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1.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体系” 42.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著 103.握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新机遇 推进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深化 184.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分析 245.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316.中国古代为政智慧探微 407.以“五敢于+五善于”应战应考 478.科学把握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 549.把凝聚共识的责任扛在肩上 6410.凝聚共识 新时代政协的重要任务 7011.将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落到实处 7712.专门协商机构彰显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 841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 9114.准确把握加强政协党建工作的路径和措施 9715.关于科学认识和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几个问题 10316.高校统战工作的“基础题”和“附加题” 11517.专注发展 专心为民 专力履职 11918.人民政协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12519.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 13220.把“三个崇尚”贯彻到政协工作中 13821.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的实践与思考 14522.把握好减贫治理的“变”与“不变” 15123.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经济稳健发展 15624.坚持系统观念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6325.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16826.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 17827.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18328.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特”在哪里 18929.“两大奇迹”的制度解码 19630.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20431.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 20932.打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张“王牌” 217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体系”不同城市和区域的消费体系建设，与各自的城市定位以及产业、市场、人口等因素有关。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因素寻找相应的消费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广州是一个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人的超大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之一，它不仅是直播电商、时尚定制等新型消费业态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更是华南区域消费中心和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因此，广州新型消费体系建设既要与消费水平、产业基础、城市定位相匹配，更要具有培育新型消费引领者的战略远景和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强大动能的战略设计。在具体对策方面可以从五个方向入手，形成主要着力点，经过三至五年，在全国率先建成国际性的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并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加速器。以新商贸为着力点，引领和促进新型消费上台阶新商贸的本质就是“互联网+商贸”，即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方式对传统商贸的主流业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人、货、场”重构及创新升级。这种变革和重构，必然牵涉到传统商圈、商场、市场的功能调整以及客流、商流、物流的流动方向变迁。这就需要新的商贸园区或聚集区提供发展载体和平台，从而形成新商贸的创新中心和成长中心。国内外经验表明，超大人流量才是形成超级消费中心的关键因素，将人流转化为客流和商流，必须从城市战略上进行布局。就广州而言，一方面，必须结合新型消费体系建设，重新进行商贸服务业和商业网点设施进行布局，打造一批新的商贸园区、商贸平台、新窗口，形成新商贸、新消费的试验区。例如，借鉴上海虹桥经验，及时对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等超大人流量的枢纽窗口进行规划调整，打造一批新商贸创新聚集区。另一方面，大力挖掘、提升和推广一批新型消费的龙头企业，如天河城及太古汇的时尚消费、正佳广场的体验消费、长隆的文旅消费、琶醍的夜间消费等。通过这些龙头企业的连锁化布局和示范带动，形成新型消费的氛围和格局，从而为广州新型消费体系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模式、场景和“打卡地”，不断提升广州新型消费在国内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以新基建为着力点，加速推进和完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新型消费的产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足够多的智能手机用户及畅通的互联网通讯体系、便利安全的移动支付体系和足够多的支付应用场景、高效发达的快递物流体系和配送网络。这种新型消费也正成为当前形势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强经济活力的最大动力来源，甚至正在成为实现“六稳”“六保”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抓手。因此，如何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对于一个城市和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已经不再只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这种微观消费决策问题，而是事关能否顺应消费变革大趋势，培育发展新动能以及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等重大战略决策问题。总之，新型消费离不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有效应用——无论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与普及，以及与新商贸、新消费相关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例如，电商直播、远程会展、在线定制、跨境交易、在线诊断、视频谈判等新商贸活动，对网络的大容量、低时延、高速度、超清晰等要求就十分严格。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保障，新型消费的发展和普及就难以为继，无从发力。因此，广州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应结合新商贸和新消费，重点布局一批与5G、大数据等相关的新基建项目，例如创建商贸大数据产业园区等，从而使科技创新与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有机融合。以新制造为着力点，推动新型消费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广州处于华南“世界工厂”腹地，依托着珠三角二百多个特色专业镇以及近百个产业集群，在全国率先创新构建电商定制、电商直播等新型消费体系。以索菲亚、尚品宅配、欧派、衣邦人等一批定制类龙头企业为代表，通过云平台、在线设计、在线交易、在线服务、线下体验、智能生产等颠覆性流程变革，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云服务，真正实现了“消费引导生产”。与传统的消费和生产过程不同，这类新型消费业态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甚至消费者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并为此付费。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个性体验、品味情趣、精神价值等被深度挖掘，从而不断拓展了消费价值，而且丰富了消费内容和消费场景。显然，在这方面，广州可以结合现有的各类电商定制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全国的消费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新媒体为着力点，促进新型消费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随着消费升级与产业、技术和城市升级的同步推进，传统科技、文化、创意、时尚、旅游、教育、运动、医疗等行业的功能也在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趋势就是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消费功能。在新型消费体系下，传统的“吃、穿、住、行”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低，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在这一趋势下，消费、商贸与旅游等深度融合，就成为必然，传统的观光式旅游也逐步被更丰富的个性内容所取代。在这方面，广州发展新型消费有五个重点领域，通过对特色文化和旅游品牌的提炼，形成新的消费服务链和供应链：一是围绕将电商直播与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康养运动等融合，打造一批重点消费园区和聚集区；二是围绕服装、珠宝、皮具、家具等优势制造业，以时尚创意、新品发布、个性设计等为内容，大力发展时尚创意消费；三是以广州美食、美景等为对象的旅游消费领域。以“广州嘉年华”为主题，大力推动以“吸引国内外消费者到广州过大年”为内容的国际消费节，打造具有全国标杆性的新型消费品牌；四是可以考虑在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设立以免税商店或免税商品为对象的免税体验园区体验馆。以新广货为着力点，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自有品牌消费体系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自主品牌商品消费的“新国货”概念正被广泛宣传和推广。而“新广货”无疑是“新国货”的浓缩版。以广州手信、广州老字号、广州名牌等广州知名品牌的商品或服务消费为重点，形成新一轮“广货”消费浪潮。2008年，结合“广货网上行”等举措，广州有过一轮“广货”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当前条件下，“新广货”的内容得以拓展，增加了一系列广州特色的服务品牌的消费，如广交会、美博会、广东时装周等，本身就可以吸引客人消费。同时，“新广货”除了包括原来的名牌产品、老字号外，还可以包括农产品、住房产品等消费领域和内容。例如，可以发展“岭南佳果”为主要内容的岭南特色的水果和农产品旅游消费。此外，还可以结合岭南水乡游、岭南购房游（具有岭南特色的住宅地产）、汽车自驾游等人气项目，深度挖掘具有广州特色、岭南风格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著王蒙徽2020年10月23日来源：人民日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高度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三五”时期，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砥砺奋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住房发展向住有所居目标大步迈进。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不断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一是城乡居民住房水平明显提高。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新建住房质量不断提高，住房功能和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二是建成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十三五”期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预计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截至2019年底，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租房，累计近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租赁补贴，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有效改善。大力发展小户型、低租金的政策性租赁住房，加快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住房公积金制度不断完善，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约2000万缴存人贷款购买住房，支持超过2000万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三是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基本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多措并举增加租赁住房供应，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住房租赁服务。四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以2000年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为重点，着力改造提升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发展养老、托育、助餐等服务，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2019、2020年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400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约1043万户。城市建设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城市承载力、宜居性和包容度不断增强，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一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5年的56.1%提高到2019年的60.6%。2019年城市数量达684个，建制镇数量达2101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03万平方公里。二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19年底全国城市道路长度、轨道交通建成里程分别达到45.92万公里、6059公里，分别比2015年增长25.8%和97.4%。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8.8%、97.3%、96.8%、99.2%，分别比2015年提高0.7、2.1、4.9、5个百分点。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三是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2019年，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和绿地率分别达到228.5万公顷和37.6%，分别比2015年增加19.8%和1.27个百分点。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7100万户，覆盖率超过80%。60个排水防涝补短板城市排查整治1116个易涝积水区段，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90%以上。四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已公布13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共划定历史文化街区912片，确定历史建筑3.85万处，保护了大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五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深入查找和解决城市建设特别是在防范传染病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大力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功能修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着力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加快建设城市综合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面落实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攻坚任务。“十三五”期间，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着力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短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任务。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522.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改造危房，核验表明，全国2341.6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二是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共支持242.4万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贫困群众改造危房，有效保护了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做好定点扶贫和片区扶贫各项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口帮扶的4个定点扶贫县全部脱贫摘帽。持续加大大别山片区扶贫工作力度，推动片区3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一是农房建设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建立农村建筑工匠培养和管理制度，开展钢结构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建成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的宜居农房。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90%，其中约75%转运到城镇终端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开展百县示范，制定技术标准，农村污水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三是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6819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中国建造”谱写新篇章。大力发展“中国建造”，加快推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一是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建筑业总产值、增加值分别达到24.84万亿元、7.09万亿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37%和52%。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6%以上，带动了上下游50多个产业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超过5000万就业岗位。二是建造方式加快转型。大力推广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年均增长55%。促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快速发展，城镇新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基本达到100%。三是工程设计建造水平大幅提高。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世界级标志性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我国在超高层、深基坑、大空间、大跨度的高难度建筑工程，以及大型桥梁、水利枢纽、高速铁路等专业工程方面，设计施工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四是建筑业企业实力不断增强。2020年有74家中国内地企业进入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2019年具有中级工技能水平以上的建筑工人达579.8万人。五是建筑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1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729亿美元，新签合同额2602.5亿美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12.2%、23.8%，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一是建立实施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健全完善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方面指标体系，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入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国家、省、市、县四级城市管理架构基本形成。三是不断完善建筑业管理体制机制，建筑业“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建筑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工程招投标制度不断完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逐步健全。全面推进工程建设标准化改革，初步构建了与国际标准化通行规则相一致的新型标准体系。四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推进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审批效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提升至全球第三十三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五是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加快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治理体系，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共同创造美好城乡环境和幸福生活。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一是全力抢建医疗应急设施。在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等医疗应急设施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施工企业不讲条件，攻坚克难，按时保质完成了建设任务。二是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疫情防控中，全国广大市政环卫职工、物业服务人员和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不辞劳苦、坚守一线，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保障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疫情防控的需要。三是积极采取支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延续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工程监理等企业资质，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和人员正常生产经营。出台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纾解企业和职工困难。减免国有房产租金，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四是统筹做好建筑工人返岗、建材供应、建筑工地疫情防控等工作，有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房地产市场二季度以来快速恢复，建筑业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十三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5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落地生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系统思维，强化底线思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握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新机遇 推进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深化王昌林、晓琳2020年10月22日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40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创新绿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围绕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举措，更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把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具有十分重大意义。深圳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改革是成就深圳40年奇迹的源头活水，深圳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40年来，深圳通过一次次敢为人先的改革突破，汇聚了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培养出创新的城市特质，创造了边陲小镇成长为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奇迹。但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相比，深圳在原始创新能力、科技教育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经济快速发展，也面临新的制约和问题。对于超级大都市来说，要高质量实现“高位过坎”，必须要靠改革提供动力、靠改革攻坚克难。特别是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不利条件下，深圳发展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压力，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创新步伐。从区域发展看，深圳不仅要实现自身发展的跃升，更要在大湾区乃至全国发挥更强有力的引擎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中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面对新形势，深圳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更高效率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路径，打造全球标杆城市。从全国看，深圳一直承担着先行先试为改革开放探路的重要历史使命。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用综合改革的方式推动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突破，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为我国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宝贵经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深化《方案》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突出“四个强调”推动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未来一段时期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行动指南。一是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圳的创新发展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包括培育市场主体、放手发展民营企业、构建包括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等，形成了“6个90%”（90%以上的创新企业是本土的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以及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来承担）的创新要素结构，进而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促进了深圳产业发展不断衍生裂变、转型升级，使其成为国内诸多地区中市场化程度最高、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最充分的城市。在新发展阶段，深圳要进一步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实现市场要素高效有序流动、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构建面向全球竞争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沃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方案》为深圳全面打造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提出支持深圳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市场化机制改革方面给予深圳较大先行先试空间，有利于深圳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强调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深圳创新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源于坚定不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正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大潮中，深圳通过加工贸易介入全球价值链，之后不断升级，逐步实现了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从“铺天盖地”向“顶天立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当前，深圳发展面临新的国际环境，既带来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重大战略机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国际化水平。《方案》突出强调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以制度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推动深圳向打造全球标杆城市迈进。这些重大改革举措，将为深圳开放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三是强调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40年来，深圳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深圳较好地处理了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较好实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实实在在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深圳创新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企业是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发动机，人才是第一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关键是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生态，厚植创新创业的沃土，弘扬创新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方案》针对当前深圳和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这对于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更大程度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和要素，提升深圳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强调经济、民生、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全面改革。40年来，深圳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在宜居宜业、社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城市存在差距。为此，《方案》不仅对要素市场、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开放型经济体制等经济领域改革作出部署，更对民生服务供给、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提出改革要求，对创新医疗服务体系、扩大办学自主权、优化社会保障机制、完善文化体育运营管理机制等民生重点领域的供给机制改革作出突破性安排，对深圳健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制度、提升城市空间统筹管理水平提出诸多创新性举措，为深圳打造城市文明典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深圳再次被赋予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深圳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区叠加”的战略优势，把握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的历史机遇，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用足用好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全力支持，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以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激发活力、抢占先机、应对挑战，努力攻坚一批战略性改革和引领型改革，探索全国层面深化改革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改革的突破来赢得深圳未来发展的主动，以改革的活水形成深圳新时期跃升的新动能。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分析2020年10月15日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辛鸣2020年10月09日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全球公共产品内容广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世界更加真切地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21世纪最大、最可贵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造，是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顺应世界之变的时代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一个极为重大的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宏大历史实践的日积月累，也是21世纪以来时代潮流蓬勃发展趋势的徐徐展开。“大变局”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全球发展的版图更趋全面均衡。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是以西方大国主导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但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开始走弱。