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2016年09月05日）编者按：本报从2015年11月23日至2016年7月11日，连续刊发了16篇《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文章，分16次连载了俄罗斯学者塔夫罗夫斯基撰写的《：正圆中国梦》一书，分31次连载了美籍华人学者熊玠主编的《时代》一书。本报第一时间刊发的这些国外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治高度关注的文章报道和出版物文字，引起广大读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热烈反响，被国内外许多媒体和网站转载。国内外读者热切希望和期盼本报继续刊发这方面文章和文字。根据这种需求，本报今日起连续登载美国时代出版公司2016年9月初出版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毛zd传》作者罗斯·特里尔主编的《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该书围绕中国未来30年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走势、中国将与世界展开怎样的互动这两大主题展开，明确提出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书详细解析了为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使命而展开的战略布局，深度分析了治国理政重大决策的出台背景、施政逻辑和执政风格及特点，对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执政党建设、中国军改、司法改革、反腐败斗争、生态重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等等，都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和预判。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犹如浩荡激流，几经浮沉，百转千回，如今走到了“历史三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重返世界之巅的民族复兴梦想；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肩负着领航中国实现“中兴盛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站在历史的大分水岭上，正在经受着艰巨的考验。以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概而言之就是要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领导中国朝着现代化强国方向坚定迈进，为打破中国的治乱循环周期律找到新路径，引领中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梦想与拼搏，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伟大的中国全力跨越历史，这将是展示人类雄心和智慧的无与伦比的壮丽冲刺，值得全世界屏息以待！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数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被国际学界普遍称为“巨变时代”。一方面，人类熟悉的历史坐标正在迅速消失，一批原本强悍的大国正在逐渐迷失自己的航标。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过去认为当然的历史趋势正在出现重大反转，一批新兴的历史力量正在强势崛起。《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描述当今世界与时代的主题：如果再过几百年，我们回头来看21世纪前10年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期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弗里德曼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中国官方的表述，其实就是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坚定地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很显然，中国能否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中国能否发展成为21世纪引领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新生力量，是关系到全世界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也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最大历史课题。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意义，著名政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这样描述：“中国兴起是撼动当前全球秩序的最重要的转型力量之一，必将成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的主导力量之一，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更深远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对中国的复兴寄予厚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站在全球的视角，中国是人类社会走到历史关头的重要决定性力量，中国对全人类命运肩负的责任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时空坐标下的中国改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还是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位居世界80位之后，仍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巨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量也已达到极限，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富先老国家。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锁定在2021年与2049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西方世界近500年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压缩到100年内完成，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制度现代化，剩下的时间十分紧迫。在西方历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Forks）理论。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口，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马克思曾借用此典故，提出资本主义只有顺利通过“卡夫丁峡谷”，才能走上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殊不知在东方也有一个历史峡谷理论，即“历史的三峡论”。已故著名华人历史学者、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要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好比长江通过险恶的三峡，必然是艰险万分的，能否渡过这一惊涛骇浪，决定中国能否走上复兴坦途。渡过历史的三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及技巧，稍有不慎，将使得这个进程无限期的延长，这恐怕也是国人所不愿见的”。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入惊险的“历史三峡”入口，到21世纪上半叶，终于走到“三峡的最惊险处”。一方面，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极为复杂艰巨的挑战，未知的风险前所未有。众多国际政治大家都承认，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的崛起。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在其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中预言，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之路风险巨大、挑战如山。《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中国是一个迟到者，经济最穷且竞争条件最差”。美国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细陈述了中国崛起的困难之大：“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碍：一是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二是政治能否稳定；三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从人均来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四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岛链同盟”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必将给予强力遏制。对于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毫不讳言地作出了这样的表述：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比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把握的考验还包括巨大的安全风险。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曾经集中列举了11个安全方面的风险课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其中既有国土安全问题又有国民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改革前行的压力巨大，而且与日俱增。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解决了许多旧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在1993年就曾预言：“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执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执政成功与否，主要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当以为首的中共新一届执政团队接过方向舵之后，中国这艘巨轮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总的来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有六个。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联合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让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报告中提醒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在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几十年－９－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的如期达成，同时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尽快使新的增长动能担当重任，就成为执政团队的头号经济难题。二是贫富差距拉大，脱贫任务艰巨。防止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他还说过，“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贫富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陷入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无一例外都与“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让6亿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但是，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用300年才造就出来的巨富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这一数字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１０－地方，但截至2014年，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居民中约7.2%尚未脱贫，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帮助这7000万人脱离贫困，让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一道世纪考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在美国媒体发表的题为《贫穷依旧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让中国现有7017万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与“小康社会”之间的最大障碍。贫困才是中国的头号大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客观认识，足以让人悚然而惊，也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不得不为好高骛远的目标降温。缩小基尼系数，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并且帮助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这是执政团队治国理政的又一道严峻考题。三是反腐败形势严峻，维稳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zd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谈话时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来，面临着掌权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考验，对于如何清廉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安排。当前，一些腐败分子贪腐的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１１－劣，都让民众瞠目结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官员队伍中出现的消极腐败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2003年是6万起，2008年就升至12万起，2009年更是达到23万起。对于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还有人甚至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腐败是执政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剔除，中共将面临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如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是摆在执政团队面前最为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是一场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遭遇瓶颈式难题。中国执行了30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疾速来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红利面临终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指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15.5%，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但与此同时，劳动人口－１２－绝对数在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养老金待遇刚性增长，收支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倍增，多项重要指标濒临极限。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水量仅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业化又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退，在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亿农村人口面临安全水源匮乏问题。由于地表水被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消耗过量，地表塌陷。中国的环境压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1月的一场雾霾，几乎笼罩三分之一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过半爆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构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五是文化价值观混乱，国家软实力薄弱。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唯一保持文明传统延续不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犹如与先人当面对话，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这种可贵的文化价值帮助中国人度过黑暗的长夜，维系了民族的血脉。但近代－１３－以来，中华文化盛极而衰，外来文明对古旧的中华帝制构成了致命威胁，野蛮的坚船利炮更是将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更是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喧嚣尘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和财富观，必然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紊乱，民族精神受到侵蚀，文化建设和信仰建设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撑不起民族复兴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缺失、道德素质下降、文化创造力不足、国家文化软实力与领导型大国地位不相称，如此等等，都会造成执政党和民众思想信仰“缺钙”，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势力“不战而胜”。六是中美关系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当中国站上世界经济总量亚军的领奖台时，“世界冠军”美国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变化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冠军”的台上已经稳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其心态的复杂自不待言。中美之间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两国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战略都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牺牲和奋斗，绝对不愿意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抛弃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去与他国完全接轨。独立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继承的是以大－１４－英帝国为导师的霸权遗产，其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雁行队列的基础上的，对权力的排他性选择也是美国社会难以舍弃的惯性思维。中美的正面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竞争，其敏感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并且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从高温度竞争向高烈度冲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应对美国的猜疑、遏制、打压或者拉拢之外，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曾经的东亚霸主日本不会甘心就此沉沦，必然会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印度，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加上西方列强唆使，也有意与中国一争短长。越南、菲律宾等在南海不断挑衅，朝鲜半岛更是是非不断，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险。已经受到削弱的俄罗斯尚未脱困，前路不明，一个过于瘦弱、局势不稳定的俄罗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亚、中东、西亚、非洲动荡不定，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欧洲经济不景气，民心浮躁。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这些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领导人必须精心谋划。“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对中国改革的命运具有清醒认识，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历史关口上的改革难度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１５－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新一轮“赶考”，誓言铮铮掷地有声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叫“赶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奋斗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赶考”史。“赶考”的典故，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zd。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zd形象而深刻地将此比喻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跳出“胜利—骄傲—腐败—灭亡”这个支配了中国几千年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毛zd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艰辛探索的历程。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陶醉于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是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为人民长久执政、执好政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尖锐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１６－面前要打败仗。针对“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毛zd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冷静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zd的提议，党内还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在毛zd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64年后，2013年７月11日至12日，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再次来到西柏坡，重温中国共产党执政“赶考”的历史情怀。在西柏坡纪念馆内，在毛zd当年提议的“六条规定”前久久驻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与当地干部群众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就“赶考意识”作了解读：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zd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１７－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这是的客观分析——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最后表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这一棒。”－１８－三大治理，中国领导人的历史任务（2016年09月08日）在当代中国，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定国安邦？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大国治理史。在治理大国的政治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抓大事，抓主线，抓主要矛盾，中国古典哲学称之为“纲举目张”。－１９－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指出：“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诗谱〉序》中也指出：“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所以，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就是理清脉络，分出重点，抓住主线，重点解决最主要的矛盾。当中国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在这三大治理中，执政党治理是核心。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中国发展之路上至关重要的领导核心，执政党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精英与中坚力量。执政党如果涣散不振，甚至腐败不堪，中国就会失去凝聚力，就会重回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崛起与尊严就无从谈起。国家治理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只有实现对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的良好治理，才能保证长治久安，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治理还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只有实现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国家治理才能走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迈上持续稳定繁荣之途。全球治理是基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２０－的发展与世界局势息息相关，世界不安宁太平，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断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参与全球秩序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是大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以来，围绕“治理”主题，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创新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的理念和思路，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体系。这个框架用数字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梦想——中国梦召唤，两个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三大主线——治党、治国、治军统筹进行，“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协调推进。这一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体系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总的目的就是实现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巅峰梦想。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曾经说过：在过去15年中，国际社会科学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从统治到治理，虽然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背后的理念支撑却大相径庭。中国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等均认为，统治重在－２１－管得住，治理意在管得好，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所以，完成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任务，不仅是要管得住，而且还要管得好，成为良政善治的典范，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瞩目的大国。治国先治党，治党先过权力关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是公认的演说高手，他的讲话通常从讲故事开始，不时还穿插一些事例，在幽默风趣中启迪听众的哲学思考。为了让美国最著名的知华派基辛格先生深入了解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治理逻辑，王岐山向他的这位老朋友又一次讲起了中国故事。2015年11月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紫光阁再次会见基辛格。王岐山说：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关键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13亿人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2013年3月，刚刚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基辛格曾经暗示王岐山担负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仅仅两年半后，这位博闻强记的老牌政治家对中国共产党治党能力的评价发生了根本转变——基辛格对王岐山表示，已经观察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非常钦佩中国共产党－２２－的勇气。中国的成功符合世界利益，愿为美中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这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前名言。这一名言道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既掌好权又不变质，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总结治国执政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的治党目标很清楚，那就是要打造像钢铁一样坚强有力的执政团队。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表示，执政党要想履行好历史使命，首先就得解决党内各种消极腐败问题。他要求全党都警醒起来，下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使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毛zd曾经说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月7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重要原则。－２３－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因为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执政党治理也就成为了三大治理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拥有8700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人民在经历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作出的历史选择，并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中国的《宪法》也在法理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中国共产党也深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最终取决于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曾对此尖锐地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２４－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在这里指出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此尖锐的自我批评和自我风险评估，这在全世界执政党里边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共十八大以来，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果敢勇气，在党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并且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使用了“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的肯定性评语：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在执政党治理问题上，已经作出部署，执政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时事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不会松劲，但今－２５－后的治理重点将逐步落实到制度治党、依法治党上来。对于执政党的治理方式，用了四个“铁”字来概括——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制度治党、依法治党，这是中共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早在1978年，**就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所以，抓制度治党，第一条就是要求全党尊崇党章。说：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各级党委和纪委要首先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共近年来在制度治党方面提出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必须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管党治党要靠党规党纪，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这样阐述了中共下一步治党的基本思路。“权力既是腐蚀剂更是毒品。”在全世界广为流行的美剧《纸牌屋》里的这句台词道出了执政党治理的最大难题。权力不仅能腐蚀人性，更像是戒不掉的毒品，一旦染上终身难以摆脱。执政党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也承担着无比巨大的责任。－２６－曾经拥有无限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因为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监督缺失，造成人亡政息的悲剧，这一历史教训再一次说明驯服权力、承担责任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执政伊始就向全党发出了如此严厉的警告，说明执政党治理永远在路上，只要权力的腐蚀性存在一天，严格治党的任务就不能停歇。国家治理现代化，古老大国的全新课题治理中国有多难？这是中国之外的执政者难以体会的。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前起草的《遗诏》里这样描述自己的治国体会：“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朝夕忧惧，虑恐不终”。这些词语的意思就是说，朱元璋自从担当皇帝的治国重任以来，经常忧惧，天天劳心，尽管从早到晚未曾懈怠，但还是担心做得不周－２７－到，唯恐出现纰漏。朱元璋面对的还只是一个治理面积不算大，人口不算多，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的传统国家，其治国难度和复杂性与当今的中国如何能同日而语？一位美国总统曾感叹，原本以为美国总统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面对世界，已经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人了，没想到中国领导人每天仅仅面对国内事务，就相当于在面对整个世界。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与欧美政治学者交流时，总是提醒同行，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面对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并实现有效治理。“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积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极高的复杂程度是中国一个首要特征。尤其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的大变动、大调整阶段，中国自身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转型，增长速度、增长方式不同于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转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深刻调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转型挑战更加严峻。2014年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也坦承治理中国“很不容易”，他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２８－个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长期工作，深知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因此，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国家体系，这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统一国家体系，比西方统一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还高出一倍多。但传统中国总是走不出治乱循环，繁荣和衰败交替的循环圈。如何打破历史循环怪圈，将中国带上一条长治久安之路？并且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21世纪上半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主要的课题。了解现代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还不是全面意义上的整体现代化。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那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难以全面，也难以最终达成解放生产力的目标。国家治理能力落后和国家治理体系原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未能迈进现代化门槛的根本原因。毕生探究中国大历史规律－２９－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中国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国家一直未能实现数目化管理，整个社会依赖的还是部落社会遗留的“伦理式管理”——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形状的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这种组织体系根本不具备机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黄仁宇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批评，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曲折。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长官意志，运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激活经济，推进治理制度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毕生都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３０－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时再一次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1992年年初，**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同样是在1992年，**还进一步提出设想，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这一设想，终于在2013年细化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战略的行动方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这一总目标是在**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面对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远意义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的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３１－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一起提。随着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将迈入崭新轨道。许多外国媒体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比如多维网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道。该文认为，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将使中国彻底走出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将实现自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大的治道变革，这是中国全面迈入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变迁，必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与示范作用。－３２－全球治理，中国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快速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大国之一。自2012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可谓气场十足。连也形象地把中国的发展体量比喻成“大块头”。快速膨胀的“大块头”将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大块头”会不会像过去的列强那样，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唯我独尊，欺凌弱小，对别国要求“严守本分”，对自己则“网开一面”，完全不顾他国感受？妖魔化中国一时间成为一种国际时尚，“中国威胁论”也成为西方的流行语。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参与进了揶揄中国的大合唱，语带讥讽地称中国为“800磅大猩猩”，暗批中国不安分，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横冲直撞，不可理喻。对于射向中国的种种“明枪暗箭”，中国人普遍感到愤怒与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勤劳致富，没有侵占一寸殖民地，也没有掳掠黑奴，更没有发动掠夺战争，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史最清白、最正当，也最有说服力。但只有胜利者才能不受谴责。中国要过当下的“挨骂关”，首先要依靠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有骄人的发展业绩才能让嫉妒者闭口无言。其次，中国还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提出让国际社会心悦诚服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新的全球治理观，承担起改善国际－３３－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是大国崛起不容回避的课题，也是大国对于世界不容推托的责任。法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当前的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大国责任时代”，如果中国重蹈大国霸权的覆辙，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中国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那将是走上一条死路。无论如何，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除了勇敢前行，别无他途。近两百年来，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拒绝、期盼、受挫、抵触到深度参与的曲折过程，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主动参与是上策，建设性参与最稳妥，回避或鲁莽破坏是自毁长城。对此，深刻地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这样评价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意义：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３４－汤因比为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主要的发动机之一（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还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资本输出国，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地位的主要政治经济依靠。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情怀，“达则兼济天下”“四海一家”“民胞物与”“厚往薄来”“怀柔为上”“为万世开太平”等富有启示意义的天下治理思想均源自中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治理经验的国家，其主导的东亚秩序维护了长达两千年的地区稳定和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发现新大陆”之后，全球最大的发展构想。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的内需，也是世界的刚需，必须激流勇进。戴高乐曾经说过，“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同理，如果中国失去伟大理想和济世情怀，抛弃“环球同此凉热”的价值追求，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二流三流国家。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会被国际社会尊重，只会被历史的滚滚－３５－洪流湮没。－３６－两大陷阱，如何化危为机2016年09月12日危机，可能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最有辩证思维的词汇。危机，是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测试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题，也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危机，就是问题。问题解决得好，危险变成机会；问题解决得不好，机会变成危险。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更要具有深厚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提出问题，以历史勇气直面问题，以责任担当研究问题，以政治智慧回答问题，以实干精神解决问题。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强调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以问题倒逼改革，成为他执政的鲜明风格。2013年11月，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中央委员会作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３７－问题中得以深化。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是什么？研读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如何避免落入“两大陷阱”，是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当前最为重大的问题关切。“两大陷阱”，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谓“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这两大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中国实现大国雄心的最大考题。但换个角度看，成功规避这两大陷阱，也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机遇。一旦成功，中国将顺利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将拥有比较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梦也将因此步入收获期。“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的魔咒吗？何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谈到为何使用这一概念，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３８－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霍米·哈拉斯撰文表示，当时世界银行发现，对于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还没有便于传播的发展战略。“经济决策者开始思考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经济增长来自何处。”世界范围的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曾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说，陷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金立群介绍说，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些国家甚至深陷其中长达60余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就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被称作“东亚奇迹”。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等人的测算，近半－３９－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打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除去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经济腾飞的老牌工业强国日本和海湾、中亚石油国家，实际上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上亿人口的经济体成功跳脱这一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陷阱，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陷阱”，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型阵痛期。中国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后，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性问题，也不是－４０－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3亿人的大国如此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型。尽管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乱象丛生、就业压力持续、反腐败形势严峻、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现实存在。世界上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连自然禀赋极佳的巴西、阿根廷都仍然深陷泥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突出重围绝非易事。领导的执政团队“压力山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中国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际上就是用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如期成功，则中国进入高收入较发达国家行列；－４１－改革停滞不前，则中国将深陷萧条与动荡的泥坑，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仅靠单方面善意是不够的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以为首的中国新一届执政团队任务更重，现实挑战性更强。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早在担任总书记之初就指出，与以前相比，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确实如其所言，对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登上世界亚军的位置，也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快速上升。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专访。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４２－针对这种担忧，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修昔底德撰写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者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的战争，最终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修昔底德总结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４３－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等人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轨迹上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剧烈冲突似乎“难以避免”。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与阿里森等人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而美中对抗的现实也佐证了两个大国的确存在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角逐，这从美中对抗的新战场——中国南海，就可见一斑。2015年3月，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闯入中国南海水域，这是美国在南海威逼中国的再一次强力秀肌肉，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中国“两会”期间出现在本已风高浪急的南海，很显然是美国对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国家发出的明确威慑信号。前美国海军舰长、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杰瑞·亨德里克斯(JerryHendrix)表示，凭借全套航母战斗群以及指挥舰，美国海军表现出其利益范围和在全世界投放力量的能力。－４４－美国向中国南海投入越来越多的海空实力，美国智库还发表报告，推演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威慑性举措都在暗示，美中合作关系确实存在坠落的风险。对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早有预判的，他在上任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并且率先为中美关系定调——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真诚和远见也得到了美国战略层的积极回应，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已成必然。但谁都清楚一个事实，博弈是双方的事，合作也是双方的事。仅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并不能为中美矛盾解套。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战略互疑，需要中国降温，也需要美国撤火。中美之间能否避免迎头相撞？这种博弈的主动权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能否纵横捭阖，用强有力的震慑手段遏制极端人物的野心冲动，用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化解顽固的战略误解坚冰，既考验着他的胆气，也考验着他的智慧。大跨越，中国人正在创造历史**有句名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1978年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改革，其最主－４５－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谓“赶上时代”的要义，也正在这里。为了“赶上时代”，**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奋斗的总目标。中共十五大将**的“三步走”战略扩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十八大重申了这一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只是历史赋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使命之一。与此同时，新一届领导集体还将肩负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共二十大，执政党既要率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科学谋划未来30年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这就是中共未来10至15年最为重大的历史任务。根据中国的发展规划，人们可以看出，领导下的中国，既处在已经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正在迈向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大－４６－台阶”上，又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叉点上。换言之，中国既处于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阶段，又处在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跨越的阶段。只有确保转型成功，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有把握；只有确保跨越顺利，中国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强国。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在珠穆朗玛峰南坡有一个“致命海拔区”，从海拔8500米处进入这一区域后，距离登顶还必须逾越最后一道关口——“希拉里台阶”（位于珠穆朗玛峰8839米处的一个登山关口，因著名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第一个通过此关口而得名。）这段裸露的山体岩石断面几乎垂直，十分险峻，每次只能容一人攀越，其他登山者不得不在这片危险区域驻足等待。2015年上映的惊悚电影《绝命海拔》，再现了无数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阶”下饮恨终生的故事。由领导的中国正在重返世界之巅的复兴之路上艰难攀登，如今已走到了“致命海拔区”，正在发起对“希拉里台阶”的冲刺。“民族复兴”“赶上时代”“中国梦”，从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都指向一致——让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所以，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届领导人前赴后继、从未放弃的强国梦想。近14亿人的中国迈入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今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人口总和还不到10－４７－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13.68亿人（2014年数据），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0%。也就是说，中国一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将超过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现代化人口的总和。中国一旦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的财富版图将为之重新描绘。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据的位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21世纪之初就研究了1700年以来中国GDP的变化趋势，并与美国和世界总量进行了比较：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3%，美国占0.13%；1820年中国占32.9%，美国占1.87%；1949年中国占4.5%，美国占27.34%。中国的财富体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触底反弹的。中国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分别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预测了中美两国GDP增长趋势，其中汇率法预测结果是：2019年中国GDP为19.8万亿美元，美国为18.9万亿美元，中国将第一次超过美国。世界大多数统计学家都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口径，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即使按汇率法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至15年内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号经济体的位置。中国重回世界一号经济大国的位置，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在人类历史上，繁荣经济体曾经轮流坐庄，辉煌强大的罗马帝国、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等都曾雄霸一时，但谁也－４８－没能成功演绎“王者归来”的历史大戏。如果中国能够重登一号经济大国的宝座，那将是创造历史的奇迹。当然，中国领导人也非常清醒地看到，即便到21世纪中叶，尽管那时中国GDP总量也许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GDP还只能达到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中国总体还只能算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也足以称为旷古伟业了。然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大跨越的最大历史意义还不仅止于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如何在5000年文明的土壤上嫁接现代文明？换句话说，“内不失古老文明固有之血脉，外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这一前无古人的难题，中国将如何做得到？这才是史诗一般的大跨越，也是当今世界文明演进最大的悬念之所在。现实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与之争辩。中国道路、中国优势乃至中国经验能否成立，都依仗于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能否成功。