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1.创新基层政协协商途径的研究 42.推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 113.新时代基层政协党建新样子的探索与思考 214.打造四个“维度” 夯实八个“建设” 关于有效发挥基层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的思考 315.加强界别协商 发挥界别作用的探索和思考 426.基层政协视角下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与统战功能的融合发挥 517.搭建议事平台 推进协商民主 628.警惕“三论” 建好队伍 搭好平台 规范履职 质量至上 719.提升我国全球供应链竞争新优势 8410.把握新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新特点和发力点 9011.保市场主体是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 9712.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新挑战新机遇 10413.高度重视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建设 11114.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路 11815.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目标取向 12416.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13317.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更好适应新发展格局 14118.深刻理解“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丰富内涵 14619.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深度释放经济潜力 15220.对新时代国企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 15921.坚定维护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16422.坚持精准施策 全力脱贫攻坚 16923.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三个着力点 17524.打通双循环堵点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18025.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18526.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9427.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实现探究 20028.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20529.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 21530.“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的 重要作用、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 222创新基层政协协商途径的研究——基于龙湾区政协“委员驿站”平台实践探索张文根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新时代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人民政协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必须紧跟新时代步伐，创新理念、探索实践，“专”出专门协商机构新样子。一、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途径创新的意义（一）创新协商途径是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对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地位、制度乃至具体运作问题等，进行了比较明确、系统的阐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基层等领域的协商机制和途径也在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要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工作的新要求，就需要我们对协商工作进行探索创新和认真研究。（二）创新协商途径是政协顺应时代新变化、谋求协商新作为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政协工作要有更大的开放度，才能使政协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跟得上中心大局的新要求、跟得上委员队伍的新变化、跟得上技术手段的新进步。加强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工作的研究，探索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机制和途径，可以给人们提供广阔参与空间和机会，使政府权力的运作在经过充分协商、多元共议的过程后，变得更具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而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过程，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决策辅助功能。（三）创新协商路径是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重要组织，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方面要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聚焦推动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来自各方面的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见建议，能够在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中不受拘束地得到充分表达，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大力发扬”，以上一系列重要论述都要求创新协商路径，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二、协商途径的创新探索（一）创新协商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协服务大局、聚焦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关键在于推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落实。龙湾区政协根据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提前选题，及时与区委、区政府汇报沟通，把每一次协商的成果形成专报，抓落实、抓成效。2019年，龙湾区政协创新开展“委员驿站”活动，以“政协主牵、界别主推、委员主力”的资源整合方式，以及“一月一主题，一月一界别”的活动组织模式，做到“一事一协商、一月一专报”。每次“委员驿站”活动，界别组都经过精心策划、深入调研，协商问题精准、意见建议详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政协工作的效能。（二）突出委员的主体作用。政协工作的优势在委员、活力在委员。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是政协开展工作的基础。如何充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使政协工作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已经成为政协工作的重中之重。“委员驿站”活动，每期都由界别组织，有主讲、有互动，使参与的每一位委员都有思考、有体会，实现了载体的创新，充分发挥了委员的主体作用。在“委员驿站”活动中，每个界别聚焦中心工作，选择富有界别特色的主题，邀请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做现场交流，采用“主讲分享、嘉宾交流、委员问答”的形式，将专业问题普通化、复杂概念通俗化，使协商形式更加灵活、民主氛围更加浓厚。（三）创新协商途径的制度化。“委员驿站”活动是龙湾政协工作的一项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提升、不断优化的过程，自活动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5期，得到了温州市政协领导的肯定。同时，根据活动主题，区政协形成《关于加强龙湾传统文化传承的建议》《关于“大干交通·畅行龙湾”的建议》《关于助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建议》《关于龙湾区永中街道寺前街保护与利用的建议》等资政建言专报，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助推相关工作的落实。目前，“委员驿站”还并未形成一项机制，区政协将广泛听取委员的意见，结合政协工作，努力形成一项从活动策划、调查研究到成果转化、监督落地的制度，使“委员驿站”这种新的协商途径制度化、长效化。三、“委员驿站”平台的主要特点（一）氛围浓、形式活。“委员驿站”充分发挥政协广泛多元的特点，在每一期的主题选择上博采众长，既有党的理论、政协业务，也要有历史、文学、艺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加深委员对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引发委员的思考和感悟的同时，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资政建言。在形式上，“委员驿站”突出“分享、互动、交流”的元素，从传统的“汇报式”“问答式”的协商模式中走出来，打破边界，拉近协商各方之间的距离，使协商平台更加开放、协商形式更加灵活、民主氛围更加浓厚。（二）聚焦准，意义大。作为政协人，要始终保持“一线”的精气神，自觉践行的“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区委的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是区政协“委员驿站”的宗旨之一。传统协商模式，是根据党委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制定全年协商议题，对于一些突发的热点问题不能进行及时跟进协商。而“委员驿站”每月一选题，紧跟区委中心工作，精准聚焦社会热点，应时应势，契合当前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和群众的共同期盼，也体现了政协围绕中心精准履职的决心和信心。（三）建言真，落点实。协商出成果是增强协商工作实效的基础。每期“委员驿站”活动，都是政协委员在深入调研后才成功举办的，活动中，委员们从各自领域角度对同一主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中肯、务实的建议，有大格局、也有小切口，态度真诚，方案详实。截止目前，通过“委员驿站”活动而形成的资政建言专报已有4篇，例如《关于“大干交通·畅行龙湾”的建议》，从龙湾交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如何改善市民出行环境，提出加快道路建设进度、加大管理力度、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具体、可行的建议，得到区政府的肯定。四、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途径创新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一）要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工作，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原则，也是政治规矩。创新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工作，最根本的就是增强党的意识，坚持党的领导。政协必须担负起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治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切实把握好协商的方向和原则、节奏和力度，完善协商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协商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协商，才能提升政协协商水准。“委员驿站”更应聚焦中心、突出重点，引导基层委员、群众对党委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开展协商议政，力争将协商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要密切关注各界普遍关心、基层群众关切的热点和难点，从党政所思、群众所盼、政协所能出发选好议题开展协商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致力于提出推动实际问题解决的务实建议，让广大委员和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调动其参与政协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要完善工作机制。通过推进机制建设，人民政协协商工作在新时代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完善“委员驿站”协商成果的反馈机制，通过社情民意信息、资政建言专报等方法，将协商成果提交党委政府，并督促意见建议的落实，直到相关意见建议得到落实，不断增强协商工作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要创新重点问题协商解决机制，坚持通过协商对接，紧紧依靠党政部门解决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要创新激励机制，对于在“委员驿站”活动中深入基层扎实调研，提出意见建议被直接采纳，在活动中担任主讲，或在协商过程中作出较大贡献、发挥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政协委员，要给予表彰奖励，可作为优秀政协委员评选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表彰虚心采纳意见、积极改进工作的党政部门，鞭策对协商工作应付了事的部门。（四）要提高委员履职能力。要提高政协委员参与“委员驿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履职尽责热情。要加强对政协委员的教育培训，加强自身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增进政治认同，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判断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摸清真实情况，集合众智提出解决办法，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要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以瓯海区政协为例留红光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0年08月05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基层政协要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胆创新，推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创新，增强基层政协进行协商民主的实效性。一、基层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优势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突出强调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就是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协商民主既是政协的一项职能，也是一种工作理念，贯穿于政协履职的全过程，体现在政协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协商民主让政协工作的目标性和方向性更加明确，为政协履职拓展了有效的空间，也为公众的有序参与提供途径。一是具有凝心聚力的统战优势。发挥好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是党中央提出的要求。人民政协的政治定位、组织体系、成员构成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政协协商民主相较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更有利于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兼顾，更有利于联接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关系，更容易形成权力运作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机制和人民民主的发扬。也就是说，通过政协这一渠道，将党委政府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汇聚到社会建设上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最为有利的共识，最终达到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二是具有联系广泛的渠道优势。在现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环境下，基层政协作为与地方党委和政府联系社会各阶层和人民群众的渠道和桥梁，它所具有渠道优势非常明显，表现在：基层政协进行的各项协商活动可以涉及经济、文化、民生、宗教等社会各个领域；其协商方式也相对更加灵活，可以以官方形式，可以是官民协作，也可以是民间参与。这种联系广泛、方式灵活的优势，可以促进良好社会治理环境的建立，进而推动社会体系逐步有序完善。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有利于反映民意、化解矛盾、理顺情绪，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具有政策传导的人缘优势。人民政协一方面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掌握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及执行过程中的意见建议，能够将社会的不同声音进行汇总梳理并转达给决策机构，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另一方面，将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制定相关决策及决策的过程和目的及时、准确、高效地通过政协各组成单位这一特有的渠道传递给各阶层、各领域和广大群众。而作为各个界别代表的政协委员则会根据自身认识向所在组织或机构解释或宣传党政的各项方针政策，确保政策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使之在社会层面贯彻落实的更加全面、完整。二、基层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制约因素基层政协开展协商民主的效果如何，不仅需要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有关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还需要政协委员的主动参与。但在实际操作中，委员自身的认识不够、能力不足、基层政协成果落实不佳同样影响到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一是政协委员参与协商的意识薄弱。新时代赋予了政协协商新的要求，但是部分委员仍然以老眼光看待政协协商，身体进入新时代，履职理念、方式还停留在过去时，不同程度存在着跟不上趟、承不了重、成不了事的问题。由于政协委员都是兼职，既要完成自己的本质工作，又要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当工作与履职出现矛盾时，部分委员认为政协履职是“副业”，本职工作才是“主业”，这种认识无形中弱化了作为政协委员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加上现实中政协委员的“协商角色”在立法和政府公共管理中很难产生重要作用，导致委员对政协协商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都不够强。二是政协委员参与协商的能力不足。政协委员根植于各个界别，是各界别的精英和代表人士，但就参与协商的能力来讲，基层政协委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缺少张嘴能讲、坐下能写的本领。部分委员把委员身份作为荣誉或身份的象征，对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研究不透、对于纷繁复杂情况掌握不清、对于政协履职业务学习意愿不强，在开展协商的时候，或言而无物，或应付交差，导致协商质量不优、协商效果不明显。三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成果落实不佳。长期以来，在基层政协工作中存在着对协商民主认识不足，认为协商民主仅是听取意见的一种手段，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协协商民主的性质地位，既不利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甚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也影响了基层政协工作的深化和拓展。同时，基层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平台载体和制度机制尚不够与时俱进，政协工作的开放度还不够强；协商民主大多通过会议方式开展，方式方法较为单一，使得各种意见、观点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交流和碰撞，就无法发挥协商后形成共识、凝聚力量的作用。三、瓯海区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合作共事的重要平台。政治协商既是政协的职能之一，又是党委、政府、政协与基层群众之间互动的良好桥梁。近年来，瓯海区政协积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对基层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进行改进、探索和创新。（一）完善协商程序，改进协商流程环节，使基层协商真正实现了从“商了什么”到“商出了什么”的突破议题“精心选择”。协商课题选择是否精准，科学得当，关系政协议政建言成效。瓯海政协采取由党政点题、向委员、社会大众征题、与部门商题和主动找题相结合的方式，多方征集议题，不仅做到了紧扣党政中心工作“选好题”，确保协商议政同频共振、步调一致；也做到了问“症”于民，围绕热点难点问题“找准题”，彰显民本宗旨。同时，制订的《年度协商计划》报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审定，由区委办牵头会同区府办、区政协办联合印发实施，提升了协商的准度和高度。调研“精准对焦”。深入调查研究是开展协商议政的前提和基础。调研既要注重发挥优势又注重找准定位，量力而行，研究确定一批政协组织有能力干，也干的好的问题开展调研。坚持由区政协领导带队，组建由懂行的政协委员、党政部门的业务骨干、专家学者等参与的调研团队，形成界别联动、内外结合、协同配合的调研格局，合力找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症结，使调研内容更加深入透彻，形成有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切实增强议政建言的层次和水平。协商“精准实施”。协商是否有效果，就看协商过程中，意见建议是否提得准、谋得深、有见地。瓯海政协在近年来的协商实施中，坚持邀请区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精心安排委员主题发言、即席发言和分组讨论，不断规范协商程序。每次协商发言直奔主题、开门见山、直指要害，做到“四不”，即不避重就轻、不拐弯抹角、不三言两语、不浅尝辄止。协商结束后，抓住问题本质，认真梳理归纳委员的意见建议，深入分析研究，及时报送区委、区政府，以供决策参考。5月，区政协还专门制定了《瓯海区政协“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实施意见》，提出了采用“6+X”模式开展协商活动，即6次专题协商和“X”次由政协参加单位、专委会、界别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的协商活动。目前，我区先后开展了专题协商2次，X类协商活动11次。成果“精准落实”。政协协商民主能否发挥作用，成果能否巩固，关键看落实情况。瓯海区政协根据领导对政协报送件的批示，安排委员视察、专项督查、“回头看”等方式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了解成果转化及采纳落实情况，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如紧扣上年度区委书记、区长批示要求及协商、监督、调研项目落实情况开展持续跟踪，围绕《关于政府亟须重视学生营养午餐工程的提案》落实情况开展协商议政，并由政协委员介入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食堂大宗食品的采购招标过程，促进学生营养午餐质量的提高。（二）提升协商质量，完善协商机制建设，使基层协商真正实现“工作有为”和“履职有位”的融合引入履职“双向发力”机制，启动协商“引擎”。基层政协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引领下，科学规划，有序进行。针对地方发展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党委政府在面对涉及面广、与老百姓利益相关大，同时对问题拿捏不准的决策时，由基层政协在社会层面开展基层多领域、多层面的平等对话协商，实现建言献策与凝聚共识的双向发力，对整体工作推动帮助意义重大。如瓯海泽霞移民小区改造的决策，一方面政府以试探性的角度率先公布改造初步方案，弱化矛盾；另一方面，政协凭借其特殊地位，对初步方案中不足之处进行了广泛调研和协商，并最终梳理找到政策平衡突破口，提出“保持区内区外总体平衡、适当向移民倾斜照顾，兼顾社区内其他群体利益”基本改造原则，促成了该重大项目决策有序落地，进而对其他区块改造产生正面影响，最终实现平稳过渡。引入再监督再协商再调研机制，打造协商“闭环”。尝试把重要协商成果落实情况纳入民主监督范围，或对重要协商成果在实施中已经或可能存在新的问题，尝试进行再次协商，并深化跟踪监督，促进协商成果的深层次转化。同时，对协商建议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再调研的形式，提出意见建议，促进协商成果的延展深化。通过“再监督”推落实，“再协商”促转化，“再调研”抓关键的形式形成一个协商“闭环”，大力促进协商成果的巩固落实。比如2016年我们主动对“温州动车南站站前区概念规划”展开协商，协商成果以社情民意形式上报，获时任市委书记批示。2017年专题协商“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项目”，提出的意见建议大多被采纳。2018年继续就“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项目建设”进行专项监督，连续三年的精准发力，助推高铁新城的开发建设。该课题今年还在继续协商监督中。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明确协商“指标”。协商效果好不好,需要一把“尺子”量一量。如果没有评估这个环节,就无从量化、无从评价，而引入协商评估，就就能打造出一把“计划——实施——评估”的协商评估“尺子”，有助于推动基层协商更加科学、更加规范。评估内容可包括协商议题调研论证、组织开展协商会议、协商成果报送落实3大部分,细化为多项指标，并分别赋分作为基本分,形成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程序上，要注重规范化运作，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队伍的作用，注重过程评估与成效评估相结合,以过程评估为主,重在对协商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提出评估得分和等级的意见。（三）拓展协商内涵，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使基层治理真正实现从“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以专题协商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定问题。主要是对社会治理中特定的某一类或某一专题问题进行专题协商的一种形式，旨在通过广泛地交流沟通，寻找合理、公平的解决方案或寻求民众支持。如，2018年针对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与物业规范化管理问题，组织开展专题协商，所提意见建议均被采纳到区政府出台的《温州市瓯海区物业管理若干规定（试行）》文件中。以提案协商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协提案为基层党委、政府了解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度如何等提供参考。如我区常委会重点督办《关于在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的提案》，推动区政府出台并实施“妈咪暖心小屋”建设方案，建成52家，促成全市“妈咪暖心小屋”创建工作现场会在瓯海召开，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赞赏。以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方式参与专业领域的决策问询。我区通过提请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区党政部门同区政协专门委员会对口联系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政协各专委会与党政部门的对应联系。这两类协商主要就某领域或某个社会问题开展对应领域的协商，议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通过互邀参加会议、联合调研、定期通报情况等形式，推动对口协商、界别协商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比如，先后就“出租房规范化管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议题开展协商对话，取得了良好效果。以其他协商方式对参与社会治理进行有效补充。主要是通过政协的其他履职方式鼓励基层群众参与到政协协商中来。如社情民意可以直接报上一级政协，由上一级政协反馈给本机政府机构进行政策调整或方式调整，最终达到协商的目的；委员工作室可以近距离接触民情，提升与社会的接触面，促进委员在协商时多提“体民意、贴民心、惠民生”的意见建议。新时代新样子，协商民主要有新样子，基层政协要在贯彻新思想、把握新方位、担当新使命的基础上，因时而进、因势而谋、顺势而为，逐步完善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拓展协商内涵等方面，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真正做到服务在“一线”、助力在“一线”、作为体现在“一线”。新时代基层政协党建新样子的探索与思考——以鹿城区政协为例陈君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0年07月1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以抓党建开局，坚持“党建引领、学习开路、提质增效”的全新工作思路，开创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全新局面，引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地方政协作了示范指导。对标中央和全国、省市政协党的建设要求与相关部署，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切实加强人民政协党的建设，更好地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通过健全政协党的组织体系、加强政协党的制度建设、激发中共党员委员引领示范作用等主要举措，将党建引领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系统工程积极探索，致力于突出特色化打造基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样板。一、打造“四个政协”，明晰基层政协党的建设目标（一）巩固政治思想根基，打造忠诚政协。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定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始终不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贯彻中央、省、市、区委的系列决策部署。坚持始终不渝在中共鹿城区委领导下履职尽责，坚决维护区委权威。坚持始终不渝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遵照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能。切实做到尽职不越位、工作不错位，帮忙不添乱、添彩不添堵，协商不代替、监督不对立，为了大目标、同唱一台戏。（二）紧扣全区中心工作，打造有为政协。弘扬敢担当、重实干的敬业精神，保持一线状态、干出一线作为。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服务转型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优势、精准发力。要尽政协所能、尽委员之力，多干、干好协商议政之事，助推转型发展；多干、干好咨政建言之事，助推民生改善；多干、干好团结民主之事，助推和谐稳定，为全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做出新贡献。要躬身实践，岗位建功，把潜能在实干中释放出来，把智慧在实干中奉献出来，把才干在实干中施展出来，用行动树立为民形象，用实绩彰显政协作为。（三）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打造活力政协。拓展委员履职平台，以敢于创新的工作气魄、敢想善为的履职气概、锲而不舍的钻研韧劲，不断激发履职的热情与激情、增添工作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智力密集、渠道畅通的优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并蓄的风格，汇百家之言、聚各方之智、献务实之策。政协委员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话语权，不断提高观察国计民生的洞悉力、把握新生事物的判断力，主动思考鹿城转型发展的有效良策，主动探讨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主动调研富有前瞻性、全局性的课题，力求出成果、出精品，使政协真正成为党政决策的重要智库。（四）突出团结民主主题，打造和谐政协。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大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画好同心圆。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进一步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联系，充分尊重其在政协中的民主权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进一步加强政协机关建设，不断强化全体机关干部学习意识和服务意识，保持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高效化工作的优良作风，继续树立区政协良好的形象。二、解决“四个问题”，探索基层政协党的建设路径（一）探索组织建设新模式，着力解决“谁来抓”。在温州县（市、区）率先成立政协机关党组的基础上，针对中心城区政协委员集中开展活动方便的特点，吸纳和借鉴党建先进工作理念，按照“一专委一党支部、一界别一党小组”的组织架构，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在区政协各专委会成立党支部，在政协界别委员小组成立党小组。并将现有的97名中共党员委员编入10个界别委员党小组，分属5个专委会党支部开展活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工作的全覆盖。同时，在开展集中履职活动时，把成立临时党支部作为固定动作，实现政协党的工作拓展到政协履职的方方面面。如外出考察、开展调研、集中培训等活动，通过临时支部的作用发挥，更好的凝聚共识、协调关系、精准建言、高质履职。今年6月份，在厦门大学举行2019年度委员培训班时，临时党支部组织参训的中共党员委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践行新样子，树立新形象”主题沙龙活动和政协委员“履职的实践与思考”交流分享会，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围绕五个如何深入开展“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专题讨论，效果明显，成果频出，参训委员撰写的两篇“政协人新时代新风貌”笔谈文章均被省政协录用,并在同心苑公众号和联谊报上选登。（二）探索组织运行新机制，着力解决“抓什么”。一是建立定期汇报交流制度，区政协党组每月向区委（区委书记例会）汇报月度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计划，区委书记例会定期对政协工作涉及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部署，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并将完成政协重要工作情况纳入区委区政府对区直部门和街镇年度绩效考核内容。二是明确区政协党组的主要负责人是政协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五位党组成员分别负责联系一个专委会党支部建设，进行经常性指导的同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开展中出现的问题。让政协机关党组成员、专委会主任担任专委会党支部书记，界别委员小组长同时担任界别委员党小组组长，具体负责专委会党支部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和工作推进。三是创建政协讲坛、机关学堂、学习沙龙和微论坛等学习平台，创办《政协委员学习之友》，通过集中辅导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线下授课和线上推送相结合等方式，有计划、分专题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央和省市区委重要会议与文件精神。同时，建立专委会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区政协党组定期听取各专委会党支部书记关于各支部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意见建议，及时做好经验总结和问题整改。如拟出台党建制度都会召开例会，让各位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尤其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建议，确保工作的实效。（三）探索规范建设新举措，着力解决“怎么抓”。一是实行工作内容清单化。制订出台《关于专委会党支部建设的实施意见》和《中共温州市鹿城区政协专委会党支部经常性工作清单》，切实做到政协党建各项工作目标化、具体化、有形化和规范化。如区政协城建资环委党支部按照实施意见和清单要求落实各项工作，通过党建的引领各项工作开展，上半年，专委会组织委员进行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做好村（社）规模优化调整“后半篇”文章等4个课题的调研并形成调研成果，工作扎实、内容翔实、建言精准，多次被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点赞。二是实行组织生活常态化。制订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中共党员政协委员引领示范作用的意见》和《中共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管理制度》，明确了中共党员委员做好引领示范的九点意见和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方式、内容、要求，有效引导与管理中共党员委员在政协组织中发挥作用和规范行为，强化党性锤炼的同时切实增强中共党员委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如在今年区“两会”期间中共党员委员到会率达到100%，全体政协委员到会率历史最高，届中增补的四位政协常委候选人都实现了全票当选，政协委员履职的积极性不断激发，政协各项工作态势明显向更好方向发展。三是实行硬件设施标准化，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六有”要求，整合现有“委员之家”、“委员工作室”等场所资源建设各专委会党支部党员活动室。同时，突出规范要求，结合政协党建实际确定专委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频次，结合政协履职实际设定工作内容与操作标准，有序开展党建工作。（四）探索履职融合新载体，着力解决“抓得好”。积极搭建平台，把政协党建与日常履职深入结合起来，突出柔性融入，在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履职中进行党建活动，做到注重“两结合”，克服“两张皮”。在建言资政方面，引导党员委员在履职中打头阵，围绕金融业服务制造业、历史街区保护等区委、区政府关注的议题，着眼社会创新治理、乡村振兴等社会关切的议题，聚焦村规模优化调整、社会化养老等百姓关心的议题，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进行调研视察、座谈交流，掌握实情。上半年我们出的47期综合性调研成果，高质量助力中心工作的推进，大大提升了建言的精准度。在服务社会方面，开展政协委员“合作共事·携手履职”活动，探索建立中共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的有效机制，以“七送基层”为主要内容，整合法律服务团、名师公益学堂、“同心爱心”基金等民生服务平台，引领带动其他政协委员组织开展救灾济困、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上半年为1700余名市民提供相关服务。同时深入开展“三联系三增强” 和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三服务”活动，发动党员委员带头，党外委员参与，深入基层一线广泛收集民意。上半年收到委员反映的社情民意信息121篇，上级采用率和领导批示篇数较去年上半年同期均上升20%以上。在自身建设方面，探索开展“创先争优展风采”主题活动，发挥党员委员的“关键少数”作用，带动委员立足本职开展“双岗”建功，展现委员时代新形象。在完善委员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党员委员五星评比模式，依托党员委员所在党支部对其进行量化评星，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委员年度考核和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三、抓住“四个关键”，提升基层政协党的建设能力一要强化主体责任。明确基层政协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要带头学习贯彻好全国、省市政协党建工作精神，亲自研究部署、督促检查党建工作，带头抓好政治建设，统筹抓好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同时，要完善政协党组负总责、机关党组具体抓、各专委会党支部和机关党支部分头抓、党小组严格执行的工作机制，实现岗位责任具体化、目标任务项目化、工作落实精准化，强力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抓细抓实。二要注重探索创新。基层政协各级党组织要在做好党建共性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政协和专委会实际，积极探索政协党的建设特色做法，结合“七送基层”服务社会项目内容，推进政协委员工作室、法律服务团、名师公益学堂和同心爱心”基金等民生服务平台建设，创新专委会党支部活动载体。同时，要善于发现和提炼工作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结合，注重学习借鉴，学习省内外、区内外政协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取长补短、吸收借鉴。三是要做好结合文章。牢固树立“抓好政协各项工作必须首先抓好政协党建工作”的理念，把党建工作同履行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克服“两张皮”，以政协党的建设引领和推动履职实践，以履职成效检验政协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要充分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委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资政建言和凝心聚力有机统一，在开展调研、协商、视察、监督等工作之前，多做聚人心、暖人心、筑人心的工作，切实发挥政协党建的优势，提高履职的成效。四要发挥示范作用。基层政协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党建工作职责，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扎实开展固定党日活动，切实让支部工作“动”起来、组织生活“严”起来、党建设活动“实”起来。党员委员要主动参加区政协专委会和党小组的活动，主动承担起视察、调研和协商议政的工作任务，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说得对、说得好、说得有高度、说得有水平等方面作出示范，在政治引领、发扬民主、合作共事、廉洁奉公等方面作表率，带动广大委员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高质量完成好“委员作业”。特别是党员干部和党员委员在与非党同志打交道时，要平等待人、善于协商，在政协组织营造团结和谐、合作共事的良好氛围。实践证明，基层政协党建引领履职提质增效是实现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有效途径，是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新形势下,提高基层政协工作质量、有效履行工作职能,必须要加强党的建设。基层政协党建工作要立足于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导向增力,着眼于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升执政能力体现应有作为，出发点是思想政治引领，落脚点在于履职提质增效。鹿城政协党建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以来，效果明显，在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方面一定程度实现了双向发力。今后将继续大胆创新实践，就如何激发专委会党支部堡垒作用、进一步发挥中共党员委员引领示范作用和全体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等方面作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探索，确保政协党建工作有制可依、有章可循，走出一条具有政协特色、符合基层实际的党建新路，最大化实现基层政协党建的目标任务。打造四个“维度” 夯实八个“建设” 关于有效发挥基层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的思考张高永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0年06月01日对政协委员提出了“勇于责任担当、着力提高能力素质、自觉保持良好形象”的明确要求。如何担当起新时代人民政协新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基层政协要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高素质委员队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提升委员履职能力，从而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发展。