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大事记简表（26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序号事件时间地点简介1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北京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2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朝鲜1950年10月8日，**主席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3“三反”运动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全国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斗争。“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于1952年10月结束。这场斗争，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清廉、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4“五反”运动1952年1月—1952年10月全国1952年1月，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5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北京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6“三大改造”完成1956年底全国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北京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8“大跃进”开始1957年冬季全国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9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全国农村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0整风运动、反右倾扩大化1957年全国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主席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11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江西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前期基本按上述精神进行。彭德怀于7月14日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彭因此被指责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是向党进攻。根据**主席的意见，会议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夭、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6日，**主席在一个批示中，把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2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到1961年全国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节俭财政支出，稳定市场物价，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开始恢复。13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北京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14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月30日，**主席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5“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16“二月逆流”1967年2月北京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17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北京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8九大1969年4月北京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主席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主席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４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1970年至1971年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企图杀害**主席主席。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20十大1973年8月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主席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