中国的成功将会彻底摘掉困扰其数个世纪的“文明自卑”帽子，从此重树起泱泱文明大国应有的自信心，重树起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正如50多年前的1962年，毛zd曾预计的那样：“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４９－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斗争，也正在创造惠及全人类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成果，这样伟大的文明成果理应受到历史的珍视，也理所当然会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与支持。－５０－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实现自我革新与提高2016年09月15日中共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4月17日，里约热内卢，巴西众议院正就是否弹劾总统罗塞夫举行投票。在国会大厦外面，支持罗塞夫和反对罗塞夫的民众都在游行。尽管正如巴西政府发言人所言，游行示威是“民主的正常组成部分”，但是从这两支相互对抗的游行队伍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恶斗的影子，以及这种恶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5月5日，应巴西总检察长的要求，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下令暂时中止众议院议长库尼亚的职务，属于反对党的库尼亚被认为是对总统罗塞夫弹劾行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人之一。5月9日，巴西众议院代议长瓦尔迪尔·马拉尼昂甫一上任，就签署命令，宣布废止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总统弹劾案，并从参议院收回。理由是弹劾案存在恶意动机，并受到某些党团诱导，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随后，参议院议长雷南·卡列罗斯宣布，参议院将无视众议院代议长废止弹劾案的决定，按原有程序继续－５１－审理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巴西前中央银行行长、经济学家古斯塔沃·洛约拉认为，巴西经济目前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要想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创建一种有利的环境，但政治危机使之难以做到。如果政客们都忙着恶斗，将经济置于脑后，衰退还将持续。在两支游行队伍中间，有一道矮墙将其分隔开来。在这道旨在防止冲突的矮墙上，写满了“沟通”“合作”等字样，这代表了游行队伍中理性的呼声，也代表了巴西民众的诉求。民众希望各党派通过沟通和合作，团结一致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让政党斗争阻扰社会改革。像罗塞夫一样懊恼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罗塞夫因弹劾案焦头烂额之时，2016年4月11日，美国爆发了“民主之春”大规模游行，抗议金钱政治和不公平选举。运动在坚持了一周之后，于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根据华盛顿警方声明，共逮捕1420名示威者，创下了华盛顿当地抓捕人数的历史纪录。“华盛顿没有春天”，19日德国《青年世界报》对自诩为当代民主“典范”的美国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的“民主之春”，美国人民痛恨金钱对政治的控制，而利益集团的阻扰、政党的斗争让医改政策步履蹒跚，甚至让政府关门大吉。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两年多－５２－时间里召开了23次会议，从司法改革到医疗改革再到足球改革，审议通过上百份文件，并紧紧扭住、狠抓落实。仅仅在两年时间内，中国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两相对比，世界感叹“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章的题目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政党之间的恶斗、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左右，使得国家处在不断内耗之中，根本无法有效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谈到，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曾与他探讨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低碳生活，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弗里德曼听完后很坦白地告诉伊梅尔特：你的这些设想我都很赞同，但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这些政策。他感慨道，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和政策都搞定。一些在西方国家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推动的改革，在中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推行开来。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花了22年时间（从1973年到1995年）推广无铅汽油，中国只花了2年。弗里德曼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的核心是两国政党制度的不同。在－５３－中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两党制在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中行动迟缓，有时甚至动弹不得。干了7年总统的奥巴马如此总结：优化美国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体制。西方学者们也从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中，看到了中共超强的统筹兼顾能力，他们坦承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句极其朴素的话准确道出了中国的秘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不仅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治理好中国也首先需要治理好中国共产党。正如所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个执政支柱的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迈过了发展的坎，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守成，而不是开拓。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开拓，这其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就像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说：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５４－效了。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很难有效应对，甚至会失控。也许有人会说，离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可以选择其他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话说起来轻巧，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执政近70年的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台了，国家行动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时西方一片欢呼，认为墨西哥的民主政治终于走上了正轨。不曾想，两个任期后，在2012年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黯然下台，革命制度党重新掌握政权。国家行动党12年的执政经历表明，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在这12年里，经济发展乏力、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3%，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0%。很多贫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贩毒。毒品集团羽翼丰满，在北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只有与它们合作才能生存，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据“墨西哥透明社会”统计，仅2007年墨西哥就发生了1.97亿次腐败行为。经过12年的政党轮替实践，墨西哥人冷静了许多，简单的政党轮替并不能解决墨西哥现存的问题，选举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上台，其学费还是要老百姓来交。重要的不是政党轮替，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为民众服务，又有能力的政党去实现人民意愿。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由它来领导改革，推动社会的发展。－５５－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坦承：“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回首这几年，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亮丽的一道风景。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与西方选举式政党不同，中共是一种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其理论基础是：与现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集中体现了政治上的先进性。正是这种先进性构成了政治代表的基础，而不是选举，因为选举所体现的是随时变化的民意。基于先进性的政治代表理论的论证逻辑是：第一，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二，伴随大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第三，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局限在经济方面。由－５６－统治阶级操纵的文化教育媒介大量制造和宣传虚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扭曲机制遮蔽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要突破这一格局，将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就必须将社会主义从外部灌输进去。第四，外部灌输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先进分子肩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帮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的人，在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势，先进性便是这一优势的理论表述。第五，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政治动员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之中。第六，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组织起来的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最高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今天的中共已不会再浪漫地想象“六亿神州尽尧舜”，但确实希望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由真正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共经常说，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是用来要求党员的，国法是用来要求公民的，党纪严于国法，也就意味着党员的标准高于公民的标准。这种区别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善人与好公民的区分。在《政治学》第三卷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一个好－５７－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善人万德具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如果硬要强迫人人都成为圣贤，其结果只会导致伪善流行。但是，优秀的政治家和领导者应该具备善人的品德，尤其是实践智慧，他是有别于一般公民的。如果亚里士多德能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会赞同的做法，将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由他们来领导中国走向复兴。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党员呢？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曾树立了很多先进典型，在延安时期有白求恩、张思德，新中国成立后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曾任国家主席的**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员的标准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上任后，重提这一要求。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好干部的五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5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提到一位模范党员：“我经常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谷文昌（1915—1981）1950年随解放军南下至福建省东山岛，任东山县县长、县委书记。东山岛东南部原有3.5万多亩荒沙滩，狂风起时飞沙侵袭村庄，吞噬田园。谷文昌发出誓言：如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５８－他带领干部群众筑堤拦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种树防沙，在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绿色长城”，实现粮食亩产过千斤。今天的东山，已经是全国生态县，全国十大美丽海岛。谷文昌去世后，群众将其奉为“谷公”，在祭祖之前先拜他。当然，仅仅是个人修养还不足以概括一名党员所需要的德性，仅仅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不足以保证你真能服务到点子上；作为一名党员，还必须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换言之，党和党员都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保证其先进性，也就是保证其先锋队的性质。如果说在美国，官员的产生是民众投票“投”出来的，那么在中国则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建立在选票基础上的选举制，并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他只要能及时准确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即可；中共的先锋队性质则要求它既要认识普通群众认识不到的发展规律，又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对群众的诉求进行提炼，并引导群众将其诉求与发展规律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群众路线有认识论的意义，走群众路线是认识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在中共看来，选举式政党单纯回应或迎合民众诉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尾巴主义”，意思就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带领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按照先锋队的要求，政党应该是走在群众的前面，领着群众走，而不是跟着群众走。领着群众走的前提是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群众的想法，而不是高－５９－高在上，脱离群众。中共经常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对之进行提炼、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到群众中去”同样要深入群众，但其目标是让群众了解经过提炼之后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引领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上任，首先做的就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举准确抓住了中共自身的性质和逻辑。2013年6月18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新一轮“赶考”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中共目前所处的内外环境提出的客观要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共治国理政取得了骄人成绩，从“文革”结束后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经历两次金融海啸冲击后仍保持“风景这边独好”。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形势仍让中共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可以用内忧外困来形容。一方面，中国的外交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说，中国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同样复杂严峻。具体言之，就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各种矛盾、问题和难题，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腐败现象丛生－６０－等，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对中共的治理形成巨大压力。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性质，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承，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而且，经过30多年改革，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0多年前**开启改革之时，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问题；今天，主要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正如**所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美国等国家开始感到惴惴不安，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让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恶化，不仅有此起彼伏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更有南海、东海的不断挑衅。内有“中等收入陷阱”，外有“修昔底德陷阱”。综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能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大陆的情况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复杂、更敏感。纵观人类历史，能够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的只有二战后的英美和德法，英美之间有历史的渊源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德法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实践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中美这两个异质性大国如何迈过这道－６１－坎，不仅考验着美国的政治家，也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可谓是踏着“尖刀”前进，其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非常严峻。今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更像是生死攸关的“新一轮赶考”，这轮赶考所要解答的题目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它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3年7月1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调研时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比拟时代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共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一些党员缺少了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动力提升自身的能力，也没有动力深入群众。面对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面对民众与日俱增的期待和不满，他们或者不愿改革、不敢改革，或者不知道如何改。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腐败。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也接过了让中共“硬”起来的责任。一上任，他就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直面中共面临的“四种危险”，将“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针对“精神懈怠”，强调要“补钙”，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针对“能力不足”，－６２－强调“学习”，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针对“脱离群众”，强调“作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针对“消极腐败”，强调“纪律”，一方面要立规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官员不能腐，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上敢下重手，通过强力反腐，让官员不敢腐。在西柏坡，强调，“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６３－“打老虎”与立规矩2016年09月19日十八大以来，反腐无疑是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抢眼的成绩单之一。领导的这场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薄熙来落马了，周永康也落马了，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徐才厚落马了、郭伯雄落马了，连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军队也刮起廉政风暴；藏匿在几内亚的裴健强被抓回来了，潜逃加拿大的储士林自首了，海外也不再是贪官的天堂。在这张成绩单的另一面，记录的则是扎得越来越牢的“制度的笼子”。这三年，不仅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系统清理，而且出台了八项规定，出台了六项禁令。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要让每个党员将纪律挺在前面，让政治规矩入脑入心。“打老虎”、立规矩，一个减少腐败存量，一个遏制腐败增量。无论是“打老虎”还是立规矩，都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既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又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患于未然。“打老虎”、立规矩，成为中共新一轮“赶考”的先手棋，两剂猛药－６４－下来，顿时让人感到风清气正、信心倍增。2015年10月至11月，国家统计局在22个省区市开展了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1.5%的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90.7%的人对遏制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90.6%的人认为当前腐败案件高发势头得到遏制，三项指标均首次超过90%，与往年相比有大幅提高。有网民如此评论中共的强力反腐败：这是“用公务员自己的‘清廉指数’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反腐没有禁区，也没有完成时中共历届的高层领导一再强调，放任腐败会亡党亡国。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大力整治腐败，最终必将亡党亡国。更为重要的是，亡党亡国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和一个无奈的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再不反腐可能就没有机会反腐的地步。十八大以后，中共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拉开反腐大幕。2012年12月6日，就任总书记还不足一个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应声落马，鸣响了“打虎”第一枪。2016年1月12日，元旦的节日氛围尚未散去，中央纪委就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工作进行了总结：“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６５－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这个“压倒性态势”来之不易。2012年，当中共打响反腐第一枪时，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观望，绝大多数民众也都持怀疑态度，毕竟谁也说不准这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2013年，“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大案、窝案频发，贪腐利益集团抱团取暖，反腐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4年，反腐“初见成效”，但腐败并没有绝迹。虽然打了一批“老虎”、灭了一群“苍蝇”，“不敢腐”初见成效，但是“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一些人认为反腐应该到此为止了，再反腐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国外更是质疑中共的反腐是权力斗争。2015年，这是中共反腐关键的一年。中共用行动回答了人们的疑虑。“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3年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4万起，处理党员干部15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5万人，扭转了“法不责众”态势，也再次印证了中共“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反腐策略。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十八大后到2015－６６－年底，共查处130多名副省级以上“老虎”，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等一批“大老虎”落马，再次印证了中共反腐“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的决心和力度。海外追逃追赃以及国际反腐合作在2015年也取得巨大进展。2015年3月，在“猎狐行动”基础上，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联合的“天网行动”启动。截至2016年5月，“天网行动”已从71国追回外逃人员1657人，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发出“红色通缉令”，截至2016年4月已有27人被抓捕归案。国际海外追逃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反腐没有化外之地，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捉拿归案。“中国的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自中共十八大后到2015年10月，有着反腐“特别行动大队”之称的中央巡视组已展开8轮、149个地区和单位的巡视，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在2015年，查处的中管干部首次实现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中国所有省份均有省部级高官落马。中共紧锣密鼓的反腐节奏、有腐必反的反腐力度，有力回应了海外甚嚣尘上的“选－６７－择性反腐论”“反腐减弱论”等臆断。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经过三年努力，反腐在中国已形成社会共识，被提升至不可撼动的地位，终于可以对外宣布“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再次向全党、也向全世界传递着坚定而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过去三年中共反腐的重头戏是“打老虎”，那么在未来反腐会进一步引向深入，走向基层，瞄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中共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绝大部分在基层，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把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层反腐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事实上，“拍苍蝇”已经逐渐成为各级纪委的工作重点。在广西，自2015年9月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启动以来，不断取得进展。截至2016年2月底，全区共初核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49件，立案4178件，移送司法机关282人。－６８－在贵州，围绕脱贫攻坚硬仗，对农危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集中查处整治。截至2016年2月，该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90件，党纪政纪处分1095人，移送司法机关60人，涉案金额2560.84万元。“山西省文水县北张乡南武涝村党支部原委员周国斌向低保户索取好处费”，“四川省合江县车辋镇五明社区党支部原书记吴宗国等套取、私分扶贫资金，“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仓盈村党总支原委员邓传贵套取地震灾后重建补助资金、向地震灾后重建户等索要好处费”……2016年4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1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指名道姓，铁面无情。一大批“苍蝇”“蛀虫”受到严肃惩处，赢得了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大剧可谓高潮迭起，让人应接不暇。但人们在兴奋之余也不免担心，反腐是否能够持续？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一阵风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甚至变本加厉。这也是担心的问题：作风建设“不可只是一阵风，否则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作风问题不断反弹、愈演愈烈，最后失信于民”。外界也观察到，此次反腐已经超越了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６９－式。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此次反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主体是中共自身；反腐的对象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第二，此次反腐运动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对薄熙来等高官的公开审判即是最明显的体现。第三，此次反腐的指向也是法治中国建设，运动式反腐不仅为制度反腐奠定了基础，而且与制度反腐携手同行、同步推进。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之所以比以往历次反腐更有效，除了中共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之外，制度改进是重要原因。从制度建设来讲，中国并非没有反腐的制度安排，论反腐制度的规模和数量，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要大、要多。但是，反腐的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状态。在新加坡就一个反贪局，在中国香港就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都很清廉。在中国，反腐败机构在中共党内有几块，政府也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但制度之间缺乏整合和协调，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为腐败分子创造了机会。同时，制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纪委机关在理论上是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在实际运行中纪委主要受同级党委领导。让各级党委自己来主导针对自己的反腐，必然导致制度失效。这种反腐的痛点和难点在于“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此轮反腐由中央纪委主导，不仅加强了反腐机制之间的相互－７０－协调，而且确立了中央纪委的权威，增强了各级纪委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中共对纪委进行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实行“下管一级”制度，就是省一级的反腐直接由中央纪委来进行，改变了以往省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的局面。以往，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一把手同意后才可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很大。没有纪委制度的优化，很难想象“打老虎”能打得了。除此之外，此轮反腐还着重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往，中央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而党务部门如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等，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有派驻。现在，则要全面派驻或全面巡视，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之内，谁也不例外。2015年3月31日，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分别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任职报到。这是中共历史上，中央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是实现派驻全覆盖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完善巡视组工作机制，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提高了巡视的质量和实效。－７１－除了反腐制度建设外，阳光行政、预算透明、公众问责、审计监督等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只有内外兼修，反腐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制度化反腐，不光是制度，还得有充分的技术手段保障。在大数据时代，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可以让腐败分子的腐败行踪无所遁形，未来的反腐需要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下功夫，将其打造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腐败者的头上。第一项技术手段是不动产登记。2014年5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2014年12月22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公布。2015年8月，国土资源部开始着手建设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实现与公安、民政、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审批、交易信息的实时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为房地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反腐添上一柄利刃。第二项技术手段是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2014年，经合组织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准，要求世界各国间进行自动的系统化税收情报交换，使纳税人居住国与纳税人账户所在国自动分享纳税人在境外金融机构账户内的各类财务信息。6月6日，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中国、巴西、新加坡等13个国家更替签署了实施该标准的国际协议。全球打击逃税的这一重大举措为中国的反腐提供了技术支持，让腐败分子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梦－７２－想破灭。如果说运动式反腐是反腐的闪电战的话，那么制度反腐则是反腐的攻坚战，只有制度完善了，反腐才有可能从攻坚战进一步走向歼灭战，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老百姓一片洁净的天空。纪律是党的生命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复兴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中共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共的独特优势。“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规矩”一词，并将党员应守的规矩归纳为四个方面：党章、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直指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７３－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2012年12月4日，当选为总书记仅仅20天，在北京立下了第一个新要求——八项规定，对作风建设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规定。“轻车简从”“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开短会、讲短话”“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八项规定没有大话、套话，实实在在。短短600多字的八项规定，被称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把“手术刀”，“小切口”推动“大变局”。随后，中共又密集出台了多项规定，连下禁令，覆盖教育培训、公务卡、办公用房、文艺演出、干部任用等各个方面。各地也纷纷出台实施办法，监管之细前所未有。例如，2013年9月，湖南省制定了号称“史上最严限宴令”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按照规定，在操办婚礼10个工作日前，应当向本级或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报告，说明操办的事宜、地点、时间、邀请人数及范围，并在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具体操办情况。“限宴令”对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宴请人数和车辆规模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有人提出质疑，做寿、生子是个人私事，《规定》是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湖南省纪委的回答很干脆：“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７４－2015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先后修订出台，两项法规一正一反、相互配套，自律与他律互补、高标准与守底线兼顾，以道德为“高线”，以纪律为“底线”，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立规矩容易，守规矩难。强调：“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不仅不能产生应有作用，反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公信力。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2年12月7日，赴广东考察。这是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到地方考察，也是八项规定出台后第一次到地方考察。在考察期间，全程没有封闭任何道路，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与车队并行。网友在兴奋之余不忘点赞：“致敬！习总有空常来哟！”20天后，去河北阜平县考察，按照规定，中央领导在基层调研时不能吃桌餐，只能吃自助餐。可是，阜平是贫困县，县政府的招待所根本就没有自助餐的餐具。说当地有什么就用什么，最后，用的是老百姓的大瓷盆。据当时同行的一位省委常委回忆：“大盆往上一端，总书记和大家一围，吃得都很好。”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在中共历史上，规矩其实立得不少，但执行效果却不佳。此次再立新规，在抓落实上也颇多创－７５－新，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步跟着一步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2013年中秋节开始，中共在每一个节日的节点上都发一个《通知》，严禁节日期间公款送礼、请吃请喝。中秋节、国庆节、元旦、端午，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逢节必令”，大到购物卡，小到月饼、贺卡，均在禁止之列。有人不信邪，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结果真的有很多人因为一盒月饼、一张贺卡挨了处分、丢了官。现在，在中央纪委的网站上，定期通报各地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前有率先垂范，后有强力监督，短短一年时间，“规矩”真的立起来了。节日清净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现在，很多干部都将“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一位网友写了一首《七绝·有感于中央八项新规》：“人治嚣张法治隳，中枢亮剑响春雷。清风吹得乾坤朗，不信民心唤不回。”拧紧“总开关”规矩不仅仅是立，更重要的是守！拒腐防变最终需要改造人的思想，触及灵魂。强力反腐让人不敢贪，制度反腐让人不能贪，改造思想才能让人不想贪。将“思想”比喻为“总开关”：“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７６－十八大以来，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思想教育活动，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目的就是要将各级党员、干部的“总开关”拧紧。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思想教育活动一直没断，在1980年代有五讲四美三热爱；1990年代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讲”教育；进入21世纪以后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此，各级官员并不陌生。但是，2013年6月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让一些人惊出了一身冷汗。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3年9月23日下午到25日上午，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参加河北省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河北是从政的第一站，他对河北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他将自己联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点选在了河北。一个月前，就告诉河北方面“我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整两天时间，河北省委常委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批评之尖锐、引起的触动之深，是中共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的。有媒体称，这次民主生活会是真亮丑、真批评、真治病、真触动，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耍花枪”，要么当老好人，无关痛痒，要么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演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尽管认为民主生活会“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７７－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但是一位省委常委感慨说，经过正反照镜子、前后正衣冠、里外透视加CT，心里感到既紧张又惭愧，甚至从脊梁骨中冒出阵阵冷汗，真正触及了灵魂。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后来成了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本，“洗洗澡”也因而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定动作”。“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敦促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要学会倾听来自网络的“建设性意见”。如今，中国网民人数有6亿，已是全世界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网络日益成为聚合民意的“舆论场”。网民拍砖、灌水、盖楼犹如一面镜子，让官员从中听到民众的呼声，看到自身的不足。官员上网，通过政务微博、网络论坛、书记市长信箱等方式，可以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正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一篇题为《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的文章所言，中共提出了一种数字版“群众路线”概念，呼吁加强民众对治国的参与，并强调征求民意和引导舆论的工作。中共期待重新发现动员群众的艺术，将网络作为群众动员的新工具。－７８－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式启动。如果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重点解决“关键少数”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话，那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使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层党组织是中共庞大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中共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基层党员的作风和形象，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2015年1月，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要把基层支部建设好，让中央大政方针原原本本地落实好。“两学一做”，“学”是基础，“做”是关键。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将政治规矩落实到行动上，用的话说就是：“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实事，才能称得上是先锋队。2014年3月，到河南省兰考县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引用“塔西佗陷阱”说：“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回顾这三年，外立－７９－规矩、内正思想，“打虎拍蝇”、简政放权，政治更加清明，政府的公信力也进一步提高。“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16年09月22日如果在亚马逊网站上输入“”三个字搜一搜，你会惊奇地发现，不仅有很多关于的书，自己也写过好几本书。从1992年到2007年，在15年时间里，出版了7本著作，除了《摆脱贫困》（1992年）、《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6年）和《之江新语》（2007年）等政论性文集之外，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农业，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1999年）、《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2001年）和《福建农村市场化发展探索》（2002年）。在他任职福建期间，还主编了一本－８０－研究福建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2001年）。在任期间出版多部著作，这一方面反映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个人爱好，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读书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中共自身历史和使命的理解。2013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回顾历史，“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的问题”；今天，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过去，党是依靠学习克服了重重困难，今天，依然要依靠学习才能赢得未来。如果说中共在西方的一片唱衰声中不降反升是依靠其超强的适应能力的话，那么这种适应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学习。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中共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学习系统，使之不仅能定期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从而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勤政为民的作风，而且能迅速吸收新知识，掌握新措施新实践，克服“本领恐慌”，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学习”部分地可以解释中共为何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压力下，仍然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８１－中共这套庞大的学习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间是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最外围的是中共与国内外高校合作的培训项目。学习：从政治局做起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胡锦涛执政时期建立的定期学习制度。从2002年底至今，每一届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平均每年会举办8到9次学习，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学习的主要形式是邀请中央党校、高校、社科院、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其讲课，每一次学习主题都经过精挑细选，回应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民众的诉求。政治局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为中共政策过程一种形式，并对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的学习起到强大的示范作用。截至2016年4月29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开展了31次集体学习，其频率超过了第十七届政治局，与第十六届政治局基本持平。与以前相比，十八届政治局集体学习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十八大以来的集体学习形式更加灵活，不仅邀请专家来授课，也开展自学，这是以往集体学习所没有的。在31次集体学习中，有5次是采取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的形式。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８２－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形式就是自学并谈体会。其后，第7次、第15次、第26次和第30次集体学习也都是采取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的形式。这5次自学的主题多为重大问题，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践行“三严三实”、“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等，这些议题也确非专家学者所长。自学的功能主要是凝聚共识，而非了解新知。不仅如此，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还把集体学习的课堂搬出中南海。以往，学习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2013年9月30日，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这次集体学习的授课教师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企业家：小米手机的雷军、百度的李彦宏和联想的柳传志拿着话筒进行讲解。雷军用PPT向政治局委员们讲解，为什么他的互联网手机模式能够在与苹果手机的竞争中创造100亿美元的估值。李彦宏则讲解“大数据”，表示大数据在促进信息消费和关注社会民生方面有重要价值，还现场演示了大数据怎样提前预测旅游热点。在学习内容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内容上变化比较大的有几个领域：－８３－第一，政治、法治和经济议题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经济议题，从十六届的10次和十七届的8次下降为十八届的2次。但十八大以来，这三个领域的改革措施却非常密集。在政治和行政领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空前；在法治建设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等措施。也许，这种下降可以解释为中共对相关议题有较为成熟的思考。第二，马克思主义和军事国防议题有上升趋势。尽管数量变化并不大，但议题本身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中，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是以往的集体学习所没有过的，这个特点与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吻合的。在军事国防领域，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中国的海洋战略、军事创新和国家安全，与十八大以来大刀阔斧的军事体制改革相互呼应。第三，传统文化和全球治理领域首开先河。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没有讨论过关于传统文化的议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讨论了4次，而且这些议题都不是纯粹从文化继承的意义上来谈，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如中－８４－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借鉴中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第四，有些领域虽然起伏不大，但指向性更明确。如党史党建议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3次学习全部集中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与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工作高度契合。历史议题也是如此，虽然只有一次，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学习主题显然是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模板，各地方和部门党委都建立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这一集体学习制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地方党委版”，是中国共产党各级核心领导层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如果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风向标的话，那么由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组成的官员培训系统则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主要载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完备的培训体系和众多的专业培训机构，使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和提升，从而从整体上增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中共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毛zd曾经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８５－因此，要组织他们，培养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组织和使用的工作主要由组织部门来完成，培养培训工作则主要由党校和行政学院来完成。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不少党校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进入1990年代以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开始对党校系统进行改造。进入21世纪中共进一步加大投入，迅速提升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办学质量。由于中共对干部培训的高度重视，干部培训体系在中国成为仅次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二大教育体系，干部培训的规模相当惊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级党政干部约有1.5亿人次受训，其中，1978年到2002年约培训3000万人次，2002年以来培训1.2亿人次。中共干部教育培训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理论武装、党性教育、能力培训和知识更新。中共干部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知识性的。多次强调，党校姓党，党校教育首先是理论武装和党性修养。中共的干部教育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从毛zd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系列重要讲话，通过党校教育进行理论武装，转变观念、凝聚共识。与此同时，在党校系统内，较长的培训班次都专门设立“党性修－８６－养”板块，而在较短的进修班次中，即使没有设置“党性修养”板块，也设置了专门的“党性分析”环节。党性分析需要学员写出思想报告，在思想报告中要深刻分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找到党性修养上的差距。有的党校在党性分析中嵌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传统组织学习的要素。加强能力培训和知识更新、克服“本领恐慌”，这是党校和行政学院学习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领导干部要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行家。他指出，在市场、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经济专业水平。资本投入、安全生产、股市调控、互联网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风险、高技能的，如果判断失误、选择不慎、管控不力，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大问题，严重的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有效应对不断加大的治理压力，问题导向成为党校和行政学院组织教学的重要取向。在班次设置上，均以治理问题为中心，围绕问题确定教学计划，以短期、小班、专题班教学方式，力争培养能够立即解决问题、能立即上“战场”的官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不断自我革新，以更加现代的方式对教学课程加以改革。例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直接推动了中共的应急管理技术培训，党校与行政学院－８７－的各种班次都设置了相应的应急管理技术培训课程，而且建立了专业应急培训基地。如2009年以来，中央党校着手建立包括应急指挥系统与新闻模拟系统的“情景模拟教学实验项目”，能够承担新闻发布、公共危机处理、电视访谈、网民互动的行为训练。实验室的场景布置模拟危机发生时的情景，非常注意灯光、背景的设置。比如公共危机处理会模拟应急指挥系统，在大屏幕上播放发生地震、水污染等危机时的处置场景。在教学过程中，学校让学员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让学员扮演总指挥进行现场协调指挥，扮演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政府信息，扮演记者进行现场提问；同时，全程进行摄像，能够同步进行回放，由学校请来的专业人士如电视台新闻主持人进行专业点评。为了配合大规模培训干部，中共还在党校、行政学院之外，新建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别干部学院，用以培养训练中高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中组部战略性选调干部。2003年之后，中央连续在上海浦东、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辽宁大连四地创建了四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其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主要是利用上海作为建党之地的革命资源和国际大都市的战略位置，对中高层领导干部进行党史党性、金融管理、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忠诚教育、能力培养、行为训练”；江西井冈山干部学院和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则主要是利用中共革命历史资源和两地的地理资源，侧重于对领导干部进行党史与党性教育；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则是一所提升中－８８－国国有企业领导骨干国际竞争能力的干部学院。这四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前三所直属于中央组织部，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直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与指导，都拥有全国一流的教学设施与师资配备，其中浦东干部学院与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更加突出国际化发展，不少国外知名教授都被邀请作为兼职教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共马上组织关于金融管理的应急性培训。在中央层面，中组部连续组织3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主题的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其中的课程还包括美国高盛公司高管讲授的“美国金融形势与危机防范”。与此同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还加速优化培训资源，使中组部调训的领导干部能够接受最为现代的金融管理训练。2008年底建立“金融交易实验室”，领导干部能在这种模拟课程中得到具有实效性的金融管理技术的训练；2010年与美国三所大学的顶尖金融教育机构（哈佛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教育学院）合作，将国外最先进的金融课程引入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序列中。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既坚持自身优良传统，又借鉴大量现代培训技术，其能力已经大大超越许多发展中国家，帮助中共干部获取了较高水平的行政技能。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官员已经开始在中国接受培训，比如中央党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都开设有此类班次。