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

——“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党史专题党课——

2024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纪念日。1959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统治，开创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民主改革对于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来说是一次新生，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动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民主改革65年来，西藏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主人翁的姿态和空前的热情投身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的伟大进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西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必然走向灭亡

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由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一）三大领主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剥夺了农奴的一切权利。三大领主利用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广大农奴和奴隶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人身奴役和刑罚迫害。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为草绳一根。旧西藏地方政府完全被三大领主所掌控，各级官员由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担任。有的大贵族官员的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阶，十七八岁就可出任政府重要职务，僧官大部分由贵族出身的喇嘛担任。广大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旧西藏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噶厦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还多次发布不准收留逃亡农奴的文告。农奴如果逃亡，就会被处以断足、鞭笞等惩罚。当时的西藏地方法典规定：农奴如果“触犯”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除官府所设监狱外，每一个较大寺庙和贵族都设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进行判决、鞭挞、拷问，给农奴戴上镣铐、枷锁。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残酷刑罚的刑具。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厦”，曾经是旧西藏拉萨的司法机构，被称为“人间地狱”，常借实施酷刑和屠杀之机，为噶厦地方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头、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

（二）三大领主集中占有生产资料，对农奴实行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在西藏约330万克（1克约合1亩）土地中，三大领主占有比例高达99.7%。边远地区有极少数的自耕农，仅占有约0.3%的耕地，大部分牧场也被牧主所控制。当时广大农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三大领主对农奴还进行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乌拉差役剥削。仅噶厦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至80%。在农忙或农奴主有事时，还要出人畜力无偿地为农奴主搬运物资、修建房屋，或做其他杂役劳动。除了庄园内差外，农奴还得给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差，其中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摄政达扎的达隆绛庄园每个劳动力平均要支应262.5天的乌拉差役，约占全部劳动量的72%。三大领主对农奴进行惊人的高利贷盘剥，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放高利贷给群众，牟取暴利。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频繁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数的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爷爷的爷爷欠下的债，爸爸的爸爸没有还清，到了儿子的儿子那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