虽然绝对力量的对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强，但是综合考量或者用经济学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边际”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很多守成国家，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不再是一边倒，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二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世界经济结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版图。18世纪以来几次工业革命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让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相连，更加深度交融。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化塑造的社会，那么21世纪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整个世界都拭目以待。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哪一个国家引领主导了新的科技变革，哪一个国家就将在随后的社会变革中赢得优势、占据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科技竞争、包括高科技企业竞争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白热化的道理所在。三是“中国之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发出了“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宣示。显然，这是对历史的短视。世界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40多年一枝独秀的发展奇迹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而西方社会则是“黑天鹅”频频飞起，“西方之乱”此起彼伏，内部矛盾积重难返。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使得“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破产、“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历史终结论”终结，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深刻转变。现在西方一些政客之所以时时诋毁中国、事事遏制中国，无厘头、非理性的背后是对其社会制度命运的恐慌和丧失自信。“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做历史的促进者，做时代的偕行者，要有引领新时代的新理念，有顺应新变化的新方略，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世界治理难题的大国担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向的新世界，不会自然而然就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尤为突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更大担当，而不是对世界事务为所欲为的搅局、对人类权利肆无忌惮的践踏。但是，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罔顾时代潮流与社会期待，对新兴力量崛起心存抵触甚至畏惧。近年来，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退群”“毁约”“脱钩”“筑墙”乱象纷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中国明确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人类之困、跨越世界之难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顾此失彼、百病缠身，面对疫情疾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霸凌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与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实现全球善治。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严重侵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不仅对中国无端猜忌、恶意污蔑、恣意造谣，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盟友颐指气使、出尔反尔、过河拆桥，将来之不易的国家间互信降至低点。面对信任赤字，中国提出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用极大的善意、极大的包容、极大的定力，呵护涵养着信任这一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进入21世纪，世界和平仍然是稀缺易碎品。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息，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面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动辄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一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一贯奉行弱肉强食、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挑衅，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与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对世界上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发展创造财富、创造幸福，而不是制造问题、制造矛盾。中国政府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础上，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主张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大国的利益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被掠夺被盘剥的基础上。中国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了坚实基础和可行路径。擘画世界之新的中国创造2018年4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制模式，也不主张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而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道路设计与制度建构，是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宏大实践。世界是个“地球村”，人类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是”固然重要，“想要是”更加重要。世界不仅要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更要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认同、维护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不仅是“你的”“我的”“他的”，更要成为“我们的”、成为“大家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问题。这些利益只有共同合作才能获得，这些问题也只有共同应对才能化解。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仍然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惨痛代价警醒人类社会，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只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才有希望、有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作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在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中，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成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大同绘制了蓝图，标注了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文明多样性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及全球治理体制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等等，这些理念越来越为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所践履。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决议中。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身体力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从倡议到建设，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后花园”，而是沿线国家的“百花园”；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作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样态，“一带一路”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与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从主张到实践，从理念到现实，中国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秉承“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愿景化为现实。中国古代为政智慧探微刘学军2020年07月0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漫长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为政智慧。这些智慧将成为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循道。道是万事万物之源，也是为政之源。为政之绪万端，一以贯之者，循道而已，其他所有活动均应循道而为。道法自然，人法天道。如果说自然之善在万物生生却纵横交错而无隔阂，那么，国家和社会之善则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纵横交错而无隔阂，引导人向善。凡为政者，必本于此法而求乎斯境。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莫不重视为政之道。例如，荀子就强调，只有得道以为政，方能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反之，则大危也，大累也，甚至有之不如无之。那么，究竟该如何循道而为政呢？概言之，道主一阴一阳，政贵宽猛相济，也就是孔子讲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强调的是仁、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猛，强调的是制、法，所谓一民之轨，莫良于法。但是，强调仁、德，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仁慈包容。仁，如司马光所讲，人君之仁非妪煦姑息之谓也，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强调制、法，也不是一味的严刑峻法，而是在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的基础上，做到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宽猛相济，也就是文武兼重，但其运用要因时因事有所侧重，不能简单化。汉高祖刘邦刚刚得到天下时，陆贾经常在他面前说起《诗》《书》，这位草莽出身的皇帝就不高兴，说：“迺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就给他讲，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再说秦，如果其法先王、行仁义，你还能得天下吗？刘邦一下子被点醒了，他就让陆贾把秦以及过往各国成败原因总结一下给他看，结果陆贾就写了十二篇，高祖每听奏一篇都称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秉公。公是道的本质规定，秉公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是为政的魂之所在。公的一般含义，如武则天所言，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公在为政方面的理想样态，就是《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境况：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他皆有所养等等。秉公为政，从人君的角度讲，就要像尧、舜那样，明于公私之分，其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就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一事，明确地讲：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还批评房玄龄说：你今天不论其能与不能，就直言那些人的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秉公为政从人臣的角度讲，就要做到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人臣秉公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公而忘私，如《康熙政要》所说：为清官者惟洁己不要钱，犹是易事，若论公而忘私，诚为难得。重民。民是为政之本，重民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民之于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例如贾谊就明确论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汉代刘向曾讲到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说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说“贵天”，桓公就“仰而视天”。结果管仲告诉桓公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宋朝的石介进一步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那么，实践中如何得民心而不失民心呢？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恶勿施尔。这具体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开源富民、简行利民、节用爱民、因时使民、裁力取民等等。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故取于民有度，用之忧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诚哉斯言！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大臣们议论如何止盗，有人建议太宗用重法禁之。但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部为盗，安用重法耶！用人。人为天下之极，用人乃为政之要，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高度重视人在为政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关键在于人才关乎天下得失。据《史记》所载，刘邦当了皇帝后，有一次跟大臣们论起为什么是他而不是项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等人从“利”的角度做了应对，说陛下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但刘邦却认为他们的说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进一步说道：要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这里讲的，就是人才在得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人才在治理天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唐朝时，宪宗李纯曾问宰相崔群，玄宗李隆基之政为什么先理而后乱。崔群就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崔群的这番话，充分道明了用人在治理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用人智慧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人才常有而患不识，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等诸多方面。关于人才常有而患不识，唐代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之不常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论得极为精到。所谓八观，即“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气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所谓六验，即“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关于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说起“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时，魏征回答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惧兼，始可任用。”论的就是用人方面的德才关系问题。宋朝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最为鲜明，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朝高拱所论是较为周全的，他说：“以才气胜者，用诸理繁治剧；以根本胜者，用诸敦雅镇浮。若夫均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备之人，而阙其一者，断不可以为也。”忧患。患，无论其显或隐，都如影随形与历朝历代相伴。忧患，自然就是为政者必须内具的一种自觉，或为政的一种心态。古之圣王，莫不常怀此心。孔子就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谨其始，虑其终，明察秋毫，防微杜渐。墨子提出“国有七患”：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这七患，足以令所有为政者警醒。《明太宗实录》中也有很中肯的告诫：乱生于治，何也？非治能生乱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乱生于所忽也。是故，天下虽有磐石之安，当常怀陧杌之惧。守满持盈，居高思危，谨其始，虑其终，则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以史为鉴，深明治乱兴衰之理。汉朝贾谊对此有精辟之论，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人之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探究中国古代为政智慧，目的是使其成为新时代的为政之资。清朝王夫之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无与炤之者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为政也必须“循道而为”，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立足于“人间正道”；必须坚持公权力姓公，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来考核、使用领导干部；全党同志必须时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长治久安。以“五敢于+五善于”应战应考姚增科2020年03月25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国担当、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到中国力量，都充分彰显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坚强决断力和高超领导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非凡伟力。但同时应当保持清醒与忧患，看到差距与短板，特别是战疫中有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有发生。深入分析慵政怠政种种作风顽疾，固然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就领导干部个人而言，问题的主要“病灶”有两个，一个是初心缺失，不敢担当，得了“软骨病”；一个是“本领恐慌”，不善担当，患了“低能症”。大战大考，考的是“关键少数”是否敢于又善于担当作为今年以来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中肯深切，令人感奋。包括人民政协领导干部在内的“关键少数”，要善于从政治上来思考问题，把局部放在大局中把握，在战疫与战贫、防控与发展中“两手抓”“两手实”，守土有责，又守土有方。对标对表中央最重要的是学习领会精神要义，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知行合一、言行如一。“敢于应战应考”与“善于应战应考”，二者涵义不同，顺序不可倒置，又无一可以或缺。“敢于”体现的是初心、使命、立场、忠诚、觉悟、境界和气概———我是谁，为了谁；“善于”反映的是观点、方法、路径、本领、视野、水平和策略——依靠谁，相信谁。破解“敢于”与“善于”两方面的有关难题，需要上下“双向发力”，同心持续用力。立足于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有关疫情防控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在大战大考中更好发挥关键作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关键少数”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应战应考、担当作为，应做到“五个敢于”“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五个敢于”，就是在大战大考非常时期，“有我在、跟我来、看我做”，狭路相逢，勇者必胜；全力以赴，舍我其谁。敢于舍得小我、挺身而出。针对大战大考形势向好又复杂严峻、风险挑战多且复杂叠加特点，首要的是情系家国、奉献小我。入党誓词80个字，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最高境界、最庄严承诺。作为“关键少数”，应当多想一想到底自己“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又应当做些什么”？是否做到了义无反顾、殚精竭虑，不舍昼夜，出空自己。“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正是广大群众特别在乎、看重的。在大战大考中，更应把个人名利地位、荣辱得失放到一边，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力戒打小算盘，更不耍小聪明，成为爱惜羽毛、总当鸵鸟的逃兵。敢于发声说话、上传下达。针对大战大考中社会各界各方面疑惑焦虑多、社情民意热点多的特点，积极主动及时回应关切、凝聚共识安定人心。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及时宣传党中央“两手抓、两手硬”重大决策部署和落实成效，营造“上下同欲者胜”浓厚氛围，引导群众、鼓舞群众，又以百姓心为心，念民生之难所在，及时向上反映情况，助推问题解决，不回避矛盾，又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力戒当发声时优柔寡断，当绅士，事已关己还高高挂起。敢于扑下身子、靠前指挥。针对大战大考中急难险重任务繁艰复杂的特点，敢于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及时出场亮相、冲在一线。与医治场所、基层社区、园区企业的人员面对面，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力戒浮于表面多、走马观花多、工作作风粗粗拉拉，甚至想出彩却不出力，把考场变为秀台。敢于接招出招、当断则断。针对大战大考中突发情况多、新问题多特点，强化特事特办思维，关键时刻打破常规，应急救急。注重实干苦干精神，又讲求方法科学精准，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长于因情、因势制宜，动态管理施策，在不变中应变作为。力戒“路径依赖”、依然故我，上面不说就不动，照“老套套”“老黄历”办事。敢于较真碰硬、严抓落实。针对大战大考中压茬推进任务多、两难问题多、棘手难题多特点，遇事应多问一问，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否贯彻落实，党委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否见效？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就需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花更大的气力把“抓落实”落实。从常态下的“一级抓一级”转向“一竿子插到底”的非常时期抓法，围绕三大攻坚战一仗一仗打，紧盯在建拟建项目一项一项抓，奔着重点难点问题一个一个抓。力戒重决策、轻执行，重“最先一公里”、轻“最后一公里”。应战应考、担当作为，应做到“五个善于”我们常说，“头头不领，水牛掉井”。同样，“缺少本领，水牛掉井”。善于应战应考，贯通了决策与执行、实体与程序、过程与结果各环节。“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善于调查研究、靶向发力。针对大战大考中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的特点，时时注意吃透上清，摸准下情，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民。还要善于在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互动中了解世情，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对内改革，向改革要红利，扩大对外开放，更大范围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国经验。大战大考，信息容不得虚假、形势容不得误判，决策容不得闪失，做足调查研究功课显得尤为突出重要。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要深入一线，通过亲闻亲问亲见下沉基层，掌握第一手鲜活情况。特别要学习毛zd同志当年形成著名《兴国调查》论作，在新余访谈从兴国参军入伍的群众，甘当小学生精神与“异地调研”方法。力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善于总结经验、学思践悟。针对大战大考特别需要真才实学、随机应变的特点，做到边干边学、边干边总结、边干边提高，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加快学习掌握履职必知必用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行规行矩和专业知识，防“知识告罄”，落后于新时代现象发生。涵养提高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所必需的书卷气，避免脱离实际、坐而论道的书生气，善于学习是崇尚学习的应有之义。善于学习要研究“学习学”，注重提升学习能力，使得在有限时间内收获最大化。学问学问，还要在问中学、学中问。掌握从政治、哲学、历史、文化多维度思考问题的方法，悟得昨天之于今天、实践之于理论、中国之于世界内在逻辑之道。力戒好读书不求真解、能命题不擅解题，甚至‘无知者无畏’‘半瓶子醋’还自我感觉良好。善于民主集中、双向发力。针对大战大考绝非一人一己之力一地一方所能胜任，打的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特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化解一切可以化解的矛盾。“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的政府“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这是毛zd同志的著名论断。新时代要求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讲从我做起，以上率下，发挥“头雁效应”，还要讲团结、讲民主，集思广益，开门纳谏，引领、感召、鼓舞和凝聚“最大多数”。力戒脱离疫情影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危”中有“机”这个新的最大实际，脱离党内党外各方面、各阶层、各界别人士的关切，想问题、办事情。善于滚石上坡、打开局面。针对大战大考中超常复杂棘手难题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形大、前所未遇挑战多的特点，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善于接“烫手山芋”，历经当“热锅蚂蚁”的考验。多到矛盾多、困难多的地方去，多做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工作。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用好传统验方，又与时俱进出新招，善于抓住关系全局的“牛鼻子”，集中优势兵力突破瓶颈难题。力戒思想方法、工作路子疫情前与疫情后一个样，疫情大转变后与大转变前一个样，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落后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非比寻常之时势。善于廉洁不染、讲规守矩。针对大战大考伴生系列新的廉政风险特点，做到坚守底线、不碰红线，把控好思想道德与机制制度两道防线，干成事不出事。与火线提拔重用、荣誉表彰机会增加、爱心慈善款物增多、发放特殊津补贴等相伴生的是，有的领域、系统和单位廉政风险增大。见诸主流媒体的一些典型个案行为拙劣、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都足可说明问题。疫情防控属特定阶段、特殊时期的特别任务，历史总会翻过这一页，但保持风清气正，防控廉政风险、道德风险不存在特殊和例外。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保持廉洁自律定力，还要做到“一岗双责”，把握好严管与厚爱、约束与激励关系，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政策措施，重视对党外干部、人才的培养使用，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更能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守护好“责任田”一方净土、政治生态。力戒重经济、轻政治，重业务、轻党建，重惩戒、轻防控，耽误办好大战大考中的要事。科学把握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刘 伟新年伊始，回望过去，眺望未来。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实现了“六稳”，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有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比较而言，供求两端“双收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自然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要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其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保持持续健康增长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六稳”工作，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增长；同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就宏观经济增长主要指标看，我们预计，全年GDP增速处于预期区间，有望达到6.2%左右，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中国GDP总量有望接近100万亿元，占2019年全球GDP比重16%以上；人均GDP水平将超过1万美元，达到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CPI涨幅全年平均预计在3%左右，虽然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冲击，但总体保持在预期政策目标水平上；调查失业率预计5.2%左右，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5.5%以下的要求。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正增长，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左右，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2%，进口负增长0.1%，贸易顺差扩大，相比同期全球贸易增速的大幅回落，中国稳外贸成效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保持正增长，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6.5%，尽管一些低端产业从中国搬迁到东南亚等地，但外资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规模扩大；在外贸、外资增长平稳的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外汇储备开始回升；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经济结构转变取得明显进展，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增长6.3%和4.6%，高于工业总体盈利水平；“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性进展，特别是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持续健康增长势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值，“六稳”的要求全面落实，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势，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行压力不减尽管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均在政策目标区域之内，但动态地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2019年按季度看，增速是持续下降的。总体上全年同比增长预计为6.2%，虽然与全球相比增速领先，但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表明总体上中国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从我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变化周期特点看，自2009年第一季度名义GDP增速反弹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到2015年第三季度达到底部，2015年底触底反弹至2017年第一季度达到顶点，尔后又开始持续回落。按这种3至4年下行周期测算，我们认为，2018年至2019年是经济下行的加速期，2020年至2021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触底反弹期。从需求端来看，一是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叠加带来了明显的紧缩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态势明显；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滑、增速放缓；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金融周期底部运行特点明显；五是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前三季度实际同比增长仅为6.4%，有所回落；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国际贸易增速回落，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基数红利逐渐降低。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性高速增长，伴随基数的扩张会逐渐减弱。特别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期，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人均GDP突破1.1万国际元后都出现了速度的放缓。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三产业快速提升，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工业制造业企业利润紧缩，企业内生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整体较弱；由于受创新力提升迟缓及不确定性限制，新动能转换相对不快，升级性的结构调整步伐放缓，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战略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下滑；并且由于各类对新动能产业支持政策的到期，政策红利减弱，一些成长中的新产业和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传导效应逐渐显现，对高技术产业新动能转换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影响。