－８９－兼容并蓄为我所用除了党校和行政学院等中共专门的培训机构，中共还充分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与各大名牌高校合作，通过设计专门的培训项目，迅速提高干部的知识技能。2000年代后期，中共为了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将高校纳入干部培训体系之中。2009年，中组部与教育部联合在北京大学等13所重点大学设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在中央的示范下，地方组织部门也纷纷将地方高校设置为干部培训基地。高校拥有的教学资源，能够及时和系统地补充干部在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现代知识，从而提升干部在治理危机中的综合素质。十八大以来，相关培训项目的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干部学习采取选课方式，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缺什么补什么”，在不同的高校中选择自身需要的课程。国外的大学也成为中共进行干部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与国外一大批著名高校建立了多个合作培训项目。例如，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作举办“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年轻的优秀副厅级以上干部参加培训。据统计，至今已有30多个国家的100多所高校、企业和国际组织承接中国党政干部的培训项目。从国外高校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其中东亚国家偏重在日本、新加坡的知名大学，而欧美国家则集中于美国、－９０－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知名大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压力下，不断强化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改造学习体系，创新学习机制，将中国传统、党的建设与现代治理技术都融入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组织主体上，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和治理能力，也强化了中共自身的适应能力。中共的学习系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９１－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2016年09月26日五大理念：国家治理的灵魂“我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感慨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的确，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在接受巴西《经济价值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有意思的是，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讲授中国研究课程时，第一节课就向学生强调，理解中国要注意三件事：中国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中国那么大，人类社会既有的治理模式，在这里都可能“失灵”。的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治理的难度是空前的，可能超出了人类既有的所有经验。改革开放－９２－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大国治理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俗成绩。尽管今天的中国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总体而言30多年的改革是成功的，其治理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governance）成为中共执政的核心理念。从“管理”到“治理”，虽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中共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第一，权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权力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国家公共权力；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第二，权力的运行方式从单向到双向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是双向的，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政府、市场、社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第三，权力的运行基础从公域私域不分到公域私域两分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很难受到约束，权力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以公共领域为界，不能随意侵入私人领域。作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治理”并非中共的发明。早在1990年前后，国际社会就开始使用“治理”概念来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何摆脱发展困境”问题，“善治”（goodgovernance）被赋予－９３－越来越多的内涵，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稳定的政治体制、完善的法治体系、成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转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如何建设并提高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善治”对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的重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制度理性化程度以及实现国家社会多元协作的双重需要。2013年11月12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全面界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普遍化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普遍化的要求如何具体化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行动指南？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区域间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差距巨大；13亿多人口，比美日德法英人口总和的两倍还多；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到人口－９４－红利的“刘易斯拐点”；从国际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面对各种挑战，需要不断地追问“路在何方”？十八大以来，中共不断探索前进。在总体布局上，从十八大的“五位一体”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从2014年底提出“四个全面”到五中全会的“五大理念”，中共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与此同时，这种探索在理念、战略和实践三个层次上都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说就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所要表达的就是“现代化”之义。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6年新年伊始，在重庆考察时在“五大发展理念”前面加上了5个修饰词，使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更加饱满——“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看似平常的五个词，却凝聚着中共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精髓，体现了中共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上的战略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崇尚创新，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超大型国家治理的难点，关系到发展的总－９５－体布局，必须注重协调，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绿色是健康发展的标志，必须倡导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开放是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厚植开放的根基，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共享发展，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断提出关于创新的新理念。改革开放伊始，**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江zm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提出“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９６－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从**到，他们关于创新的论述很多都是在与科技相关的场合展开的。多次强调，“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历史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对于新技术领域，国家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超前谋划、扎实推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自主创新活力；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打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旨在强化高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的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它们有一个共同愿景，就是通过高端技术革新和创业变革，将生产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商业模式。《中国制造2025》瞄准了机器人、大飞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高性能诊疗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其中，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崛起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典型。在中国有这样一家机器人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将其产品纳入－９７－全球采购平台，沃尔沃公司放弃行业老大的产品，转而选择它的机器人。它就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新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2000年初才成立。但从成立之初，新松就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技术创业、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紧紧抓住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这两头，生产制造则和其他企业合作进行。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新松不断创新，真空机械手填补了国内空白、非接触供电机器人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化智能工厂诞生。“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标志着新松真正将机器人、智能设备和信息技术有机融合。今天，新松公司有着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种类，并在高端制造领域对进口品牌形成了“挤出效应”。创新不仅限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更重要。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在过去500年中，真正对世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大国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国的兴盛都得益于制度上的创新。荷兰，凭借金融制度创新，从偏于一隅的小国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英国，凭借政治制度创新，从一个岛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凭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创新，接替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今天，中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正一步一步和平崛起。－９８－在今天的中国，到处洋溢着制度创新的气息，到处都有制度创新的尝试和实践。在经济领域，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在社会领域，分级诊疗试点、学区制、户籍制度改革，遍地开花；在政治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稳步推进；在国际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气势恢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解决土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陕西杨凌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大棚菜把人爱，早晨揭晚上盖，精品菜高价卖，挣下钱把楼盖”。这是杨凌斜上村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它源于杨凌“土地银行”这一制度创新。2009年，杨凌农业示范园区引导农民组建了“土地银行”，通过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在斜上村，“土地银行”设有完备的董事会结构，土地流入流出和财务管理都公开透明，接受村民监督、政府监管。村民以每亩700元的价格将土地存入“土地银行”，企业、本村村民或外地农民再以每亩700元的价格从“土地银行”租用土地，用于规模化经营。通过“土地银行”流转土地，一方面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斜上村成规模种植的大棚菜和猕猴桃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0%；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职业农民，他们告别了传统农民单家独户－９９－的生产模式，代之以分工明确、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制度创新不仅让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注重协调中国有句老话：“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讲的就是协调发展的道理。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辽阔的地理面积、庞大的经济体量，这些基本国情既是发展的优势，也是严峻的挑战。从2000年到2015年，仅用15年时间，中国的人均GDP从800多美元增加到8000多美元。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中，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短板。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不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统筹协调、均衡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老大哥苏联的教训殷鉴不远。曾几何时，苏联在短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前现代国家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后来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再一次让世人惊叹。苏联的解体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共对此深有体会。早在1956年，毛zd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第一个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让中共避免了苏联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重发展的协调－１００－性。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这些重大关系中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区域协调实质上是对中国经济地理的重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东北、沿海沿江、内陆三大板块的一体化；改革开放后，通过引入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当时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十八大以来，提出四大战略来进一步推进**所说的第二个大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不仅要强化内陆不同区域的平衡，而且要追求内陆与海洋的平衡。“一带一路”要完成的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１０１－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也肩负着打造内陆经济增长点、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任；长江经济带则要充分发挥母亲河作用，通过长江将东、中、西部贯穿起来，先进带后进，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共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抓手。一是打造超大规模的海陆空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各类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功能的迁移重组提供畅通渠道。近年来，中国的高铁建设突飞猛进，整个铁路运输网络效能得到极大提升。与铁路运输网相匹配，形成了“两横三纵”城市群格局：以欧亚大陆桥和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东部沿海（大连—湛江）、中部哈广（哈尔滨—北京—广州）、西部呼昆（呼和浩特—包头—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点（城市）线（铁路网）结合，为区域间资源配置和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二是利用有效的政策工具——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为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其本质是通过转移支付，将政府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缩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今天，当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去过自己小日子－１０２－的时候，中国政府则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城乡协调发展。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强调：“发展不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而是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在中共历史上，2000年可以算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以农补工”，那么2000年之后，“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成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农补工”帮助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后来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则旨在加速农业现代化，通过城乡一体化来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十八大以来，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成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补齐短板，使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安居乐业；推动医疗改革，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１０３－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别；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为转移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打响扶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帮助农村最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服务网络，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早在浙江任职时期，就多次强调，“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必须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尽管中共自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很长一段时间是一手硬而一手软，物质文明确实抓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远远没有跟上。拜金主义流行、信仰严重缺失，“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成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孱弱的一个缩影。按照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１０４－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复兴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大繁荣，更意味着精神的极度饱满。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文明的复兴，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且成为世界文明向更高层次跃进的思想资源。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通过一系列措施，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净化网络空间，为6.88亿网民尤其是青少年打造一片洁净的文化天空，“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在凡人小事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与亲和力，身边的好人让脚步匆匆的中国人感受到更多温暖；在山东，构建15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让曾经文化活动贫乏的农村人白天可以去农家书屋上上网、看看书，晚上可以到文化大院听大戏、跳跳舞；在浙江，传统元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许多地方的祠堂正在转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腴土壤。倡导绿色31年前，在河北正定，强调保护环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26年前，在福建任职，提出“绿色工程”：“什么时－１０５－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11年前，主政浙江，提出“生态省建设”：“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中共十八大后，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对发展模式的革命，是对唯GDP思维的革命，带来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就曾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巨大发展压力下的中国，对快速脱贫和富裕起来的渴望远远压倒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要求，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正如所言：“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年来，严重雾霾、饮用水和土壤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严峻的形势让中共痛下决心，一定要将绿色发展摆到突出位置！十八大以来，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2015年两会期间，习－１０６－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要达到这些要求，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制度创新和全球合作。发展绿色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新能源的利用，如果汽车不是完全依赖化石能源，而是使用氢作为动力来源的新技术，碳排放就会减少；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部分化石能源消耗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还能用来分解废弃物，促进废弃物的转化，从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技术的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关键。绿色发展更需要制度创新。近十年来，曾经主政的浙江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绿色和发展的共赢。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把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生态保护、生态投资的服务供给，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企业从事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１０７－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以水污染治理为例，浙江不仅实现了上下游不同市县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源头水生态补偿、异地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相关制度，而且率先尝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安徽省合作，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进行补偿，每年安排资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3亿元，浙皖两省各出1亿元。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自从跨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现在，浙江省所有市县都已实现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额度从2006年的2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18亿元，至2014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4亿元。浙江省提前消灭6500公里“垃圾河”。2014年，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8个，占67.5%。绿色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气候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政策合作和集体行动。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清洁能源投资方面突飞猛进，风能、太阳能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电动汽车、LED更是频频出台激励政策。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海茨所言，“中国现在在全球气候变化领－１０８－域之内，居于着全球领袖的地位”。2015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共合贸易区责任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厚植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阶段：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和技术进来。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华人资本；**“南方讲话”之后，日本、韩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欧美资本也开始涌入。这些原始资本的进入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来自WTO等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的改革意愿互相结合，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与国际通行的体制“接轨”。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大量国企和一些民企开始走出去，在海外设厂、实施海外并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今天的中国需要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接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走出去”积极参与全－１０９－球治理，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上海洋山港，海天无涯，一桥如线，将中国经济最敏感的触角伸向太平洋，每年1500万标箱集装箱在这里吞吐，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这只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缩影。自2013年9月自贸区挂牌成立以来，这块国家级试验田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引领整个经济棋局之“势”。设置“负面清单”，改外商投资核准制为备案制，“外商进入中国不用再‘打哑谜’了，投资信心一下子爆棚”；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模式，优化工作流程，大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设立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实行跨境人民币融资新政，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一项项新政吸引了大量的民企和跨国巨头落户自贸区。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库恩评价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期，需要各种新颖且更为精细的对外开放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一个先锋之地，细致、新颖、便捷的新政策正在快速提升在此经商的好处。如果说上海自贸区代表着新一轮“引进来”和“接轨”的话，那么中联重科的海外并购则是企业“走出去”的典范。2015年12月22日，在美丽的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博尔扎诺，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LADURNER公司签约仪式隆重举行。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出海”动作频频，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网络、海外并－１１０－购、海外设厂等多种形式，加速全球资源整合，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2000年，中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时，走出去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而且是自发地、零散地走出去；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走出去的“半边天”。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多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亚非拉占绝对比重；现在，对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欧盟的投资快速增长。2001年，当中联重科董事长第一次去意大利CIFA公司时，他是带着仰慕之情前往的：“人家有70多年历史，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我们就像小学生”。2008年9月，中联重科对CIFA进行全资收购，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老大。2012年，CIFA实现扭亏为盈，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次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走出去，不仅是资本“走出去”，更有管理经验“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对此，中联重科体会颇深：“国际巨头在管理理念、技术资源、市场布局上都远远领先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联重科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才能不断拉近与领先者的距离，并实现超越”。走出去的不仅仅有企业。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任务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名片。－１１１－2016年6月1日，联合国驻马里的维和部队遭到恐怖袭击，1名中国维和人员牺牲，5人受伤，这是中国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维和部队牺牲的第11名烈士。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在发生血腥战乱的利比里亚、在地震浩劫的海地、在南北内战持续数十年最终导致分裂的苏丹……都能看见中国维和军人的身影。26年来，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1万余人次。目前，共有2882名中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马里、中东、西撒哈拉、科特迪瓦9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近年来，中国承担了联合国10.2%的维和经费，仅次于美国。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苏和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者。”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计划，不仅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而且为沿线和周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推进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１１２－求”，也是中共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一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博得满堂喝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立志带领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1955年毛zd指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992年**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今天，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决不允许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共将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就业服务等方面努力实现全覆盖，尤其是要保障1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１１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要“使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坚持底线思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托住特殊困难人群的底，对他们进行特殊救助和扶持，‘守住他们生活的底线’；托住急需救助人群的底，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各种难关”。通过精准扶贫，补齐短板，确保在“十三五”时期让701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共享小康；通过对口支援，帮助西藏、青海、新疆、甘肃等落后地区，共建小康社会。对口支援可能是最有中国特色、也最能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一项制度安排。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方针。从那时起，先后有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和几十个中央部委对口援助西藏。20多年来，累计落实援藏资金260多亿元、项目8800多个，援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达6000多人。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放弃城市舒适的环境，扎根雪域高原，用他们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帮助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并不局限于国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将共享发展理念运用于国际事务之中的体现。－１１４－2015年9月26日，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讲话，再一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回应当今世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保护主义和缺乏动力。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体系，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发展中国家能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主持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并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领域、总计600个项目的援助支持，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倡导权利平等，反对霸权主义，与非洲各国的合作不附加任何额外的政治条件，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015年12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召开，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新时代”的主旨演讲。时任非盟轮值主席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激动地脱稿感言：“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一位伟大领导人，他代表着的国家曾经经历贫穷，深受殖民主义侵害，但从来没有殖民过非洲，而是给非洲带来了新生。中国正在做非洲期待殖民者做而殖民者未做的事。”他称是“上帝赐予非洲的福星”。穆加贝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因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无私的，也是历史悠久的。－１１５－在毛zd时代，1967年开始援建的坦赞铁路可以说是共享发展理念在国际领域中的一个象征；在**时代，中非合作从基础建设逐步向减贫、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环保、清洁能源等民生领域倾斜，而且基本覆盖非洲所有国家；在此次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在未来三年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一揽子合作项目框架激起了非洲各国的强烈共鸣。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发展快点的国家应该帮助发展慢点的国家，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共享发展，一起走向共同富裕。－１１６－“四个全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2016年09月29日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一个全面”发展为“四个全面”，中共用了12年。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从“一个全面”升级为“两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手段。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一个月后，在江苏考察时又提出了第四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法治）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改革可能偏离方向，可能经不起惊涛骇浪；没有法治，改革可能变成瞎折腾，即使改对了也可能只是昙花一－１１７－现，改革成果无法制度化。“四个全面”的定位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这“四个全面”是作为全面完成十八大提出的任务、要求以及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提出来的，后来才将其定位为“战略布局”。战略布局问题始终是中共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了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其战略布局有过三次权威表述。第一次是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第二次是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次是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１１８－上首次把“四个全面”定位为中共的战略布局，并强调其内在联系：“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述“四个全面”的话，可以说这个战略布局的基本构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法治框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建设一架性能良好的大飞机，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全面小康社会，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就是全体中国人民，他们要想安全抵达目的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机组成员队伍；二是要有完备的飞行保障系统，如飞机场、地勤、雷达通讯等，全面从严治党要打造的就是机组成员，全面依法治国要建设的就是飞行保障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现阶段的战略目标，它体现了中共以人为本、致力于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共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文明自觉。“小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词，它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小康”社会理想意味着各项制度健全合理、人民丰衣足食、社会稳定安宁。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１１９－会上，明确指出，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小康”来表述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水准，将“小康”概念注入现代化的框架之中：“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当时设想，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1000美元，这个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很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可能是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小康社会”这个概念，但此时**脑海中的小康主要还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还不具备中共今天所讲的“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从**时代的1.0版本升级为2.0版本。5年后，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则在十七大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小康社会”升级为3.0版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全面”，由新世纪之初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扩展为包括和谐社会、生态文明－１２０－在内的“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十八大对五个方面的各项指标和要求都更高，也更全面。例如，在经济指标中，不仅强调国民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增加了一项硬指标，就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项指标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共享发展的理念。十八大报告单列一章来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人民群众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需求不断增长，满足人民群众这些方面的需求应该成为今后施政的一个重点。十八大以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进入倒计时。倒计时也就意味着必须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形势不等人，特别强调要补短板，尤其是农村和贫困人口这两块短板。非常关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在地方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农民同吃同住，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了解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在2000年前后他还先后出版过三本农业方面的著作，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当选为总书记后，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１２１－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最为外界瞩目的一是大力反腐，二是一揽子改革计划。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此轮改革的决心之大、规模之宏伟都是罕见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道：“环顾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改革，尤其是近年来深陷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泥潭的西方各国，从美国到英国，从法国、意大利到日本，其政治领导人也无一不在大力呼吁改革、推动改革。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习式改革’对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揭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原则有前提的，绝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后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说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具体要求和具体落点的。－１２２－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覆盖了“5+1+1”的广泛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改革，加上党自身的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整个改革涉及60个方面任务，336项具体改革措施，覆盖领域如此之广，这在中共历次有关改革的全会《决定》中还是第一次。而且，从随后的实践来看，各个领域的改革，包括军队改革的力度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当然，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时，并不是说没有重点。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逐步展开的。总体来讲，改革分三步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第一阶段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需要15到20年时间，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完成社会体制改革。－１２３－这并不是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一阶段就没有社会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在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二阶段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说在不同阶段的重心有所侧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段，三种改革都不同程度存在。在现阶段，尽管是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心，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仍在进一步深化，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展开。在经济领域，此轮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方面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政府转型，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问题，推动政府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适用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的部分产业也需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创造供给，满足人们不同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但是，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不少公共服务的部分，比如，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的基础养老等等是不能够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治局面。其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１２４－社会共同承担，哪些需要各自分担。具体言之，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深化教育、住房、医疗体制改革，推翻新的“三座大山”；扩大就业，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障空气新鲜、水源清洁、食品安全。第二，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逐步从目前的倒“丁”字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过渡。第三，培育社会，推动社会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培育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鼓励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政治领域，本轮改革有两大亮点：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力度空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一正一反，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二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全面依法治国2014年10月20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全会部署的法治领域改革共提出190项重要举措，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在中共看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双翼，车－１２５－之两轮。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2014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必须“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30多年的改革以飞奔的速度迅速跑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急剧的社会变迁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和价值观的混乱，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仅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修复，还需要通过法治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防止政府权威的流失，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在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曾有一句名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法治的作用就在于及时纠错，以防止出现全局性、长期性的失误。如果说改革有成本，法治则可最大限度降低改革的成本；如果说改革有风险，法治就是管控风险的不二法门。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动态平衡。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１２６－引领改革。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动态平衡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改革要于法有据”。任何个人或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都必须自觉把法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按照法治的要求和程序推进改革，使改革有法可依、循序渐进。有人认为，“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不突破法律，就没有创新”，主张改革不能受制于法律和法治。他们甚至举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说明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违法式的改革，比如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大包干”，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才闯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之路。但是，这些人可能忘记了，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法律可言，有法律的话，大部分也是旧法，起阻碍作用、不能用。所以，**强调要通过改革赶快补上法律缺口的课。截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42件、行政法规737件、地方性法规85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00多件。“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说过去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进法治”，那么，现在应该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进改革”。如何推进？说：“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１２７－为改革的‘绊马索’”。二是要将改革成果以法治的方式确定下来。改革开放之初，**在总结“文革”的沉痛教训时就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讲的制度化、法律化，实际就是法治化的问题。而在看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意味着中国将长期处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破”，更需要“立”。改革的成果需要法治来维护。正如所说的那样，“对实践已经证明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改革成果，使制度创新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人走茶凉”。全面从严治党中共是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大党老党，历来重视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中共在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面临更加尖锐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的高度清醒和自觉。“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１２８－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多次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用一句大白话道出了中国政治的秘密：“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的确，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拥有中共这样一个组织完善、执政经验丰富的政党作为其领导核心。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古往今来，多少改革或胎死腹中，或折戟沉沙，甚至与改革者的初衷背道而驰！远的不说，从1974到2014年，全球92个新兴民主国家中，有32个曾经经历过民主崩溃，有27个在民主化之后爆发了显著的暴力冲突。扣除二者之间的重合，共有46个国家经历过“民主巩固困境”。即使那些实现了民主巩固的国家，也有不少饱受治理绩效不彰的困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政治经验丰富的执政团队。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观察的重点应该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那么，它的绩效如何呢？应该说是不错的。首先，它有效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尽管近年来不断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但这并非政治不稳定的症候。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它是社会压力的释放机制、社会矛盾暴露和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群体性事－１２９－件是依法抗争，而不是反体制；中共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非常谨慎，地方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其次，它的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中共通过内部竞争机制，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吸纳到党内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通过学习机制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适应快速变迁的国内国际环境。即使经历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全世界哀鸿遍野之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仅此，就足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攻坚阶段，“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涉险滩，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做不到的。中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就南辕北辙了。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关键就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法治作为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要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大力反腐也一改过去的运动作风，－１３０－不仅大力加强制度建设，而且努力通过法治建设从源头上根治腐败，通过立法规定公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使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不易腐、不能腐、不敢腐。改革！改革！还是改革！2016年10月03日2012年12月7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不到一个月，在温暖的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后的第一次考察调研，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深圳他又去了珠海、佛山、广州。这是一条**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如果说1992年**“南方视察”是为了肯定这条艰难开创的改革之路，那么此行就是再次发出动员令：“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中共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要靠改革，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同样要靠改革。30多年来，中国从“文－１３１－革”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路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改革。中共谨记《大学》的教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日新其德，才能止于至善。