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超越

党早期自我革命的基因这样形成

在领导苏区人民完成社会革命的同时，我们党通过指导思想、组织力量和执政理念三个维度的超越，积极开展自我革命，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基因。

指导思想的超越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解放出来

八七会议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我们党从大革命后期右倾错误路线中摆脱出来，“是党在幼年时期的一次具有自我革命意义”的斗争。在苏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又三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其共同特征是要求中央和各地苏区坚持“城市中心论”，幻想借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广州起义和长沙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危害，开始逐步形成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真正把战略重心放在农村。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次自我革命。

“人民群众铜墙铁壁”论是我们党继“农村中心”论后在指导思想上的进一步自我革命。井冈山的地形地势曾为革命发展提供良好的地理条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后，我们党认识到依靠地形地势无法解决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真正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随着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紧张，苏区内部出现了极左思想。有人把找爱人、上馆子等正常需求也叫腐化，把开支一元一角钱等正常消费叫作贪污，只看私人生活不看政治表现。张闻天指出，这是想把每一个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个人民群众都变成布尔塞维克的极左思想，实际上是假革命，是给阶级敌人做帮手。“对于这些同志党应该首先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但坚持这种错误的分子，党必须给以严厉的组织上的结论与苏维埃法律的制裁。”对这种思潮的批判，本身就是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和思想表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对苏区时期“左”倾错误进行总结和批判。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导致红军数量和苏区面积都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只是批判了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党在延安时期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组织力量的超越从家庭和宗族利益中解脱出来

中国革命早期有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他们有的出身于大小地主家庭，有的出身于富农家庭。他们在外出就学时，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到家乡后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其中有些人把自己家的全部土地和财产拿来分配给农民，并宣布从此不收租、不收息；有些人还烧毁自己家的田地契约，把别人欠自己家的债务一律废除，甚至还拿出钱和粮食退还佃户。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家庭革命倡导农村社会革命，极大鼓舞长期处在地主阶级及其族权重压下的农民投身革命。这些革命先行者抛弃了家庭和宗族带给自己的精神枷锁，立志为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献身，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锋。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中。但是，要想所有革命者完全摆脱家庭和宗族的束缚、脱离地域关系也是不现实的，这难免会产生革命中的投机分子。例如，土地革命中有些革命投机者，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职务和身份，暗中分了好田；有些革命投机分子包庇、纵容家族或宗族成员保有自己的利益，以免遭受革命可能带来的损失；有些革命投机者甚至利用宗族关系，里应外合，破坏共产党的政策和法规，严重威胁苏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于这些革命投机分子，基层党组织不得不发起清党运动，把这些革命投机主义者清除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

另外，党还采取没收族田政策，肃清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族田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全宗族人公有，但实际的管理权和收益权掌握在少数的族长手中。这些族长多是本族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借助宗族名义占有族田，导致族田所有权弱化，少数地主和富农成为主要受益者。族田的存在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不易为农民所认识和理解。我们党作为彻底的革命者，当然不会允许那些具有宗族观念的革命者利用宗族关系来破坏土地革命。党将族田“纳入阶级划分的范畴，而且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揭露了封建和半封建统治的隐秘性，为彻底肃清封建和宗法关系奠定基础。

执政理念的超越从个人利益中摆脱出来苏维埃政权是广大工农大众的政权，工农红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够称为人民的政权和人民军队，关键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最高地位。例如，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赣东北苏区，由于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苏区面积越来越小，只好退守磨盘山。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赣东北苏区的进攻，方志敏召开弋阳和横峰两县干部会议。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会上有人提出埋枪、解散、离开苏区。方志敏坚决反对这种逃跑的办法，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一起革命，如果共产党在困难时期选择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了。方志敏坚定地说，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共患难共生死。你们中有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可以走。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走，要和群众一起坚决斗争下去。方志敏的这番言论反映共产党员对待人民利益的根本态度——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置生死于度外。苏区时期，有些人刚参加革命和共产党，难免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有一次，一个刚入伍的青年战士问胡耀邦同志，参加共产党会有什么好处。胡耀邦想了会儿后，郑重其事地说，“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有些人参加革命和共产党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和好处，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念和革命信仰。党的领导干部还带头践行艰苦朴素作风，彰显“舍己为公”精神。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毛泽东有晚上读书工作的习惯。按照当时规定，他晚上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他始终只用一根。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领导人，无不严于律己，从来不搞特殊化。苏区普通干部也是一样，在苏区最困难的时期，中央苏区8万多本地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不要公家发放伙食费。即使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干部依然保持艰苦朴素、舍己为公的好传统。典型代表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本来可以把带在身上的一包黄金据为己有，可是刘启耀宁愿自己生活潦倒，讨米度日，也未曾动用这些财富，被后来人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