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从1840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虽然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于是中华民族开始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拉开了帷幕。一、黑暗中的微光（一）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心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慈禧太后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中国近代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洋水师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水师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国外，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后来，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变法的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变法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其中小故事：简单说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3.10—1898.9.28），字复生（小时候家乡瘟疫流行很多死了，谭嗣同也被传染后来不治而愈，成年后就给自己取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1898年9月底,光绪皇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按事先密谋计划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与此同时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其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然而袁世凯于9月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慈禧太后。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由于事发突然措手不及，营救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为变法事业殉道，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语句。（“去留”，这里应该是把康梁的逃离和自己慷慨赴死看作同样的伟大，同样如昆仑一样浩气长存）后来在刑场也是大义凛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变法而流血第一人。（三）辛亥革命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自19世纪末至1912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期间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并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时清政府把湖北的兵力调动至四川镇压革命运动，造成湖北兵力空虚）。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宣告终结。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但是最后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小故事：中华民国大总统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决定实行总统共和制。1911年12月11日，17个省的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各代表分成支持在湖北首功的黎元洪和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孙中山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孙中山获得17张有效票中的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注意此时是有临时两字的。孙中山作为首任临时大总统是的任期是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倘若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能宣布赞成共和体制，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并且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溥仪逊位，清朝正式终结，孙中山于是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10月袁世凯被选举为第一任大总统（此时没有临时了）。（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诚如毛zd、周恩来和恽代英所言，《新青年》如同一个时代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小故事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到军警的阻拦，多次交涉毫无结果。中国的土地竟不让中国人通过，学生们被激怒了，这时候，队伍里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愤怒的人群潮水般地向赵家楼涌去。匡互生（故事男主角，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和另外几个高师的学生走在队伍的前面，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登台演讲，沿途观看的民众无不动容。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由于房屋围墙太高，无法翻入，盛怒之下的学生将旗子掷向院内，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但无法冲进门去。匡互生心急如焚，这时，他猛然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他以少年时代练就的武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宅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早被外面的呼声所震骇，看见匡互生等跳了进来，更是目瞪口呆，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匡互生等迅速将笨重的大门打开学生一拥而入。入宅前已传说曹、章、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贼正在曹家开会（此时曹汝霖躲在密室，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章宗祥躲在锅炉房，起火后逃出被打，陆宗舆不在），匡互生全然不顾流血受伤的手，和大家涌入内宅搜寻，但没有找到。于是，愤怒之极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准备点火，这一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他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并断然点燃了火。这把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同学痛打了来不及逃走、化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曹宅燃起大火之后，军警赶来灭火，并逮捕了32名来不及散去的学生。匡互生闻之，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不是被捕同学之罪，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诸同学力劝乃止。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穿插故事：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小故事：有意思的是，赵家楼之火却烧醒了卖国贼曹汝霖。“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闭门思过。此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再也没任过政府要职，也没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每次都是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为什么这么做？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后来，曹汝霖发起，由20多人出资建立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都由他筹措，而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他到医院时，只由医院给他的汽车加满汽油，算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30年代日军侵占华北后，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全面抗战爆发后，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他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他挂上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一次，敌伪组织打算让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五）共产党早期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19年6月，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与高举苏俄革命赤色大旗的李大钊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思想理论界为学生的爱国运动推波助澜，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精神标志。6月9日，陈、李聚在一起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准备公开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11日下午，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秀被捕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北大教授、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已有相当的名气，他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一时间舆论鼎沸，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一致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释放陈独秀出狱。