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再次谈到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但是，如何才能赢得这场输不起的战役，除了决心，还要有谋划。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必须要讲方法论。2013年7月下旬，在湖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改革要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提出顶层设计。谈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时，说，“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广，重大举措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为此，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并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把握大局，稳中求进。－１３２－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就说过，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或者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那不行。一定要有思路，要有规划，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只看眼前。在主政浙江期间，多次强调，“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顶层设计思想运用于改革，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像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的，“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这里着火了，这里就救一下；那里着火了，又去那里救火”。如果说在十八大之前，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在十八大之后，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则是“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强调顶层设计，但他从来都不反对摸着石头过河。相反，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曾用三句话来总结“摸着石头过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此。不仅如此，顶层设计必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基础，如果没有基层大量－１３３－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做基础，而是一帮人坐在办公室里按图索骥或照搬照抄别国经验，这样的顶层设计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贻害无穷。俄罗斯当年照搬西方经验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就没有达到设计者的初衷，而是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很多新兴民主国家都吃过这个亏。正如所说的，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因此，强调，一定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的引导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摸石头的经验，顶层设计不接地气，设计出来的方案只是空中楼阁；没有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和经验不仅无法制度化，而且容易在内耗中使改革的绩效相互抵消。在过去30多年中，基层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但这些制度创新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存活下来，即使是那些曾经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也有1/3以上名存实亡了。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过去分领域、分重点各自为政的局部改革，它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需要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研究，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改革发展战略进行通盘考虑和统筹规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个方面任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336项具体改革措施之间就存在很强的相互关联。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宏观的顶层设计，为整个改革勾勒出全景图和路线图。为了将“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落到实处，十八届三－１３４－中全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3年12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亲自担任组长。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这意味着所有与改革有关的部门，都由中央统筹协调，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相当于一个改革的总指挥部，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深改组”的成立意义深远，改革越是进入攻坚期，越是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才能向前推进。如果中央不下决心，没有中央的权威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很多事情根本办不成。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发挥中央集体领导的权威、核心作用，在顶层设计方面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为改革保驾护航。简言之，对于重大改革举措，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顶层推动。“深改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这意味着不仅“五位一体”的改革需要纳入顶层设计，法治、反腐、党建等方面的改革，也将纳入到顶层设计范畴中，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改革重点。这将有利于中共发挥总揽全局、－１３５－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推动改革向全面和纵深发展。截至2016年5月底，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举行24次会议，除特殊情况以外，基本每月一次，有条不紊地推进各方面改革工作全面开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举了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时的见闻作为例子，通俗地解释什么叫“识水性”。当时厦门还算是前线，对面就是金门。有些内地人偷渡，看到金门那么近，搞几个球胆吹起来就下水。天亮后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为到了金门，其实是漂到了鼓浪屿。“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平潮，等到过一会就涨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门啊，这就是不识水性”。因此，一方面胆子要大，不能缩手缩脚，另一方面步子要稳，稳打稳扎，积小胜为大胜。而步子能稳的关键是“识水性”，“识水性”的办法则是基层创新和政策试点。既要鼓励基层创新，又要及时总结基层创新的经验，通过政策试点检验制度创新的适应性，有了实践的成果之后再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完善和推广。鼓励基层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谓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搬，只能靠自己摸索。因此，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什么时候改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１３６－果？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需要经验的积累。经验从哪里来？通过基层的制度创新。中共对此有深刻体会，当年摆脱共产国际关于发动城市暴动的指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基层创新的结果；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闯出来的。要创新就一定要允许失败。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如果不允许犯错误，就等于不容许改革。1985年，到福建省厦门市出任副市长。当时力推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被称为“改革八贤”之一，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在今天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要注意区分腐败和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不能简单地将改革中的失误等同于腐败，否则动辄得咎，就会削弱基层各级官员的改革动力。基层创新还是政策落地的必要步骤。中国太大了，不同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中央的政策要想落实，不结合各地实际是不行的，结合的过程就是所谓的适应性治理。2015年10月13日，在“深改组”第17次会议上，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要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因地制宜，聚焦具体问题，细化措施。与基层创新相匹配的是政策试点。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１３７－验时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德国特利尔大学东亚太平洋研究所的韩博天教授就将中共通过试验制定政策的方式称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按照他的解读，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常运用一种“试点”的方法，即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功的地方经验会被吸收到中央制定的政策中，继而在全国范围推而广之。这种被称为“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独特之处，通过这种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方式，地方的创新精神被有机地融合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提高了中国政府整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模式可称为“分级制政策试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这种政策制定过程是超出西方人预期的，他们“谁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现象会出现在中国，因为在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改变，而这种体制在几乎所有其他采用同样政体的国家都被证明是呆板的，缺乏灵活性的”。中国在制定国家政策之前，分级进行政策试验，它所推动形成的广泛的创新精神、适应和学习，在很多方面发挥了有力的纠错功能，使中共一党执政的体制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分级制政策试验是有实施前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一党执政，决策者不用面对周期性选举或民－１３８－主竞争，他们一致同意实现经济现代化，只是对改革政策优先顺序、框架和方法存在不同意见。这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行政官员、利益集团和公民倾向于认为，把试验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有风险的，这样做会动摇和威胁他们的现有利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策试验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求。在主政浙江期间，就对政策试验进行了清晰的论述：“做好试点工作，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力求水到渠成。要坚持点上试验，面上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在先行的试点中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注意保护好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在全面推进时则要以成熟的经验引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做到积极稳妥，统筹兼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中共对于“试点”也越来越重视。2015年6月5日，主持“深改组”第13次会议时，再一次强调“试点”的重要性：“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不仅被广泛运用，而且使用也越来越频繁，“试点”的功能也从单一政策实验转变为综合政策实验，因此“试点”的规模更大、行政层次更高，并且出现了跨区域化。－１３９－在经济领域，自贸区建设就是一个典型。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自贸区的目标不是通过优惠政策实现招商引资的局部突破，而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探路，可复制、可推广才是中央的真正期许。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已开始建设，从而形成从南到北“连点成线”。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先试点再推广”原则。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2015年12月9日，“深改组”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请示》，指出在全国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同意今年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试点”数量、类型的增加，“试点”资格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竞争的对象，并由此引发了相当数量的“试点”功能的变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试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功能被争夺政策优惠、资源投入功能取代。许多职能部门将“试点”作为工作抓手，辅以资金政策优惠。但“试点”单位更重视享受优惠而非改革创新。二是“试点”工作容易成为政绩工程，不仅使“试点”－１４０－工作失去代表性，也容易滋生只想要优惠待遇不愿意“啃硬骨头”的想法。三是“试点”的选择容易受领导个人意志支配，很多“试点”缺乏成为进行“试点”的条件，只是由于领导的重视才成为“试点”。领导一旦变化了，就会撒手不管，或者听任“试点”工作自生自灭。因此，必须将“试点”的选择纳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体制建设之中，避免“试点”成为花架子，这样才能发挥“试点”在超大型国家中的政策实验功能。要学会“弹钢琴”2016年一开年，就敦促各级党员干部重温毛zd1949年写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毛zd谈了党委会工作的12个方法，其中第五条是学会“弹钢琴”，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要相互配合。提出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其实是对毛zd“弹钢琴”这一比喻的进一步延伸：“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摆脱贫困》一书中，讲了他在福建任职时的一件事情：“我到闽东的一个乡搞调查时，看到这个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这就值得打问号了。能够说有主旋律吗？我看不能！挂了那么多的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说得客气点，有苦劳，没有功劳。干工作，－１４１－主次不分，不抓根本，那就是‘瞎忙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任何时候都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放。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必须协同配合、整体推进，才能防止顾此失彼。例如，推动新型城镇化，让亿万农民融入城市，需要户籍、土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改革的跟进；同时，改革也不能“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找到若干改革突破口，“要盯住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量凝聚到点上，着力解决涉及全局的突出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全局，避免‘撒胡椒面’式地这里抓一下，那里敲一点，浅尝辄止”。找准了突破口，“一子落而满盘活”，整个改革“棋局”就可以步步为“赢”，稳中求胜。这类改革突破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全民关注但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二是推动该项制度的变化可以传导到其他制度，从而形成倒逼机制和自我强化动力，使未来的改革只能“卒子过河向前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曾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这里的“三农问题”和“反腐倡廉”就是“重－１４２－点突破”的“重点”。回顾中国30多年的改革，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是一条基本经验。无论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启动农村改革，还是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开拓性探索；无论是以扩大自主权为起点改造国有企业，还是以简政放权为重点改革行政体制，一个个“棋子”布局推动改革开放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一个新的改革突破口。因为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入，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自身的改革会牵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变革。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政府自身的改革有许多切入点，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可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进而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可以斩断权力和利益的链条，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而从制度上推动从严治党向前发展……这些重要领域的关键问题，考验着中共改革的智慧和能力，更考验着中共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十八大以来，中共将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将国务院各部门－１４３－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并清理取消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200多项。经济改革方略：引领中国进入新黄金时代2016年10月06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如今走到了一个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口、环境和资源瓶颈约束显现，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如何引领中国经济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拿出新版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改革方略气魄宏大、布局完整、主攻点明确，这一改革战略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点，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以创新为最主要的驱动力，共同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经济改革方略强调创新导向，重视发挥智库作用，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破析中国改革之困，将引领中国进入新的黄金时代。经济改革方略为历史贡献“强国策”－１４４－2015年6月，由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简体中文版面世，并引发热议。这本书总结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兴衰史，认真分析了一些困扰人类几十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为什么有些国家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穷后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富后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结论很简洁：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却给予高度评价：两位作者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够脱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主要贡献的核心，这已经得出了一项关于这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问题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将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考虑，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重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zd就曾专门组织干部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zd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１４５－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条式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模式。**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道路。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善于将政治与经济统一起来考虑，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综合统筹，不断变革创新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使之达到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这一独特的治国理论甚至可以称为“改革学”。中国需要新版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将这一改革理论成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初稿”，既赞扬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富有启迪的政策思路。当然，称其为“初稿”就意味着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这其中也饱含着**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家将之臻于完善的殷切期待。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衔枚疾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当－１４６－代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特别是出现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国际经济需求长期疲软等新的尖锐矛盾，过去以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为主动力的经济运行机制日渐失灵。对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形势怎么看？中国经济改革该怎么干？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近年来中国经济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25年最低，这使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漫长的低增长期，即“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更为复杂。“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过去30年里非常成功，但用于今天的发展却不一定有效”。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也发表文章分析称，中国30年来的发展奇迹展示的是这个国家作为终极生产者的超凡能力。然而，这种生产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该模式容易导致储蓄过剩、投资过度、无限制的资源需求和环境恶化，找到一种新模式势在必行。显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命题摆到了面前。“新教案”人民味很足－１４７－要写出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案，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引领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把“新常态”作为经济改革理论基础提出6个月后，在2014年11月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所以，提质增效是新常态的本质。新常态的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完善。－１４８－作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战略判断后，基于新常态的系列改革战略接踵而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思想；“新农合”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这些改革思想和主张，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１４９－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使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学”既坚持问题导向，又突出适合中国难题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导。恩格斯曾说过，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就是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传统，任何改革主张都将是脆弱无力的。2014年7月8日，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还要深化、丰富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尽早形成能够指导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的“新版政治经济学”。尽管尚处在起步完善阶段，主导制定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已经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但国际国内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只有“华盛顿共识”这一唯一的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才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观察的全面改革方略和推动中国制度创新的崭新实践，是学界的一种共同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能解释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正是－１５０－为世界经济开辟新路的现实需要。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与“术”之别，所谓“道”是指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形而上的概念，而“术”则是具体实现的手段、方法和路径等。如果仅从“术”的层面解析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一定意义上确实存在与西方经济学相合的地方，而如果从“道”的层面来判断，其中的旨趣就大相径庭了。强调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服务人民，这可以说是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案的内核。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在这次讲话中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强调，要高度重视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要忘记发展的“共富目标”，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１５１－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他还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特别强调，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这也体现着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比如协调、绿色、共享，就是如此。协调和共享，是为了解决“一切为了人民”中的短板问题；绿色，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从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上强调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鲜明民本特色。2016年3月5日，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恳切地谈及要关照工人阶级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他说，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在这次全国“两会”上，还专门参加了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与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代表谈心，他先为非公经济人士送上定心丸——要使有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此前，也多次表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他又语重－１５２－心长地给权力与资本划出了一个隔离防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十分简洁地用“亲”“清”两字阐明了中国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为长期困扰中国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权力介入资本”“资本腐蚀权力”架设了一道“防火墙”，有着深远意义。引领中国实现历史跨越的“强国策”201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外媒纷纷注意到，“政治经济学”成为舆论界一大热词。新华社在此期间，用了8组关键词来解析“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用好，积极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发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１５３－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是中国国内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者之一，任泽平认为，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概括来说，“政治经济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六论”：“新常态”论、“两手合力”论、“基本经济制度”论、“共同富裕”论、“人民主体”论、“五大发展”论。不管是8组关键词，还是“六论”，都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2016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中国《经济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高度评价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这是为丰富人类经济思想贡献的“中国智慧”。张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人类经济思想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为解决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中国特色，恰恰也是－１５４－中国领导人为世界政治经济困局开出的新药方，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指导意义。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且充满希望。”另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邱海平则更看重“政治经济学”对推进世界范围经济学提升的启迪价值，“这就意味着，产生新的经济学大师的时代到来了。新的经济学大师不可能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人中产生。相反，大师一定是从能够批判地扬弃已有的两大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中产生。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从中共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已经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确定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这将是人－１５５－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政治经济学”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导中国向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进的经济战略构想，这一引领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迈进的“强国策”，正在快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了解“政治经济学”，一大诀窍就是看趋势和走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参加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中国低于10%的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放缓。“不能拿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来和当前的经济增速作对比，而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相信在中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会比肩欧美等发达国家。”曾任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也专门在中国报纸撰文指出，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反而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罗思义希望中国不要被“华盛顿共识”催眠，而应当树立经济学自信——“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克服“中－１５６－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供给侧发力，一场改革硬仗2016年10月10日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15年经济收缩0.9%，在2016年及未来数年仍然看不到增长的信号。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的拉美国家为何扎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长达几十年而难以自拔？专家们的分析结论高度一致，即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教育薄弱，创新匮乏，导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拉美陷阱”道出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通病——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转型困难重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改革建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力主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立意就在于希望通过供给侧方面的集中发力，促动中国经济结构性改善，从而实现－１５７－有效率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一场改革硬仗。国人赴日爆买深深刺痛中国供给能力2015年国庆期间，中国人到日本疯狂采购马桶盖和电饭煲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瞬间传遍中国网络。继疯抢马桶盖之后，中国人把疯抢目标又扩大到了家用电器、感冒药、婴幼儿用品。此外，眼镜、眼罩、文具等物品也开始转热，成为中国家庭主妇青睐的“热货”。更让人惊奇的是，中药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人赴日爆买的热门。日本杂志《周刊新潮》在2016年初发布，鉴于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疯狂购买业已成为日本制造的新动力，“爆买”被日本民众评选为2015年度日本热词。“爆买”，这个斩获2015年度日本“新语—流行语大奖”的词汇，无疑为消沉的日本经济增加了景气，但它也给中国经济界带来了深深的刺痛。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对于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连续下滑的中国来说，国内民众的消费力是不可多得的增长动力，但中国消费者为何更愿意选择到日本、韩国、欧洲等境外地区爆买呢？自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荣获世界头号制造国称号的中国，其供给能力却并不理想。－１５８－以轻工业供给能力来说，能让卫星上天、核潜艇入海的中国工业，居然制造不出圆珠笔头上的“圆珠”。在2016年1月，**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尖锐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说：“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约11.26亿吨，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钢产量的总和，而且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亏损。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据此报道说，中国2014年的粗钢产量仍达到8.227亿吨的记录高位，相当于全球产量的一半，钢铁出口量也大幅增长51%，达到9378万吨。中国钢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加重了西方钢铁生产企业的担忧。此前中国钢铁的出口量一直保持在产量的5%左右，2013年这一比重提高到5.8%，2014年则进一步升至8.3%。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钢铁业面临困境，目前20%的钢铁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痛言：近年来中国钢材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今年平均钢价比去年吨钢价格降低了340元，这一价格甚至低于20年前。相当于每吨钢的盈利只有4.2元！这意味着，现今卖一吨钢铁的利润，可能还买不起一根冰淇－１５９－淋！供给与需求不能对接，这一矛盾不仅反映在中国工业领域，在农业领域供求矛盾也同样尖锐。以中国的奶制品行业为例，中国虽已是全球第三产奶大国，但仍然生产不出受中国消费者普遍认可的婴幼儿奶粉。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对此直言：大批国人到国外抢购奶粉。你买人家东西，给人家送钱，人家还限购，这是中国奶业人的耻辱。一边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边是中国消费者全球扫货，几乎买遍了全世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不能不引发中国领导人的思考。“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不能生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需求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全球市场需求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因此，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１６０－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继续沿袭过去靠“强投资+大出口+促需求”的“三驾马车”式的经济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新常态要求新思路，供给侧改革走上前台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发表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由此迅即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词汇。2016年1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专题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在讲话中首次详细论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随后，中国的“两会”代表、委员在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都不约而同将聚焦点放在“供给侧改革”上。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应重点关注201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两－１６１－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也认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如果中国继续扩大投资等需求端政策，不仅效用递减，对结构性调整也会产生拖累。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后，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出的具体作战路线图。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陈林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的需求侧问题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的是短期问题。立足长远，主要应从“供给侧”着力。在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成为世界性顽症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断历久弥新，发人深省。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历史与现实。经济新常态必然要求经济思想出现新范式，“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与过去30多年的正式告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新常态下经济思想的重大选择。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按照过去的老路只有死路一条，如何破局？我们期待‘习－１６２－近平经济学’的发力。”经济学家、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要实现突破，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方向的“经济学”，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超越和发展，更是对大国经济振兴的理论创新。曾长期担任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贾康认为：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是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同步推进。中国vs美国，谁的供给侧改革更强劲？提及供给侧经济改革，就不能不提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美－１６３－国呼风唤雨的“里根经济学”。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指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是采用“供应学派”的基本主张，强调在供给侧方面发力，其主要政策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虽然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但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美元的收入（ZINN，2003年）。“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尔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这种被称为“滞胀”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信心低落，面对与苏联的全球竞争显得毫无办法。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初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电视演说中承认，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这导致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１６４－尽管工资随着通胀同步上涨，但是美国对名义收入征税而非实际购买力征税的做法，导致工资上涨也将人们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使得通胀和边际税率的提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打击沉重，以致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尤其使那些年轻人与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市场的投资预期，工人开始怠工，企业也无心进行研发，失业率开始上升。“里根经济学”帮助美国走出了困境——在历经1981—1982年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即获得高额税收，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000多亿美元，提升到1万多亿美元。此后，腰包鼓起来的美国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并创造了长达1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里根经济学”对助推美国复兴的重大贡献，如今史家已有定评。在美国盖洛普“谁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民意测验调查中，里根居然获得了81%的最高支持率，超过了林肯。里根在世时就如此受到美国人爱戴，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罕见的。大家今天可能想象不到，里根当初推行以供给侧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时，“里根经济学”曾经是一个贬义词，里根的政治对手称之为“供应面经济学”“芝加哥经济学派”，甚至干脆称里根经济学为“巫毒经济学”。这跟最初评论家嘲讽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塞尚等人的新画风为“印象派”一样，由最初的－１６５－嘲讽，演变为成功的代名词。“里根经济学”，由此成为美国奇迹的一部分，被称为美国21世纪霸权的“奠基之作”。“里根经济学”与的经济主张，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也都主张改善供给结构，让供给主动创造有效需求。从这一点看，两位政治家的目光都很犀利。但里根过分依赖减税和采取无限制的财政赤字的做法，并不认同。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质量，为中国经济的长久繁荣打下基础。对此，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专家贾康评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贾康认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突出“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关于“里根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本质不同，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采访中央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的专题访谈，对此给予了阐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既不同于美国的供给学派，也不同于“新供给经济学”，用“权威人士”的话讲，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１６６－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这篇访谈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概括为“三个五”：一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二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这样，作为“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创新层面都具有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内涵。按照马光远等学者的理解，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需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权威人士”在阐述经济主张的时候，贯穿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沉忧患意识，比如：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警示“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强调－１６７－“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通过这些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主要靠吃兴奋剂来提高运动员成绩的话，现在的政策则更强调强身健体。这应被视为经济学的真正内涵。”马光远点出了力主中国经济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本质。“去产能”已经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为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从2016年开始，中国将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改革，也将紧锣密鼓地进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过剩产能主要以国企为主，无论是债转股，还是关停并转，能否取得效果关键是看政府对待这部分国有企业的态度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能否取得进展。有人将当前中国去产能情况与1997年朱镕基总理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做类比，当时政府通过艰难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业改革，用了3年时间，才使得国有企业实现盈利，此后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所需时间更长。从这个角度而言，面对当前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更需要中长期的计划和耐心。尽管短期内会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相比于强刺激所带来的短暂经济复苏，改革红利将－１６８－更为持久。大手笔布局，多个增长极支撑经济雄起2016年10月13日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连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一份预测报告，列出了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最靠前的75个城市，其中有29个中国城市赫然在列，数量之多全球遥遥领先。第二位是美国，只有13个城市。欧洲有3个城市入选，而2010年位居世界第一大经济城市的日本东京，到2025年可能只能列第10位。报告指出，到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20个城市中，中国有可能占据13席。当然，这一让人鼓舞的排名能否顺利实现，有赖于中国领导人是否能拿出富有远见的战略谋划。善治国者，必擅长谋势；决胜负者，必长于布局。中国经济要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支撑起较长时间稳定增长的布局架构。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着眼未来30年的经济走势，连续推出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为重点的系列发展战略，描绘出中国新阶段的增长布－１６９－局。这一战略布局，将成为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有力支撑。中国要璀璨，必须有多个增长极中国幅员辽阔，比日本、韩国和西欧加起来还大得多，要想实现所有地区同步起飞，几乎是天方夜谭。引领中国经济整体崛起必须有抓手，这个抓手被智库学者称为“增长极”。早在2011年，中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向中央进言，建议培育全国性的增长极，即承载的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上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的布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一考虑，充分考虑资源要素承载力，以及财税、社保、人口就业等方面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要素流动的影响，顺应市场的引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全国性的增长极着力点又在于城市群增长极。“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曾经在中国的河北省正定县担任过县委书记，后来又在福建省的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在福建、浙江主政8年之后，担任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市委书记，而后到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从基层县域干起，一级不落晋升至中国政治舞台的最高层，这在中国的最－１７０－高领导人中堪称绝无仅有。所以，对中国经济版图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重绘中国经济版图，以增长极为抓手，推进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大国实现均衡发展，成为擘画中国经济布局的主旨。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部署，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2015年一开年，三大战略顶层设计规划次第出台，开始全面破题，以交通基建为先行，实际操作层面的推进也开始提速，政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表示，三大战略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涉及范围、出发点也不尽一样。“一带一路”旨在适应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强调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中国对外开放的4.0版本。长江经济带着眼于中国东中西部合作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则为了解决三地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同时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从揪心到开心，京津冀“打破一亩三分地”东临渤海，西抵太行，北起燕山，南至漳河，京津冀21.6万－１７１－平方公里土地上，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正在发生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2014年2月25日是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这天，视察了北京市，他走进胡同里，与老街坊促膝谈天；他来到北京市规划博物馆，面对着“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久久沉思；他又来到自来水厂和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仔细询问这座聚集了2000多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用水和交通状况，随后他听取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在总结讲话将三地协同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位置。由此，以北京启动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开端，三省市各就各位，向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迅速前行，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直言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疗已刻不容缓，“让人揪心”。从人口看，至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2151.6万人，人口无序增长导致城市不堪重负；从交通看，2014年北京机动车已达到559万辆，工作日拥堵持续时间接近2小时，人均通勤时间居全国首位；从资源能源看，北京2014年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很多能源均需外部供应；从环境看，空气质量远未达到国家新标准，垃圾处理、水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大城市病，在天津也同样存在。截止到2014年，天津市总人－１７２－口已达1517万人，同时也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年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仅有160立方米。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管理、环境建设等领域，天津也遇到和北京相同的发展空间难题。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回忆，在北京考察时曾提出，北京、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太“胖”了，周边的其他城市太“瘦”了。确实，体量大、实力强是北京的特点和优势，但快速发展中又产生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强调：破解首都发展难题必须从京津冀的战略空间来考量，走协同发展道路。他还特别强调，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疏解，破局，打通，协同。指出的这些关键词，犹如醍醐灌顶，让三地的规划者一下子看到了另外一片“海阔天空”。首都聚集着大量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北京的，更是属于全国的。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好这些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服务周边的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束缚，携起手来的京津冀，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已经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这片广袤土地勾勒出一幅盛世新图：这个新的增长极将是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中国创新驱动经－１７３－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有专家预测，到2025年，京津冀或将超越粤港澳，成为中国第二大经济核心群，天津也会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长江经济带，大保护大于大开发重庆市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如果没有家门口这条长江，偏居大巴山深处的重庆，将是经济发展的困难地区。但重庆准确把握住了长江这条水道带来的天赐良机，奋力加快水运发展，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雏形已初步显现。重庆果园港是国家级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也是重庆规划布局的现代化港口群中的主枢纽港，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万吨，目前已建成16个5000吨级泊位。2016年1月4日，国内开年的首站考察选择了重庆。当天下午，即来到重庆果园港考察，听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铁路公路水路联运等情况介绍，察看正在作业的集装箱船。听说渝新欧国际铁路沿线国家实现一次报关查验、全线放行，他赞赏“挺好”。看到港口设施齐备，已初具规模，他说：“这里大有希望。”重庆位于长江上游，被称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龙头当然就－１７４－是上海了。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的提出，重庆俨然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2014年重庆市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9％，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则比上年增长11％，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全国堪称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为重庆的崛起而欣慰，当然他更牵挂整个长江经济带大布局的未来。长江流域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为完整的流域。长江经济带涉及人口和产值均超过中国的40%。在重庆考察讲话中明确指出，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强调，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与过去强调长江大开发不同，将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沿江省市和国家相关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一条心，在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各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目前已经将“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作为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１７５－强调对长江的生态保护，正是基于对长江生态形势的深深忧思。