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封建的穷秀才”到革命家 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与**主席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反封建的穷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叔衡幼年时过着边务农边读书的生活，1902年在他26岁时，遵父命参加晚清科举考试得中秀才。这年11月，因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馈馈”，他宁愿教书种地也不愿担任县衙委任的管理钱粮的职务，被乡亲们称为“反封建的穷秀才”。他利用乡间教书的空暇，认真阅读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思想，产生了“历史前进了一千多年，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不如汉唐盛世”的历史追问。当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现实，逐步使他认识到了根源在于封建王朝的腐败，并开始与之决裂进行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辫子，并把家里的裹脚布和尖胶鞋全部搜出砍烂，以示强烈的反封建决心。 在长沙求学期间，何叔衡结识了**主席、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并逐渐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13年37岁时考取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简义科的一名学生。在长沙读书和任教期间，他开始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并经常同**主席、蔡和森、罗学瓒等进步青年研讨社会问题，交流改造中国的看法。1918年4月，何叔衡和**主席等人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42岁的他成为年纪最大的骨干会员。在学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时，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成为“湖南反帝反封建的领导核心”，并为新文化宣传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前期工作。1921年7月，何叔衡作为13名代表中的最年长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留着八字胡，会上他被代表们尊称为“何胡子”。 谢觉哉评价他说：“何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坚定，是超人一等的。”**主席评价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由此可见，何叔衡作为我党早期革命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 与**主席携手革命的忘年友谊 何叔衡与**主席虽相差17岁，但作为湖南早期党组织的最早创始人，他们因志趣相投，在工作中风雨同舟，建立了一段携手革命的友谊佳话。有人形容他们两人的友谊：“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1913年，何叔衡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结识了在校读书的**主席，两人很快成为挚友。由于何叔衡为人真诚热心，与人谈话常常说到动情处就哭了起来，**主席称赞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在**主席的劝说下，何叔衡加入新民学会，并很快全身心投入学会工作中。在**主席、何叔衡等人共同努力下，新民学会从最初的青年进步团体发展成为革命团体。1920年，何叔衡又与**主席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何叔衡曾有赴法求学的想法，但在**主席“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劝说下，何叔衡在1928年6月毅然选择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何叔衡学习认真刻苦，对重大政治问题判断准确果断。当时，和他在一起学习的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几位老同志都在政治上跟着他走。何叔衡常向他们表示自己对**主席的赞赏：“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此时正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主席力荐他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鉴于何叔衡工作认真出色，1932年2月**主席又推荐他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此时的何叔衡身兼监察、民政、司法等数职，他严肃认真，坚决进行反贪整顿工作，探索出一条检察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反腐道路。作为苏区“首席大法官”，他为自己随身准备了“三件宝”——布袋子、记事本和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在审判工作中，他顶住各种压力，重调查、重证据、重程序，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被苏区百姓誉为“包青天”，使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当然，何叔衡在中央苏区的反腐肃贪工作成绩斐然，这都离不开**主席时时处处的大力支持。 红军长征时，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和**主席分离，成为两人之间的永别。在陕北得知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后，**主席在1937年纪念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沉痛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提议大会为他默哀，在场人士无不动容。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五四运动前后，何叔衡就提出：做人要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在党创立时期，他又强调：“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这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苏区，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何叔衡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始终坚信“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作为苏区年长的革命者，何叔衡是苏区“五老”（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中唯一被留下坚持斗争的人。红军长征后，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每天坚持拄着拐杖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思想不能动摇，剩下一人也要同敌人作斗争”，要坚信红军主力最后还会打回来。 1935年初，党派何叔衡等人到白区工作。他同瞿秋白、邓子恢等人化装成客商向闽西转移。在福建长汀水口镇小径村，他被敌人三面包围。这时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有病跑不动，为不拖累其他战友，他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纵身跳崖。敌人在山崖下发现满身是血的何叔衡，搜去了他身上携带的所有财物。这时的何叔衡突然苏醒，为保护组织交给的财物，抱住敌人的腿欲继续搏斗，结果被敌人连击两枪打死，时年59岁。何叔衡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在长征到达陕北后，董必武对他评价道：“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