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篇：哪些人是公务员　　第02篇：体制内优越性　　第03篇：官职的称谓　　第04篇：上班与加班　　第05篇：人为的忙碌　　第06篇：文山会海　　第07篇：办会的技术含量　　第08篇：笔杆子是个苦差事　　第09篇：公文之弊　　第10篇：幕僚不好当　　第11篇：平衡木上跳舞　　第12篇：机关百相　　第13篇：是非恩怨　　第14篇：扮拙和中庸　　第15篇：斗智不斗勇　　第16篇：不比学历比悟性　　第17篇：尊敬与效忠　　第18篇：机关里的“捧”与“宠”　　第19篇：人身依附　　第20篇：拉大旗作虎皮　 第21篇：圈子与掮客　　第22篇：“黄埔”同学　　第23篇：官大一级压死人？　　第24篇：民主与集中　　第25篇：副职的苦恼　　第26篇：仕途之路　　第27篇：看不见的手　　第28篇：春风得意马蹄疾　　第29篇：有人欢喜有人忧　　第30篇：人算不如天算　 第31篇：领导班子年轻化　　第32篇：公选与“空降”　　第33篇：冷板凳的滋味　　第34篇：领导能力　　第35篇：糟糕的上司　　第36篇：小吏弄权　　第37篇：领导的“显摆癖”　　第38篇：双重人格　　第39篇：都想做“好人”　　第40篇：雷语雷事　 第41篇：花拳绣腿　　第42篇：实用主义猖獗　　第43篇：不接地气　　第44篇：机关不差钱　　第45篇：靠山吃山　　第46篇：舌尖上的腐败　　第47篇：哪些干部容易腐败　　第48篇：逼出来的腐败？　　第49篇：厨子一身油　　第50篇：腐败种种　 第51篇：“性贿赂”罪与非　　第52篇：惩腐之路　　第53篇：职业**家　　第54篇：权贵阶层　　第55篇：接香续火　　第56篇：退隐悲情　　第57篇：用人乱象　　第58篇：刀刃削了刀手柄 第59篇：只加油不挂档　　第60篇：土政策机制　　第61篇：妥协式改革　　第62篇：政府的坐标　　…… 第一篇：哪些人是公务员　　有个姑娘天生丽质，心高气傲，找对象很挑剔，声言非机关公务员不嫁。亲戚朋友托人在党政机关介绍了一个又一个，总算找到一个他看得上的小伙子。几个月谈下来，两人还算合拍，家人就筹划着给她办婚事。姑娘不放心，又托人打听小伙子在机关表现。受托人了解后回复她，单位人说，小伙子人品、修养都不错，领导满意，同事喜欢。只有一条，他虽在机关工作，但占的是事业编制，不是公务员身份。姑娘一听不是公务员，不干了，非要与小伙子“掰”。小伙子慌了神，托中间人说了又说，最后搬出单位领导出面做工作，才稳住了姑娘的心，两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公务员都包括那几类人呢？一、八个大类和“参公”。　　在公务员制度实施以前，我国的政权组织是按行政、事业、企业三大序列划分，而且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公务员制度是对西方政权组织形式的借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里有三个要素，一是从事国家公务，二要有行政编制，三由国家财政供养。我国于2007年实施公务员制度，目前纳入公务员制度的有八个大类，分别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检察、司法、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八大类中，只有政府、人大、检察、司法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务员，其余的党委、政协、人团群团、民主党派四大类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俗称“参公”单位。所谓“参公”，就是除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有专门规定的外，都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各项配套政策法规执行，因此，也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务员。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是个比较复杂和琐碎的系列。包括我国的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残联、社科联、工商联、作家协会、红十字会、黄埔军校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等20个团体，国家专门下发文件，参照公务员管理。这都是官方机构，多数赋予了相应的行政权力。此外，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基金会等，无行政职能，如戏剧家协会、老年人协会、残废人协会等，没列入“参公”，属事业单位，也要国家养着，不过就不算公务员了。至于何为人民团体，何为群众团体，何为社会团体，是本谁也厘不清的糊涂账。需要指出的是，有人将这类机构归属政协，说是政协下属单位，大错特错了。它们各有归口，有的归属党委，有的归属政府，也有归属人大政协的，可谓“多姿多彩”。笔者认识一个年轻人，已经在党委某机关工作三年多了，人很勤快，也很有能力，工作已是轻车熟路。我一直以为他是正式编制的科员。打了两年的交道，后来才得知他什么也不是，不过是在机关临时“帮忙”的，三年多来一分钱工资也没拿过。那么，他为什么不拿钱还要在机关耗青春？唯一的答案是，他想通过长期在机关帮忙找机会。找什么机会？当然是进机关的机会。在中国党政群机关发展史上，许多人就是通过这种看似不正规的途径，由编外进入编内的，有不少人后来还成为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比如有些从工厂调到机关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打字员、电工等，后来转了干，提了官，个别人甚至进步到政府秘书长的高位。“帮忙”帮进机关的机会有两种，一是随批进入。这期间如果单位要进新人，他就可以随批量进入。二是单独解决。因为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人是感情动物嘛，时间长了，多少会感动单位领导的。再说了，只要进了衙门，就有机会经常接触领导，可以做许多工作以外的“幕后工作”。领导也是人，有多少是铁石心肠？他要想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了。当然，高层机关的领导权力大，事情更好办些。如果你长期在一个基层单位帮忙，基层单位领导权力有限，决定不了你的命运，希望就小多了。公务员成为时下最抢手的职业，必定有诱人之处。那么，机关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呢？请看第二篇：体制内优越性。 2013-11-10 11:00:22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楼第二篇:体制内优越性　　许多年轻人汲汲于求的党政机关里，倒底有多少好处呢？笔者总结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可爱之处。　　一是工作环境优雅。坐办公室，唱热茶水，无风吹日晒之虞，无蓬头垢面之相。男人可西装革履，女人可光鲜亮丽。去年夏季社会上流行起超短裙，有一些机关年轻女公务员竟也穿上色彩艳丽的超短裙，花枝招展，害得男士们不敢正眼看她们。　　这些年，党政机关办公楼一座座崛起，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电梯，空调，保洁员，茶水间，洗理中心，阅览中心，餐厅超市，运动场所等一应俱全，仿佛一个小社会。楼内清洁公司24小时保洁，楼外香花异草金鱼翠竹。为此，个别地方的头头还因此翻了船，毁了自个儿的大好前程。　　2011年4月《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当年3月底有网友发起“随手拍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的活动，数座大楼照片被曝光，其堂皇程度着实令人瞠目。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委、县政府“占用182亩耕地兴建超豪华办公大楼”，办公楼建筑面积达43600平米，且装修豪华，建筑面积相当于8.5个美国白宫。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政府新建办公大楼，一个镇政府办公楼占地5000平方米，总投资600多万元，虽处偏远山区，但建筑气势恢弘，颇似美国白宫。　　有些机关大厦奢华气派，简直就是用金子堆出来的。2012年12月新华网报道，济南市政府的办公楼一夜间暴得大名。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在于这座名为龙奥大厦的政府大楼，被网上盛传是“全世界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单体建筑，建筑面积达37万平米，有40余部电梯，内部装饰豪华，造价高达40亿元”。　二是工资收入稳定。公务员工资套改后，各地公务员薪金已接近中等收入水平。当然，基层和职级较低的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他们若与生意场上的老板们相比，肯定有些清贫寒酸。但在一职难求的大背景下，这是份旱涝保收的稳定职业。除工资外，还会有些福利。尽管公务员制度实施后，党政机关取消了一切福利，甚至连加班费、值班费也明令禁止，还多次封杀各单位“小金库”，所有收入和开支由各级财政统一支付。但不少单位还在偷偷摸摸地“走老路”，变着法给干部职工搞点福利。如果单位有条件，还可以搞一些“创收”，补贴一下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创收”的能量与单位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有很大关系，高层机关与基层机关，权力部门与非权力部门，差距是相当大的。　　2006年国家审计署抽查26个部门所属的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发现，有5个部门将享有的收费权转移、分散到下级单位，涉及收费4.84亿元，仅2005年和2006年，这些单位就因此受益1.15亿元；有12个部门所属或管理的28个单位依托部门权力、影响及公共资源等收取费用，涉及45个收费项目，仅2006年收费就达3.37亿元，比上年增长10.8%。调查表明，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有些单位收费资金管理比较混乱。　除创收外，还有一项让国人长期非议的大福利，就是公务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完全是财政代偿。不用个人交纳养老金，却能享受社会养老，这是其它行业无法比拟的特权。　三是人际关系上乘。听说如今的家长拼着老命要让孩子上名校，除了考虑名校在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方面强劲优势外，其中还有个因素，就是给孩子一个交友的良好环境。在好学校里，儿女可以交到家庭背景好的同学，将来走上社会，这是笔无形财富。而在党政机关工作，就是天下最好的交友环境。古人云“宰相门里七品官”，机关里不但可以接触各级头头脑脑，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也非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能比，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在机关工作时间长了，与各部门交往中认识了不少人，办起事来就可以左右逢源，顺风顺水，这也是一大优势。某省委党校组织专家学者到一个市开展税源调研，领队者见陪同他们调研的是位政府科长，担心下去后有的单位不欢迎、不热情。这位科长说，放心吧领导，你们要去的这9个单位，都有我的弟兄，我带你们去了，他们非但不敢怠慢，还得给我们安排得好吃好喝。　四是前程有奔头。进入机关就是进了官场，最大的目标就是熬个一官半职，不但光宗耀祖，人前人后很有面子，而且身受其利并惠及家人。这样说似乎有些损人，在机关里这叫追求上进，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好呀？不是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再说了，一个辛勤劳作的农夫与一个干事创业的县委书记，两人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同日而语吗？有才华有能力又为人正派的同志当领导越大越好。所以说，“不想当领导的干部不是好干部”，也是无可非议的。　　五是无失业之虞。目前的公务员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辞职辞退机制。虽然《公务员法》第十三章规定了五种情况下对公务员予以辞退，包括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但在中国这个人情味很浓的国度里，办这个事很棘手。毕竟大家都在一个灶里吃饭，不是双方闹翻了脸，谁好意思辞退下属和同僚呢？　改革开放之初，*平就说过，干部要实行能上能下。30多年过去，也没见那个官员上去后又下来的，除非他手里不干净又东窗事发。所以，一旦进了机关门，大可不必担心像在企业里，老板哪天看你不顺眼了让你卷铺盖走人，完全不必有下岗、失业之虞，政府早就把你的养老金准备妥当，只要你不违纪违法，就是混不出个人样来，机关也会为你养老送终。　当然，多数公职人员是勤勤恳恳、尽心尽职工作。不过，机关上班迟到早退是几乎成为常态，请几天假不上班也没人扣你一分钱工资。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大部分机关单位，都有个别人拿着全额工资，却长期不上班，而且工资福利一分钱不能少。这些人中，有的是身体有病回家疗养的，有的是与领导闹别扭赌气不上班的，还有的是整天在外面跑个人生意没时间上班的。有位省委书记对这种现象曾经愤懑不平，他在一次讲话中批评道：“现在的公务员工资不低，待遇优厚，有些人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年到头做不了几件事！”　机关里迟到早退现象由来已久，还曾记得，8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经守候在中直机关大门口，现场报道早上8点钟工作人员迟到的现象。30年过去了，情况未有改观，看来这是个很难医治的痼疾。　有了上述五大优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挤这座独木桥了。　　梅德韦杰夫在任俄罗斯总统时曾说：公务员受欢迎程度就是腐败水平。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诠释。山西青年马啸大学毕业后，拒绝“官爸”安排的工作选择北漂，在北京做了5年编辑，终于等到晋升机会，却被副社长推荐的关系户挤掉。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山西，在父亲的庇护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再次用关系挤掉了别的竞争者。　　迟到早退是党政机关普遍现象，但同时机关干部们也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而且完全是义务性的，不像企业有加班工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 2013-11-10 11:04:0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楼第三篇：上班与加班　　冬季里一天下午，近3点时分，在机关的电梯里，两个相互熟识的干部相遇，甲对乙调侃道：老弟，几点了，才来上班。乙也不含糊，说是呀，迟到了——不过早到办公室的人，也干不了什么事，还要多喝公家的开水呢。甲被逗笑了，说老弟你讲得不错，早来上班多浪费公家开水，还浪费公家的电呢。二人风趣的对话，让电梯里的其他同僚哑然失笑。网上有篇《机关上班纪律何以难管》文章，摘录一段：　　“笔者曾在不同机关工作多年，对一些机关上班纪律管理松散，亲身经历，有着切肤体会。笔者也曾经在私企为私营企业主服务过，对私企工人的上班纪律同样亲身经历，体会深刻。总体而言，笔者感觉机关干部上班纪律和私企工人上班纪律管理简直是“两重天”。某些机关干部上班迟到早退，上班期间外出办私事，上班在办公室上网玩游戏、看电影、炒股等，极个别甚至在上班期间打麻将、斗地主，进出娱乐场所，等等，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自笔者参加工作以来十余年，此类现象从未绝迹。而在私企打工的工人，想在上班期间作风如此疲沓，想都不敢想。私企上班工人其工资利益、去留升迁直接与上班纪律挂钩，管理极为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扣发微薄的工资，情节严重点，就可能让你‘卷铺盖走人’。个别私企甚至出现了工人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的非人性化苛刻管理。由此可见，某些机关干部和私企工人，同样作为共和国的劳动者，但在纪律管理上，简直是‘两重天’，不可相提并论。”　文中所说的上班在办公室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炒股甚至打麻将、斗地主，工作时间进出娱乐场所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地方还比较普遍，严重程度到了政府不得不重点整治的地步。媒体报道，2010年2月22日，温州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地毯式”的明察暗访活动，严肃整顿慵懒飘浮等机关作风不良习气，向机关作风“亮剑”！在明察暗访中，有55人被查处。为制止这些不良风气，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关于禁止上班时间上网炒股、打游戏、看电影等不良行为的通知》。　机关作息时间是有明确规定的，上午8点至12点，下午夏季是3点至6点半，冬季2点至5点半。一天工作时间是7个半小时。不过，机关人从来不把作息时间当回事，较少有人严格按作息时间规定，按部就班来做工。早上8点准时到机关的只是个别人，一是机关通信员，二是领导秘书，三是单位办公室有关人员。他们要提前赶到，为领导办公室清理打扫，收发文件报纸，处理日常杂务。其他人8点半之前到位，都算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外出办私事也是见怪不怪。不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下班，已经成为机关常态，司空见惯。不遵守作息时间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干部作风不良的表现之一，是机关一大顽症，也是机关经常整顿的内容之一。不少地方在开展机关作风集中整顿活动中，把机关干部上下班纪律作为重点内容来抓，派专人在各局委门口设置监督岗，对迟到者用摄像机录像，并登记单位、姓名、职务。前几次督察记录采用内部通报的形式，对上班迟到者进行曝光。再后来，竟把迟到者的单位和姓名在地方党报上公布。　被公布的名单中有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考进机关工作才一年多，认为这种做法过分，侵犯了个人权利。靠着刚出学校大门那股闯劲，他拟好了起诉状，把当地“作风整顿办公室”和地方党报一并告到法院。起诉理由是：上班迟到仅是执行机关规章制度的问题，进行内部批评已经足够。既使问题严重，也要按《公务员法》来处理，而翻遍洋洋洒洒一万余字的《公务员法》，根本找不到上班迟到要受惩戒的任何条文。现在有关部门竟在公开媒体上向全社会公布，侵害了公民名誉权，要求两被告在当地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若干元。事情发生后，当地领导重视起来，批评承办人行事鲁莽，不知以法行政，要求相关部门冷处理，尽量减少负面影响。相关部门责成起诉人所在单位领导，代表组织向起诉人当面道歉。法院也未予受理，更没有哪个单位在媒体上刊登致歉函什么的。告状的那位年轻公务员，因为还要在机关混下去，见好就收，此事便不了了之。　　各单位领导对工作人员迟到早退也很头痛，想过许多治理办法。最常见的是采取上班签到制度，设计了签到表，每个工作日委派一名同志值勤，按时到的同志打勾，迟到的打叉，请假的画三角，旷工的画圈等等。但这一制度总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便无疾而终，终止的原因却是比如有人正点来到机关，有下级单位的同志等在门口取文件，他就先忙着做登记、发文件，忙完了再去签到，晚了几分钟，值勤人员已经在他的名子下面画了叉，两人为此争辩起来。　　再如有人头天晚上加班赶写材料，第二天上午来晚了，见值勤人员给自己记了迟到，又得一番理论。有一科长，晚上接到领导电话，通知他次日上午直接去某部门办事。次日下午回到单位，发现签到表上给自己标注上午旷工。本来该科长与当班的人心里就有些疙瘩，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几句话两人就吵翻了天。这位科长在气头上，一把夺过签到表撕成八瓣。　　由于签到经常发生误会和冲突，到后来人人不愿当那个值勤员。领导也觉得因为签到问题伤和气、闹纠纷，破坏同志之间团结，不值得，签到的事就慢慢流产了。　　还有些单位实行过上班打卡、迟到交罚金等措施，但机关毕竟不是企业，效果并不怎么好，也未能坚持下来。由此看来，确实是有些无奈。 2013-11-10 11:08:1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楼究其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由机关工作性质造成的。机关不同于厂矿企业，除个别机关的岗位需要坐岗以外（如对外设置的服务窗口），大部分工作机动性比较大。机关每个岗位，不像工厂里的作业流水线，不需要也没必要时刻坐岗。除内勤等少数职位外，许多岗位要与外界打交道，比如参加会议和活动，取文件、报材料，与兄弟单位业务联系和工作协调。就拿单位里会计来说，看似坐岗的职位，实则经常要去财政、银行、劳动、税务等部门办理各种手续。处于大量对外交往的事务之中，落实作息制度确实有难度。　 二是目前机构臃肿导致人浮于事，这也是个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解决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中央先后动过几次大手术，如精简机构、党政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定编定员、大部委制等等。但由于重部署，轻落实，监管处罚跟不上，执行力不强，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仅仅是死灰复燃，且一次比一次反弹汹涌，膨胀猛烈，机构日益庞大，人丁更加兴旺。这情形好有一比，如同胖女人节食减肥，前两天少吃了几口饭，今日便拼命吃，越减越肥。　　部门利益作祟阻挠，是机构精简不动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领导，上午还在主席台上，认认真真地传达中央关于禁止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红头文件，下午就公示了一批超职数提拔的领导名单。时下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存在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现象，媒体也进行了多次披露，对这些公开的违规违纪行为，竟然无人去认真查处和追究，岂非咄咄怪事。尤其是最近三、四年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党委政府增设了不少新机构、新部门、新单位，到处招兵买马，然而一些失去存在价值的旧机构，几乎一个也没有被撤并。试想，一个只吃不拉的人，不光是会肥胖臃肿，而且要坏肚子的。　　机构越分越细，人头越聚越多，一个人能做的事，要由几个人来操办，还有一些人要自己找事去做。忙的人在办公室呆不住，闲的人在办公室呆着无聊，不如上网炒股聊天，或去街上买菜办事，你说这机关作息制度如何保证？ 三是由机关弹性工作内容决定的。机关工作与农民的季节性劳作有点类似，有忙有闲。阶段性工作或紧急任务来了，让你忙得紧紧张张、加班加点。一项任务结束了，就可以过几天轻松休闲的日子。平时有些工作白天没有做完，晚上可以加班干；或者白天处理私事，晚上处理公务。工作时间的机动性给了机关人很大的方便。特别是有些工作，本来就是单位自己琢磨出来的事，可干可不干，可多干也可少干，对经济社会发展无大碍，甚至纯属劳民伤财，就像机关人自己说的，干得越多浪费越大，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加班是机关里的一大特色。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到了晚上一些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光，双休日和节假日也有人在办公室工作，不像企业一放假就大门紧锁。机关人见面最喜欢问的一句话不是“吃没吃”，而是“忙不忙”。有些部门有些岗位工作确实是忙，无论工作有效益没效益，一年到头有干不完的事，忙得一浪高过一浪，这与社会上“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传闻完全不搭界。笔者在网上见到这样的议论：“网友们普遍认同，能享受到完善的加班福利、带薪休假的，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里面的坐办公室的人。事实上，现在各种社会保险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在这些单位贯彻得最到位。”这是个局外人发的牢骚。此网民说的大部分不假，但第一条却说错了，就是机关人加班完全是义务劳动，从来不计报酬。加班多数情况是领导安排的，也有自己主动做的。无论是那种情况的加班，单位从来不给加班费，最多加班时间长误了吃饭时间，大伙一快去吃个便饭罢了。一些机关人经常无偿地加班加点干活，有时也发发牢骚，但却很少有真正的怨言。为什么？是他们党性强觉悟高么？未必。我觉得，机关人不但把加班同样看作是工作，而且把加班当作是事业的一部分。加班工作说明你的位置重要，说明你是单位里的骨干，在领导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份量。机关流传一句话，“想当官，迟下班。”就是这个道理。不然，领导天天不给你安排工作，整日让你坐冷板凳，你还有什么前程可言？再说了，机关加班要么是开会议事，要么是文案整理，办公室冬有暖气，夏有凉风，又不是让你风里雨里干体力活，有什么怨言呢？ (《权力中国》　　由于党政机关体制性问题，有些同志整日忙碌的一些事情，价值并不大，有的甚至毫无价值。为什么会忙得没价值呢？　　请看第四篇：人为的忙碌。 2013-11-10 11:09:3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7楼长篇连载之四　　第四篇：人为的忙碌　　大凡机关单位，都被赋予一定职能，无论职能大小，人员多寡，都有既定的工作任务、工作范围和工作目标。当然，各单位的职能不同，工作任务不同，承担的工作量大小也不同。机关有一句话，叫“再闲的单位也有忙人，再忙的单位也有闲人。”有些工作内容比较“虚”的单位，任务不那么繁重，工作相对轻松，但某些岗位却轻闲不得。比如负责单位吃喝拉撒、送往迎来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服务领导的司机、秘书或通讯员，单位的业务骨干、会计、打字员，这些人需要维持机关的正常运转，所以难得偷闲。工作内容比较“实”的单位，如**、**或者城管部门，直接与基层百姓打交道，每天要解决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任务很繁重，忙碌在所难免。但是，忙单位也不是个个都是案牍劳形，总有那么几个人置身于繁忙的工作圈之外，单位工作再忙也与他没有多大关系。2011年2月媒体曝光，福建省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科员江进祥9年不上班工资照领，成为中国最“牛”公务员。当然，江进祥属于被迫无奈，然而，许多不上班不工作的公务员，都有各自不相雷同的原因。这些人中，有年龄偏大职务没上去心里不痛快吃老本的人，有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领导不敢管的人，有无病呻吟长期泡病号领导无可奈何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斗转星移，世事难料。近些年来，$政机关呈现出普遍忙碌的态势，无论是务实的单位还是务虚的单位，无论是基层单位还是领导机关，一片鼓乐齐鸣的繁忙景象。机关里大会小会不断，办公室里电话铃声连绵，文件简报连篇累牍，各类活动争相上演。原来任务重的单位忙上加忙，原来任务不重的单位也再难赋闲，真乃是“胖子喘气，瘦人也喘气。”有人就此立论说，公务员已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早些年那种“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好日子一去难复返了。　　机关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言难述。大而言之，忙经济，忙发展，忙改革，忙破产；忙招商，忙投资，忙城建，忙拆迁；忙税收，忙环保，忙三产；忙文化，忙教育，忙就业，忙社保；忙**，忙调解，忙安定，忙纠风，忙廉政……这桩桩件件大事要事，让机关人日日奔波不息。机关为什么会越来越忙？笔者认为，除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类矛盾集中显现这一因素外，dang政机关大量繁忙事务，是人为制造的许多无效劳动。　　包揽一切是造成机关人为忙碌的第一原因。我们拥有一个肩负重任的dang和一个全能的政府，dang和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这句话是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ang政分开”时经常提到的话题，那时强调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时至今日，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本世纪又已走过十三个年头，政府非但没有瘦身，反而越加臃肿，俨然一个雍容华丽的贵夫人，“小政府”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远。 问题的症结在那里？根本问题出在管理体制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各类企业这些市场经济主体，基本上是监管，而不是直接插手经营，干预市场。而对于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如社会资源整合，法律普及和援助，弱势群体救助，环境保护、社会慈善，社区管理，民间调解等，这些曾经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交由非政府组织实行民众自治。　问题的症结在那里？根本问题出在管理体制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各类企业这些市场经济主体，基本上是监管，而不是直接插手经营，干预市场。而对于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如社会资源整合，法律普及和援助，弱势群体救助，环境保护、社会慈善，社区管理，民间调解等，这些曾经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交由非政府组织实行民众自治。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涉及宗教、慈善、教育、科学、文学、公共安全实验、业余体育竞争、防止虐待儿童、动物保护等许多领域，为政府分担了大量繁杂琐碎的社会事务。在台湾，当塑化剂事件发生后，不仅台湾当地政府积极作为，台湾主妇联盟和董氏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发起的自救行动。以色列的“国家廉政运动”是一个民间监督政府的“第三只眼”，拥有会员和志愿者1.3万人。西方国家主动利用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营利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推动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快速成长和成熟，民间志愿者和民间服务团体遍地开花结果，不仅在一国内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反观我国，在本来就缺少草根土壤和民本意识的国度内，对非政府组织各类社会团体实行严格控制和严格监管，出于求稳怕乱的心理，要求民间组织的建立，都要求寻找一个政府部门“挂靠”，将之纳入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使之成为党的精神和国家政策的“传送带”，而不是用来协助政府管理的社会自治组织。审批条件苛刻，手续繁琐，时间漫长，导致不少民间社团长期得不到合法化身份，成长大受影响。　　据媒体报道，长沙反扒联盟，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替政府维持社会治安，成效显著，却一直难以得到政府部门认可。长沙警方“只给以恰当的营业指导，并没有纳进政府统筹治理的规模内”。这支民间组织名不正，言不顺，反扒时屡屡受挫甚至遭到围攻，自身平安无法保障，长期游走在护法与违法边缘。　非政府组织得不到扶持，民众热情和力量得不到发挥，面对改革引发的深层次矛盾和各种利益群体不断增长的诉求，政府繁忙在所难免。 2013-11-10 11:11:10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8楼官员政绩观是造成机关人为忙碌的原因之二。上世纪党政机关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凭dang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本来这是个不错的施政纲领，可惜我们dang政官员太聪明，活学活用的功夫十分老到。你不是看政绩用干部嘛，我就“创造”一大堆政绩摆给你看。于是乎，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着了魔似的大耍天桥把式。一时间“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层出不穷，人人都做表面文章，“假、大、空”满天飞。上级觉察到这样不行呀，那些精透了的官吏们个个比孙猴子还精，正而八经的口号，他们不看上句话，光盯下句话啦，生生把个精辟的施政纲领腌臜臭了。这个口号立马被打住，调转目标，赶紧来批“形式主义”吧。于是，全dang开始狠批形式主义。你说机关人忙不忙？　　狠批形式主义并没有刹住这股邪风。由于单纯追求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增长方式，各地每年都在进行经济指标排序，干部的擢升和使用仍然跳不出政绩考核的圈子，政绩观依然是地方领导和部门首长战略选择的指挥棒。大到一个省份，小到一个乡镇，每有主要领导人更替，势必提出自己的新主张，制定新的战略目标，规划新的宏伟蓝图。读一读各地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各具风采的战略口号妙笔生花，文采飞扬。诸如“保二争一，科学跨越”，“六个抓手，六个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支撑，旅游开道”，“农业立县，工业强镇，八方招商，四路并进”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争奇斗艳，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麻将桌上有句牌语，叫“换人如换刀”。我国dang政机关施政纲领的延续性缺乏制度保证，无论哪一级dang委政府，一任领导一个思路，一届班子唱一个调。在政绩观的推动下，后任否认前任成为必然之举。新官上任都要打自己的牌，羞于走前任的老路，改弦更张，推陈出新，以展示新主人的才华和魄力。上届班子一门心思抓产业结构调整，新一届领导偏集全市之力抓城镇建设；前任工作重心是招商引资，后任调转船头要打造旅游强市。思路变了，目标换了，最高决策者帅旗一挥，庞大机关千军万马开始转舵。旧的规划弃若敝屣，新的战略白纸绘新图，机关干部人人打足精神，又开始忙着为新主人添柴加火了。　　有个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会议上大谈前任市委书记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三改一化”，对新任市委书记推出的“新型城镇化驱动发展”只字不提。“不换思想就换人”，不久，这位倒霉的县令就因“跟不上市委战略步伐”被调整掉了。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高考是教师们的指挥棒，政绩观则是官员们的指挥棒。这个指挥棒由于没有制度约束，极易把dang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变为“主观冲动性”。　　某市园林局本来是个冷清部门，长年门可罗雀。公选上任的年轻局长，一心要弄个大手笔给市领导看看。在他契而不舍建议下，全市打响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攻坚战。在这个缺水少树经济欠发达的城市里，政府规划了大片农田做林区，拆巨资从外地运来成年观赏树，各机关、学校、医院、厂矿通通打井种草，市民家家户户养植花卉盆景。一年多里，党政机关全都围绕这件事忙乎，干部职工让日头晒得个个像西北红脸汉子，都骂那位园林局长无事生非。好事者编了首打油诗：“园林城市创建真好，财政掏空耕地减少。干部人人打洞放水，领导个个拈花惹草。”　头痛医头，脚痒挠脚，怎不累死机关人也。　　机构膨胀、滥设官职是造成人为忙碌的原因之四。尽管各地都有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严格限制，可党政机关像个胃口特好的胖子，一天比一天发福臃肿，吃什么减肥药都不见效果。在机构设置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如网络监管、城市维护、信息化建设等一批批新部门应运而生，分工越来越细，但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旧部门除少数合并以外，却狠不下心来断然割腕，依然半死不活地大量存在。　三、两条捷径。　　除了参加“公考”外，还有两个途径进入公务员队伍。一是成为选调生。选调生是省级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选调生人事管理权归省委组织部管辖，比普通公务员具有更大的优势和前程，被人们称为“特殊的干部”。选调条件是在中共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中选拔。但各省情况差别较大，许多省份只要求满足三者之一即可，有的甚至把中共党员放宽到共青团员了。时下就业困难，公务员备受推崇，这是一条令人垂涎的捷径，成为权力和金钱追逐的目标。比如有的选调生的出身是专升本，到基层锻炼半年就被抽调到上级机关工作，从此开始了锦秀前程。由于报考条件过于宽泛，又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的公开考试，各地组织部门自由裁量度过大，难免有暗箱操作，故有人说选调生是中国特色的腐败产物。　　二是走当兵提干这条路子。无论是当国防生，还是进军校，只要成为部队干部，转业地方后直奔党政机关。前些年军队利用自己独特优势，人为制造了不少“假军人”，有的“军人”甚至一天也没在部队工作，就以军队干部身份转业，给地方很大压力。后在中央军委严厉打压下，这股恶风才基本被煞住。　　我国机关公务员究竟有多少？2012年3月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在回应记者时披露，照2010年统计数据，全国公务员数量是689.4万人，此外，还有88.4万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样算下来，应该有777.8万人。　　时下，许多青年才俊都把能进入机关工作，做为人生最好的选择。近几年来，公务员招考更是灸手可热，成为中国蔚为壮观的“国考”。莘莘学子们刚刚告别了挤大学那座独木桥，又千军万来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据媒体报道，2010年中央政府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全国有1294520人参加，竞争1.5万个职位。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232894人，相比上年减少了61626人，但竞争比例仍达68.7：1。再加上各地方公务员招考，每年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国考”大军中挣扎，去争抢少得可怜的职位，真是比中国历代科举考试还壮烈。　官位也越设越多：一是任意突破职数限制滥设官职。有个县处级局内部的机关党委竞有3个副书记，另设党办主任1名，正所谓人人有分工，个个有官做。二是在虚职上花样翻新，什么正市长级干部、副处级纪检员、正科级组织员等等，可谓欲加官爵，何患无辞？这些新增机构和新设官位，都要找些事做，要做事就要印文件、开会议、下任务、搞活动，新一批官员下达指令呼风唤雨，新一拔机构文山会海推波助澜，不但弄得下级单位疲于应付，就是平级单位之间也经常会议打架、工作撞车。　　新增机构进一步拓展了政府势力范围，对社会事务管理更加事无巨细，人为制造了许多没有多大价值的无效劳动。机关人自已调侃说“干得越多，浪费越大”。唯一获利的是项目管理者和活动组织者，如有些地方要求沿街商铺制作统一样式的招牌，有些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　　zhong国机关已经走入这样的怪圈子，源源不断新增设的机构和官职，开辟出更多的工作领域，创造出大量的新工作、新任务。而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又推动了机构和官职的新一轮膨胀。盖了办公大楼就得新设机关事务管理局，常委人数多了又得成立常委办公室，公务员队伍壮大了必须建立公务员局，腐败分子多了赶快成立预防腐败局。添丁进口，家大业大，事务繁忙，这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吗？ 2013-11-10 11:12:2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9楼西方有个人事管理理论叫帕金森定律，说是管理活动本身会制造工作，增加人手会制造出功能重叠、互相扯皮的管理体系，从而使工作目标不明、职责不清、效率低下，这叫做“人多力量小”。目前我国的党政机关，正在一步步陷入“人多力量小”的泥沼不能自拔。dang政机关最忙碌的体现是什么？　　请看第五篇：文山会海。　　第五篇：文山会海　　“文山会海”这个词的发明者算得上是个天才，十分形象地勾划出机关文字材料泛滥、会议成灾的现状。　　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山”。　　所有的Dang政群机关，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公文材料，可以说，只要有红色印鉴的单位，就会生产“红头文件”，构成有Zhong国特色的红色海洋。　另一类是文字材料和资料，分这么几种：　　一是领导讲话文稿。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各级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都要有正式的讲话稿，会后，要用公文的形式发出来，供干部群众再次学习和领会。领导讲话的场合很多，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几乎天天都要到各种会议和活动现场讲话，忙得不亦乐乎，因此各单位收到的领导讲话文稿也是纷至沓来。至于有多少人真去学习领会，那只有天知道。　　二是各种“通知”、“通报”、 “请示”、“批复”、 “公示”、“工作汇报”、“调研报告”“考察报告”、“工作总结”、“经验总结”等材料。　　三是各种信息简报。简报是把重要事项简明扼要地报道出来，其特点在于简。本来一些临时性中心工作，用简报反映一下是很必要的，可有些日常工作也上了简报，搞得简报满天飞。因为每个单位都想把自己做的那点工作向上级展示邀功，向同级宣传夸耀，一时间各种《工作信息》、《情况通报》等纷纷登场，满世界亮相。　　有一次看到某单位的简报，上面只有一条信息，讲的是春节前，该单位一把手忙于工作，年关将近也顾不上为家里置办年货。司机出于敬佩和关心，买了猪头和粉条，大年三十晚上送到领导家。机关的同志看了这张简报后，总觉得有些别扭。有人说，这种信息也发出来，司机给领导送礼，这不是公开行贿嘛？在场的一位老同志指着这条信息骂道：这简直是瞎编！某某领导我熟识，一块共过事的。人家是回族，司机能不知么？送个猪头，不是腌臜人吗！几个人听了一阵大笑。　　四是各部门各单位自己编发的内部刊物。所谓的内部刊物就是没有公开出版刊号的内部资料。办内刊是向新闻出版部门申请个内部资料序号，再向财政部门申请办刊专项经费，就可以编印了。上世纪末，机关办内刊火爆盛行，几乎所有的机关都在编发，期数有季度的，有双月的，也有单月的，还有不定期的。一些内部刊物从起初的封面套红印刷，逐渐演变为封皮铜版纸胶印，再后来变为封皮彩印，质量和印刷成本都在同步提高。许多单位都配备了专人负责，有的单位还成立了刊物编辑部，成为常设的机构和岗位。　　内部刊物不单是宣传自己工作业绩的阵地，还成为谋取小团体利益的途径和载体。办刊单位在彩封和彩页上做文章，采取刊登下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工作照片、单位活动照片的办法，收取一定金额的赞助费、版面费。内刊的大肆泛滥，终于导致zhong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严厉清除，各地dang政机关的内部刊物被砍掉不少。应当说，那次的大清剿还是有成效的。但几年过去，许多机关的内部刊物正在偷偷地死灰复燃。　　五是各类报纸、杂志。机关是报纸订阅最集中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衙门都订有zhong央到地方的几级dang报、大小参考报、理论文化报、经济法律报、行业专业报、文摘报、晚报等，再加上各种dang刊社刊，机关真可称得上是“书香门第”。难怪乎“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话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那么多报刊你就是什么也不干，天天不停地看也看不过来。再说了，花钱订了那么多报刊，不读不是一种浪费嘛？我们普通老百姓很天真，不了解领导的工作情况，有了些许烦恼和冤屈，就给市长、省长写封信诉说，企望获得个尚方宝剑。殊不知，领导实在没时间看你那劳什子，就是想看也不一定能翻找到。　　会议泛滥，造成机关会议此起彼伏，领导们天天串会场，一天参加几个会是家常便饭。有的单位领导为应付层出不穷的各种会议，专门安排有一定职务、但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付各种会议。这样的老同志被大家调侃地称之为“会虫”。　网络上有句“不开车不知道有多险，不挤公交不知道有多难。”会议讲究的道道很多，筹备一个会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欲了解筹备会议的详情细节，请看第六篇：办会的技术含量。 2013-11-10 11:14:02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0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六　　第六篇：办会的技术含量　　有一本书叫《怎样开会101招》，把会议前准备工作列出101条。本书自称提供了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各方面具体建议，从最基本的准备到合理安排座位，到最后闭会，全书101条简明扼要的提示，有助于你提高开会能力，使会议开得高效成功云云。书中列出的一些条目，如“使用圆桌可使会议定调为非正式会议”、“不要用很舒服的椅子，以防与会者打瞌睡”，应该说，对提高会议效果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但有些建议看似言之有理，其实并不一定实用。如“座位之间应有一臂之长的距离”——这要看会议的规模和会场容量的大小，设若参会的人较多，可用的会议室空间有限，座位之间非要留一臂之长距离？摆不下那么多座椅，难道让其他与会者站着听会？再如“不要打断别人的发言，而要让他们畅所欲言”——这种建议完全是书生们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一场会议组织的成功与否，关键之一就是控制好会议的时间。有些会议之所以开得拖沓冗长，令与会者昏昏欲睡，甚至悄悄溜号，就是因为会议主持人不负责任或者碍于情面，不去果断制止个别人脱离议题信马由缰地扯淡，把两个小时的会开成四个小时，这是应当竭力避免的。　　组织会议，机关人俗称“办会”，这确实是一门学问，特别是一些大型会议，策划人和组织者十分劳心费神。正式的会议大致涉及以下内容：会议的主题、类别、规格、规模、时间、地点、会期、议程、会议形式、议事内容、会场布置、邀请领导和嘉宾、参会人员范围、文件材料起草、开幕式闭幕式安排、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通知下发时间、车辆接站、住宿就餐标准、参会人员合影、新闻媒体报道、安全保卫和交通保障、参观考察、纪念品发放、经费预算、会议善后事项等，这一大堆事项，会前都得理清讲明，还要责任到人。因此，会议组织单位一般都分设秘书组、会务组、材料组、生活组等临时机构，来分头应付方方面面的事务。一场大型会议下来，会议组织者都累个半死。　　说是一门学问，教科书上是学不来的，主要靠实战经验。有经验的组织者，都善于抓住要点，驾轻就熟。就普通的中小型会议来说，有些技巧是可以借鉴的。　　无论什么会议，都需要有听众，会场越满，说明会议组织得越成功。参会人员的满座率，对会议组织者来说是第一头等大事。一般来说，满座率达到90%以上是最佳，80%也算成功，倘若只有60%，会场就显得空荡了。如果满座率只有一半或一半以下，这个会就不好开了。你想，领导步入主席台上，下边黑压压一片，讲起话来就充满信心；如果台下稀稀拉拉，势必让领导丧气，局面就很难堪。因此，会议组织者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会场的满座率。　　技巧之一，按照听众人数选择合适的会议室，而且要把可能缺席的人数估摸出来扣除。比如有500听众的会议，你订了300人的会议室，当然坐不下啦。500听众的会议，你订700人的会议室，到时肯定会让你难堪。根据到会人数，扣除缺席的，500听众的会议订400——500座的会议室比较合适。　　技巧之二，为了保证一定数量的到座率，在下发了会议文件通知以后，还要用电话逐个单位落实到会人员数。　　技巧之三，对一些重要会议，采取发放会议券的方式，在会议券上印明会议时间、地点、座号，并记录领票单位。这样，开会时哪些位置空缺，就可以按图索骥，找缺席单位问罪，或者公开通报批评。　　会议期间听会人员中途退场，是令组织者最头疼的事情。组织者就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将会议入场券分发到各单位后，还要电话索要参会人员的姓名、职务，记录在案。会议开始后，有专人用摄像机对空缺的座位录像，然后对照参会人员名单，下发文件广为通报批评。害得那些想中途想逃会的人无计可使，只有乖乖地坐着听完主席台上所有人的讲话。还有些组织者为防止中途退场，会议开始后干脆将会议室的出入门锁上，直到会议全部程序结束才打开放人。这已经涉嫌限制人身自由了，最好不要采用。　　有一次会议上，一个单位领导赶上那几天便秘，会议中间上洗手间蹲了二十多分钟，回来后听旁边的人说自己座位被录像了，赶紧找到会议组织者说明情况，组织者答应会后将他从记录中删除。可事后会议组织者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两天后，批评通报下来了，这位领导的名子赫然在上，把这老兄气了个半疯，跑去找人家理论，吵了个一塌糊涂，非要组织单位再下一份文件为他正名，消除影响。红头文件是很严肃的，组织单位当然不会为他一个人另行发文。这老兄感到受了天大的委屈，逢人便骂。　　除了保证参会率以外，还有许多事项需要注意。　　一是主席台上的座次，这在有着几千年礼仪传统的中国是十分讲究的。按照讲礼仪的金正昆教授说法，以左为上是我国传统习俗，目前我国主要是在政务礼仪中比较通行，其他社交场合如商务交往乃至国际交往，都遵守国际惯例以右为上。根据中办掌握的原则：左为上，右为下。当领导同志人数为奇数时，1号首长居中，2号首长排在1号首长左边，3号首长排1号首长右边，其他依次排列；当领导同志人数为偶数时，1号首长、2号首长同时居中，1号首长排在居中座位的左边，2号首长排右边，其他依次排列。组织者对于上主席台就座的领导，一定不能乱了次序。一般情况下这没问题，因为官员的职务定位很明确，而且排名的先后顺序组织部门有定论。但也有特殊情况，让会议组织者无所适从。　　有一个市召开两部门联席会议，挂常委的市领导坐中间，A局和B局两局长分坐两侧，但两局长谁左谁右不好定夺，工作人员不敢造次，商量来商量去，最终也定不下来，此事不便打搅常委，只好向两位局长请示。好在A局长比较明智，说这个会让B局长上座吧，他年龄比我大，这才给工作人员解了围。　　对于有些已经退下来的领导上主席台就座，座次安排就比较麻烦。退下来以前是正职还是副职？如何与现任领导比拼？这时就要权衡一番了，有时还要论任职时间长短，在本地资历和威望等等，很要费一番神。90年代某市的一次会议上，主席台上安排了市人大一位退休的老主任出席会议，会议组织者把这位曾担任过正市级的老同志，安排到现任常务副市长之后的座次，这老同志去了一看台签，二话没说调头就走了，弄得组织者很尴尬。事后听人说，他走时生气地甩下句：“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二是会议的议程安排，谁主持会议，谁主讲，谁补充，谁作总结，都有一定的讲究，并慢慢行成了惯例。一般来说，单位的副职主持会议，正职作主讲——明确目标，部署任务，安排工作，阐述方法步骤云云。与会的最高级别领导（一般是邀请上一层级的）最后讲话。主持人会大声宣布：“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某某领导为我们作重要指示！”一阵掌声之后，这位最高级别首长便高屋建瓴，指点江山，侃侃而谈。 　　三是会议上颁发奖励证书和奖牌。工作会议和专门的表彰会议，有一项重要程序是颁发证书和奖牌，这也是个关键环节，很容易出现混乱。事前要把在会上领奖的人员组织好，集中到一排就座，并分成几组，定好哪些人是第一批上台领奖，哪些人是第二批上台领奖，第三批，第四批……每个领奖人对应主席台上一位领导。还要把递送奖牌的礼仪小姐备齐。届时，会议主持人宣布颁奖开始，音乐响起，这边，礼仪小姐身着礼服捧着证书或奖牌款款走上主席台，将证书或奖牌交到领导手中；那边，领奖人分组上台，接过领导手中证书或奖牌，与领导合影拍照、录相。　　这个环节的要点是，每个步骤之间要衔接好，有一个步骤出现纰漏，就亮了场。经常出现的问题是，颁奖开始后，某个领奖人上卫生间未归，或到外面打手机去了，会议组织者马上就得派工作人员顶替，绝不能让领导手里捧着奖牌找不到颁发对象。　　笔者亲眼目睹过一次会议颁奖笑料：颁发集体荣誉奖牌时，由于奖牌做的比较大，宽度大概有一米五。主席台上八位领导接过礼仪小姐送来的奖牌后，要翻转到正面后才能向受奖者颁发。可是奖牌过于宽大，台上领导站位又比较密，翻起来很不容易。台下听众全盯着八位领导在艰难笨拙地翻转大奖牌，有些忍俊不禁。台上一位矮小的女领导在翻转时没抓牢，奖牌一下滑落下来，正好砸到面前受奖者的脚面上，这人哎呀一声大叫，瞬间跳将起来，惹得台下一片哄堂大笑。事后，总结会议不足时，大家一致认为，以后再不要做那么大的奖牌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惯例，人大政协领导被邀出席会议，通常是不安排讲话的。按机关习惯，党委政府属一线，人大政协是二线。一线领导作指示，二线领导不作指示。　　不明白者会问，为什么人大政协领导不作指示？究其原因，我认为与中国行政体制相关。人大固然是权力机关，政协也是参政机构，但多少年来，人大与政协领导的组成都是从党委政府退下来的老同志担任，既然已经退居二线了，就不要再指手划脚了，免得干扰一线领导的工作。　　那为什么还要参加会议呢？答案是为了提高会议级别和档次。宣传部门都有一个规定，有四大班子领导参加的会议和活动，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必须给予报道。而没有四大班子领导参加的，可报可不报。一线领导一般都很忙，有的一天要串几个会议，他们要么迟来，要么早走，哪有时间陪着你们把会议开到底。二线领导却有时间陪着你们开会，起到支撑会场的作用。有的部门开会，邀请不到一线领导，就把二线领导邀去在主席台坐着，整个会议也不让二线领导讲一个字，会议的规格上去了，新闻媒体报道了，这叫做“供菩萨”。因此机关人都说，人大政协的老头们没啥事干，他们的工作就是“陪会”。　　有人会问，让二线领导开会又不让他们讲话，他们乐意吗？有没有意见？我的看法是没有意见，一来这已经形成惯例，大家都认可；二来这些个老头儿们基本无事可做，闲着也是闲着，为啥不去开会呢？经常出席会议，上上电视报纸，说明你还活跃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领导坐功练得确实过硬，在主席台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一言不发，却没有一点怨言，真得佩服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纪律。　　假如会议主持人动了恻隐之心，点名让这些老同志讲几句，他们是很乐意讲的。在某次教育工作会议上，会议主题是全面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努力使本地的升学率迈上一个新台阶。当原定会议程序全部进行完毕后，会议主持人象征性地征询主席台上的人大副主任，说某主任，你还讲不讲了？没想到这位老领导说，好吧，我也讲一点意见。然后这老头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说什么抓升学率重要，但素质教育更重要，如今学生负担已经很重了，我小孙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他背的书包连我都提不动。小小年纪作业多得吓人，每天11点以前没有休息过。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下去会压挎了孩子们的……他的这个讲话与会议宗旨整个拧了劲，简直是拆台，搞得会议上下一片窃窃私语。事后会议主持人吃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可见善心发不的。(《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办会不容易，也很辛苦。但还有比办会更辛苦的，就是机关那些写材料的“秀才”们。　　他们如何辛苦，请看第七篇：笔杆子是个苦差事。 2013-11-10 11:16:2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1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七　　第七篇：“笔杆子”是个苦差事　　机关公文是专门一种文体，自成体系，这个体系有力地支持着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其工作量可占机关工作的三分之一。公文的体裁种类很多，如命令、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简报、信息、讲话稿、函、会议纪要等等。有些种类下面还分有多个小门类，比如报告可分为考察报告、调研报告、总结报告等。正式的公文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印发，有些公文很少以红头文件形式出现，如调研报告、工作总结、情况汇报、领导讲话等。机关习惯上把这些统称为文字材料。　　公文有较强的技术含量，受到机关人的普遍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领导的思想观点、思路谋略、决策意志，要通过公文下达，为下属和基层所认识、理解和掌握，便于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本部门的计划、工作、规章、业绩，也要通过公文报送到上级机关或同级机关，以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允诺、嘉奖和同级机关的协助。　　草拟公文是一项技术活儿，很有些讲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机关里好的“写手”被称为“笔杆子”，而老道的“笔杆子”被称为“大笔杆子”。 “大笔杆子”一般都有七、八年以上的公文写作经历，起草过相当数量各类公文，而且敏而好学、悟性较高。公文写作是个技术工种，除了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外，还要经过几年的磨练和陶冶，才能担当重任。一般的大学生、硕士生甚或博士生，无论你是学语言还是学文学的，刚出手的文字材料都比较“生涩”，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辛苦历练，才能达到公文特定规范和常规的要求。　　公文写作有它固有的规律，即使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突然让他写公文，也是很难胜任的，隔行如隔山嘛。一般的格式公文，如通知、请示、批复、通告、命令等，只需要套用一定的模式，遵循规定的套路和用语，有一般的文字水平便能胜任。这类公文内容单一，文字量较小，能承担这样任务的人还算不上“笔杆子”。比较难写的是报告、决定、议案、领导讲话等，这类公文篇幅较大，富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要想写好、写得出彩，没有较深的功底就胜任不了。我们不仿认真看看中共中央的一些决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那可谓思路清晰、主旨突出、逻辑严密、布局合理、用语精准，基本上可达到“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的境地。要知道，这些文章是高手云集的写作班子几个月的大作，堪称公文典范。　　“笔杆子”圈子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一级是一级的水平”。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下一级的公文与上一级公文相比，总是让人感觉差那么一个档次。事实上，这已不再是上下级“笔杆子”文字功夫的较量，主要取决于领导和捉笔人思想的高度、视野的宽度、掌握信息的广度，和处于决策地位总揽全局的思路等因素。“笔杆子”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按照领导授意费了很大功夫起草的初稿，经领导过目后一点拨，确有妙手回春的感觉，不得不心悦诚服、自愧弗如。而领导的文字水平并不比自己高，这就是领导所处位置决定的。当然啦，也有的领导葫芦僧判葫芦案，乱点鸳鸯谱，把好文章改成豆腐渣的，不过这毕竟不是主流。　　写一篇好公文是件不容易的事，而把写材料作为职业的“笔杆子”，更是个苦差事。机关的“笔杆子”写一篇较大篇幅的公文，需要经过这么几道工序：聆听领导意图明确题旨；查阅搜集相关资料；构思布局；列出提纲；收集材料；起草初稿；修改订正；呈送领导阅示；遵照领导意见修改；再次呈送领导；定稿打印。这是一般的必经工序，有些文章要呈送多个领导，反复修改。有的文章要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情况和数据。重要文章需要组成写作班子，一起研究讨论，定出提纲分部分起草，最后衔接统稿。　　诸道工序中，尤以起草初稿这个阶段最熬人。初稿是打毛坯，一旦笔头走偏，就得推倒重来。在这些日里，“笔杆子”殚精竭虑，茶饭不思，忧心忡忡，满脑子都是文章的事，就连走路、吃饭都在思考某一段如何调整，某一句是否得体。要说这人真敬业其实也不尽然，不过是思虑过深惯性作用而已，其中甘苦正如唐朝“老笔杆子”杜甫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天受外界干扰无法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只好晚上挑灯夜战。熬夜加班那是家常便饭，久而久之，多数人都变成了“大烟鬼子”和“大茶缸子”。如今写材料都用上了电脑，早些年“笔杆子”全是用笔在稿纸上划，俗称“爬格子”。初稿被自己修改的面目全非，呈送领导前还要用稿纸再誊写清楚。领导批改后又得重新誊写一遍。这样一遍遍下来，许多人患上了肩肘炎、胫椎病。　　如今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动口不动手，很少有人亲自动笔写文章，所有文稿均由下属代笔。公文自不待说，就是报刊发表的领导署名文章、个人出版的专著，也由下属代劳。有人只知道领导讲话稿是由别人代写的，殊不知，有些会议的主持词和结束语，了了数语也要让人事先起草打印好，供领导使用。你说“笔杆子”们苦不苦？　　“笔杆子”之所以苦，并不在于整日笔不离手写写画画，苦就苦在劳心费神上。领导的思想、理论、战略、措施、成绩、经验都是经他们整理、提炼、升华甚至创造的结果。有一个省辖市召开党代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就是他的施政纲领。秘书班子提前忙碌起来，忙活了个把月，三易其稿都没能通过书记的大关。一帮人犯了愁，如何才能让书记满意呢？大小“笔杆子”心中无数，面面相觑。后来常委秘书长与书记交换意见后，进行了点拨，一帮秀才们才开了窍。原来，新任市委书记与老书记的战略方向南辕北辙，工作风格与老书记也大相径庭，秘书班子还遵循老领导的路子走，当然过不了关了。领了主旨后，大家赶快推倒重来，另起炉灶，重新布局，又经过一番劳心，算是交了差。 　某县政府办公室有一“笔杆子”，很得县长赏识。该县长正在谋取县委书记的位置，听说上级组织部门近期要来考察他，便把这位“笔杆子”叫去，要他为自己起草个人述职报告。可怜这位县长能力平平，并无多么显赫的政绩。“笔杆子”冥思苦想，也没写出让县长满意的述职报告。县长就单独找他谈，面授机宜，让他妙笔生华，说白了就是瞎编。“笔杆子”便无中生有，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瞒天过海，三十六计全用上，完成了一篇熠熠生辉的佳作，助推县长大人荣升到书记的宝座。领导也没亏待他，过了一段时间，给他安排了县文化局局长的位置。这正应了机关里流传的那句话，“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写得好”。　　上面那位“笔杆子”是幸运的，大多数“笔杆子”虽然职务不断升迁，但工种始终不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稿纸和键盘，直到退休。除了少数“笔杆子”有幸能跳出苦海，担当起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大员，多数“笔杆子”归缩并不理想，自始至终摆脱不了做文案、当副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当组织上起用“笔杆子”时，领导认为写材料是你的专长，重用你的结果，就是还让你继续从事文字性的工作，比如任命个文案主管，研究部门领导，或者给你个虚职，仍然继续从事公文事务。二是领导“惜才”不放手。机关里上传下达、迎来送往等工作，许多人都可以做并且能做好，但写材料是个技术活，一个单位就那么两三个人能托得起来，培养一个“笔杆子”不容易，怎能轻易放走。所以有了外任升迁机会，往往让他人先走，对“笔杆子”爱不释手。领导会对“笔杆子”做工作，说你要沉住气，以后还有更好的机会。过一段时间老领导调走了，新领导上任后又接着用，但“笔杆子”年龄却一天天熬大了，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这让我想起在部队养猪的一位优秀士兵。新兵下连队时，这位老兄怀揣一颗报效热心，主动请缨去连队养猪，要干最苦最累最脏、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头一年下来，把6头猪养得又肥又壮，受到连部嘉奖。第二年又扩大到10头，养得个大膘肥，荣立三等功。第三年，连队党支部研究推荐转干名额时，连长、指导员左思右想犯难了。一则该战士养了两年多猪，军事上不过硬，技术上不拔尖，除了养猪没什么可称道的，推荐理由不充足；二则如果让这老兄提拔走了，谁来接替他养猪呢？研究结果，还是再给他报一个三等功吧，以资鼓励，但还得继续养猪。　　呵呵，你看这事弄的，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一种理论叫“不可替代的人才得不到提拔”。这是美国一位名叫唐纳德?亚瑟的创见。唐纳德?亚瑟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从潜伏到胜出》。书中说，如果你在一个组织内想顺顺利利离开现在的岗位，成为新岗位有力的角逐者，千万别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书中列出一些例子，如“一名拒不收徒的老会计，银行里了解全部账目和潜规则的信托员，从不引荐新人的海外销售代理，对重要信息守口如瓶的项目工程师，深得老板倚重的法律秘书”等等。这些人往往有些才气，都是部门里的不可替代者，一般而言，他们是不会得到提拔的。作者的结论是，要想快速得到提拔，万万不可成为部门内不可替代的人。　　很不幸，不少笔杆子恰恰沦为这种“不可替代的人”。　　某大机关有个“大笔杆子”，前后为几任省领导捉刀代笔，深得领导信任和赞赏。最后职务熬省政府副秘书长位置，虽说享受正厅级，可仍然是管文字材料的官儿。退休后在一次聚会上，老同事们都夸他是“全省第一支笔”。他感慨万千地说：嗨！我这一生也就是俯首贴耳、当牛做马吧，比起你们这个长那个长的，整天指点江山、呼风唤雨，我一辈子都没潇洒过一回唷！　　承担公文起草工作是件费神费力的苦差事，相比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出差开会、设宴买单等工作，爬格子、敲键盘、点灯熬夜的差事不大受人喜欢。加上老同志们的前车之鉴，使后来人对文字材料工作畏恐避之不及。如今机关里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干这门苦差事。即使勉强承担，也不会安心去钻研提高。以至于机关里的“笔杆子”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物以稀为贵，上级机关一旦在下级机关里发现“人才”，很快就给撬走了。先是临时抽调帮助工作，用得顺手了就把人事关系办了。这倒成了为数不多的“笔杆子”上进快跑的“敲门砖”。此一时彼一时，看来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在机关也是很适用的喽。(《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正像机关长期以来存在不少积弊一样，机关公文也存在不少陋习。　　究竟有那些陋习，请看第八篇：公文之弊。 2013-11-10 11:17:3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2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八　　第八篇：公文之弊　　世间的所有文字作品无外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标准，上乘之作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两者的完美结合。公文写作也不例外，从思想性来说，要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从艺术性来讲，要质朴率真，庄重大气。质朴率真是指自然真挚的文笔风格，是准确、简明、平易、得体等综合因素的体现，是机关公文的特质要求。　　要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刚入道的写手，可能更注重公文的用词用语、大小标题、对仗押韵等外在的形式，实际上，公文的最基本要求是准确，无论是请示、报告，还是讲话、总结，准确表意都是很重要的。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让我们举例说明。　　上个世纪，我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记者用这个标题，很明显的意思，是强调文章中所记录的主人公，是一位完全符合党员标准、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可是记者犯了“绝对化”的毛病，试想，你强调文中主人公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党员很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才有报道的价值嘛。要知道，全国有几千多万党员，党的历任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从来都肯定党员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这位记者用一个标题，就否定了几千万党员，打击面也太大了吧。类似的标题还有，《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一篇文章标题为《吉林某预备役师搞信息化不玩虚的》，猛一看是对该预备役师的赞赏，仔细一琢磨，不对劲。你说这个预备役师开展信息化建设不玩虚的，值得在新闻里一报，那么就意味着大多数预备役信息化建设在玩虚的啦——全军有多少个支预备役队伍呀，你一句话就都给灭了，也太武断了吧。这两例可都是中央大报，尚且犯如此小儿科错误，可见文字这东西很有琢磨头儿，真所谓大有文章可作。　　