才，毅然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就是因为那份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此时何叔衡拿起笔，在给儿子何新九的家书中写道:“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绝对不能为一家一身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此数言请你注意。”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何家最为重要的“何门家训”。江西瑞金是一方革命热土。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1931年秋，何叔衡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工农监察部部长等职。当了“大官”的何叔衡没有官样子，他常拿“何门家训”提醒自己，尽心竭力为公家当好差。在任职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期间，何叔衡一直坚持“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被监督。不等群众上访，就先下访”的工作思路。他经常带上干粮袋，亲自下乡调查，走访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他随身携带三件宝———布袋子、记事簿和手电筒。布袋子用来放实物和文件，手电筒主要用来走夜路，记事簿则事无巨细，无所不记。由于何叔衡恪尽职守，秉公处事，严厉打击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使苏区的干部作风得到整顿，也让苏维埃政权的威望得到了提高。毛zd称赞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35年注定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年初，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的何叔衡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途中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他们且战且走。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同志，到一悬崖处时，何叔衡抓过警卫员的枪就要自杀，警卫员为了护枪，手一松，他趁势向崖下一跃。这一跃，何叔衡的生命就定格在了59岁，他实践了他说过的话——“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70多年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长冲村杓子冲，人们沿着一条由两座山谷夹着的山路拾阶而上，来到山坳中央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参观。这就是何叔衡的故居，如今已经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故居里遗物不多，只有几把旧椅，一张旧方桌，几个竹筐，黄褐色的土墙上甚至结有蜘蛛网。与故居相伴的还有何叔衡的子孙们，他们从未走出过大山，在深深浅浅的山坡上，他们过着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务农生活。何叔衡的大孙子何盛明年轻时在桃江煤矿做过井下矿工，还当过钢厂工人，此后就一直在家种田。这些年，何叔衡故居一直由他的孙媳李国辉专职负责看管，乡政府每月支付给她800元。 “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何叔衡的后人没有忘记“何门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