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书写XX行业新风XXX（2018年X月）同志们:根据市局党组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及我站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要求，结合实际，今天由我给大家上廉政党课，目的是通过党课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廉洁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强化政治纪律观念，加强工作作风建设。下面我讲两个方面：一、中国腐败的形成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了。本文深刻的阐述了，中国的腐败之根到底在哪儿？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一）腐败——在传统社会习俗中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人轻规。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二是送礼成风。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三是公私不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四是迷恋特权。迷恋特权是腐化堕落的根源,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的今年八项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亲与清的关系，严格约束自己，严格家教家风，严格教育管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让特权行为滋长蔓延”。继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要求反对特权，到十九大开局之年的中央纪委全会再提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备受关注与期待。特权思想由来已久，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因素。从根本上说，特权思想脱胎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本位”、“官尊民卑”等腐朽思想。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党性不纯、信仰缺失，加之体制机制尚有漏洞、监督制约仍显乏力，于是在权力面前迷失自我，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站到群众的对立面。特权思想是“四风”问题产生的病灶源头。特权之特，在于与众不同、超出标准。我们党关于领导干部的待遇有明文规定，并且随着时代发展、工作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然而，一些领导干部总觉得自己的功劳和贡献“大过天”，再好的条件也“值得拥有”，把权力作为享受升级的筹码。违纪违法领导干部中打着政治待遇的幌子，另立规矩、突破边界的大有人在。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湖南省衡阳市原书记李亿龙，长期使用公款雇用专职保姆，飞机必须头等舱，高铁必须商务座甚至特等座，老婆也要参照执行，下属讥讽其简直“是在享受皇帝的待遇”。特权带来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让这些领导干部沉醉一时，却不啻于割裂党群干群关系的“利刃”，严重败坏党的形象，恶劣影响难以估量。更为严重的是，脑海中一旦埋下特权的祸根，领导干部就远不止追求生活待遇的超标，特权思想往往成为滑向腐败深渊的指路标。既然在待遇上可以轻易越过红线，在管人、管事、用权上又有什么顾忌呢？于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纪律规矩视若无睹，任性滥权、肆意妄为，放任物欲、权欲野蛮生长，直至在腐败堕落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也是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污染源。若领导干部对特权情有独钟，必会带动一批党员干部趋之若鹜。他们看到，特权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可以兑换现实利益的“香饽饽”，因此一有机会就挖空心思制造差异、处心积虑创造特权，如此一来，瑟到群众眼皮子底下，共产党员哪还有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此外，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攫取稀缺优质资源，利用特权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侵犯普通百姓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让权力崇拜心理大行其道，使得找关系、走后门成为思维习惯和行为惯性，致使权力大过原则、“身份取向”凌驾于“公平取向”之上，最终使人人都无法免于受害。特权思想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必须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铮铮铁言，是我们党90多年来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反对特权的宣言书。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时躬身自省、规范言行，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绝不做脱离群众的特权者。（二）腐败——在社会转转型期中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仰缺失。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二是道德下滑。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是私欲膨胀。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三）怎么办——反腐败的“三大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