“绝对化”毛病在公文里最容易出现，为了强调某工作的重要性，经常把话说过了头。比如有个省辖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说：“今年，我市要全力以赴抓好农村校舍危房旧房的改造，争取顺利通过省政府农村校舍达标验收。”“全力以赴”词义是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农村校舍改造只是一个方面的局部工作，你把力量全部放到这上面，其它许多方面的工作还做不做呢？再如某单位工作简报里说，“通过歌咏比赛有声有色地开展，陶冶了情操，极大地调动了机关干部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说一场歌咏比赛陶冶了大家的情操，是可信的，要说由此就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是“极大地”，鬼才相信。果真如此，就不用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了，让干部们天天唱歌得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你这是在抠字眼、钻牛角尖。要知道，文字是有灵性的。我很欣赏法国大文豪福罗拜的一段妙言：“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于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不能因为思索困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　　文字的运用有时候特别讲究语感。比如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是记述林彪生平的一本传记。书名完全可以用“林彪传”或者“林彪生平录”。但鉴于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作者很谨慎地选择了“林彪的这一生”作为书名。仔细琢磨这个书名，很能够体会到作者的煞费苦心。很明显，作者不想留下为林彪树碑立传的把柄，才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书名。试想，若用“林彪的一生”也无不可，但属中性色彩，无法体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贬抑，唯有“林彪的这一生”，才恰如其分。类似的还有《明朝那些事儿》，书名充分体现了作者石悦对多少年来历史书籍枯燥乏味的不屑和不满——不就是历史上那些事儿嘛，有什么可故弄玄虚的呢？　　除了绝对化的问题外，现实公文中的毛病还有不少，不妨归纳归纳，列举一下：　　1、格式陈旧，缺少创意。某年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小品《汇报》，表现的是机关材料格式千篇一律，什么提高认识，领导重视、、加强宣传、督促检查云云。这个并不奇怪，机关各类公文都有其固定的模式，比如说会议通知，一般来说包括时间、地点、议题、议程、参加人员、会议注意事项等等，完全是格式套用。若不套用固定格式，把通知写成汇报，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机关公文不便创新的根子。但在大体套路之内，也不是只能像老先生教书，整天“之乎者也”，老调重弹，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创新的空间。一个公文高手，会让老体裁不落窠臼，花样翻新。每年领导干部都要写“年度述职报告”，今年套用去年的，明年再套用今年的，写来写去就那么几个路子，很像格式合同。许多人就翻出往年的“述职报告”重新拼凑一下交差，有些报告甚至连年份日期也没改过来，似这等态度如何能有创新？　　目前社会上蔓延一句病语，一开口就是“然后、然后”，不论舞台上还是生活中，许多人离开“然后”一词说不成话。机关公文中也长期存在一个病语，就是领导讲话中充斥大量“要”字，一篇讲话稿，从头到尾“要”字一统天下，全是指令性的要求，仿佛离了“要”字就无法成文。有好事者编了《“要”字歌》嘲讽，录入如下：　　“领导讲话真是牛，　　满嘴要字不离口。　　要招商，要旅游；　　要修路，要建楼。　　要大上，要加油；　　要落实，要带头。……”　　写作此篇时，适逢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形势措施。新闻稿中在先后用了不少“要”字以后，最后出现这样一句话：“国际社会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看到此处时,笔者不禁大为惊讶，这里竟然也使用了“要”字，莫非中国政府开始对国际社会发号施令啦？　　2、言过其实，虚张声势。工作部署或者总结汇报，总是摆开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式，什么意义深远，责任重大，成效显著，目标宏伟等等，在用词上就高不就低，仿佛不把话说过了头就不足以表达自身的雄心壮志，真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　　笔者曾参加过某县一次农业结构调整会议，县长在总结讲话中竞引用了列宁同志的名言，“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听起来感到十分刺耳，没有一点美感。　　《文史天地》上讲了周恩来几个小故事。周恩来有一次做形势报告，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讲话”，看了稿子后，周恩来就把 “重要”二字圈掉了。有一次开座谈会，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总理说：“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了，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还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新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总理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见’，应该用‘会见’。”“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看到此，周恩来找来写此报道的记者，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周恩来这种作风，不仅仅是谦逊，更重要的是严谨，令人钦佩。现今的会场上，无论多么大的官员讲话，主持人必说“下面，请什么什么领导给我们作重要指示，大家鼓掌！”时下的官员一个个都比周恩来总理的地位还高哟。 　　3、牵强附会，以文害意。机关人写文章，特别爱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导致以文害意。笔者看到一篇领导讲话里，连续用了“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进取力”等，真佩服机关笔杆子的才思。有篇文章分析了干部遭遇“天花板”后的众生相，一是思想上懒，二是行动上散，三是学习上松，四是作风上浮，五是宗旨上冷，六是生活上奢，七是物质上贪，八是心态上怨。整篇文章充满浮华之气，就是缺少实事求是之风。另有一篇《女干部要把握好的十种“气”》论文，发表在某省一家核心中文期刊上。该文分别列出了志气、大气、秀气、灵气、人气、俗气、媚气、娇气、小气和土气。应当说，文章的立意和论述均有可取之处。然而，作者为了凑足“十”这个数目，生拉硬拽，有的命题重复，有的命题并不相干，大有“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感觉。　　当年毛zd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反对林彪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吹捧自己，现在，公文里这种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人大代表南振中说，政府文件里用了大多的副词和形容词：高度重视、明确增强、进一步加快。我要问一问，“重视、增强、加快的怎么样了？”　　4、穿靴戴帽，不见真经。不少文章喜欢穿靴戴帽，开篇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罗列一大堆。到了要议正题的地方，没有多少东西。比如写调研报告，一是基本情况，二是存在问题，三是存在问题原因，最后的建议和对策，要么三言两语，不疼不痒。要么人云亦云，毫无建树。　　明朝有则故事，说朱元璋时代，有位户部尚书叫茹太素——听名字就是个迂腐十足的书生——他给皇帝上了一篇奏折。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才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全篇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被气得七窍生烟，喝令不要再读了，然后让人数了下字数，全篇竞有三万多字。朱元璋立刻命茹太素进见，这个倒霉的家伙来了后，朱元璋二话不说，命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好不令人快哉！　　5、模糊用语，糊涂概念。机关人对表示模糊数量的副词情有独钟，像“基本上”、“原则上”、“一般”、“经常”、“不断”、“较大”等词语，在公文中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试举几例：　　“去年以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　　“成都市将严格加强对公务接待的控制。……在接待上级单位和市外同级对口单位时，各部门一般不安排宴请，原则上进食堂吃饭。” 　　“近年来，干部思想水平明显提高，人员素质有较大进步，革新成果不断涌现，精神面貌变化巨大，学习意识不断增强，激励机制日臻完善。”　　有人撰文批评这种文风，说“基本上”这个词，它究竟指百分之几？谁也说不清楚，让人糊涂。“原则上”则更有害了，其潜台词也许就是原则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大多数人要遵守，个别人可以不遵守；有时候要遵守，有时候可以不遵守。有道是：“原则”加上“上”，原则走了样，为违反原则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是特权思想、特权人物、特权行为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那么，究竟这些词能不能用？笔者的理解是，这些表达概率数量的副词，适合于宏观的、长远的规划和部署，而不适宜在具体规章制度和工作安排中滥用。如**分三步走战略中“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长远的规划，用起来就很贴切。而一些具体制度，则最好能够细化，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执行者掌握。比如，看到公文中有这样的规定：“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不发，可讲可不讲的话不讲”——到底“可”与“不可”的界限如何划分，怎样把握？等于一纸空文。　　有一篇《领导者要说好“模糊”话》的文章，发表在某机关公开刊物上。文章的题旨是领导者为了不留下话柄或伤及他人，在某些场合不能讲真话，要讲“介于真实话和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之间”的话。鉴于官场上关系复杂，这种立论不是不能成立，人们也可以理解。但作为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堂而皇之地教授官员们如何讲好“模糊”话，实在不敢恭维。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含糊其词的现象早已大行其道，难道还嫌官员们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做得不到位么？难道就没有更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么？　　6、主题先行，看工备料。机关人写了大量的论述性文章，如调查报告、理论文章、研讨文章、评论、体会等，也不乏有见解的上乘之作，然而，多数文章都是作者奉命而作，或是为文而作，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主题先行。这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作者不是在研究中产生观点，而是围绕观点收集素材，看工备料。不是有感而发，也不是有发现而作，而是为已有观点找理论、作注角。其根源在于，领导决策在前，秀才论证在后，规划部署已经出台，笔杆子的任务就是证明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没有质疑的权利，也没有辩析的义务。由此，生产出不少以伪材料拱托出伪观点的文章。　　主题先行的最大害处，是论述结论的不科学，把伪科学论证为科学，把错误决策论证为正确决策。比如，在国企改革漫长进程中，各地都走过许多弯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当时出台的某些政策、法规和措施，现已证明是错误的。有位编写地方党史的朋友，翻看了几年前的一些研究文章后说，我看当时那些文章论述国企改革，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你要光看文章，还真不好驳倒它。　　看来，文字这种东西有时是靠不住的。　　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说：有一位外国驻中国大使跟他讲，贵国有一个特点，从副乡长到副省长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赵启正评论道，我们的领导不能只讲结论式的话，应该乡长讲乡里的事、乡里的话，省长讲省里的事、省里的话。　　有个词语叫“朴实无华”，解释为文章“质朴实在而不浮华”。“浮华”怎么解释？指讲究表面上的华丽或阔气而不顾实际。这个解释是很规范和准确的，可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朴实无华”理解为文章平实朴素不重修饰。说一篇的文章朴实无华，好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平铺直叙，不注重文采。实际上，质朴的东西照样能够生动出彩。　　中国古代公文就很讲究文采，但这种讲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于平实之中见韵味。《古文观止》里选了不少公文，写得文采飞扬并被千古传诵。毛zd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满怀信心》的讲话，也是一篇公文，却能在朴实之中文采四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没有任何华丽词藻，却字字珠玑，铿锵有力。文章到了这个境界，你还能说没有文采嘛？(《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笔杆子”是个苦差事，而机关里的幕僚正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熬成了“大笔杆子”。除了普通“笔杆子”的苦和累外，幕僚们还有另一种难言这苦。　　请看第九篇：幕僚不好当。 2013-11-10 11:19:2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3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九　　第九篇：幕僚不好当　　幕僚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源远流长且种类繁多。在中国历史上，幕僚有幕府、长史、参军、主簿等官职，此外还有私人智囊如师爷、账房、管家等，均为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门客与养士制度，把这一角色推向顶峰。在古代文艺作品中，对幕僚的作用进行了大肆渲染，似乎事业成败和战争胜负全凭他们筹划和谋略。　　当代中国机关的幕僚机构，党委有政策研究室，政府有发展研究中心和研究室，党委各直属机构、政府各职能部门也设有研究室、调研科、研究所等机构。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各类议案、提案也在此列。除此之外，像社科院、党校兼有研究（教学）与咨询两种职能，也带有幕僚性质。　　上述幕僚机构被称为党委、政府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为主政者提供决策咨询和参考依据，因此也是领导的“近臣”。像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经常跟随国家主席出访，运筹于帷幄，行走于左右，实乃国家元首的政治军师。各省、自治区书记也多仿效这种做法，经常把政策研究室主任带在身边备用。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幕僚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确实发挥过相当的作用。80年代改革之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政方针，功不可没。地方上的参谋机构，围绕当地工、农、商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是调查走访、考察研究、收罗素材，近谋远虑，积极为决策层提供方略。这些高参、秀才们为领导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力服务，他们的归属也不错，最后，一般都会找个官位坐坐，有些人成为地方大员。　　业界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有为才能有位”，这是幕僚们的切身体会，算作经验之谈。其中的含意是，你只有努力发挥智囊的作用，服务到位，你在领导心中才有地位，干部使用时才有你的职位。智囊机构说起来是领导的近臣，但不是职能部门，也不是办事机构，只是个服务部门。一不管钱，二不管人，三不管事，在动人、用钱、批项目这些核心要件上，领导用不着你，社会上也没什么人上杆子讨好你，剩下的就只有花心思、动脑袋、耍笔杆儿了。倘若连笔杆子都耍不好，领导要你有什么用？　　当代幕僚们倡导“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但在现实中很难坚持这样的原则。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科研人员，研究的目的不是纯学术探讨而是辅政，这就难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幕僚机构是服务部门，但服务对象是上司而不是普通百姓，势必要服从上司的意志，这就关涉到领导个人的好恶。假如领导正在为招商引资在全省排名靠后而发愁，你却弄出篇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的报告呈上去，这就是“打铁不看火候”，尽管下岗职工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的潜在问题。领导哪痒你挠哪，这才叫服务到位，业内行话是“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谋领导之所需”。 因此，你研究的选题必须是领导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少不了要投其所好。　　有这一层因素，幕僚就不好当。一是揣摸领导的意图不容易。如果不是像少数高层幕僚一样，经常跟在领导身边侍奉左右，很难号准领导的*脉。号不准脉难免“隔山打牛”，文不对题。　　二是开出的药方不一定对领导的胃口。譬如领导给你下达一项调研任务，研究如何做大做强本市文化产业项目。你拿出的对策是，仿照国家改革文化体制做法，给全市文化馆、影剧院、戏剧团等吃皇粮的文化事业单位断奶，逼他们走向市场创办文化企业。市主要领导看了后认为，你的办法固然有效，但涉及面广，人数众多，工作难度大，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取。在位领导正在谋取副省长的位子，他可不愿作茧自缚，费这个功夫冒这个风险，到时候身陷矛盾拔不了腿。　　三是报喜容易报忧难。有些问题可以说，有些问题说不得，说多了惹领导讨厌。有个纪委研究室写了篇调研报告，详细列举了辖区内党政机关每年公款招待费多少，公车使用费多少，公款旅游费多少，占年财政收入比例多少，甚至机关每年消费多少茅台、五粮液都有明细。报告建议大幅度压缩官员公共开支，查处一批公款高消费的典型事例。领导看了报告就骂娘了：全国哪个地方不是如此，不用你统计我心里也有数。诶，我们到别人那里请我们喝茅台，人家来了，我们就上二锅头？什么混账逻辑！　　某县政协有位热心参政议政的中层干部，爱钻研问题，围绕本县实际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建言献策，小有成就，受到县领导点名表扬。这个县是个穷县，当地农民做生意没本钱，为发家致富，搞了许多“皮包公司”到处骗钱。我们这位同志深入走访后，以本县为素材，写了篇调研报告，呈送县委县政府，提醒领导关注。文章交上去好长时间没回音，他便把这篇文章投向中央某大报，谁知一箭中的，文章以《“皮包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为题刊发出来。一时间，这个县在全国出了名，但出的是恶名。县领导十分恼火，说损害我县形象，破坏我县投资环境，这样的人要他做什？找个凉快地方让他待着去。很快，组织上就把他下放到一个乡里，再没人理会他了。　　纵观中国党政机关情势，上层比较重视参谋咨询机构，基层则不了了之。我国乡镇一级不设该机构，就市县两级来说，市一级的咨询机构较之省一级差远了，主要表现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无法与省级相提并论。比如有的市干脆将政策研究室单列机构撤销，工作任务合并到市委办公室。而到县一级，县委政策研究室基本是有名无实，机构不单列，隶属于县委办公室领导，平时除了开展少量调研外，大量时间是做县委中心工作，基本成为办事机构而非幕僚机构了。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家、省两级是宏观管理，大量工作是全局性、前瞻性、规划性和指导性的，领导人需要借助具有专家型的“外脑”进行分析、预测、谋划，这种长线工作，在时间上也是容许的。到了市、县一级，工作是贯彻性、执行性和具体性的，大量任务要在短期内突击完成，不说时间上不容许精心筹划，甚至也无必要。再者，市县一级专家型人才少，层次低，学术水平和观察视野受局限，自然不会为领导所倚重。　　某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想模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方式，在本县选了十个文人，组成了所谓的“专家咨询团”，欲就全县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让县领导与“专家团”对话研讨。方案提交到常委办公室主任那里，主任一看笑了，说这几个人也叫专家？两个研究党史的，一个研究地方志的，三个县一中老师，还有几个是写材料出身，能研究出个啥？让县领导向他们咨询，笑话嘛！一旁的县办副主任帮腔说，你弄得这几个土秀才，不一定比县领导懂得多呢，让县领导给他们上上课还差不哩。　　在基层，有不少智囊机构由于提供智力服务有限，不为领导器重，常常处于被冷落的“灯下黑”状态。一位部队团职干部，转业后安排到县委政策研究室任当副主任，很快他就发现进错了门，三番五次找领导要求换地方，两年后他终于被调整到交通局任副局长，心里美滋滋的，遇到同行便夸耀说，起码咱抽烟问题解决了。 　　党政机关幕僚研究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精细，丁是丁，卯是卯，有什么发现发明，放到自然界一试就能辨真伪。社会科学具有不确定性，一项研究成果是否科学有效，需要一定时间的验证，这个时间也许很长。众所周知，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社会科学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首先它有时代性特点。以前普遍认为是真理的，放到今天可能就是谬误。比如上世纪各地大搞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今天就不行了，为保护环境和资源，要对“五小企业”开刀。其次有地域性特点，在此地形成的经验和理论，搬到彼地就可能寸步难行。一部国际共运史给这个特点作了经典注解。有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早些年智囊们极力引导农民把庄稼地改为果园，岂料市场链条没有衔接好，反让许多老百姓赔了钱。商品经济初期，有些学者鼓吹生产厂家要注重产品包装，谁知很快就出现了过度包装，一直为害至今。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是实实在在摸着石头过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假科学”、“伪科学”， 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比如违背教育公益性原则，倡导“教育产业化”的误导。比如充满投机色彩的“遇到红灯绕道走”理论。这些非科学的研究成果一旦用来设计我国的政策、制度，为害甚烈。2012年，有专家称“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但是经《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对全球70多个国家的医疗制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即患者看病无需花任何费用，其他所有国家、即使是医疗保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都需要由病患方花费一定的费用。”看来，有些专家说话也不靠谱。　　30多年里，尽管幕僚们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也出现不少失误和教训，付出相当代价。表现尤为严重的是国企制度改革，从早年的厂长经理承包制，到今天的现代企业制度，众多高参为国有企业开了一剂剂猛药，改来改去，导致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留下的少数国企被喂养成垄断寡头。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些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种种乱象，经济领域里的“高参们”难辞其咎。以至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语惊四座：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世事演变到今天，某些长袖善舞的所谓高参们，逐渐沦为某行业某群体的利益集团代言人，更是幕僚们的悲哀！　　有趣的是，可能受伟人毛zd的影响，搞调研成为我党的一大传统，并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央经常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政机关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在搞调研写文章，领导干部还规定每年下基层次数、天数和上报调研文章篇数，完不成任务要通报批评。年终岁尾，机关的一项任务就是对本单位、本系统调研文章评审颁奖，汇编成册广为赠送。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门槛较低，有点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舞文弄墨，正像识文断字的人就能搞文学创作一样，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是一支数目庞大的队伍，远比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多得多。除了专职研究人员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时不时提笔立论。他们广泛分布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中小学、工矿农村、各类社会团体、离退休老同志中，每年有大量的论文、论著问世，个个高瞻远瞩，胸有成竹，评头论足，出谋划策，指点江山，好不热闹。各行各业的各类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论文论著的大国，搞得杂志社、出版社大发横财。可是若问连篇累牍的论文论著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有多少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人人心中无数，造成很大的脑力物力浪费。人人争做幕僚，也算中国一大特色。反正管他幕僚好不好当，咱也过过当幕僚的瘾。(《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说完幕僚，我们再去看看机关里另外一个难做的角色。　　请看第十篇：平衡木上跳舞 2013-11-10 11:20:5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4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　　第十篇：平衡木上跳舞　　办公室主任是一个机构承上启下、左联右合的纽带，这是任何组织都不可缺少的岗位设置。谈起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总让人联想起古代的宰相，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尽忠尽职。手执重权但累死累活，位高权重又伴君伴虎。　　在职能定位上，办公室主任具有独特地位和。地位独特，好似王朝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同时又赋予了繁杂职能。浏览一下各单位办公室主任岗位职责，均达十几项之多。既办文也办事，既办会也接待，管文件管档案管财务还管后勤，写计划写公文写讲话还写总结。在一个单位里，办公室既是指挥部，也是后方大本营，传达指令，部署工作，沟通协调，吃喝拉撒，出差报账，车辆运行，工资福利，迎来送往，后勤保障……一旦办公室停止运转，整个机构就会瘫痪。　　有关如何当好办公室主任的文章和著述很多，本人参考一些说法归纳如下：　　吃喝拉撒，遇事就上。手勤腿快，点炮就响。提笔能写，开口能讲。协调各方，处事妥当。谦逊低调，待人如娘。吃亏受辱，大度大量。守口如瓶，多听少讲。　　办公室主任是单位大总管，尽管也是中层，在职级上与各处室平级，但身处中枢，一般受单位首长直接领导，是领导“近臣”。权力伴随着风险，胜任这个角色并不容易。尤其在处理人事关系上，最能考验办公室主任的智慧和能力。　　这些关系包括：办公室主任与一把手和其他副职之间的关系，办公室与各处（科）室之间的关系，办公室代表本单位与上级单位的关系，办公室代表本单位与兄弟单位之间的关系，办公室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由于身处上下左右复杂的关系中心，一旦把握不好，失去平衡，就会出乱子。　　先说与单位一把手关系。绝大多数单位都是一把手管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扮演着一把手的助手、参谋、管家、随从多种角色，被赋予了一定权力。如一定额度内财务支配权、物品购置权、接待宴请权、车辆使用维修权等等。这些权力是从单位领导那儿“租”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天生拥有。因此，你行使任何权力，要切记两点：一是要时刻维护一把手的权威，多请示、勤汇报，不可忘乎所以自充老大；二是把握好自己权限，万不可越权行事。　　某单位前后两任办公室主任有个对比。前任主任是个性格有点懦弱的人，平时很少自己做主，遇事总爱说，“好吧，我向厅长请示一下。”、“这个事情等向厅长汇报后再说。”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单位人背后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太监”。此人能力不大，但守本分，没几年就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了。后任精明干练，很有开拓精神，工作上有许多开拓，处事也果断，快刀斩乱麻的风格。有一次，省政府办公厅有个会议通知，因为近期会议频繁，办公室主任没有向厅长请示，就直接通知分管副厅长参加会议。开会的副厅长会后向厅长汇报会议情况，厅长问，我咋不知道你去开啥子会？这件事起，厅长就对办公室主任有了看法。以后又有几件事，让厅长觉得这个主任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越看越不顺眼，后来找个机会便把他调整到别的处当处长去了。　　如果一个单位有两个正职——行政学上称之为“双正职机构”，比如一般行政部门的厅长与党组书记，公安系统的局长与政委、所长与指导员等等——这就要考验办公室主任的智慧和机敏了。双正职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不但要两头兼顾、两面讨好，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好度，拿捏好尺寸，否则可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网络上有篇小说《官话》，刻画一个名叫蔡伶龙的监狱办公室主任，看看蔡伶龙在监狱长和政委之间是如何八面玲珑周旋的，大致就清楚了。　　其次是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关系。办公室主任与封建王朝宰相有很大一点不同。宰相只受皇帝一个人领导，也只对皇上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主任除了对一把手负责外，也要对其他副职负责。这一层关系十分棘手，不少人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一般处理的方法是，一把手是单位核心，办公室主任主要精力服务一把手，同时兼顾其他领导。但是这个分寸很不好拿捏，同一把手贴得太紧，副职们骂你势利眼；给副职服务多了，一把手觉得用你不得力。有的办公室主任，谁招呼都跑，极力想把一碗水端平，活像个太监似得忙得团团转，主要领导却认为你在四面讨好。　　如果领导班子团结和睦，办公室主任比较好处事；倘若领导班子内部出现矛盾，办公室主任就不好当了——火葬厂排队，站哪条队都是死。　　某地卫生局，一把手与几个副职闹起了别扭，办公室主任毫不犹豫地站在一把手这边。随着矛盾升级，办公室主任与一把手结成同盟，俨然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应对几个副职的挑战。本来办公室主任是排名第一的后备干部，下次用干部就轮到他了，但在组织部考察近期使用人选时，几个副职拧足了劲不投他的票，白白丧失了大好机遇。双方这样斗争了好几年，一把手到了二线年龄，卫生局改旗易帜，新任局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办公室主任，把此君贬到局编志办坐冷板凳。此君多次提出调换岗位，领导班子只是不允，生生让他看着别人一个个飞黄腾达，而他一点脾气没有。　　领导人数过多也是对办公室主任的挑战。有个省辖市国资委，在政府机构撤并时，收编了一批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达十三人之多。办公室主任压力就大了，试想，原本办公室工作就够杂了，如今添了这么多“婆婆”，个个指手画脚、七嘴八舌，办公室如何能服务过来？把个办公室主任弄得焦头烂额，领导们还个个不满意。领导班子开会时，对办公室提了一大堆意见。干部考核测评，办公室主任得票很少，用不起来，只好把他放到国资委下属二级机构当个小头头，算是安慰。再后来两任办公室主任，情况也好不到那儿去。按说办公室主任是“天子近臣”，近水楼台，在领导眼皮底下辛苦受累，一般都会得到重用。这个单位前后三任，却都没有修成正果。以至后来科长们谁都不愿到办公室担纲，人人谦虚让贤。 　　再说与其它处（科）室关系。办公室处于核心地位，又掌握一定权力，但它属于服务保障部门。一个单位出政绩、出效益，主要靠业务口。所以，服务好业务部门是办公室的天职。业务处（科）室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十来个，办公室需要放下架子，提供热情周到源源不断的跟踪服务。假如态度不够好，耍点小脾气、摆点小架子，服务不到位，业务处室就会报怨、牢骚，这个账要记在办公室主任头上。再者，对处室要一碗水端平，如果有谁因为个人关系厚此薄彼，就会背地里遭人骂娘，这个账也要记在办公室主任头上。　　一天上午我到某单位办事，进入办公室，正赶上办公室主任与一个处长争吵得面红耳赤。听了半天，大概是这个处长要带人下去调研，办公室说车辆都安排满了，无车可派。上午10点，有辆车回来了，处长要用，办公室说这车还有任务，仍然不能用。此情此景把这个处长惹得火冒三丈，马上就与办公室主任呛上了。　　类似这般鸡零狗碎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编发信息简报，哪个处的先安排，哪个处后安排，你得有说头有说法，否则有人不乐意；比如有的处长出差住宿费超了标准不能全额下账，最好把财政部门规定搬出来当面给他看；再比如兄弟单位来访，宴请时让相关处长作陪，这个“相关”把握不好，就会出意见。　　人们常说当办公室主任要任劳任怨，但任劳容易任怨难。平时忙里忙外，领导说声好就满足了。如果累死累活还要挨批评、落不是，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　　事例一：某省直部门，每个厅级领导小车的后备箱里都配备高档酒水、香烟、矿泉水以及软包装食品，供领导们随时招待客人或外出野餐。新来了位副厅长，却不让配备这些东西。办公室主任说，厅里领导都配，连副巡视员都有，这是惯例。副厅长说我不需要。第二年机关开展党风评议活动，那位副厅长把此事作为一个问题，指出这是变相向领导行贿。这下事态严重了，上级指导组责令办公室主任写出检查，深刻剖析思想根源，并在党员大会上作检讨。单位主要领导承担了把关不严责任，办公室主任只好把责任一古脑揽到怀里，什么党性不强、作风不实、廉政防线薄弱，屎盆子全扣到自个儿头上。　　事例二：某省辖市，A局尹局长老娘死了，作为兄弟单位，B局办公室主任通知本局各位领导前去吊唁、上礼、送花圈。考虑到本局张局长以前与A局尹局长搭班子时矛盾很大，曾经拍过桌子骂过娘，还相互告状，彼此是死敌，就没通知张局长。张局长知晓后，质问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不通知他，办公室主任把自己顾虑一五一十讲了，张局长骂道：局里大小头目都去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去与不去是我的事，我自己长着脑袋用你替我思考么？你有什么权力剥夺我的知情权？直把这位主任骂得狗血淋头。　　有个办公室主任总结道：我这个主任算什么裘官，人前没大没小，工作没完没了，生活没晚没早，整天装孙子，玩平衡，就像在平衡木上跳舞，一不小心就摔个跟头。(《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党政机关是个小社会，办公室主任每天要与形形色色的各类人打交道。机关里都有什么样的人呢？　　请看第十一篇：机关百相 2013-11-10 11:21:20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5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一　　第十一篇：机关百相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由于家庭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在党政机关这个大集体里，不同性格、不同脾气的各色人物，表现出不尽相同为人处事之道。比如学生出身的干部，多有书生之气；行伍出身官员，更多粗犷作风；来自农村的，或表现出质朴，或更多野性；出身城市的，或情感细腻，或性情娇贵；基层上来的，强调务实；大机关下来的，注重理性。　　有些人喜欢张扬夸口，人称“口儿满”。机关里没有他不认识的人，社会上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如此夸海口，目的在于炫耀他背景深，有能耐，会办事，面子广，借以提高自身地位。其实，他的能耐是有限的，如果轻信他，你就上当了。有一个机关干部，农村老家来人要去高级法院打官司，这位干部便托付一个“有能耐”的机关同事去法院打点周旋。结果，钱花了不少，最后事情办得一塌糊涂。　　有的人不显山不露水，为人低调，实则背景很深，大智若愚，甚至装傻充楞。经常有这样的干部，看似平常一个人，却总是得到上级莫明其妙的提拔重用，不知他们家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老是占据让人们羡慕的岗位，而且官位越升越高。大家却谁也猜不出他走得那条上层路线。　　有的人安分守己，老实本分，不愿抛头露面，甘心默默无闻。有人的见风使舵，到处钻营，口蜜腹剑，阿谀谄媚。有的人生性迂腐，古板不近人情，说起话来很不中听，办起事来刻板生硬。有的人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左右逢源，人缘极佳。有的人小心翼翼，处事谨慎，一生不愿意与人闹意见，怕得罪人。有的人广交朋友，经常电话不断，事务繁忙，今天吃请，明天赴宴，在社会上大名鼎鼎。有的人整天一肚子黄话笑话，却不见其发生婚外情。有的人一本正经，文质彬彬，却偷偷养着“二奶”。　　党政机关是个小社会，能进入机关工作的，不是有背景，就是有关系；不是有真才实学，就是会旁门左道。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营造了一个复杂的人事关系环境。而处理好与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是立身处世的首要问题。笔者归纳出五种具有代表性的人品性格，了解这五种性格的人，可基本掌握官场上人事关系的一般规律。　　一是沙僧式的人物。西游记里的沙僧，没有孙猴子的精明，也不及孙猴子的本领，又不像猪巴戒好吃懒做，牢骚满腹。沙僧老实厚道，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说慌话，也不说诳话，为人顺从与随和。有时沙僧还起到调和矛盾、疏通关系的作用。党政机关里像沙僧这类人，老实本分，与人为善，敬业守责，不爱争强好胜，也不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搬弄是非。这类人可与之交往但很难成为心腹朋友，因为他们习惯于服从上级，循规蹈矩。倘若你与他们密谋一些事情，或让他们为你办出格的事，他会婉言谢绝，但不会去告密。　　需要指出的是，沙僧式的人尽管为人忠厚，但并不是傻瓜，脑袋一点也不苯。所以如果有人把他们当傻子对待，蒙骗和欺辱他们，他们性格中的倔僵，会拼了老命反击。同时，欺负老实人你会受到舆论抨击。　　有个人称“大个子”的老实人，平时安安静静，与大家和睦相处，从不招惹是非。那一年，全省党政机关要下派一批干部到贫困村扶贫，时间是三年。按照组织部门的文件规定，一般应由各单位县处级后备干部担当此任。“大个子”所在单位分了一个下乡名额，单位领导选定了两个人选，都在县处后备干部之列。但这两个后备不愿下乡吃苦，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糊弄人的手法。下乡三年，期间市委不可能不调整干部。提拔干部时，你在乡下开展工作，组织上不便让你回来任职，反而影响自己的前程。两人各找各的理由，推来推去，搞得领导拍不了板。　　最后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让“大个子”去补这个缺。机关干部都评说这是欺负老实人。“大个子”气得浑身发抖，当场找领导与之理论。领导自有领导的说法，承诺回来后调换更好的岗位。“大个子”不领这个情，于是就去找组织部。组织部说这是你们单位决定的事，我们不好插手。“大个子”又去找市委副书记，副书记听了，一个电话打过去，问单位领导，为什么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单位领导唯唯诺诺，只好重新确定人选。单位领导之所以安排“大个子”顶这个缺，原本出于软柿子好捏、息事宁人的思路，没想到“大个子”竟能捅破天。这一回，单位领导算是服了这个看似憨厚“大个子”。　　二是赵高式的人。秦朝的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挟势弄权，兴风作浪。先是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立胡亥为帝。后设计陷害李斯，自任丞相。再后来派人杀死秦二世，迎立子婴继位，导致天下大乱，被秦王子婴所杀。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爱施阴谋诡计。秦二世时，赵高试图谋朝篡位，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一幕。　　机关中赵高式的人，心术不正，玩弄权术，投机取巧。他们在领导面前曲意逢迎，讨好谄媚。在同事面前花言巧语，口蜜腹剑。他们是满肚子花花肠子的机会主义者，具有很强的表现欲望。不论日常工作，还是会议活动，甚至宴席酒场，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这类人时常怀揣心计，每说一句话，每办一件事，他们都很用心，思考如何展现自己，贬抑他人。尤其对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是他们防范和攻击的目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择手段，不惜设计陷害无辜者。他们向领导反映情况添油加醋，上眼药垫砖；与同事交流思想信口雌黄，随意杜撰，完全无信用可讲。当然，这样的人活得也很累，但他们已经积习难改，秉性难移。这类人是很让人们讨厌的，可是各单位又都不乏此人。对这类人需要防范。　　这类人一般都比较狡黠，善于随机应变。举一个小例子。省政府下发一个重要文件，因工作关联，厅领导将文件批转到第二处，请该处阅读后拿出具体落实方案。处长看后将文件交与副处长阅。这时该处接受了一项临时任务，等忙完这项临时任务后，处长再与副处长谈文件落实方案的事。副处长说，文件不在他这儿，看后就交与处长了。处长很吃惊，问你什么时间交与我了？给你文件后我们就忙临时任务，一忙就是两周，根本没顾上说这件事呀。可副处长信誓旦旦、振振有词，说某某时间、某某地点、某某情况下，将文件亲手交与处长，当时处长还说了句什么话，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处长一时抓了瞎，翻箱倒柜地找，几乎将他办公室的东西洗了一遍，也没找着。不得已，只好如实向厅长汇报。厅长听说文件丢了，大发雷霆，狠狠将处长批了一番，说他丢三拉四，工作如此不上心云云。　　半年后，该处的小李无意中发现，那个丢失的文件，原来就躺在副处长的文件柜里睡大觉呢。这时，处长才醒悟，自己原本不是忘性大的人哇，怎么副处长说的丁是丁、卯是卯，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副处长越是讲得细节分明，越证明你在编造撒谎。想用这种死无对证的办法陷害我，把我赶走，他好来当这个处长。真是心狠手辣。 　　三是许世友式的人。之所以用许世友将军来作比，实在是许将军的性格特征鲜明，决无随意类比的不敬。　　性格直率，心直口快，敢作敢为敢担当；感情真挚，热血热肠。言行无拘无束，待人诚恳不设防。这是笔者对此类人性格特点的概括。比如，某单位有个人称“大炮筒子”的人，声音大，嗓门粗。说话直来直去，遇事大喊大叫。思想单纯，情感淳朴。心里想啥说啥，不愿拐弯抹角。你若嘲讽他两句，他也能承得起、受得了。遇有同事求助，一副古道热肠。在上级面前，从不阿谀奉承，委曲求全。遇到不平事，敢讲个公平话，说个公道理。有时口无遮拦，也会得罪他人。一旦犯了错误，直接当面谢罪。这类人义字当头，把人格诚信视若生命。因此，也颇受人尊敬和爱戴，人缘和威信较高。　　不过，由于他们粗犷有余而细腻不足，性情放浪而不够严谨，一般担当不起业务重任，通常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又由于他们不善亲近领导，偶尔还提个意见，发个牢骚，打抱不平，不被领导赏识，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与这类人交上朋友，会为你两肋插刀支持你，是可信任的忠实盟友。　　四是袁术式的人。三国时的袁术，本是一方诸侯，但此人生性多疑，心胸狭隘，勇而无断。讨伐董卓时，袁术负责押送粮草。因妒才而不发给孙坚粮草，使得孙坚被华雄击败。机关里的这等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目光短浅，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人生胸无大志，遇事疑神疑鬼。工作中拈轻怕重，待遇上锱铢必较。与同事相处嫉贤妒能，对待领导也不愿宽宏大量。这类人心理脆弱，神经过度敏感。因为不大肚，与他们开不得玩笑。旁人的一句无意间的闲话，就会引起他们的不快，人们很难与之打交道。他们不与同事交心，所以也就没有知心朋友。对待袁术式的人要敬而远之，别招惹他们引火烧身，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话说某单位同事在一起吃饭，酒桌上无正事，有人就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姓赵的，带三个人去陕西谈生意。当地老板请三位到家里作客。请进门来，老板就倒茶，发现家里只有两个杯子（当地把水杯叫“茶钟”），因此只好让另一个人用碗喝水。老板用他那深重的陕西口音说出来，便是：来了三个人，有两个杂种（茶钟），你就是（使）个王八（碗吧）。大伙听了，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连嘴里嚼的菜都喷出了。谁也没料到，座中一位女士不但不笑，而且拔起腿就离了席，径直向酒店外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那位女士长时间不入席，就派人到外面看看。这一看不打紧，女士正在外面小声骂人。究竟怎么回事？原来，笑话里被“骂”的那个生意人姓赵，我们这位女士也姓赵，赵女士便认为讲故事的人在指桑骂槐，站在店门口还击。　　世上竟有如此不通情理的党政干部，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五是赵刚式的人。这里的赵刚，指电视剧《亮剑》里八路军独立团政委赵刚。电视剧里塑造的这个人物，既是有知识才学的高智商，又有为人处世的高情商。他是当时少有的燕京大学的大学生，又平易近人不喜张扬，并且打的一手好枪法。他有思想，但不拘泥。有文化，但不迂腐。这位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书生，在放浪形骸的一介武夫李云龙面前，不卑不亢，以柔克刚，赢得李云龙的尊重和全团官兵的爱戴。这是个素质比较全面的人物。　　在机关里，这样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他们既会工作，又会来事。既拿得起业务，又做得好人。既让领导赏识，又赢得群众基础。他们办事漂亮，但为人低调。谈吐不凡，却不清高。侍奉上司得体，逢迎领导适度。与同事和睦相处，关键时刻也能俯身替人代劳。他们也不搞一团和气，批评人时点到即止，不让人难堪。表扬人时也不说过头话，中肯中听，让人身心受用。与人竞争主要凭实力，不耻踩着他人往上跳。他们既能弘扬正义，又熟谙人情世故。大事按规矩来，小事随和通融。有时也搞些歪门邪道，但不会犯低级错误，能做得滴水不漏。这类人是潜在的绩优股，一般不会久居人下，锥处囊中，迟早要脱颖而出，走上重要岗位。他们官居高位，是实至名归，人们心服口服。这类人是青年才俊们学习效仿的榜样和楷模。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人事关系复杂的机关，自然少不了矛盾纠葛，弄出一些是是非非来。　　请看第十二篇：是非恩怨。 2013-11-10 11:22:4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6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二　　第十二篇：是非恩怨　　有位朋友讲过一段往事。八十年代因编写某军战史，到北京访问两位红军老战士。两人是一个村子里的同乡，1936年双双从家里逃出参加了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放后官职均做到国家副部级。不曾想，两位同村老乡在京城做官二十多年，相互之间竟没有来往，连电话也没通过。访谈期间，说起当年一些人和事，两人仍然耿耿于怀，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激动不已。近一个月的访谈结束后，朋友终于弄明白，两人矛盾起端，源于当年一次战斗撤退和接应。一位说，我率人撤出战斗到达接应地点，你们却自顾跑了，这是严重的逃跑主义；另一位说，讲好在大河湾桥头碰面，你却带人走三里屯，害得我们5个苦苦等到天黑，3个人都挂了彩，差点被保安团包了饺子。那次战斗后，两人关系就彻底掰了，并就这个官司一直打了半个世纪。　　闫旭唱《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有两句歌词：不要说你错，不要说我对，恩恩怨怨没有是与非。　　机关里的人，天天在一起相处、共事，用有些人的话说，比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由于思维方式、脾气性格、为人行事的差别，胳膊肘相撞的事在所难免。无论大机关还是小单位，总能听到议论说，某某人与谁走得近，某某人与谁有隔阂云云。机关里有些小摩擦、小矛盾当属正常，红过脸后，过几日，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有些人有些事，矛盾化解不开，恩怨难以释怀，日积月累，积重难返，相互之间渐成夙敌。双方长期对峙，见面无话可说，背后指桑骂槐。平日相互攻讦，遇事彼此拆台。一生积怨，有些人最终将种种爱恨情仇一直带到棺材里去。　　有位省级大员，退下来后写了本类似回忆录的书，记录本人一生的工作经历和人生感悟，书中有些篇目充满了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和怨恨，读后让我想到唐代张祜的两句诗：“无事能言语，人闻怨恨深。”　　机关是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为人处事须时时照顾到上下左右各方关系。一不留神，就可能撞了谁的哪根神经。　　某市政府组织一个全市性工作推进大会，四大班子领导要上主席台。负责会议组织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赵某，正好在机关遇到市政协一位副主席，就当面邀请，让这位副主席参加会议。这不，工作效率很高嘛，但麻烦也就来了。次日，市政协朱秘书长打来电话，质问赵某，你们开会邀请政协领导，咋不给政协办公室联系？你知不知道，安排领导活动我们是有工作程序的？政协也是市级机关，不是你们的下属机构，随随便便就乱点将！你要这样做，我政协一个领导都不参加……此一番问罪，大有北京人得理不饶人的劲头。赵某只好唯唯喏喏赔不是，一口一个“下不为例”。　　有些矛盾的引发，是由于制度规定不细、职责划分不清导致的。有个科长找办公室主任报销差旅费，办公室主任审查后说，按财务规定，出差住宿标准“一般情况下以三星级以下为主，原则上标间价格控制在300元以下”，你的住宿费超了60元，超出部分自理。科长说，规定是“一般情况下”，那天晚上10点才赶到省城，找了好几家宾馆都没有房间，最后不得已才住下，我这是一般情况吗？难道为了60块钱让我们露宿街头？话头一呛，两人红着脖子就吵上了。这一架吵下来，两人从此结了怨，多少年成了死对头。　　有些矛盾的引发，是思维方式不同，工作风格不同引发的。某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前者曾在部队任过团政委，是个“急惊风”。后者是基层土生土长上来的，对基层工作规律有更深的认识。平时中央、省市一有什么新精神，书记就张罗着开会、传达、部署，可最后都要靠政府抓落实。县长不太同意他这种工作方式，说上级精神很多，有些对我们适用，有些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不能不看家底乱铺摊子,你左一个部署，右一个安排，政府哪里顾过来？书记说，党委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上级精神我必须传达贯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儿戏！两人话不投机，工作就拧上了。此后书记再做部署，县长便不买账，各自干各自的。　　书记向市里告状，指责县长不配合工作。县长也向市里反映，批评书记工作没有思路，作风独断专行。官司打了几年，市委将他们双双召回，书记安排市文化局长，县长安排市旅游局长，都脱离了仕途“快车道”，双方相互埋怨。文化与旅游是两个业务关联的部门，经常有业务往来和工作合作，你想这么一对冤家如何能配合好？要么互不理睬，要么彼此挑刺，熬到各自都退了岗位，见面仍然不打招呼，老同志一起闲聊，彼此提起对方，还是耿耿于怀。　　在党政机关，人与人之间闹别扭、生怨恨，有四种情况值得一提。　　一是人员多年不流动的单位。俗话说流水不腐，死马生蛆。如果一个单位十年二十年人员不流动，老人出不去，新人进不来，成年累月都是老面孔，个个老气横秋，人人饱谙世故，相互知根知底。张三在某件事上曾给我“设套”，李四在某领导面前给我“垫砖”，前多少年后多少日，开口全是“痛说革命家史”。人与人之间交织着纵横复杂的感情纠葛，平时貌合神离，处事小心设防，彼此勾心斗角，如何能够坦诚待人？　　有个单位的行政科长和机关专职副书记，两人斗了几十年。你不给我派车，我就不让你入党；你不让我入党，我就把最坏的牛肉分给你；你把坏牛肉分我，我就告你采购吃回扣。一报还一报，同态复仇，直斗到退休，也没分出输赢。　　就目前情况而言，机关干部的流动只有两个出口，一是提拔调离，二是退休回家。许多不被领导倚重的单位，干部擢升的机会少，就只剩退休一个出口了，新陈代谢缓慢，人员死水一潭。为了有效避免这种死水生腐的状况，国家规定了干部轮岗和交流制度，干部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基层与上级机关之间交流，甚至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可惜这一制度基本还停留在纸面上，并未真正实施。　　二是女人较多的单位。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提到一本英文小册子《猫》，书中许多贬损女人的观点，但也不乏客观评价。比如“女人的确是小性儿，娇情，作伪，眼光如豆”，“多数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如果一个女人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千万别转告另一个女人，一定有别的女人告诉过她了。”、“女人与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与男人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瞒人的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等等。　　中国人说，女人小心眼，胸中装不下事情，遇事容易上心、叫真儿；女人爱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聊多了就容易搬弄是非。这些情况可能全世界都差不多。　　女人平时小心谨慎，聊起天便忘乎所以。比如有的女同志，在卫生间里聊得热火朝天，与之相隔的男厕所里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女人的毛病。　　某单位14个人，有6名女性，几近一半。起初，只有A、B 两人之间有矛盾，互不搭腔。但不影响A、B与其他女人聊天，聊多了，免不了说三道四，有多嘴饶舌者，把A的话透信给B，麻烦就惹出来了。时间一久，其他4名女性也被牵涉到双方矛盾中。一到年度考核，几个女的就干上了，相互投不称职票，票数占单位总票40%多。按规定，不称职票超过一定界限，取消单位年终评先、文明单位等资格。再后来，矛盾进一步扩大，竟把单位领导也扯上了，弄得不大个单位是是非非，矛盾交错，七颠八倒。　　有鉴于此，许多单位进人时，都不愿意要女性。　　三是双正职结构的组织。双正职结构就是一个机构有两个正职，比如，厅长和党组书记，公安局长和政委，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一般来说，这种双正职结构，按照不同的管理体制，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地方政权实行党委负责制，政府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些明确定位，就是避免两个正职在权力核心上扯皮。有时组织部门在人事任免时，还会在文件上特别注明：张三列某人之后，李四列某人之前。但即使这样，也难免在实际工作运行中发生权力争执。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久，有个企业的厂长与党委书记斗起法来，厂长不让党委书记参加企业经营决策，党委书记便召开党委会议，免去厂长党委副书记头衔。两人斗得不亦乐乎，一时成为天下笑谈。　　某地残联，按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一把手理事长拿得比较硬，与党组书记合作不到一块。这个理事长是民主党派人士，不是单位党组成员，不参加党组会议。党组书记便乘此开辟第二战场，召开党组会议，议定的事项不与理事长通气，直接实施。于是乎，这个单位经常形成两种决议，让下面执行者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领导之间闹矛盾，往往使下属无所适从。有一个县处级局，全局共有七个科室，正副局长五人。局长与党组书记之间隔阂较深，在一次选拔某科科长人选时，两人推举的人选不一，矛盾终于公开化。领导之间调和不成，遂决定采取全局中层以上干部投票的方式表决。投票表决也不是在纸上无记名写票，而采取将局长和书记各自推举的两名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请全体干部举手表决。这就是要比试一下局长和书记谁的影响力大，谁威信力高，谁更有号召力，让全体干部公开表态，看你站谁的队。然而，大多数中层干部不愿在两个领导决斗式的较量中表态。明摆着嘛，你投了局长的人选，就得罪了书记；反之，便得罪了局长。这是个名副其实的两难选题。　　到了周三上午8点半会议召开时，有三名中层请假不参加，另有两名中层没请假也没到会。五名干部缺席，并不构成半数，会议照常进行。在分别就两名候选人进行举手表决时，有六位干部的手一次也未举，自称是“弃权”。如此一来，两名候选人的得票均未超过半数。局长发火了，说谁也不准弃权，都必须有个态度！现在重新进行选举，如果选举没有结果，今天的会就不散，直到选出来为止。无奈连选了三次，不举手的人越来越多。局长恼羞成怒，连个招呼也不打便拂袖而去。　　事后，有人说，还是那些不到会和弃权的人聪明，我们举手的都是傻蛋，被俩领导玩了一把。也有人骂那些不到会和弃权的人是滑头，再有日本鬼子进中国，这伙人必当汉*无疑。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一名外国学者有个论断：一个动物有两个头，它就成了怪物；一个组织有两个首长，它就无法正常运转。　　四是权重的单位。有句话叫“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矛盾和冲突”。大凡权力集中的地方，争夺权力主导权往往比较激烈。无论管人管钱还是管事，都有较大的利益空间，这就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因此，聪明的主帅，也是利益平衡的高手：我把住全局决策定夺大权，也给你们副手们留点权力空间；我提议了5名升职人选，副职提议一两名我也给面子；我天南海北国内国外游览，也偶尔给你们机会出去转转。　　利益分配不均，就没有和谐。有个局长心眼比较小，十几科室50多号人一个大单位，三个副局长一个纪检组长，每天的工作安排都要向他汇报，由他定夺。平时宴请相关业务单位，不管是在本市还是出差在外地，都得电话请示他能不能吃、花多少钱。诺大一摊子工作他事必躬亲，整日累得焦头烂额。遇到棘手的问题，四个副职不发言，不表态，不出主意，全撂给他一人费神，背地里还骂他累死活该。　　有一次在局长办公会上，局长提议办公室主任作为组织部近期使用的考察对象，四个副职四票反对，气得他拍桌子瞪眼睛雷霆大发。四人摽上劲与他对着干，矛盾公开化，以至这个单位长达一个多月工作停顿。最后，上级把这位局长调离。外派新局长上任后，四个副职并不善罢干休，联名提议要清查单位账目，结果查出问题，报到市纪委，竞将那人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判了刑。　　话说有两位处长，各自领衔一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处。行政审批是生意人追逐的热点，两处长除了在各自领域内寻租外，相互之间也充当掮客彼此做些交易。开始合作得很好，但慢慢就应了那句话，“利益之交没有真朋友”，双方都怀疑对方私吞好处让自己来擦屁股，一有猜疑关系就恶化了。发展到后来，水火不容，交替向组织上揭发对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冤家路窄，有一次竟在办公室动起粗来，双方都挂了彩。领导担心两人对峙下去把事情搞大，果断将两人调离，平级安排到下属单位任副职，双方才偃旗息鼓。　　权力之争导致敌对，最后诉诸武力解决的，时有发生。广州日报报道《副局长锤击局长》：广州茂名市茂港区民政局局长梁日添与副局长高达明二人本是大学同窗，关系曾经非常密切，后因人事安排和公车使用，引发两人矛盾。2010年6月18日下午6时许，二人争吵后，高明达跑到单位值班室拿起铁锤，沿街追打梁日添，致使梁局长头部鲜血直流。　　南方都市报报道，20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市司法局党委会上，副局长廖曜中因为不同意一名在衡州监狱工作的女生，调至司法局下属的衡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进而与局长万春生发生肢体冲突，挨了局长的老拳。　　权力所带来的丰厚利益，甚至使某些人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清除异己。早在1994年，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想取代县委书记胡次乾，重金雇用凶手用汽车将胡撞伤。胡被迫离开安义县，陈锦云如愿以偿当上县委书记。　　1999年1月3日晚9时许，商丘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李文忠坐车到家门口下车后，被守候在此的3名凶手拔出尖刀照李文忠胸、腹部各刺一刀后逃离现场，李文忠经抢救无效死亡。雇凶者是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据徐建设交代，他曾向李文忠提出要进市局当副局长，遭到拒绝之后，徐建设耗费近50万元雇凶杀人。徐建设自己坦白:“我想我正是来钱、进步的时候，谁阻拦我，谁和我过不去，我就和他过不去，我就要报复他，灭他。”　　卢梭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的大部分痛苦都是人类自己制造的。　　党政干部结怨埋恨、打架斗殴，倒不必惊诧莫名。电视上看，外国政要不也在公开场合大打出手么？然而，寻仇报复，雇凶杀人，这些人素质也太低了。　　不过，大多数机关干部不会干这种傻事，他们懂得机关不是拳击场，机关是比文不比武的地方。(《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如何比文不比武，请看第十三篇：斗智不斗勇。 2013-11-10 11:23:15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7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三　　第十三篇：斗智不斗勇　　经常听社会上的人说，机关里的人都工于心计，相互之间勾心斗角,明枪暗箭，防不胜防。　　笔者在工厂和农村都有经历，对工人、农民这两个群体也算了解。早些年，工厂的工友们成天大嗓门吆五喝六，骂骂咧咧，人人一幅满不在乎的派头。相互之间直来直去，较少猜忌和算计。　　某工厂一个女工，已是半老许娘，午间工休时常与一帮男工打扑克牌。几名男工有意捉弄她，定了个规矩，谁输一局谁就解一粒上衣扣子。玩牌时，几个男工串通好，让那名女工输牌。那女工解了外衣扣子再解内衣，高兴得那帮男人不亦乐乎。这里面有没有男人淫邪的龌龊心理也难说，不过粗放野性倒让人觉得很直朴。　　农民这个群体，具有狭隘、自私、保守的弱点，算计人倒不一定有多大胆量，猜忌人嘀咕人却是他们的长项。不过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分田到户各自为战和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一个较为分散的群体，除了每两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聚在一起，以家庭势力兴风作浪一阵子外，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闲和更合适的土壤让他们施展拳脚了。　　机关则大不相同，官场上历来有斗智的传统，中国历史上有官场险恶、宦海沉浮之说。一部中国历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宫廷角斗史。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大臣叫徐阶，历任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起初，*相严嵩专权，徐阶为了取而代之，便韬光养晦，对严嵩曲意逢迎，还主动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对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的霸道无礼也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十多年，最后终于借嘉靖皇帝扶乩占卜时，串通道士蓝道行，替天行道秘密写下“*臣如严嵩，贤者如徐阶”的天语，才把严嵩父子彻底制服，自己做了首辅大臣。官场斗争之复杂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当代官场上勾心斗角手法多样，伎俩高操，笔者不揣浅陋，归纳出几种常见的手段。　　一如笑里藏刀。表面对你和蔼可亲，关心体贴，关键时刻给你要害处捅一刀。比如组织部门对张三进行任用考察，逐个约人谈话。轮到李四时，李四毫不吝啬张三的优点和长处，什么政治坚定、工作勤奋、开拓创新、成绩突出等等。末了，考察组提出请谈谈张三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李四先做犹豫状，在考察组的安慰和督促下，才慢条斯理地说，要说张三的缺点吧，有一条需要注意，不善于团结同志，同事关系处理的不好，心胸狭隘、自我中心云云。这一刀就扎在张三同志的七寸上。不善于处理同事关系的人怎么能当好领导，就此一条就把张三否决了。　　二如落井下石。王五同志有件事没办好，领导很不满意。此时如果给王五添两句好言，分析下当时的客观不利因素，王五问题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赵六对王五这个人有成见，于是火上浇油，说此人能力不大还自以为是，上次就因为他把事情办砸了，让大伙一块为他背黑锅。王五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就毁灭了。　　三如远交近攻。孙七手下的小崔工作不用心，把表彰文件上被表彰人的姓名搞错了，多亏孙七及时发现纠正，才没造成不良影响。孙七把此事给周八说了，本来也就是随便说说。可因为孙七是周八升迁的竞争对手，为了破坏孙七的群众基础，周八找机会对小崔说：孙七是你的上司，却不知体贴下属，出了问题不替年轻同志担责任，还到处“晒卖”下属。小崔听了这话，自然对孙七有了敌对心理，说不定下次民主测评，小崔的那张票就投给了周八。　　四如借刀杀人。办公室主任为了节省机关开支，规定司机用油要实行办公室批条子制度。本来这是很正常的管理规范，有人却对司机说，办公室主任给你们上了紧箍咒，你们以后要小心着点哟。一帮司机都是炮筒子，一点就响，马上跑去找办公室主任理论，搞得办公室主任下不来台，生生使这项管理革新的制度流产了，看你还搞什么创新？　　五是嫁祸于人。每年一度的领导班子考核，上级来人组织群众投票测评，单位一把手最大的担心是自己名下出现不称职票，一张不称职票就把自己全年辛苦抹杀了。这时有个心怀鬼胎的人想了一条歹毒之计，他知道刘五这段时间正与局长闹事，前几天还与局长吵了一架。于是给领导划票时，他便在局长栏下划了一个不称职。考核组将测评情况反馈后，局长对自己的一张“黑票”火冒三丈，自然把这笔账记在刘五头上，任刘五千赌万咒也洗刷不清，正所谓“黄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而真正投这张票的人却在一边偷着乐呢——嗨！总算对刘五这小子报了一箭之仇。　　为人如此歹毒，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为什么机关里会有这么多勾心斗角？笔者总结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机关干部相互之间利害冲突较大，矛盾和斗争主要缘于利害关系。机关干部每人都有升迁的愿望，如果两个或几个人之间存在升迁上的竞争，竞争就是对手，必然产生防范心理。这对于把做官作为第一要务的机关人来说，很难调和。素质高些的人可能会含蓄一些，包容一些；素质不高的人，遇事矛盾就会激化。　　