当前，基层政协委员履职水平离政协工作的要求尚存差距，不会履职、不敢履职、不愿履职现象是基层政协委员履职必须要探索解决的重大问题。一、基层政协委员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的主要表现（一）无所适从，不会履职。个别基层政协委员对政协职责了解不够深入，不知道为什么当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委员要干些什么？怎么干？履职内容不明，履职方式欠妥，履职能力有限，履职动机不纯。（二）“忙”字当先，无暇履职。个别基层政协委员忙于本职工作或自身事业，不主动收民情、传民意、解民困、分民忧。机关委员“挤”不出时间；.教师委员“腾”不出时间；农村委员“挪”不出时间；工商委员“占”不起时间。（三）“怕”字当头，不敢履职。个别政协委员怕惹麻烦不敢履职，爱唱“赞歌”，搞“应付”，尤其是不敢代表自己的界别讲真话。二、影响基层政协委员有效发挥主体作用的原因分析（一）政协地位上的认识偏差。从社会各界到政协战线。从政协机关到部门和乡镇，从领导到委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政协地位认识模糊，甚至偏差，严重影响了委员主体作用的积极发挥。如把政协看作是安排、照顾老同志和各界代表的荣誉性机构，没有党委政府的决策权、执行权。也不及人大机关的监督强势，远离权利核心。加上已成定式的“即将退休则安排进政协”的领导班子以及专委会配备模式，部分政协工作者自弃心理严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消极懈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政协委员存在贬低自己地位低估自己履职能量的倾向。一些委员认为政协就是“正歇”。协商虚功多实效小，自己没地位没威信人微言轻，履职初期热情高，后期热情低，新委员热情高，老委员热情低。（二）履职能力上的参差不齐。一些委员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工作岗位和工作经验的限制，参政议政能力极不平衡。有的委员在本专业、行业领域是专家能子，但对于国计民生、社会问题则了解甚少；有的委员事务缠身，深入基层不够，信息渠道狭窄，所提意见建议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及可行性；少数委员视野局限常常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多，从大局上考虑问题少，要求解决民生问题的多，关注发展的少，要钱要物的多，研究生财聚财的少；少数委员埋头本职工作，忘记委员职责，履职能力停滞不前，无法适应形势要求，成为徒有虚名的“挂名委员”。（三）管理机制上的苍白无力。进退机制缺失、考核评价机制实效差、奖惩机制不完善等，委员管理机制苍白无力情况突出，已经是基层政协面临的实际问题。缺乏严密、科学、规范而且行之有效的推荐审查程序，委员进人比较容易，退出措施缺乏，退出渠道不畅。委员的履职情况，虽然基层政协组织都制定和出台了联络组（活动组）、委员的考核及奖惩办法，但执行中，会上强调多于督办落实，注重表面形式多于关注实际效果，奖励多于惩戒。联络组（活动组）普遍缺失动态激励和约束机制，很多委员缺乏履职压力和动力，不参加会议、不调查研究、不提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三不委员”大有人在，对政协活动持应付了事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四）履职活动上的面窄乏味。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座谈、外出考察等活动，绝大多数委员除全会外，基本没有机会参加，成了一年期间只履职三四天的“临时委员”。专委会组织的界别活动以及对口协商活动很少甚至没有，参加的委员更是局限于界别内或者确定的范围。联络组（活动组）结合实际积极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委员活动，基本属于空白。即使一年期间开展一至两次，但也是伴随县级政协的走访委员或者应付考核而被动组织的。联络组（活动组）之间用某个专题开展互动式的交流活动，更是欠缺。常委会内容老调，形式多为程序式的，协商的氛围、研究的深度都不够。除了专题调研外，专委会活动和常委视察往往出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打折扣。（五）履职氛围上的先天不足。一是由于外界认识上的偏见，不愿配合委员履行职能，不能很好落实有关委员的权利等情况时常发生，影响委员的履职积极性。二是委员履职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少数单位、部门不支持政协工作，给委员掌握第一手资料制造困难，不重视委员的履职成果，建议案、提案、报告等成果转化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全会期间形成的提案，存在研究不深一交了事，出现“提案回家”的现象，严重影响委员履职热情。三是服务保障不到位。联络组（活动组）经费保障不足、组长目标任务考核政协主作所占权重严重偏少，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委员正常履职。三、有效发挥基层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的对策与建议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职的主体。坚持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这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优势所在、活力所在，是政协工作的重要基础。从拓展委员履职认知广度；增强委员履职情感厚度；提升委员履职思想高度；提高委员履职行动力度四个“维度”来打造，夯实八个“建设”，即搭建谏言平台、建设提升工程、建立关爱机制、营建履职氛围、建好履职思想、拓建服务平台、创建考核机制、树建典型机制，有效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升委员履职能力，树立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一）拓展委员履职认知广度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工作的主体，其认知广度，能力素质决定着政协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政协组织要坚持问题导向，积极落实“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大力实施委员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为提高政协履职水平奠定坚实基础。1.搭建谏言平台。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要履职尽责、发挥主体作用，必须依靠政协组织创建多样化的工作平台和实践载体。搭建谏言平台，让委员履职更精准。政协努力搭建政协参加单位、广大委员与党政部门、社会群众沟通的桥梁，逐步建立起委虽多层次参会制度和多渠道情况通报制度，使委员及时准确把握党政中心工作和重要决策部署，深入了解民生民情，有针对性地履职尽责。进一步强化上级及相关部门的联络互动，探索网络媒体履职平台。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探索提案办理网上直播，开通网行理论学习、召开网上议政会，创建委员博客、委员微博、委员微信群、委员QQ群等，建设网上议政平台，形成政协委员网上网下相结合的履职格局。促进委员知情明政有渠道，履职尽责有方向，进取作为有干劲。2.建设提升工程。要加强政协委员的学习培训，提升履职能力。政协每年要及时举办委员培训班。要制定年度学习培训计划，明确学习重点、学习要求，落实部门、落实责任，分期分批对新任委员进行政协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培训，特别是学习《政协章程》《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培训要有领导提要求，要有专家讲理论、行家讲业务，还要有老委员讲经验。地方党校、行政学院（校）、社会主义学院每年举办一期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履职专题知识培训班，分门别类培训政协委员。同时，创新开设“委员讲坛”，每季度举办一期，每期确定一个主题。“讲坛”要邀请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党政部门负责人就政协委员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委员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讲坛”要形成成果，供政协委员们逐步消化吸收。通过赠送报刊、编发学习资料、举办论坛、征文、知识竞赛等形式，帮助委员了解政协性质、地位和作用，熟悉自身职责，掌握政协履职的特点和方法，激发委员履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委员专题培训、专题讲座、外出学习考察等形式，激发委员履职热情，提高参政议政能力。通过上党课、观摩党组织活动、邀请列席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增强委员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把握，增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和拥护。（二）增强委员履职情感厚度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保障政协委员合法权益，推动落实好政协委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增强委员对政协组织的归属感，提升政协组织的凝聚力与感召力。1.建立关爱机制。地方政协机关是政协委员的“娘家”，要关心基层政协委员的工作与生活。政协领导和政协机关要带着感情和委员交往，搭建委员“连心桥”，打造团结之家、民主之家、和谐之家，让委员愿进政协门、乐做政协人、爱干政协事。尝试通过委员QQ群、微信平台，搭建网上委员之家，提高委员互动频率。发布委员生日祝福及年短信，使委员时刻感受到政协大家庭的温暖。加强阵地建设。建好“委员之家”。帮助委员解决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积极主动及时的依法保护委员的正常履职，有力保障委员权益，激发委员履职热情。对从人、财、物上支持基层政协委员履职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或送感谢信，形成支持政协委员履职的良好格局。同时，地方政协也应每年通报表扬一批优秀提案和政协提案办理先进单位，促进提案办理更加迅速高效。2.营建履职氛围。要借助新闻媒体，宣传履职活动和参政议政成果，全方位展示委员风采。增强委员自信心和荣誉感。通过视察调研、外出参观、委员活动日、情况通报会、民主评议等形式，让委员多知情、知实情，建真言、献良策，使每个委员都能通过政协这个舞台表达白的观点，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强同党政部门的积极沟通，促使建言成果及时转化，激发委员履职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营造求同存异、畅所欲言、海纳百川的协商文化，鼓励委员讲真话、讲实情。对新委员发言要给予引导和鼓励，相关领导要耐心听取政协委员的讨论发言，让委员的意见得到充分尊重。（三）提升委员履职思想高度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没有高度，视野就会短浅，路线就可能跑偏，前进也会有迷航失途的危险，没有高度，目标就会模糊，要求就会松散，效果也就会微弱和凌乱，没有高度，也很难有凝心聚力的意志和信念，很难做到攻坚克难，一往无前。1.建好履职思想。思想高度决定着行动高度。开展任前谈话，着重提升思想意识。要高度重视新委员思想政治意识，派出分管组织统战工作党委委员，对新任委员开展任前谈话。要求新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四个意识”，充分认识自身所肩负责任的重要意义。任中开展专项培训，着重提升履职业务水平。开展党内委员与党外委员互帮互带，着重提升综合能力。基层政协委员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在道路、方向、目标上形成统一意志和步调；坚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深入调查研究，勤勉履职尽责，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坚持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拒绝冷漠和懈怠、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拒绝奢靡和一切利用权力或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行为。2.拓建服务平台。建立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定期走访界别群众，走进社区街道、田间地头，收集社情民意；组织小型分散的政协委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各个社区（村）实际情况以及政协委员的界别、住地和职业特点，把政协委员对接挂点社区（村）进行帮扶，大力组织开展“委员进社区”四季活动，让群众感觉委员就在身边、人民政协离自己很近。如：开展春季送“福”活动。夏季送“凉”活动。秋季送“爱”活动。冬季送“暖”活动等等。通过拓宽委员服务平台，在“做”中提升“议”的内涵，在“议”中体验“做”的艰辛，从而激发政协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的积极性。（四）提高委员履职行动力度提升委员履职行动力度，要从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入手，通过激励引导，让委员乐于履职，乐于发挥主体作用。1.创建考核机制。要对基层政协委员进行科学的、严格的管理，要探索建立《政协委员履职考评制度》，细化、量化管理。对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参加调研视察、专题协商会、学习报告会等提出基本要求；要对政协委员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报送相关信息等下达基本任务，并进行严格考核管理。如：对参与会议和各类活动无故缺席1次的和迟到早退3 次以上的，对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未完成基本任务的，由提案委分别进行提醒谈话，并函告当地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和所在单位。对提醒谈话2次的和违法违纪的由政协常委会讨论，建议给予警告或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的处分。对基本制度遵守好、基本任务完成好的，要给予表彰奖励，特别优秀的应该推荐组织部门提拔使用。2.树建典型机制。在各界别基层政协委员中挖掘主体作用发挥好的先进典型各1—2名，将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开展每年一次的优秀提案、优秀论文、优秀社情民意、优秀调研报告、优秀通讯优秀专委会及委员小组和每届优秀委员评选活动，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在政协全体委员会议上，安排优秀委员作先进事迹报告。要在政协委员中开展“我离先进有多远”主题大讨论活动，要对照委员职责要求、比照先进委员找差距，在政协委员中掀起学先进、赶先进比业绩的良好氛围。每年区“两会”期间，举办不同主题的区政协全体会议协商议政大会，区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政协委员面对面协商，挑选部分政协委员作典型发言，由区委书记和区政府区长对政协委员发言作点评回应。组织区政协常委、政协委员、所涉提案人听取区政府年度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通报，对承办单位提案办理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被评议单位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使每一件提案都能提到点子上，办出成效来，让政协委员的“话语权”落地生效。让委员“协有所成”。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永恒课题。要强化学习培训，让委员参政议政“有底气”；要突出载体建设，让委员政治协商“有平台”；要坚持协商式监督，让委员民主监督“有渠道”；要做好服务管理，让委员作用发挥“有保障”。只有不断探索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新方法、新途径、新形式，人民政协工作才能不断上新台阶、新水平，人民政协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加强界别协商 发挥界别作用的探索和思考张纯芳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0年05月18日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的各类参政议政履职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协商民主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体布局中谋划和推进，对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做出一系列部署。探索并创建界别协商机制，积极发挥界别协商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创新、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龙湾区政协统筹推进各种协商形式，创新打造以“委员驿站”为主的界别协商平台，积极探索界别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了政协协商民主建设，扩大了界别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推动了党政机关科学民主决策，有力促进了龙湾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界别协商存在的主要问题界别协商有利于提高政治参与广度和政治参与效率，是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体现政协组织优势，提高政协履职水平， 推进政协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工作实践中，发挥界别作用、有效开展界别协商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协商主体参与意识不足。部分界别委员界别意识不强与本界别的群众主动联系不多，没有及时准确反映本界别群众的意愿与诉求。界别联组召集人的核心作用没有体现。一些界别召集人把自己等同于普通委员，习惯依靠专委会组织活动，忽视了对界别活动的组织领导。界别组参与民主协商主动性不强，过多依靠政协“交题”，政协“组织”。（二）界别协商能力不足。界别委员通过协商产生，界别代表性不够，往往荣誉感高于实质感，导致界别委员在参与界别协商中很难有针对性代表界别及界别群众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同时，界别组在参与活动中重形式、轻调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界别委员作为本界别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三）界别协商选题的精准度不足。界别作为界别协商的发起一方，没有广泛倾听社会各界的意愿和诉求，在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的基础上，通过收集、筛选、提炼之后慎重提出来，导致在协商议题的选择上往往伴随着较大的敷衍性和随意性，同时，界别组与党政部门联系不够紧密，更多依靠于政协，尤其是专委会牵线搭桥，在协商议题选择上主动性不够。（四）界别协商工作机制保障不足。界别协商缺少具有实质操作性的界别协商工作制度，在活动开展时也时常受到人员、经费、场地等限制。界别协商缺少规划保障，存在形式化现象，重过程、轻结果的情况依然存在。同时，协商成果的转化运用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很多协商成果没有很好转化落地。（五）界别协商的创新性不足。传统协商议政的载体，有的过度追求程序化、规范化，难以凸显界别组织灵活性和创新性的特点，难以吸引最广大界别群众参与到协商中来。二、龙湾区主要做法龙湾区目前有十个界别，以界别联组的形式分成十个组别。2019年以来，龙湾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界别为依托，创新打造“委员驿站”平台，进一步加强界别协商实践，激发委员履职活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建立三模式，形成政协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新平台。一是优化资源整合模式。进一步强化政协组织界别意识，挖掘委员资源，积极整合政协机关、界别组、委员资源，形成“政协主牵、界别主导、委员主力”的资源整合方式，由政协专委会做好全年活动的统筹协调安排和精心指导。二是创新活动组织模式。积极发挥界别联组的优势，建立“一月一主题，一月一界别”活动组织模式，十个界别联组每月分别轮值，负责活动主题的策划以及主讲人、主持人的确定。通过微信公众号，结合每期的活动开展，线上同步做好话题征集、活动报导、意见反馈等，实现线上线下双阵地互动。建立分享话题预约登记制度，界别组年初向界别委员、界别群众进行话题征求，确定主题及主讲人、主持人，以及意向嘉宾，形成方案提前向政协牵头委办进行预约登记，确保话题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完善委员参与模式。每期“委员驿站”提前向委员及社会公告，发布活动相关信息，界别委员及群众可以通过界别组微信群和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活动，牵头活动的界别组全员参与活动。为鼓励政协委员走上主讲台的积极性，在委员履职管理中，为“委员主持人”、“委员主讲人”做相应的加分。目前，龙湾区215名政协委员，10个界别联组中，已有4个界别组牵头活动，300余名界别委员和群众参与活动。（二）打造三阵地，开拓委员提质增效、双向发力新渠道。一是“分享式”学习阵地。改变传统“菜单式”“课堂式”“单线式”学习模式，每期“委员驿站”设“一名主讲人、一名主持人、一名点评人”，设主讲环节、互动环节、点评环节，通过“人人都是主讲人，个个都是分享者”的理念分享，交融委员们思想火花，提高委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在内容选择上，“委员驿站”博采众长，既有党的理论、政协业务，也有历史、文学、艺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加深委员对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引发委员的思考和感悟。二是“链条式”成长阵地。建立链条式委员培养机制，优化“委员驿站”助才、养才、育才空间。通过政协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精细化委员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及部门领导做客“委员驿站”，拓展委员教育链。通过建立“委员智库”、征选理论文章、承办界别任务、开展“金点子”评比，创新委员培养链。目前，“委员驿站”已邀请了5位专家主讲，5位区委区政府领导、16位部门负责人参与分享互动。 三是打造“精准化”履职阵地。结合“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建立区委区政府“交题”，界别和委员“征题”、基层群众“点题”等机制，科学选择、精心确定“委员驿站”分享话题。同时在专委会的协调下，以界别为单位，组织相关领域委员围绕该课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为推动部门重点工作、破解难题提出工作建议。目前，已开展“海山钟秀·人文龙湾”、“数字经济·潮涌未来”、“大干交通·畅行龙湾”、“千年寺前街.钟灵永嘉场”、“话说龙湾民俗”等5场分享会，并形成4个相关调研报告报送区委区政府，并获主要领导批示肯定。（三）建立三机制，夯实界别突出特色、发挥作用新保障。一是建立界别联系机制。建立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及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联组制度。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及专门委员会按照工作分工联系相关界别联组，参加所联系界别联组的会议、活动，及时了解相关界别的活动情况，定期讨论界别工作，通过召开界别专题工作会议等方式，加强对界别工作的指导和引导。专委会将把界别活动纳入专委会工作计划，协助做好界别活动的组织、协调、服务工作。建立1510委员联系制度，即界别群众机制，开展委员定期走访界别群众活动，通过界别，把各方面群众的分散的意见建议汇聚起来、反映出来，以便党和政府准确、全面了解民情、把握民意。二是建立界别服务机制。开展区政协“三服务”活动（“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和区政协“下基层、听民生、送服务”活动，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企业经营难点、社会民生热点、基层发展堵点，带着责任入基层、带着感情访民情、带着问题询思路，广泛收集民意、积极建言资政。开展“1510”大走访活动，即1位委员一年内至少要走访5位个人所属界别的群众，联系10位社会群众。三是建立界别工作制度。建立以界别为主体的协商机制，把界别协商与专题会议协商、部门协商等有机衔接，切实发挥好政协界别的领域深、行业专和代表广等优势，提升政协民主协商整体水平。建立界别考核机制，在组织管理、调研视察、信息报送、联络交流、公益事业等各方面对界别组任务进行细化，明确方向，同时将“委员驿站”组织成效界别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三、龙湾区的经验启示通过龙湾区的实践，可以看出，要有效发挥界别作用，提升界别协商成效，需要扎实的工作基础、规范的机制保障,同时也需要创新灵活，符合时代特征的载体平台。（一）夯实界别工作基础。一是强化界别意识。注重以界别为履职主体，鼓励并促使各界别发挥界别的整体作用，积极参与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安排界别工作任务, 让界别作为履职主体的形象和作用在政协全局工作中得以展示。强化政协委员的界别意识，主动搜集界别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主动组织本界别的活动，提升其所代表界别的群众性，进一步反映界别民意民智。二是完善界别召集人制度。界别履职成效的大小，取决于界别召集人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责任心的强弱。进一步明确界别活动组的工作目标、工作职责、工作方式、组织架构、考核办法等，建立召集人激励制度，为界别召集人开展界别的各项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丰富界别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三是进一步加强专委会工作。专委会是联系团结界别、委员的重要纽带，是委员履职的重要抓手和平台。进一步提高专委会组成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发挥专委会在专业领域的特点优势，善于借用“外脑”，发挥专业人才和委员的作用，增强专委会对委员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委员知情明政、参政议政创造条件。丰富专委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进一步规范专委会工作程序，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计划，切实担负起对委员及委员活动小组的联系、指导、反馈的责任，在活动小组和常委会、主席会议之间搭起顺畅沟通的桥梁。（二）完善界别协商保障。一是建立务实管用联系网络。建立健全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和专委会、各界别、政协委员多层次联系制度，充分利用政协信息化平台，建立政协机关与界别召集人之间、召集人与委员之间的信息化联络渠道，实现界别活动组织高效、信息传递便捷、考核管理科学。完善界别与党政部门的对口联系机制，进一步扩大界别组和广大委员知情明政的渠道，积极促进协商成果转化。畅通界别与界别群众联系渠道，通过“委员会客厅”、“委员谈心室”等多种形式开展定期走访界别群众，认真听取委员和界别群众的意见建议，广泛听取界别群众呼声。二要建立科学规范服务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界别协商服务保障机制，政协每年为界别组安排一定的活动经费，积极为界别组集体学习、考察、调研创造条件。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树立正确的履职导向，将界别协商的频次和质量作为界别履职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考核表彰机制，开展各界别协商工作交流经验座谈会，在每年全会上，对开展好的界别组进行表彰。三要融合多手段履职方式。加大对界别协商与界别监督、界别提案等多手段界别履职方式，打好组合拳。在开展界别协商的前期，要积极开展以界别为单位组织的专题听证会、议政会、界别沙龙等多种参政议政形式，广大言路，扩大视野。同时要进一步发挥界别集体性、组织性的优势，将界别协商融入政协整体工作之中，研究探索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不断丰富内容、拓宽领域、创新形式。（三）强化界别协商实效。一是协商内容重中心为民生。把握界别协商专业性、基础性、灵活性特点，以及“党政所需、群众所盼、界别所长”的履职方向，精心选取界别协商议题，“既要聚焦热点课题，为党委政府破解难题，又要聚焦“民生关键小事”，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具体实际问题，切实增强界别协商对界别委员和党政部门的吸引力。二是协商载体有创新有活力。要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的人才优势，构建多元化的渠道和载体，突破传统界别协商的局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的方法，增强政协工作的开放性、实效性，实现党政部门、政协、委员、群众的“无障碍沟通”距离为界别委员开展界别协商等履职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才能实现常态化、有成效、可持续。三是协商成果能转化可落地。“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要做深做全课题调研文章，通过充分协商，最终形成富有代表性、专业性和建设性的界别协商意见并提交党政部门，推动界别协商成果进入党政决策程序。加强界别协商实效性，关键是提高协商成果的转化率，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协商成果办理、落实、反馈等制度规定，细化具体的操作办法，组织开展“回头看”、“再协商”、再评议等形式，力促协商建议“落地生根”。基层政协视角下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与统战功能的融合发挥杨伯达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0年05月18日纵观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其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却从未改变。自现行政协章程1982年12月通过以来，共于1994年、2000年、2004年、2018年作过四次修订，但对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表述，摆在第一位置的永远是“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足见不论在历史的哪个历史节点，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团结联谊功能，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都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第一要务。也可以说，统一战线是人民政协成立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八大后，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定位正式确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成为人民政协的根本要求。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将协商民主由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升为民主制度，首次阐明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党领导的专门协商机构，明确要求把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专门协商机构的要求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协商是人民政协的第一作用，要通过各种方式的协商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从而更好的服务大局；另一方面，人民政协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协商主体，政协协商不是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别与人民政协协商，而是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别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平台进行协商。一、从价值取向上看政协协商与统一战线的正相关性“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主题。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追求的团结，是广泛的团结，也是坚强的团结，是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结。这是“求同存异”“真诚合作”思想的根本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各种社会力量、民主党派都是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基础上真诚沟通，在相互辩论协商中达成共识。既尊重不同意见的表达，又形成最强大的合力，正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和策略。政协协商同样强调在广泛参与、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和决定。所以协商的前提、过程和结果都是以广泛凝聚共识和力量为目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并重视各民主党派、社会力量的诉求呈现，始终强调通过党派协商、政府协商和基层协商来听取意见建议，进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始终认为充分表达意见和充分协商同样重要。因此，政协协商同样是“求同存异”“凝聚合力”的体现。所以，从价值取向上看，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与统一战线功能在价值取向上保持着高度一致。放至更高的层面去理解，通过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的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发展，共同助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恰恰成为了政协协商与统一战线的最大契合点。人民政协搭建协商平台，通过协商作用，达成统战的目的。政协是平台、协商是方式、统战是目的，三者以人民政协为组织核心，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成为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二、从功能特点上看政协协商与统一战线的相互作用统一战线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基础，且具备促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多层次发展的天然制度和平台优势。统一战线极具广泛性，是新形势下中国社会成员的重要划分和整合方式，民主党派、无党派、各级阶层、民族宗教、境内境外各界人士在统一战线制度下形成有机联合。尽管广义的统战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工作实践中，通过少数人代表某个领域和群体发声的工作机制使得统战重点对象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层次和知识结构，他们具备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所应当具备的知识背景和能力水平，在各自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能够发挥带头表率作用，都是统一战线工作中逐步凝聚起来的一大批优秀人士。政协协商以为党政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重点，统一战线系统的组织构架和人才优势都为政协协商奠定了扎实基础。专门协商机构为统一战线的功能实现提供重要平台。毛zd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统一战线一致思想的统一、一致方向的确认、一致目标的形成需要漫长的过程，更不是简单的交际联谊，而是要真真切切的体现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各方面的诉求，实现各方面的利益。当前，就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7种协商方式而言，政协协商无疑是最具广泛代表性、高度政治性、组织架构性、充分民主性、专题专业性的协商。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这其中，“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就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能体现的重要作用。建言资政重在围绕国家大事和群众关心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协商建真言献良策，为党政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主动当好参谋助手，发挥智囊团作用；凝心聚力重在通过协商讨论，让最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委政府的决策意图、决策背景、决策效果，从而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形成共同理解支持党政决策最大向心力。由此可见，通过协商实现的“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正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主张，而政协协商正是统一战线目的达成的重要平台和基础。三、正视当前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下统战功能发挥的弱项和短板（一）通过政协协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还有待提升。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就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渠道。通过人民政协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其核心过程就是通过协商来实现，因为我们党在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成员协商的过程，也是促进他们了解和接受党的主张的过程，因而也是实现对其政治领导的过程。但在政协基层协商层面，围绕核心意识培养和党委重大决策开展协商还存在不够深入、不够细致的问题，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引领不够，各个方面对于党外人士政治思想动态把握都不够全面，特别是在人民政协组织中，以党员委员引领和带动党外委员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方法不多，导致个别党外委员在在政治把握上不能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问题，不能从全局的高度、政治的高度思考问题，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协商时说话过激、过头，理想信念动摇、政治认同感差等现象较为常见。另一方面，党委重大决策中的协商作用发挥不够，寓协商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执行后的工作方式未成常态，多数关于决策工作协商还只是停留在走形式、走过场的层面，通过政协协商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凝聚合力，从而推动决策制定的科学化、决策执行的有效化的意识还不够。（二）政协协商对象的广泛性与新形势统战工作要求有距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而制定的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内部法规。《条例》中的许多规定对人民政协履行统战职责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比较关键的，《条例》将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扩大，着重要求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人民政协在进行协商时，应当充分这部分人士吸纳其中。但多年来，人民政协在最根本的界别设置层面没有突破性的调整和改革，新社会阶层人士在进入人民政协的渠道处在闭塞阶段，这种协商对象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可能导致某些特定领域特殊群体的发声真空，不利于最全面利益诉求的表达，不利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三）协商意识不浓、机制不全，难以达成统一战线工作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良好效果。一是对政协协商的认识存在偏差。多数党外人士对参政议政的角色定位认知还不够深入具体，认为协商仅仅是场面工作，“说了没用”“说了白说”成为思想常态，因此事前往往准备不充分，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也有的认为协商就是找麻烦，怕越位、怕言过，因此指出问题无关紧要，没有从使命职责的高度去理解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工作。二是平台载体不够扎实。就县级政协而言，除了现有比较系统的全体会议协商、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协商之外，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等平台建设都还处在自由开展阶段，没有可依据的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文件，普遍感觉协商的氛围不够浓厚；县市区政协统一协商平台建设推进工作多由原有的协商模式转换而来，进行再创新、再探索的较少，向网络延伸、向群众延伸不够，协商效能和潜能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三是成效体现效果不佳。部分协商工作在准备过程中就缺乏深入的基层调研，没有把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想深想透，没有做到透过表象问题看本质，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意见建议空泛，不具备可操作性，没有建言在党政部门工作的空白和弱项上；也有个别党政领导，对政协协商成果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不重视，简单批示代替工作落实，更没有行之有效的督查督办。（四）协商主体能力建设不足以支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统一战线功能的融合发挥。通过政协协商实现统战目的，协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是关键，需要他们既能代表特定群众表达诉求、说明问题，又要站位高远提出建议、贡献智慧，从而通过自身履职发挥承上启下作用，获得界别群众的支持、赢得党政部门的认可，进而助力实现利益达成和工作改进。从实际情况来看，协商主体对照“四种能力”要求仍有不小差距，在政治把握上，无法从大局出发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水平有限；在调查研究上，选题不准、调查不深、跟踪不力，求真务实的能力有待提升；在联系群众上，释疑解惑、助解民困、集聚民意不够深入，站在群众的立场想问题、谋对策做的还很不够；在合作共事上，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办法和方式不多，交流联谊方式过于简单，不足以构建起统一战线的强大向心力。四、关于推进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与统一战线功能融合发挥的几点设想早在地方工作期间，就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倡导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主要是：民主协商，尊重多数，照顾少数；互相监督，坦诚相见，广开言路；合作共事，求同存异，发挥所长；广交朋友，广泛团结，和衷共济；自愿学习，自我教育，增进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就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和统一战线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特别是专门协商机构定位下的人民政协更应当从新时代新要求出发，坚持以统一战线的目标要求和评判标准谋划政协工作，坚持以统一战线的理念和方法开展工作，扎实推动协商与统战功能深度有效融合。（一）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协商和统战工作的坚强领导。要实现在政治建设新要求下强化人民政协统战职责的目标，最根本是把增进思想政治共识引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外界别、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等制度，发挥政协机关和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作用，及时了解各方面内部思想动态，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问题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帮助党外人士深化认识、知情明政，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站稳立场、敢于发声，以自身优势影响群众、引导群众，达成最大共识；抓住党政重大决策协商这个关键，推动党委更加善于运用人民政协的协商渠道巩固统一战线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真正做到关于重大决策问题的充分协商，通过协商体现党外人士的价值所在、通过协商促进决策更加民主科学、通过协商将党的工作部署落实下去、通过协商凝聚起各方面支持改革发展的最强正能量。（二）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扩充协商主体。根据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为增强政协委员的人民性、代表性，可适时适当扩大来自新兴社会阶层的委员比例，积极探索邀请吸纳农民工、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等群体的“非委员”人士参加相关协商活动。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纳入人民政协、统战部门的工作计划中，在专门研究其必要性、可行性的基础上，增加设置能够代表新社会阶层但又不与现有组织架构交叉重复的新界别，通过分类施策、发挥群体优势，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用专业优势，助力其智力资源辐射到多个领域，将专业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三）不断增强协商意识，完善协商机制。