经过各方一致努力，9月16日，被拘留关押了83天的陈独秀终于无罪释放。这一天，北京城几乎万人空巷，迎接陈独秀出狱，北京大学和进步团体还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欢迎庆祝活动。陈独秀出狱后，北洋政府并不肯善罢甘休，不给他完全的自由，行动要受到限制，尤其是在没有当局允许的情况下，“不得擅自离京”。然而，向来我行我素的陈独秀，根本就不把“不得擅自离京”的警告放在心上。1920年2月，在接到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一大代表，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邀请后，偷偷地经上海赴武昌，连续在武汉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北京政府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随即布下天罗地网，等待陈独秀回京后逮个正着，好好教训一番。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派人先到车站将陈独秀截下，然后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避难，随后李大钊挺身而出，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当时时至年关，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就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几天的旅行中，他们已经商定好由陈独秀在上海开展活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同时在北京采取相应行动，以便形成一个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局面。这就是相传已久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二、信仰的启航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一）会议代表的产生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zd、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二）会议过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家召开（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为兴业路76号，会议地址的认定是建国后1951年，上海市委通过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和他的夫人杨淑慧的现地回忆走访，以及经董必武、包惠僧、李达等与会代表多方确认后确定的）。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三、坚守与迷失中共一大13名代表最终有5种结局：叛党变成“反革命”有3人，两人还成为汉奸，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后来“迷途知返”有2人；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有2人；革命斗争中牺牲4人；坚持革命看到新中国成立仅有2人。张国焘沦为叛徒，陈公博、周佛海变成汉奸。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3人沦为历史的罪人。张国焘，江西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追随李大钊参加建党。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是三名中央领导之一，一直身居要职，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935年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毛zd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红一方面军，双方产生矛盾，张另立中央。毛北上站稳脚跟，张南下损兵折将。共产国际宣布延安的中央为正统后，张被迫北上投奔延安，旋即被剥夺兵杈。抗战爆发后，受打压的张国焘在1938年投奔国民党，被开除党籍。张曾任国民党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1948年底迁移台湾，1949年又移居香港，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病逝。陈公博，广东人，早年参加反清活动，在广州与陈独秀参加组建党组织，1921年代表广东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陈公博因支持与孙中山对立的军阀陈炯明而遭党内警告，后脱党赴美国留学，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者。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并迅速进入核心领导层，曾与汪精卫等人挑战蒋介石权威。1938年陈公博随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汉奸”。1946年以通敌叛国罪被处死。周佛海，湖南人，1921年以旅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在广州无法脱身，由其暂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各方面实难以服众。后到日本留学，脱离党组织。1924年回国，不久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先随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后又投奔蒋介石。1938年，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1940年起又与在蒋介石暗中联络，戴罪立功。日本投降后参与接收上海，但因舆论压力，1946年仍被蒋介石以通敌叛国罪关入监狱。1948年在狱中病死。刘仁静被车撞死，包惠僧文革挨批。从中共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迷途知返”者有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不能重新入党，因此无缘享受“无产阶级革命家”称号。刘仁静，湖北人，中共一大最年轻代表。曾任共青团书记。1927年刘仁静在苏联期间正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刘离开苏联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的托洛斯基。回国后被视为“托派分子”，开除党籍。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谋职求生。1949年后，刘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其认错声明，同时加编者按说，刘仁静对过去的反革命罪行认识得还不够诚恳深刻。刘被安排做编译工作，文革爆发后一度入狱。1981年建党60周年，新华社采访当时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7年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公共汽车撞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包惠僧，湖北人，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共一大。1924年国共合作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指责包惠僧没有做好国民党将领工作，给予警告处分，包惠僧随后脱离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任职。1944年国民政府缩编，包申请离职，后移居澳门。1949年后，包惠僧回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文革一开始便受到冲击，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炬。1979年，侥幸逃过十年浩劫的包惠僧病逝。李汉俊被处死李达被斗死还有两名中共一大代表不久后便脱党，一位是李汉浚，一位是李达。不过二李的历史地位要强于刘静仁和包惠僧。李汉俊被称为“烈士”，李达则被称为“脱党不变志”。李汉俊，湖北人，早年留学日本并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共一大就在其胞兄李书城（同盟会元老）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召开。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离开上海到武汉，自动脱党，后加入北伐阵营，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国民党左右分裂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阀攻入左派大本营武汉，李以“共党首要分子”身份被捕并处死。李达，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参与陈独秀组党活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产生意见分歧，随后脱党，从事教育，曾在毛zd主办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来长期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1949年后，毛zd重邀李达入党。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但在文革爆发后，他连遭批斗，病重得不到治疗，悲惨死去。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壮烈牺牲王尽美，山东人，和邓恩铭一起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在山东的组织者之一，1925年在鼓动工运期间因肺结核病逝。邓恩铭，贵州人，中共一大后曾到苏联参加国际共产党人大会，后在山东从事工运，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被捕，1931年被枪决。何叔衡，湖南人，与毛zd一起代表湖南出席一大。1928年赴苏联，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负责人。1931年进入中共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任苏区法庭主席等职务。肃反期间，何被认为“右倾”，撤销所有职务。1934年红军长征，何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民团武装打死。陈潭秋，湖北人，和董必武作为武汉代表出席一大。1934年到苏联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9年赴新疆担任中共代表。1942年，控制新疆的盛世才觉得苏联和中共在新疆策划暴动，威胁其统治，遂向国民党中央政府靠拢，驱逐苏联代表并逮捕陈潭秋等人。1943年，陈潭秋和毛zd弟弟毛泽民等人被处死。四、结语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于31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全面展开，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历史，追根溯源，再一次感受到国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