90年代初时，机关里刚刚实行非领导职务制度，某单位一个科，科长高升走了，剩下一名主任科员和一名副科长。权力真空必然带来权力争夺，主任科员与副科长两人，围绕着谁来临时主持科里工作展开了角逐。因为临时主持工作，拥有临时权力倒在其次，更重要的这是一次官位的重新洗牌，是一种导向，意味着下一步科长位置的归缩。两人自然拎得清份量轻重，个个当仁不让。主任科员说，你副科长是副科级，我主任科员是正科级，我级别比你高，当然应由我来临时主持工作；副科长则说，你主任科员是虚职，我副科长是实职，实职在第一线，虚职在第二线，我主持工作天经地义。两位争执不下，反映到领导那里。直到领导安排了别的人选来当科长，两人才偃旗息鼓，但却从此成了仇人。　　除职务升迁外，干部之间还存在权力分配和职权磨擦产生的矛盾。　　比如A是负责单位人事管理的，B因某件事务涉足人事工作，A就会不乐意，认为B把爪子伸到自己碗里找食吃了。管理学历来要求分工明确，职责清楚。老百姓叫敲锣买糖，各管一行。但机关里总是很难把各项工作划分得泾渭分明，一丝不交，因职权闹纠纷的事情总难避免。通常越是权力较大的机关，同事之间产生矛盾的几率越高，许多矛盾的起源就在职权划分和使用上。相对来说，机关里司机等工勤人员矛盾就较为少见，也是因为工勤人员不在公务员系列，基本没有升迁渠道，同时除了干好勤务外，没有更多职权，或者他们那点职权含金量太低不被人们看重。 　　二是机关矛盾具有隐蔽性和含蓄性。工厂里俩工人闹矛盾，会指名导姓地骂上一通，矛盾激化时会大打出手，采取的方式全是面对面的阵地攻防战。机关干部大都处在管人管事管社会的岗位上，好歹认为自己有些身份，况且人人怀揣着升迁上进的希望，又天天处在领导的眼皮底下，自然懂得要收敛些，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心里明镜一般，表面却一团和气不露声色，只在背地里用劲使坏，所谓不用阳谋只用阴招，只斗智不斗勇。　　要用阴招就得有点技术含量，技术含量低了有可能被别人识破，自我暴露，授人与柄，那可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所以大家都惯用阴招、暗招、绝招，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矛盾不易公开，面子不易撕破，毕竟彼此还要在一起共事，冲突起来谁都不好看——领导批评你们素质低，同事说你们不好共事，外单位人也看你们笑话。丧失了领导的信任，降低的群众威信，给本单位形象抹了黑，里外算账都是赔本买卖，划不来。正像一幅漫画所画的，双方坐在桌子前，面容和蔼地握手言欢，桌子下面的四条腿却在使绊子打斗。　　三是机关人有闲，无事就容易生非。这些年来虽说机关进行过几次精简，但各类机构却一直在不断地扩编、升格。机构越分越多，职能越划越细，办公室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挤。不是僧多粥少，而是人多事少。有的单位确实很忙，但忙来忙去也就忙那么几个骨干，再说也不是一年365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机关人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考虑个人的前途呀，竞争对手呀，领导这次出差为什么带张三不带我去呀，谁谁在那件事情上又出风头了呀，等等，不一而足，有足够的空闲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理性思辨。若是农民，除了整理那点责任田外，整天考虑是的去哪里打工挣点钱，或是做点什么小本生意获点利，没有更多的精力关心别人家娶了媳妇又生子的。　　人闲了就要清谈淡议，互通情报，大到国际争端、党策国法，小到邻里纠纷、街头趣闻，也免不了对本单位的人和事评头论足，议论短长，议来论去矛盾就出来了。　　某单位有张、李两位女士，本来关系挺好。有一次张女士在饭店看见李女士与一男士吃饭，那男士却不是她丈夫。过几天，张女士与单位同事闲聊时嘴上把门不严，有一搭没一搭地把这事说了。本也是不经意，谁知故事就此添枝加叶地传了出去，最后传到李女士耳朵眼里，李女士愤慨之际找张女士大闹一场。原来那天李女士和丈夫一起陪丈夫的一位好友吃饭，答谢好友为女儿上学尽力帮忙。期间李女士丈夫出外买了包香烟，张女士恰在这功夫进了饭店，瞅见了不完整的一幕，由于牙口不紧竟惹下这么个大乱子。事后虽说张女士向李女士道了歉、赔了罪，李女士也洗清了自己，但两人的关系从此进入了冷战，一遇事就把对方置于敌对状态，再也无法建立起睦邻友好往来关系。　　所以领导经常告诫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这里的“事”指的是工作，意指多考虑工作如何开展，少琢磨人间是非曲折。有些工作较为轻闲的单位，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工作开展，领导就要找事做，比如搞业务练兵竞赛呀、文体活动呀什么的，其目的是不能让大家长时间赋闲，闲的时间一长就要无事生非了。(《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机关里有上进心的聪明人，为了不至于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之中，影响自己的前程，往往低调做人，抱朴守拙，不偏不倚，给人与世无争的感觉。这是一种为人高明的境界。　　请看第十四篇：抱朴和中庸 2013-11-10 11:23:56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8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四　　第十四篇: 抱朴和中庸　　看到网上一篇《公务员要过“三关”》的文章，指导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青年人，要过好“平庸关”“山海关”和“娄山关”这“三关”。大概意思如下：　　所谓过“平庸关”，就是学会做到“平庸”，也就是一定要用一个平常心来对待自己、对待工作。这里的平庸决不是指碌碌无为，而是积极有为，是一种作为新人应该有的清楚自己地位、明确自己职责的有为，是一种为自己赢得别人积极评价的有为。过此关，就是要放低姿态，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地做好工作，尽快成长。　　所谓过“山海关”，是在过“平庸关”上的一个飞跃，是要让自己在经历沉默与成长后的一种力量的逐渐释放，是在人山人海中脱颖而出的跨越。因为你决不能真的平庸，你的实力和竞争力永远是你取得地位的重要支撑，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让一个无用的人占着位置，没有领导不欣赏有才之人。其中的要点是，一方面要逐步展示，让别人慢慢体味；另一方面要注意多侧面展示，让别人不断惊喜。　　所谓过“娄山关”，是对过“山海关”的超越、也是对过“平庸关”的一种回归。在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工作，也经历了崭露头角后，带来的很可能是别人的赞许，又可能是别人的嫉妒。在此刻，最需要的心态就是冷静，要时刻提醒自己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任重而道远。　　上文的题旨可用这几个词语来概括：低姿态，严要求；多做工作，少论是非；逐步展示才华，切勿锋芒毕露。这几句话囊括了下列几层意思：服从领导，听众指挥；为人谦逊，处事周到；团结同志，群众基础好；爱岗敬业，勤奋努力；责任心强，工作成绩突出。各位看一看，这是不是对一个同志的最佳评语？倘若你能做到这个境界，就修炼得够格了。　　机关有其特殊的人文环境，要想在机关站稳脚跟图谋较大发展，并不是“二傻子夯大锤”，凭蛮劲就能干出来的。根据机关人文环境特点，对于年轻公务员来说，有两个诀窍屡试不爽，可供参考，叫做“抱朴”和“中庸”。　　“抱朴”，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笨——不是装傻，如果装傻就过了头，过犹不及。　　公务员实行招考制度以后，能考进机关的基本上都是“牛”人，都有一技之长或过人之处。比如在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专业知识方面，比如在电脑、网络等现代化办公方面，各人有各人的优势。但这一代通过公考进来的人，年龄小，资历浅，没有你多少话语权，你就得收敛些，不能太露锋芒。你主动收敛，才显得虚心可爱。　　楷书书法中有一笔法叫“悬针”，书写者在最后收笔时一定要把笔锋收回藏起来，才显得圆润完美。试想，假如老同志问你，怎样才能把这篇文稿打印成双面排版？你说，这都不会，简单的很。然后你三下五除二就摆弄好了。虽然帮了老同志的忙，但人家并不领你的情，反而觉得你喜欢卖弄自己。如果这样说：“哦，要双面排版么，我来试试。”老同志就会十分高兴，说不定还要在人前人后夸你几句呢。　　再假如处长给你安排任务，说小刘你把昨天的活动写个信息，不懂的地方去问老李。你说：“不就是个几百字的信息稿吗，嗨，包在我身上。”处长就会认为你爱夸口显摆。如果这样说：“行，我一定多向老李请教。”处长就会觉得你温驯可爱。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大智若愚，聪明的人不显露出自个儿的聪明，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三国时期魏国的行军主簿杨修，听到曹操把夜间口令定为“鸡肋”，就到处张扬说魏王今夜必班师撤营，结果被曹操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杨修这家伙就是虽然聪明却不懂藏锋，而大都督司马懿，一个绝顶聪明的抱朴高手，躲过曹魏家族的多次迫害，最后掌控了魏国朝政大权。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那叫小聪明，而小聪明是派不了大用场的。　　有人总结说，善于巧妙利用自己平庸禀赋的人，常常比真正卓越者赢得更多尊敬和名声。抱朴不是不显示个人才华，而是不显摆，不卖弄，不张扬，让自己的才华在生活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给他人一个逐步认识你、接纳你、仰视你的过程。这样做，防止功高盖主，遭到顶头上司的踩压；防范木秀于林，引起同事的嫉恨。有领导赞赏，有群众支持，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俗话说得好：温火才能熬出好汤嘛。　　中庸，这可是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据说，中庸是儒学一切的基础。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说过，高明莫过中庸，那是做人做事的根基。中庸是儒家之经典，但却融入了道家的精神。因为做人不易，处世不易，所以儒家入世的观念中，还得有点道家出世的思想。这叫做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志存高远，却不拘泥于小事小理。中庸之道的核心,强调的是中和与平衡,对什么事都不偏执，在矛盾两极间找到最佳途径。中庸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公允折中、不温不火的处世态度。　　在机关里，中庸之道可以说是有效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一大法宝，机关中的“好同志”都是玩弄中庸的高手。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有的人与人闲聊，只听别人讲，从不披露自己的家底；有的人，评理说事都是两点论，不轻易表达自己的倾向性。注意一下AB型的人，这种血型的人很会运用中庸之道，因为这类血型的人，是聚合平衡性思维方式，大脑很善于左右权衡。　　由于机关里实行集中办公，不像工人农民分散作业，团体化程度高，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十分透明。加之机关人观察力、分辨力和判断力普遍较强，很容易从各人自身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比如你工作完成的好，受到领导表扬，有的同事就会生出不平衡心态。你跟领导外出参加会议，立刻就有人猜疑，为什么领导要带他去呢？你和某同事很谈得来，有人就觉得你们俩搞统一战线。机关人的神经敏感，察事敏锐，因此，说话要照顾方方面面，防止有人对号入座；处事要显得公道合理，当心有人抓你的把柄；交友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团体小帮派；就是穿衣戴帽，也要入乡随俗跟大流，奇装异服是大忌。　　小秦是单位的内勤，也是个文学青年，平时没事就写写画画，她把自己创作的小诗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闲下来就吟诵两句，一幅自我陶醉的样子。有些老同志看不惯，背后给她起个外号叫“酸女”。单位里有了起草文字材料的任务，有人就起哄，说这个任务交给小秦，她是咱单位的女才子。可怜小秦虽有诗歌爱好，但没有写材料的功底。领导找小秦谈心，说青年人有点爱好是正常的，但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你能写点诗歌，为什么不学学写公文呢？你天天弄那些诗词歌赋，别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呐。小秦听了领导批评，此后再也不敢写什么诗了。　　这不是压抑天性么？话一点没错，在机关工作，有些天性你就得收起来，不可率性而为。《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说的是理性与情感的合一。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但为了追求天人合一的至诚、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　　中庸之道非常适合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机关里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中枢神经，单位里的大事小情，都要通过办公室上传下达。办公室事务繁杂琐碎，对上要服务领导，平行要服务和协调各处、科、室，对外联络兄弟单位，每天要接触各色各样的人，处理纷纷繁繁的事，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整天忙忙碌碌，琐碎的事情干得不少，总结起来却显不出成绩。可一件事情处理不妥当，就会引发意见和矛盾。　　当然，中庸之道不光办公室同志要学，每个机关人都用得上，除非你不想上进，那就放开你的天性，用北京话说叫“爱谁谁！”　　笔者用下面几句话，对中庸之道做个小结：　　逢人面带三分笑，开口不说损人话。　　谋事周密无漏洞，不留把柄让人抓。　　上下左右都关照，避免嫉恨遭人骂。　　为人能大又能小，领导同事人人夸。　　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老古董，这个老古董有许多害处，却非常实用有效。对于那些生性愚钝、心胸狭隘、脾气古怪、斤斤计较、言辞不敏的人，很难运用好中庸之道。要想在实际生活中把握中庸的精髓，并运用到位，不是有学历、有文凭就自然能参透，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天赋和悟性。(《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请看第十五篇：不比学历比悟性。 2013-11-10 11:24:5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19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五　　第十五篇：不比学历比悟性　　时下我国党政机关的干部队伍，大致由三个来源组成。　　一是老体制遗留下来的人，即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经过公务员招考进入机关的干部群体。其中有各地从社会上自行招录的干部，有按国家计划分配来的高校毕业生，有以工人身份转为的干部身份的（比如早些年“以工代干”后来“转正”的），还有从企业调配到机关任职的干部。这部分群体目前大多在领导岗位，差一点的也是机关中层。由于年龄因素，他们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即使如此，粗略估计，也占到整个干部队伍的4/10强，仍然是党政机关的主体。　　二是部队转业干部。每年地方要按政策接收一定数目的部队转业军人。早些年，相当数量的转业军人去了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地方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转业军人都安置到党政机关来了。这部分群体大概占机关干部队伍2/10左右。　　三是实行公务员“公考”后考入机关的青年大学生，这部分人约占机关干部总数的3/10，随着“80后县长”“90后处长”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其发展趋势必然成为党政机关新一代干部主体。　　根据不同成份，可以将机关干部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群体是受过正规院校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型干部，包括早些年计划分配来的高校毕业生，和近年公考进来的大学生、硕博士。第二群体是军队转业干部，这个群体有大部分上过军校，但从事机关工作多数专业不对口。第三群体是通过不同途径由社会各行业进入机关的人，这个群体比较复杂，包含各色人等。　　成长环境不同，阅历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思想观念不同，人生态度和处事方法也不尽相同。在来源多渠道、新老交替这样一种背景下，机关干部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人文环境。　　现就这三个群体的共性试作分析。　　先来看第一群体，我们权且命名为知识型干部。他们学有专长，精通专业，被普遍安排在机关业务岗位，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　　五岳散人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作用，就是一个反对者的角色，不论处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通过质疑与反对某些看似合理的权力，来提醒这个社会（《乱翻书》）。　　但党政机关的知识型干部，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体制内的人，规则意识浓厚，惯于按部就班行事。由此也带来两个不足：一是易沉迷于业务工作本身，陶醉于自我成就，多数人既无精力也不屑于做工作以外的“工作”。二是他们普遍看重人格和面子，多具书生意气，让他们阿谀逢迎或屈膝求人，不太容易放下脸面和架子。　　由于这些软肋，知识型干部在仕途上普遍是短命的。他们一般起步较早，比如年纪轻轻就当上业务处（科）室的副职、正职。但多数人晋升到单位中层，再向上走就困难了。能升到单位领导层的不多，似乎至此已经用完了看家本领，江郎才尽。因此，目前地方大员中，真正科班出身的并不多见。　　有一个学地质的硕士，姓牛，分配到某省地矿厅，算是才尽其才吧。此人很敬业，是厅是里的技术大拿，工作成绩斐然，一直做到业务处处长，就再也上不去了。开始他并不介意，但后来别的处长一个个被提携高就，自己这个科班出身的高学历人才渐渐由“小牛”变成了“老牛”，心中戚戚然。适逢外省举办领导职位“公选”，他一考中榜。厅领导见“牛人”要走，诚心挽留他了，许诺下一步一定解决他的副厅级。“牛人”考虑到外省是个西部边远省份，条件艰苦，也不想远走他乡，就听从了劝导，留下来等领导兑现诺言。谁知一等又是两年，直到他多次找厅领导讨要说法，才勉强给他解决了个副巡视员。　　类似“牛人”这样有真才实学的高学历干部，仕途上不得志，在机关并不鲜见。他们中有的通过“公选”另辟蹊径，有的跳槽去了高校教书，也是情何以堪。以至有人大代表质疑，政府天天喊招才引智，却把身边的人才遗忘和冷落了。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这板子也不能光往政府身上打，知识分子固有的孤傲与机关文化不相融，也是很重要一个原因。　　某市环保局，有位学环境检测的名牌高校毕业生，起初领导还是比较器重他的。但此君有点不谙世事，人称“一根筋”。平时同事们喝酒打牌他不入群，自然就缺乏群众基础；领导那里他不去主动亲近，也就谈不上私人感情。有一次，局里参加全省环保系统学术研讨会，他写了篇研讨文章，局办公室将局长大名署在他前面，他不让，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局长名字要加也只能加在他之后。你看看，这样的人才，让领导“想说爱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根筋”到老也就做到检测中心副主任的位置，仍然是个科级干部。　　要想在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光有才学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这一观点可能有人不以为然，那么，就让贪官来做个佐证吧。2000年10月8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摘引其中一段：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看看人家对知识型干部从政，洞察得何其深邃，见解何其精辟乃尔！ 　　再看第二群体，军队转业干部。这些人受过军营熏陶，其特点是组织观念较强，多具正统思想。由于近些年部队早已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污染，其贪腐程度比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这些“前军人”已不像我们想象的多么正直纯洁。　　转业干部从军营到地方，是人生的一次转折。这些军人们把青春奉献给了部队，到党政机关属第二次就业，一般年龄就偏大了，在干部选拔上需要再次排队，能纳入后备干部库的人数有限。加之他们学历文凭、知识技能大多与机关业务对不上口，在工作上需要重新适应，因此，多数人把党政机关作为打发余生的一个饭碗，尽管在各个岗位上也能尽心尽职，但有抱负和野心的为数不多。　　转业干部多数在部队带过兵、管过人，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方面可谓行家老手，他们擅长组织发动，善于借势造势，精于“斗争”策略。他们处事果断，行事利索，无理从不纠缠，一旦有了理，大有北京人“得理不饶人”的性子。　　有个部队团参谋长转业到地方，由于喜欢提意见得罪了单位“一把手”，“一把手”看他不顺眼，时常找他的岔子。这人很有心计，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抓“一把手”的把柄。他懂得打蛇要打七寸，没有一剑封喉的法宝他不会轻易出手。　　机关有位副处长，与“一把手”有特殊关系，很得“一把手”重用。这位副处长生活不检点，在社会上搞婚外恋把一个姑娘的肚子弄大了，副处长又离婚不成，大肚子姑娘几次到机关闹，搞得风波不断影响很坏。最后还是“一把手”出面调和，让副处长给了姑娘一笔钱才算了结。　　这事过后，在一次研究处长人选的班子会上，“一把手”动议，提拔那个副处长当处长。班子成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提拔这样的人，会形成不好的用人导向，挫伤多数人积极性。　　可“一把手”打喷嚏来不及掩嘴，急于要这么做，便抛出撒手锏，说你们的意见有道理，我也有我的难处呀，现在咱们开班子会，我犯点自由主义，给同志们说个情况，但是请大家一定要严守组织纪律，谁违反谁负责，会议纪录停下。随后神秘地说，提名此人当处长，是主管咱们工作某某省领导的意思。当然，某某领导可没有下命令，他只是给了我个暗示，我想这就够了，这种事情难道还要领导耳提面命？我们做下属要善于理解领导的意图，替领导分忧，不能让领导骂我们猪头脑瓜子，同志们说是不是？这个理由一讲，当然是最有力的，大家就不再吱声了。没几天任命文就下发了。　　这位“前军人”听到领导班子会上人事研究的内幕后，心里琢磨开了。按照那个副处长的德性，他若与省领导有一分关系，会说成十分，却从来没听此人夸耀过。“前军人”是当地人，通过同学一了解，问题便水落石出。原来副处长的老爹是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一把手”去年将农村老家中专毕业的侄女安排到该学院当了助教，现在急于投桃报李，非得让副处长转正不可，与所谓的省领导一点关系也没有。得了这个准信儿，他便跑去敲开省领导办公室门，将事情合盘托出，告了一个不小的御状。　　省领导听后大发雷霆，说妈妈的这还得了，他自己寻私舞弊竞敢往老子头上裁脏，这样的干部谁还敢用？没过多久，“一把手”被撤职，还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然，那位副处长的转正任命文也随之作废了。　　三国时代的许劭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雄”，就胆识和谋略来说，某些转业干部与曹操有一比。如果谁招惹上他们，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　　某市国土局这些年陆陆续续接收了十几个军队转业干部，“老转们”相互抱团，成了一个小团体。国土局是个业务机构，也是个权力部门，转业干部都是门处汉，领导不予器重，一些好的工作、好的岗位轮不到他们，在局里被边缘化了。省厅每年都有业务培训名额，局领导也不派他们参加，引起这帮人不满。年底，组织部对国土局领导班子例行考核，转业干部们私下约好，一起画局长的不称职票。考核结果一出来，组织部找局长诫勉谈话，把局长搞得灰头土脸。次年年底，年度考核时这一幕重新上演，这个局长就被调离了岗位。新来的局长再也不敢小觑这帮“武夫”了。 　　最后看第三群体。这个群体素质参差不齐，呈现出三种发展线路。　　A类：虽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靠后天的勤奋和敬业，成为单位顶梁柱，获得领导认可和群众好评，崭露头角成为人才。　　B类：不够勤奋敬业，但悟性和天赋很好，擅长处理人事关系，人缘不错，会来事，有领导提携，有同事捧场，进步也很快。　　C类：既无先天学问，也无后天努力，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白混日子。　　对A类和C类无需多言，只谈B类，这类人在机关文化上很有代表性。　　B类人文化水平不高，无专业特长。正是这种背景，使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无专业优势，就得靠其它本领。别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们却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琢磨领导上来。正所谓“白天别人忙，晚上他们忙。”去领导身边聊个天，陪领导抽支烟、喝个酒。到同事家串串门，帮同事拉个关系办个事等等。他们对单位的业务不熟也不感兴趣，而谈起某位领导籍贯何处，何年出生，为官履历，与谁是乡党，与谁是校友，领导的秘书是何人举荐，领导的司机是谁人介绍，则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另一方面，无知者无畏，规则意识差，较少忌讳和约束，敢做别人做不出的事，敢说别人说不出口的话，俗称“光着屁股打狼，胆大不怕害臊。” 因此他们总是屡屡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　　做官也有“道”，这个“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个人悟性。而B类人这方面悟性很高。　　这让我想起某地农民“甩钱致富”的现象。　　话说改革开放以后，有个地方的农民一无技术，二不懂经营，三缺少资本，四没有人脉。但是他们有一条，就是胆子大。起初，有几个人将田里打的粮食卖了，怀揣几个钱去“跑市场”。这个“跑市场”不是传统意义上做买卖，而是一下就瞄准了军队和油田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市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经营策略，用的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举个例子，有人跑到部队，找到管后勤的军需官，简单自我介绍后，撂下一摞钱拔腿就跑，军需官在后边追都追不上。　　过十天半月，撂钱的人开始给军需官打电话，说我这里有某某产品，你要不要进货？如果对方说不需要，就问那你们需要什么？假如对方拒绝与他洽谈，就威胁将贿赂的事告发。倘若对方死活不吃这个“食”，他们便将钱取回，这桩买卖就罢手了。如果对方上钩，指出需要某种产品，无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们都会一口应承，然后再去找货源。有时也做些手脚，比如将A品牌换上B品牌的商标，但货品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周转资金怎么办？他们会拿着与部队签订的供货协议找银行，同样用甩钱的办法获得贷款。　　几个人走这条路子成功了，做大了，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村与村之间又相互借鉴，一时间成了气候，这个乡呈现出不靠实业、不靠苦干、也不靠坑蒙拐骗实现致富的奇特现象。如今，全乡排名前十位的成功人士，拥有资产均在亿元以上，无论在外地还是回到家乡，他们已是风云人物，就连县领导也尊他们为座上宾。　　成王败寇，就是这个社会的逻辑。　　党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组织机构，其职责是通过权力运作进行社会管理。党政机关不开展生产经营，不进行科学研究，不搞教育医疗服务，做一名党政机关干部，无需多高的科技含量。除个别岗位需要极少量专门人才外，大多数岗位只需具备一定的知识量就能胜任。学识面越广越好，而不是专业学问越深越好。　　按照“领导科学”的定义，领导工作是一门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学问的科学，其工作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术业有专攻的本科、硕士、博士，不如“杂家”更胜任。“杂家”所具有的优势是，广闻博览，见多识广，思维通达，能言善辩，应变力强，不拘泥于理，不拘泥于事，拥有更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能够灵活运用知识和才学，善于应对不同情况、不同局面。因此我们看到，许多领导干部的第一学历是专科、电大、函授，有的还是进修、培训之类。　　杰出的政论家陈独秀、马克思理论家王明领导不了中国革命，最后不得不交由小学教员出身的毛zd执掌帅印；国民党将领多为军事科班出身，结果个个做了“泥腿子”的手下败将，因为“共军”打仗“毫无章法”；企业老板大多非经济学毕业，作家很少文学科班出身；比尔盖茨与乔布斯大学期间中途退学，双双取得骄人成就。不比学历比悟性，这是最好的诠释。　　“秀才做官，按部就班。”反不如“土包子”放得开手脚。你想，有的人只会工作，不擅辞令，不善交际，不会喝酒，甚至连个扑克牌都不会打，如何与人相处？更别说其它旁门左道的功夫了。　　机关干部中流传一个“四大傻”顺口溜，只记住了前两句：　　“没有后台向上爬，光干工作想提拔……”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身的干部来说，没有天生的“后台”，全靠后天的功夫。　　请看第十六篇：尊敬与效忠。 2013-11-10 11:25:40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0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六　　第十六篇:尊敬与效忠　　尊敬，重视而且恭敬地对待。机关里谈尊敬，主要指下级对上级的态度。尊敬，就是对上级要敬爱，不违逆；在上级面前要收敛，不放纵。越是大机关，越是高级别官员，越讲究这个礼数。比如省级高官，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可以高谈阔论，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甚至颐指气使，训斥骂娘。但到中央首长面前，他也得表现得毕恭毕敬，谨言慎行。陪首长出行你不能超越在前，领导说话你得洗耳恭听，领导讲话中间你不能打岔子，领导的指示不能打折扣，领导上洗手间得有人陪同，就是在餐桌上吃饭，也得请领导先下筷子。　　有一则民间笑话，说一位中央首长习惯讲家乡话，就餐时用筷子夹菜叫“叨”。有一次到某地视察，在餐桌上经常说“来，叨、叨、叨”。地方领导听不懂，问“叨”是什么意思，首长想了想，一时也讲不清“叨”的含意，旁边随从立马替领导解释，说“叨”就是“请”的意思。用完餐后要上卫生间，走到卫生间门口，陪同的地方领导一伸手说：“请首长先‘叨’”，搞得首长哭笑不得。　　可是这种情形到了基层机关，就稀松多了。比如乡科级小机关，除了开会等正式场合外，平时领导与一般干部称兄道弟，生活中与领导开个玩笑，讲个荤话，领导也没那么多计较。因为领导知道，在正式场合，这帮小弟兄不敢放纵。　　机关人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精，只要在机关待上几年，很快就修炼好了，懂得自个儿的命运由上级主宰，在尊敬领导问题上不敢马虎。在单位里，上级的话就是圣旨，必须言听计从，不打折扣；陪领导出门在外，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都要自觉充当领导的临时秘书和贴身卫士，时刻维护领导的威望和地位。比如陪领导在筵席上应酬，对方领导劝己方领导饮酒，你要勇敢地站出来说，我们领导酒量有限，不胜酒力，身体欠佳，血脂稠、血压高云云，不管是真是假，任凭你胡诌，领导决不会认为你在诅咒他早死。如果此举不凑效，你就要牺牲身体替领导畅饮了。万一领导讲了不得体的话，甚至讲错了话，你还要学会给领导打圆场。　　有一位副处长跟随厅长到山东考察，在与当地领导闲扯时，厅长说，秦琼就是你们山东济南人吧，他是隋朝著名的大将哟。此话一出，举座震惊。地球人都知道，秦琼是唐朝李世民手下战功卓著的大将军，咋就安到隋朝了？真是又一出“关公战秦琼”的现代版。当地领导于是纠正道，秦琼是我们济南人，是唐朝的大将军，不是隋朝。这样一纠正，厅长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正在难堪之际，副处长发言了，说秦琼生于隋末，曾先后在隋将来护儿、张须陀等人帐下效力，还被封为隋朝建节尉，后来才投奔李世民。所以有的历史学家也把秦琼说成隋朝人，这没有错。此番话讲得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不由得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把厅长的面子扳了回来。演了这出单骑救主，以后厅长外出，必定要把这位副处长带上，成为厅长身边不可多得智囊人物，很受厅长赏识。　　领导的受尊敬的程度与官职大小成正比。单位正职享受的尊敬程度最高，副职次之，中层再次之。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官职，却要按那么大的官职摆谱，就叫不守本分。　　90年代初期，某办公厅新进一位硕士。那时机关研究生很少，算是稀有人才吧，厅领导很有培养他的意思。然而此人学问深，处事之道却不精，无论在上级面前还是与下级相处，总是喜欢张扬，卖弄自己的学问。召开产业升级座谈会时，各部门头头脑脑坐了一大圈，大家都谦逊着让别人先发言，此人却毫不客气，先声夺人，且讲起来口无遮拦，滔滔不绝，一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　　时间长了，单位领导和同事都看不惯，觉得此公目中无人，太好显摆自己。领导不赏识他，干部们疏远他，他在办公厅工作好几年也没提拔到中层岗位上。后来他也心灰意冷，主动联系调到业务部门搞科研去了。这就把自己的优势变为劣势了。　　办公厅另外有一位，我们权且叫他古少林吧。此人个子矮矮的，虽说学历不深，只是大专毕业，但却眼皮子活嘴皮子甜，很会在领导面前献殷勤，领导那里庠庠他就挠那里。也有人看不惯他这种作派，编了“儿”字歌骂他：“古少林儿，小能人儿，领导进屋他倒水儿，领导讲话他掏本儿，领导坐车他开门儿，他是领导大红人儿。”　　骂归骂，“小能人儿”没几年就提了机关中层，再几年成了领导干部，也没人再敢骂了。因此，尊敬领导是机关人晋级升职的首要前提。正如一位老领导总结的，要想政治上进步，首先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想当官就得装孙子，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尊敬的过度拓展，就演变为效忠。　　效忠上级，就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不讲原则，无论是非，死心踏地为某人卖命的奴才。对领导不正确的言行，不提醒，不辩驳，一味阿谀奉承；对领导的错误指令，不抵制，不坚持原则，反而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比如领导开车撞死人，司机或下属主动为领导担责坐牢，这类现象已屡见不鲜。　　媒体报道有个县级市，市委书记在一项建设工程中涉嫌受贿，纪检组审查了两个月，最后45万元的贿款全部由某局长包揽下来，没市委书记什么事儿。结案后局长被撤了职，开除公职，判刑坐牢。局长老婆心里气不过，几次三番跑上级部门，要澄清自个儿老公只拿了12万元，书记大人这才被“双规”。　　似这等自我牺牲精神，不就是效忠么？效忠者要么是图回报，要么是报恩。如今个别领导的秘书、司机，早已不是领导工作上的助手和工作人员，而衍生为领导的家奴。不但领导本人吃喝拉撒睡要管，领导的家眷要管，领导七大姑八大姨子的事情也要管，还要为领导的贪赃、徇私、包养情人打掩护。当然，抱着领导这棵大树，秘书的回报也是可观的，自然比其它人升迁快，官位好。自己今天当好“家奴”，明天就会有人给自己当“家奴”，这本账“家奴”们是能掰得清呢。　　效忠领导的人一般都是投靠门庭，把自个儿与领导绑在一条战船上，甘作领导可以任意趋使的走狗，与领导一荣俱荣，一损共损。领导发了话，无论对错，都是圣旨，不讲任何条件地执行。其他领导的话，不管你是什么官，多大的官，都不好使。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练兵，慈禧太后来视察，官兵们大喊：我们的衣服是大清赐的，我们的粮食是大清给的，我们的枪支是大清发的，誓死效忠大清！慈禧太后走了，官兵们马上改了口号：我们只认袁大帅，誓死效忠袁大帅！ 　　效忠领导是要依附终身的，不管领导在台上风光时，还是走背运下台后，你都要一忠到底。　　有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当“班长”独断专行，做了许多令其他常委们不高兴的事，最后被告倒走人，调往地级市任了个闲差。为了挽回书记灰溜溜走麦城的面子，一帮效忠的奴才们连夜策划了一个大场面。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从市委大楼到高速公路入口，路两边挂满了鲜红的标语：“某某书记为我市经济社会腾飞做出重大贡献！”、“对某某书记为我市所作和无私奉献表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衷心祝愿某某书记在新的岗位工作顺利、身体安康、再创佳绩！”等等，为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大唱赞曲。肉麻的标语口号令围观的干部群众眼皮子直跳，有位人大代表实在看不下去，不客气地将标语一条条扯下来，把一堆红布条抱到市委市政府，质问这些龌龊手段是哪些人干的。市委市政府查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人敢承认。　　这种发嗲式的效忠，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些担任过要职的领导，即使下台后，也能左右一个地方的政局。因为他身边仍然有一帮死心塌地跟他跑的官员，这些人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如今都已经在重要岗位上发号使令，并对他效忠，由此在当地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圈”。新任的外地领导，要想在位置上坐稳，也要看他这个前任的脸色。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问您身边的领导干部有自己的“小圈子”吗？85.04％的受访者选择“有，相当普遍”。当问到如果您是一位领导干部，您是否也会搞自己的“小圈子”时，却有55.58％的受访者选择“会”。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小圈子”？因为，一旦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就有了一帮俯首贴耳的效忠者，任自己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我行我素。为什么下级渴望能进入上级领导的“小圈子”？因为进入领导“小圈子”，就有了“庇护伞”，贴上了“护身符”，提拔重用受益无穷，即使违规违纪出了问题，也有靠山给兜着。　　效忠是把命运托付给了某个领导，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押宝，或是下赌注。领导一旦位置变动，可能这一宝就押丢了，因为新官不用旧人，基本上是官场的规律。不过手掌大权的领导，对效忠自己的人，总会在离开原岗位之前，把该办的事办完。即使领导在人走之前没给你回报，也会在以后替你说话，不会舍得丢掉卖命的奴才。　　小D在某厅担任副处长，与厅长的关系很“贴”。厅长在调走之前没来得及给小D扶正。新任厅长来了后对小D不感冒，得不到重用。小D通过老厅长给新厅长做工作，三番五次不见效果。最后老厅长对小D说，别给那家伙费口舌了，干脆调到我这里来吧，先平调，三个月之内扶正当处长。小D按老厅长说得办，结果如愿以偿。　　所以这个赌注一般是胜多败少，还是值得投资的。当然，如果你依附的领导翻了船，你也会跟着倒霉。领导犯了案，秘书和司机经常被牵连，因为领导办得那些肮脏事，身边的司机秘书都沾过手，无怨无悔地为领导谋过计、卖过命。　　效忠领导并不是每个机关干部都能做的事，因为只有少数人能接近领导，有机会进入领导的小圈子。多数人只能在外围徘徊，效忠无门，只好在仕途上走平常路，不过升迁的速度很慢。　　在我国政权组织机构内，由于权力运作缺少制衡机制，用人制度缺少科学规范，人身依附成为党政机关一个鲜明特色。只要有机会，多数机关干部都会毫不犹豫地踏上这条前程光明的捷径。(《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不过，人身依附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的。请看第十七篇：人身依附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七　　第十七篇：人身依附　　很欣赏百度百科对“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释：“指上级决定下属的前程命运，下属则把个人前程命运寄托在上级身上的一种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荡然无存，不少个“贾桂”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　　贾桂是明朝大太监刘瑾手下的小太监。毛zd《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这个太监时说：“有些人做奴才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不幸的是，在中国党政机关里，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贾桂低眉顺眼的丑态。别看公务员在社会上很风光，可在上司面前，个个都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上级表达对某一事物的评价，无论有道理没道理，下级都点头称颂，还要违心地夸赞一番；上级讲一段趣闻，下级就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尽管早已听得耳朵生茧；上级批评明显是错的，却不敢去争辩，只好逆来顺受。　　经常可见这样的场景：某领导讲一个老掉牙的段子，周围一圈下属个个心知肚明，却装出一副闻所未闻的姿态，睁大眼睛敛声屏气，直待领导把陈词滥调说完，刹那间迸发出轰堂大笑。为了酝酿领导那短暂的快慰感，大家都甘愿扮演自欺欺人的角色。　　为何要自欺欺人？人身依附使然。尽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若干年了，但我国党政机关良性的用人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管人用人仍然是个别人说了算，个别人就是你的上级领导。一个干部如果有“想法”，求进步，就得恭恭敬敬、附首贴耳，让领导感到放心可用，才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果对领导不理睬、不捧场、不买账，间或挑挑领导的毛病，顶撞顶撞领导，让领导感到讨厌、可恶甚至可怕，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你。再时不时给你穿只小鞋让你难受，何苦来着，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这样做。　　既然把个人的前程和命运托付给领导，就如同签下一张卖身契，全靠上级领导施恩惠、发慈悲了。　　想上进就得讨好上级，不求上进是不是可以不甩领导那一套呢？这也不行。　　有一位工商部门的中层，年龄也不小了，资格也不浅了，按他的话说“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了”，但仍然不敢慢待领导，在比他小十多岁的上级面前笑容可掬，小心翼翼，亦步亦趋。有朋友劝他该吃老本了，何苦低三下四装孙子。他说道：要论我这把年纪，倚老卖老装装大爷，谁也把我没办法。可任劳任怨一辈子，到老了反去和领导闹不快？咱不是那样的人，咱还要保持革命晚节唷——这是机关聪明人惯用的智慧托辞。不知情者也许认为他是贾桂式的“站惯了”，知情者却说，呸！哪个不晓得，他占着个肥差，油水大着呢，敢在领导跟前装大爷？试试看，立马把他撸下来一边待着。　　我们总是自豪华夏儿女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着实悠久，但在政治文明传承上却有重大缺憾。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长达几千年之久，君臣观念遗害无穷，民主意识彻底被湮灭。中国古代皇帝与大臣的普遍关系，成为中国历代官场的一个基本模式，给后世中国社会进步带来重大灾难。君臣之道使官吏们丧失人格尊严和独立意识，在一切为了王道的社会背景下，人身依附就成为普天下有识之士成才成功的重要途径。马克思针对我国清王朝的阶级关系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被看成父权的代表。”　　最近，欣赏了电视剧《东方》，有个情节十分有趣。在总统办公室里，美国总统杜鲁门与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谈论朝鲜战事。杜鲁门坐总统宝座，麦克阿瑟坐沙发。西方人的习惯，两人说着说着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屋里信步游走，走来走去，两人互换了位置，麦克阿瑟坐上总统宝座，杜鲁门坐到沙发上，仍然侃侃而谈。一位机要秘书在门口打报告，总统座位上的麦克阿瑟随口喊道“进来！”秘书走进办公室，欲将电文呈送总统座席上的麦克阿瑟，发现不对劲，这时杜鲁门连忙从沙发上站起身接了电文。麦克阿瑟不无歉意地对杜鲁门说“Sory,sory!”杜鲁门却说“没关系。”　　看了这一情节，触动很深。显然，导演设计这个细节，无非是塑造麦克阿瑟狂放不羁的形象。但我想，西方人的民主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即使是在总统面前，也无需阿谀逢迎，趋炎附势。这除了文化因素外，主要是制度设计的结果。相比之下，电视剧中的其它三位统帅——大陆上的毛zd，台湾的蒋介石，包括地处欧洲版图上苏联的斯大林，绝对不会出现上述情景，禁不住令人深思遐想。中国几千年的为政之道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在如此背景下，我辈奢谈什么民主平等自由，哪才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呢。　　在党政机关里，我们经常看到不讲人格尊严、可怜兮兮的细节。开会时，无论多少人参加会议，总是等参会的人全部落座后，主要领导才缓缓登台亮相，大家认为这很正常；就餐时，主要领导一定得坐在圆桌对门的中央位置，其他人都唯恐僭越；乘电梯时，职位低的必定让职位高的先上梯，并为此推来让去。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不自觉地养成奴卑的习性，从一点一滴做起生怕对上级有须臾的不尊不敬。机关干部们诚惶诚恐、不遗余力，共同呵护着庞大官僚体制的“官本位”机制。在机关人意识里，上级就是上帝，主宰着一节；下属就是奴才，专供领导趋使。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若问，不那样低三下四不行嘛？答曰：恐怕不好混日子。机关里确有这样的人，不亢不卑，我行我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领导对这样的人不待见，不喜欢，不重用。群众称这类人不合群，不识时务，不会来事，慢慢这个人就被边缘化了，成了弱势的孤家寡人。　　有位同学大学毕业后从政，没几年当上了领导的秘书。同学们都很看好他，说不出几年，肯定飞黄腾达。然而他秘书当了不到一年，就被领导换人了。坊间的传闻是，此人不懂规矩，领导外出活动，他走在领导前面抢领导镜头！领导讲话他抢领导的话头！这样的秘书当然不能用啦。询问这位同窗，他大倒苦水，说姥姥的，咱就是一介书生，那些规矩咱学不来，学来了也做不了，做出来也不像。不干不知道，原来做秘书就是给领导当孙子呀。 　听过一个人才成长的传奇故事。某君原是机关食堂的一名厨师，临时工，人称“谢厨子”，当时也就二十出头。若干年后，此人不但转了正、提了干，而且官做到省直机关副厅级实职。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史，谢厨子感慨万千。众人只看到他今日的辉煌，很少有人了解他经历了多少坎坷磨难。　　知情者说，谢厨子早年在食堂当临时工时，就傍上了一位“贵人”。那个年代干部都吃食堂，一来二去谢厨子就与“贵人”拉呱熟了。此后二十多年里，谢厨子成为“贵人”的忠实追随者，死心塌地为之尽忠尽孝。干部不再吃食堂后，他就转移到“贵人”家中搞服务，买菜做饭洗衣倒垃圾打煤球修电器医院陪护什么都干过，且做得一丝不苟，尽心尽职。　　“贵人”一大家子男女老幼整天“小谢、小谢”地呼来唤去，甚至颐指气使，他从来无怨无悔。“贵人”家中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还剩多少，放在什么地方，他如数家珍，宛若这个家中的活字典、活地图。他也受过不少屈辱，几次被“贵人”家属赶出门外，却矢志不移。有一次给小外孙喂错了药，2岁的小孩子拉了一天的肚子，他被告诫再也不要登门了。谢厨子怀着万分悔恨和愧疚，在“贵人”家门口站了整整一夜。　　另一次谢厨子给贵夫人介绍保险，被骗走十万元，谢厨子发了疯地四处追讨，并发动家属亲友一起上阵，两个月以后终于将骗子捉拿归案。他的敬业风范和奉献精神无人可比。随着“贵人”官越做越大，谢厨子也一步步荣升。如今，他完全有理由自豪地说，本人的成长是白手起家，全靠自己契而不舍打拼天下。半辈子做小人，今天也该做回大爷了。　　机关里搞人身依附莫过于领导的秘书、司机。秘书和司机在领导眼里俨然是自己的亲信，甚至被看作个人的私人财产。一些身居较高职位的领导干部，升迁和调离时，总要把自己的秘书和司机带走。而新上任的领导，总是不用前任的秘书和司机，必要更新换代。领导身边的秘书和司机，则更把自己当做领导个人的忠实信徒，遵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条。　　有位县长因“贪腐窝案”牵涉到自己，闻风而跳。专案组四处追拿，费尽周折，两个月后，最终在县长司机的农村老家找到这名犯案的县长。　　机关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设想一下，若是私下里让这些忠实信徒在“党”和他们的“主子”之间二者必选其一时，我想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因为“党”离他们很远，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主子”却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秘书对领导搞人身依附，为害党的事业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秘书陈健、副市长黄超与秘书何世平，以及程维高、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等人均与秘书搞“人身依附”，从而共同走向犯罪道路。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用人不公。有的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大搞“公权私恩”，便有那么一些人不屑竭智尽力去工作，而专营关系之道，千方百计寻找靠山。这些人在领导面前惟马首是瞻，不仅阿谀奉承、献媚取宠，大搞感情投资，而且送钱送物送女人，只要能投靠上“主子”，寻找到靠山，便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篇网文《人身依附关系透视》说，权力追求者的上级和下级，从贪婪个人私利出发，把正常的工作关系，改变为互相勾结、互傍互依、互相利用的关系。下级对上级一忠二顺，上级对下级一亲二信。相互间共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下级甘为上级鹰犬，为其当“哨兵”，搞“情报”，牟利益，拉关系，丰羽翼，扩势力，无功颂德，有过粉饰；上级为下级撑大伞，遮荫凉，当后台，做靠山，开辟权力场，无功厚禄，有过庇护。此文可谓分析精辟，入木三分。　　若要骂那些投机钻营、寻求靠山的人个个品质低劣、心术不正，也有失公允。火车站售票窗口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大家都在排队购票，来了两三个人不排队拥到窗口购票得手，有序的队形立刻就会解体，化作一堆拥挤杂乱的人头攒动。规范的制度是建立在良好的体制之上的，如果体制有缺陷，制度就难免有破绽，甚至形同虚设。而有破绽的制度，恰恰为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提供了大好的机遇。对于多数心术端正的人来说，如果不去费尽心机寻求靠山，就只有坐“冷板凳”，被边缘化，年年望穿秋水。于是大家便群起效仿。　　如此恶性机制，让人说什么好呢？　　人身依附造成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独断专行。在不少地方，“班长”一言堂已成自然法则，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凭着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断。而正是掌权者的独断专行，反过来进一步助推了机关人崇上媚上心理，加剧了机关干部的人身依附趋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不从干部制度上革故鼎新，要想走出这个无形的怪圈，很难。(《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人身依附关系的日常表现，形成这样一个互动关系，一边是依附者不遗余力地“捧”，另一边是被依附者爱才惜才地“宠”，许多事情都坏在这种恶性互动之中。　　请看第十八篇：机关里的“捧”与“宠”。 2013-11-15 11:23:3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2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八　　第十八篇：机关里的“捧”与“宠”　　曾经有社会上的群众问，机关里的大官好当呀，还是小官好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官的人事管理工作，要比小官的人事管理工作好做得多。比如，一位省长下达的指令，市长厅长们会奉为圭臬，起码表面上不会有反对意见。相比，一位副乡长吩咐的事情，乡干部不一定当回事，或许还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是公开挑战。　　中国的党政机关，越是上层机关，唯上意识越浓厚，下级把上级领导敬若神明，把领导的话奉为圭臬，即便是领导随便说的一句话，下属也尊为圣旨。比如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有个市计划组织全市处以上干部，每期一周时间，分四期集中学习培训。期间省委书记来这个市视察，听说这个市的干部培训计划后，说了句，学习肯定要学的，但也不一定用这么长时间。听了省委书记这句话，该市的四期培训，只举办了一期，就全部停了。　　近年来，这种唯上作风愈演愈烈，升华为对上级领导大行吹捧之风：溢美之辞不厌其多，奉承之语不嫌其烦。　　“捧”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看看各路“高手”都有哪些伎俩。　　其一，顺着领导的话讲，不与领导打岔子。领导都喜欢别人的肯定和夸赞，谁也不喜欢别人否定自己。平时，领导下达指令当然不可违逆，全单照收；与领导研究工作，当领导征求自己意见时，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一旦领导对自己意见表示不认同，当立即自我否定，切不可固执己见。当然，明智的领导分得清是非曲直，你完全可以畅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贡献一下你的聪明才智，领导对正确的意见是会采纳的；若遇上见解不高却又自以为是的领导，你就不要自作聪明，搞什么犯颜直谏，据理力争，那才是冒傻气。　　某单位有一个资历不浅的老同志，凡事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原先的领导是个好脾气，对他发表的见解比较宽容，有时在会上还主动提出让他谈谈个人看法。后来换了个领导，是位个性特强的主儿，自己形成的思路，不容他人置喙。那老同志仍然不知深浅，遇事总要发表个人的高见，领导不理他那一套，他还要与领导理论个一二三。时间一长，领导十分讨厌他，说这人不知天高地厚，认死理，目中无人，不可救药，以后开会再不给他发言的机会，对他提的意见置之不理，搞得他灰灰溜溜的。　　其二，要察言观色，细心揣摸领导意图。“捧”的过程就是要以自己的无知反衬领导的聪慧，以自己的幼稚衬托领导的成熟，以自己的感情牺牲博得领导的心理享受。　　有个县要出一本书，书名叫“开拓历程”，是这些年该县经济腾飞发展的成绩汇编。宣传部长拿着书稿让县委书记审阅定夺。书记审视后问，“开拓历程”这四个字，在封面上用什么字体？宣传部长说，用魏碑吧，魏碑这字体美观。县委书记说，魏碑？过于活泛了些，不够庄重，不如用黑体字。宣传部长立马说，是的，黑体字显得大气磅薄，更适合展示我县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书记想了一会儿又说，黑体字虽然厚实，不过有些古板，是不是？宣传部长说可不是嘛，黑体呆板，缺少灵气，难以显示我县几年来体制创新锐气。书记仰着脸思索一番说，那用什么字体？用中宋？宣传部长马上跟进，说中宋好，中宋字体的特点是既有厚重感，又不失通变，严肃活泼两者兼而有之。书记却摇了摇脑袋说道，也不理想，那个字体笔划稍显细瘦，给人感觉轻飘，不理想。　　宣传部长跟不上书记的思路变化，就转了话题，说书记你对书法研究得很深，对各种字体的特点了如指掌，就你的学问，我看全县没人能比得上，倒不如你来挥毫题字，书名就用你的墨宝吧。书记说，呵，我可不敢献丑，全县那么多书法名人，我的字哪能拿出手来……要不还用魏碑？魏碑这种字体倒显得洒脱。宣传部长诚服地点点头，说魏碑这字体确实洒脱，那就用魏碑吧。　　呵呵，看看这段黑色幽默，让人说什么好呢？　　上述对话场景在时下机关里很有现实代表性，一点也不夸张。行文至此，让我想起波兰女作家斯特法妮亚?格罗津斯卡的一篇著名讽刺小说。这是一篇精短小说，不足200字，不妨全文录入，与大家奇文共赏。　　《文艺评论家和部长》　　“你看斯普罗塔新创作的小说怎么样？”部长问道。　　评论家回答说：“部长，我认为他创作的小说是好的。”　　部长摇了摇头。　　“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好的。”评论家赶忙更正。　　部长摇头。　　“我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咖啡馆里那些为数很少的庸俗的知识分子。”　　部长摇头。　　“确切地说，就是针对那些没有鉴赏力的人。刚才我没表达清楚。”　　部长摇头。　　“总的来说，部长先生，这是一部坏小说。”　　部长又摇头。　　“当然，也不能全部否定。”　　部长摇摇头说：　　“这衣领真别扭。”　　这真是篇精美绝伦的讽刺作品。　　看来揣摸领导意图，前苏联是我们的祖师爷。　　其三，对于领导的一言一行，不是给予一般性的赞赏，而是要给予夸张性的颂扬。领导讲工作思路，下属就心悦诚服地说，还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这个思路很科学也很有创意，肯定能打开了工作局面；领导谈工作方法，下属就崇敬佩服地说，还是领导经验丰富办法多，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够我们学习一辈子哩；领导分析时事政治，论述国内外大事，下属虔诚地洗耳恭听并且听得津津有味，像在听大师论道，机会难得；领导就是在饭桌上讲个黄段子，这笑话你几年前就已听过，也要装出一副闻所未闻的样子仔细聆听，并切记领导在甩出包袱时忍俊不禁、放声爆笑。正像朱时茂、陈佩斯小品《主角与陪角》中的台词：　　——我还没开枪你怎么就倒下了？　　——那不是表示你枪法准嘛！下属对上级的一味顺从和变着法地热捧，并不是因为下级比上级智商低、水平次，相反，恰恰透着下级的精明和老到。　　比如单位里要确定一名先进名额人选，局长问办公室主任：张主任，今年省厅给了一个省先进名额，你看给那个科好呢？作为办公室主任，要是不发表意见，显得没有主见。张主任就说了，如果从工作成绩来看，应该给计划科，计划科今年做了几个大项目，均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受到市领导点名表扬。局长思考了一下说：倒是。不过法制科在行业法制建设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经验在全省法制工作研讨会上，代表我局作了典型发言，为咱们局捧回一个大奖牌呢。张主任赶忙说，是呀，法制科为咱们局争了光，这个名额给法制科是名至实归。局长又说了，给了法制科，计划科会不会有想法呀？张主任忙说，也是的，计划科成绩也很显著，与法制科相比各有千秋——要是有两个名额就好了。这话是十足的废话，等于没说。不过这样就把问题推给了领导。　　局长经过反复权衡后说，我看就给法制科吧，法制工作一直是咱们局的薄弱环节，今年有了重大突破，应当鼓励；计划科工作虽然也很出色，但在土地工程预算项目中出现过一次差错，与法制科工作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张主任便说：局长说的对，计划科不但在工程预算中出过差错，平时科里几个人还闹矛盾，五个人有三人不团结，工作中经常发生争吵，给全局造成不良影响。局长接过话头说道：小刘这个科长毕竟年轻呀，担当计划科长显得嫩了些，还要好好历练历练咧。……话就这样说下去，原本是要给计划科奖赏的，渐渐倒变成对计划科的批评了。办公室主任尽管一味顺着局长的口气投其所好地讲话，心里却明镜似的，什么成绩呀差错呀，还不是局长想推举法制科的科长，这小子的爹是市人大的一位领导，说不定幕后人家有什么交易呢。反正决定权在你手中，局长大人你爱谁谁吧。　　既然这种“捧”带着下属的几分狡黠，是真捧还是假捧，只有捧的人心里清楚。嘴上把领导夸成一朵花，心里却骂领导狗屁不是大有人在。许多人不过是用甜言蜜语糊弄领导，仿佛是太监哄皇帝一般，逗得伊人高兴罢了。　　有这么一件事，某人在外地任某市纪委书记，有一次穿了件鱼白色夹克衫回家，妻子见了后说，你怎么穿这么件衣服？他反问道，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妻子说，你脸黑，不适宜穿白衣服，这样衬托得你脸更黑了，真像个黑脸包拯。这人啜起了牙花子，哟呵！你说的是真是假？机关里许多人都说我穿这件衣服好看，既高雅又精神，怎么到你眼里就不中看啦？妻子丢了个白眼，鼻子哼道：你在那地方当领导，听的全是奉承话，有谁会说你脸黑皮肤粗，六个指头也要夸成巧手哩，全都在懵你——不信你自个儿照照镜子，看你脸黑不？他便去照镜子，果然发现穿白衣服脸显得更黑。骂道：这帮东西，全都来糊弄我！　　人的本性喜欢观美景、听美言、品美味。受捧的领导自然高兴受用，如同生活在鲜花丛中，人人大唱赞歌，处处莺啼燕舞，好不自在快活。有位处长提升为副厅长后，一帮同学给他祝贺，问他当了副厅长的感受如何，这位副厅长毫不掩饰地说：“嗨，以前给别人抬轿子，现在别人给我抬轿子，当领导的感受两个字，真爽！”　　不分是非地对领导一味地“捧”，很容量让领导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助长了一些领导乱表态、瞎指挥的行为。　　有位市委副书记到一个乡里视察工作，看到当地一个村庄种植了不少胡核桃树，就问农民胡核桃树几年能挂果，预计收成如何。农民回答的都是一些估计的数字，况且树苗刚裁下一年，待成果时还不知市场行情怎样，销路也是个未知数。这位副书记没在农业战线工作过，对农业生产基本是个外行，却想当然地脱口便说，目前农业结构调整，就是要敢闯新路子，这个村大面积裁种胡核桃是个好经验，要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随行的县农经站站长是个内行，插言道：胡核桃这种果树耐旱，但不耐湿热，咱这儿的土壤并不适合核桃树的生长发育，怕到时成不了材。说这话就是打领导的岔子，驳领导的面子。陪同的县、乡两级领导赶快给书记补台，这个说咱县里气候湿度不大呀，全县的玉米、白薯不都是耐旱作物嘛？那个说五十年代时咱县西马岭有一大片野核桃树，种植胡核桃应该没问题。说这些话的人自个儿心里也没底，却要不顾一切地“捧”书记。　　果然，副书记刚阴下的脸上绽放出可爱的笑容，继续围绕农业结构调整高谈阔论开来，倒把那位农经站站长弄了个没趣。当晚市、县电视台就播出了这条新闻，遵照副书记的指示，要在这个县大力推广胡核桃云云。不过好在该县还没有来得有推广胡核桃，那个村里的胡核桃，第二年因为长势萎缩就全部改种别的农作物了。 　　不仅是下级捧上级，平级的官员之间也相互捧。机关里偶尔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领导之间相互提意见，也是首先足足地肯定一番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再从工作上提点希望呀、建议呀。如果真要提意见，就得十分审慎，思来想去，提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诸如“某某心直口快，讲话不太注意方式”、“某某工作中有急躁情绪”等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毛病，甚至出现“某某工作起来不注意休息和身体”的可爱“缺点”，从来不敢真正涉及思想上、纪律上和作风上的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改为“表扬与自我表扬”了。　　这让我想起古代言官制度。中国古代设立言官，就是专司对百官挑毛病、提意见的。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在朝堂上，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和权倾一时的官员，不畏权贵，直言敢谏甚至以死抗争，公开进行面对面斗争，其气节和精神实在可佳。那像如今许多官员唯唯喏喏、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当面甜言蜜语，阿谀奉承，背后嘀嘀咕咕，恶人告状。　　古代言官不仅拥有弹劾一切官吏的职责，而且拥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何谓风闻奏事？就是道听途说的事都可以上奏弹劾，不必有真凭实据。毛zd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言官们不必调查就有发言权。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许多糟粕，但也有不少制度建设是值得我们汲取借鉴的。　　说过了“捧”，咱们再来说“宠”。　　宠信和宠爱身边人，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身边有三种吃香的人：宦官、宠臣和外戚。在当代中国机关里，领导身边也有三种吃香的人：第一是能干工作的人，第二是会给领导办事的人，第三是与领导有特殊关系的人。需要指出的是，能干工作的人与会给领导办事的人，是两类不同的人群。前者是能为单位建功立业、为领导创造政绩的人，也即古代所谓能臣干吏和冲锋陷阵的武将；后者是能办领导想办的事，处理领导棘手的事，而这些事情大多是领导个人的私事。至于第三种人，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宠的形式，大致也有三种，偏爱、偏信和偏决策。　　偏爱。领导感觉这人听话、脑瓜子活，用得顺手，办事放心，有什么重要事情喜欢交给他，外出喜欢带着他，有点小毛病领导迁就他，犯了大错误领导护着他。他在领导面前可以说点出格的话，办点出格的事，领导不会怪罪他。遇到加官晋爵的机会，领导心里首先想着他，这就是偏爱。　　有一个厅，厅长安排工作时，经常跳过分管副厅长直接吩咐某业务处处长。时间久了，副厅长们意见很大，就向上级反映。上级领导问这位厅长，你工作上隔山跳海，是副职们不配合？还是不称职？厅长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轻轻地笑了，说都不是，只是用处长用顺手了，没意识到，就这么简单。　　偏信。同样一个问题，A向领导反映，领导不相信；B向领导反映，领导相信了。同样的建议，A向领导提出来，领导不置可否；B向领导提出来，领导立刻采纳。　　我们还是来讲一些活的素材吧。某单位里有两个同事，小米和小齐，因为办公桌位置摆放发生争执，进而动起手来，双方都有点挂彩。事后两人都说是对方先动的手。领导让在场的小区作证，小区说确实是小米先动的手。领导说：不可能！小米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嘛，一定是小齐先动手，不然小米是不会与人打架的。小区只好说，那就是我没看清楚。　　偏决策。领导人的决策，总是排除不了个人感情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决策，就连毛zd这样的伟人，不是也有人撰文认为，抗美援朝和“文革”这么大的举动，是在受感情支配的情况下决策的吗。当然，个人感情影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有一个山区县，发现了铝矿，县里计划开采，并创办铝加工企业。管工业的副县长和矿产局局长一起考察后，向县长汇报。副县长和矿产局长意见相左，前者说此乃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国家对此把关很严格，不好审批。再说上这个项目，对我县的山水旅游资源会造成很大破坏，况且发现的这个铝矿储藏量不大，建议取消该项目。后者说，国家虽然限制铝矿开采和加工，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人家沿海都是遇到红灯绕道走，我们难道守着金山吃粗饭？开拓创业都是有风险的，光翻政策什么也做不成，建议先干起来再说。　　对这两种相反的意见，最后县长拍板说，矿业局长说得有道理，我们就先上马，再一步步跑审批。一年后，投资两个多亿的铝矿产业，被国家发改委紧急叫停，搞了个半拉子工程，劳民伤财。事后，那位副县长说，嗨！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和县长走得近，咱的话没人听。(《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党政机关里还有一种现象，某些特喜欢打着领导的旗号办个人的事。　　请看第十九篇：拉大旗作虎皮。 2013-11-15 11:25:06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3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十九　　第十九篇：拉大旗作虎皮　　打着他人的旗号，以达到个人目的，鲁迅先生称之为拉大旗作虎皮。借用某位领导的权势和声望去蒙骗人，突破法律、政策和制度界限办自己的事，是一些人拿手好戏。机关生活中，经常有人打着某某领导的旗号，以领导亲属、朋友、老乡、同事或身边工作人员的名义，向下级单位、地方部门索要财物、推销产品、承揽工程项目、干预人事安排等。　　有一年端午节，几个老乡聚餐，酒喝到兴奋处，觥筹交错。唯有一位蔫蔫地打不起精神，问及缘由，此人老爹在乡下开了个店，店里去年积压了2000多套凉枕出不了手，老爹天天给他诉苦，让他想办法。在座的有位说，这样吧，我给县里某领导打个电话试试。电话联系后，让第二天将凉枕送到一个乡政府。次日那人老爹去了，不料乡党委书记出乎意外地热情，2000多套凉枕当场付了货款，还送老爹一车山楂、板栗、小米和当地生产的水晶饼。　　有位大学老师为评正高职称，编写了一本《新西兰戏剧文学研究》，苦于没钱给出版社，便去找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的老同学。这位副主任给某市的宣传部长打电话，让推销一千册。宣传部长为难地说，要是政治类书籍还好，弄个外国戏剧文学发下去，怕有微词。副主任说，你们宣传部门不能光学政治，学戏剧也是你们业务嘛，怕什么风言风雨。宣传部长只好认了这壶酒钱，向出版社预支了3万多元的订金。那位大学老师不但出版了著作、评上了职称，还赚了一大笔稿费。　　扯大旗有小打小闹的，也有干大事业的。上世纪80年代，朋友在某机关当科长，那天，接待了个北京来客，呈上一封信，是北京一位老红军写的，意思是此人前去采购钢材，请给予关照云云。那位写信的老红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当地打过游击，名望很大。朋友向主任汇报了此事，主任看老红军面子，当即给那人批了两车皮计划内螺纹钢。