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日益加快的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不断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推进扶贫开发、彻底摘掉贫困帽子日益迫 切，已成为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举措。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治理工程，推进扶贫开发，一要靠政策，二要靠市场，必须将市场机 制的基础性作用与政策机制的宏观调控功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共治理的“善治”。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constantly pluralistic and ope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ompletely out of pover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it has also become a fundamental measure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Guizhou. As a social public governance project, it should rely on both policy and market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must combine the basic fun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 macro control function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of social public governance.
关键词：扶贫开发；公共治理；善治；市场机制；政策机制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public 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market mechanism；policy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7-0258-02
DOI:10.14018/j.cnki.cn13-1085/n.2017.07.104

0  引言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 盾和利益冲突的高发期。对于贵州来说，推进扶贫开发已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举措，更是解决民族、宗教、 语言、文化整合与教育发展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前提。 推进扶贫开发，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1 推进体制创新， 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多元主 体参与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社会转型进程不断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日益加快，社会的多元、开放，已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并对新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得围绕扶贫开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冲 突和公共治理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改 进和完善社会公共治理，首先必须推进体制创新。为此，应 该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 织及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主 导下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公民 个人和企事业单位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1 从行政管制走向公共治理是体制创新的根本性 前提
针对当前扶贫开发实际情况，不仅强调 推进扶贫开发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而且提出了“坚持
———————————————————————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贵 阳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政策机制研究”
（批准号 JD2016070），主持人：张博文。
作者简介：张博文（1970-），男，河南博爱人，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社 会建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治 理与社会现代化、公共政策与现代城市管理。

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调动和发挥政府、 行业、群众、社会各方面作用”、“做好社会扶贫这篇大文 章，把更多社会力量凝聚到扶贫事业中来”的重要战略思 想。[1]所谓社会扶贫，是指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进行的扶 贫活动。突出和强调社会扶贫，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扶贫开 发战略的重大调整，也体现了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 政府这方面的新举措。
对于贵州来说，推进扶贫开发，必须以体制创新为突 破口，构建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调 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模式，核心是 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培育和 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 织，规范和协调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 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多元治理主体加以准确定位，从而形 成多中心共同管理、多主体合作治理的社会公共权力分配 和使用新格局。
1.2 从单一行政主体到多元治理主体是体制创新的 根本性标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着政府而出现了两个矛盾但 又是统一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打破政府在社会治理问题 上的垄断性，建立起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体系；另一方面， 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体系建构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展开的 自觉的社会建构过程。[2]这些变革，都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 以至于情感，让人们包容个性、追求个性，并努力在多元治 理主体之间建构一个共洽的、互动的、网络式的社会治理 体系。[3]
当前，由于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 响，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普遍存在思想观念保守、政府 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法制观念淡薄等一系列问题，并

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其围绕脱贫攻坚问题的 扶贫开发工作与社会公共治理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广泛 性等特点，仅凭政府单一行政主体很难加以应对。就是说， 只有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公民个人及企 事业单位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构建“多中心共管、多主体 合作”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妥善处理诸如民族、宗教 和其他社会问题，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稳定与繁荣发展。
这里，“多中心共管、多主体合作”体现了社会治理体 系的多元构成，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力并非局限于政府。事 实上，社会公共权力从来都是分立的，且对应着社会生活 的诸多领域。按照涂又光的观点，“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 文化三个部分是一个整体，其间关系密切。虽然如此，还是 三个部分，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4]

点击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