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使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化红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率的持续下滑，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递减期，中国人口峰值事实上已经或即将出现，2018年新生儿减少200万，老年人口则大幅增长。五是要素成本红利开始全面减少，尤其是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约束更为严格，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既无可能更无竞争优势。判断自然走势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因此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同时面临国内“三期叠加”，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交错，全球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化受阻，不确定性加剧。因此从2020年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2020年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双紧缩”态势。需要根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较，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总供给而言，扩张性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发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对冲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作用，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回升；持续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企业市场活力上升，产业结构呈现良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2217个改革方案，仅2019年便出台285个改革方案，完成46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61个改革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加凸显；市场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创新指数大幅提高。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重要设备等方面的战略政策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计算机、机械设备、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领域已见成效，净利润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但总体上看，如前所述总供给方面的不利因素更显著，总供给呈现收缩状态。就总需求而言，积极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部分领域投资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上升，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改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去库存、去杠杆周期后，在本轮逆周期调节中开始“后发”，投资能力回升，同时对民营企业具有带动作用。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充实，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产阶层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突破40万亿元大关，其基础便在于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2020年带来全球政策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与2019年年初相比，全球各国央行大都下调了政策性利率水平，全球经济恶化状况有望得以缓解。但是综合前述总需求方面的不利因素，2020年总需求大概率收缩。综合研判有利和不利因素，在总供给、总需求“双收缩”的条件下，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自然走势（不包含政策作用）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相应的CPI的自然走势较2019年也会有所下降，可能降至2%以下。坚持稳中求进基于上述判断，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稳”首先是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根据经济增长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高通胀。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防止“经济过热”。二要在经济增长上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防止经济衰退。三要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保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2020年稳增长，GDP增速应在5.5%至6%之间为宜。通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势。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长。在需求管理上，笔者认为，总体上应采取扩张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强调提质增效，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此外，还要加大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必须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完善结构性减税，重点扶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财政支出项目重点进一步向民生项目倾斜。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在财政政策强调结构性效应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更加注重总量效应，不宜过度偏向结构性操作。就总量货币供应而言，M2不宜设定过低，应为预防通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收缩预留政策调节空间。同时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工具实施精准“滴灌”，尤其是向制造业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倾斜，切实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和贷款意愿。“进”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提高生产者竞争力。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而是影响生产者，包括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国民经济体系（宏观）。因此，要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深化产业组织变革，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总之，在巩固前一时期“三去一降一补”成效的同时，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制度创新，重要的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通过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从营商环境看，一是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在价格方面要进一步放开，鼓励公平竞争。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生产者效率，只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才能真正见效。三是强化法治之力，减少人为干预，以稳定市场预期。从消费环境看，一是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消费者信心；二是要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三是完善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除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采取相应政策和改革举措外，还必须高度关注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点，尤其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际金融风险等。总之，在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过程中，必须坚持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在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上，在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上等各方面必须协调统一，进而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的目的。把凝聚共识的责任扛在肩上李 江2019年12月11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是党中央首次就人民政协工作进行专门部署的会议，虽然先行召开，但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有机联系、思想贯通。这两次在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召开的重要会议，让2019这个特殊年份更具里程碑意义。强调，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既突显了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特殊优势，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着力重点。无论是政协组织，还是政协委员，都必须切实把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的责任扛在肩上，在方向上守正、手段上创新、方法上改进，真正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凝聚共识是政治责任，必须切实把准方向，解决好“往哪聚”的问题。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新时代人民政协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民族、贫困省份，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而繁重，人民政协要更加有效凝聚共识，必须确保工作主轴不移、工作方向不偏。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高站位中把准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人民政协工作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方向，持续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最大限度地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更加紧密地把各族各界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党的领导坚强巩固、执政根基永不动摇。在服务国家治理的大格局中把准定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委是领导机构、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四者工作方式不一样、工作内容有差异，但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扮演着通过协商凝心聚力的重要角色。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要牢牢把握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工作，把各族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的强大合力，更加有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推进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把准目标。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趋繁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引导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越发显得至关重要。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必须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增进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凝聚共识是职责使命，必须持续创新手段，解决好“如何聚”的问题。云南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突出，人民政协要担负起更好凝聚共识的职责使命，必须把握重要环节，创新工作手段，才能把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工作做具体、做到位。以强化学习为基础。思想引领、凝聚共识，以学习开路，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在这方面，省政协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会制度，形成了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统领、多种形式为支撑、年度集中培训和经常性委员学习相结合的学习制度体系，把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新中国史、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国政协新部署新要求作为重点内容，持续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根本性问题上形成共识。以健全制度为保证。思想引领、凝聚共识，需要保持工作的机制化、常态化。在这方面，省政协通过建立年度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制度，就党员委员、专委会党员副主任联系党外委员和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定一系列制度措施，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通过建立党员与党外委员谈心谈话、定期走访看望委员、委员专题学习考察等制度，强化了与委员的经常性联系机制；通过制定《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实施意见》，把双向发力融入协商议政、调研视察、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等履职工作中，着力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以重大关切为抓手。思想引领、凝聚共识，既要在日常中坚持，也要在关键时发力。在这方面，省政协立足云南省情特点，抓住重大节庆活动、重要决策部署出台、重点工作推进等重大关切点，有针对性开展工作。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以来，发动全省三级政协组织和三万政协委员开展脱贫攻坚助推行动，既为贫困群众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怀，也强化了委员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信心。国庆70周年期间，组织民族宗教界别、民主党派界别和港澳委员，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开展专题学习考察活动，有力增强了委员的爱国情怀和“四个认同”。为帮助委员知情明政，定期邀请党政部门就云南发展全局性问题进行通报，提高了委员对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理解把握。凝聚共识是基本能力，必须不断改进方法，解决好“聚得好”的问题。凝聚共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能力。省政协注重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努力在凝聚共识上有更大作为、见更好成效。既要自我教育，也要示范引领。政协委员既是凝聚共识的对象，也是凝聚共识的主体。在这方面，省政协既强调委员要在学习、履职中强化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也注重处理好“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关系”，利用委员自身的代表性、影响力，鼓励委员加强同本界别、本行业、本领域群体的沟通联系，积极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当好党委政府与各界群众的桥梁纽带，达到影响一批、带动一片的效果。既要求同存异，也要聚同化异。云南省政协有30个界别，620多名省政协委员。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不一定相同。工作中，省政协既坚持体谅包容、求同存异，畅通渠道、完善机制，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也注重在履职过程中加强引导，通过协商，宣传政策、增信释疑、弥合分歧，围绕云南发展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的难点问题、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真正做到同心协力、凝心聚力。既要善于团结，也要敢于斗争。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大团结大联合是重要特征。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独有民族就有15个，而且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同时，云南也是一个宗教齐全的省份。省政协坚持把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作为凝聚共识的重点，定期走访宗教界代表人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多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扶危济困的工作，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时，人民政协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在一些关键时刻和敏感节点，在面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坚决做到旗帜鲜明，敢于斗争，主动发声，严明纪律，坚守政治底线，努力扛实凝聚共识的政治责任，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凝聚共识 新时代政协的重要任务夏德仁2019年11月04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科学阐明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指导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职工作中心环节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地方政协充分发挥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回顾人民政协成立的历史，广泛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有其深厚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广泛凝聚共识是建立人民政协的初衷。在人民政协制度设计之初，就强调以“求得共同一致”为人民政协的工作方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共同纲领”四个字，反映的就是“共识”。毛zd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各革命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赢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第一个法宝。进入新时期，**同志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共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协商民主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始终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通过有效工作，使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成为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界人士的重要平台，成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要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这是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人民政协发挥重要阵地作用，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充分发挥好各级政协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政协组织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政协发挥重要阵地作用，必须贯彻好统一战线政策。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团结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海内外华侨等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人民政协发挥重要阵地作用，必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要紧紧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履行协商议政职能，围绕推动党委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开展民主监督，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提高协商议政水平，通过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有利于广泛凝聚共识，促进党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成果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成为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大家团结起来，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就必不可少。”要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各项工作之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双向发力”的制度、程序和机制，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问题上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把凝聚共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健全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认真做好具有政协特色的民族宗教工作、港澳台侨和外事工作，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政协党组织要强化在政协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促进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成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强调，“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人民政协发挥重要渠道作用，必须把协商民主贯穿政协履行职能全过程。要创造宽松的协商氛围，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既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生动局面，又打造“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氛围。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把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人民政协发挥重要渠道作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坚持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以促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工作重点，瞄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问题，深度调研、集中议政、有效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人民政协发挥重要渠道作用，必须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要教育引领广大政协委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原则，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的能力，自觉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多做雪中送炭、扶贫济困的工作，多做春风化雨、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将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落到实处虞崇胜2019年10月24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自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来，理论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各地政协组织也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具体阐明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理论预设和实践路径，从而为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落到实处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按照讲话中提出的理论预设和实践路径，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从而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行稳致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的特殊贡献。继承和发扬“有事好商量”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有“明堂议事”的做法。据《楚辞·九叹·逢纷》：“始结言于庙堂兮，信中涂（途）而叛之。”王逸注：“言人君为政举事，必告于宗庙，议之于明堂也。”王逸的注中明确提到“告于宗庙，议之于明堂”，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协商的最早记载。即使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中国历代朝廷都有朝议或廷议制度，大凡国家大事都要在朝堂上进行讨论和商议，而并非君主个人的独断。这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但至少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是有协商政治传统的。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已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亮丽风景线。正如指出的，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必须继承和发扬“有事好商量”的政治文化传统，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包容面宽、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特点，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全面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明确指出，能听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为了保证协商能够理性有序进行，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上述讲话精神，为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政策依据。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一旦有了这样的协商氛围，就能从根本上提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质量。完善制度机制协商民主的有效开展，制度机制是基本保障。为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出，要坚持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对明确规定需要政协协商的事项必须经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对协商的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规定。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协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协商形式，并将成功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机制。如，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和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等。其中，政协全体会议协商、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座谈会、提案办理协商的程序性规定越来越具体，对参会人员、协商内容和程序等都作了进一步细化，对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的衔接等，都提出了具体落实举措，从而使政协协商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上有了实质性提升。当然，政协协商民主不是单打独斗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由多种民主形式构成的完整体系。因此，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机制整合，既突出政协协商民主的特点和优势，同时积极与其他民主形式协调配合，将协商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人民政协能否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关键在于政协委员，而政协委员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履职能力。因此，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当前，一些地方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参差不齐。提出，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不一定相同，但政治立场不能含糊、政治原则不能动摇。他特别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准确把握政协履职方式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界别群众中多做雪中送炭、扶贫济困的工作，多做春风化雨、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道德品行，严格廉洁自律，以模范行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风采。掌握和运用专门的协商艺术与技术从一定意义上讲，协商是个艺术和技术活，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必须掌握和运用专门的协商艺术和技术。专门协商机构要突出其专业性。专门协商机构的专门者，通常有三层意思：一是特别，即不同于其他；二是专事，即集中于某一件事情；三是专长，即特别长于某一项工作。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必须有专门协商机构的样子和风范。比如，协商事先要有专项协商计划，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平台，等等。同时，要健全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建立协商议政质量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协商过程中不要各说各话、流于形式，要有互动、有商量，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重要作用。专门协商机构要突出其艺术性。要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切实提高委员从事协商的素质和能力。其中，“懂政协”不仅是了解政协的由来和历史，更重要的是政协的性质、职能、特点和远景；“会协商”不仅是指调研、商量、协作的能力，还包括平等的能力、亲和的能力、引导的能力。“善议政”则要求在“善”字下工夫，努力做到发言说到点子上，批评点到关键处，建议要一语中的，批评要切中要害。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当委员成为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行家里手时，委员才能成为合格的委员。各级政协组织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对委员的培训，努力提高协商的专业化水平。专门协商机构要突出其技术性。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对民主政治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的特性与民主实践的要求有着天然的耦合，网络空间成为民主实践的重要公共场域。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解决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参与不广泛的问题。而互联网与区块链的结合，则为破解这些瓶颈提供了可能。按照区块链的理念，协商民主过程也能成为一种算法，通过计算把各种不同的信息整合为倾向性意见，进而在技术规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共识和共治机制，从而为协商民主实践提供数据化支撑，既丰富了协商民主形式，也提高了协商民主质量。人民政协要按照提出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已经开展的远程协商、网上议政基础上，创新新的协商技术形式，给协商安上科学技术的翅膀，使之能够在更高的天空飞翔。专门协商机构彰显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姚俭建2019年10月0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正如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人民政协体现中国式民主的特色指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人民政协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民主的样式与内容。作为一项源于本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人民政协既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既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政治角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不变的主题。