当时钢材实行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与计划外差价很大，一些人通过关系搞到计划内钢材，转手按市场价出售，发了横财。那时没有信任危机，也不去调查核实，仅凭一封信，就让北京来客赚到第一桶金。　　此后北京来客一发不可收，今天已成为北京一家知名房地产大鳄，资产几十个亿。后来朋友与北京来客交往多了，才得知此人当时不过一无业游民，是通过在老红军家当厨子哥哥求得那封信的，其实与老红军并不相识。当然那人对我朋友也不薄，每次要钢材都送上不菲的好处。　　话说有位县委书记，被列入第三梯队，如果顺利的话，将提升为副市长。但竞争对手多，保险系数不大。身边有人出主意，说本县有个农民，在中央某位首长家做保姆，也有七八个年头了，看这个关系能否用得上？书记一了解，果不其然，遂上了心。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紧锣密鼓地工作，终于求得首长夫人给省领导一个电话，也就两句话，“审查一下那人有没有问题，看能不能用。”此事便大功告成。　　大旗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半真半假的。　　《中国新闻网》报道，2011年，4名犯罪嫌疑人假冒国务院新农村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谎称能让唐某当上广西新农村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正厅级），上演了一幕闹剧，诈骗唐某30万元。　　《长沙晚报》报道，2010年湖南省醴陵市农机局党委书记叶长华谋求职务升迁，通过本局一送水工与徐某结识，徐某自称“与某市领导关系很好”，叶长华遂将8万元银行卡交给徐，用于行贿，被徐挥霍一空。　　《重庆晨报》报道，重庆某区干部刘成在2001年因一次事故被撤职，2004年下半年，刘成在北京出差，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赵某。赵某说自己父亲是某省老常委，自己以前是某省长秘书，后来下海经商，关系很广。一心想官复原职的刘成，把希望寄托在赵某身上，先后4次将9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某“疏通关系”，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许多骗子文化程度很低，他们的高明之处是看透了机关干部“唯上”、“媚上”、“贿上”的软肋，专在这些人的利令智昏处下套子。《太原日报》报道一个案子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山西省某机关一位领导突然接到管辖单位负责人的电话，说你让买书的款我已经让办公室给你打到账上了。这位领导十分惊讶，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向下属单位打招呼订什么学习资料呀。随后，又有类似情况反馈过来，这位领导在报案后方才得知，这纯粹是诈骗。 　　咱们的官员普遍把上级领导像神一样供奉，有求必应，不问缘由，巴不得将自己的心肝掏出来给领导吃，虔敬之态胜过清教徒。　　扯大旗半真半假者也有。全国牙防组是1988年经卫生部批准成立的牙病防治组织，该组织在国家卫生部这杆大旗下，以全国口腔权威机构自居，通过违规认证非法获取金额200多万元。　　又如中国市场调查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涉嫌冒用国家统计局的名义，给企业排名，发放牌匾证书，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因为这两家单位分别挂靠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打着这两大金字招牌，糊弄了不少企业。 　　再如“中华脊梁?十大杰出人物”评选，主办方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主办方要求参会者交纳 9800元，因涉嫌拿钱买奖被质疑。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说，经协会调查，关于“中华脊梁”颁奖活动的文件系伪造，协会没有见过这份文件，也没有在这份文件上盖过章。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说，网友曝光的红头文件，怀疑是个别员工挪用了其他单位的章，拼凑了这份文件。真假难辩，无人能说清楚。　　在机关工作的人，特别是一些官员，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来电话人打着国家某部委、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等名义，一开口就像老朋友似得亲热，“嗨！领导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呀，我们在什么会议上见过面呀，你把我忘了？”尔后是让你参加什么讲座、考察、研讨会活动，或者订购图书，买纪念品。这类电话多了，以至人们不敢接北京010区号的电话。如果你向相关部门核实，也确有这样的下属机构，不过都是些“草台班子”，雇佣一帮临时人员用来搞创收的。真假参半，你拿它没办法。　　由于拉大旗带来的显著效应，这种风气逐渐浸洇到机关人的日常生活中。热衷于用大旗包装自己，成为机关人某种生活方式。有人经常炫耀自己与某位领导一起进餐，有人喜欢夸耀自己与某领导的交谈内容，有人把上级领导的“墨宝”张贴在办公室张扬，有人将自己与上级领导合影照片悬挂在自家客厅卖弄，甚至有人将上级领导发给他的节日祝福短信展示给人看。凡此种种，均在借以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让人刮目相看，狐假虎威。　　扯大旗的人之所以越来越多，缘于有生存土壤。由于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对下级来说，有媚上取宠的需求；对上级来说，位高权重，手里掌控着许多社会资源，有形的、无形的影响无处不在，或出于私欲，或出于“仗义”，默许、放任甚至怂恿这种行为，打招呼、批条子、送人情，乐此不疲，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常德市水利局原局长、党组书记周栋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水利等项目中承揽业务，本人及其家属多次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国家经贸委市场流通司原司长许某，退居二线后，还爱管些“闲事”。许某明知请托人郭某欲倒卖进口燃油指标，仍找到流通司现任司长和具体审批燃油指标的处长等人说情，为请托人郭某追加进口燃油指标3万吨，郭某倒卖后获利300万元，许某收受好处费人民币70万元。此类案例，举不胜举。　　为扼杀这种恶劣风气，各地纷纷出台纪律。广西下发《关于严防冒用领导干部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通知》，号称“铁律”：凡借领导名义、打领导旗号，要求照顾、办私事、谋私利的，不管身份真假，都要坚决予以抵制，一律做到不见、不理、不办。否则，要严肃批评，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领导干部要树立正气、抵制歪风时说，要提高警惕、敢于揭穿打着领导的旗号找关系、走门子、搞项目的各种欺骗行为……　　试问，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合理而健全，领导干部自律而检点，拉大旗作虎皮的人还会有市场吗？(《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党政机关凡是有“能耐”的人，都会有个私人小圈子。有了这个小圈子，个人能量就大了。　　请看第二十篇：圈子与掮客。 2013-11-15 11:29:5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4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　　第二十篇：圈子与掮客　　机关人社交圈子里“往来无白丁”，结交的尽是“上流社会”。只要在机关混个三年五载，身边就会生长出一个小圈子。随着资历积累、职务升迁，小圈子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构成了所谓的“关系网”。在这张网内，人人都具有较强的办事能力。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是亲戚的困难事还是朋友的麻烦事，拿到圈子内来解决，就会容易的多。　　机关人碰到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大脑会产生条件反射，立刻启动搜索引擎，对自己的小圈子进行扫描。首先选择最直接的关系，进行电话联系；如果在圈子中搜索不到直接管事的人，就通过间接关系搭桥。有了这个锐利武器，大部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党政机关里，化解问题的难易程度并不一定取决于官职大小，而取决于自身的关系网大小。圈子越大，破解难题的几率越高。常言说，县官不如现管，一些“冷部门”的将帅有求于“热部门”的小卒，也是常有的事。这正应了民间那句话，“没有走不着的路，没有用不着的人”。　　不但办私事要用“关系”，有时办公务也得动用“关系”。衙门众多，小鬼难缠，领导安排你到某单位联系工作，你关系不熟，说不定对方就给你个冷脸；若是人脉熟络，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甚至骂骂咧咧就把事办了。所以机关对外交往若遇到难办的事，都是让老同志上阵，再不行领导出马。　　机关人无论大官小吏，都会认真经营自己的小圈子。经营小圈子有各种渠道：同事、同乡、邻居、部队战友、插队知青、学生时代同学、大学期间同班同学、不同班但同系或不同系但同届的校友、各类党校干校培训班同学、原单位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一起被上级机关临时抽调帮助工作的写作班子或活动小组、一起下乡调研或外出考察时的队友、一个饭桌上喝过酒猜过拳的酒友等等，都可收入个人小圈子。有一篇网文说得更刻薄，叫“一块吃过糠的，一块下过乡的，一块扛过枪的，一块收过赃的，一块嫖过娼的。”现如今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人脉资源”，把人事关系比作人体纵横交错的脉络，十分形象传神。　　机关人一起闲聊，谈到某单位某人，在座的有人应声道，噢，你们说的那个谁呀，他是我朋友，我们关系很好，前年他的什么事，还托我帮忙来着。或者说，我与那谁谁经常在一起聚，关系好着呢。说这话的人就显得面子宽，有能耐。　　看一个人拥有的人脉质量，不仅仅看他小圈子里人数多寡，重要的是结交朋友的多样性。有人举了个例子，说把你收藏的名片拿出来分类，以不同的职业或官职分类，以十张为一类，如果能够分成八类以上，表示你的社会关系比较成熟，人脉资源算作雄厚。有的人也许身边的朋友很多，但多数是自己行业内的，或者只是同自己一样社会地位不高的酒友、牌友，甚至有些还不如自己，此人所拥有的人脉资源就很有限。　　比如有个机关干部，从农村老家来的人隔三差五到单位找他，不是托人打离婚官司，就是宅基地被邻居侵占要上访，婆婆妈妈的麻烦事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此多的穷亲戚啰嗦事，很让人讨厌，但他一点也不嫌麻烦，通过帮乡下人打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经常与各类权力部门联络交往，时间长了，此人变成为“部门通”，走进这些个部门，到处与人握手、寒暄、打招呼，那些受过贿、吃过请的官吏，个个成为他的关系资源。　　构建高质量的小圈子，重在结交朋友的广泛性。如果长期混迹于同一类别的朋友圈子中，就存在弊端。一是你获得的信息缺乏新鲜度，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你也熟知，信息得不到增长和更新；二是交友的范围会越来越小，没有机会结交新朋友。有些所谓的文人，身边结交的朋友，不是写诗歌的，就是搞散文的。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主人公清一色文人骚客，内容不外乎这些舞文弄墨者的小资生活和小资心理，远离大众社会生活，可见其生活空间和视野的狭隘。这样的作品不受广大读者喜爱，难怪文学的没落。　　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关系贴切的小圈子，成员也许是同乡、同学，也许是被自己提携过的老部下，也许是缘于共同利益结成的同盟，也许是在矛盾斗争中缔结的“死党”。 这些“铁哥们”经常聚会小酌、互通情报、交流信息、密谈策划、相互援手。有位地方大员犯了事判了刑，出狱后身边仍有一帮人天天活跃在他周围，还有人出资注册了个房地产公司给他经营。　　构筑小圈子，为人要善辞令，不怯场，脸皮厚。热心交友，就得在社交场合勇于主动出击，积极捕捉结交对象。有些人这方面天赋很高，一见人就留名片，要电话，善于挖掘有用的社会资源，通过海侃把本来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链接上。遇到对方有事相求，还要想方设法给人行方便、打关节，这关系才能巩固下来。倘若嫌麻烦、怕找事、图清静，关系就自然中断。　　小圈子需要不断巩固。不间断地交往是保持小圈子生命力的源泉。社交场合萍水相逢，大多是逢场作戏，时过境迁，一般就把对方甩到脑后了。有心人不这样，他会逢年过节给对方发个短信，写个贺年卡，送张挂历。对于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隔三差五打个电话，相邀聚一聚，聊聊时政和家常，小圈子才不至于解体。　　小圈子需要充分利用。毫不吝惜地发挥小圈子的作用，才能保持小圈子的生命活力。不少人有个误解，怕给朋友找麻烦。触不知，麻烦是关系润滑剂。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汽车越跑越顺手，关系越用越热贴。朋友A托你办事，你找朋友B帮忙。事儿办成了，朋友A自然承你的情，朋友B从中得到好处费，心里也美滋滋的。你在中间落了两头人情，真是刀切豆腐——两面沾光。如今那有托人办事不花钱的，说不定你也从中得到了好处费，这只有天知道。一件事栓住了俩朋友，这样的麻烦事何乐而不为？　　有这么一位机关干部，曾经由于经济问题被检察院审查过，后因查无实证未予立案追究。两年后，有同学找到这位干部，说儿子参加检察院干警招考，笔试过关了，面试前想在检察院找个关系做点工作，增加录取的筹码。这位干部对同学说，我在检察院里可没关系，只认识那年审查过我的人，叫张某某，审了我十多天，算是熟人，你让我怎么有脸去找他？同学说，如今是病急乱投医，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试试吧。这干部顶不住同学死磨烂缠，硬着头皮给张某某打了电话，不料对方十分热情，一口应承。后来虽然事情没成，可一来二去，这干部与张检察官交上了朋友，成为他小圈子里的一员。可见交朋友就得脸皮厚。 　　机关里有一些人，结交广泛，身边有十多个小圈子，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关系。单位里有人遇到麻烦事，其他人会说，找咱单位某某，他熟人多，路子广，找他准成。这些人也热心为他人牵线搭桥，既落了人情，还从中得了实惠，自个儿的小圈子越滚越大，被大伙称为能使动风的人。　　发展到后来，这类人就成了官场掮客，帮人穿针引线，请客吃饭，行贿攻关。替人解决难题，化解风险，该办的事办了，不该办的事也办了。这类掮客有一般干部，也有领导干部，他们凭借党政机关得天独厚的身份、地位和手中权力，热衷于替人说情攻关，帮人代办各类违反政策、违反规定甚至触犯党纪国法的事情，从中获取报酬，捞取“佣金”。或者干脆截获委托人的行贿款私吞。　　这些人都是大忙人，在办公室时，找他们的电话最多，办公电话经常被他们占线，外面电话打不进来；一旦他们放下电话，就夹起文件包匆忙外出攻关了。他们也很累，整天泡在酒桌饭局之中，是“酒精”考验过的人；他们讲信义，很投入，事没办成一般不收礼金，收了也要退还；他们名义上是替人帮忙，实质上做掮客已然成为其第二职业，收入颇丰，很有成就感，忙得不亦乐乎。　　笔者有个机关朋友，2008年他被派到农村搞村委换届，住在一个叫小胡杨的村庄。他任村委换届工作组组长。说是工作组，不过就两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派去的小邢。这小邢在单位是个副科长，人年轻很精神。驻村头几天，小邢打水扫地，跑前跑后。朋友觉得很幸运，配了一个勤快又懂事的助手。可没几天，小邢就请假要回市里办事。开始吧，朋友想，谁没点事儿，就准了假。谁知从此一发不可收，小邢三天两头请假，一走就是两三天才回来，有时整个一周难得见他。就是他在村子里住，也是手机不停地响，听电话里谈的事儿，有孩子上学托他择校的，有老人看病托他找大夫的，有军转干部分配要他找关系的。　　有一次，村里正研究召开村民大会有关事宜，三四条汉子竟找到村委会来，说是小邢老家来的乡邻，运货卡车在城里被交警扣了。小邢撂下一摊子事儿，二话没说火急火燎就跟他们走了。朋友批评小邢，说你天天这样可不行呀，工作组就咱俩，你如果“公务”繁忙，就让单位换个人来，不能把一堆事都扔给我一人儿。小邢立马陪上笑脸说，不好意思，老兄多担戴，我这不也是为老百姓办事吗！然后小邢就请他吃饭，搁三差五给朋友送点烟酒什么的，搞得朋友哭笑不得。　　官场掮客经营手段就是穿针引线，其作用不可低估。曾有贪官交待思想时说，有三种钱不收：一是生人的钱不敢收，怕他事后乱讲、找事；二是办不了事的钱不收，担心找后账；三是上级和同级的钱不收，怕留把柄。这也是多数贪官的普遍原则，算是“贿也有道”吧。收受贿赂不但要冒党纪国法风险，而且负有道义上应尽的责任——收人钱财，替人办事。作为官员，对贿款既是人见人爱，却也是人见人怕，正所谓又想吃鱼又怕扎。贪官这种既爱又怕的心理，正好为机关掮客提供了用武之地。掮客作为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消除了贪官的戒备心理，完成了贿款的安全周转。　　官场掮客成为机关一些人的第二职业，帮人办大事，从中捞黑钱，其收入十分可观。有些掮客比较低调，特别是些年纪不大的干部，怕影响自己前程，暗中运作，不事张扬。有些已经“无所谓”的干部，包括机关司机、勤杂工，借机关的牌子，大事炫耀，到处夸口揽活，毫不收敛。为此也有引火烧身、锒铛入狱的。　　有句话叫“大圈子犯罪，小圈子作孽”。机关小圈子实为一害，各式各样的小圈子泛滥成灾，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冲击着国家的法律法规。得利的是少数善于钻营取巧的人，受害的是无权无钱安守本分的老百姓。机关掮客，是党政机关衍生出的一颗毒瘤。(《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党政机关里有一个为害甚烈的小圈子，成员全是组织上培养的后备干部。　　请看第二十一篇：“黄埔”同学。 2013-11-15 11:30:15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5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一　　第二十一篇：“黄埔”同学　　党校干部培训是党的光荣传统，在战争年代曾经为我党干部队伍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３日，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是后来中央党校的前身。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建国后，各地纷纷仿效建立了地方党校，目前我国成建制的地方党校已建立到县级，有专门的师资和场所供干部培训。可是现在党校的干部培训已经逐步异化为一个怪胎，成为干部之间建立关系网的交友基地。　　这并不是说党校培训自身存在什么方向性的错误，其实各地党校无论是教员还是所授课程，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统天下，较之社会上高等院校教授和讲师，党校教员要正统的多，很少有出格的言论。所授内容也基本是党的声音和中央精神，在向干部队伍传播党的思想路线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曲折历程，中央每一次重大思想发展和重大理论创新，每一次重大路线调整和重大政策出台，都是通过各级党校培训，贯彻到庞大的干部队伍之中的。在30多年的历程中，党校培训功不可没。　　然而，目前干部队伍知与行发生严重脱节，导致思想教育、理论培训与干部的实际行动成为“两张皮”，使党的理论很难灌输到各级干部头脑之中。如今我们的干部人人都有两套智库，一套是从上级文件和理论书籍中得来的，另一套是从现实得来的。前一套是用来讲话和写公文的，后一套是用来处事的。有位离休老干部说：“我看现在的干部不是缺少理论，而是缺少信念。”可谓一语中的。　　目前党校干部培训，分为主题班和专题培训班。主题班包括中青年后备干部班、省部级班、地厅级班、县处级班、乡科级班等几个类型。干部们对参加党校培训能学到多少知识并不报什么期望，而热衷于在党校结朋交友，发展人脉关系。由于参加党校培训可以“结交权贵”，使得许多干部对参加党校培训兴致勃勃。同时，每个培训班在学习期间都要组织一次到外地参观考察活动，这种类似于公款旅游的出行，也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参加党校培训的积极性，许多人趋之若鹜。　　笔者对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的培训毕竟了解有限，不敢妄言。地方各级党校干部培训已经变味是不争的事实。有位上过党校的领导总结了两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如今党校培训的现实：“交一帮朋友喝一肚酒，打好关系路好走”。党校培训期间结交的均为大大小小的官吏，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是个不用投资便收益不菲的机会，因此机关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争相要上党校。党校培训的诱惑力之强，以至个别单位在每年确定参加党校培训的人选时颇伤脑筋。符合条件却未被选中的干部会找领导理论，有的还找领导哭闹，或者闹情绪消极怠工。　　党校培训中，“中青年干部班”是所有主题班的核心班，因为这是培训各级后备干部。这个班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只有被组织部门列入培养使用计划的后备干部，才有资格参加。组织部门有明文规定，未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不能直接提拔到领导岗位。现实中，凡参加过这个班的，十之八九都会得到提拔重用。所以这个班又被机关干部称之为中共的“黄埔军校”，其含金量可见一斑。如果参加过“中青年干部班”后，几年时间还在原地踏步不动，一般会被认为此人水平有限或能力平平，不足以担当重任。其本人也会唉声叹气，甚感沮丧，前途无望。　　参加“黄埔军校”的一般都是些前程看好的少壮派干部。这帮雄心勃勃的人聚到一起，好有一番热闹景象。开学典礼、分班分组后，正式上课的第一天，相互吃酒就拉开了大幕。毕竟大家都掌控一些公共资源，请客吃饭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原来就熟悉，即使不相识，多数也听说过对方的大名。省级党校培训，参加者不是这个长那个长，就是国企老总，请客吃饭不就是小菜一碟么。就是县一级的党校培训，一些局长、乡长，解决一顿饭还是有办法的。于是马上有人提议，今晚上我来做东，咱们几个熟悉的弟兄聚一聚，时间地点参加人数等等，相互一打招呼，课后一伙人便跑去觥筹交错。上过几天课，整个班上的人都熟透了，新朋旧友便一锅煮，相互邀请，轮流做东，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　　“黄埔军校”要求学员集中住宿，大部分人晚上不能回家，不一起喝酒又能何干？喝酒是最佳的结交方式，彼此的感情是通过酒喝出来的，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不抓紧时间赶快进行感情投资，那才是傻瓜一个。　　有的班上以组为单位，有的班以地域或行业为单位，三天一大聚，两天一小聚，仗着人年轻，身体好，喝得是称兄道弟、痛快淋沥！谁能做东，谁能多次做东，特别是谁能在高档饭店做东，喝高档酒吃高档菜上高档香烟，这是身份和地位的显示。因此，在招待的档次上就发生比拼。比如第一个人请客上了某某酒某某烟，第二个人就要高于这个档次，起码也得与前边持平，不然就是自损脸面。有人做东一下就把茅台酒中华烟摆上了台面，这个档次就不好越了。不过不要紧，下次我把XO、威士忌抛出来，也长长咱自个儿的脸。再后来的呢，酒的档次是没法超越了，但可以安排弟兄们唱卡拉OK，洗洗澡什么，不掉价吧？反正不用花自己钱，单位处理不了，咱找私企或个体户买单，谁怕谁呀？　　有没有请客吃饭的费用不好处理的呢？有，那就自个儿掏腰包吧，总不能老吃别人，这种场合可不能犯怵，否则大家轻看你。自掏腰包档次上就不用攀比了，大伙一看你所在单位和所任职务，明白你的权限和能力，自然会给予谅解，你就勉为其难吧。　　部队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做：“战士怕分散，干部怕集中。”战士的自制力差，需要纪律约束，加之一个大头兵的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一旦脱离了组织，很容易头脑发热，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干部因为在部队受训时间长，头脑里那根弦绷得比较紧，尤其是干部犯错误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所以干部单独执行任务一般不会出什么叉子。可如果把干部集中到一起，比如搞个集训、开展个什么活动，那就炸了锅，很不好管理。因为这些干部平时都是带兵管人的，什么事情不知不晓？谁也不吃谁那一套，除非是很有权威的大官来训话，或是正式场合和正规行动，否则，管起来很困难，任组织者在上边把嗓子喊破了，下边依然有言有语、我行我素。他们的军衔和职务，有的比组织者还高，你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黄埔军校”正是这种状况，学员都是来自各党政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别说党校老师管他们不住，就是党校领导也不方便批评人，反正你们都是管人的官，有你们头上那顶乌纱帽戴着，应该懂得为人做事的底线，好自为之吧。学员们在课上如何学习，课后如何喝酒，老师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是放任自流。不但放任自流，甚至有些老师也参与到学员酒宴之中，他们看准这帮人个个都有是绩优股，前途无量，有意与学员联络感情，主动加入到相互吃请的队伍之中。　　某地党校老师，在后备干部培训班任辅导员，他本人也爱喝两口，只是酒量不大，天天被这个组请了那个组邀，与学员们混迹酒场称兄道弟，乐在其中。他是个好脾气，学员们故意把他灌个大醉，拿他取乐子，他从来不计较。党校其他老师都骂他是个“酒鬼教员”，看不起他。校领导也曾找他谈过几次话，要他注意小节，不要失了教师的身份。对此他一笑了之，仍旧我行我素。别看他这种做派被其他老师看不起，日后机关里许多官员都成为他的“铁哥们儿”，到那个衙门办事都有他混熟的学生，潇洒得很。 　　参加过党校培训的干部，都算是“酒精”考验过的同学，培训班结束后，建立了一个个“同学会”，在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公事私事，这帮同学相互帮衬。“同学会”仍然隔一段时间在一起聚一聚，继续联络感情以免关系中断。谁人有了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要相互送礼捧场，或祝贺或吊唁。有一句顺口溜说：“一辈同学三辈儿亲，管了丧葬管结婚。”俨然比亲戚关系还要近。如果时间长了，多数同学换了单位或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老的联系方式不再管用，会有热心的同学重新统计，将通讯录再版发行。再版发行的方式自然要搞一次酒会，大家见见面叙叙旧，把日渐放凉的情感重新温一温、热一热，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这种联盟是比较牢固的，原因是大家不在一个部门做官，互相之间并无利害冲突，却有相互利用的实际价值，因此彼此的感情还是比较真挚的，不存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些官场上的陋习。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公开场合，参加过“黄埔军校”的人，就可以趾高气扬地夸口说，我是哪一年第几期的“中青班”，我们班同学已经提拔了多少多少，最高职位的是某某某，现任什么什么官。或者大家提到某个官员，立马就有人说，这人是我们“黄埔”第几期的，我的同学。就如同古代科举时说，我与某某是同科及弟一样，无比光彩和自豪。而没有这个经历的人，自然就没有夸口的资本，仿佛矮人一等似的，只能听任他人滔滔不绝大放阙词。　　“黄埔”同学可不仅仅是吃喝的酒友，更是一笔含金量颇高的人脉资源。机关流传一句话：“小事大事天大事，找到同学就没事。”机关干部一旦遇到难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党校同学。因为比起其它关系，党校同学感情深厚纯真，又都在衙门供职，大小都是管事的人，问题容易化解。　　比如，煤碳经营许可证是控制很严格的，但A君找到任煤碳局领导的“黄埔”同学，就顺利地为搞个体经营的哥哥办下来了。跨区择校入学很棘手，B君通教育部门的“黄埔”同学，硬是把孩子送进了重点初中。　　有一位县纪委书记C，因工作失误出了点问题，几年来，他接连更换了三个县任职，愣是上不了正县台阶，整日情绪低落，喊爹骂娘。忽一日精神大振，眉梢带笑，众人皆不知C得了什么大喜。原来，C通过省委党校“黄埔”同学D了解到，新到任的本市市委书记，是“黄埔”同学D的同乡，两人素有往来。“黄埔”同学D答应帮忙，向新任市委书记举荐C，举贤不避亲吗。几个月后，C加官晋爵，走马上任去别的县当县长了。　　干部培训的目的是党性培养和党性锻炼，而目前却变成了官员交际的平台和营私舞弊的载体。看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关键不在理论培训，要害在于思想意识的洗礼。　　2011年11月，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对于“官德培训”，有学者撰文指出：理论培训固然重要，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修过了学时，赢得了学分，未必就意味着官德一定得到了提升。曾记否，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不知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左一个党性教育，右一个廉政培训，不知有多少贪腐之官在国内外的各类学习中曾经赢得过高分，撰写过质量不低的论文，但结果如何呢？某些贪官的堕落轨迹证实，他们文化水平越来越高，贪腐的花样也越来越厉害，而涉贪的金额更是越来越吓人。　　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干部党校培训的宗旨是“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人才。”但从现实效果来看，目前干部培训已经误入歧途。官员们通过集中培训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违法乱纪的桥梁和纽带。彼此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泄的秘泄了，不该办的事也办了。它破坏的是党的纪律、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国家的利益，坑害的人民大众。党校培训由“党性锻炼的熔炉”异化为官员交友营私的基地，正应了那句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经过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锻炼过的干部，就在组织部门备了案，下一步就等待组织上的考察和使用。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请看第二十二篇：仕途之路。 2013-11-15 11:31:0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6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二　　第二十二篇：仕途之路　　网络上有个《官员升迁时刻表》视频，现将全文摘录：　　“公务员，在质量最好的大楼里办公，收入稳定，高福利，不交养老金，不用办暂住证。即使全世界都失业，公务员也有饭吃。于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了国考的大军中。2012年国考报考人数，只有123万，招考比录‘高达’1.45%，也就是平均每68个人中，就有1个人会被录取哟……别急，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身为科员啦！　　“别拿科员不当干部，你只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三年就有可能从科员升到副科级，再三年到正科级。到这里你还不够领导的范儿，大部分人就至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成为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你的升迁几率小于4.4%呀。如果你很兴运地得到了升迁，按照凹凸曼的速度来计算，你最少需要七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　　“成为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否则，又至此为止了。其中只有6千人，能够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如果继续按照凹凸曼速度来计算的话，那么，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成为正厅局级。恭喜你，终于算是高级干部了。如果你成为公务员的时候是22岁，这时候你已经47岁了。　　“还想往上升吗？此时，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千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换句话说，从普通公务员，升迁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五万分之一。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线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啦。　　“仕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怪现象，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干部选拔中， 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突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的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于厚望，但如果任务完成的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木有了。例如，拆迁碰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重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还远不止这些……”　　这个视频基本上把公务员的仕途之路作了整体描述。干部升迁是个多因素的复杂过程，绝非简单的按部就班。　　机关是个重视个人资历的地方，很讲究先来后到，就是俗称的“排队”。所以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在熬资历，熬到一定年头，弄个一官半职，是很正常的事。不按正常“排队”晋升的，基本有下列三种情况：　　一是你很优秀，出类拔萃，工作能力特别强，人又勤奋刻苦，中庸之道把握得准，领导很赏识，群众关系处理的也不错，就可能超越其他人率先得到提升。　　二是你有“硬后台”。你尽管能力一般，政绩也是平平，但领导就是要重用你，就可以得到超常规的提携；或者你没有“后台”，但你对领导个人下了额外的功夫，领导对你法外施恩，其他人眼红又嫉恨，却只能望洋兴叹。民间流传一幅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为“不服不行”。就是指这种情况。　　三是水平一般，业绩平平，也没有什么“后台”，但这人运气好。比如单位里一位副局长到年龄退休了，单位内部虽然有竞争者，但他们几个年龄熬大了，而你的年龄、资历正当其时，也就“瘸子里面挑将军”了。或者两个竞争者争抢一个位置，闹起矛盾，领导为了平息事态，把你顶上去，让你拣了个“蹦枣儿”。就像《鹿鼎记》的韦小宝，什么好事全让他赶上了。　　仕途之路如何才能走好，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什么蓝本可循。历朝历代关于走仕途的书很多，鉴于天时地理，他人的经验，并不好简单照搬。笔者以为，大体说来，基本有两大因素，天分和机缘。　　天分就是你生来就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很擅长在官场上行走。机关有些同志不行，你让他干具体事情很投入、很上心、很胜任，你让他在官场上行走却显得胆怯而笨拙。平时与同事很少拉呱，走路总是低着脑袋，遇到熟人低头而过，这样的同志你让他与领导套近乎、走门路，太难为他了。按照西方政府的说法，这样的同志，只适合当事务类官员，而不适合当政务类官员。而我国政权机关，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都属于政务类官员。　　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算有天分，笔者不敢妄言。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上不少人对此有误解，认为善于见风使舵、八面讨巧、能说会道的人最适合在官场上混，实则大错特错。机关是人才聚集之地，没有大智慧只会小聪明，一眼就能被人望穿，不少人就栽倒在上面。　　机缘是沿用佛教用语，世俗中指机会和缘分。机缘是由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构成，不是个人意志能控制的。有的人登了一次泰山就看到了日出，有的人登几次泰山也没看到日出。做官这种事也很讲机缘，有的人费尽周折钻天拱地，到头来也不过官运平平；有的人不愠不火不着急，坐等就能等来好运气。　　走仕途之路，有时还真的的凭运气，毕竟有后台特别是有硬后台的人为数不多。比如同是素质不错的大学生，A考入一个相当有实力的部门，B考入个清水衙门。但几年后B却一路高歌猛进，升到单位领导位置。A却老牛拉破车一般，仍是个机关小吏。究其原因，A所在的单位因为行情看好，许多有关系有后台的人争相调入，导致该单位“人才”济济，而每年干部晋升的数量是有限的，A只好耐着性子排队，上一个台阶就得等好几年。而B的单位人员严重老化，B属新鲜血液、年轻梯队，老同志退下来B很快就补充上去了，十几年下来连升三级，进入单位领导层。A很无奈地感叹道：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平时感觉不到，只有当你排长队时才能有切肤的体验。　　80年代中期时，有个省辖市的局，算是小有权力的部门。单位里人员流动很慢，四个年轻有为的副科长都在“爬窝”，几年动弹不得，眼巴巴升不到科长的位置，这帮年轻人干着急没办法，没有一丝生机。春节后，阳春三月里，局长带队率四个科室的科长和主任，乘一辆中巴赴外地考察。一路上大家风声笑语，好不快活。不曾想乐极生悲，车行至盘山公路急转弯时，司机一个不留心，溜入数百米深的山涧，车上人全部丧生。事故处理完后，四名苦苦等待的副科长悉数补了科长的空缺，这可是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这就是运气，若是按部就班，这四位年轻人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机关里许多制约因素不是个人能够预料到的。比如说你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已经待了好多年头了，能力很强，工作出色，大家都认为你是接替处长位置的第一人选。好不容易盼到处长退休或升迁，位置空出来了，厅里的领导却迟迟不让你就位，什么原因？界外的人会说，这还不明白，领导等你做工作吗，你不跑不送，领导会把这个抢手的职位拱手送给你？这话有道理，情况也存在，但却不尽然。　　想想看，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对天天给自己驾辕拉车的下属还是有感情的，也不一定死死盯着你手里那几个小钱。况且，大部分机关里的中层干部，被赋予的权力很有限，捞不到什么油水，领导光靠窝边草是吃不肥的，吃了也不怎么好消化。之所以迟迟不解决你的问题，多半是领导在搞平衡。你想，你升迁的位置是空出来了，可别的处室没有空出来位置呀，僧多粥少，还有其他嗷嗷待哺孩子眼巴巴等着喂奶呢。由于时下提倡岗位交流，这个处长的位置不一定就卖给你了。领导难道就为解决你一个人的问题，搞得机关里其他骨干人人有情绪？这叫做“提拔了一个人，影响了一大片”，领导才不会干这等傻事哩。除非你与领导有特殊关系，值得领导为你豁出一把，否则你就得死等。　　有一位研究生学历的副处长，就在这个位置上临时主持处里工作长达三年之久，一直等到其它两个处的处长位置腾出来，他才和另外两个副处长一起被扶正。可惜，官场的有效年龄有多少个三年经得起消耗哟。　　大家都知道，有落差的河流才有动力，水车就是靠水的落差推动的。做官也得有“落差”，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这个级差，就形成了官位的“落差”。有了这个“落差”，仕途之路就好走多了。　　比如有人在省政府机关，工作几年后当上个处长，省委组织部给省辖市配备干部时，这位处长被选拔上，任命到某市担任副市长，一个鲤鱼跳龙门，就从机关中层变为地方大员了。可若是乡镇一名中层干部，要升到这个显赫的位置，一生都没有机会！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话：“身在朝中好做官”。从上面往下选派干部，成为目前党政机关用人惯例，许多地方的领导层，清一色是从上级机关选派来的，大家称这些官员是“空降干部”。近年来，这种势头越发强劲，“空降干部”到基层做大员越来越多，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首先，在领导职数被控制情况下，无疑打击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失去上升空间，自然滋生出工作惰性，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其次，“空降干部”大多没有扎根基层的思想，工作中急功近利，导致短期行为、面子工程等现象。其三，“空降”过多，给人们造成“身在朝中好做官”思想，干部不思进取，只注意跟人儿、占线儿，助长了阿谀逢迎、长袖善舞的作风。　　为什么“空降”现象越来越严重？其问题的实质在于，上级机关只顾解决自身人事矛盾，因为自身没有那么多的官位，又要照顾众多下属的求官欲望，只好将干部大批地安排到下面去。反正上级掌握着下级官员的任命权，在本位主义利益驱使下，毫不手软地挤占下级的官们。　　因此，一生能做多大的官，在目前情况下，看你所处机关的级别，基本上就定型了。　　机关里是很讲人情味的，同级之间需要相互关照和帮助，下级需要上级提携和庇护，上级也需要下级拉车和抬轿，这样就构成了相互依附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一个机关干部，只要听上级的话，不犯原则性错误，不与领导对着干，无论能力如何差，一般都会让你善终的。若有晋升的机会，肯定会让你晋升，那怕虚职，也要让你上个台阶；若确实不能晋升，那就让你在这个位置上贻养天年，直到你年老退休，不会轻易剥夺你原有待遇。正因为讲人情，所以经常发生官员犯错误被免职后，又易地重新启用的现象，任你各类媒体质疑声声也奈何不得。在人情味浓厚的小社会里，小平同志倡导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就显得有些天真了。　　世间事物都是双刃剑，仕途之路虽然很诱人，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十分折磨人。一起进机关同年人，别人提拔了副科长而你仍是科员，这就给自身形成一种压力；一批提拔的处长，人家荣升了副厅而你还原地踏步，又是一种压力；同样的官阶，张三到风光实惠的部门任职，而李四却去了个冷冷清清的衙门，也是一种压力。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在机关苦苦熬了若干年，仍然是个“光头”，连个一官半职也没有混上，老婆说你没本事，孩子借不了你的光，亲朋好友说你不会来事，同学战友都“夸”你太老实，好心人还给你指点迷津，你说活得窝囊不窝囊？眼睁睁周围同事一个个飞黄腾达，带给你的是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沮丧和悲凉。　　仕途之路不顺，折磨着许多人。这些人的应对办法，各有各的路数。有钻天拱地寻找各种关系力图挽回败局的，有破罐子破摔搁挑子不干的，有放弃仕途一门心思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的，有到外面找第二职业挣钱的，甚至也有自个儿想不开铤而走险报复领导、攻击社会或者自杀的。曾听说某城区一武装部长（非现役军人）因长期得不到提拔，寻机泄愤，持枪打死五名无辜群众。可见仕途之路对机关人的心理影响有多么大。　　都说机关人官瘾大，实在也怪不得他们。一方面，目前的制度设计，无论讲事业成功，还是论地位待遇，做官、做大官是党政机关干部的唯一出路。有人说，不做官，光靠调档晋级涨那点工资，能把人饿死。另一方面，当官这种事儿，究竟有多大技术含量，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毕竟不像袁隆平研究水稻高产，这位老先生做的事我辈谁也弄不了，大家都服气。机关人除了个别素质确实太低的人，大部分人相互差别并不大。一个人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官，有许多复杂因素左右。比如就论资排辈来说，A和B同年上大学，A是专科毕业生，进机关早一年，B是本科毕业，进机关晚一年，本科生就得排在专科生之后；再比如，C是连长，D是营长，C比D早转业两年，营长转业时，连长已经提为副科长了，那你营长就得服从连长领导。　　这种情况让人说什么好呢？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大领导，实际水平也不一定就在你我之上，甚至有些个大官水平还不如我辈，哪又能怎么样？因此，机关人对领导的尊敬和服从，多非从骨子里生出来的敬佩，受官场规矩约束，大家都在演戏。　　有些人整日想做官想疯了，但仕途上实在找不到“跳板”，便病急乱投医。某单位一名副主任，为了扳倒主任，自己取而代之，跑到当地市委常委办，窃取市委领导公文批示签，模仿市委书记笔迹，在他本人写的告状信上替书记作了“批示”，要求当地检察长对那位主任“严加查处”，然后将批示件直接送达当地检察院。事情败露后，这名副主任被收审。　　官瘾太大而误入江湖的官员不乏其人。请看两起荒唐的跑官案：　　2007年，山东省济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郭新海，为谋求高升，在未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购买假离婚证，与谎称能够帮其调动工作的济南某公司女职员马某结婚。马某授意其表弟李某伪造了中央某部门关于郭新海任职的所谓“干部任命通告”和报到“通知”。当郭新海持“通知”到中央某部门报到时，被公安机关扣留。　　一名省辖市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一般应该是正处级，智商竟然如此“小儿科”，实在让人无法想象，可见其想升官想昏了头。　　1999年，四川省财政厅投资处处长雷应全，为谋副厅级，与雅安市建设局干部王劲淞签订一份“买官”协议，协议内容是：王劲淞负责在1999年12月以前帮雷提升为副厅级干部，若未实现，王必须退还雷的40万元借款。协议还规定了保密和违约责任。为此协议，雷应全前后共付给王劲淞46万元，直到案发，王劲淞也没给雷办成什么副厅级干部。（据《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案例选编》）　　为何这些人为一官半职如此着魔？因为在组织选拔任命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整个干部队伍的升迁仕途。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请看第二十三篇：看不见的手。 2013-11-15 11:31:4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7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篇：看不见的手　　有幸参加一次“高层”酒会，着实开了眼界。此“高层”酒会，并非高官满座，而是“高人”满座。在座的七八个人，有三个县处级干部，两个科级干部，还有两名小车司机。时值省辖市党委换届期间，一桌人落座后，立刻就进入了当前热门话题。　　居主位的是某局局长A，他问旁边的科长B君：××县的书记这次是不是要进市委班子任统战部长？B君矜持地回道，差不多吧。局长A：呵呵，我一猜，就知道这是你给他办的好事，对吧？B君诙谐一笑：咳！行善呗。局长A：市委统战原部长回省里？这次轮到科长C答话了：他原想回省，去科技厅当厅长，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国家科技部下来个副司长，位置就没了，只好去××市当组织部长，级别没升上去，也算是重用。局长A就问C：你给牵的线？科长C敷衍道：哪里哪里，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司机小崔插话说：别看统战部长那个位置，还有两个人争哩，如今流行“小步慢跑”，升格就行。局长A：小崔，肯定有人找你了。小崔一脸不屑：找呗，这年头谁不跑？我懒得管他们的事。　　尔后，大家就开始议论，此番换届调整，哪个领导升了格，哪个平挪了位置，哪个原地踏步，说的有鼻子有眼。我作为局外人，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吃惊不小。想党委换届这么大事，在座的几个小吏却能左右人事安排，不可思议。饭后回程的车上，带我去的朋友告诉我，别看这几个人职务不高，却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B君的大哥是省委常委、秘书长，C的舅舅在中纪委监察部，小崔是现任市委书记的司机，这几个人在党政机关很抢眼，他们也热心穿针引线，许多干部就围着他们转。　　市场经济里有只看不见的手，是价值规律。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也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纵，且经常不是一只手。看不见的手是如何生成的呢？是我们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不严密造成了。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拟任用人选，应该“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这就匡定了选拔对象，须经过民主推荐生产。通常的作法是，组织部门每两年到各单位进行一次干部考察，通过基层民主推荐产生后备干部，进入后备干部库存，供使用时挑选。　　后备干部库里人才济济，用谁不用谁，先用谁后用谁，取决于掌管干部大权的领导点将，这里就出现了人为因素的漏洞。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人刚刚成为后备干部就被选拔上了，有的人后备了五六年仍“待字闺中”，还有的后备若干年，年龄大了，被从后备干部库淘汰出局。　　《条例》还规定，“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这就是说，有些干部选拔，不需要基层民主推荐，领导可以直接点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但凡存在人为因素的地方，就有人为活动的空间，看不见的手就滋生在这些空间里。　　干部选拔是机关人最敏感的头等大事，随着官位竞争日趋激烈，看不见的手愈加大有作为，无孔不入。尤其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换届时，在这个干部批量调整的关口，机关呈现出明里暗里两重天。明里风平浪静，工作按部就班，秩序有条不紊；暗里人心浮动，相互打探消息，到处求人说情。多只看不见的手从多个渠道发力，造成一拔拔冲击波，搞得几个核心人物精疲力竭。有执权者曾喟叹道，咳！每次调整干部都让我掉好几斤肉，头疼的很。　　看不见的手幕后操纵，有多种表现形式，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一锤定音，有的翻云覆雨。有的妙手回春，有的弄巧成拙。　　1、一言九鼎。有位县委书记，倒台后交代说，他选拔干部做法是，先让组织部长拿个用人方案呈送他看，俗称“端盘子”。如果 “盘子”中的人选与自己心目中的人对不上号，就让组织部长调整，直到完全符合了自己的心思，才拿到书记办公会研究。书记办公会通过后，再上常委会通过。　　这种做法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不少地方“一把手”在干部问题上独断专行，将用人权力全部揽入自己手中，容不得他人染指。据传闻，某省辖市在一次选拔干部中，37个人选，仅市委书记自己就“钦点”26个人。当其他领导对他提出的人选有异议时，书记当面给组织部长交待：我提名的那些同志，一个也不能动！在如此一言九鼎的高压态势下，组织部长只能一一照办。　　2、点石成金。上一级领导直接插手下一级人事安排，指名道姓某个官位的人选。某县纪委常委改选之前，县纪委书记召开常委会，提出这次改选有一项任务，一定要保证某某同志当选常委。有人说，这个人长期在县防疫站工作，与纪检工作不搭界呀？纪委书记耐心地解释道：这是市纪委××书记的意见，大家不要乱讲，分头做委员们的工作吧。　　有一个地级市，常委会讨论副县级干部考察人选时，市委书记提出，要额外添加一个人选——市××造纸厂厂长，而且要安排到县、区，哪个县、区都行。常委们议论，此人是企业编制科级职务，提拔县处级一般还应在企业岗位，跳槽到行政编制合适不合适？况且他经营的造纸厂成了烂摊子，即将进入破产程序，此时提拔调走，干部群众会不会起意见？市委书记打住说：给大家交个底，这是省委某某领导交办的事。某某领导也很客气，说考察一下这人能不能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不要太为难。作为“班长”，我也就是提个名，各位可以充分行使自己民主权利，发表不同意见。底牌一亮，众常委个个无话可说，默默通过。最后书记叮嘱说，困难虽然有，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就请咱们的组织部长费心吧。　　果不其然，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率队到造纸厂进行任前考核，车间以上中层测评不通过。副部长只好第二次下厂，先是找人分头谈话，感觉思想工作差不多了，再组织民主测评，没想到票数还是没过半。组织部长只好亲自出马，第三次来到造纸厂，这回采取了变通措施，将测评范围由原来的车间以上干部缩小为厂直属机构以上干部，过了考核关。这位厂长得以金蝉脱壳，完成了身份转变，任命为一个县的副县长，欣喜若狂去做党政官员了。　　3、上下其手。知晓了“点石成金”的厉害，人们纷纷效仿，通过各种途径寻觅“说话管用的人”，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有直接关系的用直接关系，没直接关系用间接关系。一时间，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老乡的战友，战友的老乡，父亲的同事，儿子的同窗，都成了捕促的对象。反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病急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背地里上演着一幕幕闹剧。　　往上边找人替自己说话，是许多人采取的有效行动。想说县的事儿，就往市里头找人；想说市的事情，就往省里找人；要说省的事，就必得去北京了。够不着领导本人，就找他周围的人，老婆、儿子、秘书、司机、校友、同乡、棋友、情人……有多大能耐铺多大摊子呗。传闻说，有人找到某中央领导人的家庭医生，把事情搞定了。近来又听说，某人的升迁，是通过一房地产商从中斡旋拿下的。　　有的人往上找不到关系，就往下找，反其道而行之。北方某省一厅长，老家在云南农村，由于父母双亡，老家没什么亲戚，厅长多年没回过老家。一日，突然接报说他80多岁的姑父亲临造访。厅长十分吃惊，待见面后才知，是本单位二级机构的一个头头用飞机远道接来的。厅长待要训人，被年迈的姑父劈手阻挡，说你光知道在外边做大官自己风光，不知你老姑在家日头艰难。这两年多亏你手下这个人关照，给我治病，给你表侄安排工作，给家里批宅基地。帮了天大的忙，还不让我给你说。这次我是实在过意不去了，自己要来，让你当我的面谢他的情，当多大官也不能忘恩呐！结果嘛，后来那个小头头就进了厅领导班子。　　一些人只知借助上边的手，殊不知，下面的手有时也很给力呢。 　　4、翻云覆雨。地方党委选拔干部，常委作用不可低估。特别是2007年以后，各地方党委削减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强化了常委的地位。常委们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行驶用人举荐权，基本上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比如政法系统干部的选拔，以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意见为主；宣传系统干部的选拔，以常委、宣传部长意见为主。如果宣传系统的干部要到政法系统任职，须征得政法委书记同意。如此一来，各常委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荐本系统干部成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每次干部选拔，各系统都有一比，若本系统干部选拔得数目少，大家就评价说自己的常委当得软，常委自己脸上也无光。于是，常委之间相互攀比便愈演愈烈。　　某市一次干部选拔，常委一班人从早上9点开会研究，一直到夜里10点，始终达不成共识。常委们比来争去，闹到面红耳赤的地步。书记宣布休会，择日再议。过了一周常委会再议时，用人方案大变，为满足每个常委的要求，人选来了个大换血，搞得有人欢喜有人忧。人们评价说这个市委书记当得太窝囊，无主见，无权威，压不住阵角。　　还有个地方，研究干部时，其中一个常委在中央党校学习，未能参加。次日，其属下电话打到北京，说据了解，本系统干部只有一人入选。该常委一听火冒三丈，当天就飞了回来，径直找到书记，要求增加本系统名额。书记拗不过，只好又组织了一次常委会，给这个系统增加了两个名额。　　在如此格局面前，组织部门端上来的“盘子”，经常在常委会上遭到否决，把组织部搞得很被动。组织部官员经过反思，改进工作方法，在端“盘子”之前，先逐个征求常委意见，达成“共识”后再把“盘子”端上常委会研究通过。组织部门的官员报怨说，组织部管什么干部呀，干脆更名为秘书部算了。　　5、鹿死谁手。在干部人选酝酿过程中，经常是多只手暗中运作。几种因素相互作用、此消彼长、讨价还价，导致干部选拔过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　　2006年实行撤乡并镇，相邻的两个乡要合并为一个大镇，两套乡领导班子缩编成一套人马。A、B两个乡的党委书记争新镇书记一个位置，拿出吃奶的劲各跑各的路子。A乡的说客是县人大主任——上届县委书记，人虽到了人大但余威尚在，县委酝酿后基本就确定了A。揭盖子前，突然市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出马，为B乡书记说项。双方说客份量都不轻，谁的面子都不好拨，此事就搁置起来。最终平衡的结果，是从县委办提拔一名副主任到新镇任书记，A、B两书记调回县直局委安排。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县委办副主任做梦都没想到这副重担会落到自己肩上。　　某区政府换届，一区委副书记瞄上区长这个位置。跑了几趟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觉得力度还不够。打听到省科技厅厅长与市委组织部长是大学同窗，就把路子跑通了。省里厅长给组织部长做工作，推荐这位副书记。组织部长拍不了板，找市委书记汇报。本来，市委书记酝酿已经基本成熟，原本就是让这位副书记接替区长。听了组织部长汇报，反而生了一肚子暗气。以前，市委书记在省里工作时，曾经与省科技厅那位厅长做过同事，两人有过节。书记寻思，现如今你有事不来求我，反倒在我下面搞小动作，我岂能让你得逞？于是乎，煮熟的鸭子飞跑了，这位副书记成了两位大人物恩怨的牺牲品。画蛇添足，肠子都悔青了。　　选拔干部，酝酿过程中总是沸沸扬扬八面来风，一俟大盘敲定便风平浪静。俗语说得好，“大树一砍，老鸹都不叫了。”党员干部嘛，还是要服从组织决定。但每次总有个别人，对组织安排不乐意，回头去找领导说理讲情，要求重新调整。也确实有个别同志因此就如了心愿，慢慢就助长了破坏党委决定的风气。为此，有的地方规定，凡不服从安排拒不按组织决定报到者，三年之内不得重新提名。不过从执行的情况看，也只是约束老实人罢了。　　话说有一个县级市，县委常委会研究了一批干部，其中被提拔的干部中，有3人不满意，各自找领导求情。经再次开会研究，其中2人重新调整了位置，剩下那位安排到畜牧局局长的不予变更。任前公示后，去畜牧局的那人拒不赴任，继续找领导理论，讲一大堆理由，把领导惹恼了，研究要给他处分。此人反与领导摽上了，从省里搬出个大人物来，领导没辙，只好重新安排、公示，给他找了个理想的位置，这才消停。　　官员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两极分化现象。有些干部被任命到某领导岗位后，一待就是很多年，甚至有的人直到退休，职务不升，地方也没挪过，一辈子安守本分与世无争。有的干部却十分活跃，两、三年就换个岗位，职务越调越高，位置越调越显要，逐渐成为干部队伍中的“人杰”。真正应了那句土话，人挪活，树挪死。这给人的感觉，好像那些安分守己的人，个个是志向不高的平庸之辈，安于平淡的凡俗夫子。后者人人是胆识过人的俊杰，是才干超群的精英。大家或许认为，人嘛，毕竟有英才与庸才之分，老话不是说“锥处囊中，其末立见”么。了解内情的人士冷笑一声：哼！不过是幕后几位神仙斗法罢了。　　举个实例。赵、王、欧阳参加领导职位公选，过五关斩六将，三人最后胜出，金榜题名，按科举时代应该叫同年吧。三位后生心花怒放，分别到体育局、发改委和地震局就职。赵君是有背景的，近亲是省政府高官，赵做了两年体育局副局长，就被选调到县里担任常委组织部长，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十三年后升任某地级市副市长，年龄正好50周岁，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王君没什么背景，但发改委是政府的核心机构，经常出入市委、市府首脑办公室，与大员们同屋开会，同桌用餐，人气自然就升上去了。王君当了三年的发改委副主任，就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尔后国土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也是马不停蹄，移步换景，十四年后也步入市厅级领导岗位。只有欧阳，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公选时36岁，在地震局副局长位置上稳坐了十五年没动静，年龄已经51周岁，估计此生就老死在这个岗位上了。有人给他开玩笑说，看你也没毛病呀，咋就十五年不开怀（生育）呢？欧阳痛骂一声：这种免子不拉屡的地方，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一次头头脑脑，我怀疑组织部花名册上早已把我的户头给注销了。　　机关里有一句话，叫“首先自己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在人治的环境里，依靠上司的提携取得政治进步，成为机关干部的唯一路径。许多人为了寻找那个“说你行”的人，义无反顾地走上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行贿受贿、跑官要官、投机钻营、甚至卖身求荣的不归路。在资源紧缺、僧多粥少、人人进取的情况下，倘若有人死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姿态不放，那就对不起了，不是组织上把你忘记了，实在是你“自己不行”。　　如何斩断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也不是没有对策。2011年下半年，北京市委在辖区内全面推行“干部任免票决制”，党委（党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新任免干部进行表决。这就不失为有效的治理办法。应当说，治理对策有很多，关键是看执政者愿不愿意放弃手中的用人权力。(《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在党政机关，职位有“热岗”与“冷岗”之分，仕途有“快车道”与“慢车道”之别。　　请看第二十四篇：仕途快车道。 2013-11-15 11:32:40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8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四　　第二十四篇：仕途快车道　　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字里行间透着一份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这几年来，这一理论被机关干部揣摸的更透彻，那就是“当官要趁早”。现在干部晋升是有台阶的，几乎都是按台阶一步一步向上爬。试想，你大学毕业后考入公务员队伍，一般也在二十好几岁了。从科员到副科级开始向上爬，按平均三年一个台阶不停顿地晋升，你四十七、八岁时，才有可能觊觎省部级的位置。可这样的速度已经是一丁点时间也不耽误了，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不说你个人自身的小毛病大错误会使你中途折戟沉沙，单是各种难以预料的客观制约因素，就能使你几年内滞留不前。　　对于一个青年干部来说，一生能追求到的官级，一方面要看你进入的衙门大小，另一方面要看你的升迁速度。由于我国现行干部选拔任用，主要是任命制，多采用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派送官员的方式，因此，干部所在机关的级别，直接关系到干部的任用起点和官职上限。换句话说，就是你在什么级别机关，基本决定了你一生能当多大的官。　　比如你进入的是国家级机关，俗话说宰相门里七品官，大机关级别高，你的起点也高，出路也多。工作四、五年，提拔个副处级、处级是轻而易举的事，退休之前熬个司局级也是平常事。除了在本机关提升外，还可以下派任职或者下基层挂职锻炼。比如是正处级的，提拔到省一级先任个副厅级，过几年到地市任正厅级，也就是地方大员了。我给这条官路起个名称，叫“走下水往上浮”。从上级机关往基层走，官职像潮汐般一路看涨，看似下坡实则上行。　　如果你考入的是乡镇机关，这是我国最基层政权，通常情况下，你干个十几年，表现还算优秀，领导赏识，给你个乡党委委员名份，也才是个副科级。即使你才能出众，又得到领导关照，给你个副乡长，政治生涯可能就到头了。　　部门职位多寡也是影响进步的一大因素。早些年，军队转业干部多数想进公安机关，着一身警服，捞一个执法权。那时公安部门却很难进，想进公安的人必须托常委一级的领导写“条子”才能进入；但近两年，军队转业干部谁都不愿进公安。究其原委，公安机关队伍过于庞大，级别却和一般局委相同，在官位设置上兵多将少，想熬个一官半职很难，许多人辛苦一辈子还是个大头兵。　　近年来，机关里流行一个词叫“快车道”。一个地方一个系统，官位很多，但有重要岗位与非重要岗位之分，有的地方叫“热岗”与“冷岗”。“热岗”分两种，首先是地方大员，如省、市、县、乡镇的党行领导，这些岗位是“一方诸侯”或“封疆大吏”；其次是管人管钱管批文的部、厅、局官员，握有实权。这两类是上级主要领导特别关注的岗位，能在重要岗位上任职，一般就进入了领导的视线之内，提拔重用的机会就多。所以到这样的岗位任职，就叫做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而在非重要岗位任职，不显要，份量轻，上级不关注，自然重用升迁的机会就少，即使擢升，一般也还是到相类似“冷”岗位上去。　　哪些是重要岗位，机关干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明白账。到了重要岗位的人就进入了“快车道”，官运好似行驶在高速公路，二、三年上一个台阶，官位越升越高，发展势头强劲，周围一片颂扬，好一个潇洒自在哟。落在非重要岗位的人，不但升迁希望渺茫，就是平级岗位调整机会也很少，可谓贫在深山无人问，冷板凳一坐就是多少年。　　碰到过一位退休下来的领导，曾在一个“冷”部门长期担任一把手。谈起以前的政治生涯，叹道，我们那个单位是鸟儿都不拉屎的地方，我在那儿呆了九年，没一个大领导登过门。平时遇到上级部门来检查工作，从不在我们单位吃饭，死活留不住客，连个近乎都套不上。问起原因，他说，那还不是嫌我们那地方无权又无钱。钱少，人家嫌你招待水平低；无权，人家不愿和你坐下来扯闲篇，反正也用不着找你们办什么事。　　有一个部队年轻的团长，是师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本来在部队是很有前途的，但他想趁年轻转业到地方干一番事业。到地方后不曾想安排在一个“冷”部门任工会主席，“冷”部门又碰上个“冷”岗，浑身的锐气一下就折损大半。这人又有点认死理的倔头劲，看不惯的事就发一通牢骚，上级也不怎么待见，就一直在这个位子干了十多年，熬到退居二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非重要岗位上的官员，从上任一直干到退休是常见的事。作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似大户人家已经人老珠黄的姨太太，一旦失宠就再难翻身，只能喟叹流水落花春去也。　　有不甘心在“冷岗”干到老的人，便绞尽脑汁要来个鲤鱼翻身。除了托关系走门路搞不正之风以外，也有凭本事走正道脱离“苦海”。　　近年来实行领导职位公选后，某县有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干部考取一个官位，可怜把他派到老龄委这样不咸不淡的单位任职。到任后，他便想方设法干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欲把冷部门炒作成热部门。起先策划了几次活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单位有人就背后骂他是“穷小子乱折腾”。一年后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第一把火就是抓全县农业特产种植，在那些部、委、局各衙门还没跟上书记新思路的情况下，他抓住机遇，组织一部分有参政能力的老干部下基层开展调研，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探讨，经验汇总，建言献策，迅速编写出一本《农业特产种植的思路、对策与建议》论文集，呈送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四大班子领导。这正巧对了书记的胃口，县委书记立刻写了重要批示，并在全县干部会议上高举着这本论文集，批评县直职能部门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县委书记是个有魄力的人，发现人才立马启用，这老兄很快被调到农业局任副局长，主抓农业特产种植工作。几年后又提拔到县经贸局任局长，终于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也有邀宠不成反受辱的。某市一体育局局长，也不甘心过平庸日子，谋划着要有惊人之举。那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此君认为来了契机，谋划要借这个东风，举办全市党政干部运动会。他组织人员拟定了详尽的活动方案，报请市里分管副市长审批。因为事关全局，分管副市长约他一起向市主要领导专题汇报。殊不知当时全市都在紧锣密鼓地抓招商引资，层层下达指标，各部门干部全部出动跑项目、找资金、完任务。体育局局长兴致盎然地向市主要领导汇报，刚开个头，就被打断了。主要领导面带愠色地说：招商引资活动刚刚全面铺开，任务这么重，你的运动会一搞就是个把月，人人都去准备你那个比赛，还让不让他们工作了？全年的任务谁来完成？……你们体育局今年的任务是多少？你们把精力都投在运动会上，年底能不能完成招商指标？一番话呛得此君面红耳赤，牙口无言，收起他的方案逃走了。　　“热岗”的明显优势和“冷岗”的尴尬境遇，导致人们争抢前者而规避后者。有个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某，对自己的位子心满意足，没什么更高的追求。忽一日，此君心急火燎跑去找市委领导。同僚问干吗行色匆匆，张某说，有传言让老子去农业局当副局长，给市领导秘书让位置。姥姥的，老子一没跑，二没闹，三没犯错误，凭什么调整我？呃，“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也就算了，如今成了“不跑不送、被人乱顶”，这叫什么事！　　有一位领导，年轻时从县团委书记干起，借助团干这个有利的势头，两三年一个台阶，一路马不停蹄势如破竹，到37岁时已经做到县处级正职，任一个县的县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自个儿私下寻思，只要个人不出纰漏好好干，按这个速度一路走去，50岁左右升至地厅级正职是有希望的。不料想，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犯下受贿大案。