广大政协委员，尤其是党外人士身份委员，要不断强化主动作为意识，把准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坚持求同存异、坦率务实的交换意见，在充分发扬民主中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有效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各界别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聪明才智，重点协商事项、协商课题要多向他们倾斜，推动统一协商平台建设与基层本地实际的有效结合，完善协商的制度和规范。构建以“政协党组报送、党政领导阅批、部门采纳落实、党政两办督查”为主要内容的协商成果办理落实机制，科学设定党委、政府对政治协商意见的处理时限和要求，并用制度形式予以确定、形成规范。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要推动批示意见转化为部门的实际工作，深入研究分析，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同时，明确各部门工作开展和落实时限要求，明确目标和方向，推动部门工作有效吸纳政协协商意见建议，正面回应民生关切问题。政协组织本身还应当通过跟踪监督、阶段性视察、暗访走访等方式进行跟踪文问效，以促进协商成果的高效率转化。（四）加强协商主体的自身建设，促进协商和统战作用的融合提升。通过协商实现统战效果，关键在人，也关键看人，因此加强协商主体的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要认真贯彻关于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重要指示，重点加强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和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思想的学习领会，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并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不断增强基础调研、分析问题、提出建议等能力和水平，引导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自觉把社会荣誉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把权利义务和统战要求统一起来，努力提升做好协商民主和团结联谊工作的能力水平。搭建议事平台 推进协商民主 ——我市各县（区）政协探索“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的经验做法发布时间：2020-03-13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县级政协作为各级政协组织中最基层的组织，大量工作直接面对老百姓，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直接、更广泛、更密切，与推进基层协商有着天然联系。今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专门印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随后，“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在全省推开，更好地释放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潜能和效能。我市各县（区）政协在“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过程中，坚持“发展大事+关键小事”相结合，既聚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要事，又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不断探索完善，推陈出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真正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定海政协篇——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一）聚焦民生热点，精准选题。采用委员荐题、党委政府点题的方式，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工作，重点突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百姓时刻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根据选题的切入点、关联度和涉及面等因素，找准“党政所需、百姓所盼、政协所能”的结合点，梳理出“请你来协商”活动安排初步方案，经主席会议研究并报区委常委会审定，最终确定垃圾分类、城市共享停车、老旧小区改造、医疗资源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对接绿色石化基地做强定海关联企业等6个主题，纳入2019年度重大协商工作计划。目前，已开展“请你来协商”活动4次。（二）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坚持“不调研不协商、先调研后协商、边调研边协商”的原则，按照协商主题，制定调研方案，明确每次调研及协商活动的牵头领导、承办专委会、参与委员和参与部门，分批次组织发动委员深入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一线查实情、听民声、收民意，召开调研座谈会，广泛听取相关部门、企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分管副主席主持召开筹备会，对前期调研成果进行归纳梳理，确定协商会上发言的委员，同时预留即席发言时间。在“请你来协商”活动中，着眼增强协商的开放度，选取街道、社区、工地、厂房、医院等现场感强的协商场所，尽量采用“围桌式”、“道地会”等形式，突出“请你来协商”平台“离人民很近、与人民很亲”的特色。坚持把互动交流作为深入协商的着力点，鼓励委员畅所欲言、坦诚建言，结合自身所见所闻，以小见大、以案说事，发言生动直观、更接地气。同时，引导部门积极回应、平等互动，在民主协商的氛围中广汇良策、共谋发展，实现了“问答式协商”向“互动性协商”、“闭门式协商”到“开放式协商”的转变。（三）坚持实效导向，落实成果。每次“请你来协商”活动结束后，区政协认真总结提炼参会委员、代表的意见建议和部门回应内容，梳理后以协商纪要或调研报告的形式向区委区政府报送，得到区委区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强化宣传，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各种媒介将政协委员参与“请你来协商”的风采进行展示，使“请你来协商”品牌被更多人认识，促进协商触角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健全机制，建立协商建议办理机制和持续跟踪问效机制，切实做好“下半篇”文章。采取视察、调研、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协商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督查，并把督查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同时，区政协主席会议审议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与协商成果，各承办专委会根据主席会议意见完善实施方案，切实推动协商成果“落地生根”。普陀政协篇——让“请你来协商”更具“普陀味”（一）协商主题更科学。采用党政点题、委员荐题等方式确定主题，或由政协向社会公开征集选题。协商主题由区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经区委审定后，纳入年度协商计划。今年已确定并开展了“城乡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新时代普陀教育改革与发展”、“市民素质大提升”、“健康医疗”为主题的“请你来协商”活动。协商主题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大事，改革发展要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切点小、关联广、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截止9月底，举办书记与委员面对面等“请你来协商”活动4次，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与委员零距离进行了协商互动交流。（二）协商方式更灵活。采取“固定＋移动”、“集中＋分散”模式，构建“1+N”协商平合体系。“1”，即高标准搭建1个区级总平台。按照互联网思维、智能化标准设计场景，呈现面对面协商、平等化交流的鲜明特色，举行全区层面的协商议政活动。“N”，即高质量设立若干分平台。依托政协各界别、各专委会等，利用委员工作室、百姓幸福会所等阵地，组织开展“解决海岛渔产品销售难问题”等微协商、微互动，积极推动“请你来协商”向基层延伸、向群众延伸。采取“6十X”模式规范协商频次。“6”指区政协除例会协商（全体会议协商、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协商）外，一般每年举办6次协商活动，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各参加1次协商活动，其他协商活动可由区委、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X”指政协参加单位、专委会、界别等发挥各自优势，灵活经常地组织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三）协商程序更科学。每次协商前制定科学具体的协商方案，实施中做到精心策划、环环相扣，确保整个协商活动的有效衔接。政协各委办做好调研、座谈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充分激活参会人员议政热情，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围绕协商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深入群众听民声、深入研讨出真知。对敏感问题、多年积累的难题，主动向党委政府通报情况，提前与相关部门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召开由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参加的协商会议，邀请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现场介绍情况并回应相关意见建议，促进多向沟通协商，广泛凝聚共识；会后以协商纪要或其他形式向区委、区政府报送协商成果，推动协商成果转化。重要协商议题形成的协商成果由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审议后报送。今年以来，开展协商主题调研活动10余次，收集相关意见建议近30件，形成协商纪要4件。（四）协商结果更有效。建立协商建议办理反馈机制。对报送的协商意见，区委、区政府及时开展专题研究，或经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阅批，明确办理部门，提出办理意见，交相关部门、镇（街道）办理。区属各部门、镇（街道）做好成果采纳转化工作，并在两个月内以书面、会议通报等形式向区政协反馈协商意见办理、采纳情况。党政督查部门切实加强对协商意见建议采纳情况的督查，并把参与协商情况和办理答复的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充分利用媒体监督，通过持续跟进，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见效。 岱山政协篇——从五字入手，力促平台“开门红”（一）定位以“专”。全省政协“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推进会后，岱山县政协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为更好地在“专”字上做文章，县政协专门就“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向县委常委会作专题汇报，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和肯定。随后，主动与宁波市鄞州区、杭州市江干区、平阳县等地对接联系，了解平台的建设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在各界别、各专委深入开展讨论，征求委员意见后，拟定《岱山县政协“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实施意见》，并由县委办印发实施。（二）选题以“精”。在协商议题选择上，充分坚持“小切口、大格局”，结合岱山“湾区明珠·自贸港城”建设，重点聚焦党政中心大事、改革发展要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这四大主题。在原有民生论坛的协商议题的基础上，参照今年县政协全体会议的提案、大会发言领导批示件，以专委会荐题的方式，报请县委、县政府确定了“高亭中心渔港管理及运行情况”、“打造特色乡村” 、“殡葬服务改革”、“提升小区居民自治管理水平”、“关注关爱新岱山人”等5个议题，并根据大会发言材料批示件办理落实情况确定一个议题，就其落实情况开展协商。在确保一年6次的协商频次基础上，务求选题精致，协商有效。（三）调研以“实”。坚持“不调研不协商”原则，围绕协商议题，深入一线查实情、深入群众听民声、深入研讨出真知。在开展的第一次“请你来协商”活动前1个多月，县政协就组织委员开展高亭中心渔港的调研工作，由主席会议成员带队，组建了由专委会、县政协委员、专业人士组成的调研团队，制定科学的调研方案，先后前往高亭中心渔港、沈家门中心渔港进行实地考察，到县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了解情况，与乡镇分管渔业负责人、社区（村）干部、渔民老大开展座谈，听取意见建议。面对中心渔港多年积累的难题，委员们深入开展讨论，认真剖析原因，完善对策建议，为 “请你来协商”活动的圆满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四）畅谈以“协”。政协是个开放性的组织，开放是“请你来协商”平台最大特点，开放才能成就政协最大的舞台。所以岱山县政协将首次“请你来协商”活动放在岱山县先锋联盟中心会议室举行，就是希望让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协商中，改变以往政协协商在办公大楼楼内的传统做法。在“打造特色村落”的“请你来协商”活动中，更是把地点定在了岱东镇北峰社区文化礼堂，目的就是把政协履职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群众中间，将其打造成“离人民很近，与人民很亲”的协商平台。（五）实绩以“效”。初步建立由新闻媒体、政协部门、党政督考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商成果办理落实机制。在第一次“请你来协商”活动结束后，岱山电视台对协商活动进行报道，《今日岱山》以专版形式刊载了委员发言，让更多地人了解协商内容，共同推进协商落地。畅通协商成果转化渠道，及时以《协商纪要》形式报送党政督考部门，合力推进协商成果转化落实。嵊泗政协篇——努力释放专门协商机构的潜能和实效（一）健全相关制度，协商活动规范有序。县委高度重视平台建设工作，出台《县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协商建议办理机制和持续跟踪问效机制。制定了“6+X”协商计划，邀请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参加“美丽县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沈家湾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品质提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等6个主要议题。协商操作流程逐渐清晰，每次协商活动均由县政协主席主持，分管副主席介绍协商议题选题背景、调研情况，相关部门负责人通报工作情况，委员提出问题、给出建议，相关单位进行现场回应，参会的县委或县政府领导讲话，协商结束后及时报送协商成果。（二）把好关键环节，协商质量明显提高。紧紧围绕蓝色海洋经济发展和特色美丽海岛建设这条主线，聚焦党政中心大事、改革发展要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精准选题。比如“美丽县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当前嵊泗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嵊泗县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必然要求，委员们针对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与相关职能部门同向发力，积极为创城工作献计出力。把好调查研究关，从历年提案库中选择与协商议题相关且尚未解决或解决不够理想的建议，重新梳理整合，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围绕协商议题，优先选择情况熟悉、岗位相近的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听民声，及时发现新问题，完善解决对策。注重把“请你来协商”与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和民主监督、调研视察等工作结合起来，发挥综合效应，提升整体水平。（三）扩大平台影响，协商效应显著增强。充分发挥平台统战功能，注重在协商过程中对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努力凝聚各界人士对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共识。比如在“乡风文明建设”协商的前期调研中，很多群众对厚养薄葬、生态殡葬、婚事简办等工作还存有困惑，调研组边收集群众意见边宣传解释，并把群众反映较多的诸如优化老年食堂惠民服务、强化村规民约监管功能、加大渔农村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等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使“请你来协商”过程成为思想引领、政策宣传、释疑增信、沟通情况的过程，得到了党政主要领导的点赞和群众的认可，激发了政协组织的工作热情和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同时，嵊泗县政协还加大对“请你来协商”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做到每一次活动有视频、有图片、有报道，宣传了委员的履职风采，扩大了政协的社会影响力。 警惕“三论” 建好队伍 搭好平台 规范履职 质量至上——浅议新时代加强基层政协履职能力建设的路径探索张华丽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发挥好政协协商民主作用，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任务，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应当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有所突破。然而由于基层政协履职过程中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基层政协履职时常陷入尴尬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发挥。汪洋主席强调，基层政协是人民政协制度的有机组织部分，是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是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为此，做好基层政协工作十分重要。一、当前基层政协履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一）组织队伍建设与新时代不匹配，陷入政协“养老”论一是党委组织部门按养老标准配备政协干部。基层政协组织机构不健全，总体编制不多，“官多兵少”现象十分普遍，总体结构呈现上头粗下头细的形态，平均年龄偏大，队伍结构不合理，俗称养老单位。具体到工作落实，往往干活的就那几个，很多时候是被动应付，影响到工作的实效与创新。其次，基层政协专委会人员配置往往不是根据工作需要，而是为了安排人而安排人，不能有效发挥引导作用，无法体现专委会优势。如，把一个在公检法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领导干部，安排到政协负责科教文卫体委工作，大跨度式转岗，实际上是把政协当养老单位，往政协塞退二线干部。再者，基层政协专委会大多是“光杆司令”，专委会的所有工作几乎成了驻会主任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事情，专委会形同虚设，影响政协正常工作。如，有的地方政协，一个办公室，六、七个专委会，只配有2-3名从事文字材料工作的兵，小马拉大车，内驱动力严重不足，往往是疲于应付，离中央提出的提质增效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政协机关领导干部认可并安于养老。已成定式的“即将退休或退二线则安排进政协”的领导班子以及专委会配备模式，未能做到因岗配人，政协干部易进难出，政协工作者自弃心理严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积极性也不高。特别是专委会主任，大多是曾在党委、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局长、主任，因年龄或身体原因转岗到政协任职，往往认为人生与职场已经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产生失落感、放松感，加之年龄普遍偏大，工作热情难以被激发，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的干劲不足。有些把组织上的安排理解为解决自己的政治待遇，抱着快二线了去政协养老的心态工作，想休息心理严重，没有强烈的干事创业激情，消极懈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带了不好头，影响到机关年轻干部职工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二）履职能力建设与新使命不匹配，时现政协“找茬”论一是委员履职能力参差不齐。立足国家省市政协层面讲，政协可以说是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但越到基层政协，极具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委员越来越少，履职能力参差不齐较为常见。有的委员在本专业、行业领域是专家能手，但对于国计民生、社会问题则了解甚少，缺乏综合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建言献策水平不高。一些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和活动的积极性强，委员发言和提建议、批评、意见的积极性差，能力弱。一些委员参加视察调研、督查督办等活动，依赖政协机关的同志，只是跟着走一走、看一看，不思考、不分析，一程走过来，往往既发现不了问题，又提不出有见地的建议。有些委员深入基层不够，信息来源渠道狭窄，所提提案或意见建议缺乏针对性、操作性以及可行性，导致参政参不到点子上，议政也议不到关键处。二是履职规范化建设不到位。由于缺乏规范的指导，基层政协履职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不够到位，一些工作随意性比较大，影响整体履职质量。虽然目前全省建立了“请你来协商”平台，但一些基层政协仍停留在借这个平台，开个协商会了事，形式上的协商是做到的了，但对协商的质量和成效体现仍缺少量化的规范和要求，易陷入轰轰烈烈摆样子的困局。三是履职能力有待加强。有些基层政协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政协只负责说，听不听是党委政府的事，而当党委政府不听时没有先从自身找原因，导致有些工作存在自娱自乐情况，时现履职低效化。一些履职活动虽是围绕党政正在开展的中心工作，但调研议政活动浮于表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够，在帮助党委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施策的有效性上还做得不够到位。有时政治协商准备不充分，民主监督流于形式，调研视察走马观花，参政议政针对性不强，提建议泛泛而谈、建言质量不高，反而给职能部门带来困扰。（三）职能作用发挥与新期望不匹配，警惕政协“无用”论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基层政协工作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对政协工作的性质、地位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认为政协工作虚化，可有可无，工作可做可不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政协工作与经济工作割裂开来，没有认识到政协工作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政协工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能为党委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能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有些委员主观上顾虑重重，不愿意提比较尖锐的问题，觉得提了也没用，缺乏对政协组织的信任，不能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一些政府部门对政协提交的协商问政成果、委员提交的提案、建议，应付了事，造成委员履职积极性受挫。二是政协机关对自身职能定位不清。有的基层政协不愿或不敢积极主动的去开展活动，有怕给党委、政府添麻烦的思想，一些政协领导根据自己曾在党委政府工作的实际情况，知道党委、政府很忙，怕给人家增加麻烦和负担，只把自己当作党委政府的服务人员，听党的领导和吩咐，被动等待，只做党政安排的具体任务，没有正视自己的职能定位，不同程度存在着“想尽职怕越位”、“想主动怕错位”、“想帮忙怕添乱”的思想障碍，影响整体工作效率。三是委员产生和公开方式有待完善。政协委员不像人大代表由群众直接参与经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各界别推荐、提名，经协商产生，委员名单产生后，公开方式不规范不到位，甚至有的基层政协没有向社会公布，增加了政协委员在群众心中的神秘感，加上一些委员只满足于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政协委员是一种神圣的职务，与群众联系渠道不畅，不能很好地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反映民声，履职能力停滞不前，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成为徒有其名的“挂名委员”，导致许多群众不知道政协委员是干什么的，政协委员能为他们做什么。四是群众知晓和认同度有待提高。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对基层群众来说，比较抽象，不是很了解。有些基层群众根本不知道政协是什么，干什么，认为政协履职的最终落脚点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总感觉政协离他们很远。再加上基层政协已成定式的养老标配格局，许多基层群众误认为政协也就是一个专门安排老同志的养老单位，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什么用，也就不会想到有事可找政协。另一方面，有些基层政协履职为民意识还不够深入，联系群众渠道不宽，服务群众方式比较老套，有些工作脱离群众基础，造成群众对人民政协认同度不高。二、加强新时代基层政协履职能力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政协不在于说了算，而在于说的行，不在于说得多，而在于说得好。政协建言的深度决定了“言值”,而“言值”最终决定了政协的价值。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基层政协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拓展履职思路，建好履职队伍，搭好履职平台，规范履职程序，改进履职方式，强化质量至上，增强履职实效，树立新时代基层政协的新样子。（一）选好委员队伍，激发委员履职活力政协委员是基层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委员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履职能力的高低，委员的水平决定了政协工作的质量。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对于提高政协履职能力，激发履职能力至关重要。1.改进委员产生机制，把好委员“入口”关。首先，进一步完善委员产生机制，保证委员的整体素质。建立由政协党组和党委组织、统战部门等共同组成的委员推荐、协商、审核工作班子，共同把好委员“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程序关”，真正把代表性、议政水平高、群众认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士吸收到委员队伍中来，努力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高素质委员队伍。其次，创新协商推荐委员机制，增加委员推荐透明度。坚持在界别广泛提名，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坚持透明协商，试水毛遂自荐、公开演讲、民主竞选等创新协商推荐。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群众推荐、界别协商、组织选拔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探索政协委员在界别内选举产生，把那些各界精英，通过政协的各个界别深入下去认真遴选，将一批又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示范性的优秀人士推选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让政协委员队伍更具活力、更具代表性、更具影响力。2.强化学习培训，提升委员履职能力。能力是履职的保障，基层政协要结合基层实际，因地制宜，强化对委员的学习培训，及时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前沿资讯，真正使委员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能所用，提升委员的履职素质。要引导委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研究和解决群众群众普遍关心的、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强委员的责任感、事业心，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增强委员意识，引导积极履行职责。通过学习培训，不断提升委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更好地把握政协工作规律，掌握政协工作方法，会说“政协话”，努力成为政协工作的行家里手。3.创新管理模式，激发委员内生动力。规范公开程序，委员名单产生后，规定时间内及时向社会公告应成为一种制度。创新公开方式，探索按界别公开与分辖区公开相结合，增强基层各界对政协委员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建立规范严格的委员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对委员履职的内容要求、组织领导、考核表彰进行全面规范，让委员认识到委员是地位，是荣誉，更是责任，最大限度地调动委员履职热情和参政议政积极性。每年都对委员从参加政协活动、撰写提案、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从而激励委员树立“有为才有位”的理念。要勇于为委员“打气”、善于为委员“喝彩”，鼓励广大委员大胆建言，坚定维护委员正当权益，营造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要树立标杆，提升优秀委员的荣誉感，促使委员去主动履职，让委员对政协事业充满自豪感，让委员切实感到做好政协事业能有荣誉感，很有成就感。（二）搭好履职平台，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基层政协能否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关键在于努力搭建更宽广的平台，为委员履职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委员施展才华。1.搭建知情明政平台，为委员履职创造条件。知情明政是激发委员履职热情、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既要通过工作通报会、情况通报会、形势报告会、对口协商会等，就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进行适时通报，保证委员能够及时熟知党政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和难点工作，了解当前重大时政知识，又要充分利用政协视察、调研、评议、监督、座谈等渠道，拓宽委员活动，让委员了解基层实际和民生民情，只有让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和顺畅通，委员知情明政，才能提高建言献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搭建协商议政平台，拓展发挥委员作用的渠道。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协商议政是政协最主要的职能，是最重要的工作。要按照“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的”的要求，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全过程，进一步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增加协商密度，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提高协商实效。要充分运用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会等形式，为委员和各界群众创造有序参与、平等对话、协商沟通的条件。要不断完善“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积极探索网络协商、“微协商”等新的履职载体，更加灵活开展各类协商。丰富委员与政协常设机构、党政部门之间的交流方式，活跃协商形式，增进委员对各相关工作的了解，激发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的热情，增长委员会做“政协事”的本领。3.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为提质增效激发活力。要对委员参加政协的各种会议、活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整理，并加强与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协商沟通，建立委员所提意见建议报送反馈机制。要健全委员履职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以及建立协商履职成果办理的督查机制，用履职成果的转化激励委员更高效履职。对于广大政协委员来说，履职的动力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来自履职成果的办理和转化情况。履职成果凝聚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心血，理应得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应从操作层面细化明确履职成果采纳、落实、反馈的程序，切实提高履职成果办理质量。抓好提案办理协商，通过集中督办、实地视察、双向评议、联合督办等多种措施，推动委员群体与决策层面对面协商讨论，促进提案办理落实。（三）创新履职方式，增强政协履职实效基层政协工作和履行职能，要防止专题太空、太大、太远，注意纠虚，同时又要虚事实做，做到谋划要实，调研要实，建言要实。基层政协和专委会必须进一步改进履职方式，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履职实效。1.改进履职方式，丰富政协工作内容。政协的性质定位决定了政协工作特有的优势，能够站在更加超脱的位置，沉下心来看待一些问题。一是围绕中心要多一丝冷静。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各地都推行比学赶超大比拼，很多部门和领导难免会急于出成绩、出政绩，忙于大干快上。而政协应该发挥“智者”作用，更加审慎地看问题、找病症、献良言。必要时要敢于泼冷水。很多工作急于求成时，在科学决策上可能考虑得不全面、不严谨、不缜密，很多部门和领导工作过程中也不愿意接受监督和批评，干成之后也更乐意接受鲜花和掌声，政协要敢于泼一些冷水、吹一些冷风，帮着这些领导和部门清醒头脑，及时发现和改正失误错误，最大可能减少很多工作的后遗症和负效应。二是紧扣民生要多关注一些“冷点”。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同时，还要伸长触角，拓宽思路，关注一些群众需要但党政部门暂时还没有想到或无暇顾及的工作，使党委政府的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基层政协应更有针对性地安排一些这方面的调研视察，引导委员对一些看似不那么着急和重要的工作深入分析，提出意见建议，实际上起到了丰富和完善党委政府工作格局的作用。2.规范履职程序，拓展政协履职空间。首先，建立协商议题提出机制。认真制定好年度协商计划，制定年度协商计划是落实协商民主制度、牵动政协工作全局的一个关键环节，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党委是主导，政协应主动，计划内容不宜泛化，应对标中心，突出民生热点、改革痛点、推进难点、前瞻要点择优排序。在选题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增进最大共识度，提高选题精准度。其次，规范协商程序，推动协商工作有序开展。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和主要程序，增强协商民主刚性要求，提高政协会议对工作的预见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努力使基层政协协商民主成为各界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和增进共识的平台，成为民主化决策的重要环节。3.强化履职为民，让群众感到政协就在身边。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基层政协处于履职一线，让政协走进群众，就是要直面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反映人民心声，纾解群众困难，使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更加接地气。让群众走进政协，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政协这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要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上积极作为，不断拓宽群众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渠道路径。要扩大群众参政议政范围，无论是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季度协商座谈会，还是各类协商活动，凡是与群众紧密相关的议题，都可以结合议题特点和指向，适当增加知情群众代表与会。要充分发挥好“委员工作室”“委员之家”的优势，为基层一线的委员密切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发挥在群众中的作用创造条件。要引导委员更加经常地深入到基层去做“委员作业”，通过灵活多样的履职活动，听取身边群众意见，积极参与政策宣传、扶贫慈善等活动，让群众感到政协委员就在自己身边。（四）健全组织队伍，强化政协履职保障1.优化专委会力量，健全政协组织机构。要尽快改变即将退二线领导干部往基层政协塞的局面，摘掉基层政协是养老单位的帽子。首先，上级政协要加强对下级专委会设置指导。上级政协，特别是全国政协应提出一个指导性规范意见，包括名称、数量以及专委会的编制、办事机构等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设想，以供地方党委和政协参考，适当调整增加专委会人员实有编制，成为基层政协名副其实的办事机构。其次，要选准配好专委会负责人。改变事实上把政协当作二线机构的做法，选拔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政策理论水平高、领导经验丰富、专业领域技能高的同志担任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充实专委会的领导力量。基层政协由于受人员编制限制，在不能每个专委会下设办公机构和配专门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基层政协专委会不应全部配专职主任，部分应改配专职副主任，主任可由政协分管副主席兼任，同时对专委会干部的资历和年龄要做出严格的规定，使专委会干部也能“活”起来，从而激活基层政协专委会工作活力。2.强化助手作用，提升机关服务能力。首先，要优化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结构。要以政协工作性质、业务工作需要出发，对基层政协组织和政协机关进行科学、有序、制度性安排，改善基层政协干部队伍的老、中、青梯次结构，优化政协干部能力素质，加快政协机关中青年干部的轮岗流动，增强机关干部队伍工作活力。其次，要让机关干部在主动服务中敢于担当。要立足新起点新机遇，以服务政协工作、抓好队伍建设为核心，加强政协机关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切实转变思想、提升能力、改进作风，不断激发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增强做好政协工作的职责担当，为政协履职提供有力保障。要把服务委员的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继续坚持委员走访制度，密切联系委员，用日常的关心温暖委员；要精心策划履职活动内容和形式，用精彩的活动凝聚委员。提升我国全球供应链竞争新优势张 威近年来，受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要素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调整。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加速演进，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准确研判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竞争优势的演化方向，并采取有力举措不断夯实和提升竞争的优势地位，是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准确研判竞争优势演化方向从中长期看，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能否获得优势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完善的产业体系、高效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市场空间、优良的制度环境等要素和条件。当前，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难以被替代。具体来看，我国产业规模大，200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逐步升高，在2018年达到23.5%；配套体系全，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这种由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协作形成的供应链具有较强的韧性；市场潜力足，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大，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巨国效应”；制度环境优，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的位次迅速提升，对全球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这些都将促进全球企业与我国开展更深更广的供应链合作，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低成本”优势转变为“高性价比”优势。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但同时要看到，我国在劳动生产率、供应链效率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高性价比”优势日益凸显。据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测算，2018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达到13700美元/人，年均增速（2009年至2018年）达到7.7%，高于全球平均增速（1.36%）6.3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供应链效率排名亦位居同等收入水平（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首位。还要看到，我国营商环境排名明显提升。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劳动生产率和供应链效率提升、营商环境逐步优化等，都是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未来，我国的“高性价比”优势将对全球供应链形成较强吸引力。由规模体量优势转变为创新应用优势。我国以往依靠大规模组装、低价格竞争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这一态势已经随着成本优势的弱化而表现出动力不足，但同时要看到，我国发展空间大、应用场景多、创新应用强的优势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先进技术市场应用和产业转化的重要地区，国内市场纵深广、层次多以及消费者需求多元等特点，能够给予产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市场资源的充分供给，将促使更多企业加速集聚。与此同时，创新资源的供给丰富，将为供应链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优势不断增强，在高速铁路、高速计算机、量子通讯、5G网络、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还要看到，我国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为下一个阶段的供应链智能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基础市场环境，这同样将吸引全球创新企业加速集聚，推动我国从生产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创新应用高地转变。由广度拓展优势转变为深度主导优势。受国际经贸格局调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供应链全球分散化布局，以此降低对单一国家和供应商的依赖。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链条长度逐步收缩，供应链格局将逐步趋于区域化、本地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供应链辐射全球市场的“广度”。但同时要看到，依托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和亚洲区域市场，我国在区域市场的拓展深度和主导影响力可能得到凸显。在更加聚焦于区域化、本地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球供应链将进一步围绕全球主要市场布局。一方面，中国市场庞大，对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具有巨大需求，产能远离中国则意味着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亚洲市场十分活跃，而我国已经形成了与周边国家协同配合的供应链格局。顺应全球供应链分散化布局的大趋势，我国与亚洲国家间将建立起更紧密的供应链网络，并依托强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市场不断夯实区域内的深度主导优势。由“国内制造基地”优势转变为“全球制造网络”优势。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主要基于本土优势。近年来，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我国“国内制造基地”的优势趋于弱化，但同时要看到，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海外供应链战略布局初步完善，我国供应链“内外协同”的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分布在188个国家（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累计对外投资存量位列全球第三位。