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众多工业、生活废水直接排入长江。新华社引用相关权威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早在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显示，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中，有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几乎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很显然，长江流域不是开发不足，而是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的谆谆告诫，充分彰显了他一贯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执政理念。2015年，长江经济带上的重庆、贵州、江西的GDP增速均超过9%，湖北、云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则都在8%以上，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经济带已成为中国经济振兴的头号主力。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前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中国的50%。自贸区升级，最大看点其实是金融业－１７６－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当然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扩大经济开放度。但在的经济战略里，设立自贸区更大的考虑是推进经济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和方式。将改革放在第一位，将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通过开放促进改革，这正是的一贯主张。在2014年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进一步提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只要看准的事马上就干，这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风格。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中国自贸区建设跃上新台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的改革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有分析指出，从2016年3月起，经过一段时间筛选，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也已经初步浮出水面，数量更多的自贸区将落子中国内陆地区。也就是说，自贸区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已经是开放型贸易大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中国与美国相比，还远远谈不上开放型贸易强－１７７－国，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短板就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称，中国虽已成为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中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但也是世界第一服务贸易逆差大国，2013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1184.6亿美元。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也不够优化，金融、保险等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比还比较低。在服务型贸易中，中国短板中的最短板是金融保险业。没有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美国的金融霸权将无从谈起。而中国的短板也恰恰在此。金融业要发展，就必须开放，而开放如何趋利避害，又取决于政府和专业部门的监管能力。2014年在中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已经着重点了这道题。说，加快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要做点压力测试，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通过自贸区试点战略，实现中国金融整体创新，提升中国政府和专业部门的金融监管能力，这是为中国金融业态创新布下的一步先手棋。2015年4月2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表示，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都服务于国家战略，因定位不同，在金融创新方面－１７８－将各有侧重。广东自贸区将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推动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及国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福建自贸区将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研究探索允许台资金融机构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台资持股比例可达50%以上。天津自贸区将开展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鼓励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试。上海自贸区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守住金融创新的边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增进实业实力，改善经济布局和版图，稳步实现中国金融业的崛起，让人民币成为全球欢迎的货币，这是中国迈入世界第一号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受挤压地位的唯一路径，也是“经济学”的重点着墨之所在。对此，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陈雨露教授认为：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特定禀赋的良好结合，是从理论的有效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关键连接点。在确定政府与市场有效边界过程中，既要考虑制度选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基本规律，又要结合特定国家在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文化特质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效率性和稳定性相统一的大金融制度框架。－１７９－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凌晨1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决议已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历史性成为首个被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IMF称，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为10.92%，美元在SDR的权重为41.73%，欧元在SDR的权重为30.93%，日元为8.33%，英镑为8.09%。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这只是在领导下，人民币在国际上走强的一个开端，更精彩的情节还在后头。创新驱动，今后十年进入爆发期－１８０－2016年10月17日2016年3月21日，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正式宣布，其2016财年零售交易额已突破3万亿人民币，超过美国的亚马逊，并有望在全财年超越全球零售霸主沃尔玛。阿里巴巴用13年时间冲到3万亿人民币（约合4758亿美元），无限接近零售巨无霸沃尔玛53年才做出的成绩（沃尔玛2016财年全年销售额4786亿美元），超过世界上80%国家的GDP，在中国各省GDP中也能排进前8……如此神速的增长，足以说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创造能力一旦焕发出来，可以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海外掘金，在创新结构上都习惯单打独斗，而不会“抱团取暖”。在阿里电商零售GMV突破3万亿后，马云说：“我们用了13年时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平台。这是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完全调动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让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富裕。”这说明，在创新能力组织上，中国也登上了新台阶。过去的中国一直被广泛认为是“创新海绵”，即擅长吸收和改造其他国家的技术，这种擅长模仿不擅长原创的特点，一直是中国创新路上的巨大障碍。对中国实施创新驱动面临的形势非常清楚。他指出，－１８１－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代化涉及十几亿人，走全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因此我们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发展任务十分繁重，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怎样抓？怎么干？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中国已经确定，要重点抓原创和重大自主创新项目。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中国政府将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从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中国将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项目。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报告，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远胜于世界对它的估计，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引领全球的水平。中国低成本、高速度的创新途径，甚至可以改变其企业在世－１８２－界各地市场里的竞争方式。那些无法在成本、速度和创新的全球拓展程度上赢过中国的企业，将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互联网+”有超美态势独角兽是西方神话中额前有一个螺旋角的神兽，它稀有而且高贵。美国投资人一般将私募和公开市场中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称为“独角兽公司”。因此，能够跻身“独角兽俱乐部”成了全球创业家的梦想。2016年2月29日，中国北京中关村独角兽企业榜单发布，小米、美团点评、滴滴快的、京东金融、乐视移动、神州专车、凡客、搜狗、爱奇艺等40家企业上榜。作为引领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独角兽企业的多寡往往能成为一地创新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北京是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年轻“独角兽公司”的城市，占中国的半数以上，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硅谷。2015年2月，美国《财富》杂志首家以“独角兽时代”的封面报道梳理了全球80多家独角兽公司。其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已经增至173家，中国占35家，位列全球第二。此外，全球市值最高的15家互联网企业中，美国占7家，中国占4家。4：7，基本能够代表中美当前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的实力对比情况。但联想起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绝大部分是近5年来的事，更何况互联网经济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中国企业－１８３－成功进入美国经济的“顶端”展开角逐，这有力说明了中国创新型经济的成长态势不容小觑。重视创新驱动，重视“互联网+”的牵引作用，引领中国经济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前沿高地，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添置新动力，这可以说是上任以来，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5年3月在中国“两会”期间发表谈话时开宗明义，“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同年5月，在与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号召中国各级领导干部重视创新、善于引导创新：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对创新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定调”。创新，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创新驱动，也由此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１８４－是10亿人左右，而中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新常态下，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如此，方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紧紧扭住不放。201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经费13015亿元，比上年增长9.9％；投入强度持续加大，R&D占GDP比重约2.1％，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仅次于美国。2014年，中国中央财政科技支出2899.2亿元，增长6.3％，企业的投入强度也在快速增长，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比5年前增长一倍以上，专利量质齐升。中国通过创新驱动，拉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济驱动的主动力转换拐点即将出现。2016年初，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发布核心报告称，中国经济正在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方向转型。这份由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研究团队撰写的《2016中国展望》报告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取－１８５－得进展”，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型转变”。中国的创新驱动确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上。对此，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场地和规则发生转换。”“十三五”时期，将是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勃兴的时期，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互联网+”……一个个新的经济业态蓬勃兴起，创新驱动，将使中国抓住机遇，赢得发展主动权。核心技术，十年内可望突破2015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有两条科技新闻震动了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一条是由美国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开发的智能系统AlphaGo（阿尔法围棋）和韩国职业围棋高手李世石九段的围棋博弈，AlphaGo以前三局完胜的成绩宣告谷歌的人工智能开发进入新纪元。正在参加中国“两会”的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3月1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还专门提到他非常关心这场人机大战，他表示，“从下棋的角度上我还是喜欢人人对弈，因为这里面除了背棋谱以外，还有很多的随机性和未知性，情绪的好坏等，这样可能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他还介绍说，中国在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１８６－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中国也在研制与AlphaGo相类似的人工智能系统。几乎与人机大战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向媒体透露中国量子通信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潘建伟3月３日向媒体表示，随着中国科学家团队在量子通信领域的重大进展，未来能够形成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量子通信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主权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构建基于量子通信安全保障的未来互联网，即“量子互联网”。量子通信，指利用光子的量子状态加载并传输信息。“从原理上来说，量子通信是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潘建伟说，“由于作为信息载体的单光子不可分割、量子状态不可克隆，可以实现抵御任何窃听的密钥分发，进而能保证用其加密的内容不可破译”。英国《自然》杂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评价，中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这一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这表明长期处于跟随阶段的中国科技，开始在掌握原创性的核心技术领域取得进展，并开始了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身份转变。2015年10月，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教授以黑马的姿态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国内的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此举被外国舆论普遍认为是中国原创科学即将进入爆发期－１８７－的前兆。英国《自然》周刊网站预测说，“十三五”将成为中国科研黄金期。《自然》尤其看好中国将在深海探测、“脑科学”计划以及干细胞研究方面，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应该有非对称性的“杀手锏”对自主创新，特别是自主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中国科技在新起点上的超越，付出了大量心血。一再强调，高科技买不来，核心技术更是既买不来又换不来。2013年7月17日，在考察中国科学院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科技逐渐迈向高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科技大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越来越强。2016年3月，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介入，中国清华紫光公司只得停止了对美国数据存储集团西部数据的38亿美金投资计划。中国企业近几年大幅增加在美投资，与这个委员会没少打交道。就在此前不久，飞利浦也拒绝了中国一家基金28亿美金的注资，因为注资机构想购买飞利浦位于美国加州的发光二极管业务，这个委员会表示要先调查；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也于此前拒绝了中国华润微电子和华创投资－１８８－的收购提议，同样是因为不愿承担收购无法获得该委员会批准的风险。对于类似情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科技界的自尊自强上。“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起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问题看到了，就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快马加鞭改变这个局面”。亲自为中国核心科技点题，要求在大数据、先进制造、量子调控、人造生命等领域取得突破和进展。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就提出了新能源领域需要集中攻关的十几个项目，包括大型海上风电、高效太阳能发电、生物液体燃料、深海油气勘探、页岩油气以及先进超超临界发电和燃气汽轮、纯电动汽车、高温气冷堆核电、快中子反应堆核电等等。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差距后，提出了“非对称赶超战略”：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搞什么。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到2050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在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治上的强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１８９－中国人感触最深的“卡脖子”领域，非战斗机发动机莫属。中国的战斗机预研设计已经进入第五代，但中国的发动机才刚跨越第三代。第五代战机发动机要求推重比超过10，使飞机具备超音速与超机动能力，而且发动机必须具备超强的可靠性，能够重复使用。美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傲视全球，其预研能力已发展至第七代，而中国的发动机才刚跨越第三代，包括歼10战机在内的新型战机至今仍然装备从俄罗斯进口的发动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发动机技术作为核心技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封锁，中国根本无法进行技术引进，发动机技术已成为阻碍中国发展动力的瓶颈。越是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就越要迎难而上，这是的领导风格之一。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亲自部署了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其中航空发动机被排在第一位。2016年3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由此一个专门攻克中国航空业“心脏病”的“巨无霸公司”横空出世。继高铁、核电之后，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第三张名片将是什么？中航工业南方公司总经理彭建武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航空产业打造成为中国的第三张名片。”思想创新不能落下，亲自抓智库智库，也叫思想库，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政－１９０－策学术研究机构。大国崛起的背后，往往都有智库的活跃身影。当今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相应让世界各国印象深刻的是，支撑美国大国战略的背后，是世界上数量最多、实力最强的智库团队。在美国，大到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和发展战略，小到退休金调整、街区制、社区卫生站开放和儿童午餐发放，哪一样都离不了美国智库的影子。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美国智库，就没有强大的美国影响力。换句话说，当今世界战略创新的竞争，就是大国智库的较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发表的《全球智库报告》数量排名，前五名分别是：美国（1828家）、中国（426家）、英国（287家）、印度（268家）、德国（194家）。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最重要的“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中国仅有7家智库入围，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列第27位。这样的排名，尽管有片面的地方，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智库的创新力和影响力与美国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在全球治理和全球议题设置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大多数时间在话语权上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大国智库》的作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１９１－耀博士点评说，“因为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所以缺乏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这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很普遍”。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该《意见》提出，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这一《意见》集中反映了对于创新中国智库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也表明振兴中国智库，正式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国家战略层面。有媒体梳理出了紧锣密鼓振兴智库的战略步骤：早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是“思想库”这一新概念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2013年４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它表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１９２－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是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不断拿出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审议了《意见》。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在亲自推动下，中国智库建设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旨在建立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的中国现代化智库。这是中国著名高校与民营资本合作建立的第一家高端民间智库，采用自主式模式管理。此后，包括曾在伦敦市担任要职的罗思义（JohnRoss）等多位国外前高官全职加盟该智库。2013年4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宣告成立，该项目由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黑石集团主席合作设立，旨在培养全球最顶尖智库人才。2013年8月21日，中国首次举办20国（G20）智库论坛，此－１９３－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为半月后召开的G20首脑峰会献计献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时，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这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生前曾真诚地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活跃、自由、专业化的思想市场，是产生一流智库的基础。中国智库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决策科学化水平，也仰仗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培育智库思想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其做出有效规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智库思想市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乐观地预言：很多人问我，中国未来是否也会出现类似布鲁金斯学会的本土民间智库，我对此抱有信心，但是这需要一个积累过程。“高质量，－１９４－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这三句话可以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１９５－吹响法治中国的集结号2016年10月20日从地方一步一步走到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的，太清楚“司法地方化”“司法不公”的危害性，深知它丢掉的不仅是司法的公信力，更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2006年，主政浙江时就提出“法治浙江”的理念；2013年初，在关于政法工作的一个批示中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命题。2014年10月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共执政65年来，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吹响了法治中国的集结号。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当代中国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需要通过全面而合理的制度安排，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利益诉求。提出“法治中国”，就是要用法治思维，从源头上有效预防与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这表明要用司法之剑呵护民生福祉。－１９６－“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的这句话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凸显了法治的精髓：“良法+善治”。法治本身不仅是规则之治，而且必须是良法之治。而良法之“良”必须包含两个方面要求：一是在实质意义上是善良的，符合道德价值的要求，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二是在形式意义上是良好的，立法过程必须符合民主的程序，所立之法（包括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之间不能相互“打架”。良法，意味着所立之法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若立法先天不足，质量不过关，执法、司法、守法就难免会出问题，甚至引起不良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短短30几年，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42件、行政法规737件、地方性法规85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00多件。应该说，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还没有的也都在酝酿。但是，在这个庞杂的体系中，有些法律、法规与宪法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相互“打架”；有些法律、法规质量不高，基本是从国外移植，不接地气，难逃“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多年前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反映的就是人们对移植之法的困惑。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显然是剑有所指。2014年12月22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仅两个月，十二届全－１９７－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草案）》。修正案通过的当天下午，新华社配发热情洋溢的通讯，将其盛赞为“迈向良法善治的里程碑”。民之所盼，法之所立“对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啥意见，大家尽管提！”这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潘书鸿第三次到他的社区联系点彭浦新村，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带着一份《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和潘书鸿一样，全市800多名代表下社区，就《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征求居民意见，调查范围覆盖17个区县5478名居民，被调查居民多为60岁以上老人。过去，立法工作一般通过研讨会、论证会、听证会等途径来听取民意，覆盖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到了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通过网络、报纸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反馈效果也有限。作为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工作，能否突破既有渠道的局限？立法者决定尝试开门立法与代表履职相结合的路径，组织市人大代表深入社区听取居民意见。代表们把这部草案带到社区后，得到老人们热烈的反馈。不－１９８－少代表反映，很多老人第一次看到法规草案的样本，觉得神秘、遥远的立法一下子离他们那么近。“老人们说，你们带着这么严肃的法规草案来听基层老百姓的意见，我们觉得很受尊重，对这部法规的修订结果也很期待！”立良法，必须回应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民之所盼，法之所立。同时应当满足人民对参与立法过程的期待。30多年来，立法逐步从“闭门立法”演变成“开门立法”，如今的人大立法工作越来越透明，社会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从立法计划的提出、法案的起草到法律的通过，整个流程都能看到公众的身影。近些年来，一些省市在“开门立法”方面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例如，2002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就开始尝试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方立法项目。此举旨在从立法源头上充分体现“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使立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在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山西、甘肃、云南、海南等很多省市铺开，这样的立法可以保证所立之法乃人民群众心中所盼。早在1998年，重庆市人大就曾委托西南政法大学起草《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这在当时属全国首创。发端于重庆的这一制度创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部门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规避委托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渗透问题。－１９９－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新的《立法法》充分吸收了地方的创新成果。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提出要求，要“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进一步细化了立法听证会和法律起草的相关内容，以确保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公开听取各方面意见、促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立法法》规定：“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通过探索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等手段，努力将“门开得更大”，使每一项立法都成为“阳光立法”。“阳光立法”意味着立法是一个公开的过程。现阶段，中国的立法公开还主要停留在法律案通过之后的文本、审议结果、起草的说明等内容，对于社会人士的意见、民众的建议和评议则不怎么公开。未来，需要进一步增加立法的透明度，进一步扩大立法公开的范围。“阳光立法”还意味着公众的立法参与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听取意见的阶段，公众应该有机会对一些不涉及国家机密但争议较大的立法项目开展立法辩论，通过制度创新，将新《立法法》中“建立开展立法协商”的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尤其是在目前人－２００－大会议的时间、次数等受到严格限制，并缺乏立法辩论的情况下，第三方即公众代表或者社会团体代表通过立法参与，开展立法辩论，是对人大审议法律案程序的一种有力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推动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这将有利于立法项目在立法过程中得到细致的分析商讨，使立法程序获得更多民众参与以取得民意基础，立法结果得到民众信任并予以遵守，保证所立之法管用，能解决问题。立良法，必须坚持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防止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对立法的扭曲。长期以来，中国的立法实践一直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行政部门干预立法过程，把持甚至主导立法的话语权。一方面扭曲立法过程，使立法成为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出现架空上位法，任意通过立法扩大公民义务、克减公民权利，从而造成权力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双重失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所致，作为立法机构的人大不得不将一些立法权授予相关的行政部门，或委托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律草案。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均如此。另一方面就是人大在授权立法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致使有立法权的人大机构常常失去对立法工作的主导权。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授权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二是如何对已授的权力进行监控。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授权决定不仅要明确授权的目的、－２０１－范围，还要明确授权事项、期限和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这样既可以避免“一揽子授权”和“无限期授权”等弊端，又可以约束地方和部门的权力任性。立良法，必须对现有的法律进行清理，废立并举，保证法律体系的科学性。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正是中国立法的高速发展期。在法律数量与日俱增的同时，法律清理则相对沉寂，由此也导致法律滞后、结构失衡、相互打架等弊端丛生。随着“良法、善治”新目标的确立，频繁修法必将成为中国“后立法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既包括以解决立法不衔接、不一致等为主的法律清理，也包括对滞后法律的实质性、创新性修改。继2009年史上最大规模法律清理之后，在中共十八大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人大新制定法律20件，修正或修订56件，废止旧法5件。新一轮的法律清理工作由此拉开序幕，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值得肯定的是，在此轮清理工作中，重庆、广东、广西等地采取了委托第三方进行法律清理的模式，有效避免了部门利益对立法工作的干扰。以重庆为例，2013年6月，市人大委托西南政法大学清理现行195件法规和176件政府规章，变以前的内部清理为委托清理、变专项清理为全面清理，将立法实务与专业研究充分结合。“此举为全国首例，对－２０２－全国各地的地方立法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西南政法大学整合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学校的力量，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查找出数百个问题，提出了“适时废止”“尽快修改”“选择性处理”等7种共787条立法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在验收中，就有分歧的40项法规与西南政法大学沟通交流。对于清理结果，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相应“立改废”程序。一是与立法规划衔接，对“尽快修改”的58件法规进行重点研究，将其中条件相对成熟的34件纳入五年立法规划；对建议立法的《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等15项法规纳入2015年立法计划或尽快启动的立法项目。二是启动修改程序，对单项报告中建议修改的《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规，常委会启动了修改程序。三是启动废止程序，将建议废止的《重庆市商品市场交易管理条例》等3件法规废止。但是，在清理过程中，也有地方存在“运动式清理”的现象。例如，有的省份委托高校对上百件地方性法规提出清理意见，但给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是很困难的。未来需要将“运动式清理”转化为“制度化清理”，定期对既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常规“体检”，排查存在的问题，这是立良法、求善治的内在要求。“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2014年2月28日，在中央深改组第2次会议上，第一－２０３－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此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表述见诸的数次讲话中。一年以后，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深改组第10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新要求带来的新变化，在这两年颇受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变迁中得到充分体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公认起点是1980年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直到2001年12月29日才正式通过，此时已是该政策实行20年之后了。但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这项新指令并没有马上生效，而是等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在更早些时候，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也是等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后才正式生效。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法律尚不完备，主导法治建设与改革关系的基本思路是改革先行，先破后立，边改边立，先在一个地方试点，再将试点经验加以扩展上升为政策，最后上升为法律，以法律形式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在这种思维之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试验区等区域实际上多是“制度特区”，允许这些地区超前于全国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种方式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期，对推动法治发展起到了一定－２０４－作用，不仅有利于突破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也引领了思想观念风气之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种“先破后立”的做法片面强调用立法巩固改革发展成果，用政策取代法律等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改革方案的民主性、科学性，也影响法治的权威。中共十八大以后，这种情况得到有效遏制。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调法治，强调“先立后破”，是这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不得试点。”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后，国务院并没有立即按下启动键——直到2013年8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随后确立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也都先经过全国人大授权。放开“二孩”、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共十八大以来，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表决，都提前对所涉及的现行法律作出修改完善，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从“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体现的就是法治精神。立－２０５－法应当成为引领改革的推动力，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只是事后确认改革成果，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变“政策引领”为“立法引领”。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不能理解为立法仅仅是被动地适应改革的要求，同时还要通过法律的立、改、废，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立法如何引领改革？上海自贸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自贸区建设，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法照搬国外经验，自贸区立法面临很多新难题，被立法者视作“严峻的考验”。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从条例内容看，其政策覆盖面非常广，显示出政府对推进这项改革有很高的期待，强烈希望建立一个全面又可持续的管理框架，既用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又可适用于未来国务院可能批复的其他自由贸易区，即让这部法规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为以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发展、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协调同步的一个经典范例。《条例》制定把握的一大原则是：预留制度创新空间，处理好试验区改革的阶段性与法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对总体方案已经明确、具体举措相对成熟、既可复制又可推广的事项，如制定负面清单等内容，在保留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根据各方面意见予以修改完善；对一些改革创新还在持续深化的内容，如海－２０６－关监管制度创新等，通过“概括加列举”等表述方法，为未来的制度创新预留空间。－２０７－如何让十三亿人有更多的获得感2016年10月24日看过《纸牌屋》的观众可能记得，在第三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弗兰克来到罗斯福纪念馆，在纪念馆的一面石墙上铭刻着罗斯福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讲中的一句名言：“检验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能否让富有者更富有，而是看我们能否让贫困者生活无虞。”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位期间正值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罗斯福新政”让美国从危机中获得新生。也正是在他手上，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罗斯福坚信，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给予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在21世纪，在中国，用一句朴素的大白话——“要让十三亿人有更多的获得感”——表达了更为坚定的信念。从踏上从政之路起，就将“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作为一种使命。走上中国最高领导岗位后，他更是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记在心上。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在会见中外记者时，通过实况直播面对全世界说：“人民－２０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发展，甚至也不是因为发展速度不快，而是因为缺乏社会公平，最后导致社会失序，并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失去基本条件。时至今日，拉美很多国家仍面临如何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挑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改革的主体应该是社会改革。新一届领导集体既要解决经济社会的创新活力问题——关乎发展，也要解决社会的和谐问题——关乎公平正义。经济领域“放”得还不够，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社会领域则“放”得太多，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十三亿人都有获得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实现既有效率又体现公平的资源配置。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种惠民措施密集出台：对700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精准扶贫，“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对7亿农村人口，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对1800万左右的城镇低保人口，通过完善各项保障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２０９－对2.7亿农民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各项配套措施，让他们逐步公平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对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通过保障房建设，让他们有适宜的居住条件；对90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通过免费培训，让他们有一门专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三年多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的民生保障力度不减反增。与此同时，中共不断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以共治、自治实现善治。从公平、善治出发的社会改革犹如“压舱石”，成为中共掌舵中国这艘巨轮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导航仪。“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医疗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改革，看不起病、因病致贫的现象非常突出。－２１０－中国曾经是世界医疗体制的样板。在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体系给予高度评价，赞誉中国用最低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通过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体制，用人均2元钱的成本，使所有城镇居民和85%的农村人口都享受到了基本医疗服务；通过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和“赤脚医生”，使农民基本上做到了“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底子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落，1989年合作医疗覆盖面降至最低点4.8%，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没有医疗保障的境地。与此同时，城镇医疗改革陷入市场化的“梦魇”，一边是卫生总费用飙升，另一边是国家财政与社会保险承担的份额大幅下降，导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从198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60.6%。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的切肤之痛。2002年10月19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的“非典”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医疗卫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已经让卫生防御体系千疮百－２１１－孔。自此，中共不断加大投入，改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05年6月，《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朝着“坏”的方面演变，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关于医改的讨论占满了媒体的版面。2006年“两会”期间，医改成为关注焦点。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医改的大方向：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此后，尽管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药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绩，但几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并未被撼动：公立医院逐利机制依然如故，以药补医、以检补医的现象愈演愈烈，医药卫生费用不降反升，2007年到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从1.12万亿元上升到3.2万亿元，六年翻了三倍；医疗资源“倒三角”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固化，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打破，80%集中在城市、20%分布在农村，城市中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大医院；医患关系持续紧张，患者对医生拳脚相加甚至持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十八大以来，中共迎难而上，“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２１２－中国式解决办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平均报销比例上升10至15个百分点，患者经基本医保支付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实际支付比例不高于50％，患者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有望防止因病返贫的家庭悲剧发生；2016年1月，国务院宣布，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别。以破除“以药养医”和公立医院逐利机制为目标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已全面推开。100个城市开展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建立，基本药物目录调整到520种，实施药品价格、审评审批、集中采购、谈判机制改革。以解决“倒三角”问题为目标的分级诊疗制度破冰，28个省份、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对中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功能进行定位，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互联网+医疗”让分级诊疗如虎添翼，消除了不同层级医院之间“信息孤岛”现象，将医生与患者的需求进行精确匹配，促进分级诊疗及医患关系的真正和谐。以化解“看病难”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陆续铺开。截至2015－２１３－年底，中国31个省区市都已支持异地就医结算，解决了以往转诊转院就医难、个人先垫付后报销等问题。医疗资源下沉，提升社区卫生所服务质量，老百姓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实行网上和电话挂号、内部转诊，进一步缓解看病难问题。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均等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老百姓期待已久的看得起病、治得好病的希望正一步一步落到实处。在山西省清徐县，分级诊疗制度的贯彻落实，让长年受脑缺血折磨的吴村农民谭瑞成在县医院“踏踏实实看好了病”。以往，尽管新农合可以报销55％，到大城市住院的治疗费用仍然让谭瑞成“负担不小”。现在，县医院的医疗水平上去了，他的治病费用从超过4000元降到了2490元，报销后个人只出500多元。在吉林省安图县，福兴村村民刘祥义因突发脑出血被送进安图县人民医院。“命是保住了，收费清单却像另一道催命符，我一度觉得生活没指望了。但没想到住院时一分钱没交，出院总共也只交了5000多元，大部分都是医保给报销了。”刘祥义的妻子李秀杰说。在江苏省大丰市，一年一签的“医疗服务包”让乡村医生对村民的服务完善起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村民可选择100元上下、不同档次的“服务包”，不仅每月可在村卫生室接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检查，还有医生定期回访。－２１４－现在，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类别基本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七大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累计覆盖近2亿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为20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过去3年里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更好、就医环境改善、医药费用报销更方便，人民群众对医改进展和初步成效的满意度超过75％。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不是医院越盖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高的中国，更不是病人越来越多的中国，而是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中国。这也是中国的古老智慧。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最高明的医生并不是医术最高的医生，而是能让病无从产生的医生，所谓“大医治未病”。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用最严格的监管制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出台，用最严厉的措施保障切断疾病产生的源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制定，建构医疗康复、老年护理、健康管理、健身养生等新兴产业组合发展的崭新格局……一项项新政策新举措，让13亿中国人正一步一步摆脱看病难、看病贵的阴影，走向健康生活。“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２１５－2013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就曾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这是每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是中共十八届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2012年11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以“十个更好”回应人民关切，“更好的教育”，排在首位。今天，不少中国人还记得，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乡村教师魏敏芝寻找因贫失学学生的影像；今天，无数中国人还记得，2011年11月，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已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但是，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离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公平的教育，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意味着每个孩子，尤其是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同样高质量的教育。2015年4月1日，在中央深改组第11次会议上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先后15次以回信－２１６－的方式与人民群众交流，这其中有青少年学生，有基层党支部，有边防战士，而收信最多的当属教育界，共有6封之多，其间，“老少边穷岛”等教育最薄弱地区，又占了3封。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回信里，勉励学生“学如弓弩，才如箭镞”，“希望学校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里，“在西部生活过”的“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识，那里的发展需要人才”；三年来，中共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补齐教育发展的突出“短板”，编织教育公平的保障网：中央财政投入资金1100多亿元，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和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累计安排资金43亿元，对在连片特困地区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累计资助各教育阶段学生4亿人次左右，为3200多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改善营养膳食。2014年8月，《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从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和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等5个方面全面推进，着力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之内。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２１７－目减少63%。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在提高，2015年定向录取农村学生7.5万名，比2014年增长10.5%，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机会明显增多。2015年1月，《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编制出台，20项教育惠民政策福泽贫困地区师生。今天，中国已有超过1/3的县达到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定标准；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已覆盖91.5%的学生。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施城乡统一“两免一补”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钱随人走”惠及近13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制度创新；29个省份实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涉及考生近8万名。在一项又一项政策落地之时，很多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2015年夏，接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出台的通知，江西高安的“最美乡村教师”陈腊英笑了。5年为期，从提高生活待遇到城乡教师流动，从职称评聘倾斜到建立荣誉制度，扶持力度层层加码，乡村教师走进国家的改革议程。