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规矩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纵观历史发展过程，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领袖，无一不把讲规矩作为治国理政安天下的不二法门。秦末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占领咸阳后，咸阳城里珠宝遍地美女如云，常年征战的将士像注了鸡血般兴奋，争相哄抢打砸，场面不可收拾，如果任其泛滥，不仅取不到政权，坐不上皇位，就是坐上了也会丧失掉。刘邦立马提出了三条：杀人者抵命，伤人者上刑，盗者抵罪，也就是后来有名的“约法三章”。号令一出，社会秩序立马井然，百姓齐声欢呼称颂，“唯恐刘邦不当秦王”，刘邦人气爆棚，为后来建立大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更早的文字记载或口口相传中，类似约法三章还有很多。这些都说明，先拟章程，然后按章程办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更是把讲规矩守纪律，当成克敌制胜的法宝。习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就深情的说，这是立规矩的地方。这个地方立了什么规矩呢？七届二中全会在此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制定了六条规矩，即：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青年时代的毛zx有“三不谈”原则，即：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男女恋爱方面的问题；进北京以后，要见他的亲戚朋友很多，为此他又定了亲情三原则，即：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恋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友撑腰。周恩来总理的十条家规就定得更加具体详细。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讲规矩历来为仁人志士、帝王将相、人民领袖所倚重，并严格身体力行。我常思考，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靠的是什么？！靠军力？答案是否定的。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跟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对抗吗？靠财力？答案也是否定的。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国统区”占据了全国的3/4人口和2/3的面积，且多为江南富庶之地，还有大量的美金外援资助。而解放区都在较为贫瘠的地区，且基本没有外援，即便是统一战线抗战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得到的军饷也十分有限，人平每月只有1元多，且在1941年后就完全停供了，靠南泥湾大生产解决部队的给养。那么比拼的是什么？是规矩，是制度。由于不同的规矩和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政权；而国民党一步步走向崩溃，最后“蜗居”台湾岛。省农委的扶贫联系点在桂东县。桂东县有个沙坪镇，沙坪镇的出名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人民军队的规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叫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7年红军上井冈山时，由于饥渴难耐，战士们私下扒了老百姓的红薯吃；红军打江西遂川时，老百姓找上门来说红军借厚门板还薄门板，而且睡过的房舍没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