其中，制造业投资涉及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制造业领域主要门类，遍布全球70%的国家。这些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关联，此次疫情期间，海外企业在保供给、保渠道、保市场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这意味着我国供应链优势将随着制造能力向海外延伸而进一步增强，推动基于国内制造能力的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拓展为基于全球制造网络的供应链优势。不断巩固提升优势地位面向未来，应坚持底线思维，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一是厚植产业集群发展根基，增强供应链竞争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完善的制造业配套体系的优势，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对内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做优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升供应链竞争力。具体来看，需加强规划引导，提升协作配套能力，根据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制定产业供应链强链规划，通过建链、补链、强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和相关产业链企业之间的横向互动，提升供应链协调能力和响应速度；完善制度环境，提升创新应用能力，顺应供应链创新发展趋势，积极完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制度设计，为供应链创新应用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继续深化开放，提升包容发展能力，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完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培育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度的供应链体系。二是发挥数字经济竞争优势，培育供应链创新力。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向智能制造转型，提升柔性生产能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要突破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加快构建产学研用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更加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降低产业链高端环节对外依存度；要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链，发挥在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进一步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商业应用，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集群，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三是跟进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提升供应链“黏着力”。在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供应链分散布局的情况下，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若能采取“跟进”策略布局全球市场，在积极“引进来”、保证国内制造业根基稳固的同时，通过制造、研发及营销等多领域的内外协同，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将能够增强我国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黏着力”。对此，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水平“引进来”，提升供应链发展水平，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吸引更多跨国高技术产业、高技术环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到中国布局；要积极构建与跨国公司更紧密稳定的供应链关系，继续夯实已经形成的产业配套优势，鼓励企业跟随跨国公司到重点区域和国家布局，在细分领域做精做专；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抓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产业和海外产业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提升我国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要提升供应链全球布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建立更符合供应链全球布局及发展的“走出去”制度框架，实现内外联动发展。 把握新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新特点和发力点张 威 林 梦 路红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困难凸显。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并作出重要部署。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应该看到，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与以往扩大内需的举措有很大不同，需要准确认识和充分把握当前扩大内需的新要求，积极调整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更好激发内需潜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新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新特点由于外部环境、经济体量和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次扩大内需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实施的扩大内需存在明显差异。第一，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要求扩大内需从“短期应对”向“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战略并重”转变。自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虽然2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但以往扩大内需主要都是短期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策略，主要目的是弥补外需不足、保持经济增长。危机过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外部需求逐步回升，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心发生变化，进而使扩大内需成为一个阶段性应对危机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针对外需大幅萎缩、内需不足的形势，我们再次作出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应对危机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与前两轮扩大内需面临的外部环境相比，在此次疫情冲击下，我国不仅面临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而且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等问题。这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要求新一轮扩大内需不仅要更好应对外需下滑的挑战，也要更好保障国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最大限度维护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因此，此次扩大内需的任务更重，要求扩大内需从短期应对向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战略并重转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发内需潜力。第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管理”向“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转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以及技术水平存在差异，潜在的需求增长空间也会不同。因此，扩大内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采取相应的扩大内需措施。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时，我国经济总体实力相对较弱，人均GDP为800多美元，城镇化率为30.4%，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商品住房和家庭汽车等消费刚刚起步。因此，通过采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鼓励住房和汽车消费等需求侧管理措施，在短期内有效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城镇化率已接近50%，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改善，家电、汽车和住房等消费也逐步普及。通过采取扩大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鼓励住房、汽车和家电消费等措施，虽很好地扩大了国内市场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速，但扩大内需的效应与1998年相比明显递减，并随后带来了产能过剩等问题。当前新一轮扩大内需与以往扩大内需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已较为完善，但同时也面临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挑战。在这一阶段，如果再将扩大内需侧重于需求侧管理，强调短期政策效应，不仅可能使扩大内需的效果不彰，而且有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此次扩大内需在采取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的同时，应着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内需市场容量，形成需求与供给相匹配、投资与消费相协调的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多样性的内需市场。第三，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要求扩大内需从“以扩大投资为主”向“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并重”转变。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是中间需求，消费是最终需求。尽管以往扩大内需都采取了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的举措，但由于扩大消费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无法通过扩大消费达到扩大内需的效果，扩大投资成为以往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基本都采取了偏重投资、兼顾消费的政策措施。与以往扩大内需相比，当前，消费已经连续几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加快。因此，当前我国扩大消费的条件更加完备，此次扩大内需不应再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扩大投资上，而应坚持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并重，并着力促进消费升级。从扩大投资角度来看，重点要加大消费型投资，围绕现实消费需求和潜在消费需求，推动以消费升级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投资，形成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从扩大消费角度来看，未来消费市场的扩容提质，不仅要靠供给侧的改革，更要靠需求侧的消费能力释放和增强，而要增强和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根本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消费升级。第四，外需型产能过剩，要求扩大内需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向“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与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并重”转变。长期以来，受国内统一市场尚不健全、国内贸易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内外贸企业经营模式不同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形成了内需与外需两条线并行、内需型产能和外需型产能相互分割的发展格局。这一方面造成在外部需求下降时，外需不能及时转化成内需，难以通过内需消化外需型产能；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产能过剩与商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居民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当前，受疫情影响，全球需求大幅萎缩，外需型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如何消化这些已经存在的过剩产能就成为当前的关键问题。针对未来外需可能长期下降的趋势，此次扩大内需的主要内容应在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加强出口产品转销国内市场的渠道建设，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着力把过剩的部分外需转化成内需，进一步释放内需市场潜力。实施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举措为更好实施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应围绕做大做强国内市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投资，扩大消费规模和水平，做大国内市场容量，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产业、企业和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一是推动消费升级导向的产业链升级，释放投资与消费需求潜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立足点，把扩大内需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把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具体来看，要加大对创新型产业、优质产品的投资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建设结合起来，支持先进制造业以及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居民有效需求；加大产业链投资，化解中间产品产能过剩，围绕我国产业发展方向，鼓励重点产业将产业链从中间产品型产业，向最终需求型产业领域延伸；推动服务业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考虑放宽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更好满足服务消费需求。二是加快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和消费双增长。以满足消费需求、引导消费需求、创造消费需求为方向，以补短板为着力点，加快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循环增长。推进新型消费设施投资布局，加快以5G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主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推动城乡冷链物流设施有机衔接，形成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的全程冷链物流体系，满足居民品质化消费需求；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都市圈内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推动国际消费中心或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三是加强出口转内销渠道建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将培育和拓展出口转内销的渠道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加强国内市场渠道的顶层设计，利用国内市场发展新机遇，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和灵活性。鼓励外贸生产企业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精准对接国内市场消费升级需求，开发适合国内需求的产品和品牌；支持外贸企业与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对接，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加强商品批发体系建设，鼓励外贸企业与国内经销商合作，依托经销商积极开展市场推广、品牌代理、销售渠道拓展、大数据分析等业务，提升国内市场开拓能力；可考虑采取加工贸易产品先内销后补税等措施，降低内销成本，促进外贸出口产品转内销。四是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国内市场支撑力。中等收入群体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抓手，着力通过保障就业、优化收入分配政策、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等，畅通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的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保市场主体是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杨瑞龙今年以来，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强调守住“六保”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手段，但要让稳就业与保民生具有可持续性，关键还是要保市场主体。到2019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对此，我们需充分认识和理解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大意义，通过更好保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市场主体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着眼于保民生，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政策来实现，但长远来看，可持续的民生保障还是要靠稳就业来实现。家庭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费能力，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的目标。着力稳就业，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比如，通过推出“新基建”等领域的投资计划直接创造就业；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通过优化融资环境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使企业有能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适度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与消费需求，以一定的经济增长支撑一定的就业水平；等等。但也要看到，一系列稳就业保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可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发展状况。市场主体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市场主体发展得好，稳就业保民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们要稳就业，就必须有效控制疫情，推动复工复产，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特别是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就必须让企业保持一定的投资率，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保民生就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需“输血”与“造血”并重市场主体的活力是保持国民经济整体活力的微观基础。市场主体能否基于效率原则与利益动机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决定了市场机制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除了需考量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实际之外，还取决于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市场主体能否灵敏及时地做出适应性反应。保市场主体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为市场主体“输血”，即通过出台一系列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救助政策，针对某个特定行业或者某个特定企业给予特定的救助；二是促进市场主体自己“造血”，通过优化某些市场条件或者某些制度环境来激发企业的活力，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在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短期内以“输血”为主对企业进行救助是必要的。具体包括减税降费、给企业特别补贴、通过行政办法给予企业特别的贷款优惠等。政府的“输血”行动能否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生存能力，取决于“输血”的方式与效果。一是能否科学确定“输血”的对象。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所有企业都需要救助，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对所有企业给予救助，可能会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此，我们既要避免资源浪费，又要防止对“僵尸企业”和一些需要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输血”。二是能否推动“输血”政策及时落地。救助政策应该在市场主体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及时落地。当前很多部门都推出了为企业纾困解难的措施，但若政策落实的中间环节太多，很可能出现好政策落实慢的情况，错过为企业“输血”的最佳时机，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三是能否增强救助政策的精准度。企业遇到的困难各有不同，统一的纾困解难措施很难满足不同企业的不同需要，这就要增强救助政策的精准度，在落实层面针对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四是能否畅通救助政策的传导机制。这几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的政策，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但有些企业反映没有切实感受到相关政策的实惠，原因之一就是“输血”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通，这个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以“输血”的方式保市场主体尽管在短期内见效比较快，但效果难以持续。特别是有可能加剧企业对政策的依赖，使某些企业产生“等靠要”思想，反而抑制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因此，短期来看，通过“输血”救助市场主体是必要的，但随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持续推进，更需要在加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方面发力，通过营造更适宜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等，提升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实现更好发展的能力。着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由于疫情冲击，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此，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下一步，我们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要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同时着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其一，需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各级政府要更加关心企业的发展，了解企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涉企政策制定要多听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界定清晰，政府不随意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二，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更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出台一揽子着眼于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的投资需求。比如，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推动“新基建”、继续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其三，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转换。关键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新增长动能激发出来，给企业提供更多新的投资机会。同时，要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这也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其四，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企业能否活得更好，关键取决于企业自身是否健康、有活力。为此，需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方面，除了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外，关键在于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使企业家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其五，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弘扬企业家精神与更好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息息相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这为我们更好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了遵循。广大企业经营者应在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等方面有所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新挑战新机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不久，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认真学习和领会的这些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辩证分析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对于科学规划“十四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历史方位，指的是客观事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前进方向和所处位置。科学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有利于把握新起点、开启新征程、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进一步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极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提前实现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目标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奋斗，我们即将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可以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新方位。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回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伴随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坚持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出发进行思考，充分认识这一表述不是一个短期概念，而是瞄着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时间节点、要管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概念。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年来，人民群众从求温饱到实现全面小康，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但要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而且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变化。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同时，国内发展环境也在经历着深刻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对这些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我们既不能遮掩回避、视而不见，也不能惊慌失措、乱了阵脚，而是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趋利避害，奋勇前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世界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核心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持续发酵，全球发展失衡，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还在扩大，领土纠纷、移民困局等问题此起彼伏。而且，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全球权力和治理格局面临解构和重组。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国内发展环境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是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从发展方式看，过去形成的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压力仍然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经济结构看，城乡区域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问题、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从改革难度看，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阻力和难度明显加大。从开放发展看，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面临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等新任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珍惜发展好局面，巩固发展好势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当前面临的是发展中的问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我国经济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韧性。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拥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广阔的消费空间，支撑和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空间广阔。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拥有充分保障。我国产业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等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经济发展充满活力。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素配置将更有效率，市场主体将更具活力，开放空间将更加宽广。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更大动能。我们拥有“育新机”“开新局”的信心和底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稳居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系统完备的工业基础、蒸蒸日上的科技创新能力等形成的综合国力，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道”者必然“多助”。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有足够的信心、底气和智慧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我们拥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保持战略定力，对有关指标波动既不大惊小怪又不无动于衷，而是清醒执着地咬定目标不放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我国经济就能行稳致远，赢得更好的未来。这种定力源于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党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引领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这种定力还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劳动创造幸福是人民的共同信念，凝心聚力谋发展是人民的共同期盼。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一年接着一年干，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高度重视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建设吴晓华 王 宛 唐聪聪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显著改善。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一阶段，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建设，提升国家财富管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重要地位。深刻理解加强国家财富管理的重要意义加强国家财富管理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需要。综合国力的资源基础是国家财富的体现，国家财富的积累规模和质量效率反映了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富迅速积累，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和条件发生变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相应地，国家财富增量爆发式增长的概率也大幅降低，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国家财富的管理能力上。加强国家财富管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总量问题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问题代替了总量问题，成为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高质量地创造财富，也需高质量地管理好财富，实现财富的积累与社会发展同步、财富的构成与国家发展阶段相符。加强国家财富管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左右之后，大多数国民应有一定的“富裕”获得感，而我国国民的“富裕”获得感尚有待培育和加强认知。其中，既有我国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也与不注重财富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财富的创造能力强，但更要认识到，国家财富的创造要依靠人民，国家财富的成果要惠及人民。为此，需不断加强国家财富管理，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强国家财富管理是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需要。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部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需要调整，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多变，面临各类风险的挑战。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可控，但依然面临着结构性风险。对此，需进一步提高政府总资产的规模，并对其进行更好地规划，以提高应对风险的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加强国家财富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增强国家财富管理能力的现实路径国家财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富有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指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如何认识国家财富、如何衡量国家财富、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我们加强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建设、提升国家财富管理能力，需找准切实有效的现实路径。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财富观。国家财富观是从国家的角度对财富的认知，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国家财富观随着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产生变化，反过来也引导着这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概念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反映经济全景，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统计和衡量国家财富的主要指标。然而，GDP这个指标不能表现国家的繁荣程度，用它来衡量国家财富是不准确的。国家财富蕴含着基于财富存量实现财富长期增长的前景，GDP反映的是流量和财富增加的情况，而且计入GDP的部分生产活动并不一定能够形成财富。因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国家财富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有更多期盼，对于国家财富的认知也应当有所更新，以能够更加准确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为“骨架”，搭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要求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二是建立新的国家财富衡量标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尝试提出了能够更加科学衡量国家财富的综合指标，改变以往用收入代替财富、以物质衡量财富的旧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评估一个国家真正拥有的财富。参考联合国报告《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和世界银行报告《变化中的国家财富：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量》的提法，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应当包括生产资本（生产生活创造的物质财富）、自然资本（自然资源）和无形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建立新的国家财富衡量标准，需坚持新发展理念，可借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国家财富衡量方法，尽快从GDP单一指标转向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指标，科学衡量和管理国家财富。三是更加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财富的存量是开展生产活动的基础，摸清存量则需要借助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反映出在某一时点上国家物质财富（含无形资产）的积累情况，与GDP相比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和宏观风险的累积，有助于准确把握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与管理提供可靠依据。目前，从防范化解风险的角度，我国比较重视负债端，聚焦债务存量，强调降低杠杆率。实际上，仅从负债量来评估债务风险是不全面的。政府负债有其特殊性，其负债往往对应于资产，因此有必要分析政府部门的资产端，更加注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四是统筹协调财富流量、增量、存量的关系。我国一直重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保持着对经济增长较高的贡献率。相比之下，我们对即期投资之后形成的资产存量的管理却不够重视，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现实地看，我国积累的大量财富并未产生足够的生产能力，社会净财富的增速快于GDP的增速，产出效率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无效投资和大量资产存量问题。当前，我们需同时注重财富的创造和管理，提升财富流量转化成存量的能力，以存量优化推动增量创新，以增量创新带动存量优化，实现流量变增量、增量转存量、存量促流量的机制循环畅通。“十四五”时期增强国家财富管理能力的建议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实现一个重要突破：对国家财富，从单纯增量管理向注重存量管理转变，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各个方面，有效提升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加强国家财富管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旨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并形成理论体系，进而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国家财富管理能力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需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和善于管理国家财富的氛围，将国家财富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加强研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继续简政放权，加快完善有利于大众创业、民间投资、集聚优秀人才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创造财富。