市纪委立案审查，该县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几个大员都被牵扯进去，纷纷落马。虽说他来的时间短，没有参与进去，但也被调查了三个多月。没吃鱼倒沾了一身腥气。不久，他被调回市直一个不起眼的局任局长，虽然职务没有降，却由封疆大吏变成普通内臣，一下就从上级关注的视线中消失了，满腔的报国热血变成个通心凉。他也多次谋划着如何东山再起，但在他人眼里总像沾上了污点，从此一蹶不振，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回家抱孙子。退休后他有一句自嘲的话常挂在嘴边：他妈的，要是按当年的升迁速度，老子这会儿该在联合国当官了。　　在这个干部年轻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时代，你必须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进军的路上不能出一点差错。时下，经常听到高官们批评一些年轻领导，指责他们刚刚提拔到一个新岗位，首先思考的不是烧几把火干一番事业，而是筹划下一个晋升的目标！这些急不可耐的官场新秀，会在所有更重要岗位上搜索一下，看看哪个重要岗位的领导临近二线年龄了，或者哪个重要岗位的领导有可能升迁腾出位子，将之作为自己下一个进攻的目标。目标选好了，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做下一轮冲刺。机关有人嘲讽说，如今这年头已不仅仅是跑官了，简直就在抢官。　　升迁速度固然是越快越好，但官位有冷有热，唯有保持自己一直活跃在热岗上，才能不减升迁速度。有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一路过关斩将，几年间连续升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此人的近期目标是县长、县委书记，然后进取市里的副市长…… 如果按这样一路热岗走下去，其宏伟目标是现实可行的。谁料想，此人在县委副书记这个位置上待了三年后，市委却让他升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虽说他从县处副职升迁县处正职（地级市总工会从2001年以后升格至副市级，副职相应地升格为正县处级），但却由热岗落到了冷岗，这便意味着他的仕途生涯可能到头了。远大前程眼看就要断送，气得此人寝食难安，三番五次找市里几位大员大诉苦衷，立誓宁愿在原位置上为民效力而不愿升迁。最终，市领导体谅其一片苦心，没有让他动窝。两年后，此人果然升至县长职务，到底是保住了他的热交椅没有丢掉。　　有一种电梯现象很有意思，姑且称之为“电梯理论”吧。说是大楼里有两部电梯，全停在一楼。第一部电梯首先向上运行，第二部电梯在第一部电梯启动之后才开始向上运行。一般人要抢先乘坐第一部电梯，认为可以提前到达目标楼层。其实不然，因为受电脑调控，第一部电梯很可能在二、三层停留装载乘客，第二部电梯就可以越过二、三层直线上升，反而后来居上。前面讲得那位县委副书记，可以说就是运用电梯理论的典范。我曾听一位精明的官员说：古人讲欲速则不达，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策略。话语中颇富辩证哲理。　　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一半在制造麻烦，另一半在解决麻烦。这句话对机关公务员正好适用。在仕途之路上，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设定目标，然后再苦苦地追求目标；一个目标实现以后，新的目标征程又开始了。(《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然而，在仕途目标征程中，有春风得意者，更不乏失意落寞的人。　　请看第二十五篇：有人欢喜有人愁。 2013-11-15 11:33:1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29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篇：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个刚进机关的年轻人向他做官的父亲讨教，问当公务员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老爹告诉他，需要具备的素质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宦海险恶，沉浮无常，要能经受住挫折的磨炼。　　有一个老革命家庭，父亲是南下干部，官做到地区专员。老爷子退下来后，一门心思扶持五个子女，个个走上了领导岗位。家族显赫，门第兴旺，老爷子越活越有精神。这年中秋节前夕，当地有一批干部调整，大儿子和小儿子双双被考察过了，都在升迁之列。家人商定，今年中秋节，全家老少三代要到南山植物园庆贺狂欢，宾馆酒楼早早就预订好了。待结果出来，却是一喜一忧，大儿子荣升某县县委书记，主政一方；小儿子的局党组书记任命，在公示环节卡了壳，有人向组织部反映了他的问题，没通过。中秋来临，男女老幼打理好行囊准备启程，小儿子躺在被窝里死活不起床。兄妹几个轮番上前劝慰无济于事，只好取消行程。惹得那些小孩子们又哭又闹，老革命之家这个中秋节是聚而无乐。　　官位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呈金字塔型，越往高层职位越少。除了少数具有得天独厚优势和机遇赶巧的人，大多数人在仕途上走不了多远。但机关人都把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目标，个个契而不舍，孜孜以求，几乎每人都有一部仕途奋斗史。有人这样调侃说，官位是有限的，人的精神是无限的，我要把无限的精力，投入到有限的官位争夺之中去。　　微博上有个奇异的计算公式：如果一件事成功率是1%，那反复100次至少成功1次的概率是多少？正确答案是63%，计算方法：成功率1%，失败率99%，尝试100次，全部失败概率为99%的100次方约37%，至少成功一次即63%。看似不可能的事在反复尝试中成功率会不断提高。傻逼一样的坚持，总会获得到牛逼一样的结果。　　按这个计算公式，跑官，只要跑，就有希望；不跑，一点希望也没有。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都是最好的注脚，所以那么多人都在跑官。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机关年复一年地上演着这样那样的悲喜剧。　　有人为谋得一官半职，给领导送了钱，事情没来得及办，领导调走或升迁了，这钱就打了水漂。这事对别人还不能讲，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最多生生暗气、骂骂娘。　　有人鞍前马后跟领导效忠，逢年过节向领导进贡，俯首贴耳供领导驱使，使出浑身解数炼成领导心腹，突然之间单位易主，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前的努力不仅白忙了，还被新主子看作外人打入“冷宫”，遭受上下左右的白眼。　　有人挖空心思往领导跟前凑，好不容易成了领导亲信，本想背靠大树飞黄腾达，不曾想领导犯了事，一点好处没得，案子却牵涉到自己，没吃到羊肉反惹了一身骚。　　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个县委统战部长，想在党委换届时改任组织部长，一直惦记着找市委书记做点“工作”。有一天怀揣2万元前去，进了市委大楼此君就忐忑不安，反复琢磨见了书记如何开口，遇到熟人如何应对，直至面见书记时结结巴巴话都讲不好。待他讲明来意，奉上贿款，书记二话没说就把他撵出门外，还将他的钱扔到走廊地毯上。几个秘书闻声都走出门外看，搞得此君狼狈不堪，满脸羞容飞快地跳走了。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有说书记廉政拒贿，有说此君与书记构不上那层关系，也有说其时省委巡视组在当地巡视不是机会。此君栽了个大跟头，颜面扫地，人前抬不起头，甚至萌发轻生念头。后来自己要求调回市里某单位安排了个闲差，也不正常上班，结束他的仕途奋斗史。　　两年后，市委书记本人出了大案，查出赃款达2000多万元。大家有了一致的共识，区区2万元你拿得手，可书记却看不上眼。　　类似这等跑官不成对心里造成重大创伤的事，虽然至今尚未见诸媒体，但现实中并不鲜见。有人在跑官要官如愿以偿弹冠相庆之时，有人却在暗自伤神痛苦不堪。　　一次朋友相聚，谈起仕途之难，座中一人举例，说某机关一干部省吃俭用，连儿子报考研究生都不让，几年时间花费七万多元跑官，最后一事无成，心灰意冷之下此人跳河、服药两次自杀未遂，搞得老婆班都不敢上，天天看护着他。　　另一位举例说，有个副乡长想进步，让他做生意的哥哥出钱跑官，前后投入十几万元，全都泡了汤。因为没有任何回报，哥哥向弟弟要钱，导致兄弟生隙，反目成仇。　　有仕途受难的，也有乐极生悲的。一位乡党委书记，苦心经营多年，用他的话说，活也没少干，罪也没少受，钱也没少送，风险也没少担。终有一天苦尽甘来，荣升为区委组织部长。金榜题名，此乃人生之快事，遂邀三五知己一醉方休。可惜次日早上竟没能醒来，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一夜之间就没落了。　　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人性修炼的最高境界，身处官场的人很难做到。农民打粮食，教师评职称，商人聚财富，做官是衡量机关干部事业成败的唯一标准，谁能等闲视之？选人用人本身就是模糊性的评价体系，时下又受到许多题外因素左右，用谁不用谁，常在可与不可之间。这种情况下，当看到别人进步而超越自己，你如何能够无动于衷？　　有个女作家叫章诒和，她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机关干部普遍有个心理，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同职同龄的人作比较。一旦有人职务提升了，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拿这个人与自己对比。如果此人确有过人之处，大家会心平气和接受；如果比较的结果是平手，甚至还不如自己，就很难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一个心理平衡问题，保持这个心理平衡对干部队伍健康成长很重要。而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次次打破这个心理平衡，让一些守规矩的人骨鲠在喉难以下咽。　　每一次干部选拔和职位变动，都会在干部群体心理中造成一次震动，调整的面积越大，造成的震动越强烈。提拔干部的公示名单一出来，机关干部便议论纷纷，指指点点。有人喜气洋洋，有人愤愤不平，有人暗自伤神。　　机关里流传一句话，“要想富，调干部。”近些年，有的地方干部调整过于频繁，而且批量任命领导干部，两年调整三次甚或一年调整两次，一次提拔二、三十多人，调整三、四十个位置，搞得人心惊慌，谁也没心思工作，眼睛全盯着人事变动。　　2007年1月，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在即将赴任株洲市人大副主任之前，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该县118名干部的任免。201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文将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山东省威海市工商局突击提拔干部45名。主政者出于某种因素，经常搞这种突击任命，被群众称之为“批发干部”。“批发干部”非但选拔不出优秀人才，还隐藏了许多行贿受贿的幕后交易，养肥了一帮腐败分子，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事业心，让买官鬻爵的人大行其道。　　一位通过公选担任某单位副职的领导，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上任后，下决心努力工作，一展抱负，报效组织的关爱和培养。然而一年年过去了，一批批干部提升了，始终没有他的戏，直把自个儿的少年头熬白了。在严峻现实面前，失落感越来越重。后来结识了一个体老板，两人谈得颇为投机。该老板决定在他身上投资，做他的资金后盾。此人便把全部精力转移到跑领导、托关系、走路子上来，时间不长，便动了位置。有人评价说，“佛门”中多了一个皈依者，干部队伍中少了一个好同志。 　　有一位外国学者论述道，在一个组织内，对人才的提携使用一定要慎重，尽量把所带来的副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否则，重用了一个人，伤害了一大群人。据说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他在解除一个人的职务时，总要通过邀请对方参加宴会、打高尔夫球、节日写贺卡慰问等方式，结交为私人朋友，消除对方的不愉快情绪，避免成为对立面，以保证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可惜，我们的执政者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而是顾不了那个什么理论——这个是上级领导点的将，必须提拔；那个是同僚托的情，自己还欠人家的情呢，投桃报李嘛；另一个收了人家的钱，不解决咋办？至于亲友、秘书等，都是自己人，更得提拔重用呐。干部的想法，群众的看法，我管不了那么多。　　这些年来，我们基本上抛弃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老古董。除了少数干部能经常接触上级领导谈谈思想外，大多数干部思想处于封闭状态，他们感觉离组织很远，找不到思想汇报的渠道和情感倾诉的对象。一些手握用人大权的领导干部，除了忙工作，就是忙接待，根本无暇顾及干部们的活思想，也没功夫听取干部们的心里话。无论你才华横溢、成绩累累，要想进步就得主动出击，若是坐等领导发现人才，那真是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领导手中的官帽子可是紧张的要命，那有多余的给你留着？　　有个市的文联主席去找市委书记说，你看我在文联工作十多年了，也该给我调换个位置了。书记吃惊地说，咦，你咋不早提出来，我一直觉得你热恋这行，每次动干部都不曾考虑你这块，下次有机会动一动吧。这个文联主席的境遇算是不错了。另一个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也去找书记，说在这个局干了十多年，想解决正局，不行的话平调到国土局还任副局长。书记大人未置可否，过几日见到中小企业局局长，书记对局长说，你那个副局长跑到我办公室要官来了。局长很生气，回头把那个副职一阵痛批。　　媒体多次报道，机关干部普遍处于身体亚健康状况，以前是“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据最新报道，如今又新添了个尿酸高。但为世人鲜知的，是许多机关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疾病，心理普遍处于亚健康。平时干部们怎么想、想什么，有什么愿望和意见，有什么苦衷或委曲，基本无人关心、无人过问。正常的反馈渠道不通，大家只好去托关系、找门路，有人的用人，有钱的用钱，在歪门邪道上竞争赛跑。成功者喜气洋洋、欢呼雀跃；败阵者痛心疾首、愁绪满怀。　　大凡机关干部都具有良好的隐忍能力，表面看不出他们的苦闷忧愁，出于自尊很少与他人倾诉和交流，自己的鼻涕自己吃。不过这种心理很难掩饰，在私下场合不经意就流露出来。比如有的人对世事持虚无主义态度，牢骚满腹，什么也看不惯；有的人一进家门就摔锅子打碗，整日对老婆孩子指指点点、骂骂咧咧；有的人少言寡语、得过且过，闷头抽烟以酒解愁。有个年龄偏大的机关处长，平时风趣幽默，乐观豁达，一次在酒场上喝多了，痛哭流涕，声泪俱下，说我在处长位置上辛辛苦苦干了13年呀，送走七任部长，都把别人打发好了，自个儿也该退休回家了。　　针对这种不良生态环境，有学者提出开设干部心理咨询和辅导，并建议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使其成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深入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和个人要求，梳理答复干部思想顾虑和疑问。2011年7月，山东省委出台了组织部长约谈干部新机制，通过这一制度，让干部通过正常渠道向组织表达诉求和意愿。不但可以反映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或问题，还可以对组织部或本单位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这一举措起码让干部感受到组织对干部的关怀和温暖。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缺少规范的用人制度和升迁机制，导致宦海沉浮仕途无常，一些人就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求神问卜上来。　　请看第二十六篇：人算不如天算。 2013-11-15 11:33:42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0楼【权力中国——中国党政机关大盘点】长篇连载之二十六　　第二十六篇：人算不如天算　　民间流传有“一命二运三风水”说法，据说是中国命相学上的经典，来自易经，但没找到根据。易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往大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后世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和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这门学问。特别是它的预测学发展繁衍迅猛，已经从对个体人生的推算发展到对全球重大事件的测度，十分诱人。那么,人究竟有没有命运安排呢？科学界目前尚无法定论。但人是有运气可言的，运气有好有坏，好的运气叫机遇、机会，坏的运气叫厄运、不幸。　　有个人称“僵驴子”的笔杆子，在单位与领导搞不好关系。他把平时给领导起草的讲话稿和文章全收藏起来，几年后，出了一本文集，署上自己大名——×××著，到处送人。你想领导会喜欢这样人吗？所以在入党问题上迟迟通不过。人们都说他是个“生蛋子”，没什么前途。但世事难料，这人在多年加入不了中共的情况下，加入了“民建”。有一年，组织上选拔民主党派人士，他以有业务专长的民主党派人士入选，竟进了当地的领导层，分管工作范围包含他原来工作的单位。这一来，他原来的上级成了他的下级，乖乖地向他汇报工作。因祸得福，是不是人算不如天算？　　有走鸿运的人，就有走背运的人。俗话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运气做弄起人来，让你不得不服。　　为了加快干部队伍的推陈出新，各地都有领导干部退二线的“土政策”，规定一个年龄线，将到年龄的领导从实职位置上免去，改任巡视员、调研员等虚职。某省辖市一个大局的“二把手”，在副职位置上奋斗了若干年，每天兢兢业业，小心行事，一直在等单位“一把手”退二线后接班。到了“一把手”退二线那一年，恰逢本市的“新城区建设工程”上马，市里为了保持工作连续性，对全市到二线年龄的领导没有作调整，“一把手”多干了两个年头，这样“二把手”就多熬了二年。终于有一天得到实信儿，说市委常委会已经研究过，这个“二把手”将在原单位扶正，任命文件很快下发。这位官员激动不已，筹划着上任后自己的施政蓝图，竟一夜未眠。　　次日到机关，风传本市市委书记昨日被省纪委“双规”，后又听说常委会研究的他那批干部的任命要先放一放，待书记问题查清楚后再任命。此人寻思，自己与书记之间并无瓜葛，不至于受影响，就耐着性子等。可一等就是三个月，书记审查结案后被批捕，省委派来新任市委书记主政，对上次研究的那一批干部就不再提了。转眼又过了一个年头，市委常委会再开会研究干部，这位老兄年龄就显得偏大了，仕途就此被搁置。旁人议论说，如果省纪律晚到一天，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此人沮丧透顶，借酒浇愁，逢人便说“三年不走运，熬死一个人。”抑郁寡欢竟得了不治之症。　　天道无常，官员走仕途经常受一些偶然因素指配，这就得看每个人的运气了。有些事情并没有人为因素，冥冥之中，阴差阳错，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话说某省某厅，厅长高就走了，本来顺理成章应该常务副厅长接位子，冷不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国家部委派出一位“太子党”补了这个缺，副厅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虽说心里不高兴，但副厅长琢磨，这些高干子弟都是下来镀金的，不会甘心老死他乡，要不了两年就“飞”走了，等他两年何妨。再说了，“太子党”背景深，人脉资源厚，扯上这个关系也算天赐良机。这样想也算对路，于是副厅长主动贴近“太子党”，积极配合工作。可谁知这位“太子党”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为人专横跋扈，行事恣意妄为，无法共事，终于在一件事上两人翻了脸。情况反馈到上级，结果“太子党”毫发无损，他却被调到一个“冷部门”凉快去了，以后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一般来说，没有比职务升迁更让官员兴奋的事了。但升迁有时是福，有时则是祸。比如有的人，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好不容易熬到个升迁机会，组织上任命他做管煤矿生产的官，去了不到一年，就发生了瓦斯爆炸，一下死了十几个人。组织上追究他的领导责任，将其就地免职。他找上级讨说法，上级说，发生这么大的安全事故，惊动了中央领导，不追究你刑事责任已经费了好大劲，你还想怎样？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没戏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好事变坏事的演义在官员仕途上经常发生，尤其在安全生产领域屡见不鲜。有位在地方当过大员的高级干部，退休后总结自己从政感悟，其中有一篇《安全生产：天下第一难》，文章说到：　　“我国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就要处分当地领导，慢慢地又延伸到处分主要领导。过去是政府领导，现在又扩大到党委领导。工人伤亡大，处理一些人甚至是领导人，这是平息社会舆论、平衡人们心理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人们都理解。但每起大事故都处理主要领导人，未必就能刹住事故……这件事处理不好，不仅分工上有困难，就连往煤炭城市选派领导干部也困难。”　　宦海沉浮无定数，从古至今仿佛成了官场上颠簸不破的规律。官员们在仕途难测、前程未卜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焦灼感、迷茫感。因为命运无法把握，便自然选择了占卜预测。倘若干部教育跟不上，制度设计不良、官场风气不好，此种恶风就会愈演愈烈。　　2010年，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2010年11月30日《法制日报》刊登的一篇记者调查《官场潜规则诱发“风水热”，官员求神问鬼暗藏腐败》，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若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 　　官员迷恋江湖八卦，大致有四种情形。　　一是算命。算命是中国的古老文化，几乎每个地方，都会产生一个老百姓共认“出了名”的算命先生。他的家门前，经常车水马龙，当地的、外地的官员们也会趋之若鹜，这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有不少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被这种“玄学”俘虏。如大贪官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他便不惜将建设中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有些官员对麻衣相、求签等相术不以为然，但对周易八卦却宁信其有。朋友在省直某单位工作，那一年被临时抽到省委巡视组，去某市检查工作，本来计划一周完成任务，却待了9天才打道回府。原来巡视组组长结识了当地一位周易大师，两人谈得相当投机，每天晚上切磋到深夜，多续了三天仍意犹未尽。　　《贵阳都市报》有一篇报道，说在贵阳，一个叫樊汝廷的在周易预测方面较有名气，不少官员对他言听计从。一次饭局中，樊汝廷结识了一北京高校干部培训机构负责人，这名负责人也喜欢预测，于是就邀樊汝廷前往北京，为该高校干部授课。这位樊汝廷除了帮官员预测仕途升迁之外，还会在一些官员面前预测宏观经济走势，来证明自己预测的准确度，比方说预测美国经济衰退等。一旦预测准确了，官员就会对“算命先生”刮目相看，到最后笃信无疑。　　二是看风水。迷信风水在党政机关十分普遍。2007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山西省交口县原领导班子，请风水师到县委大院看“风水”。风水师称县委大院“风水”不好，破解之道是在比县委大院低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里兴建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在风水师的指点下，夜深人静之时，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于香案前，在县委大院内埋下桃木弓箭、铜镜、升官符等物品。县里还以各种借口重建看守所、兴建牌楼，并在县委大院房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其他建筑物一头。　　有个县级市，十多年间未出一个地厅级干部。新任县委书记到任后，从外地请来一位“易学大师”。此人看后说，县委办公大楼有问题，大楼座北朝南，前面是县府广场，叫做一往无前，合坎卦；大楼后面是个医院，不妥，昭示背后有问题，应在大楼后面建座假山，这叫背后有靠山。书记依计而行，让县医院迁走，堆起一座土山，周围种植树木花草，弄成一个公园。几年后，县委书记果然荣升为市委常委、政法书记。县里人都说，“易学大师”看风水真准。　　某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9年1月至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却耗资5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重369吨、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作为城标。据报道称,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县上领导请了好多风水大师,县长3步一磕头,磕了99米迎接甘州石。　　《法制日报》记者转述一名风水师的话说，“地方许多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们规划。”“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会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会觉得很灵了。甚至有的官员在风水布置成功后激动得流眼泪了。”　　三是求神拜佛。媒体报道：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痴迷于求神拜佛，家里处处摆有佛像，早晚虔诚祷告膜拜。为求仕途升迁，他曾找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为了受到“神”的保佑，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他还专程前往山西五台山白云寺，拜谒住持。该住持为他“灌顶”，并赐法号“妙全”。为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该住持一辆轿车。　　四是改姓名。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改姓名是为了冒充别人女儿争遗产，辽宁省鞍山市外商生活区管理所前所长付维强改姓名是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但有不少领导干部改姓名，则是为了求仕途吉利。　　有个乡派出所所长，名叫关运清，此人升官心切，找一江湖先生的为他测命。江湖先生测过后，说他有当公安局长的命，但他的名字中那个“清”字不好，“清”与“轻”谐音，“关运清”就是“官运轻”，于仕途不利。随后，所长通过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便利，将户籍名字改为“关运鸿”。　　另有一厅级领导，名叫吴前程，请预测师预测，预测师说，你这名字明显有问题呀，吴前程就是没前程，要改。但厅级领导更改姓名要向组织申请，大有不便。预测师出了个主意，官场正规场合仍用原名，个人私下交往就用“吴乾丞”三个字。后来此人因修建高速公路翻了船，预测师逢人便说，他要是把名字真地改了，就渡过这道坎了。　　迷信个人姓名者有之，迷信地名者也有之。江苏省新沂市有个骆马湖，由于“骆马”谐音“落马”，当地官员认为对领导人不吉利，曾一度更名为龙马湖。后在当地群众一片反对声中，无奈又改回原名。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党政领导干部热衷于这类江湖骗术？除了说明一些人党性不强外，与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和官场风气有很大关系。现实中，官员与上级关系是以侍从关系为主，非制度化的业绩考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干部能否被提拔重用因素很不确定。当正常需要被各种“潜规则”左右，求神问卦也就应运而生了。　　有学者指出，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官员升迁能给出一个科学、简单而明确的信号，比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通过大样本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努力方向，根本就犯不着去求神问卜了。　　有人写了篇《小沈阳版论仕途》，道出了仕途的无常和无奈。　　其实，人的政治生命可短暂了，晚上钱一送，第二天官一当，半辈子清白没了。晚上钱没送，第二天官没当，一辈子仕途没了。一辈子最痛苦的是，钱没送出去，机会没了； 最最痛苦的是，收钱的领导进去了，把送钱的全给供出去了。　　做官要趁早，晚了就赶不上趟了。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对各级官员的年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使年龄成为众多官员在仕途升迁上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权力中国》)　　请看第二十七篇：干部年轻化。 2013-11-15 11:38:5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1楼第二十七篇：领导班子年轻化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有一个领导集体，叫做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的领导核心，由若干领导成员组成。早些年，领导班子人员的组成，原则上要求为奇数，有利于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决定。毛zd时代，班子成员要求老、中、青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年长的经验丰富，相对稳健，年轻人富有朝气，又有新知识，两方面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领导班子的奇数原则，许多年来已很少被人提及。究其原因，我认为奇数原则主要适应于战争年代，那时环境恶劣，任务紧迫，许多决策容不得展开充分争论，需要很快做出决定立即实施。和平建设年代则更讲决策的科学化，不能以人数的众寡代替决策的科学，诚如列宁同志所说：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后，领导班子运行机制更加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奇数原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二是干部使用上监管不严，受利益机制的趋使，领导班子超职数配备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来，1999年国务院“三定”（定机构、定人员编制、定领导职数）方案中，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群机构的领导职数都做出明确限定，但许多地方和部门为了多提拔干部，肆意突破规定职数多配领导。中国是个很善于跟风的国度，一个地方开了这个坏头，没被及时纠正和处罚，其它地方便纷纷群起仿效，认为别人能做我也该做，不然就吃了大亏，逐渐导致机构改革的成果丧失。　　2009年4月中国新闻网《一正配多副，谁来给臃肿的干部编制减减肥？》报道：　　“一个县级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有16人，比公安部的还多”，这是河南省郸城县群众对当地领导干部超编的讥笑。然而，该县公安局领导干部超编现象，只暴露出郸城县的冰山一角。据调查，郸城县违反政府机构改革“三定”方案，严重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不少县直机关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达到一正五副或六副，其中县政府办公室仅副主任就有9人。”　　这种现象并非独例，在全国已成为普遍现象。只出台规定而没有监管处罚措施，这是许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　　老、中、青三结合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再提了。改革初期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这个“四化”中实际上强调了“知识化”，当时任用了大批知识分子。哪几年知识分子特别吃香，所有单位都在翻看干部档案，发现有学历的干部如获至宝，立刻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许多是破格使用，知识分子从臭老九一下子变为香饽饽，很让知识分子杨眉吐气了一番。　　有一个地区的某某局，查遍单位干部档案，竟找不出一个高中以上学历的。为了落实党的政策，地委组织部就开导局领导，说你们可以做做工作，有些同志的学历可能在“文革”中遗失了，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正本清源。局领导在机关干部会上把上级精神一传达，一些干部就忙活开了。有的跑教育部门，有的跑人事部门，有的跑到外地开证明信。最后，有两个干部因为曾当过中学教师，开出了证人证言，说曾经读过什么学校，算是中专学历，很快这两人就提拔为局党组成员。其他没去跑的干部后悔不迭，说早知这样我也该去找找人，某个学院的领导谁谁是我的同学，大学学历我也开来了。可惜事过境迁，跟风的人多了，这只股票就开始下跌了。　　讲文凭这股风刮得时间不长，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学毕业生不再是稀缺资源，“知识化”很快被“年轻化”替代了。　　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开始倡导干部队伍要年轻化。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施，大批老干部退休下来，大批青年干部陆续启用，年龄的重要性代替了文凭的重要性。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在选拔干部中，虽然从来未出台任何文字的东西，但在内部讲话精神中，对干部的年龄由倡导变为强调，并一再压低年龄要求，甚至硬性规定地市级领导班子中要配有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干部，省部级领导班子中要配有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干部。　　当然，在中央的干部路线中，除了年龄要求以外还有其它条件，如政治要求、学历要求、群众基础等等。但在这些要求中，有的是软条件，如政治要求；有的是可以争取到的，如群众基础；有的是普遍具备的，如学历要求（现在的干部都有大专以上文凭，没有的也想方设法弄个党校、函授、电大文凭，不少还混上研究生、博士生）。唯独年龄要求是个硬条件，年龄大了就不能再变小。不过这也难不倒个别有能耐的人，千方百计找关系把年龄改小。有的原来是老大哥的，突然在同事中变成了小弟弟。有的改年龄后一算账，十六岁就生了儿子。滑稽可笑的事层出不穷。　　按照党和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干部的离休退休年龄为：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人，正职一般不超过65周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周岁；担任厅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周岁；以下级别的干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不过，各地为赶中央干部年轻化的浪潮，创造性地出台了一些 “土政策”。比如，有的地方在换届中规定，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地厅级不超过45周岁，县处级不超过40周岁，乡科级不超过35周岁。干部年满45周岁不再提任地厅级领导职务，年满40周岁不再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年满35周岁不再提任乡科级领导职务。　　除了提拔任命有年龄界限外，任现职的领导年龄也有界限。如许多地方规定地厅级正职满58周岁、副职满56周岁，县处级正职满54周岁、副职满52周岁，乡科级正副职分别是50周岁和48周岁，到这个年龄，就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改任“巡视员”、“调研员”之类非领导职务。这些个非领导职务，不再是班子成员，有参政权但无决策权，视情况有的分管具体工作，有的不再安排具体工作。现实中，大多数退居二线的干部，基本上脱离了工作。尽管这些人各种待遇未变，工资福利一分不少，年度工资照常晋级，车辆、办公房仍然保留，但多数人已不再正常上班，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周五天工作日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有的人到单位去就是取取报纸，听听新闻，聊聊旧事，拉拉家常。还有人索性到公司、企业里做兼职，或者回老家养猪、种菜、植树、抱孙子，只等退休那天办手续了，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自在的“公家人”。 我国自1994年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职级与职务并行的用人制度，职级进档主要靠职务提升，如果职务得不到提升，职级进档是十分缓慢的。可是，职务提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不是人人能各得其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科级职务以下的公务员总数是92%，只有8%的公务员是副处级以上职务。这里有两个变量，一是职级越高职数越少，竞争越激烈，要获得更高职位就更难；二是越到基层职位越稀，僧多粥少，多数人干一辈子都难求一官半职。现在引用某杂志一篇分析文章，实际计算一下基层干部升职空间。　　“在一个县，县级领导一般为50人，每年有3至4人退出县级领导岗位。而在一个县里，正科实职党政一把手约300人。假设空缺的县级岗位全部从本县正科实职中选拔，每个正科实职升副县级的概率为1%75——1%100。由于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乡镇党委书记继续升迁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年，而升任副县级的条件要求是，必须有在两个不同乡镇任党委书记的经历。因此，对大多数乡镇党委书记而言，这个职位已经到顶，成为‘天花板’干部。　　那么，从乡科级晋升到副县级的干部，其仕途又将如何呢？由副县级干部到县委副书记，一般需经历9个岗位、8个台阶，即副县级干部——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府副县长——县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县委常委、副县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委专职副书记。假设某人任副县级干部时年仅30岁，每个岗位仅干3年即能顺利晋升，干满这9个岗位时已是57岁。如此密集的或潜或显的台阶，居然是在同一个职级平台上，让人难免有艰难跋涉之感。”（《领导科学》2010年第3期于学强《干部的“天花板”困境解析》）　　上文很详细地说明了基层干部仕途发展空间的狭隘。这里还没有计算许多领导职务都是被“空降兵”占居的——就是上一级往下一级任命领导干部，而这几乎成为党政机关的一种惯例。如果算上这一层，那么本土干部的升迁空间就更狭小了。不过，上文里所说副县级干部要先转到政协、人大去任职，然后才能任政府副县长，这种说法缺乏现实依据。实际情况是，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先任副县长，然后升任带常委的统战部长或宣传部长什么的，再升任管干部的常委组织部长，再升任常务副县长或副书记。尽管没有组织规定，但一般是按这个路子走的，也是惯例。党委、政府是一线机构，政协、人大属二线机关，如果到政协、人大任职，实际组织上就不再考虑那人的下一步使用，仕途就基本结束了。　　凡事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年轻化的结果，一方面让年龄过杠的干部心灰意冷，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另一方面，导致干部们迫不及待地追求升迁速度。有的人刚到了新岗位，马上就谋划下一个更高级别的职务，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工作。他们计算的很精确，一生想做多大的官，就要有多快的晋升速度。否则，一旦升迁速度慢下来，年龄不等人哟。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的“29岁市长”“26岁县长”现象，更让那些谋划一生做高官的人心急难耐。　　中央屡屡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自有中央的道理，但许多干部对此并不理解，也难以接受。有些学者曾撰文提出质疑，指出这样做的结果，使40岁以上还没晋升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前途无望，从而失去进取心；使快到“退二线”年龄的干部丧失责任感，不利于全面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尤其是退休下来的老干部，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面对一批批走上主席台的“娃娃干部”，他们心里很不平衡，于是社会上流传了多个顺口溜：“孙子主席台上站，儿子撅着屁股干，爷爷凉在一边看。”还有一说是：“文凭不可少，年龄是个宝，关系最重要，资格算个鸟！”　　说起此事匪夷所思。按劳分配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现实中不少干部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却脱离了工作岗位，拿着俸禄不奉献，身为公仆不服务，享受官员待遇却去挣私钱干私活，这不是与宪法精神和原则相背离吗？　　还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2009年11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指出，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这位时任“吏部尚书”批评各地在干部年龄上搞“一刀切”的做法，违背了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本意，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央高层在干部年龄问题上的第一次纠偏，这条来自权威部门的声音，让一些不久将退居二线的领导精神大振，欢欣鼓舞。　　然而，李源潮这个重要讲话只是通过非主流报纸和网络进行了消息报道，并未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也没有让各级党委进行传达学习，当然也就谈不上贯彻落实。各地仍然我行我素，照老方子下药，个中原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说完干部队伍年轻化，再来谈谈干部晋升的其它途径。　　请看第二十八篇：公选与挂职。 2013-11-19 16:53:30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2楼第二十八篇：公选与挂职　　公务员走仕途，除了正常的组织提拔晋升外，还有两条途径，公开选拔和挂职锻炼。　　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基本方式有四种，委任制、考任制、选任制和聘任制，目前情况下，干部选拔任用多数为党委委任，领导班子一研究，决定某人到某单位担任某职务，先行公示，然后下发任命文件，由组织部门带领直接赴任。当然，有些行政官员还要等待人大常委会履行法定程序。　　选任制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来确定任用对象，主要指按照法律和有关章程规定，实行选举的官职。我国宪法和党章规定，党和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政权的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例如市委书记和市长。但是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许多按照法律和章程应当选任的领导职务，因为出于种种策略上的考虑，以委任代之，不落实党员和群众的民主选举权利，导致人们对现行选举制度丧失信心，已经降低选任制在干部群众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有学者指出，就健全的选任制而言，对官员有选择决定权的只能是选民，而不是考官或干部。现行的省辖市市委书记“公推票决”，表面上是实行了选举，但范围很小，仅把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地厅级干部，这就排斥了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权，代表的选择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聘任制是由用人单位采取招聘或竞聘的方法，经过资格审查和考核，由用人单位与被聘任人选签订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受聘人员职责、待遇、聘任期等。聘任制多用于企业，除个别岗位如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专业性很强的职位外，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很少采用。　　考任制是根据工作需要，公布职位选拔的范围和条件，根据统一标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一项制度。考任制近年来成为党政机关选贤任能的热点，备受推崇风靡各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公选”。这种选拔方式并非新创，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曾经一度辉煌，但到后来演绎成一种社会弊病。　　目前各地方广泛开展的领导职位公开选拔，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跑官、要官、买官的腐败，不失为发现人才和鉴别人才的一种有效方式，但也存在着不少弊端。2010年《中国行政管理》刊载郭庆松《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公选干部中存在问题。该文将问题概括为：　　“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途径认识不够；岗位分析不到位甚至缺位；资格审查、考察等环节有时失去意义；笔试、面试等方法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的问题；对于上岗以及入围未上岗的干部跟踪培养不够；公开选拔配套制度方面存在不足。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科学化不够和规范化、制度化有待进一步提高。”　　很显然，现行的公选考试，特别是笔试中，测试的内容更多的是对书本知识的掌握，而那些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的领导能力，是考试不出来的。面试环节存在跑风漏气、关系作弊、考官个人喜好等人为的因素。考察环节也存在失实、不全面、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的问题。尤其是在“胜任”、“称职”与否上，定性的因素多，定量的标准少，难以准确地衡量干部。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毕竟公选提供了一种竞争的机会，打破了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一统天下。一些没有背景又不善钻营的干部，靠真才实学脱颖而出， 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须臾便完成了从普通干部到领导干部的飞跃。有人形容说，昨天还见人家在机关提水拖地，今天人家就坐上小轿车了。许多人需要奋斗多少年才换来的乌纱，他们两场考试就搞定了，让很多人艳羡不已。　　多数人的艳羡就是导向。在这种导向的驱使下，机关里有一部分年轻人将命运押在公选考试上，他们不屑于工作质量和绩效，而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复习应考上。有人昨天在本市应考，后天到外市考，过些日子又跑到外省应考。凡是有公选，不管天南海北，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参加。还真的让他们考出了经验和水平，几次考下来，就荣登及弟，奔赴领导岗位做官去了。　　于是，这成了许多青年才俊平步青云的一条捷径。有的人从科级干部考起，不停地赴考，不停地晋升，十几年后的今天，已经升任副省级领导干部，让同辈们望其项颈，自叹弗如。　　中国的许多正常的事情，凡是成了众人追捧的热门，就要生变故。公选能使人一步登天，有的人就开始在这上面动歪脑筋了。以华夏儿女之聪明，区区考试能难倒人吗？　　个别掌管人事权的领导，在公选范围和选拔条件上，特意为某些应考对象“量身制衣”，尽量排斥竞争对手，给自己的人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比如像那位“改分书记”——广东省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纪委书记梁国影，在2012年5月广东省举行县级以上机关公务员考试中，为让其儿子林钰成能考上中山市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办事员这一职位，梁国影便伙同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将学历要求从本科降为大专，并限制非广东省户籍人员报考，还要求电子商务专业，这些都是为了迎合林钰成的实际情况，以最大限度地排挤其他人的报名。此外，学位“不限”，不要求两年以上工作经历，但要求“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所列出的条件几乎是为林钰成“量身打造”。（法制日报）　　有些手握大权的领导根本不屑于去“量身打造”，直接插手干预，使原本公开、公平、公正的公选完全变了味。有个地方公选副县级领导职位，面试主考官在面试过程中随意改变考试内容。面试成绩也不当场宣布，甚至随意调减录用人数和被考察人选。人选确定后，也不通过当地媒体公示，只在小范围内以公文的形式进行了所谓的公示。这次公选结束后，三个市领导的秘书全部入选，奉命担任主考官的官员，给领导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使命。　　公选变钦点，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公选这项新生事物，确实还有很多需要规范和改进的地方。在当前党政机关法治不健全、人治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若不尽快完善，极容易走向歧途。增强透明度，强化科学规范操作，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笔者以为，有一条必须作为公选的前提，就是将公选对象与后备干部的选拔结合起来，公选范围应该限定在后备干部的范围内选人用人。换句话说，公选者具备的资格之一，必须是群众推举、组织认可的后备干部。这样做具有多重好处，一是杜绝了少数人无心工作、一门心思复习应考的投机；二是后备干部参加公选，本身就是在群众公认、组织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人才选拔，保证了公选人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群众基础；三是较大程度上堵塞了个别领导干部为了提携子女、照顾关系，从而插手干预、徇私舞弊的漏洞；四是安定了勤奋工作者的心，确保了选拔出来的人才既有知识，又有实绩，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工作能力。 说完了公选，再来说挂职锻炼。挂职锻炼是组织上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担任某一职务，进行学习锻炼的一项有计划的管理活动。这项活动的出发点，主要是让干部体验不同部门的工作生活，学习相关知识，积累管理经验，也是干部交流的一种方式。　　目前各地实行的挂职锻炼，基本是上级机关选派中层干部到下一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通常担任副职，时间2——3年的。很少有下级机关选派干部到上级机关任职锻炼。挂职期间，对应本人现任职务，担任挂职单位相应职务，这个职务是临时的，不占挂职单位的编制职数。公务员的级别共分15级，分别与公务员的12个职务等次相对应。比如你是国家某部委一名司长或副司长，按职级对应关系，你可以到某省一个厅挂职副厅长，或到某地级市挂职副市长、副书记。如果你是个省直机关处长或副处长，可以到某县挂职副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如果你是市直机关一名科长或副科长，可到某乡镇挂职副乡（镇）长或乡（镇）党委副书记。当然，到企事业单位担任相应职务的也有。挂职干部一般为中层干部，所以，如果你是个什么职务都没有的“大头兵”，不在被选派之列。　　下派挂职属短期工作锻炼，下派期间要受原单位和当地党委双重领导，其职责是协助当地主要领导开展工作，因此，无论你在原工作单位是正职还是副职，下派挂职一律担任副职。实际情况，下派挂职锻炼主要是副职，正职较少。一方面正职在本单位主持工作，领导一般不选派，以免影响正常工作开展；另一方面，正职一般都在组织部门挂了号，处于晋升前沿，自己也不愿下派，毕竟下基层是辛苦的。此外，下派挂职还有个年龄问题，组织上主要选派中青年干部挂职锻炼，如果年龄偏大，下去对组织对本人都没什么意义。　　挂职锻炼是一种镀金方式。凡下派挂职锻炼过的干部，算是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可以为自己增添一份政治筹码。近年来，组织部门规定，干部任用的前提，是曾在基层工作锻炼一两年的，才能有得到提升的机会。当然，这项制度也和其它规定一样，并不是刚性要求，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但毕竟是与对手竞争的一个优势。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挂职锻炼一度曾经受到机关干部的热捧。这其中有丰富的内涵。从政治上来说，被选派挂职锻炼，说明被单位领导看中，被组织部门信任，不言自明自己是一个值得培养、大有前途的好干部。从身份上来说，无论你原工作单位是多么高级别的机关，作为一个中层，不过是一个听招呼跑腿办事的，不掌握任何权力资源。但挂职到了下级单位，摇身一变，立马成为一名领导干部，参与决策，分管事务，带兵管人，谋划指挥，甚至训人骂娘，在你负责的工作领域内，你就是龙头老大。作为领导干部，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自不必说，逢年过节有人向你纳贡朝拜，求你帮忙的人更是把你敬若神明。　　许多人认识到，这是一条做官的捷径。尤其是对于那些默默无闻做奉献、但在后备干部中尚未排上队的人，与其跟在别人后边熬日子，不如下去镀金，先过一过当领导的瘾。因此，上世纪末期，机关里中青年干部纷纷争相挂职锻炼，有的去市、县、乡挂职，有的到企业厂矿，有的去了学校、医院。而这些镀过金的干部回机关后，不长时间便得到重用，走上令人眼热的领导岗位。　　挂职干部中有些人走上另一条路，他们在挂职期间，与当地主要领导处好了关系，索性就留在当地任职，做起名副其实的领导干部。比如有位省人大的副处长，到某县挂职副县长，这个县经济状况很好，财政富裕，县里让他分管招商引资，给他配了专职秘书和本田轿车，整天满世界跑，工作捎带旅游，好不快活。挂职到期后，他就不想回了。省人大当时不同意，他对领导说，你们要是让我回去，给我解决个副厅级，不然就让我留下来。你一个副处级提拔副厅，这不是漫天要价嘛？省人大只好由他去了。　　这位副处长走的这条路，被人看好，纷纷效仿。这些年来，有不少机关干部，特别是国家部委、省级机关的干部，通过挂职锻炼到市、县一级任职，期满后直接留在当地。他们的理论是：“下去当个父母官，潇洒一天说一天；何苦机关做黄牛，辛辛苦苦熬白头。”　　这条路走的人多了，就开始变味了。有些挂职干部并非组织部门特色的人选，而是本人通过与当地主要领导个人私下商洽促成的，所谓的组织选派已经变成主要领导一句话的事。比如，有的人在企业干厌了，有的人所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还有的人在企业背了债，纷纷通过这条道来了个华丽转身。不单是企业，还有个别所谓学者、名人也加入到这个行当里来。甚至有个别博士，学校门一出来，通过高层人士穿针引线，鲤鱼跳龙门，直接到地方挂职当上党政大员。　　干部挂职不限于党政机关公务员，而且发展到公众人物。2000年底，相声明星牛群南下挂职安徽蒙城县副县长。2008年10月，央视主持人张政挂职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助理，一年后，出任新疆阿勒泰地委副书记。同年，央视主持人王志到丽江市挂职副市长。2009年4月，36岁的体坛名将邓亚萍担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一年后又调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短短三年内，邓亚萍完成了“三级跳”，成为最年轻的正厅级女干部之一。（人民论坛2012年3月《各类“空降”扫描与基层抱怨症结》）　　做官如此容易，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地方上之所以很乐意接受这类挂职干部，因为他们很有“来头”，上层关系广、路子多。有些事情比如跑国家部委批文、省政府批件等难题，让本地人办起来很棘手，但让这类人出面往往会轻松拿下。双方各取所需就能成交。　　当然，通过如此渠道下派的干部，素质上就不好保证了。有位从央企下来挂职的干部，先担任副县长，很快就当上这个县的县长。他一主政，就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在县城大拆大建大施工，在乡村修路架桥搞开发，声言要把县城建设搞成全省“当下最先进，二十年不丢人，五十年不落后”的样板。可县财政每年收入就那么几个钱，县长到处贷款、融资，欠下大量外债。县委书记私下对人说，他妈的这样乱铺摊子，我县的贷款至少要还20年，让下任如何接他的活？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同样是做官，有的官员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指点江山，有的官员默默无闻、埋名沉寂，风光大不相同。　　请看第二十九篇：冷板凳的滋味。 2013-11-19 16:55:1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3楼第二十九篇：冷板凳的滋味　　有一幅对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作为搞学问座右铭，实在是幅好对联。可是要让机关干部在冷板凳上坐十年，那这幅对联就得改为：板凳坐了十年冷，心灰意冷神归空。　　本文说的坐冷板凳，是指把一个干部放在无关紧要不被关注的岗位上。这种岗位不但没什么职权，而且远离领导视线。坐在这样的板凳上，领导不关注，也几乎不过问。即使你去找领导汇报工作，可能也排不上号。曾经遇到某农机局局长，说他上任第一年，给市长电话约过五次，上门求见六次，一次工作也没汇报成。以后索性不去找了，等领导来视察吧。可是他在这个局长位置上干了八年，没等到一个市领导来视察。　　有篇《齐鲁城市魅力行》文章，说在古代，如果主人不愿见来访的客人，就吩咐仆人让他们在大门内的板凳上坐一会儿。那板凳太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没坐热，客人就会悻悻而归，于是就有了“坐冷板凳”的由来。相传当年严嵩坏事做尽，皇帝终于知道了，严嵩被弹劾将要治罪时，就跑到曲阜孔府，托其孙女女婿衍圣公向皇上说情。衍圣公以天下之法为法，断不愿做让天下人耻骂之事，拒不迎见。严嵩等了很久，也未见到他的孙女婿，在孔府坐了几个时辰的冷板凳后扫兴而回。　　坐冷板凳的官员也不招同僚待见。那位农机局长说，人家别的单位经常人来人往，香火旺盛。俺这里倒好，冷冷清清，整日连个串门的人都没有。想想也就该如此，你管农业机械那点劳什子事，机关干部谁用得着？除了喝醉酒走错了门，谁来你这鬼地方？　　亲戚越走越亲，领导越混越熟。热岗位上的干部经常围在领导身边转，借着谈工作就把个人的事办了。这一点，冷岗上干部就难了。　　某省直单位有个冷部门的副职，一心想脱离苦海，换到热部门当官。欲见某位省领导做点工作，可他既无私人关系引见，又没工作关系套磁，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要见省领导，先要过秘书关。第一次，秘书问他找领导有什么事，他说要汇报工作。秘书说，汇报工作让你们一把手来。他无言以对，只好走人。第二次求见，他说向领导汇报思想。秘书说，如果有具体要求，最好写成文字呈送领导；如果没具体事，就不要打搅了，你看这么多人都在等领导呢。他还是只好走人。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听说那位省领导晚上经常爱在住宅小区附近散步，他便天天在领导居住的小区蹲点守候。如此“守株待兔”，十多天后，终有一天撞见领导。他忙迎上前自我介绍，领导问有什么事吗？他赶紧把反复琢磨了多少遍的话向外掏。可是刚开了个头，领导就说，有什么事到办公室说，我明天有个会还没理出头绪，好吧？就此收场，策划了一个月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回到家，他才发现由于过度紧张，两条大腿都酸了。这一夜，他仿佛做了什么坏事，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所以，民间有句俗语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冷板凳之所以“冷”，在于其远离权力中心。　　远离权力中心，党委政府许多中心工作你参与不进去，不能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办领导之所需，解领导之所忧，你就难做军中大将，难立汗马功劳，难成有功之臣。　　远离权力中心，大量的全局性活动不见你的身影，你就没有人气，缺少影响力。一位史志编纂单位的头头感叹道，我们这个单位，每年就开一次年会，年年都邀请市领导来做指示，可一次都没来过。谈起体会，他说党政机关就像个运动场，人家别的部门都是运动员，在场上跑来跳去，英姿飒爽，神气十足。我们只是运动场旁观的看客。看得有意思就鼓鼓掌，没意思就回家。　　远离权力中心，你只好在自己有限的小圈子里活动，就算你宵衣旰食，成绩显著，硕果累累，也难入领导的法眼。某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由一位退下来的市级领导担任名誉主任。这老头儿余热不散，工作很卖力，年年在省里拿奖牌，还在全国老干部会议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老人家颇为自豪，捧着厚厚一叠证书奖状，去向市委书记汇报自个儿那点事。书记看在老同志面子上，洗耳恭听。老头儿细细道来，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走后，市委书记对秘书说，以后他再来，你就说我不在。这老头子，说起来没完没了，误我好多事。　　远离权力中心，你就远离了领导的视线。平时情况不明，信息不灵。你不会被领导熟知和了解，更不会被领导赏识和提携，老老实实在你的位子上待着，只能谓叹“徒生仙实凤不游，老死空山人讵识”。　　冷板凳如此滋味，机关人个个唯恐避之不及。后备干部一旦由“媳妇”熬成“婆婆”，亲朋好友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放到什么位子了？若是把热交椅，众呼万岁！若是个冷板凳，双唇“啧啧”多有抱憾。因为有职有权的热交椅，意味着今后升迁之道成为通途。而坐在有职无权的冷板凳上，要想咸鱼翻身就要下大力气了。　　按照机关惯例，如果某位领导犯了错误或工作有失误，就会让他去坐冷板凳，以示惩戒。比如当市长的工作中出了问题，组织上就把他调回省直机关，找个闲差，从快车道移到慢车道，他的政治前途基本就结束了。因此，在快车道上的干部，决不可松懈大意，一定要积极工作，好好表现，否则就让你尝尝冷板凳的滋味。　　早些年某一天，遇到一位熟识的公路局局长，急急忙忙去找市领导，上气不接下气。问何以如此慌神，答曰：我这几年工作很卖力，又没出啥问题，也没要求过调换岗位，不知为什么让我到计生委去？一小时后，又见到这位局长，询问情况如何？答曰：嗨！不知那个烂货瞎编乱传，根本没这回事。走，弟兄喝酒去！一脸如释重负后的喜气洋洋。 坐冷板凳的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尤其是从热板凳换到冷板凳上的人，冷热两重天，最能感觉世态炎凉。有位从快车道上下来的领导说，冷板凳不冷屁股专冷心。　　看到网上一则帖子，不知是官员的自白，还是哪个小生的恶搞，原文摘录，以博一粲。　　“去年挪窝坐冷板凳了，今年过年清汤寡水没啥人拜年了，想想也很正常。有两家朋友性质的大户送了两张购物卡，合计1500元。因无丝毫利益纠葛，看作扶贫，问心无愧，买了几条烟抽了。”　　另有一则打油诗，将原来社会上流传的“新四项基本原则”再度改编，也颇为有趣。　　原文：　　喝酒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送。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改编：　　喝酒无人再请，抽烟无人再送。　　工资花得一分不剩，小秘情人跑得一干二净。　　长期在冷板凳上待着的机关干部，有些是自己机遇不好，进了大寺院，得到个小差事，无机缘结交权贵，没机会展示才华，无声无息就被埋没了。有些属于个人能力问题，比如某人本来走的是快车道，但长时间平庸无为，驾着宝马不加油，占着快道不提速，就会被移到慢车道上去。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热岗位上的干部整日加班加点，累死累活，每天日不是在官场上跑，就是在酒场上泡，一天到晚不着家门，连给父母尽孝心都耽搁了，实乃忠孝无法两全。　　坐冷板凳也不完全是坏事情。一是工作任务可做可不做，可多做也可少做，随心所欲，不急不躁，清静自在，实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每天早上不必急着去单位点卯，有的人上午9点还在公园拉二胡、打太极拳，有的人三天两头请假办私事。二是山高皇帝远，既然上级领导不关注，自己也不用奴颜婢膝、挖空心思讨领导的好，倒不如弄弄个人爱好，搞点小事业。有人练起了书法、摄影，几年后在当地小有名气；有人与朋友合伙做生意，买上了私家车；有人自修法律，竟过了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证；还有人潜心研读公选教材，考上了外地县处级领导职位。三是冷板凳无风险，心胸坦然，无后顾之忧，足可贻养天年。　　当然，也不是说冷板凳上就没人犯案的，行船跑马三分险，一旦犯了案你连冷板凳也坐不成，就该去坐“冷房子”了。故而机关里还有一句话，说坐冷板凳的干部整天说领导不关注，一旦你出了问题犯了案，领导自然就关注你喽！　　那一年，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同学们自由上台发言。几位仕途正红的同学侃侃而谈，大讲自己为官之道。聚会上特邀来的几位原任课老师，对他们几个也是一遍遍称颂不已。这时一位同学登台发言，说大学毕业25年了，25年之中自己没有换过单位，没有换过岗位，没有当过一天领导，一直在这个穷单位当个小会计。人生短暂，黄金期已经过去，但我没有一丝遗憾，因为我从未主动敲过领导一次门，从未拜访过领导一次家，从未阿谀过领导一句话，也从未屈尊向领导送过一次礼，我问心无愧！他这不合时宜的一串排比大杀风景，给那几位官运亨通的同学兜头泼了一瓢冷水。　　鉴于坐冷板凳滋味不好受，有人就出主意说，应该让那些官迷们坐坐冷板凳。一篇《以冷板凳克制官员浮躁风》文章说：我们的很多官员其实素质不低，只不过是官迷心窍，被权力笼罩了整个身心，才导致其把全部精力都投向追逐庸俗的官场文化、升迁之途，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远离权力，坐着冷板凳冷静一段时间，就不愁他们不知道如何上网与群众交流，不知道何为“打酱油”。　　文章的动机故然是好的，但不知作者想过没有，把坐冷板凳作为一种惩罚，让那些坐热板凳坐昏了头的人尝尝冷板凳的滋味，那么，原本就在冷板凳上一坐多少年的干部，是不是也该换到热板凳上坐坐呢？(《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谈论了这么长时间的做官之道，早该把党政机关的官位设置介绍一下了。　　请看第三十篇：机构与官职。 2013-11-19 16:56:1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4楼第三十篇：机构和官职　　中国古代官职林林总总，是很复杂的系统。其复杂程度，不是专业搞古代官职研究的人，都厘不清楚。比如说丞相一职，又称相国，通常称宰相。有的朝代分为左右两个丞相，明朝朱元璋之后又不设丞相。巡抚一职，明代是指巡察地方的朝臣，就是所谓钦差大臣，但到清代又成为省级地方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这一职务还被称为“抚院”、“抚台”、“抚军”。历朝历代官职变化很大，就连一些作家、学者有时也会出错。　　当代中国的官职也是个复杂的体系，而且经常调整变化，不在官场上的人，很难拎得清。就是官场上的人，时不时也犯糊涂。举个例子，有个机关干部到省国资委去办事，来人自报家门，说是“文产办”的。国资委的人愣了，什么“文产办”？咋从来没听说过。来人也不含糊，模仿赵本山小品的口气说，哪是我没来找你，我要是早来找你，你不就早知道了么！呵呵。　　所谓“文产办”，是“文化产业办公室”的简称。这是个近年来新设立的机构，有的地方归属政府，有的地方归属党委宣传部，且名称也不尽相同。　　要介绍中国当代政权组织机构及其官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按主要线条理一理吧。　　一、行政体系。　　中国采用五级行政体系：国家级、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乡科级，各级别官员分设正副职。其中“司局级”是针对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来说的，地方上多不采用这种叫法，而称作“市厅级”。　　国家级指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省部级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直机关各部委。市厅级指省辖市和厅级。县处级指县（县级市）区级和处级。乡科级指乡镇、街道办事处和科级。　　国家行政级别中是没有股级，但地方上设有这个职位。　　二、“四大班子”。　　五级行政体制的权力核心是“四大班子”。　　机关通常说的“四大班子”,是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机构。这四套机构，是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的四大系统。