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成果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国际背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解决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实践方案。

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

共同体的观念由来已久，历史上对人类共同体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不胜枚举。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到近代霍布斯、洛克契约论基础上的共同体，康德永久和平论理解的共同体，再到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将代表绝对精神的国家视为共同体。以上哲学家都基于抽象的理念设定来理解共同体，这种对共同体的理解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内核一致：以思维的理论抽象同一性统摄存在现实具体的差异性。

马克思以实践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革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思想。他将人类共同体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其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依照血缘纽带所确立的部落共同体。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表现形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虚幻的共同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诉求逐步凸显，一些哲学家开始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所构想的共同体，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可谓一语中的。虚假的共同体虽标榜自由、人权，在现实的具体活动中却运用着自己的抽象标准去裁剪其他价值观和其他文明形式。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立足于实践活动基础上提出以“真正的共同体”取代前两种受抽象理论所支配的虚假的共同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这种联合体中，没有任何从单一视角出发的对他者的压制和统治，有的只是互为条件的自由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二者立足的本体论基础完全一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着手，将每个国家的现实生活实践作为基础。生活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照顾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传承和当下的生存实践境域，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抹平这些差异，就像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强行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形态强加于另一民族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杜绝用预先设定的理论形态变相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不称霸、不结盟，更不搞意识形态对抗。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各国家民族的现实境域出发，努力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为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而奋斗。这显然是以各国的生存实践为基础力求实现的普遍性维度，是以地球这一人类的共同家园为价值取向，从实践活动中生发出来的人类所共有的度量尺度，而不是价值上的帝国主义。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植根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源泉。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涵量广博、底蕴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的处事之道和施政理念，通过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找寻同当今时代精神、发展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契合点、共鸣点。

中国的共同体意识由来已久。“华夏民族”作为历史上最为特殊的共同体，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华夏”又称“中国”，《尚书正义》中说：“华夏，谓中国也。”“夏”的特殊性在于她是国家与民族、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包容文化差异而共生的共同体。因此，华夏民族虽然与其他诸族有着文化差异却能够和谐共生。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代表着最高的文化和道德。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和合”。这种“和合”的观念强调“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义利并举的义利观、兼容并包的价值观等。这些观念和主张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饱含着古代先贤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因此，“和合”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