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空间的特征越来越清晰的显现出来，其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为重要。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前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街道社区党建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存在许多与新情况不相适应的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影响到社区党建工作的向纵深发展。
一、问 题
社区党组织和社居委的关系没有真正理顺。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而实际情况是，社区党组织在社区组织体系中核心地位不明显，无力完成领导、组织和管理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的职能。社区目前领导体制实行的是落后的“家长制”，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执行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种模式运行：上级布置——社区居委会主任决定——社区居委会主任组织实施。特别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分设的地方，情况更为明显。而书记和主任“一肩挑”的社居委，也往往只强调主任的“角色”，而淡化了书记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只抓发展党员、组织党员学习、开展党员活动等单纯的党建工作，就党建抓党建，而把关系社区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民政工作、社会劳动保障工作、治保工作、创建文明工作的等关系党和政府工作全局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排除在社区党建工作之外。甚至党组织的书记不能享受行政负责人的同等待遇，无形中处在“二把手”的尴尬地位。可见，社区党组织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进入领导决策体制，领导核心地位难以体现。
“责、权、利”严重失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职能由政府、单位向社区的大转换。但是，在这种社会职能大转换中，原先承担职能、拥有相应物力、财力的政府部门和单位在卸职能的同时又没有相应让出支持原先职能的财力、物力。而原本无多少财力、物力的社区在接过转来的社会职能后又往往接受不到相应的财力、物力支持。随着“社区”这一新形组织形式的出现，经历了从居委会到社区的演变，大量的“单位人”涌入社区，向“社会人”转变，社区党建工作多样话的趋势日益明显，党在是社区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不仅要吸纳下岗失业党员、流动党员、复退伍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待分配党员转入社区，离退休党员甚至包括在职党员也要接受社区的“双重管理”。社区党务工作者不在是单纯的“党务工作者”，而是涵盖各方面工作的“多面手”，有句形容社居委工作的“顺口溜”说的好，“干起活来是农民工，写起文章是大学生，拿起钱来是小二”。虽失偏激，但也反映出一些实情。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和派出机关给社区下任务、定指标、评优劣、施奖罚；另一方面，社区既不能借助相关部门力量，也不能凭借自己的职能权限采取行政手段去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居民事务社会化，这固然是社区党建和社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可却大大突破了社区党务工作者现有职责所能承受的底线。“责、权、利”的平衡木出现了严重的倾斜，“责”重而“权”轻，“责”多而“利”少。


穷于应付繁杂性事务，缺乏对党建工作的深层次思考和创新。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和“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使社区党务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应付一些长期性的“中心工作”和日常性事务，又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一系列的临时性工作，成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此以来，导致党建工作与繁杂的日常工作难以协调，社区党务工作者与居民交往大多就事论事，仅局限于旧居委会的进出盖章、调解邻里纠纷等具体事务。而对社区党建密切相关的党员教育管理、弱势群体帮扶机制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等工作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对社区党建工作的一些难点问题涉及不多，研究不深，对社区党建的“新目标、新格局”认识不清，对外来人口、流动党员束手无策，视动员组织、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共建为畏途，看不到“大社区、大党建”的希望，直接影响到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

社区党员存在“三性”，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约手段。社区直管党员存在着“三性”，或者说是三个特点，即：老年性、复杂性、松散性。从社区党组织管理的党员情况看，社区直管党员年龄老化现象严重，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文化程度初中、小学水平的占到相当比例，而党员组成成分复杂，有离退休党员、下岗失业党员、流动党员、复退军人及大中专毕业生待分配党员等等，他们居住、工作在四处，组织纪律、组织结构都较为松散，党组织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来进行管理。党员学习、党员活动完全凭自觉参加，没有经济、行政手段作为保证，各项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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