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清华学子黎崎均笑了。2012至2015年，全国共有5万多名贫寒学子通过“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２１８－项计划”及各种以“梦想”命名的招生计划改变命运。在城市，一次次“宽心解难”的消息，使众多家长怀着希望笑了。以往，在一些大城市，每到入学升学季，即是家长焦虑时。各种升学论坛火爆，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如今，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努力下，长期存在的“择校热”终呈降温之势。伴随着对免试就近入学、科学划片、阳光招生、对口直升、学区制等新政策的耳熟能详，人们在等待过程中平添了一种期待。2015年刚入春，武汉市硚口区仁寿路小学毕业生的家长陈女士就开始为女儿的“出路”发愁。小学是普通小学，对口升入的初中口碑也不好。没想到，当年武汉市率先在硚口区实施“多校划片”政策，女儿成了17名通过摇号升入十一初中的一员。为规范程序，北京市全程记录每一个学生入学途径和方式，形成各区县入学方式二维表、柱状图，还选取62所热点学校进行重点监控，形成“热力图”；广州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调整公办学校招生服务范围时，都要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参与，并向社会公示；长沙市特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观摩小升初城区联合微机派位，让老百姓心里有个明白账。更好的教育，意味着高质量的教育，不仅要“有学上”，还要“上好学”。从《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再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一连三个上下贯－２１９－通、关涉全局的改革方案，陆续由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由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具体实施。顶层设计力度之大，为历来教育改革所未有。教育投入，2012年首次实现占GDP4%目标，201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达2.64万亿元，比2010年翻了近一番。在上海，针对义务教育设计的“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体系”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而不是分数。其评价指标包括学习成就、幸福指数、身心健康、学业负担、教学方式等，以科学的“指挥棒”引导教育的深刻变革。“给学生更多个性化教育的空间，发展能力，激发潜能”，这是上海义务教育改革探索的初衷；如今，上海在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改革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中国热”。2014年10月，3名“90后”高职生精心打造的“鲁班锁”，成为**总理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国礼。中国职业教育培养的创新型人才，正带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2015年10月，继中国教师在英国进行“中式教学”引起关注之后，一支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12人教师访问团专门组队赴杭州“取经”，用一周时间学习“中国式教学”。中国基础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高质量的教育不仅意味着教育质量优质，而且意味着优质的教育均衡发展。没有学校的优质均衡发展，学区制、就近入学、电脑派校等规范入学秩序的措施就无法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只有－２２０－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好学”问题。为优化学校组合，厦门市将全部义务教育学校（包括民办学校和农村学校）划为88个小片区，实行“师资互派、资源共享、捆绑考核”的“小片区”管理模式，促进片区学校共同发展。在南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当地名校，以前是择校的热门，现在该校在南京各郊区县都建起了分校，派驻校长、骨干教师。该校英语特级教师朱善萍说起这种变化就抑制不住地兴奋：“现在不一样了，更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好学校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01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0次集体学习，学习的题目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近些年来，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面临的最纠结最焦虑的民生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住房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公和不满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威胁着社会稳定，住房保障成了中国政府的重要公共责任。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居不安则心不定，心不定则易躁生事。房价的高涨不跌导致老百姓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因而“无以安心，无以乐业”。清醒地认识到，“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２２１－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另一方面，“总有一部分群众由于劳动技能不适应、就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而面临住房困难，政府必须‘补好位’，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把保障和改善分清楚，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分清楚。真正做到桥归桥，路归路。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公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要，原则是“够用就行”，主要面对暂时买不起住房或暂时不想买房的工薪阶层人士和公职人员。一方面，取消一切形式、对一切人的产权式分房，包括公务员住房、经济适用房、安居房、单位集资建房等，这既是住房制度的公平正义基础，又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基础；另一方面，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住房并入公共租赁住房，构建从产权式保障为主过渡到以租赁保障为主的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住有所居”的社会目标。2014年，四川省出台《健全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专项改革方案》，将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制度并轨，并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和公共租赁住房“租改售”。针对不同的住房消费能力，加强分类指导，对低消费能力群体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对有限消费能力群体提供共有产权住房，对较强消费能力的群体提供商品－２２２－住房，努力实现住有所居。在四川的改革中，还注意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将向农民工定向供应公共租赁住房的工作制度化，每年将竣工公共租赁住房的一定比例（2014年确定为30%）定向供应农民工。对在城镇稳定就业并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消除户籍差别，按城镇本地户籍居民同等准入条件、同等审核流程、同等保障标准申请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逐步实现农民工住房保障常态化。福建、海南、四川等省还探索转变住房保障方式，一方面通过市场筹集公租房房源，扩大公租房的规模；另一方面推行公租房保障货币化。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各地的试点经验上升为中央层面的政策，提出“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让2.7亿城市常住外来人口逐步落户城市，并享有等同于户籍居民的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德政”，棚户区改造一直是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强调重点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及独立工矿棚户区、三线企业集中地区的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夏天漏雨、冬天进风、如厕排队、白天点灯”……如果要－２２３－问棚户区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印象，他们能用一组组排比句来告诉你在狭小、昏暗的房子里蜗居的糟糕体会，许多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换个大点的、环境好些的房子。2013年岁末，“抢镜男童”一家终于搬出了棚户区，住进了新房。2013年2月，**造访内蒙古包头市退休工人高俊平家时，高家的小孙子在镜头前光着屁股从衣柜里爬进爬出，这段画面在《新闻联播》中播出后，迅速成为热门视频。而一提到“抢镜男童”，总会让人联想起包头市北梁的棚户区。2013年12月，高俊平一家喜迁新居，成为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改造工程受益者之一。坐在刚刚买回来的沙发上，高俊平边给前来帮忙搬家的亲友倒茶水，边感叹：“仅仅10个月时间，党和政府就让我们实现了几十年的梦想。”高俊平一家绝非个例，从内蒙古到海南，从山东到山西……各地的棚户区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千千万万棚户区居民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棚户区逐渐成为历史记忆。走出低矮阴暗的棚户，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棚户区的改造工作还远不是终点。从忧居变宜居，需要解决从“输血”到“造血”的问题，要让他们有活干，有钱挣，有饭吃。棚户区里居民多是收入低、就业难等困难群体，没棚改的盼拆迁，住进新建小区的盼“宜居”，“宜居”之后盼的就是就业“安居”。－２２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设公益岗位，帮助零就业家庭中有就业愿望的人接受培训等，早已成为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比如，辽宁省在棚户区改造中大力实施的“就业促安居”工程，利用改造腾出的土地兴建小企业、创业市场、农贸市场和再就业一条街，安排棚户区援助对象就业或再就业。“这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参观完辽宁抚顺市棚户区改造纪实展馆后，知名城市与区域规划专家爱德华·布莱克利在留言中这样评价。生态问题是很大的政治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这个红色政党，正前所未有地强调其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目标。2015年3月初，新华社播发长达6000字的通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其中写道：“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这一年年末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２２５－在艰难博弈后终于诞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声音和中国动力不可或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也承担了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鉴往知来，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大会开幕式上这样说。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自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渐强化，前者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单篇论述，被提升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后者则被明确写入“十三五”规划并独立成篇。有人评价说，这是问题倒逼出来的答案，也是中国发展理念革故鼎新的缩影。确实，到了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被鲜明提出，中国的发展格局已经被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改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于“绿色发展”的期许，常常以如此温情的表述打动人心，而其背后是生态危机带来的严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更是面对历史时空和民族命运时沉甸甸的担当。环境不能在我们手里越来越坏“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２２６－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这段话，是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说的。那是他接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选在曾经“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起始之地广东，旨在宣示中共“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段话在当时的报道中并未被公开，直到2015年初才出现在新华社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通讯稿中。回溯广东之行，谈到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其中生态止损、绿色发展的内涵显然恰在其中。2013年5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主题正是生态文明建设。他在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明确而强硬的要求，比如“生态红线”，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等。他还要求，“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中共十八大以来，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２２７－境。”这句话，他在参加2016年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又再次重申。有学者评价说，把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表现出高度清醒和深谋远虑，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清醒，这样的深刻表达，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一个对于统筹协调要求极高的中国——东部一些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环境质量出现好转态势，但中西部很大程度上仍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分析说，从项目环评审批情况看，中西部地区重化工项目投资持续攀升，“十二五”以来，重化工项目中西部投资占全国的80%。“如果统筹处理不好，西部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状况。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水塔’，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监管能力弱，一旦出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在对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学者解读说，这句话的内涵在于，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讨论生态文明问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思考生态自然、经济和人类关系的观点，内涵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思想。－２２８－事实上，除了强调这句话的人类普适性，还应更多关注其流露出的那种紧迫感、危机感。尽管改革进入深水区，但一个被权威媒体反复阐释的论断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文明的复兴，而生态绝对不能成为复兴之路上一块令人尴尬的短板、一个可能发生颠覆的陷阱。可作参照的是，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写道：“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因此，“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可以视作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核心执政理念——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华文明复兴重振，生态文明在其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任何施政谋划，任何治理布局，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再进一步，更是明确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对于这句话，媒体用“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这句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基于深沉使命感的政治担当——历史的三峡尚未走完，逆水行舟的艰辛航程，需要执政党面对挑－２２９－战，扛起纤绳。很大的政治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就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首次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纲领。从执政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向国际潮流妥协的姿态，还是受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压力驱动的被动举措，又或者是回应公众呼声的权宜之计？对于而言，都不是。在2013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深谙中国现实逻辑的政治家对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判断。什么是政治？的定义是：“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２３０－这位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从严治党“第一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深知“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与更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并列的，就是“更优美的环境”。“更优美的环境”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它是人心所向，关系着执政之基是否扎实稳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面令人心痛的事实则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2016年8月上旬，新华社及其旗下多家报刊集中报道了渤海生态危机。这片最近处距离首都北京不到150公里、嵌入中国北方四个省市的半封闭内海，因近海海域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可持续利用功能严重减退，近乎成为“死海”。据新华社旗下《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每年排入渤海的污染物达70多万吨，占全国入海污染物总量的47.7%。同时，这片海域被过度开发，在长约485公里的河北海域大陆海岸线中，经过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等开发，截至2012年，未利用岸－２３１－线仅剩不到3公里。渤海的大型鱼类资源被破坏殆尽，小型鱼类资源严重衰退，年产量仅为1000吨至3000吨，而历史最高为30000吨，相差10倍以上。在龙口造纸厂临近海域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葫芦岛锌厂临近海域5万平方米的范围已没有水体生物，成了海底沙漠。海中渔汛不来，岸边瓜果难种，个别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买水度日，甚至集体染病。《瞭望》新闻周刊刊文写道：“从1996年制定《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算起，我国着手治理渤海污染已有二十年时间，但这二十年正是渤海污染程度持续加重的二十年。法律法规不断增多，‘国家级行动’持续开展，但为何依然治不住渤海污染？”离北京最近的海，用它死气沉沉的黑色水体，折射着中国面临的环保危局。2015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刚过五分之一，78.4%的城市仍然超标，有45个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超标一倍以上。这一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除了生态环境污染，环境危机更以灾难性事件这样暴烈的方－２３２－式让人猝不及防。造成165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8亿元的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在2015年夏天让很多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惊觉，与“城市炸弹”的距离并不遥远。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分析说：我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布局总体呈现近水靠城的分布特征，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10%的企业距离人口集中居住区不足1公里，保障饮用水安全压力巨大。中国环境已进入高风险期，环境事故呈高发频发态势，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是利剑高悬、重过千钧——这位环境工程专业出身、曾参与处理过松花江水体污染等环保事件的官员这样判断。生态文明意味着安全，如何让民众免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的恐惧，这就是“很大的政治”。绿色发展的共识与底线生态文明，更是一种终极的公平。在“雾霾”首次被全体中国人痛切感受的2013年，自东北到北京再到上海，甚至直到三亚，席卷全中国的微细颗粒物超标空气，在让人们恐慌憋闷的同时，也有一些媒体人士发出评论：雾霾帮助中国人实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公平”，无论高官巨贾、升斗小民，人人同此呼吸。对于“公平”，的看法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２３３－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2013年5月2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他要求执政党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空气质量密切关注，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关注，这在世界上都不多见。2014年3月5日至7日，在全国两会上分别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广东代表团和贵州代表团审议，他连续三天提到PM2.5。2014年11月10日在APEC欢迎宴会上致辞时，他毫不讳言为了这场盛会在空气质量上所做的努力：“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感慨“人努力天帮忙”，并且直言“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希望通过努力将APEC蓝保持下去。2015年3月再次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问：“空气质量优良的能占多少？”有人插话说“有时候是靠天吃饭”，他则接话：“不能只靠借东风啊！事在人为。”正像有人总结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这样的变化恰恰发生在最近十几年间。－２３４－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中权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而由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在中共十八大第四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回答《大公报》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呈现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复合性，“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都出现了”。《大公报》报道说，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达到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2010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2013年的一份舆情报告称，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诉求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访民”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特别是2012年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由此带来的警民冲突、暴力对抗，使环保纠纷成为继征地、拆迁矛盾之后又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有媒体分析说，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分界线，此前的环保群体性事件，从行动爆发的时间上看，属于“事后救济型”，－２３５－即权益已受侵害后的维权；而此后的则多是“事先预防型”，针对尚未上马的项目，“可能的风险”已足以动员起一场风暴。还有专家总结：以前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抗争—赔偿”模式，而如今“环境保护”成为相对宽泛的诉求，民众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并且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在酝酿形成过程中，表面上看指向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但实际上，环境权益只是其中一个显诉求，决策参与权得不到保障、诉求表达渠道受阻等众多隐诉求成为网民发起抗议的重要动机。网民在讨论、炒作这类事件的时候，指向的多元更加明显，社会分配不公、权利保障不足、官员腐败等问题成为网民情绪发泄的立足点。如一些学者所言，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最近的宣泄口”，环保最终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政府在化解环境抗议事件时不能单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从决策民主、利益补偿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从这个角度看，说环境保护是“很大的政治”，内涵极其深刻。他并非单方面强调环保的重要意义，而是对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生态文明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又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一个利益交叉点，有可能引发诸多隐性问题，而在纠缠的“绳结”中找到拆解之法，无疑将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难题的破解找到思路。－２３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经典比喻，用于形容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强的警示意味。而在新华社的述评稿件中，这个比喻已被扩展到描述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如水，发展似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6年10月31日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行不行？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走发达国家发展的老路和现行的一些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中国难以为继。“如果中国这么走，全球的资源、能源都不够中国用的。”他明确传达出这样的态度：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求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中国必须这样做”。以往谈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中国往往更多地强调“国际－２３７－责任”，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减排压力、“绿色壁垒”。中共十八大之后，话锋为之一变，在的多次表述中，绿色、低碳、循环，成为中国“另辟蹊径”、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并且是自主选择。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论及“生态文明”，其实质是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再进一步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是：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难度前所未有。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之所以“难度前所未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不仅导致污染状况千差万别，而且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更需要精准掌握。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偏重、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仍然在一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特别是，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解决－２３８－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动力会减弱。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有3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4倍，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增加生活垃圾1200万吨、生活污水11.5亿吨，消耗8000万吨标煤。经济发展初起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环境怎么办”，通过制定排放标准等限制性手段，对招商引资、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补救。随着经济突进，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逐渐接近甚至突破了生态环境承受的边界，这时的问题变成了“经济怎么办”，因为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承载边界的约束，再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环境容量成为刚性约束，但发展又不可能停摆，怎么办？空气河流都是流动的，但GDP是各地自己的，怎么办？东部地区已经在谋求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还寄希望于承接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怎么办？新华社旗下杂志《半月谈》2016年初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北压减过剩产能的报道，生动刻画了这种难解的纠结。报道说，2013年以来，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取缔了237个石灰窑，占全市70%以上。土法烧窑污染严重，取缔天经地义，可真动手时，干部、群众都很纠结。有窑主向当地干部恳求说：“拆窑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我知道，可我们这代人甘愿受污染行不？－２３９－我们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以后子孙后代就能呼吸新鲜空气了……”拆第一座窑时，附近村民都来了。挖掘机扒掉烟囱时，几百人都哭了。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对于地方管理者的要求是：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具体到京畿河北，“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这笔账究竟是否划算？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说，你们算了一个账，一吨钢的利润，现在值4角多钱，去年值一瓶矿泉水，再往前值两斤猪肉，以前还值一部手机呢！就这个附加值含量，要那么大的产量有多大意思呢？造成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那么大，这个账要算清楚啊！对地方官员面临的考核压力了如指掌的说：“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针对地区差异问题，他指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看怎么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看怎么优化产业结构，怎么继续起到领头雁、火车头作用。青海是“中华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如果把青海、西藏污染了，多搞几百亿的生产总值又有什么意义呢？－２４０－事实上，在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资源承载力极限和生态环境灾难，也被归入其中。有学者分析说，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透支了大量宝贵资源，更使许多地方的经济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未来不仅无法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目前的地位都可能失去。世界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下决心转型升级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从世界范围来看，绿色发展被视为时代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制定了《欧盟2020》发展战略，日本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韩国提出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2050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制定了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国家行动计划》。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堪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落伍了，以电子和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只赶上了半程。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在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２４１－性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未来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点。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说，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共积极探索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升华，带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执政党转变理念，同时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将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将因“绿色”的拉动而升级。长汀故事未完成30年前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25年前提出“绿色工程”；10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又强调“绿色发展”，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常常说“久久为功”，他关注生态文明，有着数十年的积累。1985年，在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期间，主持制订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其中强调：“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这份文件还特别申明：“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２４２－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那一年，人类第一次在南极上空观测到“臭氧空洞”。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全球环境问题爆发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了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大面积生态破坏事件频发，如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壤侵蚀和沙漠化；还有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如农药泄漏事件、核电站泄漏事故、油船泄漏事故等。1985年的中国，计划外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取得合法地位，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被放开，1985年至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资源配置的变化，激发了经济迅速增长。而同时，城市人口在改革开放后也保持快速增长，城市化率1988年达到25.8%，产业发展、人口密集带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增加，使得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年，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开始出现常态性的断流，而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正与环境污染有关：澄溪中学附近有一家化工厂，天天排放有毒的气体和废水，学校师生和附近居民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但厂方以生产任务繁重、技术力量薄弱和经费开支太大等为理由，回避解决问题。考生被要求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情况，申述理由，呼吁尽快解决。－２４３－看起来，这座化工厂很可能就是一家乡镇企业。而一直被视作中国社会焦点风向标的高考作文题，也足够耐人寻味。即便环境问题已经出现，但在那个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年代，要说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这句话，遏制住追求经济增速的冲动，对于一名最基层的“县官”来讲，殊为难得。在福建任职的17年，是主政地方、层层历练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的“绿色发展”思路也日益成型，并落实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之中。1988年至1990年，主政福建半山半海的宁德。为改变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他提出了“山海经”——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他鼓励地方开创“绿色工程”，依托荒山、荒坡、荒地、荒滩，发展立体种植业。他倡导发展“生态型大农业”，“组织经济大合唱，念好‘山海田经’”。强调，资源开发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协调。198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收入《摆脱贫困》一书。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干部决策应统筹考虑群众利益——不仅是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破坏生态带来的巨大隐患：“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２４４－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从这句朴素的话中可以看到，后来广为人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涵，在主政宁德期间应该就已经萌芽。2014年11月到福建考察时，《福建日报》专门刊文回溯他关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往事，稿件主标题即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篇报道中，特意刊发了一张老照片：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手握铁锹，为一棵香樟树培土，树前立着的牌子上标明这棵树的捐种人正是。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就是长汀县河田世纪生态园。正是在2001年，以省长身份亲自挂帅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开始了福建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长汀经验”，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一块重要“试验田”，在福建任职期间，曾5次考察长汀，多次作出批示。长汀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也是中国著名的中央苏区县和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历史上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田肥，由于近代以来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长汀成为当时中国最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区之一。1985年前后，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山光、水浊、田瘦、人穷”。长汀的水土流失重灾区河田，原名“柳村”，后因水土大量－２４５－流失、山崩河溃、河与田连成一片，被称为河田。因河田属于红壤区，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像一簇簇燃烧着的火焰，故而又得名“火焰山”。1999年11月的一天，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久久伫立在河田镇露湖村石灰岭上的项公亭前。项公亭得名自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改革开放先行者项南，他生前曾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重要贡献，河田人集资修建此亭以资纪念。2000年1月，经过批示推动，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由省级有关部门扶持资金1000万元。此前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还从来没有安排到县一级的先例。而自此之后10年，“开展以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始终在“实事”之列。2000年5月，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去1000元，捐种了前文提到的那棵香樟树。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原局长钟炳林回忆说，2001年10月，在河田镇的一个山头上向汇报了四五个跟水土流失治理有关的数据，而在调研讲话中就把这些数据一点不差地复述出来。“有些同事，这些数据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遍都没记住，而习省长听一遍就记住了，可见是非常用心的。”2002年，福建成为中国首批生态省试点省份。－２４６－封山育林、改良植被、补贴烧煤、发展绿色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到2009年，长汀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7万亩。2004年6月，已调往浙江工作的，收到了来自长汀的一篮杨梅，这些杨梅正产自昔日的水土流失区，这是长汀人特殊的感谢与致意。2011年12月10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对《人民日报》有关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报道作出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此时的“长汀经验”正待升级，让绿色赶走贫困，绿色才永不褪色。经过多年治理，长汀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生态明显改善，但还需要以绿色带动百姓致富，以生态助力经济发展。“百姓富”与“生态美”必须统一。在看来，这一进程至关重要，“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在长汀，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生态工业等蓬勃发展。水土流失的治理重点，2013年在全国率先从县延伸至乡镇，2014年进一步延伸到建制村。长汀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较早推行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推行“以奖代补”，实行领导干部环保“一岗双责”制度……－２４７－自2014年起，唯GDP的政绩考核办法正式成为历史。福建取消对34个限制开发区域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改为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政绩考核“指挥棒”越来越绿。与长汀将近20年的渊源，不仅印证着他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更牵系着他在地方执政过程中，对于环境与民生、环境与脱贫、环境与发展的不断思考。长汀故事远未结束。“两座山”的辩证法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擅长辩证法的用简单的语句，剖析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早在2006年，就曾对“两山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２４８－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看来，这从根本上更新了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过程，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绿水青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两座山”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之时。那时的余村，正处在转型的门槛上，有些许茫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余村就是远近闻名的“首富村”，石灰岩矿和水泥厂，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山上开矿炮声震耳，路面粉尘飞扬，水泥厂24小时机声轰鸣，村民屡屡因采矿事故丧生或受伤致残，而果树也因粉尘污染减产。2003年，浙江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安吉县提出了创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的规划，环境污染严重的矿山及水泥厂相继关停。但村集体收入因此锐减，还有村民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新的生活来源。农家乐、生态旅游刚刚起步，方向还不明晰。来余村，是为了调研基层的“民主与法治”，时任村－２４９－支书汇报时，谈到关掉污染小矿山和水泥厂来修复绿水青山，影响了村里的经济收入，表露出一丝不舍。对此，颇有感触，称赞余村人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鼓励余村走好绿色发展道路，给正值迷茫的余村村民注入一剂“强心针”。村民回忆说，当时告诫干部群众，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不是发展。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最宝贵的，可能甚至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一周后，在《浙江日报》头版的短文专栏“之江新语”中刊文，开头是这样的：“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他接着写道：“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进一步分析说，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11年之后的2016年7月，浙江省安吉县被国家环保部列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试点县。试点期间，环保部将指－２５０－导安吉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重点围绕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六大领域，以及空间格局优化、资源节约利用、产业循环发展、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保护、风险防范、人居环境改善、生活方式绿色化、制度与保障机制完善、观念意识普及等十大任务加强建设。“两山论”的形成，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逻辑。而解析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两山论”，正是对于“发展”观念的不断创新，正是对于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曾尖锐地批评一些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014年3月，在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他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2015年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阐发了“两山论”的内涵：“环境就是生命、青山就是美丽、蓝－２５１－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在至关重要的发展理念中，终于有一条刚性的底线被划定——生态环境不能被破坏。几个月后，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分析说，“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规划建议稿中提出并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说，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绿色，是发展方式之变、发展理念之变、发展道路之变。对于这场深刻变革已经思虑多时，“两山论”，就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之一。2015年5月，在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之后，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重返浙江考察调研。在舟山的一处农家乐小院，他说：“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听说当地百姓有“把绿叶子变成钞票子”的说法，他很高兴：“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２５２－展，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当年让迷茫中的安吉余村村民坚定了发展生态旅游信心的“两山论”，现在已经成为转型中国的共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撰文说，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正确路径。“可以说，‘生态文明’的概念虽然不是我们党首先提出的，但揭示其本质、丰富其内涵，把它作为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则是我们党前无古人的创举。”这一创举，不仅事关经济转型，更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转型，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在文化基因中蕴涵“天人合一”理念的中国，经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突进与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时，将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失衡状况，重建新的平衡。并将引导企业主动采取绿色生产方式，鼓励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风貌。－２５３－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道路命运2016年11月03日2005年8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浙江日报》第一版“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一篇510字的短文，讨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他引用一位哲学家的比喻：“政治是骨－２５４－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10年后，在论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章中，这句话被频频引用。而此时，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已将对文化的自信视作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价值重建、文化创新、文明复兴的重要性固然已是共识，而究竟如何实现，仍是需要极大智慧和勇气的难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人类文明史上，可能再没有哪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也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硬实力不行，一打就败；软实力不行，不打自败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此举被评价为使中国从经典信息技术的跟随者转变为未来信息技术的并跑者乃至领跑者。这颗承载着科学家们“改变世界”愿望的卫星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墨子号”。据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墨子最早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并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而这条原理为量子通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颗卫星的首席科学家说，以先贤墨子为卫星命名，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三周之后，杭州G20峰会开幕当晚的文艺演出，选在西湖的－２５５－水面之上开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们，面对着浸透中国文人千年笔墨的这一片水色波光，感受着“最中国”的文化梦境。而就在距离杭州不到200公里的上海，带有浓厚美国文化印记的迪士尼乐园，不久前刚刚在中国开张，这是17年曲折谈判的结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娱乐企业终于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有评论说，在迄今为止尚无一家西方媒体公司真正进入的中国市场，迪士尼的落地“简直就像个奇迹”。在祝贺迪士尼开园的信中赞赏，它展现了“跨越文化的合作精神和顺应时代的创新思维”。无论是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还是接纳包容，文化软实力用无远弗届的影响辐射，显示着它在今日中国愈发突出的存在感。在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有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明确地阐释文化的价值与力量，异常坚定地推动文化的创新与进步，直白晓畅地表达对于文化的信心与信仰。有专家分析说，主持中央工作伊始，中国正面临着国际国内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依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从2013年末开始，第12、13、18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都涉及文化软实力问题，本人也在多种场合论及提高国家文－２５６－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与策略，形成了文化软实力战略发展的大思路。在看来，“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他特别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其道路命运休戚相关。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强调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战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硬实力在增长，如果不强调发展软实力，一些邻国会因为担心中国崛起对他们构成威胁，进而结成平衡中国力量的联盟。如果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提高软实力，就能‘安抚’这些国家，‘软化’他们结盟的冲动。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软实力外交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魅力攻势’。中国的内外软实力都在增强，这种令人赞赏的正能量的政治局面，我称之为‘正和政治’。”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包括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即涵盖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文化，只是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２５７－以往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论及“软实力”，更多地局限于“文化软实力”，对于制度、价值观少有涉及。而纵观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阐释和论述，其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括文化，也将价值观、制度等融入其中；不仅将文化视作政治、经济、思想理念等的本源与底色，也将政治、经济、思想理念等的成就，视作文化的能量来源。可以说，这种对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扩展融合，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打开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也无声地流露出强大的自信。有研究者分析说，的“文化软实力”观，可以解析为“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其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视野中的文化软实力本体。国防大学学者颜晓峰在一次演讲中说，文化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政治上层建筑对文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软实力，制度被赋予了文化的属性、内涵和品格，而文化软实力以制度软实力为力量支持。“制度的感召力、制度价值的影响力就是文化软实力，中国制度实质上也是中国形象。”他认为，不断自我革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文化软实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制度自身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制度优势成为文化自信的基－２５８－石，以其制度的先进性增强了文化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内在于文化软实力之中，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颜晓峰分析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强基固本。在一些领域、一些问题上表现出的制度缺失、制度悬置、制度失效，不仅不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而且不利于增强和发挥文化软实力。在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他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２５９－上发表讲话，在诸多新提法、新阐释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政治学说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终结论”作出直接回应：“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他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历史终结论”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著名理论，意即西方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由此彻底终结。事实上，由美国输出的民主机制，在很多国家都脆弱不堪，或陷于战乱纷争，或将其拖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现实，福山本人近年来也在反思和转向，对于“政治效能”的评估，已开始取代抽象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而“一种模式供全球”的“西方中心论”，也在质疑声中呈现出衰落之势。此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无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而提出有益于人类社会探索更好制度的“中国方案”，也必将让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更加坚实、坚挺。中华优秀文化是永不贬值的“硬通货”2015年秋天，“故宫跑”成了热词。包括北宋张择端《清明－２６０－上河图》全卷的“石渠宝笈特展”在北京故宫开幕，为了亲眼一睹十年一展的《清明上河图》，观众要起个大早到午门排队，开门后，一路狂奔入宫。而有人回忆说，十年前《清明上河图》展出时则“少人问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执政理念。事实上，将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并不为过。无论在国内活动或是外交场合，在他的讲话中，古文章句、历史典故信手拈来，频频出现，一些相对“高冷”的典故词句甚至是因为被他援引才引发公众了解研读的兴趣。“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曾这样解释那些脱口而出的古诗文经典的意义——不是装饰修辞，而是基因传承。在2014年教师节前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他特别提到了关于部分小学语文教材删除古诗词的问题：“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２６１－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曾谈到，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他说，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涵养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塑造民族品格、滋养中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否则就会患上“营养不良症”“贫血症”。