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也谈清官意识          中国的清官意识和清官文化由来已久，可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宋朝的“包青天”，到明嘉靖年间的海瑞“海青天”，千百年来成为民间百姓顶礼膜拜、齐声颂扬的清官典型。在许多文学、戏剧、电影作品中有诸如此类的描写：当某地方父母官离任时，众多百姓夹道相送，匍伏在地，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在传统文化中，人们的心态就是跪着乞求恩赐，盼望救星来普救大众，为民做主。甚至某些大贪官的落马，也寄希望于比贪官职务更高的某些“清官”来惩处。由此可见，清官意识是指基于对伦理道德的坚定信仰而把品德高尚为官清廉的行政官吏当作好的社会秩序和幸福安宁生活的象征的一种观念。集中表现为：百姓希冀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官吏，能仁爱百姓，时刻为百姓利益着想，出现冤情时能及时为百姓伸冤……总之能让百姓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显而易见，清官意识的落脚点在人，语意的重心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清”。把美好幸福安宁的生活寄托于“清官”而非“自己”，足见有对他人依赖的因素在里面，同时，又有自我人格失落的意蕴。这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主义的内在要求——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与主体人格的遗忘——不谋而合。　人治主义是指以某个人的权力至高无上为逻辑前提，以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分配、运作、维持为中心而进行统治的思想。其实质是实现个人专制的工具。它主张权大于法，同时强调个人对权力的绝对服从，个人、法律与这种权力产生冲突时，权力摆在绝对优先地位。政治结构的划分与这种权力的分配完全重合，在这种政治结构体系中，权力的真正拥有者处在金字塔结构的顶峰，其他阶位者，均为权力指向客体。客体对权力绝对服从。在这种政治结构体系下，无疑为清官意识的产生和维系从心理上确立了坚实的基调，于是圣君思想、清官意识应运而生。马克思曾痛感于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所处的无权状态，他指出那些分散的、孤立的小生产者总是不能代表他们自己，总是要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来代表他们，此话可谓一语中的。　　由此观之，清官意识是人治主义的衍生物，是人治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表征，即清官意识的底下有人治主义飘浮的影子。清官意识，说到底，就是臣民意识。它与法治理念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与中国法治化道路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中国法治化进程加快。　　同样，在清官意识思维模式下，当今中国，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都可能有这样一些“清官”，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不搞黄赌毒，不腐败，不骄奢淫逸。他们也算是勤政爱民，有事业心，有上进心，有造福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自以为是“清官”，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视群众为草芥、为愚氓，遇事不和群众商量，自作主张，强令执行。即便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为群众做好事，但他们的语气和腔调还有做派，却是高高在上，一副救世主模样。回顾近三十年的历史，不管是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还是劳动用工分配改革，住房改革，教育医疗改革等等，人们不难找到种种“清官为恶”的影子。甚至在查处他们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道：“我这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嘉禾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和教训。说到底，在这些“清官”们的心目中，官贵民贱的思想根深蒂固。　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不贪污不受贿不搞黄赌毒，不腐败，不骄奢淫逸，那只是尽到了守法公民的本分，还没有“先进性”可言。身在领导岗位而不腐败，算是“清官”，但成为清官也仅是为官的第一步，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真正的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公仆”，还应该作风民主、决策民主，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充满爱心，平等待人，有错要认错，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要熟知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各种方法与技能，并坚持做到依法行政，以民为本。简而言之，即优秀的领导干部首先不能当贪官；其次，也要警惕自己别犯“清官之恶”，真正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儿女而不是救世主，那才是人民群众欢迎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