“人民政协”这一名称中的“人民”，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它严格规定了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的性质，规定了由此诞生的新政权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定位，规定了新中国要实行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人民政协组织，经过70年的发展，在实践协商民主制度方面，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方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时空情景中，人民政协承担着在宪法框架内协调各族各界、各党各派关系的任务。它所具有的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显著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团结、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中心任务。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于通过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协商民主最基本的内涵。历史上，中国早已有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成功实践。中国的协商政治将现代民主政治机理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相结合，既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又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体现中国的协商民主形式是多层次的。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上，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已经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成为实际运行的制度安排。协商民主赋予了人民政协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内涵。人民政协制度的产生和成长过程彰显了“协商民主特质”和“中国特色”两大品格。专门协商机构在中国式民主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人民政协集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的特点于一身，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民主监督、利益整合、维护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体现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和协商民主的内在特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指出：“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从人民政协运行的机理上分析，在人民政协，各党派、各民族、各界别的代表人士，将各种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反映出来，为国家权力中枢提供全面广泛的信息，为协调利益关系奠定坚实基础。这就使得人民政协与各族各界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把党的主张变成社会各界的共识，进而发挥凝心聚力作用，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目的。现在，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目前在全国范围涵盖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9个政党、8个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3000多个政协组织、60多万各级政协委员。人民政协在协商中推进多党合作。政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都要尽可能地争取联合其他可能联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进程中，始终把开展政党合作、建立广泛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源于多党合作并随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递进的历史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通过人民政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正式确立了新型多党合作关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人民政协，不断发展了新型多党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政协开启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征程。在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平台上，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共赢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人民政协在协商中实践人民民主。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实现人民民主的权利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种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充分进行协商。人民政协是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民主参与、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与党委政府工作有效衔接，是实现人民民主制度的具体制度安排。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就能够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对中国式民主发展意义深远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机构作用，需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从而为中国式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演进过程。这就需要人民政协按照专门协商机构的标准，坚持改革创新，在“坚持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不断作出新探索。“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精辟地点出了民主的本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是在“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脚踏实地的实干中逐步变为现实。对人民政协明确提出要求：“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必须秉持为民情怀，努力打造开放务实亲民的协商平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紧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谋利民之策、献安民之计、促惠民之举，为增进民生福祉贡献智慧。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需要具有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政治组织的推动。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作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激发主人翁责任感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展力，就需要我们发挥好包括人民政协在内的各类中国式民主形式的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包心鉴2019年09月17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通过专门协商机构进行广泛充分的商量，有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凝聚强大力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织载体，人民政协从一产生起，就与国家建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70年来，国家政权的每一步成长、国家发展的每一步推进，都彰显着人民政协不可或缺的功能。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了一系列重大建国事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创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迈上了新征程，为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功能赋予了新内涵：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更大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功能。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功能。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体系。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一种是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种是以“协商式”民主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最大制度优势，就是为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广泛多层制度化渠道，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有效弥补选举民主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通过要么否决，容不得中性选择和中性结果的制度短缺。在民主协商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中，人民政协不可或缺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各级政协组织都应当深刻理解“专门协商机构”的科学内涵和功能定位，在“专”字上谋创新、在“专”字上履职能、在“专”字上出成效，用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政协协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发展。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参与决策制定促进决策完善的重要功能。国家治理实践表明，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如果没有科学的决策制定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在提升决策能力、促进科学决策方面，彰显了不可或缺的国家治理功能。协商民主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就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之中开展及时的广泛的协商，把民主协商贯穿于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全过程，努力形成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弥补决策疏漏的民主共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一个重要任务和突出优势就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举措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等进行经常性商量。通过专门协商机构进行广泛充分的商量，有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凝聚强大力量。适应新时代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拓展协商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的重要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美好政治生活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突出体现为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希望在政治参与中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民主政治意愿，更真实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身就是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建构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知情明政机制和参政议政平台，通过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双向发力”，为社会各界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和有效的参与平台，可以使人民群众有机会经常性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来。协商民主在给人们提供广阔参与空间和机会的同时，也内在要求提升参政议政水平，凝聚参政议政共识，把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国家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多元共治的重要功能。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阶段，人民群众的政治价值诉求和政治参与行为呈现多元化态势。这种多元价值诉求和参与行为，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宝贵资源，是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作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实现多元共治的内在逻辑。在各类协商平台上，各种意见、建议、愿望、诉求得以充分合理的表达，这样一种民主协商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实现多元共治这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改革目标上，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独特功能。第一，人民政协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可以通过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改革发展出实招、谋良策、添助力、增合力。第二，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是一个“大智库”，可以把社会各界智力凝聚起来、创造活力激发出来。第三，人民政协的睿智之言、务实之策植根于人民，通过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可以为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更多建设性、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第四，人民政协具有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功能，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适应新时代强化公共权力监督全覆盖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加强民主监督促进权力良性运行的重要功能。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本身就包含着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责。其一，协商民主具有民主参与的过程性，通过全过程的民主协商，确保重大决策不发生失误和偏漏，更好地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这样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对公共权力运行状况进行民主监督的过程。其二，协商民主具有民主参与的直接性，通过面对面的协商，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倾听人民群众批评意见。这既是民意民智的最生动反映，又是对公共权力的最直接监督。其三，协商民主具有民主参与的平等性，通过平等参与和平等对话，使公共权力自觉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无疑可以有效地促进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极大地增进政治发展共识，找到有利于协同治理和协作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以确保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为重点监督内容的民主监督，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监督。这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政治逻辑。准确把握加强政协党建工作的路径和措施王启尧2019年08月2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如何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首要的是抓住人民政协事业的灵魂，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抓起来、抓到底，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健全政协党的组织体系，完善政协党建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准确把握加强政协党建工作的路径和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政协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善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以机关党委和各党支部为重点的学习制度体系，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举措。学出绝对忠诚。要坚持用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政协机关的政治属性，把讲党性、讲忠诚贯彻到政协工作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思考每一项工作、撰写每一件公文、处理每一项事务，开展协商议政、调研视察、提案办理等，都要从政治高度进行检视和把握，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学出坚定自信。要在学习领悟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弄清楚人民政协制度好在哪里、特在哪里、优势在哪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协事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学出使命担当。要通过深学细悟，更加准确地把握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在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进一步弄清楚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人民政协、怎样建设人民政协等重大问题，进一步对标对表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真正明晰政协使命、把准政协职能，切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实现新发展。认真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抓政协党建工作的政治站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新局面。全国政协党组认真贯彻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作出具体安排。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已成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必然要求，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把这项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做到思想上高度统一、行动上紧跟部署，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动起来，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把政协党的建设抓紧抓实抓好。进一步加大思想政治引领的力度。注重双向发力，是新一届全国政协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求。要在做好建言资政工作的同时，把凝聚人心、凝聚共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组织各项协商议政、视察调研活动时，都要从双向发力的角度来谋划和组织，进一步深化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界人士的合作共事，拓展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交往渠道，有针对性地做好各方代表性人士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进一步推动党建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要按照中央、省市委及政协党组的部署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高标准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探索建立健全机关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构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机关党委—党支部—党小组”的责任传导体系，发挥专委会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委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政协委员哪里就有党的工作。深入推进政协机关自身建设，全面展现新时代政协机关新样子。政协机关是政协工作的“参谋部”“总枢纽”，发挥着落实领导指示、服务委员履职、保障政协工作日常运行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政协机关自身建设，应重点抓好“五要”：要坚持一流标准。认真把握新时代新任务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要求、高效率运行，各项工作都要争先进、上位次、创一流，努力做到有突破、有特色、有亮点。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精品意识、标准意识，坚持以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精细、精准、精致”的要求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把好每一个环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努力做到办文高质量、办会高水平、办事高标准。要强化优质服务。认真做好委员知情明政和参加政协各项工作、活动的组织联络，为委员履职提供便利、创造条件。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委员，注意听取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服务委员的新举措新办法，进一步提升机关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务水平。要锤炼务实作风。始终紧绷作风建设这根弦，切实把改进作风这项工作抓常抓细抓实，在机关树立担当实干的风气和导向，教育引导机关干部始终保持“一线”的精气神，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开展政协工作。在机关大兴抓落实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扬“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精神，增强干部执行力，解决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要练就过硬本领。政协委员都是来自各领域的精英，政协机关干部同他们打交道，自己没有两把“刷子”，恐怕是不行的。这就要求政协机关干部不仅要具备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努力学习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知识，做到一专多能。特别是各专委会，要重点加强对本专委会所联系领域知识的学习，努力成为这些领域工作的行家里手。大家都要有本领恐慌的意识和压力，持续补足能力上的短板，练就过硬的政治眼力、理论功力、工作能力，真正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跟得上理论的发展，跟得上技术的进步，跟得上实践的要求。要健全制度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是政协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去年以来，大连市政协建立和修订了机关管理、履职增效等若干制度，既“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又“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的目标初步形成。下一步，还要紧紧围绕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根本要求，紧扣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真正把各项工作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不断提高机关整体工作效率和水平。关于科学认识和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几个问题陈喜庆2019年07月10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推进任何一项事业，既要解决目标任务、阶段步骤问题，还要解决动力力量问题。这是夺取事业胜利最为关键的问题。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基本方式，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而这恰是统一战线的独特功能作用。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就是“团结学”，如果说是一种理论，就是“力量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统一战线作为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法宝思想80周年。思想认识的高度，决定重视的程度，影响工作的力度。认真学习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科学认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作用，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自觉地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谈起统一战线法宝，就不能不谈到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另外两个法宝，因为这三者合称三大法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三大法宝的论断？据《毛zd年谱》记载，真实情况是这样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7月9日，毛zd同志向开赴陕北抗日前线的陕北公学同学讲话，引用了《封神演义》的故事，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件法宝，让他帮助周文王战胜残暴的商纣王。现在你们就要出发上前线，同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战斗，我也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是革命中心的团结。毛zd同志特别对位列三个法宝之首的统一战线作了较为详尽的阐发，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大法宝论断的雏形，也是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开端。同年10月4日，毛zd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完善发展了三大法宝的论断。他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8年来的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郑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毛zd同志的这些论述，标志着三大法宝论断，特别是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法宝思想80年来，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法宝的战略定位，并总是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发展统一战线法宝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发展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其地位作用有无变化？**同志1979年10月19日提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进入新世纪后江zm同志2000年12月4日指出：“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这是统一战线法宝思想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共十八大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审时度势，围绕新时代需要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集中而深刻的论述。同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颁发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回顾历史、着眼现在、展望未来，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从而全面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科学把握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的功能作用我们都知道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但统一战线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宝？这涉及的就是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问题，这也是科学把握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关键所在。人类社会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的，面临最大的、普遍的、持久的问题，是生存发展任务繁重而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问题。这决定了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协作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需求。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解决共同生存发展过程中力量不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人类社会怎样实现团结协作，解决力量不足问题？漫长人类社会历史表明，统一战线是实现团结协作的基本方式和配置力量的基本手段，能够有效解决力量从哪里来、往哪里用的问题，并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统战佳话。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先后建立了民主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成功解决了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繁重而自身力量相对不足的问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还总结古今中外的统一战线历史，特别是党成立近百年的统一战线实践，形成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尤其是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揭示了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法宝的根本原因。毛zd同志曾经指出，“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一个很硬的道理”，明确了统一战线与发展力量、夺取胜利之间的关系，并上升到这是一个“硬道理”的高度。**、江zm、胡锦涛同志则结合改革开放时期的生动实践，指出统一战线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根本任务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胜利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统一战线为什么是法宝这一重大命题。因为，推进任何一项事业，既要解决目标任务、阶段步骤问题，还要解决动力力量问题。这是夺取事业胜利最为关键的问题。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基本方式，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而这恰是统一战线的独特功能作用。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就是“团结学”，如果说是一种理论，就是“力量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统一战线作为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科学把握认识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的方法毛zd同志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能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这充分说明方法的重要性。因此，学习贯彻统一战线法宝思想，不仅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是重要法宝，还要了解掌握认识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的方法。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大量论述来看，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同三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程度，是由统一战线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关联程度决定的；二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程度，是由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重要程度决定的；三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程度，是由统一战线涉及问题严重程度决定的。而这三个重要因素，就是认识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的三个重要维度，也是三种基本方法，并且这三种基本方法往往并用，但使用更经常普遍的是第一种方法，即把统一战线放在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中来思考、认识和把握。毛zd同志提出统一战线法宝思想，就是将统一战线放到抗日救国大局中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毛zd同志早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缺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江zm、胡锦涛同志强调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是将统一战线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中审视的结果。**同志1979年10月19日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江zm同志1998年2月13日指出：“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团结最广大群众发展事业、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大有作为的。”