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托起新时代文化自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课件

日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树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界去深入研究、大力阐释的重要课题。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所谓“未曾中断”就是指不间断延续。把这个命题放大到世界，置于文化理念、规章制度和器物工具三个层面来看，显然后两个层面的东西很难说“未曾中断”。

千万年的文明史上，多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生活方式本身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人类社会的制度规章也发生了惊天巨变，留下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充满睿智的哲学思想，渗透人心的审美对象化形式，对人的生命意义寄托。当然，还有以一定群体的日常经验为核心的初级性、综合性的风俗习惯等。

想想今天，尽管人们在华北看到的长城已经是明长城了，但其构型是来自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在这个物态化的文化遗址上，闪动于历史夜空中的是中华民族和谐共生的理念。

1899年夏，清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为了治病买到一味叫“龙骨”的药。在翻拣的过程中，他发现“龙骨”上有着似篆非篆的清晰刻画。凭着其雄厚的金石学功底，王懿荣意识到这一道道刻画绝非寻常，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就这样浮出水面。不要说殷商早已消失，就是清王朝也走到了尽头，甲骨文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殷人创造的文字绵延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以文化的物态化形式告诉世人，文化的延续性是中国人的自信之所在。

文化延续的过程揭示了一个个体的社会化形成，从家庭开始进行人生经验的口口相传，然后在特定群体的流传，进而形成家国情怀，形成民族精神。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爱国主义、大一统观念等，都是这样形成的。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国统一体的延续时间要远远长于分裂时间，文化自信更有存在之理由。

秉持开放包容

文化体、文明圈发生于一定规模的人群中，由小而大，由多数而少数。在最原始状态下，不同文明难以接触，无所谓文明间关系。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空间关系即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

汤因比着眼于6000年世界史，概括出19个主要文明；亨廷顿在20世纪末对当代世界文明的概括便少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顿的6个文明圈当然已经是一个非常少量的概念了，但汤因比的19个文明圈也不算是一个多的概念。在文明史上，超量概念的文明圈存在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文化体、文明圈的由小而大、由多数而少数的趋势说明，文化圈的空间关系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如果不是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文化体的空间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依托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支配下向全球扩展。这个扩展的过程，带来了更为普遍的文化主体空间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都不可能继续处于锁闭状态，而是进入互相影响的时代。客观地说，由于欧洲工业化国家率先占领了技术高地，于是它们的模式就自然成为别的国家的学习榜样。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世界文学”已经形成时，客观上就是指不同文明之间进入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状态，一种通行于全球的文化模式得以形成。

布罗代尔在论及印度文明的顽强性时注意到，由于英国人的到来，“现代生活代表的是在几乎所有方面与宗教传统决裂”。比如说，它把城市公共管道供水视为纯洁的而不是受到污染的，尽管它流经如此多的“不洁”地区。或者，尽管传统上禁止食鱼，但吃医生开的鱼肝油；同意各等级之间互相通婚，或登报宣布结婚，附带声明“种姓无关紧要”；或把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聚集在靠近某一新建工厂的同一座建筑里，不管不顾他们住在一起时打破了等级间的禁忌……这就是开放包容的规律性表现。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巨变，也受到了文化交流互鉴的深刻影响。在19世纪之前，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关系主要存在于民族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繁盛的中华文化。以有清一代为例，顺治帝开始连汉文奏折都很难看懂；后来，“乾隆帝甚耽汉人之文化，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又好鉴别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甚爱惜之，命画苑之供奉画其像于书上”。这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对内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