正如所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值得关注的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共产党在95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历史与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为一体，并将中共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中加以审视。他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２６２－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样一种对于文化脉络的接续、融汇，既为执政党的前行增添了来自文化根基的内在动力，也使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版图之中。有专家分析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融合。因此，以文化软实力推动民族强盛，就是要自觉发展繁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部成果，是近代以来文化变革和更新、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化传承的优秀成果。民族文化渗入血脉、薪火相传，文化认同支撑起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统一局面，各民族能够共同生活于和共同建设中华家园，中华文化能够长久流传而不衰，文化上的原因就是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优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儿女构建了永久的精神家园，为各族同胞提供了牢固的价值认同，为每个中国人注入了强烈的家国情怀，是文化软实力的不竭源泉。常说，传统文化事关民族的“精气神”，而对于实现中国梦必须具备的“中国精神”，他认为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核－２６３－心价值体系为前提，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对民族文化的论述中，并不强调历史分期，而是注重整体性的承续、贯通与涵容。中国的传统文化令世人惊叹。美国《新闻周刊》曾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文化及其形象符号，其中中国的文化形象符号主要有：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武术、西游记、针灸、中国烹饪等，几乎全部都是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对于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显然是不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象不能模糊不清。要让全世界逐渐认识到，中国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古国，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这是现代化路途之中，中国必须面对的考题，不仅关涉文化本身，更关涉国家命运与民族前景。正如所强调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２６４－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贯通古今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永不褪色的名片、永不贬值的“硬通货”。核心价值观决定软实力有多“硬”在的文化软实力定义中，核心价值观是灵魂，是塔尖，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核心支配地位，是一种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它并不与政治、法律、艺术、道德、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形态相并列，而是深藏、凝结、渗透在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中，持久发生主导、支配、引领作用，并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始终贯穿、散发、体现其意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分析中，软实力的内涵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包括国内制度与－２６５－国际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价值观渗入观念、思想和原则，支撑起制度、战略与政策，因此价值观不仅是“资源性实力”，也是“操作性实力”。谈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时，通常都会关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统摄文化软实力的“魂”，支配着文化软实力的生命力；是标识文化软实力的“核”，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和方向；是支撑文化软实力的“钙”，铸造着文化软实力虽“软”犹“硬”的脊梁。在这个文化兴国的时代，全球竞争在继资源竞争、资本竞争之后，进一步演变为文化竞争。而文化软实力的比拼，说到底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201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举行第13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国防大学学者颜晓峰分析说，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核心价值观是灵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进程中，依据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依据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依据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血－２６６－脉，由国家正式确定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全民族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基本价值导向和遵循。“确立了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基本价值就会更加彰显，社会的价值取向就会更加明确，全民的价值规范就会更加有效，文化的无形力量就会更加聚能。”他分析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兴旺，离不开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引领方向；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睦，离不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一种文化的自信自强，离不开先进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支撑。最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俄罗斯，这个在苏联解体前核心价值观已四散崩塌的国家，自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提出“俄罗斯新精神”，重建核心价值观。而此举是使俄罗斯重新走向稳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软实力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种对于个体的吸引力，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灵魂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如此——既不靠强制推行，也不靠传播技巧，比拼的是价值观本身的能量与感召力。价值观是行动的价值引力，先进价值观是一种推动国民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必须首先培育明晰、稳定、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这是软实力的关键性内核；同时，通过日益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也能产生更为深远广泛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弘扬中华文明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作用，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也集中体现了－２６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还承载着每个人的美好愿景。同时，这24个字还体现出文化多元化的特点——既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在当代中国的延伸发展和实现形式，同时还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独立富强的奋斗精神，励精图治的革命精神和改革精神，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期待是，“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三个重大问题：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成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样的回答，对内可产生人心的磁吸效应，凝聚全民的最大公约数；对外则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目标和诉求，对于破解“中国威胁论”有着重要意义。文化软实力之所以成为中共高层的重点关注内容，是因为此前中国软实力发展滞后，而一个经济崛起、国际话语体系却薄弱模糊的大国，必然遭遇误解、曲解或恶意解读，“中国威胁论”由此而生。一位墨西哥学者描绘了这样的现实：美国在他人土地上发动了多次战争，中国从无一次，且采取全方位的“和平外交”，但吊诡的是，美国往往被视作和善的强国，中国却总是惹人怀疑。中国的崛起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缺位或真空，必须填补出来。－２６８－提升软实力、回答中国崛起之后要做什么，可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威胁论”的根基。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体现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多元主体和多条渠道：不同于此前以政府为主体推进文化软实力的做法，价值观表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指南。多次强调，要“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这项任务，被他提升到了“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其意义被确定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为此，他强调，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同时，还要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核心价值观事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的崛起绝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壮大，更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核心价值观优势与正能量。这是世界大国崛起之路的共同规律。“只有在与各种文化不断交流、对话、博弈中完善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表达，彰显文明、民主、开放、和谐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文－２６９－化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为构建世界价值体系、引领世界价值走向作出贡献，才能使文化软实力确实硬起来，大国的地位真正立起来。”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2016年11月07日－２７０－欲自信，先自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为时间节点的特殊而备受关注——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会如何看待现实挑战、描画未来愿景？“七一”讲话中最受关注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忘初心”，另一个则是“文化自信”——后者两年多前就曾出现在的公开讲话中，在“七一”之前的一个半月内也曾出现过三次，何以在这次大会讲话中如此引人注目？毋庸讳言，这篇以“不忘初心”贯穿始终的讲话，是治党治国方略的阶段性总结和宣示，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后，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四个自信”首次成为面向全党的正式提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新概念。他进一步阐释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对其文化抱有强烈信任和发展的理想信念之下，才能获得坚持和坚守的信心，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２７１－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激发发展创新的活力。”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在两会期间参加地方代表团审议时，在与大学生座谈时，多次提到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相对的，是现实中弥散一百余年的文化焦虑。自近代中国遭外侮破门而入、沦为半殖民地之时起，“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就已失落。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分别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向西方学习，但效果不彰。与政治危机、经济贫弱直接相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事实上，在提出文化自信之前，面对中国的文化困境，人们会更多地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主动对文化发展进行反思，并主动承担起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视作“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２７２－要实现文化自觉所要求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一是要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有深入的认知和体察，不自卑亦不自傲；二是对外部世界的文化有开放之心、包容之心，不仰视亦不俯视；三是要深刻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它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障。没有文化自觉，不可能达到文化自信；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则容易堕入虚无。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提到，“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谈及语文课本删去古诗文时，以“去中国化”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批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亲自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顾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离现－２７３－实。如此浮躁，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的。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点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知对错、不辨香臭、不讲美丑，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代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小文曾在一次演讲中分析中国的文化焦虑——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骄傲不再。他对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反思，集中于“信用缺失症”。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失信现象如同瘟疫，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需要从法治、规治、德治、心治、教化、综治、长治等七个方面来诊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分析了“文化创新”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能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山寨文化盛行。这种文化创新“山寨化”的情形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非常相似，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应该说，提出文化自信，是经过扎实的现实和理论思－２７４－考，其背后是深刻的文化自觉。有人说，在近代丧失了文化自豪感和文化方向之后，中国人开始找回文化自信，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而中国人真正实现文化自信，须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同步。“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袖之一，的一个突出特质就是自信，特别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从不吝于援引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词句篇章，无论其对于公众而言是妇孺皆知还是略显生僻；他也会轻松从容而不显刻意地使用网络热词、流行语句，比如“蛮拼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从不讳言对于外国优秀文化的欣赏——古希腊的神话、寓言、雕塑、戏剧，德国法国英国的哲学、艺术、诗歌，俄罗斯的小说、交响乐，美国的电影，甚至还有古印度的佛经；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强化执政党对于“自信”的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２７５－对于文化自信，的阐释中除了信心，还包括耐力和定力。他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连用三个典故来描述文化自信的表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文化自信并不是张扬外露、形诸辞色，而是通过文化自身的魅力和能量，在无声无形之间以点点滴滴、持之以恒的浸润渗透来感染人、感动人、感化人。而这种感染、感动和感化，最终会成为内心之中的“定海神针”。这正是“人文化成”的真正内涵与规律。如自己所说，文化的力量正在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说话就会蹦出来”，这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事实上，文化自信说到底，一方面是我们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家园的自信，另一方面更是对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的自信。而这二者又是互为一体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014年“六一”前夕，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告诉小学生们：“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２７６－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他指出，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自己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会大量引用古代典籍，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而在他治国理政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能找到对于传统文化的汲取、补充、拓展和完善。同时，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也充满信心。他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之所以能挺过来、走过来，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精神支撑。“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２７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就文化软实力问题作讲解的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认为，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待本民族文化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在过去一些年中，针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必然选项，但谈及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一些人的态度则会变得暧昧犹疑，有时甚至显得底气不足。《解放军报》曾刊文呼吁将革命文化视作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援引的话说，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而时下有一种现象，一些人总是带着“近视镜”看待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对红色革命文化存在偏见，或视而不见，或少有提及。文章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的革命斗争中，在艰苦创业的建设实践中，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那种消解红色经典、颠覆英雄人物、亵渎革命传统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反文化行为。事实上，在谈及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时，中共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相当看－２７８－重。就曾警醒全党，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为此必须时刻保持阵地意识。在沈壮海看来，文化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指文化建设的实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等都包含着文化创造，是已有文化成果、文化条件发挥作用的具体实践。“中国奇迹”本身，正体现着文化的力量。“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看到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读出应有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支撑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文化心态的开放。这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正如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这更意味着对“新世界”的开放——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力量，不容忽视。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文艺人士，但毫不掩饰对于民间力量的殷切期待：他说，“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２７９－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如何获得文化自信？著名作家王蒙将之归纳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自信，中华文化是理想的也是务实的，是坚强的也是善于应对与自我调整的，是讲原则的也是足够灵活与讲究谋略的。”他说，中华文化不拒绝任何为我所用的启示与参照，但同时我们要具备抵制文化的低俗化、浅薄化、粗鄙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以真正的正确的方向、大师的境界、匠人的精湛、深扎专注的毅力创造我们的文化业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曾有26个文明形态次第登场，但其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这种令人惊叹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从不止歇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亦需要所说的自信、耐心与定力，需要全民族具备强健的文化心理——不简单以“硬实力”定位或局限自己的“软实力”，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滋养民族文化的本源，并为世界提供公共价值。中国方案向世界贡献共享价值在2016年7月1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到了这样一个词——“中国方案”，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２８０－国方案。”此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概念已为人熟知，而“中国方案”也并非横空出世。2014年3月，访问欧洲时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谈到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此后，针对全球气候治理、针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曾提到这个概念。如今，将“中国方案”升级至“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这显然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一方面，如前所说，这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回应和超越，西方的社会制度方案正遭遇问题，历史并未终结，探索还将继续；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对几十年来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发展成就做出制度层面的分析总结，对发展的逻辑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时评说，“中国提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它既是一个大国的自信——我们有能力为全人类贡献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大国的谦卑——我们只提出可供借鉴、经过中国人民成功实践的方案”。的确，尽管“中国方案”尚需条分缕析，但这个概念能够被提出，本身就反映出一种历史自觉精神，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有人说，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比如在唐朝，无须政府力量的推动，其文化影响就已遍及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要使文化－２８１－辐射力增强，必须匹配经济的高度崛起，生成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不仅足够自我解释，而且衍生出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事实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的领导层所重视，本人就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向亚太、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从“命运共同体”到“中国方案”，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都将映射中国的共享价值。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中，谈及中国方案、共享价值，最终要看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正如所期待的，“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经济指标的高企，并不是国家民族的真正崛起，这已是共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强，但20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陷入痛苦的泥淖，而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总和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日本是3%，美国是1.8%。既有数千年文明传统，又有占绝对优势GDP的中国为何不堪一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分析认为，原因不在于英国船坚炮利，而在于先进的国家形式。中国虽有千余年来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官制度或曰官僚制度，但皇权“统而不治”，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和动员能力，国家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２８２－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同时身为海洋国家，英国又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实力，那么“自由贸易”就是其软实力。既然面向软实力塑造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再造对于大国复兴如此重要，那么中国究竟需要创造一种怎样的文化？中国又能够创造出怎样的文化？在以文化为主题的多次讲话中，描绘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具有独特魅力，既有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又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体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郑永年在其书中写道：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或者说西方价值）才会强大起来。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它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对中国来说，要创造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２８３－化，任务异常艰巨。“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欲人勿疑，必先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影响力扩展的支撑，也是推动大国复兴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２８４－2016年11月10日2016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访谈时公开承认，对美国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善后工作毫无规划，致使卡扎菲倒台后北非和中东仍然一片混乱，这是其任期内“最大错误”。两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再次调低了对2016年和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2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并调降了对多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预期。但IMF也表示，大型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6.5%，高于其此前预测的6.3%。这两条新闻的播发，一方面，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陷入了长期焦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寄予厚望。早在1985年，**就对世界局势作出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到了晚年，**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道：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并没有按照“历史的终结”设计的那样步入和平和繁荣，反而迅即陷入了失序、战乱和积重难返的－２８５－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全球范围的骚乱、停滞、衰退和安全感下降，本质上就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新兴力量走上前台为世界校正航向，提供智慧。深刻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局势作出了两大重要判断：1.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2.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深知，中国在引领21世纪全球治理中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多次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他还反复强调，参与全球治理，要以我为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２８６－这一基本构思，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向。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也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一个古老民族应有的贡献。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七国集团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认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将成为协调－２８７－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设计者。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诸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但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说是清晰有序的。中国领导人捕捉到了历史的反转趋势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形成合理国际秩序观的立论基础。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判断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态势，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理论基础，便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环顾寰宇，冷战之后的近30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世界格局版图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种变化尤其需要关注，即：权力分布、安全威胁性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复杂关系。－２８８－“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呈一超多强态势，现在这种基本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但美国在全球权力分布中的份额比之以前明显缩小，管理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同时，世界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却在群体崛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态势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会充满希望；反之则会出现动荡失序的局面。”秦亚青指出，全球化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疆界的消除，产生了真正的全球经济，每个经济体都是这个大经济的一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和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系，重要经济体尤其如此。现在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所以说，这种相互依存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也导致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时代意识很强的政党，这个政党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敏锐捕捉到时代演进的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海霞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一文中提出：时代主题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判断历史趋势的基本依据。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而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对－２８９－时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一直延续了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既看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又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世界权力格局被打破，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综合实力下降，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内敛、军事政策不断调整，其为盟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虽然仍可以被称为“一超”，但已经无法再执世界之牛耳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甚至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201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在墨西哥答记者问时也曾指出：“多极化进程不仅是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包括亚非拉等地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力量的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显著增强。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4年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的经济综述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七国集团”的GDP超越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各国实－２９０－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世界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民主、市场和美国实力，支撑起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但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让西方世界对这三大支柱的信心开始动摇。虽然思想的风向可以瞬息万变，但重拾自信之路却可能很漫长。这篇文章称，在作者的前半生，国际政治格局是由冷战决定的。柏林墙的倒塌终结了冷战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如今，人们似乎正再次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去几年里，西方对支撑起冷战后世界的三大支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一旦支撑西方自信的这三大支柱同时发生动摇，全球秩序的重组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对于这个世界格局剧变的历史关头，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干脆称之为历史的分水岭。朱云汉说：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把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称为“巨变时代”，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朱云汉指出，站在这个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历史趋势的四重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２９１－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兴起有关。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四种历史趋势的呈现，被朱云汉等学者称为历史的反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人对这种历史趋势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到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明确宣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提出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的动力。中国梦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国际社会不禁要问，一个强大了的中国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能为世界做点什么？－２９２－换句话说，自从提出“中国梦”的宏大奋斗目标以来，“中国梦”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梦”将会对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在惊讶、赞叹之余，伴生的也有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重复上个世纪一些国家崛起的老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针对诸如此类的疑虑，了然于胸。所到之处，他都以充满感情的语调向国际社会讲解中国故事和中国理念。2013年3月22日，开始了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第一站选在了俄罗斯。这是一次关于大国关系、时代潮流乃至世界梦想的出访。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阐述了对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框架里。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宏志认为：我们讲的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不是要回到汉唐盛－２９３－世，不是要重温“万国来朝”的旧梦，而是要使中国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天下”，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和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天下胸怀。“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在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座中国石碑。这是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所立，1911年被发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吴江浩说，这座碑叫“布施碑”，上面的三种文字分别用不同语言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崇，也详细地列出了布施的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说，不同于西方殖民者发现、奴役和侵略式的远航，郑和的远航，一是宣示中国对外要交流，二是赏赐，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铜钱，送给当地人。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提到，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种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这样的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２９４－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2014年11月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亚太梦想”概念，引发与会国家领导人的共鸣。这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与此类似的理念。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及欧洲、北美各大洲，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价值追求：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在欧洲，他说，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在非洲，他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２９５－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拉美，他说，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和平共赢”是外交理念的核心。而最能代表“中国梦”与“世界梦”关系的表述，莫过于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的“新醒狮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抛弃赢者通吃逻辑，中国全球治理不排他如果说美好的世界梦代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话，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不会自动走到人们身边来的。换句话说，再美好的蓝图也必须依仗于艰辛的奋斗。这个奋斗就是新的全球治理实践。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以来，关于全球治理的论述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最为集中反映全球治理体系思想框架的，是2015年10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主持这次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２９６－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认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他随之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其意义至关重要。对该专题进行讲解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认为，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很显然，中国在这种重大场合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当今严重的全球治理失灵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毅分析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其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２９７－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改革和创新旧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根本原因是国际规则背后的原则理念始终因循守旧，没有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只有首先实现理念上的创新，才能够真正建立适应全球治理的新体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时代，需要融合各种文明的有益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秦亚青等中国外交学者们由此提出以下三个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义（plural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实践参与（participation）。多元治理模式与霸权治理或是垄断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必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伙伴关系是对全球范畴内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再定位，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世界行为体不应当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描述的那种仅仅为利益展开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实践参与是指世界各国和各民族能够平等积极、心甘情愿地参与治理互动的实践。用最通俗但却充满哲理的语言概括了这些理念，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２９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强调的这种“通力合作”“商量着办”，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显然大异其趣。“中国一贯秉持的以和为贵、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兴，荡涤着利己、功利的价值取向，弥合着对抗、冲突造成的鸿沟，这就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值得仔细研读的原因”，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说。2015年9月22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对于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共享为取向，不排他”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与实践，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也饱含着习近－２９９－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心血，必将有力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一个全面负责任的中国是世界之福2016年11月14日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领下的中国，正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责任，为世界提供两样重要的公共产品，一是推动良性的友善的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建设；二是通过中国自身的良好治理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质性支持。中国并不富足，但中国足够慷慨；中国饱经屈辱，但中国并不睚眦必报。中国追求富强，但中国从未想过“脱亚入欧”或者“嫌贫爱富”，中国始终心系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坚信应该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在不断自我革新的同时，始终不忘记对世界命运的重大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敢于牺－３００－牲和奉献的中国，让世界看到了蕴藏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高贵品格。世界气候峰会，中国敢于担当2015年12月在巴黎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签署《巴黎协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认为这份协定也是21世纪伊始签署的“最重要的国际协定”，中国在此次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我相信，在与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在争取更加环境友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法比尤斯对中国在世界气候峰会上的卓越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领导中国迈向负责任大国发展道路的肯定。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最复杂最难以达成共识的国际公共问题。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哥本哈根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地192个国家参加，参与人数超过15000人，但由于缺少一个担纲的大国，这次大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正是由于莅临巴黎峰会，并阐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决断，一举扭转了会议气氛，使得实质性谈判得以顺利进行。－３０１－11月30日，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国自主自愿降低排放量的宏大计划：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样的“减排”目标显然大大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估，国际舆论纷纷评价认为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作出积极贡献，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努力彰显了负责任、有担当、建设性大国形象。自己也承认实现这样巨大的“减排”指标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并非易事，“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卡洛斯·阿基诺说，近年来，中国一直以积极姿态和具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９月，中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中国将于明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帮助发展－３０２－中国家提高融资能力。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纳米比亚环境专家德特洛夫·冯厄尔岑认为，中国作出的承诺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达国家也应作出类似承诺并遵守承诺，而非一味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指责发展中国家。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为的“关键决断”点赞。美联社评论称，“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转向减排的领军角色，加大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发电方面的投资，去年甚至减少煤炭消耗量，以期减轻城市污染。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扶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高能耗的重工业向扩大个人消费、科技产业、提高能效转变”。“2015年全球碳排放量可能稳中有降，这应归功于中国。”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称，一份最新报告让世界稍微松了口气：由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和“全球碳项目”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相比2004至2013年每年2.4%的增长率，全球碳排放量去年仅上升0.6%。研究者预计，2015年全球碳排放量将减少0.6%。报告作者之一、环境专家柯芮称：“预计的排放量减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上个十年平均每年增长高达6.7%。但2014年中国排放量仅上升1.2%，预计2015年将减少3.9%。－３０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紧要时刻，却咬紧牙关，率先垂范，以自身的主动作为，推动缓解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以一种“桥梁性国家”的姿态营造国际行动的更多共识与合力。一方面，中国近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达成许多令人惊喜的“协议”，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和2015年9月访美期间，气候变化问题都是访问的最大亮点。另一方面，中国加大推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南南合作，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引领发展中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强调的是，之所以有信心提出上述目标和政策倡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过去数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与此同时，中国还完成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它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代表中国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宣示，说明中国领导人正从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战略性角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范式性变化。在此次巴黎大会上强调，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３０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非常巧合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2015年11月30日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对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认可。但中国领导人深知，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同样也非常重要。在的亲自倡导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坚持绿色发展，也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行动。正如所说，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数十年，世界也将见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新贡献。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崛起中的中国正变得更加“绿色”，并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这无疑是整个世界的好消息。为治理世界互联网乱象提出中国方案互联网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深刻改变世界的主导技术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全球所公认，但让人类颇为困扰的是，互联网的全球治理还处于漫无秩序的蛮荒时代。在互联网已与人类相伴40余年的今天，网络空间的全球规则还未建立，诺大的全球网络空间似乎仍是“以强欺弱的蛮荒之地”。如何构建国际网络安全秩序？－３０５－这是对21世纪全人类的时代考问。“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不能由一方主导，要让大家都有发言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郎平认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边参与，积极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作用，实现共享共治。郎平列举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199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只有2亿，大多集中在北美和欧洲。而到2015年末，全球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达到32亿，其中有20亿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应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促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各国网络安全保障措施的持续推进相比，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进展则相对缓慢。各国普遍认为国际社会亟须在网络空间建立相应法律法规，以规范各种网络行为，但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尚未达成共识。“网络空间进入了一个全球的高速发展期，但也是一个矛盾凸显、规则博弈的阵痛期。”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认为，在网络空间究竟如何界定主权、捍卫主权、区分责任、进行国际合作、规则由谁制定、由谁监管，这些问题至今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信息高速公路没有交规约束，大家各行其是、乱象丛生。－３０６－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另外，截至2014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拥有5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全球十强的互联网公司，中国占了4家。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0万亿。这些数据都在精确阐释着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中国速度”，也无可争辩地说明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互联网大国。在推动中国由世界互联网发展大国向发展强国迈进的同时，也在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建立互联网国际秩序谋划中国方案。2014年2月27日，是世界互联网治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北京宣告成立，亲自担任组长。这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也标志着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新格局，真正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此举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在互联网时代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中央网信办向互联网违法行为“亮剑”，多措并举打出系列－３０７－“重拳”，真正体现“管得住是硬道理”。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等专项行动，依法关闭百余家利用负面虚假信息进行敲诈勒索的网站，以及一批造谣传谣的微博客账号。通过依法严肃治理，中国网上乱象得到遏制，网民心态更趋文明理性，互联网风气为之一变。如何让互联网成为“阿里巴巴的宝库，而不是潘多拉的魔盒”，要求中国具有互联网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既致力于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同时从大局、长远出发，为构建崭新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作出贡献。