增设财富管理能力衡量指标。高质量发展，既包括高质量地创造财富，也应包括高质量地管理财富。建议选择“国家财富增值率”“国家财富转化率”“国家财富投资效率”等指标，并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作为我们衡量财富管理能力的指标。建立国家财富统计制度。结合国家资产负债表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完善，加强人力资本的统计核算，盘清国家财富的内在结构比例，盘活国有资本存量，提高国有资本效能。同时，加强对基础设施的统计，摸清生产资本规模和质量。建立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财富分配结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初次分配体系，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国家财富积累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优化国家财富结构。提高财富流量转化为财富存量的效率，实现国家财富增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处置僵尸企业，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重视科技和知识对国家财富形成的关键性、持续性作用，加大对创新和教育的投入；坚持绿色发展，加大自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减少国家财富中自然资本的损耗。 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路王晓红服务外包产业以互联网及数字技术为支撑，具有知识密集、国际化程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对于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带动货物贸易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升我国信息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加速国内服务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快速发展，已成为生产性服务出口的主要实现途径，是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具体来看，“十三五”以来，我国通过不断完善服务外包政策促进体系，增强网络数字技术支撑能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促进服务外包企业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发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引领作用，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环境。在此背景下，服务外包产业实现了量质齐增，对稳外贸、稳就业、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企业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外包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的发展新趋势。尤其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服务外包产业表现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为稳定服务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需充分发挥服务外包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加快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一，强化数字化引领，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进行战略布局的重点，我国亦需在这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推动服务外包企业数字化转型。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渗透机制，重点培育一批信息技术外包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示范企业，探索形成以数据为核心、平台为支撑、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模式，特别是要对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研发、人才培训等给予更大的支持。二是依托数字技术创新服务外包交付模式和服务模式。促进服务外包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有机融合。依托5G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与融合应用，培育一批数字化制造外包平台，发展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三是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当前，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需在数字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寻求突破。要积极扩大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增强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金融等数字内容服务的出口能力。同时，更好发展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维修等新业态。四是促进服务外包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要立足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服务型制造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层次，大力发展研发、工业设计、咨询、检验检测、维护维修、技术服务、商务服务、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培训、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外包，增强对制造业自主创新、品牌塑造、价值链升级和境外投资等的支撑，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此外，还需促进离岸与在岸服务外包融合发展。发挥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引进新技术、新模式和新管理方式，拓展国际渠道；发挥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优势，发展在岸服务外包业务，推动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第二，增强服务外包企业实力，提升“中国服务”的品牌影响力。在这方面，重点是强化服务外包企业核心能力建设。一方面，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形成包括技术、品牌、标准、渠道等的综合优势，提升组织运营的国际化水平和对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着力提高大企业承接高附加值服务、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和全球交付的能力，鼓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业务，带动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提升中小企业服务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鼓励其走“专精特新”道路，增强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与此同时，需进一步强化标准化体系建设。在积极对接国际先进标准的同时，探索形成我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提供外包服务的交付标准，以及数字化服务的贸易规则、标准和人才培养培训标准，并推动设计、检验检测、咨询、维修等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外包标准建设。还要看到，加强服务外包企业的品牌建设能力也十分重要。需不断强化品牌研究、设计和管理，积极打造中国服务外包品牌；认定一批交付质量好、服务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服务提供商形成“中国服务”标志，提升“中国服务”品牌的丰富度和美誉度；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境外注册。第三，完善区域发展布局，扩大服务外包发展空间。一是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引领全国服务外包创新发展。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服务外包城市群，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加强区域间在文化创意、工业设计、教育、商务服务等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二是把服务外包产业作为中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服务外包产业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提供服务，能有效弥补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基础设施不足、物流成本较高等发展货物贸易的短板。还要看到，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网络数字基础设施发达，人力资源性价比较高，发展服务贸易较货物贸易更有潜力，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加大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力度。三是强化东部与中西部的协同发展与合作机制。着眼于我国城市间的产业互补优势，构建协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链。鼓励总部在一线城市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服务交付基地，鼓励区域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形成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分工有序、各有侧重、布局合理的服务外包集聚区。第四，完善服务外包产业支撑体系，夯实制度保障。要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各类专业化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从大力培养引进中高端人才、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深化产教融合等层面加大了政策组合拳的力度。对此，各地需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科研体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加大吸引行业领军人才和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力度；加强高校与服务外包企业深度对接，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创造，开展研发合作创新活动。要完善有利于服务外包企业创新的环境。立足提升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能力，加大税收减免、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力度，支持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掌控能力，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参与国内外重大科技项目招标，引导产业基金、社会资本进入服务外包领域，并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可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布局建设一批辐射全国的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服务外包园区的创新平台、创客空间、孵化器等建设，对服务外包统计平台的建设也需持续发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目标取向王东京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近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一步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培育竞争新优势的行动指南，我们应当深入学习领会。从国内循环到国际循环的理论逻辑一个国家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是国内经济循环必须畅通。关于国内循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产业资本为对象作过精辟分析，并提出了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公式：G—W…P…W’—G’。根据此总公式，马克思把资本循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即货币转化为商品（G—W）。马克思说，“这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第二阶段，将购买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并生产出高于所投入生产要素价值的新商品（W…P…W’）；第三阶段，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实现增值（W’—G’）。马克思指出，这一阶段“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所揭示的却是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追求最大化利润，资本都必须依次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变换三种形式，实现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国内资本循环要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完成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否则产品过剩，再生产就将难以为继。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就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商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资本家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所以不得不寻找国外市场。再往前追溯，盛行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思潮，主张政府“奖出限入”，其目的也是向海外输出商品，转移国内过剩。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为化解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总供求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意思是说，当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让储蓄转化为投资。应该说，凯恩斯理论曾为战后西方国家创造了20年的经济繁荣。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却纷纷陷入“滞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受到了众多的指责与批评。为挽救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的追随者将视野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我们知道，凯恩斯本人只是研究国内企业、居民、政府三个部门间的内循环，可由于政府刺激需求仍不能彻底解决过剩问题，于是他的追随者将“国外部门”引入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指出当一国商品出现过剩时，可通过扩大出口化解过剩。如此一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就从国内循环变成了国际循环。目前流行的所谓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也是由此而来。凯恩斯追随者提出的“三驾马车说”，无疑是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战后，美国因战争期间大规模发展工业，导致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从1947年起，美国启动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对外援助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大量输出工业品。在此期间，美国通过大规模出口不仅成功地消化了国内过剩，而且大大加速了经济增长。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目标取向以上分析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其动机是为了转移国内生产过剩，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何要扩大开放？显然，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是为了转移过剩。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为了合作共赢，共同分享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给人类社会创造的福祉与红利。对我国扩大开放有深刻阐述。他在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他又指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增进人类福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早就证明过。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两个国家若按绝对优势分工，通过交换可以双赢。他用下面简单的理论模型作过分析：假如英国和葡萄牙生产10尺毛呢与一桶葡萄酒，英国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00小时与120小时；而葡萄牙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20小时与100小时。两相比较，英国的绝对优势是生产毛呢，葡萄牙的绝对优势是生产葡萄酒。若两国按绝对优势分工然后彼此交换，双方皆可节省20小时成本。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后来李嘉图又作了拓展。李嘉图问：假定10尺毛呢可换1桶葡萄酒，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100小时，酿造1桶葡萄酒需120小时；而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与葡萄酒分别只需90小时、80小时。这样葡萄牙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英国皆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与葡萄牙是否应该分工呢？李嘉图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与他国比虽无绝对优势，但也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上面这个结论，李嘉图的解释是，若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就能用80小时生产的葡萄酒，换取自己用90小时才能生产的毛呢，可节约成本10小时；若英国专门生产毛呢，则可用100小时生产的毛呢，换取自己用120小时才能生产的葡萄酒，可节约成本20小时。可见，当一个国家不具有绝对优势时，也应参与国际分工。请读者注意，李嘉图所讲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自己与自己比的优势。既然是自己与自己比，这种优势当然总会存在。而由此推出的经济学含义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分工，皆可分享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也正因如此，亚当·斯密曾经讲：“如果其他国家提供的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更便宜，那么与其我们自己生产它，还不如输出我们最擅长生产的商品，去跟外国交换。”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确实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近百万亿元；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底外汇储备达到31079亿美元，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前面我们分析说，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国际贸易要自由。若国际贸易不自由，即便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也不会形成分工。这就提醒我们，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贸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不过从全球产业链看，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如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特别是在当前特殊形势下，我国企业不仅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而且连以前能够引进的也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断供”。基于这种现实，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重新构建并主导全球创新链。为此，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基础研究，集中力量补短板；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化解“卡脖子”技术问题。同时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注入资本动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坚持以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若消费需求不足，扩投资只会形成产能过剩或产品库存。从结构均衡看，以消费牵引投资，最大好处是供给可以更好满足需求，避免结构失衡。与此同时，扩大投资应坚持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比如，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增加制造业投资，无疑可扩大钢铁业的投资需求。在扩大开放方面，我们应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积极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我国应“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这里的特色优势产品，就是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扩大进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可以充分利用他国的优势，降低国内消费成本，提升人民福祉。同时，通过扩大绝对优势产品进口，替代和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原则，扩大出口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对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也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此看，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我国应优先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可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不多，而且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设立各种技术壁垒，我国纺织品、服装等具有绝对优势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了限制。面对越来越多的出口限制，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出口方向。第三个原则，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变为绝对优势产品出口。事实上，一国的绝对优势总是相对的，我国某些产品对欧美国家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可对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出口国的选择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欧美市场，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口对象，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加强经贸合作，变比较优势为绝对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王昌林 杨长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要看到，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因此，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强大支撑，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强大支撑，推动国内供需更高水平平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总的来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和分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实物运动循环和价值运动循环的结合，是实体的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与货币资金运动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的合理分配流动循环相结合的过程。此外，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深化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体现为社会再生产在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循环，包括在国内的城乡和区域间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包含在全球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用好国际市场、资源和规则，对于国内发展和改革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无论成长到什么时候，都要在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和搏击。当前，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促进发展、改革和创新。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第三，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国内国际循环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而且，从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已具备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臻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等。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充分认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劳动力丰富，但资金、技术缺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通过加入国际大循环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可以很好地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现在，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劳动力仍然丰富，但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同时资金供给相对充裕，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巨大市场等新优势正在日益形成和巩固。在此情况下，过去通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带动国内、首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循环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发展的重点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我们依靠“旧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总体上进入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阶段。靠原有发展模式难以实现新的目标，必须更好地挖掘内需潜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潜力和参与引领国际循环的潜力，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经济自主可控发展能力，构建新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区域间发展差距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三是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的迫切要求。过去，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潮流，但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断发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活力，以国内发展基本趋势向好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扎实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是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着力扩大内需。内需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机组成的体系。应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打通阻碍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针对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提升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居民消费升级。针对投资需求，应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办企业并获取合理回报，使企业“想投资”；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特别是打通资金向实体经济流通的渠道，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使企业“能投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使企业“敢投资”。针对政府需求，应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紧要处。二是要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应深入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当前形势下应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维护产业安全。应制定实施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鼓励企业增强上下游配套能力。引导各地根据不同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立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等特点，更好挖掘产业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为沿海产业向内陆沿边地区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要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趋势，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也要认识到，自主创新不等于封闭创新，而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大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离岸创新中心等新型平台建设力度，探索构建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走开放创新道路。四是要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强大支撑，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前形成的世界经济三角循环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型分工方式、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正在兴起，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大有可为。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另一方面，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在我国有优势、沿线国家有需求的钢铁、电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资本品领域以及家电等消费品领域，抓好一批示范性国际循环项目，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关系。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更好适应新发展格局王 爽 李伟民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科学分析研判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就“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传统制造业迎来了以国内需求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转型发展新机遇。以钢铁、水泥、通用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部门，是与国内生产、投资和消费需求联系最为紧密的基础性产业部门之一，也是当前转型升级需求较为迫切的部门。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需全面、辩证地看待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充分认识和理解当下面临的发展新机遇，聚焦重点问题，采取务实举措，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一步明确传统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着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需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深入推进工业化进程。其中，传统制造业是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第一，工业化发展仍然需要传统制造业贡献力量。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42.5%下降至2018年的36.1%；就业比重已从2015年的29.3%下降至2018年的27.6%，工业化发展“降速提质”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传统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十分重要。从总量层面看，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部门，其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别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3.91%、6.31%和9.27%，是我国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从效率层面看，传统制造业对整个工业部门效率的提升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二，传统制造业在应对冲击中具有特殊的“稳定器”作用。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就实现了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4.36%，高于GDP增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相较于服务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部门，传统制造业具有缓冲周期长、抗波动能力强等特征，这使得传统制造业在稳定工业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强有力的传统制造业能够提高经济体抵御罕见冲击的经济韧性，对稳定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第三，传统制造业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加快也对传统制造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5G基站、特高压和新型交通轨道建设等依然需要特种钢材、特种水泥以及其他金属制品等高质量传统制造业产品。目前，凸显中高端产品、特种产品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传统制造业也将会进入新的市场开拓阶段。在此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的国内市场仍然具有很大拓展空间，这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会。新发展格局对传统制造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面临来自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难以适应并且精准匹配国内多层次需求的现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市场发育水平也存在差异，使得传统制造业在区域间顺畅转移较为困难。根据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传统制造业面临着向内陆转移的压力。虽然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受制于市场发育水平、生态环境约束和区域政策条件等，中西部难以完全承接东部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有更高要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将更大；而中西部地区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传统建筑业等仍具有一定生命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经济激励不强。另一方面，我国传统制造业需寻找扩展国际市场的新思路。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我国传统制造业产品出口也面临挑战。在供给方面，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劳动生产率、供应链效率等新的比较优势尚在孕育之中，传统制造业如何在国际循环中迈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需求方面，过去，我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洲与北美，但是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动荡，这些市场对我国大宗商品的需求有可能出现萎缩。如何寻找替代市场，是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路径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传统制造业需积极探索以增强满足内需能力为主线，同时提升国际大循环地位的转型升级路径。一要增强传统制造业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持续深入推进，这为传统制造业更好参与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新的机遇。传统制造业需积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切实发力，在与国家战略的有机衔接中实现转型升级。同时，在参与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探索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二要坚持核心技术研发与开拓国际新市场并重，培育制造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传统制造业在基础技术、生产能力、市场份额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需要进一步补齐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发挥优势，谋求发展。特别是要针对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的情况，加快培育劳动生产率、供应链效率等方面的新竞争优势。为此，传统制造业需在深耕现有领域的同时，努力向有共同技术基础的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工艺方向转型，积极投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技术研发。与此同时，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的机遇，努力开拓海外新市场。 深刻理解“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丰富内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科学的辩证思维和深邃的战略眼光，为当前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围绕形与势、危与机、供与需这三对辩证关系，去深刻理解和把握“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丰富内涵。在“形”与“势”的审视中把握“变局”谋大事必先观大势，开新局必先知变局。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引发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诸多具有新特点的新变局。面对这些新变局，我们既需要研判“什么在变”，还需要考虑“在怎么变”，更需要把中国未来发展放在新变局中来思考，认清自己的定位，把握好谋大局、开新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从全球看，这种“变局”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衰退、投资萎缩与交往受限所带来的新变化。根据以往历史经验，历次“全球性大流行病”，一般都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控制，也一般都会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而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这就意味着随着疫情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全球供应链将持续动荡。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如何既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又有效防范长期的风险，如何既发挥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又实现创新发展，是新变局下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考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遇到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越需要我们在变化中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战略定力。