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0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