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学党史 明初心 知使命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希望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能够牢记宗旨,进一步增强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发展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从国内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从国际来看，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亲自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组织相继创立和发展，在不同时期指导和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联合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中国先进分子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没想到一语成谶。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他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李大钊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李大钊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李大钊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1919年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100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在狱中，陈独秀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二）翻译《共产党宣言》，非杭州陈望道莫属《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邵力子推荐了小同乡陈望道，亲自写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随信寄去了《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29岁的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作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作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邓明以在《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语句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但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厂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无不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信徒，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1936年7月，**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