从国内看，这种“变局”主要体现在疫情影响与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相交织所带来的新变化。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外防输入压力依然很大，产业链恢复还面临不少的挑战。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均高于上月。但同时也要看到，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外部市场依然存在变数，部分行业复苏压力依然较大，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大。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如何在恢复经济的同时避免疫情出现反弹和重新扩散，如何进一步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如何恢复消费市场信心，都是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在“危”与“机”的转化中谋划“大局”变局潜藏危机，危机孕育转机。知变局、辨变局的目的就在于拨清迷雾、厘清脉络，就在于找准机遇、因势而谋。那么，如何以变应变、主动作为，在危与机的转化中谋划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大局？指出，“要积极主动作为，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举措，特别是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这些重要论述，为“变局”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创造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生活本质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越是发生疫情，越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目标任务不能有丝毫的延误和搁置。特别是这场疫情使消费者追求绿色、健康的高品质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我们要把握好机会，既通过“六稳”“六保”政策筑牢防线、守好“基本盘”，也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建设，努力增加高品质民生产品和服务供给，让人民共享可感知的美好生活。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次疫情虽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疫情倒逼催生出来的新技术应用、新消费需求、新市场空间和新经济业态，也扩展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我们要科学利用疫情倒逼的力量，把疫情危机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要围绕这些新业态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新产业链，加快形成强大的创新集聚效应、产业辐射效应和区域品牌效应，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推进相关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顺势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关键领域的投资、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加速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强化高效能治理。高效能治理不仅是高品质生活的有效保障，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这次抗疫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将高效能的思维贯穿社会运转和基层治理等各方面，建立起一个高效、透明、公正、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主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高度重视信息化、大数据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上下更大功夫。在“供”与“需”的重构中开创“新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供给与需求体系。只有供给结构更能适应并引领需求变化，才能在区域经济结构重塑中占得先机。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我国在“供”与“需”的重构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打通“供”“需”两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此次疫情虽然对国际流通及消费有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为进一步发挥内需潜力提供了新的机遇。当前，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一方面，着力抓“六保”促“六稳”，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达产。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强化供需产销对接，破解生产与消费脱节、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等难题，实现供需循环畅通高效。以“需”促“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企业对数字化转型需求提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业态新模式呈爆发式增长，推动了“非接触经济”升温，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造了更多元、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要进一步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供”“需”重构，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此次疫情的“压力测试”，暴露出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多点“梗阻”，也暴露出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短板。在此背景下，通过“供”“需”重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继续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稳步实现从代工到研发、从模仿到创新、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要发挥我们全球最完备产业配套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主动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进程中去，不断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深度释放经济潜力李晓华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5月23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是中央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既凸显了扩大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为做好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把握全领域、多层次、动态性特征总的来看，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各类需求主体构成的全领域、多层次并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内外部条件、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国内需求的总和。完整的内需体系具有全领域性。完整的内需体系大体包括居民、产业和政府三大主体。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居民消费成为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而且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进一步提升。从产业来看，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厂房、机器设备、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和组件、软件、服务等各种投入。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形成了对广泛领域的生产资料需求。此外，政府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国防、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在优化产业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形成巨大且多元的国内市场需求有重要推动作用。完整的内需体系具有多层次性。从居民消费来看，我国有数量可观的高收入人群、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低收入人群规模仍然巨大，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仍然艰巨。居民消费既包括侧重数量、对价格敏感的生存型消费需求，也包括追求高品质、新颖性、个性化的享受型、发展型需求。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成长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阶段的多元性居民消费。从产业需求来看，我国企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既有技术水平先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存在大量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型中小企业，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工艺、装备、系统各具特色，应用场景丰富，形成了对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质量标准、不同价格的多层次生产资料需求。从政府层面来看，我国各级政府既承担着提供基础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又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需求。完整的内需体系具有动态性。居民、产业、政府的需求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人口结构变动、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等是内需变化的主要动因。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带动内需规模扩大、内需层次提高和内需结构更加多元化。技术进步会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形成对原有需求的替代，拉动需求向新创造的供给转换。人口规模、性别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首先会引起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对相应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需求产生影响。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会扩大国内用户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出口导向型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也会带来产业需求结构、层次的调整。反之，如果“逆全球化”加剧，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面向国外市场的产业需求就会相应萎缩。由于居民、产业和政府三大内需主体之间、各细分产业及产业链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因此内需体系内部的变化也会引起各部分国内需求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培育壮大新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暗潮汹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运转面临巨大风险。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既是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的要求，又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抓住历史机遇“换道超车”的必由之路。完整的内需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稳定器”。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9亿劳动力、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大国，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般来说，国内居民、产业和政府对本国产品更具有依赖性。因此，内需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更加稳定，以内需拉动为主能够减轻由于全球经济波动造成的进出口剧烈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使国内经济更加稳定和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多次严重外部冲击的考验，避免了国内需求的大起大落，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可靠引擎。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蔓延，国内需求快速恢复，成为率先复工复产、实现经济复苏的主要经济体。总的来看，近年来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不断凸显。不断壮大、持续升级的国内需求将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整的内需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推动，也需要市场特别是国内需求升级的拉动。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在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呈现明显的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个性化、绿色化、健康化趋势，消费的重点转向提高生活品质的健康食品、新型消费电子、智能家居、汽车等物质产品和教育、文化、健康、旅游、互联网等现代服务，消费的层次不断提高。消费需求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更深程度的国际化也要求我国产业由过去追求规模扩张的平铺式发展转向技术更优、性能更高、质量更好的立体式、创新型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我国家电、通信设备、造船、建筑机械、高铁、互联网服务等产业发展壮大和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追求新颖和个性化消费的领先用户规模将会不断壮大，能够为我国前沿技术的商业化提供市场支持，有利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有力支撑。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形成既受制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也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规模大、领域全、层次多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再加上在国民经济、商品和服务进口、居民收入和消费等增速上居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我国超大且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无法忽视的。随着我国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将不断拓展，国外商品、服务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将更加通畅。完整的内需体系与世界市场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交往中的话语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辩证看待和处理三对关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辩证看待和处理好供给与需求、国内供给与国外供给、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需求是供给的前提，供给是需求实现的条件。需求的变化要求供给作出相应的调整，需求规模的扩大、需求层次的提高会拉动供给能力的扩张和供给质量的提升，需求的层次反映供给的水平。反之，供给能力和水平也会对需求产生影响。一方面，供给能够引导需求，一些创新性供给甚至能够引发新的消费热潮；另一方面，如果供给能力长期无法满足需求，这部分需求就会萎缩、转移甚至消失。因此，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统筹考虑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用持续升级的需求带动供给质量提升，用优质的供给实现和引领需求的扩大和升级，形成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国内供给与国外供给的关系。国内供给能力是国内需求实现的基础。作为一个经济体量和国内需求巨大的国家不能主要依赖国外供给来源，必须要有较为完整的国内供给体系与之相适应。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将需求的实现主要建立在国内供给能力上，通过增强粮食、能源等的国内供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增强产业链的韧性。进一步看，我国始终对外资和国外商品及服务开放持积极的态度，随着我国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外供给将在满足国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国内产业提供全球最优质的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此外，国外供给带来的竞争压力还能够推动我国企业加强创新，提高国内供给的质量。总之，处理好国内供给与国外供给的关系，有利于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更好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国内需求与国内供给具有高度匹配性，而且不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也是稳定可靠的需求来源。同时，在满足国内需求的过程中，国内供给能力获得发展，也会带动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高。要注意的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忽视外需，更不是放弃外需。外需提供了空间巨大的市场，是带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重要力量。比如，德国、韩国等经济高度外向型国家的出口规模相当于GDP的比例超过40%。国际市场丰富多元的需求还可以发挥引导国内消费的作用，促进国内需求水平的提高。内需和外需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进而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新时代国企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李明华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要建设一支忠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要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快推进新时代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一、严格标准，选准苗子以什么样的干部标准选人、采取什么样的干部路线用人，始终是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德字为先看忠诚。强调，我们挑选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国有企业选拔使用年轻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把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政治把关摆在首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深入考察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情况，大力选拔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的优秀年轻干部。二是廉字打底看干净。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身处经济第一线，面临的物质诱惑多，被围猎的机会也多。年轻干部能否行稳致远，廉洁自律是关键。要重点考察年轻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注重通过小事小节观察年轻干部，从中了解年轻干部的党性原则和人品作风，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三是干字当头看担当。国有企业要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考察年轻干部，把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大任务作为“试金石”，注重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抓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工作中，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考察识别年轻干部，看是否具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四是闯字作镜看锐气。企业的本质是创新。国有企业要加强对年轻干部开拓创新能力的考察考核，激励年轻干部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实践，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用年轻干部干劲闯劲的“鲢鱼效应”，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二、综合培养，入好模子在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国有企业要把年轻干部放到企业经营管理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一是强化思想淬炼，做信仰者。国有企业要坚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年轻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帮助年轻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踏实践行者。二是强化政治历练，做明白人。国有企业要坚持把严格的政治历练作为增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的重要措施，引导年轻干部增强政治意识、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持把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思想政治锻炼的重要平台，通过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集中教育等活动，引导年轻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增强政治免疫力。三是强化实践锻炼，做实干家。岗位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国有企业要让年轻干部在贯彻落实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中，提升攻坚克难的实际能力，锤炼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选派年轻干部到急难险重、艰苦地区、基层一线等岗位“墩苗成长”，让他们多捧“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在打硬仗、扛重活、攻难关中练出真功夫。四是强化专业训练，做真把式。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国有企业要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着力弥补年轻干部的知识空白、经验盲区、能力短板，帮助年轻干部全面提升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尽快成为所在领域的行家里手。三、辩证统一，迈稳步子国有企业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要坚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妥善处理好四个辩证关系，在干部工作全局中谋划和推进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一是既要数量充足，更要质量优良。要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既关注“有没有”“有多少”，建立持续发现优秀年轻干部的常态化机制，着力解决数量不足的问题；又要关注“好不好”“优不优”，不断深化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改革，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使年轻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合理的结构和比例。二是既要关心爱护，更要从严要求、从严管理。国有企业要把从严要求、从严管理贯穿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全过程，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摆正位置，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三是既要个人努力，更离不开组织培养。大量经验表明，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国有企业年轻干部要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事业发展之中，把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统一起来，努力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大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四是既要突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点，更要服从干部工作全局。国有企业要增强整体意识，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把各年龄段的干部都用好，充分调动各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整个干部队伍都有干劲、有奔头、有活力。 坚定维护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虽然战争硝烟早已散去，但其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永远不会忘记。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决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坚定维护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捍卫胜利成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捍卫人类尊严、公正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捍卫胜利成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必须正视历史事实，坚持正确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防止战争悲剧重演。捍卫胜利成果，必须尊重历史规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充分说明，用战争的方式对他国进行奴役和掠夺的侵略者失道寡助，终将会被正义战胜。国与国之间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而穷兵黩武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必将声名狼藉，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捍卫胜利成果，要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个框架还不够完美，但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二战结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一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坚决反对诉诸武力相威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历经战争磨难，更知和平珍贵。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因此，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依然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先辈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和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断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无论综合国力提高到什么程度，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秉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坚持合作共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只要世界各国人民坚守正义，团结合作，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多少困难，都是能够战胜的。为了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强调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增强。由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共同家园，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及时回应、高效治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抚今追昔，正是有了这几十年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更加聚焦于发展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既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融相通。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精准施策 全力脱贫攻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要看到，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脱贫攻坚难在精准、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历史性任务，要求各地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精准施策，狠抓落实，有效提升脱贫质量，以非常之力、关键之举实现全面胜利。精准识别全面脱贫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要看到，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这些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如期完成，首先需要精准识别全面脱贫的关键问题。精准识别剩余贫困人口的数量类别。这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前提。只有精准识别剩余贫困人口，摸清贫困人口余量，找准脱贫攻坚对象，才能真正实现“不落下一人”的目标。而且，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回答好“扶持谁”的问题，这样才能精准实施“靶向扶贫”。贫困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群体。我们既要精准识别既定标准下“显性”的贫困人口，也要精准识别“隐性”的贫困人口。应充分运用社会保障和普查数据以及各类管理工具，建立政府部门自上而下主动识别与贫困人口自下而上主动申报相结合的双向动态识别机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跟踪监测，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高效、动态识别。精准识别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主体。啃下剩余贫困人口这块“硬骨头”，需要进一步明确扶贫责任和帮扶主体，清晰界定“谁来扶”，实现精准帮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普遍强化定点帮扶责任，整合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脱贫攻坚。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必须考虑其异质性、复杂性、特殊性，分别界定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以及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的责任主体，发挥制度优势，攻克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精准识别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路径。脱贫攻坚没有普遍适用的“一般模式”。应基于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结构，区分贫困深度和贫困类型，分类规划符合实际的脱贫路径，确保按进度脱贫与高质量脱贫目标的协同实现。对于能够通过发展生产脱贫的地区，必须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尽快培育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稳固脱贫的产业基础和长效机制；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应加快制定和落实整体搬迁计划；对于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通过各类扶贫开发措施难以脱贫的贫困人口，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使其精准覆盖这一群体。精准识别剩余贫困人口的退出方式。按照国家部署，绝对贫困必须按标准、分阶段消除。各地必须尽快明确各类剩余贫困人口退出贫困的具体标准和时间，清楚回答“如何退”。要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扶贫标准，守住“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消除农村贫困的底线。同时，贫困县应结合自身的贫困状况，设定摘掉贫困帽的具体时间；强化第三方评估，按照摘帽标准严格验收；加大正向激励力度，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精准落实全面脱贫的重要要求“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实践表明，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充分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面如期实现剩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必须精准落实这些重要要求。必须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机制。应加强中央的统筹协调，做好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措、考核评价、总体运筹等工作；省级应切实负起总责，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市县要认真抓好落实，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充分发挥党对脱贫攻坚工作全面领导的显著优势，把脱贫攻坚战进行到底。必须充分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贫困群体始终是脱贫攻坚的主体。扶贫先扶志，必须着力激发贫困群体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既要通过技能培训、文化教育使贫困群体获得致富的能力、受到文化的感召，还要努力营造贫困人口立志脱贫的客观条件，对于适合通过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地区，应从产业资金投入、经营主体培育、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推动贫困地区现代产业实现内生发展。必须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比如，应继续动员组织东部地区精准参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应鼓励各类企业和单位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提供产业、技术、就业岗位等途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优秀企业的带动能力，精准推动贫困地区的企业发展。精准实施全面脱贫的政策部署应该看到，剩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都具有“成因复杂多变、贫困程度深、蔓延久、分布广、类型各异”的特征，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必须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精准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政策部署。对于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的地区和人口，首先，必须精准选育符合当地实际、市场韧性强、附加值高、共享面广的主导产业，并通过外引、内育的途径，培植龙头企业。其次，应继续完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网+”助推城乡产业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外，应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助推贫困地区主导产业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生融合。精准实施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政策部署。“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实现内生脱贫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国家教育经费必须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对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帮扶力度，努力缩小教育的群体差距和区域差距。另一方面，教育赋能脱贫应优先锚定“缺文化、少技能、无动力”的健康劳动力，通过普通文化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其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此外，还要发挥乡村能人脱贫奔小康的“头雁效应”，激发贫困群体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能力。精准实施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政策部署。按照中央部署，“十三五”期间计划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加快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整体落实，精心组织搬迁人员尽快向城镇郊区、产业园区、人口聚居区有序转移。同时，还要完善后续帮扶计划，有序做好易地扶贫搬迁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搬迁人员基本生活需要；切实做好搬迁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尽快参与生产就业，实现既能“搬得出”又能“稳得住”。精准实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政策部署。对于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要推动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应结合当地实际精准发展益贫生态产业，培植生态脆弱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同时，应认真做好贫困人口生态补偿的精准发放，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确保生态保护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精准实施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政策部署。精准实施社保兜底脱贫政策，应加强低保户与贫困户、低保线与贫困线的有效衔接；扎实做好贫困家庭经济状况的动态核查工作，确保应保尽保。同时，应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与其他扶贫政策的激励功能正向互动，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三个着力点前不久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由此可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要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因而也要求我们加快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这些年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技术创新体系日益受到重视。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确实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企业创新主动性增强，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逐步增强，产学研合作组织不断完善，有效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提升。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仍存在企业主体地位不强、市场作用发挥不够、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能力不足，总体上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的重要举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握好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三个着力点，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以科技创新持续催生新发展动能、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大的企业创新主体拥有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和企业集群，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强调，“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我们要以这些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是加强企业主导的创新组织建设。支持企业主导建立基础前沿研究机构，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从多方面加快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突出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支持领军企业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企业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善由企业牵头实施应用性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二是支持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研发和技术转移机构，加强研发创新成果应用与推广、标准研制等。推进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功能区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效对接机制，加强联系交流，打通企业承接转化重大创新项目的通道，加快形成新产品和新业务增长点，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三是加强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创新。