胡锦涛同志2006年7月10日指出：“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调动一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积极因素，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而强大的力量支持。”全面丰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将统一战线放到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考察得出的科学认识。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要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必须巩固发展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法宝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广泛、强大、持久的力量支持。但是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在一部分同志中一直存在轻视忽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现象，出现了所批评的拿着法宝不知用、不会用的问题，这同样是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具体分析，重点要克服以下思想障碍。一是“过时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强了，由建党初期的几十个党员发展到现在的9000多万党员，是全球党员最多的党；党的地位变了，由在野党发展为在全国长期执政的党，是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因而统一战线的地位下降了，作用减弱了，可有可无了。“过时论”本质上是“无用论”和“消亡论”，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党员数量的绝对数可以很大，但相对数（即相对于全国人民）永远很小，任务繁重而力量不足始终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永远是我们党的战略选择和重要职责。正如毛zd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的，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同时，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试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有数亿之多，没有他们的支持，不仅党的执政使命无法完成，党的执政基础也不能巩固。二是“麻烦论”。有这种认识的同志，虽然赞同统一战线法宝的战略定位，承认统一战线是一支重要力量，但总觉得用起来比较麻烦，特别是觉得同党外人士搞协商是自找麻烦，因而对统战工作采取敷衍的态度，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实事求是地说，做统战工作是比较麻烦，但却可以省去大麻烦，避免犯大错误。针对这种错误认识指出：“我看，搞政治就要不怕麻烦，不怕麻烦才能有良政。天下哪有不麻烦的政治呢？更不要说治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三是“危险论”。有的同志不加区别地把特定少数民族群众同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画等号，把信教群众与我们在信仰上的不同看成政治上的对立，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作异己力量，因而将与这些群众接触视为畏途，担心政治上、经济上犯错误。反复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自己人，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实际上，把这些群众看作消极、甚至异己力量，不去接触、不去做工作，才是最危险的。因为，这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削弱了我们的建设大军，削弱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四是“无关论”。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认为统一战线虽然是重要法宝，但开展统战工作是统战部门的事，事不关己，尽可高高挂起。另一种认为统战工作主要是做上层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主要由上级机关来做，基层没什么统战工作。毫无疑问，党委统战部门是开展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必须增强统战自信，协助党委把统一战线法宝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认真履行党中央赋予的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加强团结等职责。但统一战线成员广泛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统战工作涉及各个系统、各个单位，这决定了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全社会的工作，即使是非统战部门或者是基层单位，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都要做好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五是“被动论”。有这种认识的主要是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作为党外人士，只能被动地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同样是不正确的。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当然要增强统战意识、树立统战思维，做好统战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但作为党外人士、尤其是党外代表人士，同样担负着重大职责。这是由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特点决定的。党委和党员干部在做统战工作时，主要是做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进而通过党外代表人士去做所联系群众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党外代表人士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统战工作对象，又是统战工作者。因此，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特别是党外代表人士，要充分认识自己在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中的独特作用，主动做好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工作。产生以上种种模糊乃至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从哲学层面分析，就是未能正确处理纯与不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统一战线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如果过于强调一致性，或过于放任多样性，就很难建立统一战线，即使建立了也难于巩固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中共十八大后，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并在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将其明确为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必须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在固守住政治底线的基础上，尽量包容各种各样的多样性，从而画出最大的同心圆。高校统战工作的“基础题”和“附加题”阿勒泰·赛肯2019年06月26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高校统战工作事关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这两个大局。高校统战工作的使命重大、任务繁巨、局势复杂。做好高校统战工作，既要坚定地守业固本，又要积极地开疆拓土，推动形成根基深厚、动力强劲、成效累显、前景广阔的工作格局。练好统战基本功，切实促进高校全体师生大团结。高校统战工作的主业是联系、服务、引导统战工作对象，铸牢高校思想政治阵地。联系是统战工作的基础。关系近不近、感情深不深，首先看的就是沟通多不多、联系紧不紧。高校统战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主动搭建起高校党委与党外人士之间的互动桥梁，保证信息互晓、行动互联、观念互通，从而扩大共识、形成合力。加强联系不能仅靠空喊口号、空转文件，而是要有实打实的制度保障和机制安排。服务是统战工作的关键。党外人士是高等教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立德树人过程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党外人士提供必需、及时、贴心的服务，既有利于党外人士充分融入高校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增强他们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同时也有利于彰显高校党委作为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服务本色、坦荡胸襟和担当意识。引导是统战工作的保障。统战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不是漫无目的的交情联谊，也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它有自己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准则。要坚定地履行化解分歧、消除误解、纠正偏见、防范风险的教育引导职能。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真正的朋友，必须既是心意相通、情深意切的密友，又是肝胆相照、守望相助的挚友，还是坦诚相待、责善劝进的诤友。高校统战工作必须强化联系、服务、引导统战工作对象的立身之本，让广大师生在高校党委的带领下和高校建设事业的感召下成为密友、挚友和诤友。打好高校优势牌，努力开拓巩固统战工作的第二战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缺乏透彻、深刻、科学的理论支撑，实践就会后劲不足、事倍功半。统战工作尤其如此。要想朋友“够多、够合格、够铁”，就不能以力压人、以利交友，而是应当以理服人、以义交友，因而必须将统战工作中的“理”和“义”弄清楚、讲明白，这就需要将统战工作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明。高校拥有思想活跃、人才集中、传播便利的天然优势，因而也就具备了开辟以统战理论为中心的统战工作第二战场的必要条件。围绕统战理论，高校一方面要夯实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强化理论教学，同时还要注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成果和社会影响。理论研究是基础。统战理论必须面向重大问题和实践需要，这就需要有研究主体的稳定投入和高效产出，要求高校设立基本的研究实体、组织专门的研究力量、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为统战理论研究打造平台、提供资源。理论教学是支撑。教学既可以面向大众传播基本观念，也可以面向潜在研究者传授研究技能，从而促使理论产生社会影响，同时保证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统战理论教学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教学，统战工作的基础概念、发展历程、功能定位等基本知识可以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学子所了解学习并进一步理解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教学，一批又一批兴趣浓厚、功底扎实的统战理论研究者得以不断涌现。因而，高校应当大力推动统战理论进教材、进课堂，同时切实加强统战相关专业学生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理论转化是导向。统战理论本就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同时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统战政策咨询与行动建议，还可以借助统战工作队伍培训与统战工作对象培训来展现真理力量、催生实践成果。高校应当积极发掘统战理论转化的可能空间，竭力打造开展统战工作资政建言和人员培训的有利环境。统战理论的研究、教学、转化诸环节环环相扣、互不可缺，唯有将每个环节落实、落细、落稳，高校统战工作的第二战场才能辟得开、守得住、打得赢。高校统战工作不仅要答好联系、服务、引导统战工作对象的“基础题”，还要答好统战理论研究、教学、转化的“附加题”，这是理之当然、势之必然。高校党委要贯彻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要求，坚持强化本领、发挥优势、守土开疆、双线并进的思路布局，最大程度团结力量、凝聚人心，为学校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为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应有贡献。专注发展 专心为民 专力履职杨军2019年06月1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特点在“专”，优势在“专”。政协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履职实效大不大，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这个“专”字。“专”，体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使命任务和实践要求，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专责。政协的性质定位决定了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而不是别的什么协商机构。政协无论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都需要建立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以协商建言体现价值作用，这是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的鲜明特点。二是专业。要担当专门协商机构的使命，需要人民政协在履行职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体现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专业性。从把好政协委员入口关开始，不断规范和完善协商议政的选题机制、协商流程、评估方式、制度体系、履职标准、委员培训等内容，建立健全统一性和自主性相结合的政协协商工作标准体系，努力实现建言资政高质量、制度规范高标准、协商成果高水平、反馈转化高效率、委员队伍高素质，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是专长。专门协商机构不仅是专门的机构、专业的机构，更应是有所专长的机构，要求协商过程中制定好专项协商计划、建设好履职实践平台、发挥好专门委员会力量，着力提升政协协商民主的质量和实效。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强化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全面提升履职水平，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练就协商的“真功夫”“硬本领”。必须积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政协协商的信息技术手段支撑，加强履职内容、方式、平台创新建设，更好发挥领域深度性、行业专业性和阶层代表性优势。在政协履职实践中，必须突出“专”字，最大程度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和作用，提升建言履职工作质量。近年来，青岛市政协认真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专注发展、专心为民、专力履职”的政协工作理念，致力传递政协之声、构建政协之网、打造政协之家、贡献政协之力，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专注发展，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具有地位超脱、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等独特优势，既能从相对客观的角度为发展提建议、献智慧，又能站在大局的立场为发展凝共识、聚能量，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而协商。政协专注发展，就是带着对城乡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觉立足大局，紧紧围绕大局，始终把政协履职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放到党政所需、发展所要、人民所盼、政协所能上，做到党委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同时，专注于为发展汇聚智慧力量，多做思想引导、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工作，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力量，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又要充分发挥协调关系、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各类服务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既为发展“凝心”，又为发展“聚力”。青岛市政协专门出台《关于服务支持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意见》，历时一年开展了新旧动能转换系列视察调研，形成6篇近10万字的系列建议案，得到市委市政府采纳，为推动青岛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还出台了《市政协服务全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方案》，通过走访全国政协、发达地区政协部分知名委员和省、市政协委员，邀请客人来青考察投资环境，大力招引优质项目和人才。专心为民，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具有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重要作用，既是各界群众的“代言人”，又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人民政协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作为协商的重中之重，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政协专心为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努力协助党委政府破解民生难题，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人民政协要注重工作重心下移，积极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基层特别是农村社区、农业园区、农村贫困户履职尽责，为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服好务，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工作组织深层次调查研究，积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青岛市政协出台了关于开展“五进五送”活动的意见，组织动员政协委员“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送科技、送文化、送健康、送爱心、送服务”，进一步密切了政协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专力履职，做与时俱进本领高强的专门协商机构。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在协商上体现专长，突出人民政协协商的特点和优势，全面提升政协协商的专门化水平。政协专力履职，就是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着眼新时代人民政协组织和委员的新使命，科学把握人民政协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创新履职方法，丰富履职形式，拓展履职渠道，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不断增强履职水平。要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激发委员履职热情，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组织、引导和激励全市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和委员岗位，充分发挥其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为经济社会和政协事业创新发展，努力尽双责、展风采，实现双作为、双贡献，完成好党和人民交办的“委员作业”。青岛市政协着眼更好发挥政协智力、智慧、智库优势，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建设“智慧政协”的意见》，面向广大委员、人民群众、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建立了“智慧政协1+10”平台系统，开启“互联网+协商”新模式，打造24小时在线永不关门的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平台，促进协商手段智能化、惠民服务平台化和智库建设专业化，形成更加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协商渠道，增强协商民主的便捷性、开放性和实效性。我们在山东省率先出台了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内容，创新监督形式，规范工作程序，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推进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人民政协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姚俭建2019年06月1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为一项源于本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人民政协既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又是专门协商机构；既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制度涉及政协组织运行的基本准则和自身建设的规范体系等方面，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由政协性质定位决定的。在规范的层面，制度都有一个从建立、发展、完善到成熟、定型的过程，成熟是定型的前提和基础，定型是成熟的反映和结果。任何制度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变革的目标方向。人民政协制度也不例外，在价值取向上，新时代人民政协自身将形成一整套更加齐全完备、更加规范稳定、更加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里所说的更加齐全完备，是指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周全配套，制度之间相互协调一致；更加规范稳定，是指各方面的制度经过建立、发展、改革和创新实践的检验，形成人民政协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流程；更加有效管用，是指制度、体制、机制都从政协工作的实际出发，能够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的价值取向，人民政协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主要体现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优势。这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的成熟和定型：理论的成熟和定型。人民政协制度是有关人民政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集中凝练和体现。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即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政协制度，创立了党的人民政协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凝结着对新时代人民政协使命任务、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党的人民政协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人民政协担当新使命新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度的成熟和定型。这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人民政协自身运行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完备性。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政党政治的运转基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和开展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长期执政提供了制度基础，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维护国家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实践的成熟和定型。人民政协制度既源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实践，也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创新。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基础上的更加定型，主要体现在专门协商机构的类型定位上。按照对人民政协提出的新要求，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人民政协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历史逻辑2019年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多个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民主是其不变的主题，随着党在不同时期历史使命的变化发展，其中“团结”谁、怎么“团结”、如何“民主”、怎样“协商”，则有不同的侧重，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笔者认为，从人民政协制度建立、发展、完善和成熟定型的进程来看，大体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三个历史时期相吻合，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前夕与初期，是人民政协制度创立和初步探索阶段。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真正确立。第二个阶段，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过渡时期，是人民政协制度巩固和进一步探索阶段。1954年毛zd在《关于政协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历史发展逻辑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多党合作的机构和载体，它在更深层次体现了道义得失和人心向背。第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是人民政协制度巩固和完善的阶段。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同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政协工作围绕“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展开。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政策依据、制度保障。第四个阶段，在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期，人民政协制度迎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新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人民政协工作的性质定位、工作原则、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和实践要求等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人民政协、怎样建设人民政协的重大课题，形成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人民政协理论的新飞跃。人民政协的开拓创新实践正在向纵深发展。人民政协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现实路径任何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照而存在的，相比较而发展的。在新时代，积极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现实路径之一，实现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必须坚持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标志。专门协商机构，需有特别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资质，高超的政治水平和协商能力，完善的协商程序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现实路径之二，深化政协理论创新。如何深刻把握和自觉践行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衡量人民政协制度是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标准。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工作，要深化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角度，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探索，为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坚实理论支持。现实路径之三，深化人民政协制度创新。人民政协工作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通过搭建各种适用的平台，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积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制度体系，确保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现实路径之四，深化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实践。人民政协制度建设是否成熟、能否定型，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已经成熟的，才能定型。经过检验，哪些具体制度有错误就要改正，有疏漏就要修补，有不足就要增强，哪些具体制度不够成熟就要继续完善，直至成熟。近年来，全国政协和地方各级政协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将“学习”“双向发力”“提质增效”“党建”等关键词贯穿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始终，由此形成了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系列生动实践。要认真总结政协制度建设的规律，指导和深化具体实践。唯有如此，具体制度、规定、操作程序也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韩勇2019年05月22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核心理念和重要内容。明确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民政协要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各级政协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通过“双走进”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全面展示政协新形象。深刻认识“双走进”的重要意义，形成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双走进”是政协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政协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宗旨，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形势任务、矛盾变化，主动面对复杂化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多样化的群众意愿诉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各项工作之中，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确保政协系统走好群众路线，始终守好这条生命线。“双走进”是政协持续改进政协工作的内在需求。我们深切体会到，越是将工作向下做、向群众中做，越是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就越能找到政协工作持续发展的空间、提质增效的动力和改革创新的潜能。坚持“双走进”，就是要以此为契机，从各个方面促进政协工作持续改进和创新，不断加强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实现政协工作水平、工作质量、工作效能的新提升。“双走进”是政协充分发挥优势的必然选择。人民政协处在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深入开展“双走进”，就是要发挥政协的组织优势、委员优势，充分反映不同界别、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进一步调动起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让政协走进群众让政协走进群众，最根本的还是要直面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反映人民心声，纾解群众困难。聚焦群众关切协商议政。要主动关注民生问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抓住民生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社会普遍关注的矛盾症结、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困难，精准选择议题，真正关注群众的安危冷暖。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在制定协商计划、调研视察计划过程中继续优化流程，充分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特别是要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政协活动，及时将各界群众的关切反映上来，吸纳到政协的工作计划当中。要积极探索新的机制，推动将政协的工作要点、协商计划、调研视察计划等向社会公开，向广大群众征询意见建议，探索形成工作计划和选题实施前根据群众意见确定、实施中根据群众意见调整的新机制。在基层一线履职作为。委员在哪里，服务委员、联系群众的工作就要延伸到哪里。以建立“委员之家”等新的载体为重点，为基层一线的委员密切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发挥在群众中的作用创造条件。要在履职方式上创新。加强政协委员与群众的联系，鼓励委员更加经常地深入到基层去做“委员作业”，通过灵活多样的履职活动，听取身边群众意见，积极参与政策宣传、扶贫慈善等活动，让群众感到政协委员就在自己身边。要在工作作风上持续改进。让委员和干部走出办公室、会议室，走进企业工厂、学校医院、街道社区、田间地头，在反映情况时既看材料、更要看实地，提出建议时既问部门、更要问群众，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群众满意这个标准。要加强研究论证环节，通过群众回访、二次调研等新的方式，充分听取相关群众的意见，对各项履职活动形成的建议对策认真研究，确保其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群众诉求、真正管用可行。要紧盯转化落实环节，加强与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加强与相关委员、有关群众的联系，积极推动履职成果进入党委政府决策和部门操作实施的程序，让群众从中得到实惠。要创新质量评价环节，把有没有推动民生改善、有没有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作为自身工作和委员履职评价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政协工作和委员履职评价体系上大胆尝试、先行先试，着力解决好政协评价别人、谁来评价政协的问题，倒逼政协提升履职成效。不断拓宽群众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渠道路径，让群众走进政协让群众走进政协，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政协这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要深入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要求，在畅通渠道、拓展路径上下功夫。扩大群众参政议政范围。要扩大群众参与面，无论是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月度协商座谈会，还是各类协商活动，凡是与群众紧密相关的议题，都可以结合议题特点和指向，适当增加知情群众代表与会。