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中华文脉中读懂“文明中国”

——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之路

一万多年前，现代人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只有少部分人群，独立开始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距今五千多年，其中更少的人群完成伟大文明的创立。将文明与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大一统的治理体系相互融合，构建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绵延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如同少年，只有中国。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基因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成为最深远的中华文脉，也成为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本原因。这些特性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考古学依据丰富的出土资料对这一进程的最新阐释，打破了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将追溯中华文脉和解读“文明中国”的时间轴线延伸至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

万年农业起源孕育优秀文明基因

孕育我们文明的摇篮，山川壮丽，环境多元。中国地势如同三级巨大的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倚天而立，为第一级；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湘西群山由东北绵延到西南，西为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二级；东为各大平原和丘陵组成的第三级。既以江河为经络，山脉为骨骼，浑然而为一体；又有千差万别的地理单元。既有高山、流沙阻隔，呈独立之势；又东南面向海洋、西北通达欧亚大陆腹心。中国人的祖先，钟天地之灵秀，得物华天宝，在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多元发展，再熔多元为一体，以成文明，以成中国。

万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烧制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开始世界最早的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以突出的创新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坚实基础，培育着以农为本的重要基因。

距今9000至6000年，各地区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优秀要素在不同地区孕育、生长，焕发勃勃生机。距今8000年的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现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百余间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布列，规划有序，最大房址占据聚落中心。距今7000年左右，覆盖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蓬勃发展。临潼姜寨遗址为揭露最完整的仰韶文化早期村落，聚落布局呈现出另一种向心模式。约120座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分为东、南、西、西北、北五个房屋组，外围有壕沟围护。每组房屋代表一个亲属组织，整个聚落代表一个更大的亲属集团。

聚落模式虽然多元，但都表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滋养着亲情，培育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定居氏族组织，成为此后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基础。对家族兴旺的责任和对祖先的敬奉，也成为我们重要的文明基因，奠定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的基础。

为掌握农时，中国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中，以独特的智慧，思考宇宙运行、万物繁育之奥秘。距今近8000年的长江中游高庙文化精致白陶器上，出现精美繁缛的戳印图像，其最重要的主题是有巨大勾喙的神鸟。神鸟的双翅或向上扬起，或向两侧展开，有各种图案，包括有四颗獠牙的大嘴、中心有圆点或者十字的圆圈和表现四面八方的符号。我们推测，这些几何符号，代表的是位居天顶的天极，獠牙大嘴是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如此令人惊叹的白陶图像，表现的正是高庙文化时期的“天极宇宙观”， “天极宇宙观”的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辽河流域，玉器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文脉，在兴隆洼文化中初放异彩，其渊源或可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玉器种类不但有玦和坠等饰品，还出现模仿昆虫的特殊器物。美玉制作的饰物，从最初出现开始，不仅是为了美观，也会赋予佩戴者特殊能力。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随葬玉器中，一件形如柞蚕之蛹，另两件与柞蚕幼虫颇相似，可见佩戴者对昆虫蜕变和羽化之力的信仰。在仪式活动中，他们正是要凭借这样的神奇力量，羽化飞升，上天入地，沟通天地神灵。这样的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万物密切联系的原始信仰，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距今7000年后，仰韶文化的彩陶开始繁荣，图案主题最初是对鱼的写实和抽象表现，并有人面鱼身的形象，此后更出现鱼中有鸟的“鱼鸟组合”主题，表达对重生转化的思考和对万物繁育的祈愿。距今6000年后，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艺术高度发展，掀起波及各地的史前艺术浪潮。鱼鸟主题被以各种或复杂、或简化、或图案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对“天极宇宙观”的思考和对万物沟通转化的信仰中，先民们尝试以“天人合一”的理念沟通天地，协调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促进万物生长和社会繁荣，并酝酿着新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