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新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形成新理论、开创新境界、指导新实践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新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指引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是1938年毛zd同志在延安举行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被用来指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新理论、开创新境界、指导新实践这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长期坚持下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鲜明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以毛zd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这些难题吓倒，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以毛zd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zd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指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发展处在转折关头，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突出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要破除长期形成的僵化观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如何走出新道路？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创新理论指导创新实践，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zm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为此，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原创性和实践性。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大意义的揭示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重要论述上，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深刻阐述上，等等。原创性，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内容中。“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述都是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从新时代新征程的角度，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中国发展现实和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维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一系列创造性的谋划和决策，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和观点。实践性，突出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回答的是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是指导和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科学理论和行动纲领，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不断开创新局面。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点新中国成立7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70年。回顾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可以清晰看出其鲜明特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注重从新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活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形成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实践基础上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充分体现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必须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中推进实践创新，在实践创新中开展理论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把回答重大时代课题和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机结合起来。回答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和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正是在不断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创立和形成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重大关切是时代的呼声、时代的强音，是重大时代课题的具体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新局面。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要论断，高度确认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标志着我们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进入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境遇，回应重大紧迫的时代命题，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本质的特征，不断提高党在新时代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本领能力，真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定好向、掌好舵。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相互交融中把握。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与现实总是相通的。在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交融之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它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命脉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系。正如深刻指出的，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诸多阶级政党都曾开出自己的“救世良方”，但始终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危难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于既倒，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与艰苦卓绝的斗争，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与西方的敌视封锁，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层出不穷，国际形势依然波谲云诡，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从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一个抽象的玄虚概念，其本身就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应当看到，一些地区和部门之所以还不同程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将党的领导的普遍性与具体性人为割裂开来，简单抽象地来诠释党的领导。一方面，从党的领导的普遍性来看，就是要恪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核心理念。这里的“一切”，意味着党的领导既是一种全方位的领导，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全方面的领导，涉及在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从党的领导的具体性来看，不同领域中的党的领导必然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以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例，其在规定党支部具有普遍性的基本任务的同时，又结合不同领域党支部的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分为村党支部、社区党支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支部、高校中的党支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支部、社会组织中的党支部、事业单位中的党支部、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和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等子类型，并明确承担各自不同的重点任务，这有助于实现党的领导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纠正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不良现象。再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相较于旧条例，新条例更加明确党组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更加细化党组的组织原则具体条款，更加明确党组性质党委的具体适用范围，在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中回应党组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实现党组制度的守正创新。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中把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放眼国际上一些老党大党的兴衰沉浮史，政权更迭只是表面现象，本质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恰好体现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彰显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无可争议的逻辑起点。纵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动因也许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但核心因素却显而易见，就是在于他们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也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法理上被否定，进而成为了一张加速苏联亡党亡国进程的“致命性”多米诺骨牌。以史为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无论指导哪一领域的具体工作，还是破解某一方面的疑难问题，无一不是先从加强党的领导着手抓起。