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历史学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对于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始终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从学理上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根本特质，深刻揭示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紧密关联以及对凝聚民族力量、筑牢精神根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历史学。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团结凝聚、心灵相系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创造，都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都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确立明确的历史坐标，激发强大的历史主动，提供无可替代的精神资源。增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推进中华历史文化研究，就要从历史的最深处汲取自信和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其全部内容的。文化源于历史积淀，史学亦为文化之产物。“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意识、极为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华文明薪火不断，深厚而坚实的史学传统是极其重要的文脉支撑。浩繁的历史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宗，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中国步入阶级社会时血缘纽带解体尚不充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缘于宗法社会结构，中国很早即有了高度重视祖先史迹的历史意识。先秦各家如儒、墨、道、法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这种历史意识。到荀子、《易传》，则将这种历史意识进一步提升为贯古今通天人的世界观。在中国文化构型中，史官与史家具有特殊地位。夏朝就设置了史官——太史令；商、周进一步发展形成史官制度。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历史意识的自觉，视修史为不朽之事业。春秋末期孔子撰成《春秋》，首开私人修史之风。至汉代，与民族融合、文化整合、国家一统相适应，出现更为恢宏的《史记》，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之上将中国各族群的渊源上溯至黄帝的统一谱系，通过历史编纂实现文化整合与民族凝聚。此后，由官方设官修史成为惯例；从唐代开始，专设史馆修史，且由宰相监修成为定制。为前朝和当世修史是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修史强化了中华文化的赓续和传承。此后每个王朝都有断代史著作，不断造就独树一帜的史学品格，陶铸绵延不衰的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厚的积淀，形成了求真、求是、经世致用等史学传统，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抱负。史学传统使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强烈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历史书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记载，也通过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参与现实政治，激发人们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增进文化认同，实现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华文化通过浩瀚的史学典籍积淀在整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产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延续力。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中华文化虽然根脉不绝，精神不倒，但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信遭到无情摧残。即便积淀极为深厚的历史学也曾面临挑战，一些中国学者落入“西方中心论”难以自拔；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缺乏客观公允的审视，中国历史学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一度失去了自身的光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历史学逐渐恢复发展并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愈益坚定，以往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时，日益显现捉襟见肘的困窘。因此，在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理论的羁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二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