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不是村干部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农村的事情没有村民的同意，不仅不合法、不能办，也办不成。由此越发感到中央推行村民自治、实行民主政治是非常英明的。但是，多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效果总是不理想，干群矛盾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两委矛盾”。经认真分析，问题集中在一点――“老板”不到位：一是尽管《村组法》赋予了村民会议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但大多数村无法经常召开村民会议，造成权力落空，直接民主的路子实际上走不通；按规定村代会经授权也可以代行村民会议的权利，但却没有给它独立行使这种权利的权力，反要由村委会主任――被监督人召集它开会，代议制民主的路子也不通畅。可见，尽管有了村民自治、民主政治的大方向，也有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原则，但行使权力的主体不明确、不到位，甚至错位，仍然无法具体操作运行，甚至南辕北辙，违背初衷，村民自治变成“村干部自治”。由于农民群众日常的民主诉求得不到满足，只能在几年一次的换届中发泄积怨，所以历次村委会选举都有很多非理性现象，日后又演变成“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冲突。争来争去，走不出老圈子。看来，不解决机制问题，村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不会有长治久安。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对农村组织结构以及村级组织的运行规则作一些调整：一是健全村代会组织，5―15户村民推选一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组成村代会，村代会自行选举会议主席，召集会议、主持村代会的日常工作，从而确保村代会的独立性和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二是维护村代会的法律地位，村代会经授权代村民会议 行使决策、监督权力；三是明确“一部（党支部）两会（村代会、村委会）”的关系，各司其职，规范运行，在村治工作中形成合力。具体说有三句话，即“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到位；村代会决策监督作用到位；村委会权力责任到位。”　　这个办法是在一些农村变治、变乱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从20xx年6月开始，经过反复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开。两年多的实践效果比较理想：一是党组织的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党支部不能再靠权力说话、办事，耍权威、搞腐败的机会没有了，有了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凡事靠党员、靠群众，讲民主、讲规则。形象好了，党群、干群关系也贴近了。全县345个村中，通过民主选举，294名支部书记成功竞任村代会主席或村主任，占支书的85．2%，2244名党员当选村民代表，占村民代表总数的34．8%。这两年农村发展新党员都在500名以上，比以前年份每年都多近两倍，而且多是农村中精英人才，质量高、影响大。二是有效消除了“两委矛盾”、“干群矛盾”。 由于村民民主权利到位，“两委”各司其职，消弭了矛盾冲突的空间，这两年新发生的这类上访告状基本没有，老问题也在逐步消除。有农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就是错了也没得怨。告谁去？”农村信访总量 20xx年比 20xx年下降 11%，20xx年又比去年同期下降26．8%；三是乡村建设出现高潮。在修路打井、整治村容等人居环境建设方面最为突出，一年来183个村新修村内柏油、砖砌街道396．4公里，相当于平常年份的四五倍，有的村还搞了小公园、广场等休闲设施。一些过去政府给钱都办不成的事，现在农民自发地办成了，由此也促进了村风民俗文明开化、农民素质的养成。四是新的农村政治秩序开始显现。由于决策、管理集思广益，民意基础好，工作失误少，农村政权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明显提高。在切身体验中，农民对村民自治开始有了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接受并习惯了“党支部领导、村代会主政、村委会办事”的治理模式，政治上趋于理性和成熟。20xx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秩序明显好于往届，由此可见一斑。　　新的村治模式尽管是在技术上的调整，也比较简单。但技术制约原则，它对执政方式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而执政方式的变革，必然与一些传统观念、习惯方法及背后的利益群体发生冲突，所以实践中要不断排除困难和阻力。而且模式本身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相信持之以恒抓下去，效果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