要增强群众参与度，通过平等对话、理性沟通，让有热情、有想法、有观点的群众把他们的意愿诉求、意见建议反映出来，体现到会议协商和各项履职活动的成果之中，推动采纳到相关决策制定和工作推进之中，让群众“不白来”“没白说”。搭建知情明政平台。要发挥好委员的纽带作用，鼓励委员深入界别、深入群众，通过建立委员讲堂和专题性委员宣讲团等方式，将改革发展、富民惠民的政策讲给群众，做好宣传引领、凝聚共识的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政协媒体的作用，围绕群众普遍关心、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政协报刊、杂志、网站、微博、公众号等设置专题专栏，积极宣传政策举措，深入解读相关工作，通过这些平台为群众知情明政创造更好条件。要积极探索新的渠道，比如政协大讲堂等活动，可以根据主题邀请相关界别群众代表参加，再比如一些情况通报会、协商座谈会等，还可以根据实际，直接放到有关界别委员和群众中去开展，鼓励群众参与，倾听群众呼声。畅通社情民意渠道。要充分发挥好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便捷高效的优势和“直通车”作用，进一步完善社情民意信息征集方式和平台，引导每个委员都关注社情民意，通过各种形式了解社情民意，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要重视通过政协各项履职活动汇集和反映社情民意，无论是开展调研活动、组织委员视察，还是撰写和提交提案等，都要积极关注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敏感点，反映民心所倾、民意所向，着力形成群众参与政协活动的新机制新方法，不断拓宽政协社情民意渠道。要重视社情民意信息的反馈，及时通报信息的采用情况、处理意见、有关批示及落实情况，督促有关部门抓好办理和反馈，给委员一个满意的答复。开拓群众参与网络协商议政的新渠道。要加快建设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围绕政协三大职能，以大数据应用为主要基础，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以手机App为主要终端，建设省内“三级联动、远程协商”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为各级政协提供共性化的功能与支撑。要把握网络协商议政的特点，鼓励委员在小处着眼，开展微协商、实施微监督、提交微建议，突出群众的参与互动，通过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在政协与群众间构建起网络“快捷通道”，让各界群众能够从网上走进政协，参与到政协协商议政中来。要创新协商议政形式，精细选择议题，通过全程视频会议、小型终端等载体，打破时空界限，让委员和群众能够灵活开展协商活动，充分释放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潜能和效能。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既是工作要求，又是长效机制，必须贯穿政协履职工作全过程。要在践行“双走进”中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得更牢、落得更实，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自觉为人民群众解难题、增福祉，依靠人民群众提升履职能力，团结人民群众持续凝心聚力，服务人民群众彰显政协作为。把“三个崇尚”贯彻到政协工作中葛慧君2019年03月27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汪洋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崇尚团结、增进团结，这对于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自觉践行，把“三个崇尚”贯彻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坚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主动适应“时”和“势”的变化，在对标明向中担负起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政治责任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和“胜利密码”，也是做好政协工作的必然要求。每当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都突出强调全党来一个大学习。同样，每当“时”和“势”发生深刻变化，人民政协都特别强调加强学习，这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政协工作的重要经验。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不断加强学习，方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跟得上理论的发展，跟得上技术的进步，跟得上实践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在不断强化理论武装中铸牢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心正，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意识融入骨髓、植入灵魂，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认识更加深刻、态度更加坚决、行动更加自觉；道正，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增强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神正，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重要原则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政治定力，在关键时刻辨得明方向、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验；身正，政协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带头先学一步、深学一步，带头积极践行、身体力行，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持续学习研讨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对政协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把握精髓要义，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深刻掌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加强理论研究，注重以课题为牵引、以研究基地为依托，深入挖掘和梳理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加大宣传阐释，把透彻的思想讲透彻，把鲜活的理论讲鲜活，推动这一重要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认真学习人民政协70年历史，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70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我们要为自己是政协人而自豪，厚植政协情怀、热爱政协岗位、奉献政协事业。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掌握规律。认真领悟70年来政协工作的内在规律，加深对政协性质定位、职能任务、工作原则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我们要通过学习历史，获取鉴往知来的经验和智慧，使政协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从历史中把握未来、强化担当。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方位，锚定使命任务，推进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释放专门协商机构的潜能和效能，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崇尚团结、增进团结，切实增强“难”和“忧”的意识，在双向发力中全力服务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团结是胜利的法宝。实践证明，越是任务艰巨、形势复杂，越要崇尚团结、凝心聚力。面对当前“难”的问题、“险”的因素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政协既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必胜信心，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树牢双向发力的理念，恪守双向发力的原则，用好双向发力的方式，创设双向发力的载体，找准双向发力的切入点、着力点、融合点，切实彰显政协制度的效能，为党政分忧，为群众解难，汇聚起加快浙江省“两个高水平”建设的磅礴伟力。多做引领引导之事。在学习教育中引领引导，注重在开展调研、协商、视察、监督等工作时，加强自我教育、思想引领，让委员们在实际工作中领悟新思想、体验新变化、感受新成就，切实做到履行职能和接受教育两端受益；在正面宣传中引领引导，继续办好用好省政协“同心苑”“同心桥”“同心树”等“同心”系列宣传平台，同时创建以凝聚海内外共识为目标的“同心汇”委员讲堂，聚焦党政中心大局，选择重大专项工作，开展专题宣讲；在敢于斗争中引领引导，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对错误思想言行敢于发声亮剑。多献可行可用之策。各项协商议政活动，要做到组织更周密，精心制定计划，优化委员参与，提前聚焦提炼，做好充分准备；建言更精准，聚焦党政中心工作，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和民生领域中的两难多难问题，深入调研，广集众智，努力使建言资政更加建之有方、言之有理、资之有效；交流更充分，积极拓展不同意见互相交流、各种观点深入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努力使专门协商机构“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多建助推助力之功。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统筹整合力量，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民主监督实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探索新的举措，建立新的机制，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界别群众中，做好思想引领、宣传政策、释疑增信等工作；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引导广大委员从本岗位、本单位、本企业做起，建功立业，攻坚克难，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发挥示范作用。多聚同向同行之力。深化合作共事，尊重和保障党外人士民主权利；坚持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社会阶层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等的联系沟通，不断扩大朋友圈。坚持崇尚创新、勇于创新，正确把握“稳”和“进”的要义，在守正出新中推进政协工作与时俱进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也是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必须以稳求进、以进固稳。一方面，稳是大局，稳是前提。政协工作政治性很强，有些工作比较敏感，需要准确把握政协性质、地位、职能和作用，把牢政治方向，坚守政治底线，到位不越位、守规不逾矩，稳稳当当去做。另一方面，进是目的，进是追求。政协工作创新空间很大，必须崇尚创新、勇于创新。要锚定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方位新使命，以新的思路理念、方式载体、制度机制来开拓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突出质量导向。把提质增效贯穿于政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把调查研究作为政协履职的必经环节来落实，创新提高质量的路径方式和制度机制。有些工作要下决心做减法，特别是提案工作要减量、提质、增效。同时，积极探索开展质量评价工作，通过质量评价促进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树立开放思维。以开放性的思维，运用开放性的手段，打造开放性的平台，拓展工作手臂，延伸工作触角，做到开门聚人心、开门纳良策、开门汇合力，从而更广泛地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面向新社会阶层人士等特定联系对象开放，深化创建委员会客厅工作，让委员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要面向基层群众开放，在全省推广“请你来协商”平台创建工作，打造离人民群众很近的政协协商平台。要面向互联网用户开放，建好用好网上议政厅、掌上履职平台等，热情拥抱网络时代。要面向各方智力人才开放，共建共享应用型智库，为提高建言资政质量提供智力支撑。增强前列意识。要拉高标杆，无论是谋划思路举措，还是推进工作落实，都要体现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勇立潮头的高标要求。要鼓足干劲，强化创新动力，永葆工作激情，切实严起来、紧起来、动起来，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履好职、尽好责。要打造品牌，集中资源和力量，努力打造一批富有实际成效、得到大家公认的“精品”。强化务实理念。对部署的每一项工作，要狠抓落实、跟踪问效，把工作往深处做、朝实处推。对已在开展的工作，要及时总结、完善深化。对新谋划的工作，要深入研究论证，加强顶层设计，谋定而后动。特别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切实精减会议文件，着力解决履职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促进政协工作求实务实、创新发展。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的实践与思考陈俊卿2019年02月13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政协委员作用发挥的程度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政协工作的广度、深度和效果。进入新时代，面对新要求，如何进一步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是摆在各级政协组织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人民政协本质要求，也是委员履职的第一要务。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贯穿始终。政协委员必须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行动步调一致，当好政治上的“明白人”。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在选题立项上，首先考量是否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呼应党委中心工作和群众所急所难，坚持问题导向，精心选准议政课题。在调查研究中，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既听领导怎么讲，也听百姓如何说；既从业务上思“能不能”，更从政治上想“该不该”；既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又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既听正面的意见，又听反面的意见。开展民主监督时，要立足于帮助推动党委政府推进工作，选准角度、把握适度，民主监督的意见、批评、建议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本地区的客观实际，做到有理、有据、有力。深化“初心”与“使命”教育。人民性是人民政协的本质属性，为民代言、为民立言是政协委员的立身之基、履职之要。江西省政协利用江西红色资源优势，组织学习《红色家书》《回望峥嵘读初心———发生在江西红土地上的100个经典故事》等，通过学习先进、榜样带动，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为民意识，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保证交出优异的“委员作业”，真正把“人民政协为人民”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加强学习培训委员履职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委员主体作用的发挥，而且决定着政协整体工作质量，委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在关键处。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努力做到铸入灵魂、融入血脉、深入骨髓。坚持原原本本、集中系统学，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深入研读，一个重要观点一个重要观点地逐一理解。江西省政协通过“讲、问、考、辩、网、做”六字促学法，形成了有标准、有痕迹、有检查、有考评的学习质量保证机制。抓好委员集中培训，用刚性制度力求新老委员一个不落身至心入、真学实学。2018年，江西省政协先后举办两期封闭式“1+多”委员集中培训班。“1”是学讲《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专题摘编》，“多”是学读宪法、政协章程重点内容和举办“委员讲坛”。抓好日常学习，推动学习内容系统化、学习主体全员化、学习方式创新化。江西省政协围绕提升学习能力，引导委员甘当“小学生”，用摘“金句”“要论”的办法，把“厚的读薄”、把“薄的读厚”。积极创新学习形式，创办《学习》《分享》等刊物，编印40余期；通过“政协读影”，及时推送、播放重要讲话、工作视频，促进入脑入心；通过“对话政协”平台，聚焦难点，问答互动，增强了研讨性、互动性。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通过中共党员委员去影响党外委员，并发挥党外人士的先进作用，再去影响带动各界别更广大群众，关键就是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党员委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员的标杆立起来，切实增强每个党员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担当。强化政协党组的主体责任，强化党员委员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强化政协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断深化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认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江西省政协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省政协党组工作要点，起草《党组工作规则》，充实补齐省政协机关党组成员，组建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的作用是什么、政协委员的价值是什么”学习与讨论，引导党员委员把党员的标杆立起来，增强党性意识和责任担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落到实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党员委员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做到严字当头。同时，积极推进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经常倾听党外委员心声、交换看法、沟通思想、解疑释惑，促进合作共事。从严从实管理，敢于较真碰硬。针对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中存在的“怕、慢、假、庸、散”等现象，敢于较真碰硬，深入开展作风问题“大起底”“大扫除”。突出界别特色界别是人民政协的显著特色和独特优势。政协组织要依托界别平台，发挥界别作用，使各界别成为凝聚委员、发挥委员专长的大舞台。强化组织领导，完善联络机制，让界别组织由“松散”变“紧密”。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把加强界别工作作为政协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增加界别协商、界别民主监督、界别调研视察的比重，把界别提案列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完善主席会议成员联系界别的机制。充分发挥专委会的基础性作用，把界别活动纳入专委会整体工作计划。专委会对界别活动实行分类指导，组织界别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突出界别特色，创新界别工作，让界别委员的界别意识由“淡”变“浓”。积极支持配合界别召集人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的作用。在科学选题的基础上，组织同一界别委员就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协同开展调研，形成界别合力，提出行业性、领域性的参考意见。同时积极探索不同层级政协界别联动，集中不同层级政协的界别委员对同一问题的意见建议，提升界别活动成效。鼓励各界别及其委员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和优势，搞好服务，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成果转化，把委员“智力成果”变成“实践成果”。坚持多渠道、多形式报送界别协商成果，协商会议结束后，及时形成内容详实、数据可靠、分析深刻的综合报告，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报送党委政府，并第一时间在媒体发出“界别之声”。提高服务保障质量水平委员主体作用发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委员的服务保障水平，取决于对委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委员联络服务机制。出台加强委员联络和服务工作的办法，用制度完善联络机制、做好服务工作。利用现代通信和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与委员日常联系制度。定期走访委员，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微信等方式，增进与委员的感情。建立委员考核激励机制。针对委员履职情况，强化正向激励，积极开展优秀委员、优秀提案、优秀社情民意信息、优秀委员作业评选表彰工作。建立和完善建立委员作业、述职和履职信息登记、反馈制度。大力推进政协机关作风建设，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政协机关是服务委员履职的综合办事机构，政协每一项履职活动都要通过这个枢纽来具体安排、联系落实、综合协调。因此，政协机关作风如何，直接影响政协委员履职成效，甚至关涉全局，影响全盘。为此，江西省政协狠抓机关作风建设，积极开展政治政协、民主政协、团结政协、学习政协、文化政协、有为政协建设，推动政协文化上墙上桌，要求党员干部上班戴党徽、桌上摆党旗国旗、言行符合政协形象。同时，建立了《不严不实典型作风问题检查与通报》和《优良作风典型事例通报》“双通报”制度，及时把一个一个错的问题“晒”出来，把好的标杆树起来。把握好减贫治理的“变”与“不变”黄征学 潘 彪 滕 飞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战胜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举全党全社会之力集中脱贫攻坚，其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但减贫事业任重道远，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并成为接续减贫的工作重点。从摆脱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我们需要做更为长远的考量。对此，需及时探讨建立未来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准确把握减贫治理的“变”与“不变”，客观看待减贫治理阶段性转换带来的治理机制转变，推动我国减贫治理不断取得新成就。一方面，在不断推进减贫治理的进程中，一些情况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相对贫困人口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人口为主的现状不会变。长期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目前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未来，解决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是工作的重点。致贫原因以区域条件较差和个体能力严重不足为主的情况不会变。多数山区、农区和牧区都远离经济增长中心，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有的地方甚至灾害频发，是贫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从个体层面看，尽管我们不断加快构建社会安全网、防范贫困人口返贫，但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推动贫困群众从“脱贫”到“致富”，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收入水平低依然是相对贫困最典型最显性的表现形式。贫困有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多维贫困等多种表现形式，但收入水平是其中最典型最显性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较为明确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减贫事业不断发展，一些重要情况还会发生变化。贫困衡量标准将发生变化。贫困标准是衡量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程度的重要基础和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用过多个绝对贫困标准线：1978年标准（1978年价格每人每年100元）、2008年标准（2000年价格每人每年865元）、2010年标准（2010年价格每人每年2300元）。面向未来，相对贫困的标准将从单一、明确、绝对的收入标准转变为动态、相对、多维的衡量标准。减贫理念和目标将发生变化。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除贫困标准将发生变化外，对贫困的认知和理念也在转变。相对贫困是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只能不断缩小差距、减轻贫困程度，与“治贫”相比更侧重于强调“防贫”，即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发生，与“脱贫”相比更侧重于用市场化手段“增收”和“发展”，加快提高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和生活水平，向致富迈进。推动减贫的动力将发生变化。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依靠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采取对口帮扶等办法，汇聚了强大减贫动力。但外在的帮扶力量不具有可持续性，亟需从改善社会收入结构、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入手，完善社会安全网建设，推动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和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我要发展”转变。在我们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断将减贫治理推向深入。一是建立健全“促发展”和“兜底线”协同发展的机制。要坚持“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原则，把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大对产业扶贫和劳动力转移扶贫的支持力度，定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需大力支持相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鼓励高职扩招向这些地区倾斜，创造更多相对贫困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充分利用精准扶贫阶段建立的帮扶组织体系，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持续发展；进一步整合“低保线”和“贫困线”，把相对贫困群众的社会保障兜底逐步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加快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综合运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多种手段，形成常态化保障、特殊群体保障、临时救助保障三个层次的保障体系，筑牢对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二是建立健全统筹推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协同发展的机制。发挥相对贫困地区地级市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大的优势，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相对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进一步重塑城乡关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向农村延伸，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搞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三是构建重点地区攻坚和常态化高效减贫协同发展的机制。结合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瞄准“三区三州”等地区的短板，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培养等领域的投入力度；调整长期持续减贫工作机制，优化领导协调机构的设置，把减贫纳入部门日常工作，逐步实现常态化治理；推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促进、社会参与”的持续减贫模式，强化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更多利用市场手段促进相对贫困群众增收和发展。四是建立健全规模总体相对稳定和人口动态调整协同发展的机制。合理确定相对贫困的标准，保持相对贫困人口总规模总体稳定。建立抽样监测和全面监测相结合的机制，设定相对贫困线和建档立卡线“一高一低”两条监测线，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动态监测体系，规范相对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加强相对贫困人口数据库与教育、医疗、社保等专业领域数据库的对接，提高对监测信息的利用效率。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经济稳健发展付 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且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这为我们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应该看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对此，我们需立足于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政府职能转变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确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降低准入门槛，削减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提高了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力地保障和支持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对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渐显成效。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承担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突破口，改革范围覆盖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改革内容包括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推动监管职能转变、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发展，金融制度效率得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逐渐增加。普惠金融、金融扶贫、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小微金融等得到了发展。互联网、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金融服务大众提供了更多路径，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财税体制改革成就斐然。我国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深化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2019年，我国还出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减轻了企业成本负担，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深化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现实地看，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不小进展，但实现深化改革目标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是政府、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越来越向往和期盼，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府而言，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该管多少，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不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进行调整，将使经济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也会影响到政府实现行政效能最大化。二是现代产权制度有待健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就需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如果产权保护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就会在较大程度上抑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三是金融业发展还存在短板。当前，我国金融业存在金融机构大而不强、金融创新不足、金融监管滞后、金融稳定性不足、金融结构不够优化、金融开放力度不足、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同时，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亦有待提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重各项改革协调配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大的动力。第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行政权责的配置与划分要紧跟时代潮流，满足人民的需要。切实提高整体行政效能，调整行政权责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与组织结构。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第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推进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支持民营企业改革，破除制约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为其营造良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与此同时，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加多元化供给主体，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使市场更加活跃，促进国企与民企共同发展。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高水平金融开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防范金融风险，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地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与合作。第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完善财税体制，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及收入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完善税制结构，加强税收法治建设。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推动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挥效应。