借助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将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不断使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并始终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目标、改革任务、外部环境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矛盾的尖锐性、形势的复杂性、挑战的风险性、较量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伟大斗争不亚于战场上的生死拼搏。深刻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目前各种困难局面的从容和坚定回答，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和蹂躏，中国人民备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和剥削。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98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和70年的自力更生，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同旧中国比，还是同世界上原来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当代中国的进步都是旷古绝伦的。中国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全体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国民经济可以根据人民利益的要求组织生产，科学调节和公平分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了广大人民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公民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打造了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精神家园。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使党的领导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今天中国的发展遇到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遏制，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不惜撕下长期扮演的世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人权捍卫者的伪装，搞突破国际关系准则底线的打压，这恰好说明他们蓄意制造各种事端，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恰好说明他们越来越没有公平竞争的平和心态。尽管现在的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两个必然”的真理在我们这一边，缩小发展差距的主动权在我们这一边。既然我们能够用较短的时间赶上许多过去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排除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更大的胜利。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的前提。2、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切风险和挑战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切风险和挑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的关键。我们党之所以在战略上藐视一切风险和挑战，主要在于：一是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纵观历史，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着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特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我们从战略上藐视一切风险和挑战奠定了基础。对于当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但在战术上却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当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只有爬过了这座山，迈过了这道坎，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让亿万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竞相迸发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只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zd同志早就说过：“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如在江西考察时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坚信，有了亿万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竞相迸发的政治底气，就有了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的雄厚伟力。4、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我们党一路走来，历经艰辛。每当遇到危险和困境，都是我们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遭受惨重损失，我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革命，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星星之火。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是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zd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我们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举起屠刀对着过去并肩作战的战友气势汹汹地砍来，是我们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推翻了剥削制度，实现了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严重曲折，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错误，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腐败成为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危险因素，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现“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越挫越勇、越战越强的卓越品格。只要我们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就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能够阻挡得住前进的步伐。70年前，毛zd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强调“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同志曾断言：“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坚信，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必定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与思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总结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走过的70年历程，是为了探明前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这种总结和思考既要面对现实，又应朝向自身，汲取思想和勇气，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从而睿智并坚毅地前行。1.主要进展与成功经验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建构和应用的过程。对此，可以大体概括为思想、学术和现实三个方面。基础理论建构和新理论领域开拓。首先是形成了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建构了中国的“教科书理解模式”。尽管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这种理解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实践与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系统总结与概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改革开放后，学界除继续改进“教科书理解模式”外，又相继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批判、政治哲学等诸多理解范式与理论成果。所有这些进展拓展了思想视域，丰富了理论宝库，革新了思维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反思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研究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在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四大块”之外，实践观、价值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交往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当然，这些研究往往也具有基础理论反思的旨趣与功能。致力于从传统的抽象理论进一步推进至当代的具体理论，孕育继而孵化了大量富有活力的生长点与创新点。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进展。历史整体梳理和文本深度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梳理，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整体历程与阶段脉络的宏观清理，更表现为对重要流派与关键人物的细致考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哲学思想的阐释，对苏东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引介，都取得显著进展和丰富成果。另外，还触及了不在以往视野之内的非主流却有价值的人物与思想。这些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与有益启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统梳理，内在要求对经典文献深入研读。精研文本的必要性和意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开展扎实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进行深度耕犁。先是对代表性哲学文本展开精细解读与阐释，进而从哲学视角与层面深入解读各类马克思主义文献，将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返本开新”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和强劲动力。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以对文本的精研为前提。对现实的科学反思与有效引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直面现实，从理论思维层面求解中国和世界的迫切问题，积极对现实加以反思和引领，提出并论证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理念，推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反思和引领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富有成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促进了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觉醒的序幕。