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打好五大创新战役

—深入学习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战略部署，打好五大创新战役。

一、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一般包括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近年来，我国已突破第四代核电机组、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领域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创新成果快速涌现。同时必须看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庞大需求和科技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带来的挑战相比，与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严峻形势相比，我国不少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必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统筹科技力量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应发挥国家实验室在战略性、关键性领域的牵引作用。我国已组建了一批国家实验室，取得一批突破型、引领型成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应创新国家实验室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将其打造成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示范基地，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队的学术引领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用、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强化使命引领，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建制化、大平台和综合性优势，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系列“卡脖子”科技难题。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有效耦合，产生强大的“化学效应”，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支持部分高科技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挺膺担当，充分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着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管理体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破除阻碍创新的堵点和卡点，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但是，这一“举国体制”绝不是政府包揽一切，不是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替代，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作用，瞄准事关国家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形成非对称性优势，铸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二、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探索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的起始端。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会有强大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牛顿在力学、光学以及和莱布尼茨共同在微积分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打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大门，英国也由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李比希等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细胞学说等重大科学理论，助力德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根源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我们迫切需要集中优势资源，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攻克最底层、最前沿的科学难题，真正从源头上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注重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减轻科研人员的非科研负担。遵循科研规律，保护科研人员的好奇心，突出原创，鼓励科研人员进行自由探索、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断放飞好奇心、激发想象力和探求欲，加快形成一批“从0到1”重大原创性成果。

提升基础研究的财力支持强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3年研发经费投入达3327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4%，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2212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仅为6.6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我们应建立提高基础研究支出评估考核机制，为基础研究提供持续稳定的财力支撑。借鉴世界先发国家经验，还可拓宽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