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 的方法论思考

　——学习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包含着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思考，内在隐含着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前提、结果和过程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主体性和世界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实践检验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等。这些方法论原则不仅对于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极有裨益，而且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传承发展各自的传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第二个结合”作为动态过程，体现了前提、结果和过程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第二个结合”过程进行解剖，结合的过程可划分为前提、进展、结果等不同阶段，由此可见前提、结果和过程在其中是统一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马克思以此说明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既出现在开始阶段，也出现在结束阶段。在有些人眼里，当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就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批评说：“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了。”这里，资本既作为前提也作为结果出现，统一在整个生产过程之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观“第二个结合”，同样可以说，前提和结果统一于结合的过程。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两者互相成就。

　　从结合的前提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彼此契合和相通的。例如，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礼义廉耻等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大公无私、人民至上、英勇斗争等价值观念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一致性和契合性。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资源，这些资源具有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相契合，共同为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提供智慧。

　　从结合的结果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互相成就和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一种新的理论姿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变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引用《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说明共产党员加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引用《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明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的必要性，以传统的思想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观。他也提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传统文化提出了变革要求。

　　从结合的过程看，“第二个结合”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已经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展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整理研究传统文化，出版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如侯外庐、杜国庠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著作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既批判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又发掘出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因此，我们讨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过程，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专业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如关注侯外庐、赵纪彬、张岱年等学者在“第二个结合”上的做法和贡献，讨论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遗产，系统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

　　此外，我们也须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其他思想流派如现代新儒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些现代新儒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解释、有发挥，也有反对，这些解读、反对和运用是值得注意的现代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我们需要批判地分析现代新儒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解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毛泽东等理论家的理解有很大不同，甚至包含很多误读，但他们的理解也是一个参考维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哪些观点，弄清楚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传统文化以及这种运用的局限。现代新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之广。

　　第二，“第二个结合”是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的过程，体现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