加强财政收入管理，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2020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坚持系统观念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教育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十九届XXXX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并对风险防控问题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在分析发展环境时，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在提出发展原则时，要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在设定发展目标时，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部署重点任务时，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这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中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防控重大风险是新征程中的重大问题防控重大风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系统观念就是把事物看作由各种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要求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底线思维就是客观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在新征程中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国际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内方面，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尚存在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面对当前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征程中推动民族复兴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防控风险须聚焦重点、抓纲带目防控风险主要是防范化解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民族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比如，在政治安全方面，防止和消除敌对势力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科技安全方面，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在公共卫生方面，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生态安全方面，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在外部环境方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党的建设方面，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等。在重点防控以上风险的同时，也要防范化解其他领域重大风险，包括粮食安全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等。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解决好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应认识到，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得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全局性的矛盾风险挑战。总之，在风险防控方面，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防控重大风险必须有系统性对策防控重大风险，需要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新征程中，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在新征程中，应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未雨绸缪、妥善应对，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完善制度体系。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在新征程中，应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融合转化，善于利用制度威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要有前瞻性风险应对预案，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为防控全局性风险提供制度保障。练就过硬本领。防控重大风险，还需要以过硬本领作为执行保障。在新征程中，应以辩证思维看待新机遇新挑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领导干部应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努力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开创发展新局面。发扬斗争精神。同困难风险做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新征程中，面对重大风险，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指出，“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站在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努力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昂扬进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马建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无论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都十分重大。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后，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了“五四宪法”，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78年，我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对所有制、分配关系、计划与市场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理论飞跃。思想的解放、理论的飞跃又不断引导着实践的革命，带来了中国大地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内在要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得以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来之不易。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对个体经济的最早认可，也是我国重新认识个体经济的起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把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新认识正式体现在宪法层面。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首次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最新成果，来自于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伟大实践。（二）对分配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按劳分配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重大飞跃，对于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按劳分配原则是没有得到很好贯彻的，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同志早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批评了当时劳动报酬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他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按劳分配原则得到正式确立，从而极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配制度问题上再次实现重大突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表明我们党在分配理论上首次承认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对分配制度、对生产要素构成等认识的持续深化，对于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进一步调动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三）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化过程，思想认识的每一次飞跃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把计划与计划经济当成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978年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也不断发生深刻变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市场调节部分尽管“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这一提法表明我们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第一次极其重大的深化。过了短短两年，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里，尽管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名词，使用的是商品经济的提法，但计划与市场已经不是你主我辅的板块论，而是相互融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这一认识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都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更加成熟，表明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二、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地牢牢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一思想萌芽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发展，《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及与之相适应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并明确指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在党的十九大上的重大宣示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这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成就，但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牢牢地长期地坚持既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便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长期地牢牢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制度基础，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些重大理论创新、认识飞跃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在竞争中焕发活力。1978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1.9%和10.3%；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同时，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调动了各类要素所有者的创新创业创造热情。2018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0.7万元/人，比1978年提高了22倍；2018年末，我国市场主体达1.1亿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着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使我国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使我国的经济长时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40多年的巨变有赖于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推向前进，仍要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持和保障。我们党和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持之不懈、永不停歇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必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权 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党的十九届XXXX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就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作出部署。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指明了主攻方向，提出了战略举措。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也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匹配和相互适应。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重点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侧的质量、效率和效益，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但是，任何高质量的供给最终都需要依靠有效需求来实现。显然，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为了更好发挥内需体系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其次，新发展格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加快高水平开放，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也是高水平开放的发展，特别是需要通过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就需要加快实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需要融入全球开放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网络，以开放引领创新，以开放促进发展。第三，新发展格局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规模和体量跃升，奠定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随着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发展阶段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强大的内需体系和国内市场，是该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纵观“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乃至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都需要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扩大内需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首先，要积极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速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产业链与供应链、上游与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等之间有机循环。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本身就是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巨大的市场优势、空间优势和发展韧性的重要体现。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我们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是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真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效率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消费市场空间优势明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扩大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要积极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要让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关键作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扩大再生产或走投资驱动增长的老路，更不是搞盲目和重复的无效投资，而是要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趋势和规律，提升投资需求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施精准投资、有效投资，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第四，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和资源再配置，以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还应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是要让新技术助力新消费，推进消费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也需要加快消费转型和升级。为此，要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引领新消费业态。二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机结合、紧密匹配。要从供给侧发力，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和引领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三是要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优化消费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消费政策的引导作用，培育和形成有助于加快养老消费、医疗消费、教育消费等在内的消费环境。让“双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发挥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中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就意味着开放要从制造业为主体转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转向沿海、内陆以及陆海联动开放并重等。要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和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经贸规则，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其次，要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要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内需优势和规模优势，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全球创新网络在中国开放合作、开放创新中的作用。第三，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体制机制条件。一方面，要全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继续发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于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条件。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北京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对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需要有世界眼光。为了追求现代化目标，世界各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体系。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两个方面具有重大弊端：其一，它遵循资本的逻辑，哪里有剩余价值，经济就往哪里发展；其二，这种发展又是自发的，政府管不了，在全球化时代就更难于管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有这样的性质，就使得人类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很多曲折。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曾对工人实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在国际上，曾对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兴起，其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病。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由此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来推进现代化，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道路最早体现为“苏联模式”。应当说，“苏联模式”在当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其最大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苏联模式”也有很多弊病，如，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践证明，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来推动现代化，还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这套制度体系既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弊病，又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病，是一种成功的探索；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必然性。把这个问题讲透了，我们的制度理论就更能够在学理上立起来、在实践上更顺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相应的，其优势的内涵也十分丰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分析起来，大致可以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几个层面去理解制度优势的内涵。如，在“13个显著优势”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制度体系中的根本优势，把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一切为了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彻底改变了。正是有了这样内在的根本优势，我们的制度体系才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等优势，从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又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能够把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很好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能够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决定了整个国家有共同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形成了凝心聚力、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优势。有了这些强大优势，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再如，“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等等，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选贤任能等方面的工作，并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极大推动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们还可以作更多的国际比较、历史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很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现代系统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看，前者是侧重“内在结构”，后者是侧重“外在功能”。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一般来讲，结构和功能不可分，结构决定功能，但功能也有相对独立性。好的结构可以为好的功能的发挥提供基础，但是好的结构需要好的“操作”，才能转化为好的功能。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强调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一点需要我们加深认识，认真研究落实。二是处理好制度定型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对已经确定的、并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但对那些不太完善的、尚需实践检验的制度，特别是体制机制层面的制度，还要鼓励制度创新，为实践探索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同时，在制度执行方面加强监督，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具有显著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政府，同时还要有一套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定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西方发达国家应该接受中国制度成功实践的现实，并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同时应该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特”在哪里苏国霞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根据基本国情改革创新扶贫机制体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特”在哪里，需要深入研究这条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体现了什么优势、取得了哪些成就、有何重要意义。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工作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推进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展土地改革，3亿多农民获得土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1986年，建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国家扶贫标准，划定重点扶持区域，制定支持政策，启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此后，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持续推进减贫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建立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借鉴了国际反贫困的有益经验，又体现了自己的特色。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减贫领域国际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减贫理论、理念、方法和工具。同时，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区别于单纯福利制度，区别于外部投资拉动，区别于非政府组织主导，是我们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制度方面的优势。其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带动减贫，以减贫促进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为大规模减贫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以脱贫攻坚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带动贫困群众增收，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其二，坚持政府主导，将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分阶段制定扶贫规划。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分阶段组织实施减贫战略，持续推进扶贫开发。不断改革创新，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由多头分散转变为统筹集中，扶贫方式由偏重“输血”转变为注重“造血”。其三，坚持开发式扶贫，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建设投资力度，激发内生动力。对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全方位改善发展环境，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对贫困人口，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升整体素质，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等，使其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对丧失劳动能力无业可扶的贫困人口，实行综合性保障兜底。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其四，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提高脱贫实效。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农村普遍贫困的状态，实行普惠性的政策措施，使大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益。1986年确定标准，划定重点扶持区域。党的十八大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派出驻村工作队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分类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明确标准和程序解决“怎么退”的问题。其五，坚持改革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一是责任体系。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构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二是政策体系。出台财政、金融、交通、教育、健康、科技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三是投入体系。扶贫投入由财政为主转变为多渠道筹措，小额信贷为贫困人口增收致富提供支持。四是动员体系。将10月17日确定为“扶贫日”，凝聚起全党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力量。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机关定点扶贫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各方面普遍参与。五是监督体系。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组织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各方面加大监督力度。六是考核体系。组织开展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机关定点扶贫开展考核，确保脱贫责任落到实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断拓展，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增幅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贫困人口脱贫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政策的实施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基层干部能力提升了，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更强了，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驻村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明显增强。贫困群众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信心足了，干劲大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国际意义在全球仍有7亿多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就显得更加亮眼。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减贫同步的有效路径，使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就是对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我们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现在，中国即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努力，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振兴，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两大奇迹”的制度解码许宝健 石 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更深层次上看，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来的，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归结起来，“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继续葆有光明前景，是我们党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深刻认识作出“两大奇迹”这个重大判断的基本依据奇迹，是指极难做到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70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从纵向的历史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实现了长期稳定。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1952年至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3.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倍；公路里程达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能源生产总量达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7.8倍。