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腐工作中带来的思考　　20xx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延伸的态势。　　权力异化的普遍性。一提到腐败，很多人立即想到肯定是权力比较大、势力比较强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干部。从今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或者说有腐败的资本。现实中，也会有一些人抱怨自己想腐败也没有腐败的机会。这其中恰恰暴露了一些人对权力的羡慕，或者说对腐败的“认同”和“默许”，甚至一些官员还竞相在权力上争夺，在腐败上攀比。你做科长，我起码得做局长；你贪一万，我至少要贪两万。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成了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光彩之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干部等，甚至是一些普通党员，也“能贪多少，是多少”，将权力利用到极致。还有一些小官认为升迁无望，便在捞钱、敛财上动歪脑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异化的普遍性的结果、恶果、苦果。玩权、恃权、弄权呈现群体性。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当然，这样的用，是指为己谋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真的到了“想不腐败”都难的地步，被动性腐败使得一些贪官发出“做个贪官，我容易吗？”的感慨。而上行下效、官官相卫，更使一些贪官在权力异化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所不能”、“无恶不作”。　　惩防体系的脆弱性。应该说，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要求。20xx年，一张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已经张开；20xx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称为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继20xx年提出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xx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众多反腐文件；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反腐败提出明确要求；9月19日，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公报提出新时期反腐败的6项举措和5项具体任务……纵观中央关于制度反腐方面的创新之举，可以说很完备、很完善，但是一到了基层，就是落实在材料上的多，落实在实际中的少。或者说，理想与现实、制度与执行，还存在很长的路要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应用。　　权力监督的疲软性。由于权力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导致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权力的监督，只能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的干脆就是摆设，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迟。近年来，虽然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但腐败仍层出不穷。这除了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全面对外开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机制不完善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还由于党内监督是系统工程，就目前情况来说，还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等尴尬局面。很多干部游离于监督之外，也便使贪腐行为有了可能和机会。但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监督虽然很难，但是一刻也不能松、不能软。　　制度反腐的迫切性。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中，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制度创新、制度反腐，更不能少。只有做到制度管人，让制度说话，而不是让人去管人，让人去说话，尤其是仅凭个别人“说了算”。“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在反腐败问题上，要加强教育、让人不想腐败；加强监督、让人不能腐败，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败，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特别是在完善制度方面，要像胡锦涛所强调的那样，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制度反腐方面，中央和地方都作出了很多探索和尝试，比如说“预防腐败法”、“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利用权力影响罪”等一些反腐法规的酝酿和出台，将会给腐败分子头上套上更严、更紧的“紧箍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向全党发出警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在不断变化，但一以贯之的是我党对反腐败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主席同志说过，“共产党最讲认真”，只要全党上下共同努力，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就一定能像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