对于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推动了人的自省与独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对现代化的哲学探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宏观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面向中国现实问题作出有益回答，提出众多思想理念。对现实睿智的反思与引领，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价值的作为与贡献。相对而言，在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三者中，学术性的发展最为显著。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日益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厚重的学术性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实现了大幅度以至决定性的提升，既体现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历史和成就的深度梳理，也表征为学术规范程度日渐提高。这或许可以视为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进步。当然，目前仍存有若干明显不足。比如，不少研究没有真正把握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学术规范体例尚未达到应有的统一。在70年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若干值得珍视、汲取进而发扬光大的经验。正是得益于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的哲学取得了上述可观的进展。同实践良性互动、砥砺前行。这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对这一经验的恰当概括。它包括三个向度：其一，相互生成。时代是思想之源，实践为理论之根。实践精神的升华形成哲学，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反思。反过来说，哲学也生成为实践，通过实践现实化。哲学“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其二，相互批判。哲学批判实践，实践也批判哲学，二者相互矫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要求破除“文革”时期流行的哲学模式，而思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偏差进行矫正。其三，相互引领。一方面，哲学引领实践。实践迫切需要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思维高度引导中国实践凯歌行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自觉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彰显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实践推动哲学发展。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总是内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实践要求从具体经验上升至系统理论，**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经验。思想之花绽放在阳光雨露的呵护之中。唯有思想包容、百家争鸣，才有希望出现思想繁荣、百花齐放的盛景。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尤为需要自由宽容、兼收并蓄的良好环境。7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开放革新、健康批评、鼓励创新的时期，我们的哲学总是能取得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发展壮大。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这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品格。哲学是自我批判和超越的智慧。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与结果。一方面，从“教科书理解模式”的建构，到多种总体性理解范式的提出，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体现为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理论、从宏观整体到生活世界等多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再停留于抽象现实高度，而是深入具体现实层面，进至更为具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切实把握人与人的现实问题。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对自我批判和超越所作的自我批判和超越。任何现实具体的批判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自我批判亦如此，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秉持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总是将在一定阶段实现发展的自己再次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审视，从而在自我超越道路上不断前行、行稳致远。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秉守崇高、追求卓越，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心系天下，守护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成果，积极拓展理论视野与现实视野，始终具有方法论自觉等，是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发展成就的宝贵经验和财富。2.当前研究局限及其超越真正的哲学总是真切而深刻地批判和超越自己。梳理已有进展和经验固然有益，但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揭示当下研究局限，进而探索自我超越之道。通过揭示若干整体性不足，引发学界对这些困境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破解，会有利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繁荣。一是思辨压倒实证。思辨性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性质，也是哲学的优长所在。但哲学研究如果缺乏实证性基础，就会成为玄思建构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实证向度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实证科学，并且是“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实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从目前情况看，同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性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仍须继续提升。思辨有余、实证不足的情况并未明显改观。研究者们更注重或更有能力、更为习惯运用思辨方法，有限的实证方法往往囿于个人的观察、了解。不仅实证方法运用不够，而且对实证科学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也不足。正确处理思辨性与实证性的关系，总的方向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目前的重点应是，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一些适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方法。有研究者提出，哲学上的实验方法，如保留思辨性质的思想实验、引入计算技术的仿真试验、采用测量仪器的真实实验等，很可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在需要以实证结果作为坚实基础才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研究中，应当自觉利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基石展开哲学反思与建构。当然，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必须批判性地考察和对待，并同思辨研究方法与结果相结合。二是反思强于引领。反思和引领是哲学的两种基本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之双重形象。反思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但引领对于哲学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应有的担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品质。真正的哲学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承担起在反思中引领时代前进的使命。在洞悉时代本性与逻辑的前提下，哲学有能力引领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创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哲学这种理论思维的引领。对现实的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主体自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因此，在深厚的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引领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关键在于，自觉在反思中拨开各种迷雾或荆棘，敞开前进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矫正和调适。这是哲学思想引领的主要方式。当然也不能忘记，正是深刻的反思为理性的引领提供了条件。三是批判盖过建设。反思有余，引领不足，从另一角度看即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引领是总体的思想引导，建设性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人类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哲学及其批判力不可或缺。不过，仅有批判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没有立新的破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只是“上篇”，建设构成“下篇”。不仅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要进而创造和建设新世界。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的问题。我们激烈批判资本逻辑，但对如何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并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优点和缺点时常相互转换。批判性过度强化，同时就意味着建设性相对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而且思索了理想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实现路径。我们的哲学既是“批判的武器”，更是“行动的指南”。建设和创造是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此，应当积极针对现实及其变化，提出富含智慧与力量的规范性理念和建设性方案。这种建设性不仅体现在现实中，而且彰显于理论上，需要在新的思想理论创造中实现出来。四是阐释多于创造。在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地位时常“轮转”。