支持大企业整合行业创新资源，主导建设开放式创新服务平台，面向中小企业开放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研发需求，开展专业孵化服务，推进合作研发。打造行业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种子企业等组成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建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高精尖企业集群。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市场机制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指出：“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为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构建要素完备、目标明确、功能齐全、运行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指明了努力方向。目前，要进一步夯实市场化组织机制保障，强化市场导向，激发创新发展活力，有效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一是优化创新服务组织体系。科技服务业能够有效集聚和配置创新要素，是创新体系市场机制实现的重要载体。加快发展一批具有整合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能力的科技服务机构，建设综合服务平台，开展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一体化全链条服务。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构建区域特色创新体系，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定制化的开放共享服务网络。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开拓应用研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创业投资相融合的新型服务模式，支持企业探索新商业模式和产业化路径。二是完善科技创新市场化体制机制。加强政策统筹，健全政策体系，完善各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创新领域协同共生的制度基础，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高效互动。聚焦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体系、竞争政策，完善新兴产业培育的制度保障，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激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市场监管体系，探索适用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措施。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才能让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产学研结合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创新主体有效协同与融合互动，贯通基础前沿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用与产业发展的创新链，形成系统合力。一是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支持产学研合作建设创新基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技术突破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二是打通高校院所和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探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机制与模式，开展从项目发现、技术评估到孵化、投资的全过程服务，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和市场化运营能力，着重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推动原始创新和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三是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优化产业创新联盟运行机制，促进技术创新、标准创制、成果转化，探索联合攻关、利益共享、知识产权运营的有效模式，提升协同创新效果。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探索产学研融合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做好核心技术攻关、企业研发服务、成果孵化转化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一体化融合创新。 打通双循环堵点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贺 艳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立足国际国内大势变化，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对我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大意义。总的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叠加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我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仍存在不少梗阻。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多管齐下发力，打通这些痛点堵点，是我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三大堵点”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活力。但眼下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面临着三个突出的堵点，这成为影响双循环畅通运行的重要制约。一是国民经济循环仍存在一些梗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经济活动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目前我国在四个环节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顺畅运行。在生产环节，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与需求结构仍不匹配，低端供给过剩和中高端产能不足并存，难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在流通环节，目前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物流受阻，物流费用上升，加重了企业原本就高企的成本。在分配和消费环节，我国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许多亟待调整的地方，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今年1月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同比下降8.6%，消费端恢复速度远不及生产端，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循环面临堵滞风险。产业链供应链跨国分工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堵和打压，要求本国在华企业迁回本国和迁出中国。同时，受此次疫情影响，来自欧美的生产和需求都在减少，这些都给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一定影响。三是生产要素高效流动尚不够顺畅。目前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使得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不利于经济高效循环运行。一方面，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另一方面，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或缺乏，要素产权不清晰、市场化交易机制不健全，数字孤岛现象较为突出，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措并举畅通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从供需两侧同步发力，用改革的办法打通双循环的痛点堵点，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坚决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着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形成以“国内大循环”撬动“国际大循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一是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是扩大内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着力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有序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着力扩大消费需求。通过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健全用户权益保护、产品追溯等机制，营造安全诚信的消费环境。既要千方百计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也要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比如，推广在线教育、互联网诊疗等新服务，探索智慧超市等新零售。二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要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补短板强弱项，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一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要提供精准的支持政策，优先保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稳定运行；积极落实对中小微企业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恢复经营、稳定生产，加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协作；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地区，打造空间上集聚、上下游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二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要加强巩固传统产业优势，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努力突破各项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通生产要素流动梗阻，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加快完善技术要素市场；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发挥我国“世界工厂”的优势，为世界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也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全球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郭树清金融机构多数具有外部性强、财务杠杆率高、信息不对称严重的特征。只有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使之形成有效自我约束，进而树立良好市场形象，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银行业和保险业公司治理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将强化公司治理作为转变体制机制的重要着力点，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股权结构实现多元化。银行保险机构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境内外上市等多种途径，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形成由国有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持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国有大型银行较早开始探索海内外上市，改变了单一型股权结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境外商业银行在我国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保险公司民营资本占比达到49%，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占行业总数约27%。二是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基本形成。普遍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形成。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并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内监督与企业内控结合等机制安排，确保党组织真正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三是公司治理运作机制趋向规范。通过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结构、提高董事独立性和专业性等措施，董事会的地位和职能逐步得到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形成。推进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大风险合规类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引入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得到提升。四是经营发展模式不断优化。银行业基本树立资本约束的现代经营理念，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和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在主要机构得到重视和应用，有力促进了资本配置、风险覆盖和激励考核机制的市场化和规范化。保险业实施以风险为导向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加快从重规模增长向重质量效率转型。五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持续健全。绝大多数银行保险机构实行了全面风险管理策略，设立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从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等方面，完善制度框架，实行统一管理。相互制约的前中后台“三道防线”运行模式初步建立，各类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尚不完全符合现代金融企业权利责任对等、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些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薄弱；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就中小银行和保险、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东操控、内部控制人，还有比较普遍的行政干预现象。要从多方面推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首先，要压实金融企业自身的主体责任。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银行保险机构要切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和完善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2016年主席主持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并发布公报，明确支持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和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参考借鉴良好实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优势，我们的现代公司治理实践一定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说来，就是要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结合公司治理指引已经明确的规范标准、治理框架和主要内容，持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其次，管理部门要把公司治理作为基础性的监管要求。必须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推进公司治理监管工作。持续关注银行保险机构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一体化情况，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得到贯彻，现代企业制度落实落细。切实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尤其是中小机构公司治理的评估、指导与督促，定期评估公司治理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对存在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各种严重损害机构利益的现象，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强化股东行为监管，对通过隐瞒关联股东信息、股权代持等方式变相谋求银行保险机构控制权的，责令转让股权或者限制股东权利。进一步强化对“三会一层”履职评价和薪酬考核的监督检查，严肃追究不履职、不当履职和不当激励等行为责任。第三，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落到实处。除少数中央金融机构之外，绝大多数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党的关系在地方。要针对党的领导虚化弱化情况，首先从政治上组织上强化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执行。从各机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团结各方，凝聚共识，推动落实“三会一层”决议。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使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真正成为守法合规的模范、服务客户的模范、落实民主管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对于民营资本占主体或外资控股的银行保险机构，也要根据情况建立健全党组织，积极探索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方式，共同推动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第四，依法清理规范金融企业股权关系。金融管理部门要配合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做好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要做到坚守“三条底线”：一是“长期稳定”底线。依法保护产权，在保持股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持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大股东减持、增资扩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进注重机构长远发展、资本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战略性股东。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必然进行许多兼并重组，但社会资本占主体的格局不会改变。二是“透明诚信”底线。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严格审查股东资质，有效识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提高股权透明度。三是“公平合理”底线。切实加强股东行为约束，进一步规范股权质押、股份转让等行为，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严格约束控股股东行为，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机构经营，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按照依法合规、分类处置、稳妥推进的原则，有序处置存量不合规股权。第五，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和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金融市场的各方主体、中介机构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促进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要着力构建发挥其监督作用的机制措施。一是加强对客户、员工、交易对手、上下游供应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尊重利益相关者权利，建立救济机制，鼓励员工参与公司治理，保障知情权，支持投诉举报，保障债权人利益。二是鼓励各类基金、理财、证券机构主动关注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状况，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公司，更积极主动地指导、帮助、督促金融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在遵守商业原则的同时履行更多社会责任。三是完善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特别是进一步细化对大规模投资者披露利益冲突的要求，规范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内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推动股本的市场价格真实反映公司治理状况。四是强化公众对银行保险机构的监督，建立长效机制，督促其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持续改进银行保险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现代化的银行保险机构而言，完善公司治理永远在路上。加强董事会建设。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确保董事会在战略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董事会必须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独立承担公司经营决策的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加强董事履职能力建设。改进董事遴选机制，进一步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强化董事履职评价、考核和问责，提升董事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重点关注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多渠道选聘独立董事，引导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作用。建立健全各专门委员会，确保各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供独立、专业意见。执行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切实履行审慎义务和忠诚义务，公平对待所有股东，特别要关注和尊重小股东的诉求，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利益。做实监事会功能。优化监事会结构，增加外部监事占比，明确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确保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推动监事会履职，深入开展财务、内控和履职尽职监督。定期对机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借助内外审计力量开展监督检查，建立监事与独立董事定期沟通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建立健全监督成果核查、移交和整改机制，强化监督成果应用。规范高管层履职。切实加强高管层履职约束，完善高管层向董事会、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信息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岗位交流、履职问责等各项制度。确保高管层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下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严防内部人控制。正确处理好内部治理机构关系，合理优化董事会对高管层经营授权，切实缩短经营决策链条，提高经营决策效率。严格限制董事会不当干预高管层经营管理活动。推进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持续提升高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改进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战略定位，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形势、风险承受能力和自身比较优势等因素，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明确市场定位，突出差异化和特色化。加强发展战略管理，董事会监事会要定期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与审议，管理层要在发展战略框架下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坚持改革创新，密切关注国内外金融形势变化和科技进步趋势，开展前瞻性研究规划。与此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克服短视、激进行为，保持发展战略的相对稳定性。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按照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并重、精神与物质兼备的原则，不断完善业绩考核机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变化及自身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等因素，完善考评指标体系，淡化规模指标，突出质量、风险、合规指标。对于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岗位、对稳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员，应实施薪酬延期支付制度。要加强对高管相关信息的披露，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外部监督机制。积极探索多种激励方式，对高管人员和基层员工，都要更加重视精神鼓励方式的探索和创新。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按照“了解客户、理解市场、全员参与、抓住关键”的原则，构建垂直独立的内控风险架构，形成上下联动的矩阵式风险防控网络，实现成长、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覆盖各种重要风险的控制指标体系，切实提升对全面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能力。坚持审慎的会计准则，动态调整资产风险分类，对风险分类存在争议的按“就低原则”处理，并按照最严的标准足额提取拨备。强化风险合规意识，树立合规经营理念，大力培育风险为本、合规优先的企业文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企业和职工广泛的权利和义务，能够更好地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金融机构要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助力打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树立强烈的企业公民意识，增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在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高度重视公共关系管理，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治理机制的任务十分艰巨，意义重大而深远。金融系统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企业公司治理的科学性、稳健性和有效性，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郭克莎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打牢长远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应对疫情影响和推动经济恢复增长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政策重点和热门话题。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和作用，目前各方面的认识还不一致，有必要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为实践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新型基础设施的含义和范围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提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反映了现阶段的政策理念和要求。要看到的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在“新型”，即为哪些方面提供服务和由谁来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公用基础设施和专用基础设施，公用性质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为所有产业部门的运营提供支撑和服务，一般以政府投资建设为主；专用性质的基础设施如农业、工业、能源等基础设施，为专门产业部门的运营提供支撑和服务，一般由政府与企业根据设施应用范围分别投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包括公用设施和专用设施，但总体上属于专用性质为主的基础设施，它与传统基础设施的一个区别，就是主要为高新技术产业及应用提供支撑和服务，并以市场化投资建设为主，由政府与企业根据设施应用特点分别投资建设。因此从理论上说，新型基础设施的完整含义，应包括“为高新技术产业及应用服务”和“以市场化投资建设为主”两个要素。明确这些含义，有利于确定政策取向和引导投资行为，更好发挥社会投资的作用。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确定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目前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这是一种广义的范围，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关键要协调处理好三个关系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投资适应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反映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求，既有利于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保障供应链安全，也有利于把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推进新基建投资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有关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引导各地区制定确实可行的投资规划，从各地实际出发突出投资重点；又要加强统筹协调，在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条件下，推动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注重协调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新基建主要依靠市场化投资，政府不是主要的投资主体。政府扩大对新基建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解决其中的公共投资问题，特别是扩大科技研发创新所需的公用基建投资，同时起到逆周期调节市场需求、对社会投资起导向作用的效果。而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专用基建投资、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基建投资，政府投资主要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重点是拉动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从当前情况和发展趋势看，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新基建投资的必要导向，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对新基建投资采取包揽一切重大项目、全面安排投资计划的做法。要引导各地从实际需求和财力出发，确定不同的新基建投资发展重点，避免同类新基建投资一拥而上、各地投资项目过度趋同的问题，避免短期内引起某些方面投入和需求过大导致供给结构性短缺、长期看又引起结构性过剩的问题。相关宏观管理部门应注意进行政策引导和协调，及时发布各地新基建投资信息，引导各地研究制定合理的投资规划，并通过规划引导社会资本扩大新基建投资。第二，注重推动新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投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确定的范围，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属于新基建的内容，这部分的投资规模是比较大的，因而广义的新基建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有较大的比重和拉动力。现在要讨论的是广义新基建投资与一般传统基建投资的关系问题。一般传统基建就是除了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之外的内容，主要是“铁公机”等基建投资。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首先，不能以新基建投资否定传统基建投资。两者有不同的作用、取向和重点，都是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传统基建投资量大面广，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拉动力，对保就业、保民生的作用可能更加直接，但主要受制于政府公共投资能力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新基建投资有可能快速扩大，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增长前景还取决于市场化投资的响应程度。其次，新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投资是相互促进的。传统基建为新基建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解决公用设施和环境的支撑问题，整个新基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要以传统基建的发展为基础；新基建的发展可以为传统基建拓展更大的空间，带动传统基建改造升级，特别是通过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增强传统基建的新动能和新前景，提升传统基建投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再次，要统筹协调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投资关系。从短期看，传统基建投资可能仍会占较大比重，中央部门所确定的重大投资项目多数仍属于传统基建的内容，中央与地方的投资比例划分也会带动地方政府对传统基建的稳定投入。但同时也要注意新基建投资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形，以市场化投资为主体的新基建投资能否快速扩大，不仅取决于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更重要的是能否有效拉动民间投资。从这个角度看，促进新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投资协调发展，使新基建投资真正担纲多重发展使命，关键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的进入，这需要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到深化改革开放上。第三，注重处理好政府政策引导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新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投资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新基建投资的投资前景和收益回报具有更大不稳定性。推进新基建投资主要依靠市场化投资，需要建立一种政府部门搭台、市场主体唱戏的机制。政府要推动和引导新基建投资，就要改变行政性、计划性的管理方式，转而实施市场化的管理方式。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负面清单的监管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投资者更大程度地依据市场信息决策并承担投资风险。政府在政策引导方面主要是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研究制定新基建投资规划。比如，中央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全国性的新基建投资发展规划，省级政府部门也要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情况的新基建投资发展规划。投资规划宜粗不宜细，主要起到发布信息、引导投资的作用。二是深化相关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更多地依靠改革的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破解新基建投融资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支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进入新基建领域面临的投资、融资、技术、人才等具体难题。三是进一步优化各种政策环境。比如，完善与新基建投资相关的制度安排，补齐制度性或机制性的短板；改善与新基建投资相关的营商环境，落实相关财税、融资等优惠政策，发挥好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总之，要努力创造一个更加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稳定的政策环境，创造一个更加便利和优惠的营商环境，创造一个更加容错和激励的创新环境，从而更好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实现探究 高祥君面对新的媒体环境，电视媒体从新闻深度报道的层面出发，构建媒体转型发展的着力点，是电视媒体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推进，电视媒体在新闻深度报道中，具备了更加完备的条件，也构建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因此，从新媒体语境中，探寻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良好环境条件，是促进电视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思考，为电视媒体植根于新闻深度报道提供新路径。一、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意义新媒体赋予了媒体行业“新”的格局，在融合发展中植根于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在深度报道中形成媒体竞争优势，是当前电视媒体突破新媒体发展禁锢的重要着力点，具有重要意义。（一）深度报道是电视媒体植根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内在需求面对新的挑战，电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正在受到挤压，如何更好地植根于权威性、专业性的媒体优势，是摆在电视媒体面前的难题。深度报道是电视媒体紧扣媒体市场，在权威性与专业性的两个维度中，构建媒体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首先，电视媒体依托权威性、专业性的媒体优势，将新闻在深度报道中，找出新闻背后的故事与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这不仅契合观众的心理需求，而且也体现了电视媒体的优势，这是新媒体所不具备的媒介特点。其次，深度报道建立的基础，要求媒体要具备专业的媒体素养，并且在权威的媒体报道中，形成更具辐射力的传播效能。很显然，电视媒体具备了新闻深度报道的基本条件，通过专业性、权威性的媒体资源导入，让新闻报道呈现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成为媒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深度报道是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新媒体语境之下，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电视媒体转变发展困境，形成发展新动力的重要着力点。新闻深度报道，着力点在于新闻要素及内容的丰富，让新闻从跟踪报道到深入调查的演绎中，实现新闻的全天候呈现，这是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电视媒体具备深度报道的专业性，但在新闻资源收集、传播等方面存在短板，通过与新媒体的融合，能够依托新媒体平台，搭建新闻传播的路径，为深度报道提供载体平台。二、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所面临的困境在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面临困境，特别是受众群体的流失、传播平台的单一以及收益面的收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也对电视媒体提出新要求。因此，具体而言，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一）受众群体流失严重，深度报道的市场面不足在日益细分的媒体市场，电视媒体的受众群体存在流失现象，电视媒体在植根于深度报道中，面临市场面不足的尴尬境地。首先，80后、90后以及00后群体，更青睐于新媒体平台下的新闻信息获取，受众群体的流失，让电视媒体在深度报道中缺乏广泛的受众群体，深度报道的价值削弱。其次，电视媒体在深度报道中，受众参与面狭窄，在60后70后为主体的受众群体中，对于深度报道的跟踪性、关注度明显不足，难以体现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重要价值。因此，电视媒体如何提高媒体市场的占有率，形成广泛的受众群体，是实现深度报道的基本需求，也是体现其价值所在。（二）传播平台单一，深度报道的时效性不足单一的传播平台，是电视媒体的先天缺陷，这也是影响深度报道时效性的重要因素。在单一的传播视域中，深度报道的跟进与传播，难以确保其时效性，这难以与新媒体形成竞争优势。一方面，电视媒体深度报道对媒体的时效性有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深度报道对新闻素材的跟进、调查等的需求增加，单一的媒体模式，显然难以构建完备的新闻链，媒体的报道环境有所欠缺。因此，电视新闻在深度报道中，与新媒体联姻，构建多样化传播平台，是实现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时效性的重要着力点。（三）媒体收益面收窄，深度报道存在一定风险新媒体对电视媒体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其中收益面的收窄，则直接影响到电视媒体的生存发展，也会增加新闻深度报道的风险，深度报道一旦缺乏媒体效应，所形成的风险则会加剧电视媒体的生存压力。电视媒体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广告，大量资源导入新闻深度报道之中，对收益的有效构建，显然会形成一定影响。因此，电视媒体要科学策划，在深度报道中提高媒体传播力，确保新闻价值，为电视媒体提高收益面。三、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实现路径在笔者看来，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实现，应从“提高”“融合”“优化”三个方面出发，构建电视媒体深度报道平台，让电视媒体的受众面不断拓展，满足深度报道的实际需求。因此，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实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提高专业性，夯实电视媒体的受众面在多元化的媒体空间，受众群体从指尖上获得新闻信息，但信息的空洞、乏味及低俗性，难以获得忠实的受众群体。也就是说，电视媒体依托自身媒体的专业性、权威性等优势，构建新闻深度报道，能够更好地契合受众对新闻深度获知的需求。