在国家层面，叫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每套班子的首脑人物分别称作总书记、委员长、总理、主席。　　在地方层面，四大班子的机构名称是党的委员会、人大常委会、政府、政治协商会议。　　党委的机构名称如省委、乡党委，官职名称是书记，如省委书记、乡党委书记。　　人大官职称主任，如省人大主任、区人大主任。但乡镇一级称人大主席，不称主任；街道办事处称人大工作委员会，为区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　　政府称长，如省长、镇长、区长。　　政协称主席，但在乡镇和街道一级不设政协机构，一些原来有设置的地方已经取消。　　“四大班子”中，党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与西方政体大相径庭。党委的领导核心，是党委常委会，相当于清庭的军机处，许多重大决策均出自这里。　　在地方上，常委会一般由书记、省（市、县）长、副书记、党委秘书长、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省（市、县）长等人组成，常委相当于清庭的军机大臣。　　许多局外人对常委会不太了解。举个例子，某人想安排子女就业，别人给他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县委统战部长，另一个是副县长。此人就选择了后者，认为后者比前者权力大。殊不知，统战部长是常委，副县长大多不是常委，前后两人权力差距大了去啦。　　清注意，“四大班子”的排列顺序，人大排在政府前面。因为按照《宪法》，人大是国家权力机构，政府预算、官员的任免等重大事项，要经过人大表决通过才能执行。这一点，包括机关一些年轻公务员，有时都犯糊涂。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人大的权力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彰显。　　政协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机构。有人以为，政协是中国的参议院，这是不对的。如果与西方国家比对的话，人大才是中国的参议机构。从宪法角度说，政协并不属于我国的国家机关。不过由于历史延续的因素，政协带有“准国家机关”的色彩。但政协做出的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制实施，而只能提供给党委、人大和政府参考。政协是中国特有的机构，是我党的统一战线组织。　　关于“四大班子”的关系，我在第一篇里有句话：党委是挥手的（谋划指挥），政府是动手的（工作落实），人大是举手的（审议表决），政协是拍手的（议政呐喊）。当然这句顺口溜表达意思并不完全准确，但基本表述了四大体系在现实中的作用。　　三、地方党委。　　地方党委和政府是中国政权组织的主体，负责管理一方的党政事务。　　党委首长是书记、副书记。请注意，市长也是副书记，而且是第一副书记。2007年，各地方党委精简副书记职务，每地只设一名副书记，称专职副书记，意即专事党务工作。然后是秘书长、副秘书长。此外，就是党委常委会，这点已在上面谈过，不再重复。　　党委机关一般设有如下机构：党委办公厅（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工委、政策研究室、信访局等几个部门。　　党委办公厅（室），按机构级别不同有“厅”和“室”之别。省委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叫办公厅，市县乡级称办公室。市级以上（含县级市）办公厅（室）设有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秘书长一般是常委。另设办公厅（室）主任、副主任若干。目前，有些县也增设了秘书长、副秘书长，但乡镇和街道一级是没有的，只有主任、副主任。　　县级以上党委办公室是个大机构，人员也较其它部门多。党委办公室还有附属机构，如保密局、机要局、党史办等。　　组织、宣传、统战三大部的首长均称部长、副部长。政法委和机关工委的首长均称书记和副书记。　　机关工委是“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是党委的派出机构，其职责是领导各级直属单位党的工作。这个部门可看作是地方党委的二级党组织。相比组织部、宣传部，是个小部门，工委书记一般不进常委，但机关工委内部也设立有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此外还设工会、妇联和共青团，实在算是个小党委了。 四、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委有个专设机构，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机构有点特别。纪委与党委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党代会同时选举产生的两个机构，只是分工不同，纪律专事党的纪律检查。按说纪委应该与党委平行，但目前的体制是，地方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既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又负责监督同级地方党委。那么纪委算不算同级党委一个工作部门呢？笔者认为，如果按照党章和纪委章程，不是同级党委的工作部门；但现实中，它又确实是同级党委一个工作部门。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　　鉴于这种情况，专家学者和人大政协代表多次提议，应将纪委从同级党委下独立出来，实行中央与地方垂直领导，以解决同级监督难的问题。　　纪委与党委一样，也设有常委会，目前纪委与政府监察局合署办公，统称为“纪委”或“纪检委”。　　五、地方政府。　　政府机构是个庞大的行政体系，政府首长是省长、市长、县（区）长、乡（镇）长、街道办主任，省、市和部分县政府设有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设有政府办主任、副主任。政府秘书长不是党委常委。　　政府之下设委、厅、局，如发改委、国资委、计生委，工信厅、国土厅、教育厅、公安厅等等，而这些部门到省辖市一级则称为局。是委称主任、副主任，是厅、局称厅长、局长。此外，政府还有一些“中心”、“办”、“所”等机构，如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史志办公室等。　　政府系列里还有些“副建制”机构，所谓“副建制”就是比正常机构级别低半格的单位。比如省厅一般为正厅级，但省公务员局是副厅级机构，公务员局的局长是副厅级，副局长是正处级；市、县政府都有这类低半格的单位。　　政府各部、委、厅、局下面都有许多二级机构。一般来说，二级机构的级别，要比主管部门低半级或一级。但也不尽然，比如国务院国资委，下属几十家二级机构，其中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力总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都是正部级。二级机构多数是事业单位或企业。　　应当说，行政权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政府系列。大到国家资源能源，比如矿产资源有地矿部门管，煤矿资源有煤矿部门管，森林资源有林业部门管，水资源有水利部门管等等。小到民众日常生活，比如生孩子要找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上户口、办身份证要找公安部门办理，孩子上学要找教育部门，就业要找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医保要找社保部门，汽车上牌照要找交警部门，就是你自家栽种的树，砍伐时也要经林业部门批准。所以说，行政权力与每一个国民的命运福祉息息相关。　　六、司法系统。　　法院、检察院是两个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前者负责审判工作，后者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现实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司法厅、司法局）也承担部分司法方面的职能，所以，我国习惯性地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三大块行政部门也归属到司法系统。　　目前，法、检、公安三部门的首长均为同级政府的副职级别，公安厅厅长和公安局局长，一般兼任副省长、副市长。有些地方国家安全部门的首长也升到同级政府的副职。　　七、垂直系统。　　垂直管理是政府管理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央对地方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垂直系统主要是履行经济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的一些重要部门，包括工商、税务、海关、烟草、技术监督、盐业等。垂直管理部门脱离地方政府管理序列，不受地方政府制约，直接由省级或者中央主管部门统筹管理“人、财、物、事”。实行垂直管理部门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对独立性，业务运行基本上脱离同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框架，封闭在系统的条条框架内。　　垂直系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垂直部门与地方政权相比，毕竟是少数部门，因此本作品中论述较少。　　由于近年来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倾向比较严重，垂直管理有不断被强化的趋势。　　八、各类虚职。　　《公务员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所谓非领导职务，应当理解为，享受相应级别和待遇，但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设置非领导职务的初衷，有两个考虑，一是在领导职数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那些未能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职级待遇。二是为推动领导班子年轻化，请那些年龄大的领导让出位置，由“实”转“非”。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到一定年龄，如果还晋升不到相应级别，就得让出岗位“转非”。“转非”后的领导干部失落感很强，多数就不再工作了。　　有人指出，“非领导职务”并不是虚职，《公务员法》并没有如此说法。不过，大家这样叫习惯了，也就约定俗成吧。　　“非领导职务”设置比例是有限额的，比如规定几名领导职数配备一名非领导职务。为突破这种限制，许多地方动开了脑筋，设置“正市长级干部”、“正县（区）长级干部”，同样是享受正职待遇。这种另类的“非领导职务”，于《公务员法》无据，搞得许多老百姓莫名其妙。　　如此创造性的开拓，让人说什么好呢？　　关于中国政权的机构和官职设置，本篇介绍难免有错讹和不全面之处，敬请各位指正.　　尽管每个官职都有明确的名称，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称呼官员，却是很有讲究的，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请看第三十一篇：官职的称谓。 2013-11-19 16:57:3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5楼第三十一篇：官职的称谓　　对官员如何称呼，这好似不是个问题，实则不然，其中包含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同时也蕴含官员们一些微妙心理。什么场合称呼官职，什么场合直呼名字，下级如何称呼上级，同级之间如何称呼，其中有许多讲究。　　早些年，曾有文章和文学作品，讽刺机关人，说官场上为了讨好领导，将所有“副”字都省略了，例如张副县长、李副书记统称为“张县长、李书记”，就连最小的副股长也称作“某股长”，完全是一付奴相加媚态。民间流传一个段子，说有个副县长，多年扶不了正。一天，他到一家药厂检查工作，看到正在研制的一种新药，药品说明书上有这样一句话：“本药无任何副作用。”这位副县长平生最恨别人称呼他那个“副”字，便大笔一挥，将那个“副”字删去。药品说明书上变成了“本药无任何作用。”呵呵！　　其实这种说法只是外界一种揣测。据笔者了解，80年代以前，机关里对副职的称呼确实有带“副”字的习惯，后来大家就逐渐省略“副”字了。这种省略是约定俗成。其中当然不免有恭维的含意，但主要是为了平日称呼的方便。特别是发展到后来，完全没有讨好的意思了。　　有两条理由可以佐证。一是省略“副”字时，绝不避讳正职在场。如在统战部部长和副部长面前，称呼副部长时也照样不带“副”字。试想，若是想讨好副职，就不怕正职反感么？实际上大家习惯了，正职也并不计较。二是 “副”字省略只限于非正式场合，在正式的文件和会议中，“副”字绝对不能省略，显示出规范场合与非规范场合的区别。所以说，省略“副”字完全是为了日常称呼的方便。设若无论何时何地都一味喊“刘副局长、王副秘书长”云云，实在是太拗口了。　　机关里对上级领导的称呼，一般用“姓氏加官衔”呼之，如“吴书记”、“曹书记”。但对于“张王李赵”等大姓，由于相同姓氏领导较多，这样称呼指向不明确。为了便于区分同姓领导，常用名字加职务的称呼，如对两个李姓书记，称呼“建国书记”、“广群书记”，标明指向。不过，这种称谓一般限于同级或级别相差不大的领导之间，级差很大的则不便使用。　　有一位县委书记，因工作关系被省委书记召见过两次，在县里大会上提到省委书记时，便经常称“某某书记”如何如何。别人就有看法。你一个县委书记与省委书记差多少级别，倒像称兄道弟似的，大家就觉得这人有些造次，不自量。　　中国是个以“官本位”计算个人价值的社会。“官本位”的思想，早在西周时期，便已经确立下来。西周时期以爵位高低来规定诸侯分封土地面积的大小，依次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开了“官本位”的滥觞。中国各个朝代对官员的称呼是很讲究的，官员本人也很在意如何称呼他。　　当代党政机关里对官员的称谓，承袭了古代官本位思想和传统，又有时代发展的变异，一般是约定俗成。惯例是，下级必须称呼上级的官职，不可直呼其名，下级如果直呼上级的名字或喊其“老张、老李”，是大不敬（只能背地里偷偷喊）；如果双方是平级职务，则称呼对方职务是尊重，直呼其名是亲切，均无不可。上级称呼下级官职为尊重，直呼其名为随和。　　官场是个讲究等级的小社会，每一个级别都是好不容易才熬上来的，所以官员很在乎对他的称谓。有一位省政府副秘书长，后来兼任了省发改委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是副厅级，兼任发改委主任后是正厅级。这人刚到任时，省发改委的干部都称呼他某主任，他不高兴了，对下属说，你们为啥称呼我主任，难道我的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谁给免了？下属听了，赶紧改口称他某秘书长（当然不带副字）。　　发改委同志称他主任，自有下属一番道理：一来你副秘书长只是副厅，兼任发改委主任后才成正厅，自然应该称正厅的职务；二来副秘书长一职是政府虚衔，主任是我们单位的实职，称呼主任不但理所当然，也显得更亲近么。然而此人不买大家这个账，觉得秘书长比主任面子宽、听着美。　　假如你与某官员是同学、战友、亲戚、发小等关系，私人场合可以称呼名字，但在正式场合还是要称呼职务，否则显得你不懂规矩。假如双方原本是一个级别职务，又在一起共过事，但近年来对方升迁较快，职务已经明显比你高，你还习惯性地称呼对方名字，对方会感到不舒服，你也有倚老卖老的讨厌。　　举个实例，很能说明官场称谓的微妙心理。老吴与老游早年都从基层小吏干起，在一个乡里做同事好多年，一起喝酒、下棋、打牌、骂娘，并相约“苟富贵，莫相忘”。分手十多年后，联络日渐稀少。老吴在一个县里干到副书记职务便退休了，老游一路凯歌，几年间连升三级，做到外地市委书记大员。其时，老吴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有求于老游。因为多年不联系，老吴想写封信差人带给老游，先探探老游的口风。但在写信时如何称呼老游，老吴犯了难。　　按说早年都是一块摔打过的弟兄，从来都是直呼其名，有时还叫对方不雅的外号。可是人家现在官做大了，又多年未曾谋面，直呼其名，会不会让对方觉得自个儿有意拿大，不把书记大人放在眼里，令对方徒生反感？毕竟是自己求人家办事嘛。但如果称呼对方书记，明明显得自个儿底气不足，有讨好巴结对方之嫌，反而主动稀释了两人的旧情。老吴费了一夜的心思，琢磨到最后，终于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信的开头写道“游书记太昌同志”几个字，算是解决了这道折磨人的难题。游书记也很理解老伙伴的良苦用心，自己的面子也给足了，又不失往日的交情，心里很受用，一个电话便把老吴的难题化解了。　　诸位看看，官员的称谓是不是很有些琢磨头。 由于这些微妙心理作怪，对某些官员的称呼就比较困难。公务员制度中有“非领导职务”一说，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等。就拿巡视员来说，是正厅级却不是厅长，下属如何称呼他们呢？机关干部都是聪明人，自有他们的办法。通常是，在会议等正式场合，称他们为张巡视员或李巡视员。在日常生活中，就叫张厅长、李厅长。可是，如果在真正的厅长面前，又不好一口一个张厅长、李厅长的叫，毕竟他们是虚职，你如果叫得太欢，奉承得就不是地方，厅长就不待见你。这个实际问题怎么解决？笔者曾咨询过一些机关同僚，答复倒也干脆：真厅长和“假”厅长都在的场合，没什么好办法，只称呼真厅长，尽量不去称呼“假厅长”呗。　　官职搞得如此复杂，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官职的称谓也是一种职场语言，看似就一个简单的称呼，其实包含了称呼以外许多深层次的意思，很值得琢磨玩味。比如在厅长面前谈到你的处长，厅长可以直呼处长名字，你却必须称呼处长的官衔。假如你也跟着厅长喊处长的名字，就是不懂规矩，没有大小。私人场合，比如与同事在酒桌小聚闲聊，大家都称厅长、副厅长为“李头儿”、“老高”，你却一本正经称李厅长、高厅长，你就有马屁精之嫌，与大家的谈话就有距离感，融不到一块去。不同的舞台唱不同的歌，不同场合弹不同的调，这里面的学问全靠自己揣摸。　　儿时曾听父亲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民间故事。说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前，陈胜曾与一帮农家小子穿着土黄色的粗布衫，在田里给麦苗锄草。锄到田头时，有个家伙不小心将放在田头盛米汤的瓦罐打破了，米汤全渗到土里，只有几粒绿豆留在地面上，一帮穷小子立刻围上去抢绿豆吃。　　若干年后，陈胜起义成功建立了张楚政权，自立为王。发小们见陈胜发达了，就商量着去找陈胜共享富贵。几个人来到陈胜大营，被卫兵拦下，问清是一个村的乡邻后，卫兵让选一个作代表晋见大王。大家推举一个叫陈苍儿作代表，陈苍儿进宫后，对王位上的陈胜说：大王，你忘了咱们小时候在田里锄草，有一次打破了瓦罐，米汤全流光了，咱们都去争着捡地上的绿豆吃么？陈胜一听揭了自己不光彩的老底，恼羞成怒，传令打二十大板轰出去！陈苍儿被赶出来后，哭丧着脸对同伴说，陈胜六亲不认，我们还是回家吧。　　其中一个叫陈六儿的，人很机灵，说你这个人忒不会说话，难怪要挨板子，看我的。陈六儿再次入宫面见陈胜，奏道：大王，在下曾跟随你出生入死奋战沙场，是你的将士呀！陈胜说你有何凭据。陈豆儿慷慨激昂地说出一番话：　　“想当年，在田国，手提勾头大刀（锄头），骑着青龙马（麦苗），挑着杏黄旗（土布衫），杀草王救苗王登基。打开罐头城，跑了汤元帅，捉了豆士兵。”　　陈胜一听心领神会，说，这是俺早年起事时的弟兄，后来被打散，今日终于归队，快快罢上宴席，接风洗尘！　　可见，官场上会不会讲话效果大不相同。正如老百姓所言，会说话能当银子使。　　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有些地方称领导为“老板”。媒体上报道，有个市委书记被亲信们称“老板”，还乐滋滋的。这位市委书记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个人素质都太低了，实在丢机关人。从政治上说，你是党的高级干部，人民公仆。老板是私有企业主，赚钱的机器，你就甘心把自己贬低到土财主的角色？从个人素质上来说，你放着书记不做要当老板，不怕群众骂你是个腐败分子么。可见有些官员早已利令智昏。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做了官，不一定就有能力。哪么，官员的能力应该如何衡量呢？　　请看第三十二篇：领导能力。 2013-11-19 16:58:0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6楼第三十二篇：领导能力　　经常有人说，大官不一定比小官水平高。这话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句话没有内容限定和范围界定，属于模糊概念。作为一名领导，所要具备的素质是综合的，其水平的高低，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思想觉悟、理论素养、业务知识、思维逻辑、决策能力、创新精神、谋事策略、办事效率、用人方法、语言表达、文字功夫以及政治敏感性、超前预测性、解决问题和处理突发事件应变能力等等，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所以要问大官与小官谁水平高，就很不好相比。　　领导能力已然成为一门学科，称之为领导科学。这门学问主要研究领导活动的性质规律、领导的基本职能、领导机构的组织原则、领导的方法和效率、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才能和作风等。围绕领导能力撰写的理论文章、学术论著可谓浩繁，还有专业杂志《领导科学》、《领导力》等期刊。　　关于领导能力，毛zd很早就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或者叫谋事、用人。伟人就是伟大，归纳总结十分精辟，一点也不啰嗦。我这里将领导能力概括为三个方面，决策谋划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工作开拓能力。　　一、决策谋划能力，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作为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首先得有清楚的思路。工作千头万绪，哪是重点，哪是次点，主攻方向应该定在哪儿，工作重心押在哪儿，单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如何扬优抑劣，如何摆兵布阵，都得头脑清晰，不能是一本糊涂账。机关人经常讲，这人思路很清，那人思路不行，就是指这个。　　高明的领导善于审时度势，一眼就看出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扬长避短，把活干得漂亮。　　像团县委这样的部门，属于那种很少固定工作任务、几乎没有硬性工作指标的辅助机构，工作伸缩性很大，机关俗称“找活做”。这类机构在党政机关很有一些，一年里开展哪些工作，以什么工作为中心，全凭主要领导选择、取舍和定夺。　　某县的团县委书记，整天也是忙忙碌碌，一会儿培训青年骨干，一会儿树立青年标兵，一会儿组织青年文艺汇演。但县委领导觉得他抓不到点子上，很少关心他搞得那些劳什子。团县委搞个大型活动，请县委书记到场致辞，都被婉言谢绝。团县委没面子，工作也没什么影响。　　新任团县委书记上任后，改弦易辙。当时县委的中心工作是农业产业化，难点在于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由于农民的观念陈旧和农村条件限制，迟迟搞不起来，令县委书记头痛。新任团县委书记瞄准这个目标，发动一个条件较好的镇团组织，组织一班青年团骨干，很快建立起“大豆花生联营公司”，产销对接，一条龙服务。此举在全县引起振动，县委书记让各部门、各乡镇组队到该公司参观、学习、取经，并在全县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大加赞赏：工作怎么抓，劲往哪里使，我们这些做领导心里得有个数。俗话说得好，思路对了头，快跑还省油；思路不对头，不如一头牛。有人满脑子浆糊，累死累活也抓不住关键。这方面，团县委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榜样。团组织是党的得力助手，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我们在座的都得向他们好好学学。　　一项工作抓对了路，团县委光彩四射。要车辆给车辆，要编制给编制，要经费给经费，团县委扬眉吐气。　　劳动局不属于那种“找活做”的部门，职业技能培训和发证，劳动关系协调和办理，劳动检查和行政监督，劳动争议仲裁处理，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等等，一大摊子专门业务。这类部门很容易陷入具体事务性工作之中，要想工作出彩，受到上级赏识，就得动动脑子。　　有个县劳动局，几个工作人员私下在劳动档案上做手脚，为那些想违规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的工人改年龄、改工种，收受贿赂。案发后处理了七八个人，劳动局长也因此被纪委诫勉谈话。丢面子事小，关键这位局长年龄不大，但“出道”早、资格老，有“跳一跳摘桃子”的想法，目标是县总工会主席位置，好歹这辈子弄个县处级。　　怎样化解自己负面影响？还得从工作上出彩。这个县是个农业大县，没什么资源，就是农业人口多，劳动力充实。而新疆地广人稀，农业生产缺少人手。组织全县剩余劳动力远赴新疆种大豆、摘棉花，是个不错的主意。这项计划得到县委县政府支持，很快组织全县近万名农村富裕劳力实施。赴疆一个月后，农民带回可观的经济收入。中央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成为全省农民致富的经验，给全县争了光。后来，这名局长也如愿当上了县总工会主席。　　二、组织管理能力，就是如何带好自己的团队。组织管理能力说起来很复杂，甲乙丙丁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实质上就是领导者的威望问题。有没有威望，根源于领导者的素质。作业一名领导，如果是个猪巴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大家不但不服你，也看不起你。要让大家真心服从，首先就得让大家佩服你。当然，人不是神仙，像各方面素质都很强的领导，凤毛麟角。但你得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怀揣几件看家本领。或者学识广博，才思敏捷，谈理论引经据典，讲道理能言善辩；或者妙笔生花，文不加点，写得一手好文章；或者深谋善断，胆识过人，处变不惊，作风干练；或者为人忠厚，侠肝义胆，知人善任，办事公道。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下，很有一些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干部被扶持到领导岗位上。这样的领导讲话没有思想，办事不讲章程，部署工作缺乏计划，处理矛盾分不清是非，协调关系一团乱麻，这样的领导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管理能力。　　某市民族宗教局，也就三四个科室十几个人。局长原是当地一所职业学院的基建处长，靠某领导提携调任的。基建与宗教哪儿跟哪儿呀？当然不懂业务啦。不懂不要紧，只要低调，领导嘛，是做行政管理的，外行照样能领导内行。可这位局长不是虚心的主儿，特别喜欢卖弄，与属下大谈佛教的起源、分类、教义以及大乘与小乘的区别。这就好比街头丐帮与王重阳华山论剑，不在一个层次上。属下说局长你根本不懂佛教，局长恼羞成怒，竟破口大骂。继尔双方大打出手，一时成为机关里头条新闻。这出乱子过后，众人摸清了这位局长的根底，威信扫地，再也没人把他当会事了。　　大家看，似这等素质的领导，让人说什么好呢？ 三、工作开拓能力，一个“开”字，就是开展，一个“拓”字，就是拓展。主要指工作推进和创新。一项工作安排部署完毕，接下来就是如何抓落实。工作落实很重要，倘若有安排无落实，有开头无结局，或者半途而废，留下半拉子工程，不但任务没完成，还白白消耗了人力财力。抓落实主要是通过督促检查、跟踪推动，方向纠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除障碍，解决问题，最终圆满完成目标。同时，在工作推进中不断地修改方案，完善计划，因地因时制宜，创意创新，以获得比原计划更好的绩效。　　开拓能力的强弱，就看领导者协调关系的能力，化解矛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见机行事和应变创新的能力，这是最能考验领导才能的阶段。有很多事情，规划很好，计划周密，蓝图宏伟，前景喜人，只可惜行动跟不上，工作推不动，落实不到位，使理想化为泡影，蓝图成为废纸。或者在落实中跑了调，变了味，误入歧途，以至求株得木，种瓜得豆。　　时下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我国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了《公约》，2006年1月9日，《公约》正式生效。按照《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在履约5年后实施第8条及第13条内容。《公约》第13条规定，政府应采取立法等措施，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及赞助。公众看到的情况是，只有直接广告有所禁止，间接烟草广告则依然泛滥，赞助和促销手段更是已经渗透在影视、传媒、体育以及一些公益活动中。　　中新网2011年4月报道，“两免一补”中的“一补”是给寄宿的贫困初中生、小学生的生活补助，可是河南上蔡县一些学校在落实“一补”政策时变了味：有的贫困生得不到补助，家庭富裕的学生却能得到贫困补助。致使国家政策在实际落实中变了味。　　以上所谈领导方法，都是些大路数方面的。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光会这些，未免书生意气。有魄力的领导，一般都还有些不入书本的身手，或者上不得台面的旁门左道，甚至见不得人的鬼魅伎俩。　　比如在决定重要事项之前，本来主帅已经胸有成竹，却先让各位副职们充分发表意见，自己只听不说。等成员们都讲完了，主帅综合大家意见，拿出自己主见，还能讲出充分理由，事情就定了。看似主帅很民主，实则是在摸情况，测人心，看动向，寻说辞。如果多数人与自己意见一致，那自然不用多费口舌。倘若意见很分散，尤其是多数人与自己意见不合时，那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形势不利时，就搁置再议。这叫做真人不露相。　　不善此道的领导就可能栽跟头。有一个年轻领导，开会决定事情时，总是先把自己想好的一套抛出来，然后请副职们发表意见。副手们七嘴八舌提一大堆看法，把他的意图否决了，搞得他很被动、很难堪。背地里，大家议论说，这人阅历太浅，能力不行。　　威严也是一种领导能力。国际金融之父罗斯柴尔德说，“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就让人们怕你。”老道的官员，会保持必要的架子，以显示自己身居高位，不会善听善见。比如有的领导，下属到他办公室请示汇报，不等下属开口，他就说，你拣重要的讲，我这儿忙着呢。一俟工作谈完，他便站起身说，好了，就这样吧。一副送客的样子，不给你留任何空间和余地，让人感觉你与他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有些领导，还会时不时摆个脾气，给个脸色，威慑下级。有位县委书记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喊，各位听好，我要靠处理一批干部换来全县经济上台阶！ 　　故意挑毛病、找岔子，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是有些领导喜欢玩弄的伎俩。有位省计生委主任，是从省辖市副市长提拔来的。开始时，老班子成员欺生，都不太买他的账。在工作会上，委领导集体研究“全省计生工作培训交流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两名委副主任带领处室同志搞出来的。新来的主任对方案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说，培训两天不行，两天能讲些什么，再增加两天，21个市来这么多人，这是多好的培训机会；一会儿说，省计生学院老师讲课不行，请国家人口计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来授课，人家肚里的东西才叫学问。有位副主任插言说，原来的初步方案是向主管副省长汇报过的，改动这么大，还得请示省领导。主任说，这个我来说，你们只管修改。经过这次交锋，其他成员不敢小觑他了。　　权力掣肘，提醒对方我才是权力核心。话说有位城建委主任，平时工作主要向市长汇报，因此与市长接触较多，市委书记那儿很少拜访。按说市长抓建设，城建事务向市长汇报名正言顺，没做错什么。可是他忘记城建委是个大部门，你老往市长那儿跑，却长期不登书记的门，书记就有看法了。　　城建委有个市区拓路拆迁规划，七上八下几易其稿才敲定了方案。方案要上市委常委会，市长率城建委主任一起向书记汇报。书记听后说，这么大的拆迁改造工程，我咋不知道呢？市长一听话头不对，忙提醒说，四月份时，我们俩来向你汇报过，你说让我们先准备吧。书记笑着晃晃脑袋：可能有，事情那么多，你们也就是一说，我早忘到沼泽地里去了——拓路拆迁不是小动静，牵涉面广，花钱也不会少。咱们下一步计划申报国家级卫生城市，你一开工，弄得满城砖砖瓦瓦、尘土遍地，还怎么申报？这事先放一放吧。几句话，这项工程就被束之高搁了。事后城建委主任沮丧地说，咳，有些工作真难做呀。　　《世说新语》有言：“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要靠聪明才智，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靠个人优秀的品德。(《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一般来说，官职越高权力越大，小官听大官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机关里的好多事，不能只看表相，更要看实质。在机关现实生活中，不少小官就不买大官的账。那么，为什么小官敢不听大官的话呢？　　请看第三十三篇：官大一级压死人？ 2013-11-19 16:59:2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7楼第三十三篇：官大一级压死人？　　中国有句古语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在古装戏剧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某贪官徇私枉法，制造了冤假错案，受害人越级上诉，请出更高级别的官员，重新审理，平反昭雪，惩治贪官，百姓拍手称快。包公要铡陈士美的头，却被皇帝老儿护着，迫不得已，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先斩后奏，为民请命。一般来说，官职与权力是相对应的，多高的职务行使多大的权力，大官能做小官的主，这是常规。　　有一年部队征兵，有个青年本应该在本县应征，可听说G县征的兵是武警部队，他羡慕武警那身军装，便托关系想从邻县走。跨县征兵是不允许的，G县武装部的头头硬生生把说情的人顶了回去。到后来，应征入伍的青年个个都换了军装，第二天就要送兵。这天晚饭前，G县武装部里来了军分区副司令员，过问那个青年的事。武装部部长说，这个人要跨县入伍，这是违犯征兵纪律的。武装部政委也说，兵源都已换装，明天就要登车，办也来不急呀。副司令员说，给他盖章，连夜办理。说完转身便走，留下部长、政委面面相觑，只好手忙脚乱办手续去了。　　党政机关里虽说不上像军队那样等级森严，但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却也是泾渭分明。开会时，主席台上的座次是严格的，按领导排序分配座位；外出视察总是官职最大的走在前面，其他领导不能超越；就餐时谁官职大谁坐正位，讲话时必定是最高领导最后作重要讲话。留心一下央视在报道中央会议时，中央常委是一个人一个镜头，政治局委员则是两人一个镜头。党报在刊登领导署名文章时，什么级别的领导占多大版面，标题用几号字，放在做么位置，是很有讲究的。这些讲究往往使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小心翼翼，一点也不敢马虎。　　据一位老领导讲，他年轻时，有一年在北京组织一个会议，除了在职的领导外，还邀请了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参会，但这位老领导在主席台的座次如何排，让他们左右为难。论原职务，这位老领导级别很高，但却不是现职，排在哪位现职领导之前之后，总得有个妥当的说法。几个办会的人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到深夜也没有商量出个妥当的办法。最后，只好于半夜12点多打电话惊动中央一位首长，这位首长拍板后才把问题解决。　　另有一件有趣的事，说几个笔杆子组成写作班子，为党代会起草工作报告。初稿分头送审后，市里几位领导都批了意见。难办的是，有三位领导在同一个内容上批示了不同的意见，这部分如何修改？大家伙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最后一老同志出面说：“这还不好办，谁的官大按谁的意见改嘛！”各位便点头称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哟。　　在机关工作，小官听大官不会有错。领导一句“出了问题我负责。”就是最后通牒了，要照办不误。　　不过，这只是常规，机关里还有一些反常规的情形。　　现实中，官职的权威明显受到实际权力的影响，有些事情让局外人看不明白，搞得老百姓一头雾水。　　有一段时间，笔者经常去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的老师傅是个爱聊天的人，熟了以后，有一次问我：你说是局长官大呀还是科长官大？我说当然局长官大。他说，是呀，我也知道局长官大，可为啥局长老是抢着给科长付钱呢？原来，经常来这儿理发的还有机关里一个局长和一个科长，两个碰到一起时，那位局长总是争着为那位科长付理发费。我问理发师傅，局长和科长都是什么单位的？老师傅说只知道科长是组织部的，局长不知什么单位，听谈话好像是管林木的官。我说这就对了，那个科长是管干部的，局长可能是林业局的。这局长虽然官大，但驾不住科长是管干部升迁的，所以局长在科长面前就会谦逊恭敬，拉拉关系没什么坏处。　　老师傅说，这就怪了，常言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小官反倒管着大官了。我说是呀，局长算是一个单位的大员了，是领导干部；科长不过是官场上的小吏，算是中层干部。局长的命运由上一级领导决定，并不一定掌握在那位科长的手中。但古话说，宰相门里七品官。科长是做干部工作的，关系处好了，起码给你在组织部长面前添几句好话，或者给你透露个人事变动的关键信息，有时是很起作用的。　　如今真正是个“县官不如现管”的年代，实用主义很盛行。比如一个局长去财政部门要钱，面对管事的年纪轻轻小女孩儿，却要恭恭敬敬、呵声细语，而这个女孩儿可能还没有他的女儿年纪大。我曾见到一位土地局的科长，把前来办事的某局副局长批得面红耳赤，而这位副局长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近年来官场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小官不听大官招呼。某市委一位副书记，主管教科文卫工作。人年轻，有股子干劲，官场功夫却没修炼到家。这位副书记有一次在下基层调研时，发现教育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小孩子上个好点的小学中学，要收几千至几万元，群众意见很大。时值全市开展“抓作风，促发展，见新貌”活动，副书记又是教育工作主管领导，下决心要治理一番，给老百姓办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他召集市委办、纠风办、教育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一套工作班子，在调研的基础上，又花了半月时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照外地做法，研究制定了教育乱收费治理方案。方案自然还要靠教育局来落实，可这个方案给教育局局长传阅后，迟迟得不到局长的表态。副书记坐不住了，亲自给教育局长打电话，追问对方案的意见。局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笼统强调落实方案涉及方方面面，不好马上下结论。副书记明白这是在“软抗”，便问都涉及哪些方面，哪些工作不好做，要求局长讲明白点。然而局长只是一味推诿敷衍，就是不讲明白话。气得这位副书记在电话里大发雷霆，高喊“我还是不是主管教育的副书记？你如此作为，是想自己下台？还是让我下台？”无奈局长仍然和言悦色，只是不应副书记的事，气得副书记把电话都摔了。最终，辛苦淘力搞了一个月的调研方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按说一位主管教育的市委副书记向教育局长下指令，本应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可这位副书记不是管干部的副书记，其分量在局长心目中就轻了几分。加之教育部门是个实权单位，局长与市委书记、市长这两个一把手走得很近，关系很贴，有恃无恐。这局长心里有数：我平时对你副书记很尊敬，能办的事情都给你积极办，可让我取消全市教育收费是断我财源呀，岂能凭你一句话说取消就取消，我“抗”你一下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能把我怎样？　　果不其然，事后副书记找市委书记，把教育局长告了一状。书记沉默良久说，这件事我知道。治理教育乱收费是对的，可你想过没有，咱市教育要大上，市财政可没多少资金支持。你断了教育局收费的路，谁给钱办教育？看看周边市县，哪个不是靠收费办教育？如今是市场经济，老百姓谁有钱谁就上好学校，没钱就上普通学校嘛。没钱又要上好学校，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搞得副书记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　　一个主管教育的市委副书记管不了一个教育局长，这官当得够窝囊的。嗨！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些下级不听上级的，是由领导层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　　在一个县里，有一年县城将一片旧民房拆迁了，腾出的地方，县政府规划建一个服装城，既搞活了经济，又扩大了就业。决策定了，城建部门就是迟迟不见动静。县长发火了，质问建委领导是什么意思？建委主任便苦着脸说，县委书记过问此事了，书记说，建什么服装城！你们搞城建要有超前意识，闹市中心应该建广场和公园，一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品位，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问题。县长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到底听不听我的？我是行政首长，城市建设是我的职责，经济建设更是我的责任，你们就照我说的办，出了问题我负责。可城建部门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又去向市委书记请示。市委书记说，这事你别管了，我与市长沟通。建委主任千恩万谢，总算解了套。这档公案涉及到领导之间的复杂关系，建委主任可不愿趟这片混水。　　县官不如现管，高官不如实权。机关里有些事情很是反常，比如某某人得到提升，被任命到一个单位当领导，这人却死活不赴任，最后还是留在原来岗位上没走。有人不明白，升官了，级别、工资和待遇都上去了，为什么不赴任？说来也简单，他嫌那个位置不好呗。要知道，大部分官员把工资看得很淡，而看重的是权力。升一级工资涨不了几个钱，权力大小是才是硬道理。　　关于这个问题，北大博士冯军旗在《中县干部》中写道：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由于每个职位的权力差别很大，重要职位与非重要职位，其权力的含金量有很大不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同，个人地位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大家在官职上挑三拣四。有的人提拔后不赴任，继续做领导“工作”，下次果然升迁到很理想的位子，这就助长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风气。一些地方为遏制这种风气，出台了内部规定，凡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干部，三年内不再考察使用。可是这样明确的规定，却抵不住上级领导的一个电话，你又能如何？由此，让我们明白一个事理：提拔并不见得等于重用。　　如何才算得到重用呢？除了位置的好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因为“一把手”是权力核心，具有一切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请看第三十四篇：民主与集中。 2013-11-19 17:00:2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8楼第三十四篇：民主与集中　　北大博士冯军旗在《中县干部》中写道，“有人戏称，在中县，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在一个领导集体中，“一把手”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决定权。领导集体中究竟谁是“一把手”，我国的党政群机关情况各不相同。如在省、市、县、乡行政区划里，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在政府的部、厅、局、所各级机构里，行政首长是“一把手”。说来也简单，前者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是最高领导，后者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长、厅长、局长、所长是最高负责人。　　“一把手”是领导班子的权力中心，拥有最后决策权和更多的话语权，这就很容易搞“一言堂”个人专断。为防止这种现象，我们党采用苏共布尔什维克派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组织原则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执行得比较好。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执行偏差比较严重，“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很普遍。民主集中制执行的情况往往是：发言时每个成员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集中时还是按“一把手”的意志办。品质好的“一把手”能够听取和采纳成员的部分意见和建议，对不采纳的意见尽量做出合理的解释；品质差的就不理你那一套了，“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为毛zd同志所主张和提倡，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知道，无论什么组织，总得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大家各唱各的调，就会一盘散沙，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个组织就解体了。然而，过分强调集中往往极容易导致少数人专权独断，这是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民主集中制的本意，就是要在集中与民主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或平衡点，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保证统一领导。应当说，这一制度的构想是很好的。但从长期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的最大不足是理论空泛，无法量化和把握，可操作差。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理论，存在着先天不足。列宁和毛zd并没有对此做深入详尽的论述，“文革”中一度把毛zd同志的四句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这是党的纪律，并非民主集中制。改革开放以后，党的许多理论得到创新和发展，唯独在民主集中制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突破。　　按照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这种论述看似充满辩证思维，实质是一种模糊理论，认识上长短不齐，执行中千差万别。新党章把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六条原则，力争使其具体化。不过这六条原则仍然过于笼统，除了对一些重大原则重申和强调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作为一项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很有必要将其具体化和精细化，便于各级党组织操作应用。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深化。学者们的文章著述并不少，但真正有创见的几乎没有，多数文章给人一种玩文字游戏的感觉。　　理论上的模糊导致实践中随意性很大。现实中这一制度的执行，一般就是先进行民主酝酿，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然后进行集中表决，以半数以上通过为准——这样的执行情况算是最好的了。由于这一制度缺乏量化和具体操作办法，如何执行就主要看“一把手”的个人品质和素养了，而在执行过程中跑了调变了味，把越剧唱成秦腔的比比皆是。　　为了既走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又实现“一把手”个人的意图，聪明的领导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是在研究重大事项之前，“一把手”先对班子成员进行摸底，了解班子成员对议题的态度，顺便流露出本人的倾向性，争取更多的支持票，有了八分把握才把所议事项提交班子会讨论。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先搁置不议。二是考虑到对所议事项可能会有多种解决方案，“一把手”为了实现个人意图，事前找与自己贴近或者听话的班子成员交流思想，面授机宜，在会议讨论时由这个人先声夺人，表达倾向性，左右会议导向，水到渠成地实现“一把手”的目标。三是依靠信息不对称实现自己愿望，即依靠“一把手”掌握的其他成员不了解的信息，说服班子成员同意某种方案。例如“一把手”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成员说：你们讲的这个办法不错，但有一个情况你们不了解……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或者“一把手”说：主管咱们的某领导倾向于这个方案，认为这一方案如何如何好云云，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了。　　目前党政机关都制定有《重大事项议事规则》，强调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但规则是纸上的东西，运行还要靠人来操作，照不照规则来，执行到什么程度，就全凭党性了。有的“一把手”领导艺术高操，富有创意。比如在用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议事规则》明确要求推荐人选实行票决制。但如果完全依照集体投票，领导的意图就很难实现。若不搞民主投票，这个“雷池”又不好跨越。于是创造了一种新机制：集体投票时，中层以下干部一人就是1票，领导成员副职一人是3票，正职一人是8票。这样一来，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主动权实际掌握在“一把手”手中。　　“一把手”的这些伎量，班子其他成员心里明镜似的，却也无可奈何。时间一长，副手们都习惯了看“一把手”的脸色行事，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养成了好好先生的脾气，遇事随声附和，不与“班长”打岔子；有的乘机拍“班长”的马屁，邀宠显能；有的装聋作哑，遇事不表态——反正我的意见你也不听。如此一来，“一把手”家长制的作风慢慢“惯”出来了，而民主就流于形式了。这就是如今许多地方和单位领导班子“一言堂”的形成过程。　　当然也有看不惯这种“一言堂”作风而与“一把手”对着干的，但是作为副手要挺身而出，就要准备付出代价。　　一则“一把手”毕竟是领导班子的核心，大权在握，你给“一把手”闹别扭，就是驳他的面子，他会有许多机会找你的叉子：工作上不支持你，待遇上不考虑你；外出学习考察活动不安排你，难度大的工作专门安排你；工作做好了不表杨你，工作做差了狠狠批评你；干部考察时不推荐你，划分问题责任时总是有你，等等。让你干也不是，不干更不是，甚至不给你安排工作凉着你，耗着你，理由是你不服从领导不配合工作。你说你这样的处境难受不难受？　　二则你若是与“一把手”对着干，无论谁是谁非，首先要担负班子不团结的责任，而组织部门对班子的考核十分看重班子是否团结。组织部门有一句话，常用来强调班子团结的重要性，叫做“班子团结是迟上早上的问题，班子不团结是迟下早下的问题”。意思是说，班子团结，说明一班人素质高战斗力强，工作有成效，班子成员迟早都有升迁晋级的机会；班子不团结，搞内耗，说明一班人素质低，班子成员迟早要被拿下来换人。而班子不团结，受指责的首当其冲是副职。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会想，班子成员好几个，为什么别人能服从“班长”领导，而你偏偏与“班长”合不来？八成你有毛病吧，像你这样的“刺儿头”，放在哪儿都会影响一班人的团结，不如趁早将你撸下来赋闲得了。 有人问，假如所有副职都与“一把手”产生矛盾，还能说“一把手”没有责任而全赖副手？道理是这样讲，但还要看“一把手”犯没犯原则性错误。　　有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一正三副共四名领导，因为“一把手”处事不公，又不能以身作则，三名副职全与“一把手”闹翻了，在班子会上公开与“班长”叫板，并把“一把手”的问题反映到组织部门。但谈到“一把手”问题时，不过是工作上粗暴独断，例如在工作安排上，“一把手”跳过副职直接向科长授命，副职用车上不让享受相应待遇，来了上级领导和外地客人，请客吃饭不让副职作陪等等，都属于细枝末节问题。组织部考虑到这个“一把手”工作能力还是很强，在这个单位工作也比较有经验，就在调整班子时将三位副职逐个迁散，分别安排到另外三个部门。　　三位副职全去了不理想的单位，很不理解也很不乐意，想想这三比一的不团结问题，到头来反要我们仨替他一人背黑锅，还分不分是非曲直？于是哥儿仨不断找组织部领导诉说怨情，几次三番下来，惹恼了组织部领导，挨个儿把三人批了一通，说你们懂不懂如何当副职？当副职就是要为“一把手”驾辕抬轿子。你们这倒好，不使正劲反倒添乱子。光说人家如何不是，你们自己有没有责任？现在啥也别讲了，到了新单位一定要注意团结，尤其要注意与“一把手”的团结，班子不团结是最大的祸害，班子不团结什么工作也干不成！批得三人个个垂头丧气。　　有理没处讲，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在党政机关，副职都懂得谦让正职。只要正职不做得太过分，副职们会把正职像神灵一样供奉起来，如此就宠坏了一些素质低的官员。2011年10月发生在湖南省衡阳市司法局党委会上的一幕，就显示了正职缺乏胸襟和涵养。该局局长与副局长因“进人”问题发生争执，局长万春生率先挥拳，廖副局长立刻鼻青脸肿。廖副局长随即还击，双方都在打斗中受伤。事后，衡阳市委组织部处理意见是，“要求双方互相负责对方的医疗费用并作检讨。”（《南方都市报》）　　易中天说，中国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土壤，因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社会伦理强调的是“家长文化”、“亲情文化”和“熟人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强调的则是“自由竞争”、“契约诚信”和“合作共赢”。　　美国人罗斯腾在《父亲》里讲了一段往事，在中国人看来算是天方夜谭，摘录如下：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父亲曾力劝四位雇员组织一个工会的情形——为了高工资举行罢工。雇员们死活不干，认为他们的报酬已经可观。他们还说：‘既然你觉得我们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你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就得了？’　　“‘噢，那不行，’他马上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如果只有我给你们增加工资，我就无法和其他制造商竞争了。可是如果芝加哥所有的纺织工人都联合起来，并派一个代表团去要挟所有的制造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增加工资了。’他到底还是说服了他们。”　　作为老板，竞劝自己的雇员为提高自身待遇举行罢工，这种民主行为中国人可学不来。　　有一则佚文，英国1945年大选,工党在下院得到393席，而丘吉尔的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后来斯大林遇到丘吉尔，幸灾乐祸地说道：“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却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　　这里，丘吉尔并非在与斯大林斗嘴皮子，西方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文化，早已深入他们骨髓。　　回到本文主题，民主与集中，就目前党政机关体制机制，集中很容易就实现了，民主真正实施起来则要困难多了。不说我们的制度设计还没跟上，就是国民文化观念，也还缺少这根弦。电视剧《中国1921》第14集中，湖南督军张敬尧与他四弟张敬汤有段对话，很值得玩味：　　“张敬汤：‘现在是民国，凡事讲民主。’　　“张敬尧：‘民主？哎，我还是喜欢前清那会儿啊。民主民主，他们是民我们是主。现在倒好，定了法律不但没约束他们，倒把我们自己给约束起来了……如果处处受限的话，我这个督军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在机关里，人人都懂与领导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尊敬上级，服从领导，是你顺利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更是你顺利升迁的必要条件。除非万不得已，把“兔子”逼急了，谁也不会与“一把手”翻脸。尊敬领导也是机关规范化工作的要求，理应如此。(《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然而，倘若“一把手”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处处独断专行，唯我独尊，那副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请看第三十五篇： 副职的苦恼。 2013-11-19 17:00:5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39楼第三十五篇：副职的苦恼　　副职是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是正职的助手，是受正职委托分管具体事务的单位负责人。一般来说，一个单位或部门通常一正多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正十几副的现象，曾被媒体讥讽为“千手观音”。　　副职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唱主角，又当配角；既是指挥战役的将领，又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既是受他人奉承的上司，又是为正职抬轿的脚夫；既是下属的指挥官和训导师，又是正职的出气筒和替罪羊。副职这种承上启下的过渡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说起来，副职是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党委（组）会议（非中共党员除外）和行政办公会，与正职一起酝酿、讨论重大事项，集体做出决定。但在实践中，副职是没有决策权的。副职只有发表意见权和建议权，是否采纳你的意见和建议，还得正职拍板定音。这样也好，有利于领导班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倘若有哪个副职思维活跃，新点子多，又不服正职的劲，自作聪明另搞一套，就会出现两种声音、两个步调，并不利于团结和工作。　　围绕正职的思路和指令工作，是副职的通用法则。“你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配合正职做好工作，是副职职责所在。相信绝大多数副职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正、副职能否做到和谐融洽、顺水顺风，在目前工作机制下，取决于正副职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和品格。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取决于正职。当正职的人品和习性有问题时，副职就会面临许多苦恼和尴尬。　　苦恼之一，不通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应该保持经常性沟通，这不但有利于认识统一和步调一致，也利于相互理解和团结。有些正职却不习惯这样做，“脑袋大，主意多。想一出，是一出。”只顾发号施令，从来不与副职交流。副职情况不明，如何有效配合你工作？　　笔者曾经在一个乡蹲过点，有一次乡党委副书记在酒后破口大骂。询其原委，这位副书记分管信访工作，乡党委书记让他给村里的几个老上访户发放慰问金。副书记不解，对书记说，刚开过党委会，定好了要“凉着”那几个老上访户，为啥还上杆子给他们发钱？把那些人宠精了，我以后工作还怎么做？书记生气道：让你去你就去！副书记窝了一肚子火走了。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县党代会本月召开，要求各乡镇确保社会稳定。副书记嚷道，又不是什么机密，你给我通个气，我心里也有个数，何必搞得神秘古怪的。　　某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诉苦说，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是为区委书记当好助手。可是一些重大决策，都是书记与区长两人碰头，也不让我参与研究，却又让区委办出材料，你说我如何跟得上他的思路？书记却认为办公室主任窝囊，不合拍。不到一年，办公室主任就憋着一肚子闷气到人大赋闲去了。　　某省教育厅一副厅长在中央党校学习，晚上，他分管处的处长打来电话问，听说明天上午厅党组要开会研究干部，问副厅长回来参加不参加？副厅长闻所未闻，马上给厅长打电话。厅长说，嗨！调整几个中层，就是个小手术，不想让你大老远奔波。副厅长放下电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寻思我还是班子成员呢，你动干部不让我参加，也不让我知道，明摆着庙里塑罗汉，不把我当个人儿。真他妈操旦！　　苦恼之二，不交底。交待任务不交待意图，不知正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副职把握不好分寸。　　某县有个国家级贫困乡，那年6月，县长安排副县长去贫困乡扶贫，说省里年终要检查验收，时间很紧张，要加大工作力度，年底前一定要达标。副县长领命挂帅，很当回事，规划在该乡建五所中心小学，一个敬老院，修七条水泥路，村村建起卫生所、图书室、健身场……副县长在全乡村干部动员会上谈到这个蓝图，会场一片欢呼，群情激奋，个个摩拳擦掌。　　可是没想到，县长听了副县长工作汇报后，兜头泼了一瓢冷水，说省里扶贫资金就那么一点，你却铺排这么大摊子，你想把县财政掏空呀？副县长不服，说我是按照省扶贫标准搞的，省里给的钱有限，不是还要求县里配套资金么？县长说，什么配套资金，我不但一分钱不出，省里那点钱你也得给我节余些，我还有许多用项。副县长说，既然这样，你咋不早点给我交底？我可在全乡大会上把炮放出去了。县长说，谈什么省里扶贫标准，那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弄个样子就行了，能当咱县里饭吃？这点弯弯你都转不过来，还用我教你！副县长气得七窍生烟，不知如何回乡里收场。　　类似情形很多。比如市里要选派一批市直干部下乡包村，为了鼓励机关干部踊跃报名，组织部长在动员会上讲，这次选派的干部，将作为组织部门重点考察对象，只要积极工作，做出成绩，都会得到重用。两年包村工作结束后，组织部长找市委书记谈包村干部使用问题，书记说，你这四十多个包村干部，挑几个用用行啦。组织部长吃惊道：诶，这批干部的使用下乡前可说好的，红头文件上都印了，不用咋办？书记说，包村干部有功劳，不包村的干部就没有成绩了？搞得组织部长很无奈。事后，包村干部都骂组织部长是个政治骗子。　　苦恼之三，不信任。士为知己者死。所谓“知己”，除了赏识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信任。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杨度鞍前马后辅佐袁世凯，甚至为袁称帝组建“筹安会”，不惜落下一世骂名。但当袁世凯在杨度面前骂康梁二人“文人无行”时，杨度感到袁氏对文人的轻蔑和戒心，此后便渐渐脱离了袁世凯。信任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被信任者的荣耀。一旦丧失了信任，也就丧失了尊严。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并非说用人就不该有戒备之心，果如此，诸葛亮就不该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正确理解应当是，用人时给予充分信任，赋予权力让其大胆地工作。一旦怀疑所用的人有二心，就果断不用。可我们有些正职胸怀并没有那么宽广，对副职时时怀有戒备之心，担心副职背后非议自己，担心副职抱团驾空自己，这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人为制造出正、副领导之间隔阂。　　在下面安插耳目是一些正职经常使用的伎俩。话说某单位，正职有个爱好，经常借中层干部来请示汇报、送签文件之际，留下来谈话。如果仅仅了解各处室工作情况，倒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位正职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各位副职的为人处事和社会关系。时间一久，一些聪明的中层看出端倪来，专捡正职喜欢听的人和事打小报告，成了正职的心腹和眼线。像安装了监控似的，副职们的一举一动，正职了如指掌。副职们发现，有时自己上午说过的话，下午正职就知道了。一帮副职开始是窝火，再后来是骂娘，最后只好集体找上级领导反映。组织上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就把那位正职调整到了其它单位。　　苦恼之四，不放权。有些正职喜欢揽权，无论大事小情，都得自己点头。对副职给工作不给权力，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汇报，没有一点自主权。一旦副职在某件事情上做了主，就得挨批评，有时候吃不了还得自己兜着。副职们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亦步亦趋，没有一点工作主动性和开创性。　　某市招商局与一家外资企业洽谈，欲引进投资项目。前期谈过几次，双方达成了意向，商定下月5日签订协议。这个日期正赶上局长跟市长去澳洲考察。常务副局长对局长说，要不这样，你该出国还出国，把公章留给我，我代你签协议，条款按前期商谈的不变。局长犹豫了半天，最后说，外商来后，先领着到我们风景点游览，好好招待，我最迟在下月7号赶回来，不受影响。　　外商5日准时到达，常务副局长就领着到处游玩。到了7号，外商无心游玩，催促签协议。常务副局长急得团团转，给局长打手机，说今天就7号了，你返程了没？局长电话里说，我们又来新西兰了，你再稳他们几天，10号一准回国。次日，继续安排游玩，外商不干了，说你们如此拖延，我看不是工作效率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诚意。罢了，谢谢你们热情招待。外商当天就打道回府了。有一位局长，人称“保险柜”局长。这个局也是个四五十号人的大单位，每年经费几百万元，局长却不给副职们一分钱的权力。就连办公室买一把门锁也要事先把价格报给他，他同意了才能买。一次外省兄弟单位来访，一行6个人。局长在外地出差，就委托一个副局长接待。中午用餐时，副局长不敢擅自作主，电话请示按什么标准安排，局长说，这些人是来打秋风的，不要超过500元。副局长说，客人6个，咱这儿3个人作陪，500元咋说也打不住。局长说，就你一个人作陪，其他人不要去。副局长说，那也打不住，总不能光吃饭不上酒水吧。局长不容争辩地回道：就500元，你自己看着办。副局长接了烫手的活，左右为难，寻思你局长不在场，却让我干丢面子的事，我不顾单位形象也得顾我自个儿的脸面。招待完后，消费800多元。事后找局长报账，局长说我有言在先，只给你报500元。硬生生让这位副局长贴进去300元。　　苦恼之五，不担责。平时副职鞍前马后为正职操劳，死心踏地为正职卖命，可一旦出了问题，正职首先把责任推到副职身上，不为副职说话，不替副职担责，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玩起丢卒保车的把戏，让副职当替罪羊。　　有一个安全生产局，辖区的煤矿出了人命事故，局长对分管副局长说，该矿是你的片区，责任应由你来承担。副局长不服，说这个矿存在隐患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在局长办公会上两次向你汇报过，有会议纪录可以查看。局长说，出了事总得有人顶着，难不成把局领导班子都拉下水？那位倒霉的副局长最后只好认命了。　　再比如某文化厅，厅长安排副厅长为北京一位老领导出版一套丛书。副厅长领命，挪用了基层文化事业公共基金30万元去办理。两年后被审计部门查出问题。副厅长说这是厅长交待的事，厅长却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看是谁签的字，就是谁的责任。到头来，副厅长哑巴吃黄连，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正职与副职一字之差，但在权力、地位、待遇、威望和人气方面却有着很大差别。正像军队里常说的一句话：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民间老百姓不懂其中玄机，常常对人夸耀说：我有个关系是某某县的县长，有事找他准成；我托的那人是公安局局长，这事铁定没问题云云。一了解，原来都是副职。　　在党政机关，如果正职为人厚道，副职与正职相处和谐，副职会分得一些权力。倘若正职为人不善，目中无人，那么副职就是拉套的牛，跑腿的马，抬轿子的仆役，受气的风箱和替罪之羊。　　由于正职是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权力核心，位置显赫，既是副职们竞相投靠的核心，又是副职猎取的目标。于是，在机关里上演了一幕幕闹剧：为在正职跟前争宠，副职们明争暗斗；副职们结成同盟，状告正职为非作歹；正职作恶多端离任时，副职们率干部职工敲锣打鼓燃放炮竹出口恶气。更有甚者，副职为早日抢到那把诱人的交椅，铤而走险谋杀正职。　　1994年，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想取代县委书记胡次乾，重金雇凶手用汽车将胡撞伤，胡被迫离开安义，陈锦云如愿当上县委书记。　　1997年4月16日，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牟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用黑社会势力，用浓硫酸将环保局局长杨明奕烧成重伤。　　2000年3月22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副主任付殿忠，指使3个杀手谋杀正职，目的是扫清障碍，当上主任。　　这些个副职为什么豁出命去干这些丧天害的理的事？因为正职手中掌握着副职不具有的许多资源，足以令副职们眼红羡慕。有人在副职位置上可能受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可能受尽了委曲，与正职渐成不共戴天的死敌，这恐怕也是个别副职孤注一掷去复仇的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忠厚之人当正职，基本不会生出什么大风浪。若是心术不正或性格有缺陷的人当正职，就不敢打这个保票啦。现实中，心术不正之人毕竟是极少数，性格有缺陷的正职却不乏其人。性格有缺陷的正职，平时做出的种种不善之举，多数情况下并无恶的动机。