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如何完成和推进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从沉睡中苏醒的东方大国重新抖擞，预示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源远流长的泱泱古国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新纪元之新，不仅在于国号之新、起点之新，更在于山河之新、气象之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是脊梁挺起来了、腰杆硬起来了，更是精神立起来了、力量强起来了。那是自立自强、奋发奋斗的时期，那是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年代，那是激情燃烧、豪气冲天的岁月，那是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日子，那是惊天动地、响彻寰宇的瞬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靠的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那一代。一 废墟上获新生在新旧事物转换的关键阶段，正反力量往往处于激烈的拉锯和胶着状态。新事物大踏步推动历史发展，坚决摧毁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阻挠和顽固势力，旧事物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必定作出最后的疯狂反扑和垂死挣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党团结带领人民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彻底打倒内外压迫者，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面临的第一道重大考题。70多年前的开国大典，花如海、人如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意气风发，朱老总笑意盈盈，周总理潇洒自如……历历在目、恍然如昨。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带着浓浓湘音的豪迈话语，在历史的天空中久久回荡、响彻云霄，道出了五万万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胜利喜悦。许多人听到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难，如果不了解革命先辈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曾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是很难理解这种感受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各种棘手问题从四面八方涌来，是否能站稳脚跟，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心中依然是个疑问，国际上的一些朋友或敌人也在注视和观望。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流传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坚决肃清残敌。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仍有100多万军队盘踞在华南、西南地区和一些沿海岛屿，有200多万武装土匪藏身山林、为非作歹，力量不可小觑。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采取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作战方针，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发起最后围歼。同时，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坚决扫清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到1950年10月，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反动土匪武装近百万人。1951年10月，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完全统一。打击破坏、恢复秩序，全力稳定经济。当时在战争结束的地区，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业凋敝、物价飞涨，特别是不法分子投机活动异常猖獗，财政经济几近崩溃。有人狂妄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为了迅速稳定经济秩序，我们党精心领导了一系列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破除了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这个胜利让那些怀疑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感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上也是有一手的。涤荡污泥、开展教育，积极倡导新风。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党领导人民实行男女权利平等，清除“黄赌毒”，取缔“会道门”，彻底破除旧社会留下的陈规陋习。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学习运动，积极倡导新道德新风尚，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民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打扫屋子、另起炉灶，主动打开局面。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我们“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我们奉行“一边倒”外交方针，先后与苏联和10个人民民主国家建交，与一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逐步打开了我国外交局面。这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彻底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经过3年殊死搏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彭德怀同志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豪迈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二 改造中奠基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的方向和目标，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至于花多长时间转入社会主义阶段，需要根据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党就坚定认为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但形势的变化超乎预料，到1952年，我国社会经济形态悄然发生一些转折性变化，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大幅增加，进一步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明确化、具体化，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因为，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和壮大。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官僚资本控制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掌握着能源、交通、银行等重要领域，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主要集中在商业、轻工业等领域，与前者相比，在占比、规模和块头上不可同日而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全部没收的官僚资本转为国营经济，就使得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使这个没收同时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比重已达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这是因为，我们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对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本经济政策，包括利用其积极性因素和限制其消极性因素两个方面。并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应对经济领域的干扰破坏和不法行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加深了私营工商业同国营经济的联系，使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很多事情好像没有主动地推进，但在大势的作用下就达到这样的结果，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这是因为，我们提高土改后农村经济的经营效率，促进了广大农村农业互助合作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到了土地，但一家一户的分散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难以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并且容易出现贫富不均的情况。根据当时的认识和经验，人们认为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普遍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开始发展，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这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成为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最初步骤。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促使我国尽快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军事上进行侵略威胁，政治上敌视围堵，经济上严密封锁，新中国在国际上举步维艰。在恢复经济和“一五”计划建设中，只有苏联大力支持我国，给予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加之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诸多问题，发展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尽快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从3个方面作了深入阐释：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二、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三、土改后我国农业发展状况要求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历史合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汇聚，共同推动新中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我们党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主动，明确提出过渡时期“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制定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按计划、有步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改造已基本完成，“一五”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一系列上层建筑也相应建立起来，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党领导人民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三 平地上起高楼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第一个大型油田投产、第一台国产电视机诞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制造能力从弱到强、产业体系从无到有、工业布局从偏到全、交通运输从点到面，其他事业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成就。石油工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国防科技工作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农民群众“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各行各业的人们豪情万丈、干劲十足，用生命和鲜血定格了一个个奋斗拼搏的画面，构筑起了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精神标识。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基立业的十年，很多成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影响一时，而且影响深远，甚至直到今天仍起到基础性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充分的基础条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业。十年成就是在一片废墟上完成的，即便是在前人带路、目标引领、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取得的，也实属不易。何况，这是党带领人民在异常复杂的内外环境中，独立自主探索、边干边试、不断纠偏的情况下取得的，更难能可贵。许多事后看起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时却未必看得清楚。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经常是正确和错误相互交织，在复杂的曲线中推动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为了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我们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就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入思考，强调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之前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现在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为了消除政治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应该说，及时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导致反右被严重扩大化。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党领导人民力图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但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不切实际地开展“三年赶英、十年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近乎狂热地掀起“一大二公”“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违背客观规律和事实，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党很快发现了这种错误倾向，作出了纠“左”的努力，使形势初步有所好转。但纠“左”进程被随后出现的“反右倾”斗争中断，加之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援助的中止，我国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困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我们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把全体人民的力量团结和凝聚到共同奋斗目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