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决议》专题党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并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2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对这一重大论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一、改革开放体现了党对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让我们明确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挫折和损失。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破坏，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受到空前浩劫。党和国家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迫害。据中央组织部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酿成大量冤假错案。经济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很难维持，短缺经济态势明显，损失超过5000亿人民币。思想上，由于“左”的错误理论的影响，人们思想极大混乱，严重混淆敌我和是非。文化上，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教育出现断层，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道德水准大幅下降，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这种背景下，迫切需要解放思想，摆脱陈旧观念，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否则党和国家事业就可能会被葬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但面临国内外复杂局势，部分领导人依然推行“两个凡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不可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改变这一局面，并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带动和引导下，向“两个凡是”禁区发起冲击。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形式公开发表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文章的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因而立即引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大，该文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严厉责难。在讨论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从而使这场讨论迅速发展成得到党内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实现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这个阶段，还开展了按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问题的讨论，一步步打破了思想枷锁，使得社会思想观念逐渐跟上了丰富发展的实践。　　在思想解放大潮涌动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高度肯定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中国未来发展明确了新方向。　　二、改革开放体现了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让我们成功开辟了新路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付出鲜血的代价后才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要不得，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闯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重大命题。但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后，探索过程异常艰难，历经曲折，没有成功找到发展中国的新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三种道路的抉择。一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思路抓纲治国。这样，不仅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势必延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二是走全盘西化的邪路。那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同西方国家所谓“非毛化”相呼应，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既不能回到“文革”以前的老路去，也绝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邪路，而是要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找到了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这条路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三、改革开放体现了党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洞察，让我们赶上了时代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大国前行，大党发展，必须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但由于我国的发展存在诸多困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以人均GDP为例，“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41倍；法国、西德、英国分别是中国的22倍、21倍、20倍；日本、巴西分别是中国的11倍、2.6倍。经历十年内乱后，1978年，美国人均GDP是9687美元，中国只有127美元，美国是中国的76倍；西德人均GDP是10419美元，是中国的81倍；日本人均GDP是8476美元，是中国的66倍，法国、巴西分别是中国的69倍、13倍，差距显著拉大。（刘国平：《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出访和到国外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到了中西间的巨大差距。1978年5月—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代表团前往法国、联邦德国等西欧五国访问，就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6月30日，谷牧同志将考察情况向中央进行汇报。汇报会持续8个小时，与会领导讨论十分热烈，不少领导同志强调要抓住机遇、引进外资、加快发展。10月，邓小平到日本访问，在参观完日产汽车公司之后，他有感而发说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他在接见外宾时还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他还鲜明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压力、不进则退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说到底，中国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跟上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毅然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推动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积极发挥市场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年均高达9.9%。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四、改革开放体现了党对人民期盼的深刻体悟，让我们顺应了人民意愿　　自创建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矢志不渝为之奋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于让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要看到，十年内乱使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吃、穿、住、用、行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特别希望安定团结、过上好日子。1978年9月13日至17日，邓小平到东北等地考察工作。期间，他鲜明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投入极大精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部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力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多次鲜明强调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意见建议。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同。工作重点转移也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代表讨论的中心议题，进而转化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全会结束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渐渐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以往农村基础水利设施的修建、良种培育取得突破以及化肥的推广使用，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8000亿斤，人均达到781斤。困扰党和国家多年的农民温饱问题终于得到解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商品越来越丰富，流通多年的各种粮油布票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能够深刻认识到人民的伟力，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牢牢坚持人民至上，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我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就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提升人民福祉。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注意发挥政府作用，采取系列政策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防止贫富分化，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应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带有鲜明的人民性，都是人民的理论，也是为人民的理论。　　历史和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40多年前，我们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既是一项战略性、历史性决策，生动体现了我们党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保持历史主动的高超政治智慧；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