例如，央视《焦点访谈》就是基于新闻背后，实现新闻的深度报道，成为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典型代表。因此，电视媒体要立足于专业性特质，在夯实受众面的过程中，打造更具社会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栏目。（二）融合发展，构建电视媒体深度报道平台电视媒体要在融合发展中，依托新媒体平台，提高深度报道的时效性。例如，创建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等，通过新媒体路径，实现新闻深度报道的全路径传播。运用新媒体平台，搭建互动式深度报道。通过在线互动方式，让报道在受众的参与下完成，让新闻报道反馈、新闻信息线索完善，能够在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中得到实现。（三）优化报道，形成多元化新闻报道方式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应在传统报道方式中引入自媒体报道资源，让新闻报道能够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电视媒体可以探索“收费制”报道方式，让新闻深度报道的价值能够直接体现在经济效益中。运用大数据分析，能够基于受众收看情况，细分受众群体，针对受众所需的热点新闻，构建深度报道主题及内容，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形成新闻报道价值。综上所述，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困境，对电视媒体的转型与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应从夯实电视媒体受众面、构建深度报道平台、形成多元化新闻报道方式三个维度出发，为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电视媒体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丁俊发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就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发展，流通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流通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当前，我们要抓住契机，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廓清认识、理清思路，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首要的是解决一些基本认识问题。其一，正确认识流通、流通产业与流通体系。什么是流通？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家都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独立部分，称为“三分法”，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据对商品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把交换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从而确立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的“四分法”，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流通以商品与服务的交易为核心，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实现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与服务的完成，实现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实现货币的良性循环。可以说，流通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总和。只有从这样的总体去研究问题，才能把握流通的本质与内涵，把握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什么是流通产业？产业是指由利益相互联系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尽管它们的经营方式、经营形态、企业模式和流通环节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经营对象和经营范围是围绕着共同产品而展开的，并且可以在构成业态的各个行业内部完成各自的循环。产业既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跨界融合的产物。流通产业是以商贸业即分销业为核心，由物流业、金融业、信息业、生活服务业互相支撑的产业形态。从大流通的观点看，流通产业是分销业、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和相关生产与生活性服务业的总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产业。什么是流通体系？流通既有一个关联产业的横向结构，又有一个不同功能的纵向结构，涉及流通基础设施体系、商品市场体系、流通业态体系、流通管理体系等。所以，流通体系既涉及宏观、中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既包括硬实力建设，也包括软实力建设；既有点线面空间布局，也有虚拟的网络结构。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其二，正确认识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关系。流通引导生产。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续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但马克思又指出，当社会经济的综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买方市场后，商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费又通过分配与流通决定着生产。流通调节分配。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从生产到消费，插进了两个中间环节，即分配和交换（流通），正是分配和交换这两个作用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环节，维系着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分配的方式决定着交换的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模和结构；而交换（流通）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它不仅调节着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起着重要作用。流通促进消费。消费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消费，一种是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必须借助交换（流通）这个环节，因此，流通对实现消费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消费也是多种多样的，涉及不同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速度等问题，必定会对流通规模、结构、方式和速度产生影响和作用。其三，正确认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流通业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18年的全国市场主体中，从事流通的企业与个体经营户约占全国行业法人单位总数的30%以上，从业人员约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6%，流通业创造的增加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9%（按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相加计算）。可见，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流通业的先导性作用主要指对国民经济的引领作用。流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先行官”与“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得如何，首先会在流通领域有所反映。比如，价格的通胀与通缩，既是供需关系、供给结构的反映，也是营商环境的反映；PMI（采购经理指数）的上下波动，能够反映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与下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能够反映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费、投资、出口结构是否合理；恩格尔系数则能够反映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等等。流通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安全保障与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比如，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供需平衡，这个平衡主要会在流通领域有所体现。又如，应对突发事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确保物资供应，关系到流通部门的战略储备、流通速度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升级改造，需要靠信息化、现代物流与现代供应链发展新动能，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全面统筹、精准发力，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需要统筹规划、多措并举，找准发力点。转变思想观念。要真正解决流通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彻底摆脱“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牢固树立流通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的观念，高度重视加快流通产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根据相关要求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完善和细化政策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同时，也要增强全社会的流通意识。各地要将加快流通产业改革发展作为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完善配套政策和监管措施，保障流通产业改革发展所需资金，促进流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找准堵点和短板。坚持问题导向，才能对症下药。我国流通业的堵点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来看，缺乏顶层设计，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问题较为突出，应急物流存在明显短板，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二是流通业本身数字化转型欠佳，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对生产与消费的引导不足，并且集约度较差、创新能力也不足，缺少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贸企业、物流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与供应链服务企业，缺少国际话语权等。针对这些问题堵漏洞、补短板，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全局，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作总体规划。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要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要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认真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加快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可见，这里不仅讲市场、讲商流，也讲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还讲到了营商环境，从大流通的角度对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硬件既包括基础设施，如交通基础设施、物流枢纽、配送中心、储备库、冷链基地、公共信息平台等，也包括技术装备与运作场所等。现代流通体系软件包括研发、供应链优化、人才培养、业态创新、标准制定、新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业的硬实力有极大提升，但软实力欠账较多。世界银行每两年公布一次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LPI），由多项指标构成，包括海关与边境管理清关的效率、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安排具有竞争性价格货运的便利性、物流服务的竞争力与质量、追踪与追溯货物运输的能力、货物运输在既定或预期交付时间内的到货率等，其中既有体现硬实力的方面，也有体现软实力的方面。2018年中国的排名还没进前二十，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因此，必须“软硬兼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培育壮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相关企业。《财富》杂志发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虽有阿里巴巴、苏宁易购等入围，但与500强之首的流通企业沃尔玛以及联邦快递等国际物流巨头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必须做大做强有国际影响力的流通与物流企业，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物流枢纽与供应链创新中心。着力提高流通效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都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一般来说，流通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的整合力、流程的优化率、流通业态与流通技术的创新能力等方面，主要就是要用信息化、现代物流与现代供应链去改造和提升传统流通业。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必须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一是要注重市场化。流通业离不开市场，市场主体的进入与退出、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价格形成机制等都与市场化密切相关，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二是要注重法治化。流通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是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行业，目前尚存在法律、法规、标准不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问题，如何“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三是注重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与服务不可能只在国内流通。中国早已融入国际经济，也有大国担当，在当前某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大环境下，更要加快推进流通业的国际化进程，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升流通业全球竞争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应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取得竞争优势。为此，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调整外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善进出口贸易结构与机制，确保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增强国内外产业融合度，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提升国际价值创造的参与度；切实做好流通业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空间布局，着力打造新型市场、物流枢纽与供应链创新中心。创新流通金融产品。无论是货物贸易市场、服务贸易市场，还是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都以货币为媒介，不管采用何种支付方式，一定要求货币流通量与市场上的商品价值量相一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货币存在的形态与支付方式也在变化，各种金融产品随之增加，以满足市场主体在交易中的便捷需求。根据我国流通业的实际情况，要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直达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加快建立应急流通体系。相关部门应以这次疫情防控为契机，联合攻关，重构突发事件应急流通体系，特别是供应链服务体系，完善应急供应链的智慧分级响应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要从供给、需求、设施设备、信息、政策等方面建立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利用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加快建设集应急物资生产储备、交通运输、分发配送等各方面信息的应急物流与供应链协同调度平台，确保应急资源可找、可取、可用、可控，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流通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关键要体现在行动上。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很多问题必须从长远角度、战略高度来谋划和推动解决。要把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及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法规，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增强战略一致性。要设立工作台账，完善评估机制，抓好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目前，流通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要通过把“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流通企业减负，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等，进一步推进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加快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迟福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当前，在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的形势下，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适应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开放新要求的重大任务，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行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是我国进入新时代扩大开放的重要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要素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比如，全国平均关税水平由加入WTO时的15.3%降至2018年的7.5%。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任务。要看到的是，疫情蔓延正在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并深刻改变全球化既有格局。一是疫情在全球蔓延，使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大国经贸关系面临更为复杂的变化，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至32%，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有可能成为重要趋势，宏观经济政策将会更加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技术与服务管控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三是疫情冲击下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将进一步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我国扩大开放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要加大力度，以制度型开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这是适应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开放新要求的重要举措。制度型开放充分体现了改革与开放的高度统一，使对外开放的重点向规则、标准、制度等层面延伸。正是基于此，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方面，主动适应我国高水平开放新趋势与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重构大趋势，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推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更好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新型开放大国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规则等的对接将对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压力，有可能使得服务业市场开放等多年来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性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取得重要突破，以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突出亮点。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下一步，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更是在全球化新变局下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服务领域已成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点。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规模迅速扩大，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趋势明显。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占比相对较低、竞争力不强的矛盾仍然突出。2018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14.6%，不仅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以制造业领域为主到以服务领域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将成为扩大开放的重要趋势。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成为构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连接点。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看到，我国服务性消费的快速增长及其带来的新兴消费市场的扩大，已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重点，也成为我国释放内需、赢得主动的关键。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增长12.6%，高于居民整体消费增速4.0个百分点，占比提高到45.9%。估计到2025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将达到52%至55%，由此将释放数十万亿元的消费潜力。还要看到，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和焦点。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增速远高于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提升，全球经贸规则的焦点正加快从货物贸易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转变。因此，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是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赢得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主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其一，要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服务业市场开放水平直接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按照“非禁即入”的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大幅减少前置审批和资质认定项目，实行“准入即准营”。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目，提升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透明度。其二，要打造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高地。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一是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二是以新的思路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分类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比如，推动上海、广东等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对标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对不具备全面开放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根据自身特点加快实行某些优势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三是加快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粤港澳服务业深度合作、市场体系直接融合、服务体系全面对接。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进入高水平开放新阶段，开放与改革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时代特征十分突出。适应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趋势，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以高水平开放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适应制度型开放的趋势，需要着力在相关领域实现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由此释放强大的市场活力，以形成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基础。比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提升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域间的自主流动性；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创新，提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以激发创新活力为目标深化科研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我国的科技创新潜力，推动创新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等。第二，在规则对接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仍不相匹配，营商环境体制性制度性安排与世界经贸格局规则重构等新要求新形势仍不相适应。为此，要以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合作和竞争为导向，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一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二是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府事中事后监管。三是统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权保护，严格规范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严格保护企业家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继承等权利以及被依法征收时得到补偿的权利。第三，适应高水平开放趋势加快推动市场监管改革创新。这既是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一是加快修订反垄断法，并加快确立新经济领域反垄断标准。二是加快制定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服务业管理标准，重点强化旅游、医疗健康、金融等领域内的设施、环境、信息、技术等服务质量控制标准和行业管理标准，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基准依据。三是以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协调机构为重点理顺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的关系，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互认。同时，还要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范围和幅度。“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的 重要作用、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十四五”时期，我们需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发展任务和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工业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或将低于服务业，但其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将发挥五个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支撑作用不可替代。工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居民生活、各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物质产品，这一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部门都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活动就会缺乏运行的物质基础，我国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就不能有力应对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亦难以有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二是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有的国家在人均GDP为4000至5000国际元、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就陷入停滞，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这两种现象分别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其成因就在于一国的竞争优势没有实现适时演进，当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丧失后，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没有成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源泉，这些现象本质上是“技术停滞陷阱”。工业是研发投入最多、技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力最强的产业部门，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依然保持了较高比重的制造业，这足以说明实现工业健康发展对一国的重要性。三是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支撑产业作用不可替代。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目前，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1823.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国有12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其中四分之一企业的主业是制造业，且中国大型企业中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是新技术与新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作用不可替代。创新活动的人才、资金、硬件设施等，很多都依赖于工业。同时，工业还搭建了创新活动的物理系统，提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验证场所，是技术创新的“母体”。即便是制造业比重很低的美国，也有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依托于制造业或者间接受到制造业的助力。可以说，工业为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等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载体。五是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业因其产业链长、带动性广、吸纳就业和技术扩散作用强等特点，成为启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结合本地条件选择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工业，是国内许多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依然较为繁重，需通过发展工业为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提供动力。明确“十四五”时期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的判别方法，实现工业化就意味着进入后工业社会。有观点认为，工业比重下降是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表现，甚至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的任务就已经结束，工业的发展变得无足轻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需要强调的是，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这一定位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我们不是不要工业或者不推进工业化，而是工业的定位、工业化的方向需要适时改变，推动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当前，全球正在开始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我国面临着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必须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深入推进工业化。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在前沿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方面抓紧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应完成以下战略任务：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一般来说，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2018年发布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2019年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制造业比重从23%提高到25%的目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具体来看，需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壮大先进制造业，到2030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约30%的水平为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未来，工业发展需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驱动，重点在提升发展质量。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在工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具体表现为，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结果质量提升，则是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在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我国工业更好发展的瓶颈。对此，必须持续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找准关键“痛点”，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及早布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方面实现突破，抓紧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我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技术创新而持续形成的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赋能工业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应从推动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促进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既重视数字经济的模式、业态创新，又着力促进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相对较弱、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我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企业实力的壮大，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优化国际化布局”的要求。“十四五”时期，需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并且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逐步构建有中国参与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同时，利用我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高度关注未来我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的发展需立足于传统产业规模大、吸纳就业多的现实条件，着眼于应对新挑战与抢抓新机遇，提升存量与开拓增量并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沿技术产业。可考虑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切实发力：一是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加快推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在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同时，力争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产品，破解“卡脖子”的制约。二是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好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汽车、家电等行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他行业也在加快推动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虽然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层面的技术突破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但我国智能制造在实际应用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阻碍工业智能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加速培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不但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该产业本身亦有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三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制造产业。绿色制造是指既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也能兼顾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先进制造模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实现工业集约型增长，加速推进绿色制造，不仅有利于维护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而且由于工业节能减排潜力大、技术和市场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和广泛影响，并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四是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发展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应坚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电子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加速行业整合、减轻企业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需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拓展产品应用空间，创造更多需求市场，以此稳定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五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充分挖掘内需，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不仅有利于减轻国民经济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为保增长贡献力量，也有利于更好适应科技创新浪潮，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提供条件。可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型消费品领域，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消费级无人机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鼓励企业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加强创新设计，丰富产品种类，创新营销手段，拓展个性化定制、增值信息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内容。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