为了更好发挥中国智慧在治理世界互联网乱象中的作用，亲自策划了举世瞩目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乌镇进程”。乌镇，位于中国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一个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在幸运地与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结缘后，梦幻般地书写了让世人“惊艳”的时代传奇。据不完全统计，在浙江工作6年，至少先后5次到乌镇调研，每次都反复强调要保护好乌镇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并为古老乌镇与现代互联网结缘亲自点题。2014年11月19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专门发来贺词。他在贺词中说，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网络建设，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３０８－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永久举办地乌镇拉开帷幕，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四项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国际政要和专家普遍认为，的倡议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指明了方向。尊重网络主权是“奠基石”，维护和平安全是“防火墙”，促进开放合作是“推进器”，构建良好秩序是“防护网”。四个方面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次演讲中，还提出“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是中国方案的思想精髓。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推崇“以和为贵”“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就互联网治理来说，中国主张共享共治、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可以说，中国正在努力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网络秩序，中国也有能力和责任去推动建立这样一种新秩序。让这种新秩序更符合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中国就能找到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讲话中还呼吁人们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３０９－和运用。“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一种价值导向，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导向下，各国在网络治理中才能更好地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当今世界，网络规模巨大、参与人数众多，网络治理面临着很多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的问题。要把网络空间治理好，需要不断深入认识；只有认识到全世界在网络空间中命运与共，才能形成更好的治理机制。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新主张得到了众多国家首脑的响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称，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发言中呼应了的主张，他呼吁建立“网络空间治理的世界性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梅德韦杰夫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制定出国家在信息空间中的普遍行为准则。我们认为，这些准则应建立在不诉诸武力、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遵守主要法律和人的自由的基础上”。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领导人也出席了互联网大会，纷纷发言对的主张表示支持。美联社据此发表报道称，的讲话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正日益展现出自信，这种自信体现在当今中国对包括金融、科技、媒体等在内的全球事务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国《侨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已有学者将网络空间定义为一个国家在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互－３１０－联网的疆域里，已经将传统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连接在一起。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却始终沿袭着“天下为公”的情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等等。这些是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文化基因。提出这一中国方案，既是为中国谋，其实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比天空更宽阔，中国心胸震动全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中国进一步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不断得到强化，中国民众对国际责任的态度不断明晰，特别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宣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来，强调以大格局、大胸怀和大手笔开拓对外关系，在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中，展现出日益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传承与超越、战略与策略、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有机统一，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正日趋凸显。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国与新加坡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参与的印尼雅万高铁以及－３１１－中老、中泰铁路陆续上马，各国期待已久的泛亚铁路网建设迈开步伐。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交流合作，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在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正在对接。“一带一路”也把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中国同欧盟决定对接“一带一路”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中英探讨“一带一路”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划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德建立“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中国同中东欧多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非从来都是亲密伙伴。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国的对非政策一以贯之。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非洲，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时说：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投资－３１２－国和援助国。2015年，在南非宣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国将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是迄今为止对非最大的外资发展计划。在诸多场合强调，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从2013年巴厘岛郁郁葱葱，到2014年雁栖湖畔层林尽染，再到2015年马尼拉海风习习，连续3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一次都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的坚定信念，为亚太区域合作发出中国声音，作出中国贡献。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而中国是二十国集团中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每次出场，国际社会都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从中捕捉中国的态度和走向。已经3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别是在去年安塔利亚峰会上，针对世界经济低迷现状把脉开方，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西湖之畔举行，这是中国的主场外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认为这是判断世界经济复苏的重点信号。－３１３－成立6年多来，金砖国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始终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2013年3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指出，加强同金砖国家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2015年7月，强调，当前，金砖国家各国发展面临一些挑战，但发展潜力巨大，上升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未来充满信心。金砖国家的合作以其灵活性和务实性，给世界以深刻印象。扶贫济困，实现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对此操心最多，关切最深。他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自豪地宣布：中国已经有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强调，中国的发展援助，侧重于帮助对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国的基本理念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还指出，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向世界宣布，今后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３１４－这些支援，重点都是放在帮扶对方国家的发展上面，尤其是侧重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大国，是坚持正确方向，努力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最贴心的朋友；中国为了世界的公益事业，勇于作出自己的努力与牺牲，奉献自己、帮助别人，体现了中国人民善良的品质与美德。在中国慷慨支援不发达国家的同时，必须要看到，中国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民整体水平来看，中国人并不富裕，中国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不能得到父母的陪伴。中国即将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离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还相距甚远。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仍然愿意为世界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对此，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曾经这样评价与中国：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一位伟大领导人，他代表的国家曾经经历贫穷，深受殖民主义侵害，但从来没有殖民过非洲，而且给非洲带来了新生。如果当年的殖民者有耳朵，请他们也听听习主席的话。主席是上帝赐予非洲的福星。中国尽最大的努力贡献全球治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承担人类文明使命的担当责任。曾经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诗句评论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３１５－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他总结道：“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就是说，中国是在繁荣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书写着自己的复兴计划。当然，中国领导人也非常清醒地看到，要想多造福世界，前提就得脚踏实地，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早在1987年，**就指出，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中国锐意改革、坚守理想，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顺利实现，将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英国《卫报》网站发表文章曾直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正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无论在西方经济步履维艰时的驰援，还是之后允许货币稳步升值，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对全球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该报认为，当下关注中国经济，不应过分关注GDP数字，忽视中国深层结构性改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也认为，动辄唱衰中国经济，是一种“短视症”。他在列举了中国自2008年以来帮助稳定世界经济大局的贡献后指出，西方如今对中国经济表现出的恐慌，更大程度反映的是对自身经济脆弱状况的不安，不知－３１６－失去了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的火车头，世界经济增长还能靠谁。新中国的成立，在世界的东方拉开了恢宏的历史帷幕。时任英国共产党领袖的哈里·波立特曾撰文指出：“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全世界民主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巨大重要性。这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新的鼓舞。”如今，正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乘风破浪，不断带给全人类新希望、新力量和新鼓舞，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自信2016年11月17日看待中国，如同看一幅精心创作的巨幅油画，不论整体还是局部，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升腾的气势和勃勃的生机。1964年1月8日，戴高乐总统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法建交问题。戴高乐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这个事实摆在那里。这－３１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拥有开辟未来的一切手段。我们不清楚它需要多长时间来发展自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大国。法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好处没有？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报偿。我们同所有的人打交道，我们有盟国，我们保护联盟。采取承认中国这一具有转折性的步骤，说不定对我们的联盟也不无好处。正是在戴高乐的主动推进下，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里第一个正式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戴高乐的远见在5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得到了验证。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法国与中国缔造的亲密关系也大大提升了法国的世界影响力。尼克松在其著作《领导者》一书中，专门记述了他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访问法国时与戴高乐有关中国的谈话。戴高乐奉劝尼克松说：“你现在承认中国要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被迫承认它更好一些。”尼克松后来自己也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他后来推动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起了很大的作用。领导下的中国如今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一方面中国复兴之路充满挑战，艰难困苦的复杂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引领下，空前团结、气势如虹，表现出藐视一切困难与风险的战略定力。只－３１８－要始终保持战胜困难的自信心，中国不畏惧任何挑战。而在领航中国劈波斩浪的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强大战略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自信力的压舱石和定盘星。中国的未来形态必然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塑造的，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取决于中国与世界能否良性互动。中国温柔敦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战略思维能力，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迎战一切风险时都能保持从容与淡定，这是中国跃升成为世界领袖型国家的最大资本。主政中国以来，内外治理均卓有成效，取得这些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坚定的战略方向。“面对种种认识问题以及错误思潮和倾向，用鲜明的态度、果敢的决心、坚定的主张及时回答了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征程上中国将往何处走、怎么走等重大方向性问题，为执政开局解开了认知困扰、清除了思想障碍、廓清了治国管党思路、拓展了前进发展格局、奠定了再创辉煌的基础，更为打赢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先机、创造了条件。”应该说，战略学者对高超战略能力的这种评价是名副其实的。立足于忧患，取法乎上乘是一位充满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领导者。他在制定中国复兴总体战略构想时，总是首先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重大风险进行慎重的评估。－３１９－对于中国战略态势的总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和“三个重大危险”——即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认为，中国从当前到2020年间是一个风险集中期。他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具体而言，“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除了确定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局势的战略定位，还将战略总判断建构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之上。－３２０－2012年12月9日，刚刚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把广东作为离京调研的第一站，他在当地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充分肯定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中国的外部形势要做到“五个充分估计”。他强调，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早在1992年，**就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执政党内部的最大风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16年1月，对执政党内部存在的巨大风险和隐患说得更加直白——“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３２１－在这次讲话中不但列举了被查处的腐败高官的名字——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他还列举了那些抱有政治野心、怀揣阴谋的腐败高官们的种种劣迹表现——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要防控风险，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并且有能力果断排除风险和隐患。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问题意识”和“风险意识”，他甚至指出，“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他要求治国理政“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如何管控重大风险？认为，首先是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再就是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３２２－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还有就是做到“五个不让”，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对于腐败这个执政党的“心腹大患”，多次借古警今，要求全党牢记“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奢糜之始，危亡之渐。”用“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巨大危险。在2014年10月8日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引用中国经典哲学著作《道德经》中的名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立于不败。正是立足于强烈忧患意识之上的总体战略判断，实施了系统性的战略展开，逐渐形成了忧患意识强烈、问题导向明确、战略方向清晰的战略思想体系。战略方向坚定，中国不会犯颠覆性错误世界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最后，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世界诸大国作出了这样的趋－３２３－势性判断：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到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他据此认定，大国的地位首先是由其力量对比决定的，综合国力是大国地位的基础，舍此大国崛起无从谈起。但保罗·肯尼迪又接着指出，大国力量对比并不是先天注定的，大国地位的变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领袖的领导智慧：用俾斯麦的话说，就是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行”。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大国的兴衰》出版发行近30年了，时间验证了保罗·肯尼迪的史家智慧。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大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之大，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苏联已经土崩瓦解；日本在“日本第一”的绵绵和歌中垂垂老去；欧盟分分合合，至今仍然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希望建立的“千年帝国梦”也没有持续多久，就已经步入“梦醒时分”，而中国则在危机中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步入连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３２４－领导人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能力，不但关系到大国的兴衰，而且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大国崩溃、解体或者衰败是国家不再有能力维护自身生存的反映。这种能力可以称为国家生存的底线能力，也可称为战略能力。”中国战略学者程亚文在《大国战略力》一书中强调，“战略能力要保障的，就是使国家在非常状态下还能够正常运转，生存不受到根本威胁。”正因为战略方向抉择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极为坚定和果决。指出，“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在不少信奉“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治学者看来，既然“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么国家战略方向和战略道路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事关重大、几乎可以决定生死命运的重大问题。战略方向的抉择，实际上就是道路选择。道路方向选择的失误，就意味着要犯颠覆性和全局性错误。所以，多次强调，在中国担任领导人，在道路和方向上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013年10月7日，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３２５－访时再一次谈及中国改革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颠覆性错误的最大表现就是动摇国本，在治国的基本制度选择上翻烧饼，瞎折腾。中国的先哲老子在几千年前就反复告诫执政者——“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动，否则小鱼就全弄碎了。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动”，那样做并不叫有魄力，相反还是不稳当的表现。在看来，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对此，的态度非常坚决：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撰写的《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颠覆性错误”也是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他说，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３２６－够转化为制度。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30多年来，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沟沟坎坎四处皆有，狂风暴雨也不稀奇。每当遇到大风大浪，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总是能化危为机，乘风破浪不断开创新局面，书写出极不平凡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创造，以事实证明中国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方向符合国情民意，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等在仔细研究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苏三个大国的兴衰变迁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分别作出了不同的战略抉择，从而将美、中、苏引入到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因而导致了三个国家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对比。所以，多次强调指出，当前，随着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３２７－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需要无比强大的战略定力。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迷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不轻易摇摆，不轻易撒手，不轻易大幅度转向，就能保持中国这艘大船航道的基本稳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也避免被战略欺骗，从而导致战略自杀的悲剧。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JohnRoss）在其新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中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强烈的信心，但他最担心的是中国被忽悠放弃自己的正确战略，酿成“国家自杀”的悲剧——“中国不可能被谋杀，只能被忽悠自杀”。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中国人，你要自信！》一文中指出：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要被西方一些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复强调，“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各种陷阱”，做到“任凭风浪－３２８－起，稳坐钓鱼船”，绝不是偶然的。重新唤醒中国的领导力2016年11月21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领导型国家，这种领导不是对别国直接统治或者指手画脚，而是以自己卓越的治理能力为他国提供示范和样板。当代中国发挥领导力的最重要方式，也同样来自于其榜样作用。这一榜样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强大的改革能力。－３２９－“环顾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习式改革’对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应。”2015年2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认为，领导的这场全面改革正为全世界注入一种正能量。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中国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领导人面临的矛盾之多、压力之大、问题之复杂、把控之艰难，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但却选择了一条最具挑战性的路径——明知改革风险大，却要偏向虎山行。这种大政治家的改革勇气令人敬佩。国际媒体普遍承认，领导的中国改革幅度和力度“超预期”，并呈现“新常态”，“体现了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如果把中国的复兴之路比喻成建造一幢壮观的中国复兴大厦，那么既是这个建筑的总设计师，也是总建筑师。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具有极强的战略谋划能力，还必须具有很强的实操能力。这种实操能力，也可以称之为领导力。很显然，深度了解领导力的来源，对世界范围的各类治理者，都具有－３３０－重要的参考意义。“让中国航母在一美分硬币上大转身”是怎么做到的？面对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经常感到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了欧美社会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用短短30年时间，就完成了6亿多人脱贫，这么高的发展效率从何而来？特别是领导中国以来，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让一个8800多万人的执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简简单单的八项规定居然奇迹般地塑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原来流传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论调不攻自破。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体制机制重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世界上人员最庞大的军队实现了快速转身。中国经济改革，动力转换正在加速进行，2020年前后即能基本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受到广泛追捧，亚投行从筹备到开业只用了800多天。连年逾百岁的中国著名新闻传播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甘惜分生前也不禁感叹，“中国改革天天出大新闻，让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都感觉到了，中国真的是最出新闻的富矿”。根据的部署，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各个方面，而且他还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３３１－革上都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时间表，为各部门和各地方设定了改革边界和底线，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可检查、可评估、可落实。如此全面、深远而彻底的改革任务，被外媒比喻为犹如“让中国航母在一美分硬币上大转身”，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的？中国领导人的执行力让世人印象深刻，美国著名作家、《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呼吁——“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就好！”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进一步承认，良治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的实现顺序也非常关键，处于第一位的并不是民主，而是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拥有极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实现顺序也是正确的。中共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当今世界鲜有能与之媲美者。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国拥有一个睿智、高效、清廉、团结的最高决策层。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核心决策层出色的领导能力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锻造出来的？我们不妨从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最核心的决策机构开始。－３３２－中共有8800多万名党员，但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25人，可谓几百万里挑一，每位政治局委员都堪称精英中的精英，也都是经历重重考验选拔上来的。一般来说，中央政治局有三项最重要的职责：一是把握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二是统筹部署，统筹协调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三是应对风险，组织应对国内外重大矛盾风险。作为中国最重要、最核心领导决策机构的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因此，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要“努力成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称之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了专题讲述。在这次被外媒称为“中国最高层的政治课”上，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4点要求：一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二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三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四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在严格要求自己上。在第一点要求中特别指出，在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工－３３３－作，核心的要求就是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做到始终坚定、明白而清醒，又来自于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的这一洞见，实际上道出了锻造一流政治家和领导人千古不易的基本原理。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著名政治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就在《如何治理国家》一书中教导后世的政治家，“统治一个国家的人必定拥有巨大的勇气、能力和决心。真正的领导者总是把国家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统领一个国家就像为一艘船掌舵，尤其是在遇到暴风雨开始肆虐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船长不能保持稳定的航向，航程将以全员覆没而告终”。正如舵手渴求航船顺利、医生工作是为了病人康复一样，国家领导者努力追求的目标首先是让公民过上幸福生活。西塞罗指出，这种生活包括财产安全、物质丰富、良好的声誉和正直的美德。“这就是我对我们领导者的期盼，因为这也应该是他们最伟大和最崇高的目标。”深知，只有把领导干部的信念与职责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动力永不枯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共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３３４－的第一个“官衔”，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细胞”的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从中国的最基层干起到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奉行的从政理念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献身于政治，就是献身于公共事业，而那些为大家而献身的人，就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有人做过统计，以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7位常委在基层与地方任职的平均时间达到24年。中共这种重视基层历练的干部培养方法，极大提升了高级干部处理各类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又使他们对民众最切身的需求有着明晰的了解，既“接上了地气”，“也积累了与民众的感情”。2016年1月29日，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强调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中共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简称为“四个意识”，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增强中共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使中共在面对极为复杂的改革难题时，始终保持高度凝聚的团结一致，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力量。－３３５－一个倾听民意、体察民情、重视民生、矢志不渝献身于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导集体，一个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坚持以上率下优良作风的先进分子联盟，一个传承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民族先锋队，一个激浊扬清、敢于自我革命、对权力腐蚀时刻保持戒惧的执政团队，必然蕴含着巨大引领力和感召力，这可以说是中共强大领导力的核心密码。中国正在激发全体干部的改革力领导力危机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空前匮乏的时代。”有学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刊文指出，从多个指标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本该是最有利于产生伟大领导人的“时势”，也有不少西方领导人有成为“罗斯福”的宏愿，但最终，我们并没能看到新时代的“罗斯福”。在不少国家，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但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几乎没有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反观中国，正在励精图治、日夜兼程带领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奔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刊文称，“我们相信的确在进行根本性变革”。“是一个致力于为中国未来修建一条独特道路的严肃认真的改革者”。认为，强大的领导力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方向选择，也－３３６－取决于领导团队强大的行动力。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合一，贵在行动。毛zd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的干部队伍人数庞大，但面对举世罕见的改革发展任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且不出事的干部仍然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深知治国理政的精要，首先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当前中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多次指出，领导干部不作为、不善为和不能为，仍然是当下中国干部队伍主要的缺陷。为了激发干部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让他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采取了多管齐下、辨证施治的方法，中国的官场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中国民众对那些不作为的“太平官”长期尸位素餐，是非常反感的。如果听任官员们“不作为”，或者容忍他们在岗位上让“改革空转”，绝不只是造成中国改革停滞不前，还会让中国复兴事业丧失机遇。对“为官不为”现象十分重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强调，－３３７－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2014年以来，中国已有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同时，中国审计部门也加大了对“不作为”问题的审计力度。制度正在发力，效果已经显现。然而，解决“不作为”问题，除了要强化问责机制，也要通过政治教育立根固本，让干部挺起精神脊梁。提出，“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为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领导干部“不善为”不同于主观上“不想为”。很多干部是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的，但在新形势下面对新问题，仍习惯沿用老思路老套路工作，或者多端寡要，不知所措。结果是做了大量无用功，还把自己搞得很辛苦，陷于蛮干盲干，最后事与愿违。－３３８－曾形象地形容这种现象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勇气可嘉，却是莽撞和不可取的。为了破解领导干部“不善为”问题，提出，既要对干部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要指导解决“桥与船”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是帮助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其领导艺术。创新是解决“不善为”问题的关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则是前提和保证。一些领导干部“不善为”，正是因为忽视了执政党长期以来积累的执政经验、工作方法和政治规矩，需要重新“回炉”、重温著作，对照改进工作方法。高度重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要求各级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要求中国的党政干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民族的思维能力，促进治国理政水平的提高。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想提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先进的理论思维须臾不可或缺。多次强调，要求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五大思维能力——战略思－３３９－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人们常说，不要把正确的梯子架在错误的墙上。领导者很多时候工作进展不顺利，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运筹安排不当。领导干部如何总揽全局、合理安排、做到心中有数、应付自如？这种领导艺术被毛zd称为“弹钢琴”。毛zd在1949年3月撰写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共领导干部要学好这一工作方法：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十分推崇这种“弹钢琴”式工作方法。2014年2月，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专门谈到了自己的治国方法就像“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2016年初，又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全党重温毛zd《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其深刻用意，就是要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弹钢琴”式的科学领导方法，真正解决好“不善为”问题。治理中国这样复杂的大国，没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政治训练和专业培养的管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对此感受深刻。他多次强调，领导工作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把握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识性、专业性要求。中国领导干部“不能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专业知识、缺乏治理本领，工作中显得能力不足，心里发虚。对于干部“不能为”病症，采取了加减法同时上马的治疗方法。所谓做加法，就是倡导干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通过不懈学习增长才干。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本领恐慌”问题，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他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为了指导领导干部抓学习，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当然，并不希望干部拿学习来装点门面。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所谓做减法，就是狠下心来，裁减一批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干部，让才不配位的官员腾出位子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导致中国的领导干部一旦任职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行政级别一般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这让一些“不能为”的干部产生了侥幸心理，也让更多能干会干的干部只能“苦熬资历”，难以迅速施展才华。2015年6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规定》意在坚决治理中国的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痼疾，是中国干部管理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突破。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让机关不养“庸人”成为一种政治生态，官员混日子的舒服劲将一去不复返，督促了领导干部自觉学习，不断上进，以解决自身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中国的复兴大业不会一帆风顺，其过程肯定还有难以预知的风险和挫折。要求中国的领导干部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腾，不反复，用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形象地比喻干部要拿出钉钉子一样的执行力：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中国为世界开启新未来样式中国崛起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罗思义等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当今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梦，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课题是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国复兴的人和所有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势力间的艰巨斗争。”罗思义说，“斗争的结局不仅将决定中国的形势，而且被视为决定全球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国的复兴分别画出了底线和高线。2012年12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这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复兴画出的底线。中国的复兴除了守住底线，还要追求高线。这就是指出的，“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辞把他的时代的意志表达出来，他告诉他的时代什么是那时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的时代的精髓与核心，他使他的时代现实化了”。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进一步阐述了伟大政治人物的历史标准——“先进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能够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13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引用撒切尔夫人的外交顾问鲍威尔勋爵的评论称，“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有巨大的自信”，而中国恰恰需要这样一位领袖。荷兰首相吕特在精研过的治国理政战略后，对媒体表示，“主席视野开阔，高瞻远瞩，同时又十分熟悉具体情况”。他感叹，“中国选择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只有主席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才能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成功解决好国内外各种问题”。“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把制度优势变成顶层设计的能力和落地生根的效率。这一点，连“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与“北京共识”的发明者雷默等也击节称赏。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雷默则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鸦片战争前，封闭的中国是一个明显缺乏“未来感”的国度。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年间，中国彻底跌入衰败的深谷，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勇气备受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毛zd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自强自立的模板。**为中国开辟了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由此奔涌向前，中国成为世界上取得最惊人发展成就的国度。当引领中国奋勇攀登复兴之巅，中国的未来正以世界从未有过的崛起样式展开。中国人在世界的东方，正以自己的理念、思想和战略路径，结合博大渊深的文化底蕴，为世界开辟一种新的未来。相信相信中国－３４５－2016年11月24日新中国成立100年会是什么样子？虽然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但中国领导人早已将战略目标锁定到了这一年。多次公开宣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执政党对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不可更改的“军令状”。这就意味着，中国要重返世界之巅，回到这个民族应该达到的高度。用毛zd的话说，就是中国必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届时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政治、文化、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也必须跻身世界一流。中国的崛起将不允许有明显的短板，而是全方位的复兴。中国的复兴，不是为了当一个自给自足的“超级富翁”，而是立足于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兼济天下的使命与情怀。早在1956年，毛zd就在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zd的复兴梦，也是的复兴梦。在纪念毛zd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毛zd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中国的复兴路上关山万重，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复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但中国复兴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中国人自身，特别是失去了梦想的能力。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梦想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贬义词，梦想家几乎等同于空想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一书的序文中，高度评价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重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让整个民族都找到了未来感——“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以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则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当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面向未来也成为时代的特征之一。”“不止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马丁·雅克等认为，不但重新唤醒了中国人的梦想能力，而且让中国人的未来形态也变得更加清晰了——“中国梦”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加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接近17个世纪的时间位居世界最富足大国的位置。布热津斯基说过，“中国在农业生产力、工业创新和生活水平方面领先于全世界”。换句话说，中国位居世界一号的主角地位，在历史上更像是常态，而屈居配角更像是非常态。21世纪中国复兴，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常态。当然，相比过去中国文明内部的自我盛衰循环，中国新一轮崛起将依托于全球化，也服务于全球化。如果站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看待中国的复兴，将会发现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在过去的零和博弈时代，中国的地缘格局在世界大国中最为不利，不论陆地还是海洋都面临着强敌环伺，全世界强大的对手国家似乎都被摆到了中国的周边，“中央大国”更像是“四战之地”。但如果世界进入全球化的多赢时代，中国所处的格局就截然不同了——中国与未来世界最有潜力的经济体都具有区位合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在陆地上可以与印度、俄罗斯、韩国、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以及欧盟直接沟通，在海洋上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尼、澳大利亚等比邻而居。同时拥有海陆两栖优势的中国，在G20中最适合担当中央枢纽，全球的经济地理中心非中国莫属。可以说，正是全球化赋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机会。没有全球范围的托举，中国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国。同理，缺乏全球视野，中国人也无法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所以，鲜明指出“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正是着眼于中国复兴的内在需要。全球化将托举起中央大国的荣耀，但中国对全世界的回报也将是丰盛的。到2050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的主发动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和平秩序的最重要守护力量。而其中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中国将为全世界奉献一条和谐共赢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即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都有机会通过自我变革崛起，这充分证明不走掠夺与侵略的老路是完全可行的。天道酬勤，自助者天助之，和谐共生符合历史的意志，发掘人性的善比放大人性的恶，更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曾经长期考察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一书中坦言：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体”。鉴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白鲁恂等坚定认为，未来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会与西方诸大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中国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道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不顾文明基因的差异，一味地克隆或者复制他国模式，必然引发强烈的副作用。中国不向外输出革命，不诱迫他国模仿中国经验，更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在急速发展的科技力量面前，人性的进化是如此的缓慢。如何处理科技以及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大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丰富经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杜维明等指出，中国有责任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要“把人生的意义价值探讨出来”。在当下详细描绘30多年后中国的文化样貌形态，显然非常困难。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可以看出，近3000年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波动并不大，中国文化的内省能力和适用能力，可以让中国在极为剧烈的社会变迁面前，也能保持岿然不动。这里不妨以《论语》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通过记述公元前5世纪时孔子和四个弟子的一次谈话，反映了几种治国思想的差异。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治国思路虽侧重点不同，但都符合先富后教、富国强兵的路子，孔子也都表示赞成。但曾晳却提出了一个治国理政更高的境界，即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社会的康乐和谐、安定祥和，人人充满活力又揖让自律，让个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所以，曾晳得到了孔子的最高赞许。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人仍然会坚守这样的心灵自由境界。“仁者爱人”“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山水田园间诗意地栖居”，等等。即使再过几个世纪，这些也将仍然是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追求。中国人的世界观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是追求立德树人，天人合一，在恬淡自然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表现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是重视怀柔亲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不会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中国将更像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以信义著于四海，以大度包容的态度对待偏见和傲慢，竭诚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减少全球的纷争与困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曾指出，“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帝国”。他的预言现在看来至少说对了一半——美国的确是人类社会最后能享受霸权的“帝国”，当今的世界也没有合适的“帝国候选者”。因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放弃了“霸权思维”，中国不愿意甚至憎恶成为帝国权力的“竞争者”，人类社会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大权独揽的铁腕国家担任地球的守夜人。但美国不一定是人类最后一任最强盛国家，因为中国人早有古训“故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间的大德容不下私利长久存在的空间。未来的人类必然会选择最正直最无私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表率，而对天道与人性都有着最真切体会的中国人，无疑是其中最有竞争力的。的父亲习仲勋在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饱含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复兴路上，中国注定能够冲破一切艰难与风险的最大资本，也正是来自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天下意志的中国人民。对此，深有感慨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这是美国当代女诗人玛丽安娜·摩尔的诗作，也是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正在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证明，梦想的实现正在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中国复兴的最终成功，将充分证明复兴战略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