可悲的是，这些人往往以为自己无比正确，却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自认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天天做着伤害他的事情。许多单位领导班子看起来一团和气，多要归功于副职们的涵养和克忍。　　有个单位正职常对他的副手们说：我一生工作过好几个单位，你们打听打听，每个工作过的地方，不论干部职工，对我评价都很高。你们要是与我搞不好关系，只能说明问题出在你们身上。实际上不用打听，几个副职都清楚，此君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留下的名声都很臭。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人有时还主要讲命运。比如你摊上个好上司，能够理解下属，关照下属，体贴下属，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摊上个没水平又没素养的上司，或者性格上有缺陷，那就倒霉透了。　　请看第三十六篇：糟糕的上司。 2013-11-19 17:01:3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0楼第三十六篇：糟糕的上司　　上司就是你的上级。本文所说的上司，仅限于顶头上级。看到一本教人职场学技的专著《上司喂养手册》，名字起得很艺术。书中提示说，要像养宠物那样喂养上司，对狭隘型要韬光养晦，对辅助型要居安思危，对虚伪型要以牙还牙。笔者以为此书不过是秀才空手论道之作，上司决非书生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付。尤其在中国党政机关这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环境里，你多半的命运基本掌握在顶头上司的手中。　　有一名青年才俊公考进了机关，由于恃才傲物，与科长处不好关系。科长也不是省油的灯，隔三差五到单位领导那儿给他涂墨画鸦，生生把他压抑了四年多时间，一直是白丁一个，直到科长调离他才得以翻身解放。　　作为一名下属，如果能遇到一位好上司，是再幸运不过的事。好上司品德不一定有多么高尚，作风也不一定多么纯洁，但与人为善，通情达理，体贴下级，待人处事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这就够了。有的领导干部触犯党纪国法倒了台，但大家却说，其实他人不错。反之，有的官员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大家却评价他不是个东西。人心一杆秤，党纪国法与机关同事的口碑，在这里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　　若是不幸遇到一位糟糕的上司，那你就认栽吧。　　何为糟糕的上司？借用老托尔斯泰那句名言，糟糕的上司，各有各的糟糕。　　1、胸无点墨胆子大。记的“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现在看来是个笑话，作为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林彪不会不看报纸。但如今有些做领导的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却是事实。这些人缺乏基本的素养，说话办事丢人现眼。　　有个记者朋友对我讲，一次他去某县采访，中午，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设宴招待。席间聊天，扯到央行上调准备金率时，这位副县长说，国家老是上调准备金，准备金是什么意思？一句话把在座的七八人砸愣了，副县长连准备金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满桌子人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接县大人的话茬。跟班的县政府办主任缓过神来，打圆场说，嗨！咱喝咱们的酒，管它上调还是下调。谁料副县长并不承这个情，反而用眼瞪着政府办主任，生气道：你看你，一谈正事就跑题！作为客人的记者朋友赶快出面收拾残局，拎起酒瓶说，下面该我回敬县领导了。给尴尬的场面打了结。事后，县办主任对记者说，姥姥的，“兵不强，累死将；将不精，拖死兵。”　　在一次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市委组织部长见有些单位的一把手没到会，生气地说，我们有些干部，要官时比兔子跑得还快，见了我跟见了爷似得献殷勤。一旦官位到手，他就成了我爷，躲我远远的，连开会也不到场。这些人不要忘了，你的官帽子是谁发的。我既然能戴官帽，我也能摘官帽！对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我这个组织部长就是要“封杀”你，打入“黑名单”，永不起用！听这位组织部长讲话的口气，好像组织部是他们家开办的，匪气十足，跟黑社会老大差不了多少。　　低素质官员开国际玩笑并不鲜见，人们熟知的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还有江西省宜黄县官员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都是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笑料。按理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导也是普通人，偶尔讲个错话也在所难免。但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应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必须具有，总不能让人感到“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2、自命不凡点子多。上司不一定比下属水平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些领导者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他有自知之明，为人谦逊。有句话叫“水平不高态度好，学问不深有虚心。”可怕的是有些上司水平不高，反倒点子不少，自命不凡，牛气十足，以为本事大的不得了，这个世界上能胜过他的没几个人。在下属面前，他就是圣人、神人、完人，世上没有他不懂的事物，人间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他的决策都是英明的，他的判断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出现问题和差错，那一定是下属没有领会透他的精神，或者没有按他的方法运作。这种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也会犯失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来就不会有失误。这些人也不会对下属的建议点头称颂，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尤其是下属比自己有智慧。正如狂放不羁的尼采所言：“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我不能容忍这个上帝不是我自己。”　　假如你不幸摊上这样的上司，就不要奢望上司会欣赏你、器重你。你的唯一任务就是机械地执行他的指令，任何良苦用心的建言献策都徒劳无益。自然，你做出的业绩再大，成就只能归功于上司，而过错和责任，永远只能由自己承担。　　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狂傲自大的人从来听不进忠告。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厅长率两位副厅长去日本洽谈项目。项目谈完后，安排了几天东京游玩。几个人翻阅当地的风景名胜画册确定游览点。当看到有靖国神社的图片时，副厅长A说，唷，这地方可不敢去。副厅长B跟着说，是呀，咱可别没事找事。厅长听了两位副职的议论，却不屑一顾，说，哪又怎么样？去去也无妨。两位副厅长连忙招呼说，去不得，去不得，这是政治纪律。本来厅长也就顺口那么一说，显示一下自己的胆识，并无真要去的意思。殊不知两副手的劝阻，让厅长大人感到下属低估了自个儿的政治素养，是可忍，孰不可忍！　　厅长大人开始给二位上课了——你们光知道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战犯，了解它的性质吗？靖国神社从实质来说，是日本的宗教。宗教在全世界都是受保护的……任凭两个副手苦口婆心地劝，这位厅长是越劝越上杆子，搞得两位副厅长暗暗叫苦不迭。最终，两人还是硬着头皮随厅长走进靖国神社大门。一行回国后，情报部门便有了反馈，三人一起被免职，　　3、小肚鸡肠疑心重。小肚鸡肠这个词，不仅仅说那人心胸狭隘，还说明肚子里弯弯比较多，因为小鸡的肠子又细又长盘根错节嘛。人们爱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海尔集团张瑞敏则认为，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敢用疑人，会用疑人，才是能耐。可有些上司总是信不过下属，怀疑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损害自己的利益，猜忌他们背后说自己的坏话，暗中拆自己的台。　　遇到这类上司，下属的日子就不好过，行事要小心。对于上司交待的事，切记有几分信任尽几分心，万不可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　　有一位部门领导，想走省委某大员的路子，苦于没有缘分。后来了解到自己属下的人事处长，与那位大员的公子是在职研究生班的同窗，便准备了一笔礼金，安排人事处长去攻关。人事处长领命行事，顺利办妥。事后，这位领导心里老大不踏实——不是担心他的贿行东窗事发，而是疑心人事处长会不会从中做手脚，截留挪用他的“专款”！这位上司三番五次追问人事处长送礼过程中的那些细节，直问得人事处长心里发毛。人事处长抗不住了，就给那位大公子倒苦水。没几天，大公子直接约这位领导在饭店见面，见面后，大公子甩给他一个大纸包，说：“点点少不少，告辞！”此君愣了半天，才知道事儿办砸了。　　遇到如此上司，当下属的要谨慎从事。他让你处理事情，你要首先请示赋予了你多大权力，万不可自作主张，更不敢先斩后奏；他向你征求意见，你应先琢磨他内心想法，万不可自作聪明，傻乎乎献计献策；他让你越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事后你要把前后经过的细枝末节娓娓道来，证明自己没打小报告；你与其他领导一起聊天被他撞见，要主动向他解释清楚，避免他心生疑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全靠自己掌握，你说活得累不累？　　明朝的崇祯皇帝是疑心很重的人，由于猜忌心强，这位亡国之君对谁都信不过，无论是能臣还是名将，没有让他放心的。被称为有明一代最后“长城”的袁崇焕，“五省总督”陈奇瑜，“总理军务”熊文灿和四川巡抚邵捷春等，他基本上是用一个杀一个。最后吓得洪承畴在辽东被清军俘获之后，干脆投降得了。身边的人杀得差不多了，轮到崇祯杀自个儿了，明朝的气数也就尽了。可见这类人都没有好下场。4、口是心非人*滑。大凡领导都很聪明，但聪明有大小之分。民间一般认为小聪明是过了头的聪明，实则这是不成熟的聪明，或者是扭曲了的聪明，是聪明的怪胎。口是心非的人品性刁钻*滑，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智谋，低估他人的智商。　　某些领导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在A面前说这一套，在B面前说另一套，言而无信，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并窃以为能。　　某省厅引进一位博士，任三处副处长。博士来的时候，厅长大人就许诺他，像你这样的顶级人才，好好干，副处只是个过渡，积累几年经验，进厅领导班子也就三五年的事。博士听了心花怒放，信心大增，卯足了劲拼命干。此人专业对口，工作上很有建树，为人也厚道，厅长大会小会表扬，厅里上下评价也不错。可三年过后，别说进班子啦，“副”字都没扶“正”，仍在老位置守望。　　纳闷之下，博士找有识之士咨询。有识之士点题说，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就是书生气太重。光靠使劲工作不行，得走动走动。得了真传，博士逢年过节就往厅长家跑。厅长每次都对他说，工作确实不错，群众基础也好，我正在与班子成员沟通。咱单位大，副厅级领导七八个，工作要一个个做，酝酿要个过程，思想统一了，自然就水到渠成。每次听到这些贴心话，博士就激动一次。但事情总没有结果，甚至连一点端倪都不见。四年后，眼看厅长大人就要退二线了，博士实在沉不气，就找几个厅领导打探。一打探，让博士由激动化为悲恸，几位班子成员都说厅长压根就没提过博士的事。博士愤而出走，调到大学教书去了。　　有一个县处级大局，班子一正四副。局长此君爱看权术之书，自以为悟到了驾驭人的真谛。他团结一班人的诀窍，就是把一潭水搅混，乱中取胜。他对副局长老孙说，老弟，你要注意些，老杨对你上次党组会上的发言有意见，说你指桑骂槐批评他；对纪检组长老杨说，喂，老孙上我这儿告你状啦，说你在背后讲他坏话。其实，这些全是此君无中生有编排出来的，目的在于保证自己的中心地位，防止四个副职私下结盟。结果，在他的领导下，把一个领导集体搞得分崩离析，人人找他投诉，他却忙着与各个成员谈话，协调纠纷，处理矛盾，乐在其中。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时间一长，几个副职捅透了窗户纸，真相大白于天下，大家一起骂他不是个玩艺儿。　　5、专横跋扈吃独食。有些上司唯我独尊，作风霸道，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以家长自居，俨然一个“土皇帝”，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决策只能他一个做，权力只能他一个人用，经费只能他一个人花，话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民主议事，集体领导，在他的辞典里就没收进这些词。　　曾记得古代商铺有幅对联：“私念难尽祛，贪欲勿稍纵”。但凡是人，有点私心是难免的。如果私心太重，事事老想着自己不顾及他人，民间称之为“吃独食”。　　某县有个人称“清水衙门”的单位，全年财政拨付经费也就七、八万元，又没有创收的途径，科室里的办公桌椅还是八十年代的货色，工作人员除了工资以外几乎没任何福利，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也不留乡镇干部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单位一把手隔三差五外出考察，经常乘飞机满世界跑。对待下属，花一点钱都抠得要命，班子成员谁也不让外出开会或出差，机关那点经费全花在自己身上。在那个用“传呼机”年代，给他开车的司机向他请示购买两节五号电池供“BB机”用，他都不允，让司机用照相机里换下来的废电池代替。单位里从干部到职工，人人背后骂他、恨他。组织部宣布此人退二线那天，会议一结束，院子里就放起了鞭炮，整整响了个把小时。尔后，全体干部职工凑份子去酒店狂欢了一下午。可风，“吃独食”的上司迟早要成为孤家寡人。　　糟糕的上司当然不止上述枚举的这五类，可能有更糟糕的未被列举出来。总之，这些糟糕的上司都是不称职的领导，他们尽管身处领导岗位，但说实话，还没有大多数下属的素质好、水平高。　　英国一位研究历史和政治学的专家，名叫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他认为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没有那个领导自愿丢掉权力让贤。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逐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两个助手既无能，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我倒觉得这个著名的定律有点想当然。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平庸的人供不称职官员挑选当助手？若按照帕金森的定律推论，不称职的官员挑选平庸的人作下属，平庸的下属又选无能的人再作下属，如此选下去，一代劣过一代，最后机关里的人将成为一群白痴。党政机关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后，许多优秀的人才被选入干部队伍，不但学有专长而且智商很高，想找无能之辈还真是凤毛麟角呢。　　看来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中国机关。中国机关的情况是，由于在选人用人方面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机制，人为的因素太大，漏洞很多，导致各种品质有缺陷的人进入领导岗位，有庸人、有愚人，有小人、有恶人，有*人、有浑人，也有贼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道：“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听听此论，还得佩服咱们老祖宗说得在理，无论用什么方法选拔干部，无论选拔什么样的干部，最根本的一条，一定得保证那人是个思想正派心眼好的人。(《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有些个做领导的，有那么点水平或一技之长，就自以为了不起，人前人后到处卖弄，唯恐淹没了他的才华。　　请看第三十七篇：领导的“显摆癖”。 第三十七篇：官员的“显摆癖”　　“显摆”这个词近年来广为流行，说明社会发展变革促使人们表达自我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有些人还通过显摆名利双收，比如郭美美、凤姐之类。同样，官员的显摆欲望也与日俱增。不过，官员们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无所顾忌，他们显摆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需要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作支撑，官位越高、权力越重、掌控资源越丰厚，就越有显摆的资本。试想，如果你是个小科员，你有什么资格显摆？你显摆也没人吃你那一套。或者你老大不小的人了，工作十多年也没混出什么人样来，自个儿灰头土脸的，还好意思显摆么？显摆还有一个人事环境问题，若周围全是你的下级，或者在座的官位都没有你显赫，那就为你提供了一个显摆的大好空间，任你南腔北调唱信天游，身边人一个个鸡啄米似点头。若在座的有你的上级甚或更高级别的领导，你只好乖乖夹起尾巴洗耳恭听，只有附和捧场叫好的份儿。　　官员的显摆内容多种多样，表现形式也精彩纷呈。　　一是显摆水平。早在1985年，本人带队到一个县去调研，了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基层党组织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当时由于分田到户农民单干，农村党支部大面积瘫痪、半瘫痪，原先的大队部多数人去院空，荒草丛生。与县委书记座谈时，书记大谈党建理论，从毛zd“三湾改编”谈到 “支部建在连上”，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谈到“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足足给我们上了两小时的党史教育课，却只字不提该县农村党组织现状。当我们再次申明调研目的后，书记指着身边的组织部长说，这个问题让他给你们讲，说完便借故走开了。事后我们几个议论，此人当县委书记屈才了，应该到中央党校做教授去。　　某市一位宣传部副部长，人们背后称他“大嘴巴”。有部下去他办公室请示、汇报工作，短则半小时，长则一、两个小时走不了人。你若请示理论学习安排，他能从理论指导实践重要性讲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你若汇报新闻采编方案，他能从新闻五要素扯到普利策奖；你要是汇报个人思想请求指点进步，他便口若悬河大谈自己辉煌成长经历。　　显摆是抓话语权的有效手段，抓住了话语权，也就确定了其中心和强者的地位。譬如两个部门的同志坐在一起，A部门领导健谈，B部门领导口讷，前者夸夸其谈，大讲其过五关斩六将的荣耀经历，B部门领导不善言词，他的下属就会觉得比A部门低人一头。如果两部门领导都是显摆的好手，那便有一场好戏看喽。　　二是显摆能力。显摆水平标榜自己知识渊博，显摆能力标榜自己胆识过人。有位当过地方电视台台长的领导，每每谈起当年在电视台大刀阔斧的改革，津津乐道，口吐莲花：　　“我那时顶着压力，烧了三把火，一是优化组合，二是挖潜改造，三是项目合作；三把火烧出三新局面，各部门没有一个闲人，各部门没有一台闲置设备，各部门没有不与外面合作的项目；三新局面产出三大效益，工作积极性大涨，人均收入大增，台里利润大翻番。我上任前财政每年投入几百万，上任后我每年向财政上交几百万，前后一比，就看出能力了。那年我要是不接手那个烂摊子，电视台非他妈倒闭！这不，前年我一离开，效益又下滑了。”　　他只管滔滔不绝展示个人丰功伟业，却只字不提为什么让他离开电视台——那几年里电视画面上充斥着房产、汽车、性病、假药广告，党的新闻阵地被他弄得乌烟瘴气。　　有位当过区纪委书记的领导，说当年自己练出一双神眼，遇到下面那些局长、主任们，用眼睛一盯，就能从对方眼神中察觉出该人有没有问题，回来再查清他的血型，按血型展开心理分析，一查一个准。在座的有问，倘某人天生怯懦，万一弄错人怎么办？这位领导斩钉截铁回道：没有万一。可据知情者透露，8年前被他“双规”的区计生委主任，当时审查两个月后被“无罪释放”，如今那人还在不停地信访哩。　　三是显摆政绩。大凡善于显摆的领导，都会将自己干得最光鲜的几件事演义成动听的故事，娓娓道来。某省交通厅厅长，谈起当年规划修建省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时，兴致勃勃：　　“当时，省长对我说，修路是好事，但咱省是山区，凿洞架桥耗资巨大，财政有困难，你若是能弄到投资就兴建。我当即立下军令状，不用财政一分钱。第二天就去北京，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3个亿，还是工程建设一半后才给拨付，缺口很大。没有启动资金，先找了两个民营大户，一家出资一个亿，上了项目再说。可干着干着钱就见底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愁得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大冬天里把被窝都湿透了。老婆害怕了，非让人抬我住医院，我说去他妈的，你晓得老子病在哪？寻思来寻思去，琢磨着正道不通就得走邪道呀，于是，点了省内十几个利税大户的将，统统给我到交通厅来开会。会开了一上午，我口干舌燥讲修建高速公路的意义一大筐，十几个家伙苶头歪脑的不吐一字。我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们平日天天缠着我要工程要项目，项目来了你们个个成了缩头乌龟？让工作人员把门锁上，把茶水撤了，把他们手机收了，今天谁不给我吐几个大子儿，都别出这个门！那帮家伙见我动了肝火，一个个服服帖帖……这条高速公路建成，是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中第一条高速，捷足先登，拔了头筹！一下在全国火了。”　　这位厅长可能忘了，限制人身自由是违法行为。　　四是显摆经历。比如我十六岁就跟县委书记当通信员，23岁当上一个大乡的乡长，领导24个村2万6千多人；比如我那时在市政府当副秘书长，一个人分管财贸、税收、交通三大块工作，事情千头万绪，工作日理万机，每天12点以前没上过床，但指挥协调游刃有余，比如今一个副市长管的事还多，那像现在有些领导给点工作就喊忙叫累。再比如，我们那时下乡，到农户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吃住，下地干活，都与农民一个样，那才叫深入基层云云。此等痛说革命家史的显摆，对年轻干部进行传统教育，倒是不无益处。　　有些领导喜欢把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加工制作，向人展示自己光辉历程。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副厅长向人讲述自己非凡的革命经历：　　“我是学地质的，早年在甘肃一个基层地质队工作，那年被抽调到省地质局搞测绘，就认识了温总理。温总理见我老实勤奋，就想把我留在地质局。我那时幼稚，一心想调动回北方老家，没留下，后来回了老家。温总理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记挂着我，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呢，仍然希望我跟他去北京工作，被我婉言谢绝了。前几年，温总理到我省来视察，对身边的省委书记提起我的名字，组织部马上派人查找我。我接到电话，当时正在广西出公差，即便坐飞机也赶不上趟了，陪总理就餐是不可能了。温总理表示很遗憾，问起我的情况，组织部长说我在某某厅当处长，温总理显得很不高兴，说这个人你们要是不用，就让我带到北京吧。我从广西出差回来，副厅长任命文就打印好了……”　　周遭人听了这段精彩人生，个个赞叹不己，啧啧称颂。但转瞬回味感觉有些不对劲，虽然与温总理人生有缘，但是否就到了让温总理“爱不释手”的程度？既受温总理如此厚爱，何以总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哩？此情此景，亦真亦幻，真真假假，也就一听罢了。　　五是显摆身价。显摆自己去过哪些国家，吃过哪些珍馐，接触过哪些高官；“坐骑”用军队牌照，出行用警车开道；子女婚礼大操大办，广宴宾客，父母丧葬建豪华墓葬。凡此种种，皆在于借此提高个人身价。不过此类显摆要冒风险，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就因抽150元的“九五至尊”、戴10万元江诗丹顿手表丢了乌纱。 有一种身价显摆是“谝”，谝什么呢？谝自己做人多么正派，谝自己如何讲义气，谝自己面子多么宽，谝自己多么威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和效果，夸张、夸大甚至虚构事实，其内容已不再具有真实性。试举几个典型范例：　　例一：我一生走过五个单位，无论先前担任副职还是后来担任正职，每次组织部年度考核，都是百分之百的优秀率，十几年来，连一张称职票都没有得过。旁白：这么说来你是个完人，要么就是大家都在瞎划票。　　例二：中国摄影家协会来了三个人，捧着我那本摄影作品集反复欣赏。协会顾问金老一页页翻看，赞不绝口，说你这些作品可称得上大家了，马上加入我们协会吧，你这就写个申请，我带回去，立刻办手续。我说不行不行，也就是平时玩玩，对摄影没有研究，等以后再说吧。金老说，我们入会条件是很严格的，许多人通过各种关系说情，甚至承诺出多少钱，我们都没接收，还请你慎重考虑。看我态度坚决，不像是谦让，又补充道，你先入了协会，我举荐你当理事，常务理事也行，你看如何？我仍然很有礼貌地推脱了。最后，金老很伤感地说，像你这样的人才不入会，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一大损失呀！旁白：不知是在夸耀自己，还是在贬损中国摄影家协会。　　例三：市长找我谈话，说让我到安全生产局当局长，我说不去，那地方责任太重，搞不好一个事故就把我处理掉，我胆子小。又说让我去人防办当一把手，我说那儿整天与地洞打交道，没啥意思。再说要不你来市政府当秘书长吧，也被我推辞了，咱一把年纪了，不干那侍候人的事。我就还在爱委会，图个清闲。旁白：此人真牛逼，莫非你是市长的二大爷？　　六是显摆才艺。按说做官就好好做官，但有些领导总觉得自己“天生我才”不同凡人，著书立说，写诗撰文，挥毫泼墨，摄影拍照。如果作为业余爱好，舞文弄墨无可非议，但他们非要闹出点动静，以显示自己除了有“官才”外，还有“艺才”，甚至做官是误入歧途，耽误了他的远大艺术前程。　　人们称这些人是“文艺政客”，学了点艺术皮毛，却到处炫耀。有的人填古词只讲押韵不讲平仄，却填了一首又首，还要凭借自己的权威在当地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发表；有的人临了几天帖，就敢仿怀素的狂草写成条幅送人，因其基本功不到，落款的蝇头小楷字只好请人代笔；有人在一个地方当大员，到处题词，将整个城市都贴上他的标签，只差公共厕所没有留墨了；有的人小说写不了就写诗歌，诗歌写不了就写散文，散文写不了，就把自己历年讲话稿编印成册，广为散发；还有的人略识简谱，就谱曲作歌，先后为七八家企业谱写了厂歌，让企业职工每天上班前合唱。若按作家马伯庸《焚书指南》，这些带字的纸都在焚烧之列。　　才艺显摆还有一个好处，借机敛财。上级亲笔给你题词，你要给润笔费。领导亲自给你谱厂歌，你要付稿酬。对此媒体有过披露：　　“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汪风雄曾著《雄风如歌》一书。当时汪担任第一副厅长，权力盛极一时。该书共288页，定价58元，在当时已经贵得离谱。该书内容胡拼乱凑，序言竟是自己在“三讲”中的党员先进性剖析材料。但神奇的是，该书却一版再版，并一度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4名。”　　“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另一本《岁月如诗》定价35元。经查，两本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　　作家梁衡有篇《热心才艺心必浮》，对才艺官员有极其精僻论述，摘引如下：　　“政坛上人物的才气可分为四种。一是有政治之才又兼艺术之才，如毛zd；二是只有政治之才；三是只有艺术之才，投错了胎，误入政途，如宋徽宗、李后主；四是既无政治之才又无艺术之才，阴差阳错，戴上了官帽。不管哪一类，既入政坛，就要一心为政……　　“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时也管好自己。有才艺可以，但不必频频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则适得其反。宋徽宗好字画，李后主好诗词，明朝还有一个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这些业余才艺反倒促使他们更快地人亡政息。共产党早期重要干部顾顺章会两下魔术，执行秘密任务途中，过汉口码头时禁不住上台露了一手，结果暴露身份，被捕叛变，遗臭万年。　　“凡不务正业而热心于小技小艺者，其心必浮，难有大成，亦难托大任。”　　为什么官员都喜欢显摆？因为许多领导都有一个毛病，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有一段精彩描述：　　“卫国战争时，当局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而重新谱写。斯大林召集作曲家作指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斯大林，领袖都是全才，仿佛能发生斯大林生出孩子的奇迹……”(《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除了显摆，嘴上说的一套，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套，是许多官员更大的毛病。　　请看第三十八篇：双重人格。 2013-11-26 17:30:3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2楼第三十八篇：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医学上定义为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是一种非常罕见且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其表现为，正常人在相同时刻存在两种思维方式,每种思维的运转和决策不受其他思维方式的干扰和影响,完全独立运行。每种人格都是完整的，有自己的记忆、行为、偏好，可以与单一的病前人格完全对立。通常其中一种占优势，但两种人格都不进入另一方的记忆，几乎意识不到另一方的存在。从一种人格向另一种的转变，开始时通常很突然，与创伤性事件密切相关；其后，一般仅在遇到巨大的或应激性事件、或接受放松、催眠或发泄等治疗时，才发生转换。目前世界上发现患这种病的人还不足1000例。　　早在古希腊时，有个著名的戏剧演员，使用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脸部缺陷，同时还通过面具来体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后来心理学家就借用“面具”一词来表示人格。意思是说，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即真实的人格，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这是社会学上的双重人格。　　社会学上的双重人格，在时下我国党政机关干部中有独特的表现。正式场合，例如会议、活动、讲话、发言、公文材料、官方接待等工作台面上，大家谈得是一种话语，严肃正统；私人场合，例如在家庭、亲属之间，私人交往、朋友聚会之时，或者同僚沟通等工作以外场所，谈得又是另一种话语，与正式场合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两种不同体系的话语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仿佛一个人有两个思想库，可以随意提取，转换自如，到什么山头上唱什么歌。　　党政机关双重人格有多种表现。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2010年6月，中央纪委下发《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名领导在全系统大会上传达这个文件，强调这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杜绝任何形式的公款出国。会后，这名领导吩咐秘书，赶快联系有关部门，去新西兰的事要抓紧办。秘书提醒目前风头正冲，会不会有风险。领导说，所以才让你抓紧办嘛。　　写的一套，做的一套。某领导正在撰写年度述职报告，其中写到：在新的一年里，要以身作则，严禁用公款请吃、吃请，坚决遏制饭桌上的腐败。这时，电话响起，这位领导拿起电话：呃、呃、呃，都哪些人参加？好吧，那就安排在“稻米香”吧，一定把郝院长叫上呃，六点以前到。当晚，又是一场公款大吃大喝。　　会上一套，会下一套。有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与副主任长期不和，在民主评议会上，双方都做了自我批评，并诚恳地表态，要相互团结和支持，共同把办公室工作做好。会后，办公室一个科员讨好主任，奉承说，主任你在评议会上讲得真好，高风亮节，不计前嫌，顾全大局，我们听得都感动了。主任哼了一声，说，搞好团结，就他那德性？你问问他讲的是不是真心话。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某市有个手续卡在省工信厅，派人到省工信厅催办。工信厅领导当面表态，好的，我问问情况，放心吧，我们一定大力支持，尽快办理。市里人走后，处长请示厅领导，是不是要把他们的批件办了？领导说，办什么办，哪有那么容易，先给他放着。　　单位一套，家里一套。有人求某领导办事，跑到领导办公室送上“红包”，被义正词严轰了出来。当晚，此人来到领导家里，还是那个“红包”，领导留下了。人走后，领导夫人打开“红包”，哟！好几万呀。领导说，有些人，你不敲打敲打，他们就不懂得事该怎么办。　　机关一套，外面一套。有位处长，在机关说话办事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正统朴直。平时大家讲“黄段子”，他不但不参与，而且很反感。后来，他在外面养情人的事发，人们吃惊不小，纷纷议论：处长在外面还有这档子事，真没想到！　　媒体曾经披露过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一位县级市的副书记正在宾馆的客房内与年轻漂亮的性工作者调情，电视的屏幕上出现了这位书记大人声嘶力竭号召广大干部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精彩镜头。漂亮小姐一语双关地问道：你的戏演得既动情又精彩。这位书记大人也来个实话实说：那都是糊弄洋鬼子的，咱们这才是在享受人生！　　上班时一副面孔，下班后另一副面孔；会议上一副面孔，会议下又一副面孔；人前一副面孔，人后换一副面孔。机关人似乎天天戴着两种面具在演戏，而这两种面具可以随时更替，仿佛川剧中的变脸术，只需要摇晃一下脑袋，相随心变，滴水不漏。这种变脸般的双重人格，成为机关人特有的思维形态，也成为党政官员一个鲜明的特色。　　人民日报有篇署名石开的文章，题为《有些当官的“说一套做一套”，咋办？》。文章说，到基层调研，与干部群众交谈，总能得到许多新鲜的认识，感受到奋进的力量。但也常常听到一些对政风的议论。其中，带有忧虑又无奈的一句话是：没有什么比言行不一更让人失望的了。 言行不一的危害，在腐败官员身上表现更为突出。这些年来,贪官们很善于表演这类变脸术:在台上、会上,他们大讲特讲反腐败的重要意义,而在台下、会后,则大行腐败之事。这些贪官讲起反贪反腐时头头是道,却在暗地里大搞以权谋私。他们在众人面前一脸严肃,正襟危坐,慷慨陈词，俨然是一个反贪的急先锋，可是在台下却是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中纪委近年来公布的反腐“清单”上，揭露的贪腐高官,无一不是如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曾痛彻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干群闻言，无不为之动容！谁知就是这个“觉也睡不好”的主席，却与情妇李平收受贿赂4000多万元。　　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在大会上讲，“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贪污贿赂、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作新将恪尽职守，殚精竭虑，报答全市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厚爱。”如此高调反腐的市长，却被查出收受贿赂合计人民币118.7663万余元，美元2000元，港币5万元。　　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曾说过，“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可谓信誓旦旦，日月可鉴！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谎言”！事后查明罗副县长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其受贿数目的确不是“一分钱”。　　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死缓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请人创作一部歌颂其政绩和“高尚人格”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他被捕3个月前，刊登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文学期刊上。胡建学案发后，许多人看到这篇大作，啼笑皆非。　　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大言不惭地对“圈内人”说,我在会上讲的是说给人听的,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视不义之财为粪土”的原宝鸡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以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肩背绿帆布挎包的“朴素”形象赢得了“挎包局长”的赞誉。可就是这位“挎包局长”，受贿15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河北省巨贪李真到省里工作后，省会石家庄有一个副局长养情人，而且若无其事，也不背人。这位老兄与李真说过一番交心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做官在私下用不着正经……”从此，李真学会了变脸术。　　私生活极度腐化的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在会上讲反腐倡廉振振有词,可他自己坦言，一到晚上“就想过那种生活……”　　有人说，官场上的人总有多副面孔，修炼到家的官员，就是成天脖子上顶着台电视机，你想看哪个频道，他就给你开哪个频道。　　某年“七一”前夕，机关曾流传这样一条手机短信：　　“儿子说：妈妈，同学们都说我没有爸爸，我爸爸究竟是谁？妈妈说：孩子，怀你那段时间，妈妈接触得领导太多，记不清了。谁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俺是党的儿子。”　　从短信创作的思路来看，这分明是出自机关干部的手笔，甚至是某领导干部的大手笔。看了这条短信，不由让人浮想联翩，我们的党员干部整天把党的宗旨挂在嘴上，私下里却在琢磨什么呐？　　表面冠冕堂皇，背地里男盗女娼，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历来十分注重言行统一，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倡导一诺千金。孔子甚至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子路是“无宿诺”，即答应过的事从不隔夜。　　煌煌华夏几千年的传统文明熏陶，时至今日，为什么我们党政干部言行不一却愈演愈烈呢？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许多要求老百姓做到的道德礼仪，做官的未必会信奉，也不会身体力行。否则，历史上就不会发生一幕幕宫廷阴谋。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发出哀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可见那时的中国言行不一就大行其道。这再一次印证，教化的力量是有限的。　　当然，这样的现象不只存在于中国，言行不一的现象在世界任何国度里都会发生。不过，当前我国党政干部言行相悖的情况确实更为严重，几乎成为机关干部普遍奉行的信条。如果有人不懂得平时做人需要戴上一副面具，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赤裸裸暴露于人，无疑，那他修行还差得远哩。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前苏联也曾经上演过如此类似的场景。美国人赫德里克?史密斯，《纽约时报》的记者，1971年担任驻莫斯科记者站站长。1976年，他回到美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名为《俄国人》，此书迅速畅销。这位记者在《俄国人》一书中披露，勃列日涅夫有次与家人聚会，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时，勃列日涅夫说：“什么共产主义，那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俄国人》继续写道，不仅苏联领导人不信共产主义，据当时调查，苏共1900万党员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不超过300万人，仅占六分之一。他们信什么呢？苏联学者指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这种情况，我们与前苏联有多少类似的地方？这很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除了言行不一，时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许多党政官员，近年来对历史上的司马徽这个人物特别崇拜。究竟是如何崇拜呢？　　请看第三十九篇：当代司马微。 2013-11-26 17:31:1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3楼第三十九篇：当代司马徽　　历史上司马徽是中国著名的好好先生。此君“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甚至有人告诉司马徽自己的儿子死了，他都言“好”。时下我国党政机关司马徽式的人物越来越多，无论普通干部还是高级官员，人人都在争当好好先生。大家都悟出一个道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何苦去得罪人呐？　　机关里流行一种“表扬式批评”。比如作自我批评时，常常说自己有急躁情绪。急躁情绪嘛，意味着本人责任感、进取心太强，恨不得三天的工作一天完成，三年的目标一年实现。你看看，这种急躁情绪多么可爱？批评之语中蕴含中肯的表扬，这个分寸拿捏得十分恰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有一位领导在每年的述职报告中都是如法炮制。或有一年，下属打印文稿时误将“急躁”弄成“烦躁”，领导发现后大发雷霆，说一字之差谬误千里，你懂不懂？　　批评他人就更得讲究修辞。在一次机关作风整顿活动中，笔者有幸看到向领导提意见的一段绝妙好辞。有位局长在向市长提交的意见书中写道：作为地方行政主要领导，日理万机，对于基层单位来访人员，无需“善听善见”，可交与有关部门来接待，以保证领导有更多的时间谋大事。　　呜呼，如此用心良苦的“批评”，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好事者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篡改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笔者很痛恨对经典进行恶搞，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恶搞确实切中当前党政机关时弊。　　时下的党政机关中，不因工作与他人交恶，被公认为明智人的处世法宝。　　一些干部从市直机关到县里任职，工资关系长期保留在原单位不转走。为什么？因为县里财力下足，干部工资多次调涨无法兑现，若将工资关系转去，收入上受损不小。本人不想转关系，原单位领导也便做个顺水人情，反正是财政开支，又不是拿自家的钱。　　许多领导提拔到别的岗位做官，仍然长期使用原单位的车辆和司机。原单位领导说：你为我们单位做了那么大贡献，人虽然走了，但依然是咱单位的领导，车和人你想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这位被调走的官员则在人前夸耀：你看我的人缘多好！　　有位领导调整到外单位任职，原单位办公室主任想把他的手机费转去，对领导说，把你手机费转去吧，反正在哪儿都一个标准报销。领导同意了，回头对人说，这个办公室主任，真不会办事，又不花你的钱，怪不得一直提拔不起来呢。　　党政机关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廉政准则》里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时下为数不少的机关干部在工作之余甚至工作时间，在领导脸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做着这样那样的生意。党政干部严禁包“二奶”、养情妇，可有的机关干部长期与情人鬼混甚至生出孩子，其行径已是路人皆知，单位领导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制止干涉？制止干涉就要得罪人，得罪人就给自己树了一敌。　　有的干部长期不到岗，不上班，单位领导却乐意把他供养起来。因为他一来单位，就向领导提要求，找岔子，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近年来，党政机关“抗命不遵”的现象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干部任命方面。比如领导层研究提拔了某个干部到某单位任职，这个干部嫌那个单位不好，或嫌位置不理想，拒不赴任。为了扭转这种不良风气，许多地方出台了相关内部规定，例如规定常委会研究通过的人事任命，不得更改，不得重新调整任命；对拒不赴任的干部，取消其后备干部资格，三年内不得重新提名。　　有个县一次研究提拔了17名干部，其中有一名乡党委副书记被任命到县史志办当主任。16名新任领导全部到位，只剩那位副书记硬抗着死活不去，他觉得到这个不咸不淡的单位当官太憋屈。这位副书记年龄大，资历老，脸皮也厚，便一个个找县委常委们“苦大仇深”地申诉。可县委刚刚颁布了上述规定，不好立刻变卦。副书记索性在家待着，新单位、老单位一概不去上班，一待就是半年多。常委会上再谈到此人时，县委书记提出，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应该给此人纪律处分。但十几个常委个个像锯了嘴的葫芦，无人表态。县委书记实在没辙，说那怎么办？事情总不能老这么搁置吧，要不重新给他安排个地方？话一出口，常委们的话闸子立刻打开了，纷纷表态同意。最后安排那人去文化局当局长，兴高采烈上班去了。事后县委书记大骂说，得罪人时个个像缩头乌龟，送人情时一个个比兔子还蹦得欢！ 某市委组织部有个中层干部，在歌厅结识了一位小姐，发展成情人后，最终与老婆离婚，与那个小姐成了家。此人先前的老岳父是市税务局一名退休干部，咽不下这口气，找到市委组织部长，说组织部是党管干部的机构，那个当代陈士美品质如此恶劣，还能留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吗？组织部长也觉得老同志说得有道理，答应将那个中层调离组织部。于是与该人谈话，请他找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单位，离开组织部。这个人就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去的单位必须是市直行政机关，二是给他解决一个副县职务。组织部长说，让你自己找个出路，你反倒向我要起官帽子，副县位置这么紧张，我哪有空位置给你。欲待强行调动，此人又是求情告饶，又是托人说情，让组织部长下不了手。　　事情僵起来，便放到一边。两年后，组织部长易人，那位前岳父又去找新任组织部长，还是那个说法。新任组织部长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觉得是个缠手的问题，也就能拖就拖，一直到这位组织部长改任市委副书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前后十一年间，更换了四任组织部长，那个老同志不知反映了多少次，可他的要求始终悬而未决，气得生出一场大病。从医院出来后，家人死活不让他再去组织部了。　　近年来，在干部评价和任用程序中进行了一些小的改革，实施了群众投票和民主测评制度。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提拔任用都要进行民主测评，述职、述廉、述学，德、勤、能、绩、廉，一套套表格，每一项都要让群众划票。这项制度，旨在扩大民主，让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参与干部队伍建设，却不曾想助推了领导们个个争做好好先生。　　比如你是个单位领导，如果拿得过硬，得罪一个人，这个人在领导班子年度考评时，冷不丁划你个不称职票，真够你吃一壶的。比如你是个县委书记，想晋升副市长，你必得与全市所有正县级单位的正职处好关系，否则，测评时你的票数上不去，竞争就失败了。　　有人说，实际上如今想做官很容易，只要你“工作”做到家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现在领导们谁都想做“好人”，没有那个领导愿做“恶人”。所以我们看到，有的科长老大一把岁数，按照惯例次年就到副县级退二线年龄了，却仍然提拔到副县实职的领导岗位上。有的任处长还不到二年，就提拔为副厅长了，完全不顾《党政干部任职条例》“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的规定。机构能升格的就升格，职务能高配的就高配，职数能突破的就突破。实在没有位置，就设正县（区）长级干部、正市（厅）长级干部。大家各得其所，其乐融融。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么？咱们先建设一个和谐机关不好么？　　如此不讲原则乱送人情，让人说什么好呢？　　《人民论坛》在总结2011年中国十大思潮与最具价值的100个观点中，其中观点之一是当官不能太“低调”。关注理由是：　　“目前官场存在一种“低调”之风，突出表现是很多干部信奉中庸之道‘和稀泥’，不左不右随大流，攻坚克难往后拖，棘手问题不敢碰。这种‘低调’现象在换届期间表现更重，成了一种风气、一种现象。在此氛围中，很多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干部，尤其是不愿世俗油滑的年轻干部备感压抑和排斥。”　　有一则佚闻，张震将军到某省军区视察，听取常委集体汇报。汇报毕，将军问司令、政委：“你们有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司令、政委答：“经常开展。”将军问政委：“你说说司令员有什么缺点？”政委支吾；将军又问司令员：“你说说政委有什么缺点？”司令员亦支吾。张震将军仍面色和悦，然语调严厉曰：“你们要讲真话啊！”司令员、政委汗颜。(《北京日报》)　　多几个张震将军式的领导，少几个司马徽式的好好先生，我们的工作就不会问题成堆了。(《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雷人雷语给这个时代增添了许多色彩。党政官员仿佛不甘落后，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不同凡人的才气。　　请看第四十篇：雷语雷事。 2013-11-26 17:32:25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4楼第四十篇：雷语雷事　　官员的所谓雷语雷事，实质上是一种违背常理的、普通人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　　最早被抨击的雷人之语，当属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2009年6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省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当电台记者采访他时，逯军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面对记者，逯局长为何会说出如此跑调的话呢？这看似很荒唐、很吊诡，实则也是言由心生。尽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政机关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但在一部分官员潜意识中，党与群众是矛盾的双方，对立的两面，党的方针政策经常遭遇老百姓的阻力和抵制。而党政官员是与党组织站在一起，为党效力为党服务的。至于记者们，老是对政府工作找碴儿、挑刺儿，为不听话的百姓代言，与党唱对台戏。　　逯军的雷语不是一时心急的口误，因为它不是孤例。随后接踵而来的阵阵雷语，可以印证这一论点。　　2012年3月24日，贵州电视台“法治第1线”记者因为一起高空坠物砸坏私家车的纠纷，电话采访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文永东，文永东对记者讲“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人，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这个你要明确，这个问题你要鉴定清楚。”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2010年目标责任制奖，由于局长与职工的奖金相差三倍，有的同志认为不公平，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怒了局长郭东波，这位局长在2011年春节后的一次全局大会上，大发雷霆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2011年9月，当问起你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时，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长郑智慧，对前来请求案件强制执行的芮女士说：“我不需要为任何人服务”。　　出口成“误”，表明这些年来我们党政机关持之以恒开展宗旨教育的失败！　　多年来，中央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力度，陆续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等多项活。若加上各地自己结合省情、市情开展的教育活动，几乎每年都有活动开展，有时同期同时开展数个活动。每项活动基本框架一般由“学习动员”、“查摆问题”、“剖析原因”、“建章立制”、“巩固提高”几个阶段组成，时间跨度长达数月。遗憾的是，如此紧锣密鼓的思想教育活动，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根本没有入脑入心。用个别人的说法，是“扎扎实实图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谁也不会把它当真。这样的教育活动基本没有什么成效，即使搞得再多，也于事无补。　　徒劳无功的教育活动，非但没有增强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有些干部反倒公然与上级唱反调，雷语惊人。　　某市召开全市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廉政建设工作会，会议由市委一副书记坐阵讲话。会议开始前，市纪委领导陪副书记在休息室小憩。这位副书记边翻阅会议议程边说，如今反腐败成了头等大事，天天这样搞，什么事也别干了。此等雷人之语发自市委副书记之口，让在场的纪律干部个个目瞪口呆，接不上话。　　过了半年，这位副书记果然因受贿被省纪委查处。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文，在全国开展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某市委书记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讲：市委研究后统一了思想，咱们的“华夏文化周”还要继续搞，咱们的“华夏寻根大典”也照常进行，还有“种姓研讨”、“遗址论坛”等等，一个活动也不能少。有些事，不能完全听中央的，听了就吃亏，听了就后悔……　　官员雷语层出不穷，反映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不但党性观念差，素质修养也很低。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甚至把马克思说成英国人，把《资本论》说成是市场经济学术，丑态百出，贻笑大方。　　贵州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酒醉后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劝周琴私了。　　云南省省厅直属单位领导把上班赌博解释为“是陪单位女同胞安全度过更年期”。　　《东方快报》报道，2012年8月，河南省项城市光武街道办事处辖区147亩耕地遭强拆，多名村民被打伤。光武办事处一名副书记在强征现场大喊“打死三两个人，光武办事处有钱赔”。　　这些“黑色幽默”，反映了某些党政干部素质极其低下。 有雷人之语，便有雷人之事。试举几例。　　2011年06月，江苏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与情人调情相约开房，因内容暧昧遭网友围观，一时成为网络“红人”。之所以会自暴丑闻，缘于谢局长将微博误当QQ使用。　　继之后，又有一位机关网络“红人”出现。从2011年11月11日起，成都市计生委调研员孟立联，开通了一个以本单位办公室主任李琢为名的微博，假冒李琢本人，编写和讲述着李琢的工作和生活。该微博对成都市领导多番“吐槽”，还提到系统内的公款吃喝，甚至官员间人际关系的秘闻。这个微博在网上孤独地生存了5个月，连当事人李琢也浑然不知，直到后来因为网友的偶然关注而迅速蹿红，数小时内由142个粉丝飞速上升至1.4万。　　无论前一位局长的网络无知，还是后一位调研员的网络内行，纳税人都不禁要伤心地追问，这些被供养的官员，你们心思都用在哪里去了？　　官员是社会管理阶层，也是精英人群。如果论学历和文化水平，官员普遍比社会大众高。拥有聪明才智，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错了地方，自然成为公众讥讽的笑柄。　　2012年9月，四川省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上演了一幕闹剧，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用水枪制造领导冒雨视察工作的场景。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质询时说，我们准备参加西部博览会，要拍一部招商引资的宣传片。　　2012年7月6日《新华网》载，陕西省渭南市民王先生2012年5月28日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竟发现有2011年的违法记录，次数达9次之多。细究之下，令王先生目瞪口呆，原来是潼关县副县长张毅锋大老爷套用了自己这个小民的车牌。　　上述两例雷人之事，让人们气愤的是，有些官员将聪明才智用来造假！　　若论官员造假，恐怕湖南省郴州市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要属当今之最。《潇湘晨报》2012年7月10日报道，作为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长期投资煤矿、冶炼、水电站等高产出行业，产业链一度遍布郴州市多个县区，“半官半商”达10年之久。此君后因炒期货失手而债台高筑，为躲避高利贷主追债，弃官逃逸数月。期间隐姓埋名，隐瞒身份，当过保安，干过司机。据说他干一行、爱一行，做得颇为出色。能享“上等人”之福，也能吃“下等人”之苦，这个局长具备当特工潜质了。　　王局长从当官经商，到最后弃官隐逸的经历着实雷人，可以据此写一部精彩电视剧了，收视率肯定不低。让人纳闷的是，党员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不得在企业入股，早就写入《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为什么王昌宏“半官半商”长达10年之久却无人过问、无人制止，当地党组织干什么去了？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尽管明文规定党员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不得在企业入股，但公职人员中借亲属、子女名义开饭店、办工厂的大有人在。某省辖市一位法院副院长，以其表弟名义开办一家名为“北国之春”的酒店，亲自向各行政机关发放酒店名片，公开为饭店大肆拉客。这位副院长可能实在疼爱他的饭店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酒店里上下打理，担当起大堂经理的角色。有时客人太多忙不过来，副院长竟然放下官架子充当跑堂的端起了盘子。在这位副院长经商的十多年中，起码有一半精力都投入到他孜孜不倦的酒店事业中去了。然尔，如此这般公然违背纪律条例的事情，却从未被什么机构追究过，直到如今他因年龄退出当地政界，安然无恙地实现了软着落。　　有一次，笔者在农村调研，听到一个真实的笑话，说该镇前任党委书记在一老上访户的上访信上批示道：你的事谁也解决不了，你找外星人去吧。　　如此“雷人批示”，让人说什么好呢？　　时下，有些官员言行越来越雷人，一位高级干部闻听这些雷语雷事后叹道，我们的干部咋就不能争点气呢！(《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千万不要因此就低估了官员们的能力，尽管他们有时说点错话、办点错事，但做官的才干还是很高的。比如在邀功希宠方面，许多人都身怀绝技，出手不凡，令人折服和惊叹。　　请看第四十一篇：花拳绣腿。 2013-11-26 17:33:4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5楼第四十一篇：花拳绣腿　　《群言》杂志上有篇《形式主义害死人》文章，说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潮东村党支部书记张汉辉，在“两会”发言时痛斥形式主义。他说，近几年计生委、团委、妇联等各种各样的组织要求潮东村成立相应的机构，致使他不得不兼任30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些机构都要挂牌子，30个招牌没地方挂，只好对口挂牌，急用先挂，哪个上级来了就挂哪个的牌。张汉辉气愤地问：“这样成天穷于应付，到底为了什么？”　　形式主义在中国，受到中国官员特别的喜爱，成为一再喊打却挥之不去的病痛。我们党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与形式主义作契而不舍的斗争，但这一妖魔始终没有被制伏，以至成为今日党政机关的常见病、多发病，传播蔓延泛滥成灾。　　形式主义在时下党政机关表现尤为出色，其形式林林总总，寻其根源，将其归结为四种。　　1、懒政型的形式主义。　　《人民日报》报道，四川泸县方洞镇向阳社区张世森给报社写信反映，他曾在原单位党支部亲历过一件帮扶农村困难党员的事，支部让每名党员填写一张帮扶农村困难党员表，写上了帮扶对象姓名、帮扶项目规划、措施，甚至还有帮扶效果等内容。其实，他们对帮扶对象长得什么样、家门朝哪开、家境究竟如何一概不知，更谈不上有什么资金或物质上的支持，至今他也不知这些困难党员生活状况如何。作为一名党员，他心里感到非常内疚。　　有幸参加过一次中心组学习大检查，到各厅局去查看领导班子政治学习情况。分四个组下去，主要检查三项内容：一是查看学习笔记是否齐全，二是查看学习资料是否齐备，三是查看有无心得体会和调研文章。检查完后四个组集中向宣传部领导汇报，四个组普遍反映，各单位中心组学习图形式、走过场现象严重。问题归结为三点：其一，有不少班子成员的学习笔记，从生硬的字体上看，是让机关年轻人代笔；其二，心得体会基本是抄书，没有结合个人活思想、实际工作和生活；其三，学习资料很多，但大部分干净整洁，没有翻动过。检查组成员共同提议，对一些问题严重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部长听了汇报，最后做总结说：问题是不少，但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提醒一些单位注意，小猫盖屎也得盖严实了，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代笔……至于通报就不搞了，原来检查通知上说要通报，也是“唬”他们一下，下面工作很忙。有人乘机建议说，下面确实有不少反映，觉得每月学习一次太频繁了，容易走过场，不如改为每季度集中学习一次，讲究点实效。部长批评道，不行！能学多少是多少，该要求还得要求。你给他们改成三个月一次，他们还要求半年一次哩。　　《京华时报》披露：广东东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官方网站发布一份《2010年信息公开工作报告》，除年份数字不同外，该局2010年报告与2008年报告一字不差，这两个年份的报告与2009年报告只有少许说法上的差异。从2008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所用数据完全一样。如此形式主义，实在是误政。　　许多形式主义的诞生，就在于一些人不愿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门心思投机取巧。2009年人民网报道，3月11日起，全国卫生城市审核检查小组对河南省焦作市进行审验，焦作市面上却出现了怪现象：该市关闭了市区内所有中小饭店、报刊亭、中小理发店，某些路段的饭店一夜之间换了门脸，街头原先的白记烩面、辣子鸡馆、逍遥镇胡辣汤、曹记拉面，次日改头换面转行卖铝合金了。网友说：“饭吃不了，澡洗不了，店开不了，原来这就是大家日思夜盼的全国卫生城市啊！”　　2、排场型的形式主义。　　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打瞌睡。为什么老打瞌睡？实在是机关会议太多太滥又太长。有些会议完全不必开，有些会议则无须开那么长。而时下无论大会小会，总要设一主席台，台上一坐七八个领导，摆开龙门阵，有人主持，有人讲话，有人总结，有人强调，千篇一律的程序。主持词、讲话稿、会议文件和结束语，一整套的会议材料，全是些冠冕堂皇的八股文。有些领导患上了讲话癖，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内容老生常谈毫无创意，他一个人过足了讲话瘾，却让台下几百人不能干正事。等他讲完话，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谢天谢地，这话终于讲完啦！　　有些无聊的长会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比如研讨会、座谈会，会议的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让与会者谈情况、找问题、提建议、谋对策。可是发言人一个个却在拿着讲稿汇报工作，宣传各单位政绩，把生机勃勃的研讨会开成索然无味的汇报会，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也不知会前是如何组织和通知的。　　还有些会，主持人事先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十分钟，但有人一张嘴就口无摭拦，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讲话未经任何提炼，根本无视发言时间规定，仿佛他是会议的主讲。可气得是，主持人不制止也不提示，任他信马由缰胡扯乱抡。会议开成这样，如何不让人昏昏欲睡？　　这些年各地都在轰轰烈烈上演各种“节日”，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气势一个比一个豪放。某个县也搞了个“××文化节”，邀请了海内外达官贵人、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前来聚会，开幕式、祭祖、论坛、笔会、晚会和宴请，两天花费7000多万元，而这个县的年财政收入不到5个亿。这种劳民伤财的大型文化活动，都是打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幌子，实在是得不偿失，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为当地官员们撑足了面子。　　讲排场比高调唱大戏，为害甚烈，群众骂声一片。针对各种节日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泛滥成灾、奢侈浪费严重这一现象，2011年4月开始，中央要求各地开展清理规范活动。《人民日报》2012年4月13日报道， 2011年仅浙江全省撤销各类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共657个，总撤销率达86.4%，节约经费3.7亿元。比如一个“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报预算1000万元，经规范后大幅“瘦身”至61万元；上报“文化创新论坛”，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乡镇文化站主办，组织一些人参观而已。　　3、政绩型的形式主义。　　2012年，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政府为了禁止机关干部中午饮酒，专门成立了“宁陵县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被舆论炒得大哗，讥讽之声一片。岂不知，人家的如意算盘是，“牌子一挂，誉满天下；媒体一炒，政绩不少。”至于做了多少工作，取得哪些成效，没有人去操那个闲心。事实上，近年来党政机关历经几次机构精减，多数是这种“挂牌子”改革，这就是机构越改越膨胀、队伍越改越臃肿的缘由。　　在政绩观冲动下，有些地方的干部为了邀功，把形式主义发展到造假地步。媒体爆料，中央首长到某县视察民情，县委县政府一夜之间建成了一座养鸡厂，把周边百姓的鸡全抓进去了，然后请首长去参观。因为抓来的鸡彼此之间不合群，出现群鸡互啄的不合作景象，结果首长看到了一个现代版的“斗鸡厂”。　　2012年5月《新京报》记者调查，武汉市本该建设保障房项目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茅店村并没有动工，而一座已建成十多年的学生公寓，被钉上“公租房”的牌子，并称是去年开建。2011年武汉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曾以报纸广告专版形式刊登文章，称“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101.98%圆满完成”。 4、被动型的形式主义。　　不少形式主义是被逼出来的，实属无奈。比如，每次会议都要求单位主要领导出席，主要领导分身乏术，只好让人替会、代会；比如领导干部年度述职报告，写什么怎么写，无人检查无人关注，许多人便把往年材料改头换面交差了事。　　有一个省辖市，对各县区城镇化建设实行打分制督查，其中一项分值是派人检查各地的塔吊，每一个塔吊加几分。境内一个穷县苦于无开工项目，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租来两座塔吊摆在那里。因为租金很不便宜，一俟上级检查完毕，催促人赶快把塔吊物归原主。后来这一秘密被泄露出去，全市的人给这个县起了个绰号叫“塔吊县”。　　