总体而言，21世纪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热衷“论”，较欠缺“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哲学创造还是相当丰富的。不过，由于学术支撑不够充分和坚实，这种创造的水准在总体上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鉴于此，学界开始着力提升研究的学术性，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学术性的强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进入21世纪，人们变得过多重视“史”，而较为忽视“论”。学界当前最为注重的是对他人思想的阐释，研究往往围绕古代、西方和当代思想家的热点思想展开。人们通常不是尝试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学术、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多路径地充分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并主要考察和征引以往学者的论说。学术阐释成为当前研究的主导方式。“重阐释，轻创造”的格局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旨趣，而应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新的思想理论。诚然，在哲学发展史上，学术阐释往往构成主流和常态。但在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能够回答新问题的原创性哲学出场。当代中国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生发与凸显的现实课题，基于变动的现实与长远的愿景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五是观念重于现实。与其他哲学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现实性是最具本质性与标志性的向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必须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落脚点，既作为目标与前提又构成过程与结果。现实性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是优越于其他哲学的关键点。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哲学现实化命题，期冀哲学成为现实。后来，他还严厉批判“意识形态家”们“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正是由于从真正的、根本的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主义才决定性地超越了全部非现实的观念论哲学。然而近年来，即使在这种高度注重现实、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哲学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的倾向。许多研究似乎不仅没有赶上现实，而且愈发远离现实、陷于观念。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或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剖并非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希望切中进而变革现实，但碍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真正深入和改变现实。许多学者希望通过转向学术性研究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严与独立。但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不意味着应该退回书斋。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学术阐释也蕴含现实关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现实。一些进行学术阐释的学者也试图以学术方式切中现实，这种努力值得钦佩。然而学术阐释毕竟不等于现实研究，它距离现实更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怀有比其他哲学更为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现实感。对于我们的哲学而言，“朝向事情本身”，就是朝向现实特别是根本现实本身。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切中和引领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即便是对思想的学术阐释，也应有必要的现实感，注意把握其现实基础。六是分化胜于整合。分化和整合均为科学研究的经常性现象。不过，在特定阶段，二者皆容易被过度突出。在现代学科中，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的倾向较为明显，甚至现代学科制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过度分化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分化有余、整合不足的情况也日益蔓延开来。研究者们各有较为独立的问题域与方法论。经典形态研究和再生形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阐释、思想建构和现实解剖，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群雄并起”，派别林立。这本可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的契机。问题在于，不同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交流很少，并且往往认为自己的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为优越和重要的。“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我们应自觉把握分化和整合的尺度与分寸，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整个研究的格局与进展。哲学当然可以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从特定视角具体回应人类发展需要哲学做什么和怎么做。当前，迫切需要在分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强化综合研究、协同“攻关”。既要持存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也要保有跨（超）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开放发展中的“求同存异”原则，同样适用于哲学界。心平气和的沟通交流与抱诚守真的互学互鉴，会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我们应围绕当代中国和世界重要问题，整合各方面学术和思想资源，形成研究共同体，强化研究的公共性，协同创新发展。即使是思想阐释，也不能局限于对某个人物或思想的研究，而应同时兼顾整个流派或特定问题的思想史。3.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应处理好的关键问题纵观走过的70年不平凡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对若干关乎前途乃至命运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顺利向前；处理得不好，就会遭遇困境。前述的当下研究局限之所以出现，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一直在处理而没有处理好，有的是有时处理得不错有时又处理得不好，还有的是日渐凸显，迫切需要予以重视。唯有深刻澄明进而正确处理这些总体性、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持续阔步前行。首先是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在新时代，必须更加合理地解决这个一直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总的立场当然是实现三者内在融通、有机统一，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规定性，并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在总体意义上，这种关系可以标示为：现实性——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从现实尤其是现实问题出发，发掘和运用已有学术资源，生成有助于破解难题的思想与方法，最终落脚于对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对实践的科学引领。如此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当前，迫切需要在继续强化已经逐步得到发展的学术性基础上，再度加强和突出现实性和思想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是面向现实、建基学术的创新性思想理论。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者是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职业，还是应视为事业乃至志业？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激荡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秉持的立场与情怀。马克思不是职业哲学家，却是志业哲学家，他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作为毕生事业，矢志不渝、热烈追求。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从业者把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我们的哲学不再是理想和担当，而是越来越被变成谋生乃至谋利的手段。当然，研究者也是“现实的人”，也必须“生存”。在合理范围内，功利性目的也同理想性目的一样，可以被正当地追求，但必须摒弃那种将我们的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事业以至志业的心诚志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我们应向怎样的目标迈进？这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指针与准绳。在特定意义上，目标就是方向、道路和前景。应确立并一经确立“就用以指导整个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奉献智慧与力量。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全力追求和完成的目标或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是富有成效的。一旦发生偏离，就必须及时调整或矫正，以确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确道路上前行。以上所说涉及的只是在理论上反思的结果。这个果实亦即种子要在现实中生根发芽，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唯有实际地自觉贯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才是可能的。相对于理论自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更需要强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思想的壮丽重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复兴中的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构成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与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需要高度自觉反思、超越自身和批判、引领现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运用成功经验、奋力克服研究局限、合理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在面向现实、立足学术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开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实现更加辉煌的理论进展和现实成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