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0年历久弥坚

70年前，周恩来总理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此，五项原则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从亚洲走向世界，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70年间的国际关系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最牢固的，也是最可持续的，弘扬和发展五项原则对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意义重大，也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顺时应势，应运而生，成就国际关系史上的创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非殖民化运动高涨，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广大新生发展中国家渴望摆脱数百年来世界殖民体系的束缚，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话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响应，在不久后的1954年４月29日，中印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序言中明确写入五项原则，并将其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1954年4月26日起，日内瓦会议召开，旨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会议休会期间的6月28日、29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缅甸，分别与印、缅发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宣布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

走向世界，深入人心，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五项原则一经发表，便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了处理国家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并被纳入到一系列双多边文件当中。

在双边层面，自上世纪60年代起，五项原则扩展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访问亚非13个国家，提出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非援助的八项原则，实际是五项原则的具体运用，也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为中国处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具体准则。

70年代初，五项原则又扩展到拉丁美洲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牙买加、特多、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70年代，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也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先后同中国建交。截至2024年初，中国同183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几乎所有建交公报或双边条约都体现了五项原则。

在多边层面，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再次提及五项原则，得到与会各国认同。五项原则最终被纳入到《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之中，成为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而会议后逐渐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也将五项原则作为了基础和指导原则。

1970年第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五项原则还被写入许多国际法律文件中，成为指导当代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所说，“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化解国际难题的良方”。

继往开来，与时偕行，新形势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巴以冲突循环往复，加沙地带满目疮痍，世界种种乱象的背后都少不了霸权主义的魔爪。某些大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大搞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肆渲染意识形态对立，四处拉帮结伙，拱火浇油，严重背离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更不符合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终将自己吞下维霸的恶果。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指明了正确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五项原则的继承，更是对五项原则的丰富、发展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