这一组组数字雄辩地证明，我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对外开放成效突出，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另一方面，我国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我们党和国家不但胜利渡过了一系列难关，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令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另一方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频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社会分裂、暴力蔓延、枪击不断等现象不同，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到处呈现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景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在长时间跨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则世所罕见。深入把握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必然必然性是指在事物发展中一定如此的趋势，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原因是多方面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讲，“两大奇迹”的创造，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种制度的必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层面的要素是最根本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在某种意义上讲，唯有具备制度优势，一个国家才可能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因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大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产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90多年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70年的新中国建设、进行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归纳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等13个方面。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是“中国之治”制度密码所在，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由于具备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才是一种必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018年10月，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13个方面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zd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2019年9月，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创造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会不断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依绍华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提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并作出一系列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的方向及路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承担着组织生产和促进消费的双重职能。一方面，通过直接接触消费终端，为扩大消费、提升消费质量提供助力；另一方面，通过链接生产端整合资源，可有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可以说，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前，我们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一）现代流通体系涉及范围较广，涵盖内容较多。一般来说，流通是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移动过程，包括地理位置移动和产品所有权的转移。流通的内涵不仅包括商品买卖的交易过程，还包括商品的转运过程。因此，流通体系是以商品流通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及为商品流通活动提供服务的运行体系。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商品流通体系，可细化为商贸流通体系、物流运行体系等；二是为商品流通活动服务的体系，可细化为物流运输配送体系、统一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以及保障供应体系等。现代流通体系层次结构多元，构建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在体制机制、市场建设、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撑等方面总体统筹、一体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流通体系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了多元化竞争格局的流通体系，流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流通网络基本形成，城乡流通设施差距缩小，流通国际化程度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流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流通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集约化和智能化等特征，智慧物流体系初步建立，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比如，流通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布局尚不均衡、信息化水平不高；流通节点城市之间合作不足；流通组织化程度偏低、流通标准化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二）未来一个时期，要更好构建现代流通体系，需立足新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针对流通业发展现状，着眼于突破现有流通体系的障碍，精准施策。首先，以打造强大国内市场为目标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流通体系贯穿国内市场运行体系，流通体系的健全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通过打造信用体系、实施商品可追溯制度以及完善标准化体系，能够更好保证商品质量、提升商品品质，从而提高消费者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其次，培育一批强大流通企业。现代生产体系已由生产者主导转变为消费者主导，流通企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具有了解消费需求的天然优势。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通过打造强大流通企业引领生产，构建新型产业链，实现定制化生产，能有效提高生产和流通的效率。再次，打造流通新业态主导的跨境电商平台和供应链体系。这样可以直接链接国际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外供需渠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三）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需找准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着力点。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破除制约流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具体来看，要建立突破行业界限的大流通管理机制，加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协调，强化流通领域资源整合与优化，建立跨区域合作的协商和共享机制；建立流通领域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合理下放行政审批权，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建立政府间商贸流通协调机制，完善服务支持政策体系，为流通企业境外投资和运营提供全方位服务。二是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全国大流通网络建设规划。统筹推进全国大流通网络建设规划，推动各地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本地区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并加强其与城乡规划、土地规划、交通规划等的有效衔接，统筹整合资源，为流通体系建设预留出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要合理规划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交通路网和信息网络建设，提升不同区域间流通体系的协调能力，优化全国大流通网络布局，强化功能分区，提高流通体系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制定流通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要基于国际竞争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路线图，又要契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要求。三是完善流通法律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市场环境。重点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商品流通保障、流通秩序以及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提供保障；及时清理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全面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强对反垄断的调查机制，为打造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保障；加强流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流通领域不同层次的各类标准相互统一，促进标准之间有效衔接，加快智慧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制定和实施，同时完善流通标准实施的监督和评价制度，加强标准在认证、检测、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行政管理中的应用，为形成全国统一的流通标准体系提供支撑。四是加大配套政策措施的支持力度。主要是在加强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和专项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加强流通设施用地保障、建设流通基础设施、加大税费减免政策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发力。五是全面提升流通的现代化水平。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重点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升流通领域现代化水平。同时，加快国家流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推动全国流通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平台建设，打造集流通体系运行监测、安全监管、数据共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平台，为流通企业提供支撑服务，也进一步提升政府对流通业的运行监测和公共服务能力。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张占斌“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今年以来，多次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XXXX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作为，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成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为展望2035年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谋划，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循环都会受到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从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而言，我国作为大型经济体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应以内循环为主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体系健康畅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有效率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补齐经济循环过程中存在的弱项短板，畅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环节，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循环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公平发展的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造完整的内需体系，其中既涉及许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还涉及公平公正发展问题和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更大程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际经验表明，这些工作做得好，有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发展格局更强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强调消费和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如此，我国经济发展将更为均衡，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安全发展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带来不少挑战。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就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筑牢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防线，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当前国内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自娱自乐、闭关锁国、闭门造车，也不是各自为政、“诸侯割据”，每个省区市都要单独搞“双循环”，要破除这种错误认识，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的作用，重点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一是夯实国内循环体系的体制基础，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必须先行。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改革上实现突破。要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要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要加快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能力。总的来看，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夯实国内循环体系提供制度保障。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血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生产环节，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特别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分配领域，重点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流通领域，重点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降低整体物流运输成本，建设交通强国。在消费环节，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促进消费升级和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三是优化国内循环体系的空间布局，实现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经济循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具体实践中，要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优化区域空间格局，畅通区域之间生产要素配置循环，加强区域、城乡等不同级次的产业链接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保证国内大循环畅通。四是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平衡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系，科学部署重大生产力布局和产业项目。在巩固传统产业链优势的基础上，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重大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系统化、智能化创新能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注重数字经济产业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加快数字化发展。发挥企业在筑牢产业根基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对重要链条和关键环节的研发力度，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短板，努力实现一些颠覆性创新。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型产业合作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国际循环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重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提升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一方面，要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吸引国际资源来华投资发展。可考虑把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逐渐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确定下来。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依托开发区、自贸区、自贸港等，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流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制体系，防范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产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同时，注重研判防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是在大力度改革、高水平开放下形成的，不是国内国际各自独转，而是相互配合、融合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一是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互动。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们要主动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积极调整国内外产业链布局，形成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建议利用我国和东亚等国在技术链和产业链方面较强的关联度，打造以我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二是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在当前的复工复产过程中，需注重恢复国际供应链。同时，也要帮助一些外贸企业克服困难，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积极拉动国内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国内外市场有效贯通。三是推动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创新能力和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进口替代。一方面，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要突围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重塑新的产业链。四是打通国内国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畅通国内国际循环，不只是畅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要促进国内国外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融合。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韧性和柔性，从制度上、技术上、规则上打通痛点和堵点，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打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张“王牌”赵昌文 朱鸿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除了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外，还强调了“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如何理解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什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支撑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如何发挥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所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指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这一属性的重要特征。近年来类似的提法是“强大国内市场”。“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18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19年七项重点任务之一，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作出具体部署。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与强大国内市场本质上是一致的，均强调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物质资源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稀缺资源；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优势，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比较优势。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并不是一直就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才逐步形成和显现出来。特别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过去依赖较大规模的出口转向以国内有效投资和消费为主，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那么，为什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支撑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呢？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运行更具韧性。如果说小规模经济体的市场是“小池塘”，那么我国所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就是“海洋”。两者的差别在于规模性和多样性。“大海”规模更大、多样性更强，从而更具韧性，能经受住“狂风骤雨”。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规模使我国有吸收外部冲击的腾挪余地，有能力通过内部分摊的方式降低冲击强度。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口部门面临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强大国内市场吸收和分摊的。同时，大市场的内部分工更易形成和维持产业配套和完整产业体系，有利于稳定产业链。另一方面，多样性即产业、区域发展异步性也可以带来韧性。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支柱产业不尽相同，内外部冲击难以形成区域和产业的共振效应，经济发展稳定性更强。此外，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规模市场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对全球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发挥正外溢性，从而推动我国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更好应对外部冲击。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更有活力。经济发展前景好不好，关键看经济活力够不够。海阔凭鱼跃，“大海”的经济活力更强。首先，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和更高的创新收益。强大国内市场，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8亿多的网民，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理想试验场，能让新技术、新产品迅速产业化和规模化，试错成本可以被快速摊薄，创新潜在收益大。其次，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好的竞争生态和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在小经济体内部，企业格局、产业生态和经济结构易固化，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更强，大企业垄断市场的难度更大，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拥有难得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更高，企业的纵向流动性更强。此外，巨大人力资源总量孕育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研发人员规模稳居世界首位。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三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现代经济越来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型特征，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更有利于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首先，有利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先发优势。规模性的经济含义和战略意义在于，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比如，由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确保了商业可持续，我国推动5G商用的节奏将快于很多国家。从经济史看，历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也都是同时代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其次，有利于更好发挥规模效应，形成竞争优势。我国所拥有的大规模要素供给、大规模市场容量，有助于更好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使相关企业、行业拥有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率优势，并快速地转化为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比如，我国许多行业包括纺织、钢铁、光伏风电等，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二）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充分释放这种资源和优势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还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去引导、培育和激发，必须“做好自己的事”。第一，充分认识优势，保持战略定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其他属性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属性意味着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风险；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韧性；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既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内潜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追赶进程难以“一帆风顺”。追赶型经济体一旦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外溢性意味着守成大国随之而来的围堵和遏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种挑战已经充分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是我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只要我们充分彰显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可以在激发活力、增强韧性中赢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把握未来、赢得主动。第二，应对好外部压力，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尽管当前“卡脖子”风险凸显，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我们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卡脖子”风险的累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开放—依赖”发展模式的结果，即市场开放和技术依赖。这既有人才缺乏、体制约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的“马太效应”形成分工锁定的大背景。解决“卡脖子”风险，就是要从“开放—依赖”走向“开放—自立”。当前的外部压力恰恰为我们实现“开放—自立”，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能够抓住的“机会窗口”。要用好国内强大市场的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的资源投入和统筹协调，形成在关键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互相制衡的局面，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第三，调动三个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一是调动地方积极性。调动地方积极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激发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质量、保持制度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突出优势。当前，要适应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权；加快建立容错机制，激励一大批“既政治过硬，也本领高强”的党政干部更好发挥作用；调整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二是调动创新创业企业积极性。要着力打破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打造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三是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必须紧紧依靠企业家和科技人员。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活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为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创造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第四，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当前国民经济供需循环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体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不匹配是指与生产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不太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人才供给、技术供给、金融供给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依赖于国外供给，供给体系自立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在质量、多样性、稳定性方面还存在缺陷。要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发挥需求的牵引作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与供给能力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应链安全性和供给质量进程中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第五，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我国过去这些年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答案是，不仅不能封闭起来搞建设、谋发展，相反，应该实行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重点在于：一是促进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开放，加快形成与先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和监管模式。二是以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对欧、对日和对东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共同发展。三是以开放促开放，坚定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扎紧中国与全球的经济、技术纽带，巩固和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韧性和活力。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