主题活动是机关人最熟悉不过的，诸如“解放思想大讨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 创优争先”、“转变领导方式”、“强党性、强组织、强素质”、“比学习、比干劲、比奉献”等等，有中央统一部署的，也有地方自行安排的，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有时同时开展几个活动。基本是四个程序：学习动员、检查剖析、建章立制、整改提高。大家对这一套已经烂熟于心，只要按照这四个程序——俗称“按规定动作”准备好材料，就万事大吉了。大多数单位图省事，将上次活动材料改头换面，交差完事。无论组织牵头的部门还是各参加活动单位，都知道这种费时又费力、浪费经费又影响工作的活动没有什么成效，彼此却心照不宣，仍然坚持不懈地把活动进行到底。　　199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主题活动，各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个人的剖析材料，上报、修改、再上报、再修改，往返多次。考核组对剖析材料吹毛求疵，甚至公开讲，不经过三、四个回合不能让过关。有的剖析材料已几度评议，经组织审查过关了，考核组仍然要求“再改改”。一位省级领导退休后谈及此事，大骂这种作风是“自欺欺人”！　　被迫无奈的形式主义，也蔓延到机关宴请的酒桌上。大席一开，酒过三巡，主陪（主人）操起酒瓶，开始向客人逐一敬酒。然后是副主陪，再后是随从，直到司机，如法炮制，向客人轮番轰炸。主方敬完后，客方操瓶，再一番还击，以牙还牙。这种干饮死喝、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刻板程序，毫无情趣可言，无端消费大量酒水，谁也不想这么做，人人又不得不这么做。　　2011年4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不能让形式主义再折腾人了》为题，狠批形式主义：　　“折腾人、折磨人，是形式主义的典型害人之处。如今，形式主义不仅损耗着我国大量的行政资源及财力、物力，使行政力量疲软、行政成本坚挺，还消耗着国家公务员及民众的大量精力，同时也消磨着人们的斗志，销蚀着人们的才智。　　“想想看，在国人的日常工作、学习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占了多大比重？当下人们所开的会、讲的话、做的事、行的文、听的课、参加的活动，有多少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特别是各级行政官员，有多少人能摆脱形式主义之网？文山会海、迎来送往、检查评比、总结汇报，成了许多行政官员的大部分工作，哪还有精力做服务型政府、人民公务员？　　“许多身在官场（包括职场）者，对此都有切肤之痛且深恶痛绝，可又都深感身不由己、难以挣脱。形式主义之网，不仅束缚了人们的身手，也束缚了人们的观念；不仅扼杀了人的聪明才智、创新精神，而且培养了不少投机分子、寄生虫。官场、职场成‘秀场’在许多地方已司空见惯，不少官员甚至习惯了作‘秀’式的工作方式，挂横幅、奏鼓乐、登台面、上镜头、跟陪同，似乎已成许多人履行公务不可或缺的东西，以致人们很难弄清，如今的一些官员，究竟是公务员还是演员。”　　同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再发文章，《形式主义已成社会公害》：　　“当下中国，形式主义的触角伸延到了社会各个角落。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上级机关还是基层单位，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职员，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社会活动，形式主义如影随形，似乎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形式主义之风已渗入学校这块净土，甚至浸入幼儿园，使幼小的心灵遭受毒害。　　“形式主义泛滥成灾，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根源，有个人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某些人来说，形式主义能带来诸多‘好处’：一是得到领导的赏识，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进步’；二是短时间内政绩‘凸显’，很有‘面子’；三是工作‘省心、省时、省力’，逃避了脚踏实地干正经事的劳苦；四是能带来貌似的经济‘效益’，给自己及其小集团捞好处等。”　　形式主义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老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想灭掉它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在目下党政机关，形式主义算得上一大害。不过，此一大害还比不上另一大害为害之烈。　　请看第四十二篇：实用主义猖獗。 2013-11-26 17:34:0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6楼第四十二篇：实用主义猖獗　　人一旦失去信仰，就极容易沦为实用主义。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大面积信教，精神缺少寄托，思想不受束缚，很看重实际利益，大多数人生活的很现实。近年来社会上盛行一些说法，如“神马都是浮云”、“学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不如嫁得好”、“不怕挣得少，就怕死得早”等等，都是实用主义在大众生活中的反映。　　刘亚洲谈论东西方宗教，有一段精僻论述：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贿赂。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受，人民在受苦。　　我国党政机关干部，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本应信仰马列主义，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事物对思想观念的冲击，原有的信念逐步丧失，新的信念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信仰真空情况下，实用主义就猖獗起来。　　实用主义认为，有用有利即为真理，无用无利即为谬误。它不关心形式、内容、工具和过程，只关心结果，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靠经验指导行动。实用主义很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比如有个同志想政治上进步，发狠劲埋头苦干，几年也见不到组织关怀和提携，后来经人指点，向领导行贿后才得到提携，以后他就会认准行贿这条路，并一直走下去。　　党政机关实用主义猖獗，危害很大，破坏了政权领域正常的生态机制。　　实用主义猖獗造成思想混乱，政令不通。　　上世纪80年代，有个地方提出“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改革思路，一时被奉为圭臬，全国纷纷效仿。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红灯是禁行的标志，而各地官员们却在大会小会上畅谈对这一观念的认识和体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必须政令统一，而“红灯”理论却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至中央政策棚架，国务院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回顾这些年来，破坏环境、滥占耕地、贪污受贿、公款消费、行业垄断、监管缺失、市场失灵，哪一桩中央没有纪律，哪一款国务院没有法规，可许多地方不但不遵循不恪守，反而绞尽脑汁找漏洞、钻空子，不都是“红灯理论”在作祟吗？　　实用主义有它的一套逻辑，那就是有利就干，无利则罢，管你什么“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这几年，中央三令五申要地方关闭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五小企业”，可各地都在等待观望，迟迟不见行动。　　我碰到一位做县长的朋友，问他关闭了多少“五小”。县长说，这些小企业是我县的财政支柱，岂能轻易关闭，断了我县财路？问他准备怎么做？对方说：“拉满弓，不放箭，人家咋干咱咋干。”我突然觉得县长大人就是不凡，不但悟性很高，应对有方，而且总结出一套理论来，令人佩服。　　实用主义为害，干部队伍基本信念泯灭，理论体系紊乱。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严重背离马列主义原则，就是在正式场合的讲话，也多与基本理论相悖。上世纪末，有个县在工作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中央电视台记者前去采访，县委书记在总结了错误教训后，说得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再也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我当时看了电视画面，惊得目瞪口呆。吃惊的是，中央天天讲坚持**理论，堂堂县委书记竟然说出如此出格的话，而且央视就这么原原本本播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实用主义为害，地方政府公开对抗中央精神，在利益博弈中敢与中央叫板。2011年国务院出台“国八条”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后，为了地方政府的一己私利，多个城市出台地方救市政策，明里暗里突破中央政令限制，与中央政府“扳手腕”。先有广东省中山市悄然调整楼市限价令的“上限”，安徽省芜湖市紧随其后也发布楼市调控文件，为政策“松绑”。之后，江苏省扬州市财政局和房管局联合出台文件，对扬州市内个人购买精装修住房的行为给予奖励，奖额最高可达所购房屋合同价款的6‰。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们，天天喊着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却公然对抗中央政令。　　实用主义猖獗导致以权代法，破坏依法行政。　　许多地方为了当地经济指标，对利税大户企业实行挂牌保护。保护牌一般由政府、纪委、监察局发放。企业一旦得到这样的“护身符”，就进入了保险箱，工商、税务、质检、环保、消防、公安等部门不得随意入内检查。若要例行公事，需向有关部门报请批准。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多配钥匙不上锁”这样的口号。　　某县级市为了吸引外商投资，由市政府出面印发了几十张VIP卡，持卡人面对行政执法时就可以享有“特事特办”的权力。如此一来，这些被重点保护、享有特权的企业便脱离了市场监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制假售假，排污放烟，为非作歹，无人敢管。这种为企业贴“护身符”的作法，一度流行全国，被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经验津津乐道。殊不知，它破坏了市场规则，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这些年在商业诚信、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频频出现问题，与这种以权力代替法律、以人治代替法治有很大关系。　　偶尔看到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画面中某企业负责人讲道：“我们企业被招商到本市后，当地政府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没有接触当地农民，就进驻厂区开工建设，这实在是我们没曾想到的。”可是，听当地知情者说，该厂区的失地农民这几天正在市委、市政府上访。　　时下，实用主义破坏依法行政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从重”是不是可以越过法律授权范围？“从快”是不是可以省略必要的法律程序？比如“各位代表要从大局出发，在投票时必须保证组织提名的人选当选”，代表们的选举权就这样随意被剥夺了。再比如“我代表全县68万人民对观光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是个吃喝团，全县人民为什么要欢迎他们？你征求68万人民的意见啦？　　有位地方领导，临近二线年龄，为了退下来后有个“出路”，他想在当地办个诗刊，自己当主编。出版部门说，创刊需要审批，有一套手续要办。领导说，我计划在六月份搞个“党诗颂“活动，向建党90周年献礼，七月就要见刊物，你们要特事特办，赶快给我批了。出版部门解释道，现在都六月上旬了，恐怕不行，要经过一些程序，至少也得几个月，况且，像你这样的现职领导担任刊物主编，还得报请上一级组织部门批准。领导说，那这样吧，我先办起来，手续随后补。出版部门无奈，只能随他去办。这个既无公开刊号也无内资号的非法出版物竟热热闹闹粉墨登场，当地媒体也大张旗鼓宣传。事后也没人补什么手续，搞得出版部门一帮人哭笑不得，执法无门。　　实用主义猖獗导致功利至上，英雄不问出处。　　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可能经常听到领导在大会上如此表功：我们通过什么关系，从中央争取到多少资金，多少项目；本届任内我们提拔了多少县处级干部，为干部涨了几次工资云云。　　有位市委书记，在全市县处级领导班子“讲党性、抓作风、促发展”活动动员大会上沾沾自喜告诉大家：高速铁路本来不在我们这儿建站，只在我们相邻的××市建站。但××市跑的是铁道部，我们跑的是副总理，结果后来把站移到我们这儿了。××市还不服气，我说，你们是小米加步枪，我们是火箭配导弹，你们斗不过我们的。这番话一时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英雄不问出处。　　国家级贫困县这顶“帽子”，本来应该是很惭愧的事，如今反成了功载千秋的荣耀，许多落后地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争抢这顶“帽子”。“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这条红色大幅标语，充分展示了这种被扭曲了的心态。　　网上流传一个可笑的段子：话说甲县和乙县争取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名额，最后甲县失败了。记者采访甲县县长，问为什么会失败，县长含泪答道：因为我们县真的实在是太穷了。　　呵呵，如此黑色幽默，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在一次全国审计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说了如下一段话，正中这些人要害：　　“他们为了政绩，大量贷款，大肆集资，完全不顾客观条件和实际可能，以负债积累政绩，以负债获取官位。负债政绩背后暗藏着非常可怕的腐败之风，折射出领导干部官欲的强烈，对官位追求的不择手段，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事业的极端不负责任。有的干部一心只求官职，做什么都是围着官位打转，只要有利可图，只要有官可当，什么都顾不上了，什么手段都可以利用，哪怕是负债”。 实用主义猖獗助长弄虚造假，投机行为盛行。有些人为了当官，伪造学历，涂改档案，篡改报表，假造政绩。这些人年龄越改越小，学历越改越高，功劳越改越大，官职越升越高。　　有些地方弄虚造假达到恣意妄为的地步。2011年3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一次检查引发的种树》，看后让人替一些干部弄虚作假无地自容。福建省福鼎市龙安开发区搞工业开发，在没有得到审批的情况下征用了一百多户村民的土地，并擅自开工动土。当地领导为了应付国土部门检查，竟然临时栽种了很大面积无根的假树苗，有的假树苗就直接插在硬板板的水泥地面上，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可恶的是，上述奇闻并非孤案，南有昆明市宜良县把绿漆刷到山坡几十座祖坟上，西有陕西省华县将绿漆刷到裸露的山体上，东有江苏省淮安市在道路两旁栽种塑料树，其思维创新令人叫绝，是可笑还是可悲？　　据新华社报道，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为完成税收任务，获得税收返还，以及营造所谓的政绩，竟以回扣、返点等“优惠政策”从外地买税充账。报道涉及甘肃、湖南、内蒙古等地。一个乡镇干部介绍：“买税实际上是挖别人的税。因为税票是通用的，让别的地方的纳税人把税交给我，我给他税票，比如1万元的税票，他给我交9000元就行了。”乡镇买税现象，实际上是政府帮助企业变相逃税，乡镇干部工资能发了，政绩也有了，但受损的是国家。内蒙古一位乡党委书记说：“这项任务完成了就有奖金得，别的乡一个干部3000元，我这儿最低5000元。像我个人就可拿到三四万元钱，我自己奖励自己。”某乡镇用于买税的资金3年来累计高达1013万元之多，而且无力消化。　　不按规则办事，把心思全用在投机取巧上，对守规矩的人视为迂腐无能。对上级报喜不报忧，对群众欺蒙哄骗。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牺牲长远以换得今日，牺牲整体以换得局部，牺牲大众以换得乌纱。成者王、败者寇，是某些人的信条。　　实用主义猖獗造成无利不早起，该作为不作为。没权没利没油水的工作人人唯恐避这不及，权大钱厚又风光的岗位众人挤破头皮争。　　话说某县政府新一届领导开会分工，谈到信访工作时，没有一个副县长愿意分管，大家以各种理由谦让推诿，会议陷入僵局。这时有位副县长内急上了趟卫生间，等他回来后县长宣布，会议一致通过，由这位副县长分管信访工作。此人哭笑不得，只得认命。事后全县都背地里喊这位管信访的副县长叫“尿泡县长”。　　说到信访，长期以来各地党委、政府门前反复上演着一幕幕闹剧：每天都有一拔拔上访群众拥到衙门前，打着标语，喊着口号，呼冤叫屈。而当地父母官们却无一人出面接见，只是让保安、门卫坚守大门。就像大人对待哭闹的小孩子，不理不睬，连正眼都不看你，等你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自己就消停了。于是，上访群众以牙还牙，有的用人墙堵塞大门不放车辆、人员出入，有的自带小板凳在门前长时间静坐，有的合着号子喊口号，有的跟着指挥唱革命歌曲。　　笔者亲眼目睹过两个场景，局面有些“残不忍睹”。一次是一群下岗职工聚集政府门前，有板有眼地齐声高喊当地市长名字：“×××，缩头乌龟！×××，缩头乌龟！”旁边几个保安在窃窃私笑；另一次，有位60岁的老妇人，在机关大院门口正中央，踏上小板凳，手执铜锣，边敲边唱，也不知唱得窦娥冤还是秦香莲，锃亮的轿车一辆接一辆小心翼翼从她身边驶过，未见一辆车停下。　　当然，哭闹的孩子一旦做出摔坏家具的举动时，大人们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某地农民堵了县委县政府大门，两天两夜无人理睬。原来，官员们都从大院一个小侧门出入，照常上下班。得知这一情况，这帮农民觉得被愚弄了，说既然这大门没有用，咱干脆就把它焊死个裘。于是真的回家用拖拉机将电焊设备运来。这时，公安出面了，带走几个领头的，一场闹剧才落下大幕。　　由于无利不做为，令人捧腹的喜剧不停地上演着。据《现代快报》报道，2010年11月20日，在无锡新区某公司工作的周力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实名举报，状告公司不支付加班费，两年多时间已经打了14场官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此，周力给当地劳动部门送上一面“不为人民服务”锦旗。　　有用即为真理，无用就是粪土。甚至在接待上级来访时，也充满了实用主义。如果是能决定自己升迁去留的上级领导来访，官员们个个趋之若鹜，前呼后拥。倘若没让谁陪同，就会愤愤不平甚至骂娘。假若来的是不咸不淡的领导，任你级别多高，也无人愿意理睬。　　某省气象局局长到一个市检查工作，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市长恰好在外地出差，工作人员寻思，省气象局局长是正厅级，咋地也要找个副厅级地方领导陪同。可是打了几遍电话，22个市委市政府领导都说抽不出时间，竟没一个能够出面。检查照例进行，可到了中午宴请，总得有位市领导出席吧？工作人员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没把一个市领导请来。最后不得已，只好把市政府一副秘书长拉来捧场。工作人员抱怨说，每次遇到这种接待，难死我们了。　　某市接待省领导来访，当地几位大员早早来到酒店。电话说省领导正在路上，还得半小时到。雅间里有电视，就打开看。画面是个专访，报道一个名叫托尼的德国男子，十年前放弃在德国经营的房产公司和金融顾问公司，跑到中国西安，住在西安市蓝田县一个村庄，筹建一家“黄河慈善厨房”，经年累月给流浪者发放包子吃，前后投入80余万元。看完了报道，在场最大的官员对周围人说：西方人一些做法让人莫名其妙，是吧？有人帮腔道：嗨！外国人都是神经病。是呀，对于满脑子充满实用思想的中国官员来说，谁能理解一个“洋雷锋”行为呢？　　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其中一个情节很有意思：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劝导开竹叶社的老鲁信教，老鲁说：“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作为一个小业主，老鲁看重的就是眼前这点利益，他才不管你什么天主教、基督教。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在延津县传教40多年，只发展八个信徒，仍然契而不舍，天天跑村下寨传教，从不气馁，这种精神让老鲁很受感动和钦佩，说延津县就找不到这么执意的人，不管干啥，十个有九个半，当时见不着利，就望风跳了。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富有实用思想的民族。古代四大发明，基本为了实用，并非出于对科学本源的追溯探寻。比如指南针的发明是从风水中产生的，火药的发明是炼丹搞出来的。有学者撰文说，我们民族有两大弱点：一是理论思辨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不足，一是想象力不足。精神缺少寄托，很容易把实用效果作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民众从改革前的极端理想主义走向现在的极端实用主义，信仰缺失，精神迷茫，文化断层，思维苍白，已经造成不少恶果，值得国人惊醒。而作为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在这方面起着引领民族灵魂和大众文化的导向作用，且不可再让实用主义继续猖獗下去了。(《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实用主义盛行，使许多官员只知亲近上级领导，不仅远离普通百姓，就是与机关一般干部之间，也在一步步拉开距离。他们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供人们敬仰和崇拜。　　请看第四十三篇：不接地气。 2013-11-26 17:34:4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7楼第四十三篇：不接地气　　王蒙在《中国天机》一书里讲了几个听来的故事：　　“一位领导到一个省会城市要看当地的菜市，当然用意是视察菜篮子的情况，关心老百姓的负担。说是当地菜市场临时改了菜价，搞得很物美价廉，领导同志很满意。然后领导同志前脚一走，公布菜价的黑板立马换了另一块，价格翻了一番。前边用廉价买到手的菜不用补缴欠款，算您运气好。后边来买菜的人，您就甭想占便宜啦。　　“一位领导要到某地看文化产业，甚至有地方领导安排协助某公司从深圳运来了人和物，专供领导视察，使领导得到此企业的运营与深圳那边的一样水准的印象。　　“一位领导临时提出要到某村落去视察，地方的同志怕那里没有准备，让领导不高兴，连忙暗示底下的同志报告，那边正在修路修桥挖沟，汽车过不去。”　　王蒙的结论是，官大到一定程度，知道真实情况，不易，很难。　　官大到一定程度，是指那一级官员呢？王蒙没有说。事实上，如今的领导，别说省部级，就是市、县、乡主要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也不易。因为他们主动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离开来，普遍不接地气。不是他们了解真情不易，而是他们就没打算了解真情。　　上下班车接车送，两脚基本不沾地皮。日常活动路线固定在一个小圈子里：家——办公室——会议室——活动现场——宾馆酒店，几乎不与社会大环境接触，人民群众只能从电视上见到他们的身影。　　官做到一定级别，比如省、市、县的领导，别说普通群众见他们难，就是机关干部，要见他们也不容易。这几年党政机关普遍建起了办公大楼，一座比一座豪华。如山东省临沂市新建的办公楼，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共23层，装有电梯18部，由此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八星级办公大楼”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河南省濮阳县斥资数千万元，修建了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被当地群众称为濮阳的“天安门”。在如此豪华办公大楼里，为市、县领导们设计了专用电梯，其他人不允许乘坐，避免一般干部在电梯里与领导聊天说事。领导办公室门口安排保安把守，防止“闲杂人员”进入。　　机关干部找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经过两道岗。在领导办公区，首先遇到的是保安盘问，过了保安关还有秘书关。如果你与秘书不熟，很可能几句话就把你打发走了。若是有文件需要领导签阅批示，秘书会让你留下文件，等领导阅批后电话通知你来取——你没必要面见领导。　　如今科技发达了，领导办公室门锁是关门即锁，从外面是推不开的。若有人欲见领导，秘书就用电话与领导联系，报告何人、何事求见。领导同意后，秘书用钥匙打开领导办公室门，才得晋见。所以有谁想不过秘书关直接闯入，门都没有。　　有些秘书连电话都不敢给领导打，靠用手机发短信“内外”联系。如果领导不回短信，求见的人就只有在外面等。有一次，笔者在某县求见县委书记时，就曾享受过如此“待遇”。　　在一次饭桌上，听某市外侨办主任说，他想找市委书记汇报一下工作，同时也谈谈个人一些“想法”。可他找了书记4次，没汇报成一次。另一位党史办主任接口道，我也找书记几次，最后还是在宾馆餐厅门口，看见书记在等候省领导，赶紧跑上前说了几句话……嗨，咱们都是小部门，见领导一次难呀。　　普通干部与领导之间，也自觉不自觉地拉开一定距离。比如领导偶尔用一次机关大楼里的普通电梯，一般干部都不好意思与领导同乘同行，很自觉地“让列宁同志先走”。这让我想起人们经常说得一个笑话：某条公路上，左侧写着大幅标语“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另一侧的标语是：“保持车距。”　　高科技也派上用场，有些领导办公室门口安装了摄像头，领导坐在办公室老板桌前，就能看到门口敲门的是谁，然后决定是否开门接见。江西省于都县财政局原局长胡雪峰办公室门口就有这样的高科技，还美其名曰安装摄像头是防止行贿者。可惜，摄像头并没能起作用，因为后来胡局长就因受贿50万元被“双规”了。　　有一个上访群众趁保安打困顿，闯进领导办公区，在市委政法委书记门口席地而坐。那天，政法书记还真的不在办公室，但无论秘书怎么劝说，这位上访者就是不信。几个保安欲将他强行架走，一出手他就大哭大叫，搞得走廊里喧声震天。保安没办法，只得由他长时间坐着。有位机关干部撞见，很幽默地说：你看看咱们的群众，多么敬业，领导在与不在是一个样。几个保安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一定级别的领导，日常吃饭都安排了专门小灶，不与一般干部在食堂见面。领导的住所，也集中到一个小区，小区门口设了武警或保安，进出人员严格把关。如果有人还想像早些年，晚上到领导家里串串门、坐一坐、拉呱拉呱闲篇，简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领导出行也进行了装备升级和强化管理。大员们的“坐骑”用上军队牌照，次点的也是公安牌照，特事特办。有的大员拥有两三辆“坐骑”，让人摸不清他的行踪。多数地方领导的汽车牌照均用小号码或统一编排，交警见到它们闯红灯不敢阻拦还得敬礼。穿越拥堵的闹市区用警车开道，如果级别够高，高速公路也得暂时封闭，任他们自由驰骋。　　不但普通干部见领导难，就是一块共事的班子成员，副职与正职之间也要“保持车距”。　　有个区的区委副书记，讲过他的一次经历。那天，他手拿新农村规划图去找区委书记商议，被书记秘书拦下，告诉他书记屋里有客人，请他等一会儿。这位副书记脸色一变，问谁在里面？秘书吱吱唔唔，也不知是不敢说，还是真的说不上来。副书记寻思，我这个区委副书记，要是连区委书记的门都进不了，这以后还如何工作？遂不理秘书，推门直入，撞见一位衣着得体的年轻女子正与书记聊得兴致勃勃。　　被封闭起来的领导，就像装在玻璃框里服装模特儿，只供人们欣赏。而框子里的领导，隔着玻璃看世界，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冷暖。　　自我封闭，不接地气，自然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以至领导们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感受炯然不同，看法和评价大相径庭。　　有个政府常务副市长，与属下闲聊时，大夸机关事务局局长，说此人勤快谦逊，脑子活，会办事，把领导伙食安排得五味丰盛，清淡保健，花色品种一个月不重样，真是难为他了。几个属下听了，无人应诺。有个人称“江大炮”的，实在忍无可忍，便在市长面前放了一炮，说：可不是么，这个人乖巧着呢，只知把领导关照好，可机关大食堂弄成什么样子，粗制滥造，价格还死贵，机关干部整天骂娘。副市长惊讶，说真有这事？回头我说说他。　　有个省级领导到某县视察，上午在县委会议室听了工作汇报，下午就在全县科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表态，说我来到本县，看到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几个新上项目开工，预计今年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多少多少，干部群众精神饱满，人人奋进……他却不知，去年以来这个县经济大滑坡，财政收入锐减，县直机关已经七个月没发工资了，干部职工一肚子怨气。　　有个市的市委书记晋升省委统战部长，省委组织部官员前来宣布任命文，同时对这位前任书记的工作业绩作了全面总结。第二天，本市党报用一个整版，全文刊载了这篇为个人歌功颂德的评价总结。当地干部群众阅读后，人人气愤不已，对这篇过度溢美的不实评价骂声一片。有人还打电话质问报社，谁让你们刊发如此有违民意、为个人树碑立传的滥文？　　不接地气，不了解实情，不掌握民意，就难免乱表态，胡决策，瞎指挥。　　比如在农村实施一项文化建设工程，耗费大量精力村村建起“农家书屋”。动机是好的，可农村青壮男女都进城打工，剩下的老年人大多不识字，留守儿童业余时间热衷于电脑手机，农家书屋长年锁门，成了一个摆设。省文化厅长到农村调研农家书屋建设情况，该村支书临时召集几个妇女老人去书屋做样子。这位厅长细心查看图书资料，发现架子上的书落满灰尘。他问一位捧着书本的老人，你能看懂吗？老人说，嗨！看啥看，眼睛啥都瞧不见喽。厅长反思道，看来我们这项决策不切实际呀。 2012年5月**总理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即兴演讲中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　　不接地气的官员们，如何能懂得人民，懂得中国？　　中国之声报道，2012年10月19日，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一个人工湖上，举行郑州引黄灌溉龙湖调蓄工程蓄水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省、市相关领导一行几十人。为迎接市领导短暂的视察，从岸边至湖中心近百米的距离，一路上都铺着大约3米宽的红地毯，而湖中心的仪式举办地，则铺着数百平米的红地毯。　　这算是不接地气最鲜活的诠释！　　有个省委组织部长深有感触地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天线”架得很好，上面的信息接收得很快，接“地气”却出了问题，“地气”不够，底气不足啊。　　看到某中央高级干部写的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到，数年前，他在一个省巡视结束后，乘坐列车返京。按计划次日早晨6时进京，8时30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凌晨5时许，列车将要进京时，在北京附近停了下来。询问为什么停车，停多长时间，列车长一概不知，急得这位高干团团转。电话打到铁道部，方知某中央常委从外地返京，本条铁路干线全线封闭。高干再给铁道部总调度室去电话，提出本次列车上有位领导，8时30分要向中央常委汇报工作，请求将本次列车放行。最终，还是中常委列车通过后，他乘坐的列车才放行。这位高干下车后顾不上吃饭，风神般地赶到汇报现场，总算没放了中央常委们的鸽子。　　中常委当然算得上天大的官了，可有必要为他一人就封闭全线列车，让数百万旅客停下来为一人让行吗？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过于珍爱自己了？　　这真配得上那句歇后语：裤裆里藏梯子——好大的架子！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好官员，从不把自己这个官看得有多么了不起。《新安晚报》报道，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分管教育、体育、地方志等方面工作。这在一个地级市也算得一位大员了，但他每天骑自行车20多分钟，送女儿上学。把女儿送到学校后，就将自行车停在学校附近的超市停车场，晚上下班后，他再去停车场取车骑回家。可惜，这样的官员太少了。以至网友大呼：如果我们的公仆，都能这样以身作则那该多好！　　1943年6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zd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文章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两种方法的核心，就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毛zd领导艺术的本质。而当前的现实是，我们的各级领导离我党的群众路线越来越远。　　令人欣慰的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核心，新班子新面貌，新班子新气象，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等。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有中央领导集体的倡导和总书记的身体力行，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如何践行群众路线，遏制领导干部不接地气的恶劣作风，有必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比如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应当由政府与民众推举的代表协商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再比如，各级领导的年度述职报告，应当公之于众，让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评判和打分，作为其工作考核和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若有这等制度规范，相信那些刻意逃避民众的领导们，会自动打开房门走向社会、走近群众。(《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官员们之所以喜欢自我封闭，不仅只是个作风问题，更与他们的腐败行径相关联。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官员们都有哪些腐败。　　请看第四十四篇：舌尖上的腐败。 2013-11-26 17:35:3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8楼第四十四篇：舌尖上的腐败　　2009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安徽蚌埠的一份“国土资源局万元公款吃喝账单”。官员们吃喝的酒店是皖北地区首家五星级豪华商务型酒店，四次消费，最低的一次是3900元，最高的一次则是11822元。其中,消费额最低的那次只有4瓶酒两条烟，酒是600元一瓶的茅台酒，烟是75元一盒的中华烟。至于消费最高的那次，则涉及三十多道（种）饭菜、烟酒等，每道菜都是两例。　　另有“天价招待费”报道，说广东省汕尾烟草局所在地区经济并不发达，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就连本单位机关食堂一天的招待费也达到惊人的13万元。汕尾烟草系统一些职工说，按照汕尾烟草局经营的规模和利润，在全省倒数几名，但业务招待费却在最近三年内暴涨数倍，2010年达1200多万元。　　党政机关的吃喝风由来已久，一直为国人口诛笔伐。进入新世纪以后，官员吃喝风非但未得到丁点遏制，反而势头越刮越猛。乡政府为还吃喝债卖了办公大楼有之，机关干部陪上级领导饮酒喝死了人有之。社会上讽刺挖苦的段子和笑料也是层出不穷：“一支烟，一瓶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边坐着一栋楼。”“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等等。　　有一个故事，说某领导从县里喝完酒返回市里的途中，让司机停车在路边小解。因为醉酒站立不稳，抱着路旁小树撒尿。撒完尿扎裤腰带时，将小树也扎了进去。人欲走却挪不动身，以为遇上了“鬼打墙”，急呼司机救命……呵呵。　　中央领导对党政机关大吃大喝深恶痛绝，说党政干部连自己一张嘴都管不住，还能管天下？十多年来中央和各地也不知下发了多少文件，采取了多少措施，来制止这种丑恶现象。记忆中有“四菜一汤”限制，有实行定点定额招待，有一支笔批餐费，有试行“零”基招待费制度，有招待费专项审计等等。到后来，还让纪委干部扛着摄像机，侦察好目标，闯进饭店雅间当场录像，将公款吃喝者在电视上曝光。浑身解数使尽，但总是收效甚微。1988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目的是抑制奢侈浪费风气的蔓延，促进党风政风好转，但直到1994年，全国总共才征收了87万元，公款大吃大喝也未有丝毫改观，此税目只好取消。　　机关干部的这张嘴是什么样的铁嘴，为什么就这么难管？莫非机关人都是饕餮转世，天生就爱大吃大喝么？事实上，没有那个乐意无节制地往自己肚子里灌酒，毕竟自己的肚子不是铁打的酒水仓库。特别是近年来生活水平提高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富贵病泛滥，机关人特别注重身体保健和养生，许多人对酒肉避而远之。笔者曾亲见一位身居重要岗位的处长，有人三番五次邀请他赴宴就是不去，邀请人便说他架子大不给面子。处长说，不要说那些难听话，酒场不是个什么好地方，一害身体，二误时间，三费钱财，四影响夫妻感情，五不能辅导孩子学习。下班回家吃顿家常饭，陪陪老婆，看看电视，关心关心儿子学习，比在酒店海吃海喝强多少倍。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　　然而，酒是当今社会交往的最佳媒介，目前尚未有更佳的替代品。酒有水的外形，火的内涵，几杯酒下肚子，真可谓水火交融——陌生的面孔熟悉了，疏远的关系贴近了，彼此的话语投机了，大家成一家人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好办了。因此，有人戏称“酒量也是生产力”。为提高生产力，酒还是要喝的，正所谓“该喝还得喝，不喝也不对”。况且，酒筵的消费都是公款，个人不用掏腰包，如此一来，机关里各种名目繁多的相互吃请自然就应运而生。　　一是招待上级，天经地义。上级单位来检查工作，被检查单位必定要态度诚恳地挽留，这是接近上级领导的难得机遇，且招待上级机关名正言顺，只有傻瓜才会无端放弃天赐的良机。某地接待办甚至打出“接待就是生产力”的口号，这也是实话实说。一些“考核验收团”不看基层的工作力度，只看基层的接待态度；不看基层的工作好坏，只看基层的盛情招待；不顾考核验收的原则标准，只看基层招待的各项标准；不在乎考核验收的实效，只在乎基层送给的红包。验收变成了“宴”收，你怎敢不在接待上下功夫？　　二是知恩图报，聊表谢忱。组织部门提拔了本单位推荐的后备干部，宣传部门在年终系统评先时让自己单位榜上有名，财政部门多给几万元的追加经费，信访部门把本单位职工上访的事压了下来，本单位文章在兄弟单位的刊物或内参上刊发了，借用人家一次会议室或汽车用了，甚至电脑坏了请兄弟单位的高手来维修等等，你如何表示感谢？最便捷也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请客吃饭，既还了人情，又强化了联络，密切了双方关系，何乐而不为？　　三是巩固关系，强化友谊。彼此是同乡、同学、战友、原单位的老伙计、下基层挂职锻炼时的同事、一起外出考察过的旅伴、一起被提拔升职的同年，好些日子不见，不找个时间“聚一聚”？吃饭事小，友谊为重，谁有能力买单谁作东。反正“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不能算腐败。“今天喝酒不努力，明日努力找酒喝”，等你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来时，要想再做东就得自掏腰包喽。　　公款吃喝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务招待。招待上级部门，招待各类检查组、考核组，招待外地的党政客人，招待发生业务关系的同级部门，举办会议和活动进行集体招待等等，这些招待占了公款吃喝的70%左右。　　理论上说，这些招待属被动应酬，机关干部们称作为了工作牺牲个人身体。说是被动应酬，多数招待却又是心甘情愿，并非真正被迫无奈。缘由是，通过热情招待，加深上级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和感情，拉近本部门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或者密切与同级部门之间的联系。就是不相识的外地客人，也可以通过一顿饭一瓶酒，与对方建立友好往来，说不定下次你还要到人家地盘上登门做客呢，如今不是盛行“天下××单位是一家嘛。”　　总之，无论来的是哪路神仙，都各有各的说法。多个朋友多条路，又不是让自己掏腰包，何必小家子气让人看不起哩。再说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别的官员天天在饭局上忙碌，你一下班就回家泡电视，做家务，老婆、邻居都看不起你，还有什么人气和尊严？这样一算账，就觉得值得付出了。　　另一种是假公济私。为个人升迁、子女安排、亲戚办事、朋友相聚、同学相会等等用公款请客吃饭，大约在30%左右。　　请客吃饭，客人当然不情愿海喝，这就开始推诿扯皮，所以官场上的宴席就是个推诿扯皮的道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东者必须表示诚意，硬着头皮打冲锋，为把客人招待满意，不得已牺牲自己。主人喝多少，你客人也得喝多少，不然你就是不给面子不通情理，大家会认为你不够意思，甚至涉及到你人品问题。　　有人会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举两个例子。　　有位机关副处长，儿子面临“小”升“初”，邀请教育部门的人在一起坐坐。该科长酒量有限，担心自己喝多了出丑，可自己求人办事又不能露怯，便耍了个小聪明，事先与手下设了埋伏——他手执酒壶，里面装的是白酒，专给客人斟酒用。手下也提只酒壶，里面装的却是白水，专给他自己斟酒。此人摆出一付舍命陪君子的姿态，博得一桌人的喝彩。可是好景不长，明眼人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玄机，当场拆穿了他的把戏。其时一席人正置酒酣耳热之际，讥讽、挖苦、嘲弄之语不绝于耳，一点情面也不给他留，弄得这位副处长一时下不来台，连声不迭地道歉求饶。最后赔罪的结果，是让这位副处长再请一次客，用来弥补客人们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否则该办的事也不能给办。 这说的是做东的，再来说做客的。某地国税局举办本系统“职业道德讲演大赛”，聘请了外单位七位笔杆子担任现场计分评委，大赛结束后评委们被请去吃饭。酒桌上，国税局的“老一”率先轮番向评委们敬酒，六个评委都能“客随主便”，只有一位人称老扈的“浅尝辄止”，让国税局“老一”开场就碰了钉子。　　这“老一”是个爱面子的主儿，不信酒桌上有攻不破的堡垒，便使出浑身解数，劝酒词花样翻新说了一大框。无奈这老扈死活不给局长面子。最后“老一”不得已又降低条件，把敬三杯改为整一杯。可任凭你费尽口舌，折腾了十多分钟，老扈还是不领情。末了，“老一”悻悻地说了句：“咱国税局的酒里有毒药，喝了要害死人咧！”生气把酒瓶撂了一边。酒桌上程序再往下走，大家都不再怎么理睬这位老扈，觉得此人不懂人情事理，让人家“老一”生生栽了面子，搞得老扈一晚上不自在，如坐针毡。第二天，国税局“老一”把办公室主任叫去，批评道：以后像老扈这样的人就不要叫他了，把国税的威望全给灭了！　　官员们整日喝得醉美人似的，影响不影响工作？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一些人中午海喝一番后，下午一身酒气，醉眼迷离，不能正常上班，有的干脆就回家睡大觉了。有些地方主要领导，每天接待任务很重，不是陪北京的客人喝，就是陪省市官员喝，一个中午要串三、五个酒场，忙得连饭也吃不好，一下午酒气熏人没法开展工作，只好晚上加班加点。有一个顺口溜说得十分形象：中午喝醉，下午大睡，晚上起来开会，天天辛苦不怕累。　　为了遏制这种既败坏形象又影响工作的恶习，许多地方出台了中午不许饮酒的规定，一经发现即给予处罚。那些瘾君子们，中午不敢违规，只好卯足了劲，晚上放开肚子海喝。　　行文至此，回想起电视剧《中国1921》一个片段。第18集中，段祺瑞为自己的两个学生徐树铮、靳云鹏说和，特意请二位在自家吃饭。席间，段问两位是否要喝酒，二人说免了，段也就作罢。饭桌上，我们看到只有四个小菜和一盘黄面窝头，不见大鱼大肉。其时段祺瑞是皖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参战督办，把持北洋政权多年，常“挟北洋以令总统”，但也未见其奢侈。以至陆军部长靳云鹏说，老师，这么多年了，你的饮食还是如此简单，很令学生感动啊。段祺瑞说，习惯了。　　一个旧时代军阀，尚懂得洁身自好，而我们党的干部，却只顾暴殄天物，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位记者朋友对我讲，2012年他到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采访，该县地处深山。因为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国家级贫困县，他去之前专门预备了几包方便面。谁知一到县里，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官员们在当地宾馆安排了一大桌子菜，菜的丰盛不说，酒是五粮液，烟竟是九五至尊。席间，几位官员大谈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说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哪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　　呜呼！这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行为莫大的讽刺！　　2012年12月24日，新一届中央领导召开政治局会议，颁布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轻车简从、规范出访活动、减少交通管制、改进会风文风等等，其中涉及吃喝招待的只有不起眼的一句话：“不安排宴请”。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简短的一句话，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公款吃喝急刹车”。一时间，大大小小的衙门突然封住了嘴巴，许多宴请招待被主动取消，以至一大批高档酒楼饭店生意萧条，门前冷落，甚至裁员。几十年间无数红头文件管不住的嘴，为何这次一句话就起效了呢？　　窃以为，党政官员们之所以会把中央这次规定当“令箭”，缘于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后就以身作则，从高层抓起。中央在“八项规定”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并特别要求，“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中央领导严于律己，使官员们笃信这次会“动真格”，因此才主动收敛，不敢造次冒险。由此看来，治理顽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许多善良的人担心，这会不会又是一阵风，风头一过，公款吃喝风死再次死灰复燃呢？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倘若发病的源头得不到治理，舌尖上的腐败就无法根除，时不时会得到诱发。　　请看《中国青年报》署名程刚的一篇文章，《“吃喝官员”为何不能与民共度时艰》，摘引如下。　　“为遏制大吃大喝风，20多年来各级纪检部门下发了无数文件，但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愈发肆无忌惮。症结在于，多数的禁止性规定，皆是外科手术式的修理，并未堵死放纵官员随意花费公款的制度漏洞。　　“现代预算制民主国家须具备两个显著标志，一是财政上的集中统一，所有政府收支必须纳入预算内管理，统到一本账里，确保预算全面统一、准确严密和有时效。其次是实现预算民主，也就是说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公开透明清楚，经事先批准且事后具刚性约束力。这两者互相支持，缺一不可。可目前，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罚款在内的诸多地方政府收入，仍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比例高者竟达六成左右。政府和各部门拥有多套财务账本，小金库林立，支出随意。历年‘审计风暴’揭露出的种种乱象，正显示出对预算的行政控制漏洞颇多，预算执行缺乏公共责任。”　　为什么党政机关动不动就用公款海吃海喝呢？关键是有强劲的财政经费作支撑。　　请看第四十五篇：机关不差钱。 2013-11-26 17:36:16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49楼第四十五篇：机关不差钱　　经济学家左晓蕾有篇文章《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文章写道：2012年春节她去泰国，顺便对交通、酒店、购物、餐饮，从服务水平到市场价格，作了一次全面考察。结果是，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反而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平均高出30%到40%。而在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的美国，一件同品牌的风衣，售价不到中国市场价的40%。这使左晓蕾十分困惑。　　文章说，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原因何在？就在于国家宏观管理成本过高，正是这个过高的管理成本造成了中国畸形的物价。日益高昂的行政开支常常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从而形成了中国国内商品比泰国和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早在2008年4月《瞭望》报道，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远远超出同期经济发展速度，也远远超出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增速。　　2010年3月6日人民网报道说：2010年“两会”期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年到现在，我国行政经费仍然大约以每年一千亿的速度在递增。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日本是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国外的行政成本低的原因，主要是其预算的透明化，监管到位。而中国的行政预算则由官员自己管理，自己开销，饺子和面条都在一个锅里，各取所需，几乎没有外部监管。　　人们对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并不陌生。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00亿元，公款出境旅游性消费2400亿元。三项相加超过一万亿。　　在公宴桌上，经常有领导自豪地说，我今晚已经喝了三场酒了，等会儿我还得马上走，那边某某领导还在等我，看来，今晚不喝个四五场不能算完。心情之骄傲，语气之豪迈，一点也没有暴殄天物的廉耻。　　公款出国之豪迈也不示弱。官员们碰到一起，聊起异国风情，个个神飞色舞，怡然自得。如果在座的有哪位官员没出过国或去的国家有限，就显得低人一等，自惭形秽。早在2006年北京两会期间，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说：几年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的干部就前往学习参观。去考察的人多了，当地官员就说，“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官员了！”时至今日，恐怕连国外的“鸡”都认识我们官员了吧。　　除了“三公”的惊人浪费外，公共部门办公条件的豪华，政府采购中虚高的水分，庞大重叠的机构，甚至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的吃空饷现象，都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行政机构臃肿，官员数目庞大，仅维系这个硕大队伍的生存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10年2月27日报道，在河南商水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联系名单”中，有近一半的人都是“秘书”。记者随后发现，在网上发布的“政府办联系方式”中，职务为“秘书”的人员多达28名，其中又按驾驶、收发档案、后勤、秘书、值班等十一个类别进行了分工，被网民称为“干部超市”。　　报载，有个人口不足40万的欠发达县，除了一名县长、六名副县长外，竟然另外配备了15名县长助理。当地干部群众不无讥讽地说：县政府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直到第二十二把手，县政府领导班子快成了“千手观音”了。如此众多的“千手观音”可不是不花钱的泥菩萨，虽说不会创造财富，却个个是挥霍财税的能手。　　报载，江苏省海门市审计局对口接待四川省绵竹市审计局，两天两夜行程，工作交流仅3小时，其余时间住最高档酒店，吃最高档饭菜，唱最高档KTV，赠送最高档家纺用品，消费不下10万元。　　有个单位主要领导经常爱说一句话，“吃了喝了不犯法，钱该咋花就咋花”。无论接待哪一级官员，除了茅台和五粮液，其它酒水一概不用。办公室主任向他建议，说如今市场上茅台、五粮液假酒泛滥，很难买到真货，咱以后改喝别的牌子吧，有些酒质量和口感并不亚于茅台五粮液。领导说，不行，我喝的是身份，管它真假，反正咱们是用真价钱买的。　　有一位印刷厂老板，生产了一批地图，苦于销不出去，就七里八拐地与省直某官员接上了头。省直官员碍于熟人推荐的面子，便给某市地税局长电话打了个招呼，请老板直接去找该市地税局长。老板派人开车载了地图去，地税局长问都是什么地图，业务员说有世界、全国、全省行政和全省交通图，四套共330元。地税局长交待部办公室主任，说订300套吧，凑个整数，给他们转账10万元。办公室主任吃惊地问，订这么多？部长说，地税局各科室每个办公室悬挂一套。主任说，那要30套就足够啦。部长说，剩余的放仓库。又问，他们来了几个人？主任回道，3个人，两个业务员和一司机。局长说，每人送一箱老粗布床上四件套。主任问，送哪个价位的？局长问，最好的是多少价位？主任回，1280元。局长头也不抬说，就那个。两业务员和司机怀揣货款载着礼品凯旋上路，欣喜若狂地说，来时心里还七上八下，担心碰了钉子，何曾想卖了地图，还有意外收获，看来地方官手中的钱厚着呢。　　一次是去外地公差，电话联系到大学老同学桑君，现在是某省会市档案局副局长。老同学一听说我到了他的地盘上，热情似火，马上安排中午到凤凰大酒店，尽地主之谊为我接风。他问我一行几人，我说同行人太多，三辆车共11人，其他你不熟，不用管了，我一个人前去吃个便饭叙叙旧。同学说不行不行，都过来都过来。任我说破天也不允，于是我们11位一同前往。到饭店一看竟摆了两桌，高档酒水地方风味花花绿绿。我私下对他说，你们档案局也不是有权单位，干吗非得兴师动众讲这个排场？同学说，嗨，这你就不懂了，虽然我们不是权力部门，但吃点喝点还是没问题。咱们不吃，其他领导也照样吃。“两袖清风，一肚酒精”，只要不往口袋里装，就是好干部。　　那年10月，老家有个远房表侄，在省城开了家高档辽参菜馆，电话邀我去品尝。去了后，发现一顿饭下来人均要花费一两千元，店里没有多少吃客。我说你把菜弄得死贵，能有人来吃吗？表侄笑哈哈，说我的黄金季节马上就到来了。别看这会顾客少，下个月开始到年底， 两个月的收入抵的上大半年。　　原来，各单位年度预算经费，如果当年没花完，第二年下达预算时，财政就要相应地缩减。既然如此，节余的钱不花白不花，不花还会影响来年经费供给。于是借口上级机关平时支持、兄弟单位工作配合，频繁宴请，投桃报李，你方宴罢我登场，好一阵年末岁尾的繁荣景象。财政本意是量米下锅，厉行节约，但客观上却起到了鼓励无端消费的反作用。　　据《重庆晚报》报道，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为56235.97亿，而当年全国人大批准的支出预算为76235亿。这意味着全国财政部门或将在剩下的1个月突击花掉2万亿元。对此，财政部长称将加强管理严防“突击花钱”。　　即便如此大吃大喝，许多单位的经费也花不完。于是，隐性福利开始泛滥。有些行政事业单位的福利，绝非外人所能想象的。比如，有的单位干部职工的饭卡，不但用于机关食堂就餐，还可用于洗澡、理发、洗衣、手机充值、到机关超市购物等机关内一条龙服务，可以说是提前享受到全民福利待遇。据《中国经济周刊》披露，2011年，某中直机关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　　在高房价到来时，一些党政机关自购地皮，为干部们盖起福利房安乐窝，价格不足市场房价的一半，转手卖掉即可步入当地中产行列。而作为领导干部，每人可“购”得同户型两套，一次投资就可成为当地富豪。　　公共财政竟然成为党政干部手中赚钱的工具，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有人称之为“昂贵政府”。　　大手大脚地摆阔，真要把经费花穿了怎么办？毋用杞人忧天，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招数之一，搭车加油。机关经常有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中央召开了会议要贯彻新精神，省、市领导出台了新思路要安排部署，社会突发了新事件要及时处置等等。这些临时性的任务需要开展相应的工作，组织相应活动。搞活动就要花钱，而这部分开销是不在年度经费预算范围之内的，怎么办？打报告向财政临时要呗。机会来了，一定要把握好，可不能一个钉对一个铆，必须花2个钱要5个钱，节余的3个钱自然就留在本单位账上了，用于弥补平时大手大脚产生的经费不足。于是，打个临时工作预算报告，主管领导把字一签，财政就乖乖把钱给拔来了。　　当然财政部门也会把关，但只要你把预算写周密了，他知道你要搞几天活动、动用多少人员、铺多大的场子？难不成财政部门派人天天跟踪监督？再说了，预算嘛，哪有十分精确的，不多估算些，花超了谁来补窟窿？这种办法被称之为“搭车加油”，即搭临时任务这个“车”，补充自己经费不足的“油”。　　招数之二，年终化缘。预算是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计划。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12个月情况多变，许多因素不确定，难以预料也不好把握，万一超支了怎么办？别发愁，你可以到财政部门去哭穷，递上一个预算追加报告，财政官员不看僧面看佛面，总要给你施舍一些，让你度过年关，一年的超额开支就此了结。有人称之改“化缘”为“画圆”，即把一年的开销画个句号。　　招数之三，找米做饭。策划一项业务活动，如专业培训、知识竞赛什么的，组织本辖区或本系统各单位参加，收缴一定费用。活动开展不但不用自己花钱，一般都会有节余。还可以收了费再把活动交给下级单位承办，如此节余就更多了。　　南方日报报道，2011年10月山东省济宁市广电新局、经信委、国资委三部门联合下文，评选“十一五”十大杰出人物，评选方法是通过短信、固话、在线方式投票，每投一票收取一元投票费。用众人的米做自己的饭，何乐而不为？一些富有“开拓”精神的领导，每年通过组织各色名目活动，向下级收费，为单位创下了大笔的收入。　　招数之四，欠债赊账。若是钱花光了又找不到钱补窟窿该咋办？这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办公就赊账，还不了钱就欠债，反正不会让你因资不抵债而破产。　　百度搜索一下党政机关吃喝欠款，条目五花八门。宁夏同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该县100多家党政机关单位和部门，从1992年以来，在当地一家“新月楼”餐馆欠账吃喝，历时10余年。到2004年时，吃喝白条竟达5000多张，拖欠金额达80多万元，留下欠账的白条整整装满了一皮箱。　　陕西省安康市双龙镇政府及镇属部门在一家酒店里4年吃喝20多万元，其中赊账达18万元，而镇政府财力每年只能偿还5000元，需要36年才能还完这笔吃喝款。　　机关欠账不仅仅限于吃喝，正常办公也欠账。某市政府办公楼临街有一打印复印门市部，承揽了市政府机关文印业务，3年间，市政府竟拖欠文印款11万元，门市部女老板谈起此事一脸的无奈。　　1997年，按照河北保定市政府的要求，河北恒基建设公司垫付了290多万元的工程款，保证了一项民心工程的顺利竣工，同时也救了市政府的急。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偿还这笔欠款，从此遥遥无期。现任副市长是14年来面对这笔欠款的第五任主管副市长。在他之前，欠款这个球已经被传了4次。　　早在2011年时，铁道部的审计报告就显示其欠债已超2万亿元，负债率高达60%。有人计算说，铁道部平均每一个员工负债一百多万。包袱再沉重，火车还不是一直照常跑嘛。如今铁道部一分为二，“铁老大”遗留的2.6万亿元巨额债务将由新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接。这笔巨额债务如何消化，会不会通过提高铁路票价由消费者买单，备受人们关注。　　党政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们，由于身负财务管理责任，花钱毕竟还得有点计划、有些顾虑，而对于众多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高层领导来说，花钱根本就无需顾虑，基本是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公共财政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某省辖市市委办公室的一位会计说，市领导用钱，都是今天来电话，让准备十万二十万的，明天就要用，我这里马上就得跑财政要钱，跑银行提现，不管有钱没钱，总得想方设法，当天把钱筹齐交付领导。有次实在凑不够领导要的数目，会计被领导批评道，不管是财政还是财务，都是为领导服务的，服务不到位就是不称职！　　听说美国政府没钱了就要关门停业，因为预算拨款权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国会不通过总统提出的年度预算案，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花钱，很多需要花钱的工程或者部门只能暂停。中国各级政府绝无此后顾之忧，预算案虽然名义上要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但实质上仍然由党委政府管控，就连人大花钱还得向政府伸手要，岂敢不批！正由于此，官员们当然可以放开手脚挥霍。坊间流传一个段子：年轻恋人逛花店，男孩问女友，喜欢什么花？女孩说：喜欢两种花——有钱花！随便花！有钱花又能随便花，正是时下很多大机关大衙门的真实写照。　　法制日报报道，2010年9月，湖南省文化厅在采购乡镇文化站群众文化活动设备时，专门规定了投标产品单价的下限，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高价成交。湖南省文化厅规划财务处处长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设置投标产品价格的最低下限，是由于“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呜呼！难怪文化厅“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与湖南省文化厅相比，国家部委算是大巫了。据2012年8月1日央视《第一时间》报道，铁道部邀请张艺谋拍摄的天价宣传片《中国铁路》，全片共5分钟时长，投资竟高达1850万元，平均每秒6万元，费用之高真可谓寸金难买寸光阴。　　呜呼！难怪“铁老大”欠下那么一大堆债务！ 　　中国青年报有篇《举国体制终有不堪重负的一天》，文章谈的是中国的竟技体育制度。就中国行政体制来说，昂贵的行政成本也终有不堪重负的哪一天。 (《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机关不差钱，除了公共财政源源不断地优先供给外，公权力本身还可以用来生财。　　请看第四十六篇：靠山吃山。 2013-11-26 17:38:3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0楼第四十六篇：靠山吃山　　权力与寻租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的地方就存在寻租的土壤。什么是寻租？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　　新华社报道，2010年，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一家被视为拥有巨额市场价值的煤矿，打着“产权转让”的幌子，最终竟仅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私人。　　这种几近疯狂的寻租事件频频见于媒体，世人早已司空见惯。由于行政行为的不公开不透明，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等因素，在中国各类机关里，大大小小的寻租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土地开发，国资转让，招标投标，企业经营，市场管理，证券交易，干部任用，升学就业等等，不胜枚举。运用公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利益，其内容方方面面，手段五花八门。就连上级财政拨款、国家项目安排也成为寻租者捕捉的目标。　　经常听到一些官员在正规会议上得意洋洋地表功：某某项目是我们千辛万苦做工作争取来的，某某资金是我们费尽心思跑上级要来的云云。　　大凡寻租必图回报。大寻租谋求丰厚回报，小寻租求得仨瓜俩枣。寻租的大案要案，多为领导干部所谋，这类案件新闻媒体进行过大量的披露，我不再翻版，免得浪费读者宝贵时间。这里只谈谈一般机关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权力寻租，或许鲜为人知。　　一曰权钱交易。党政机关均被赋予了一定的职能，这些职能都包含一定的权力，或执法或管理或审批或监督，无论权力大小，反正是要管点事儿的，既然管事就有寻租的空间。握有重权的单位，比如项目审批、公司注册、土地划拨、城市规划等，你即使只是个办事员这样的小吏，也要经手大买卖。既然经手就可以设卡，随意给个脸色，摆个脾气，申报人就会自觉奉上相当不菲的好处。送点礼物、请个餐宴，那是家常便饭。要是再从中做点手脚，给个刁难，对方就得动用真金白银。　　多数机关人都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我掌握的权力就是我的资源，你若使用我手中的资源，你就得购买，市场经济嘛，没有白用的理儿。因此经常听到机关同事相互调侃：荷！一条香烟就把你打发了，那可是个财主，哥儿几个还等中午跟你下馆子呢，真是个大傻帽！　　有一次笔者在火车上与一个经商的农民聊起来，这人三十出头年龄，初中没读完，17岁就开始做生意，从小买卖干起，做过早点小吃，贩过服装鞋帽，倒过药材批发，积累了一些钱财。后来看房地产商个个财大气粗，就想当建筑包工头。折腾了三五年下来，不但没挣到大钱，连原来做生意积赚的几十万块钱也赔了进去。我问为什么？他说娘那个毬，建筑市场太黑了，全凭钱砸呢。你要想挣10万块钱，你就得先往里面砸20万块钱。什么他妈的公开竞标，全是幕后交易，一帮工头个个充孙子，争着往管事的手里塞钱，比谁塞的钱多。咱本钱少，又没有过硬的后台，净给那些龟孙子当垫底、做陪衬，白白扔进了几十万，连个响声也没听到。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这营生不能干了，回家承包荒山，自个认命吧，不是挣大钱的料，养家糊口得了。　　还有一位农民企业家，是个腰缠万贯的主儿，想转产搞化工新产品项目，据测算回报不低。化工生产是高污染行业，近年来国家控制很严格，进入门槛比较高，审批权在省级有关部门。这老兄自恃有钱能使鬼推磨，卯足劲从县里、市里一股劲向上跑。到了省级部门，碰到个管事的是个女的，忒不好说话，三番五次做工作，那女人就是不松口，两个月下来事情没一点进展。这老兄向我说起时一筹莫展。我说这次你可遇上个油盐不进的，不是你想象的是官都贪。那人吼道：嘿！你以为她油盐不进呀？我使的钱那娘们儿可都吞下了。咱是个粗人，可出手从来不小气。我的钱吃到那娘们肚子里连个咕噜声都没有。我问那又为什么？嗨！我算明白了，娘们儿贪起来比男人还狠。你不见报纸上说，有多少做大官的生生毁到老婆和情人的手里。　　二曰权力扩张。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权力在寻租的过程中会逐渐膨胀。比如有个乡里的民政助理，给群众办个结婚登记，原先是秉公办事，什么东西都不收。后来慢慢收点糖果、一包香烟，小打小闹，图个喜庆。再后来感到手中这点权力有利可图，就开始索要好处费了。乡里领导见这里面有工作可做，就实行结婚登记要收数千元计划生育押金，这就是权力不受遏制渐渐扩张的过程。　　早在2006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抽查26个部门下属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5个部门把收费权转移给下级，涉及收费4．48亿元；12个部门的28个单位依托权力、公共资源收费，设计项目45个。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时任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个中央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就有100多个，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三五个人就成立个部门，挂个牌就收费，这样算下来，中央部委起码有两千个儿子、孙子。”　　这些数不清的子孙部门生生不息和茁壮成长，正是权力扩张的结果。　　三曰权力开发。单位职能不同，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也不同。有些单位权力很有限，或者基本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水衙门，“喝墨水，流汗水，没油水”，就是某些清水衙门的自嘲。但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清水衙门尽管清贫，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一种资源，就看你会不会开发利用。　　一般来说，一个部门就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无论是管党务的还是管工会的，尽管权力不大，但只要动脑筋，你照样可以“吃遍天下”。通常的做法是，在所管辖的系统内组织举办各类活动，如培训班、研讨会、征文评奖、演讲比赛、出版论文集、国内外考察学习等。举办这样的活动，主办单位是不会自个儿出血的，所有参加者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诸如会务费、培训费、评审费、考察费、论文出版费、甚至奖励证书费、奖牌制作费等等。这些费用畸高，远远超出项目的实际成本，节余的部分被主办单位放入小金库，为本单位人员制造福利。 撰写此文时，笔者手头有个会议通知，是某省级单位举办全国性理论研讨会议，会期3天，要求与会者交纳2300元会务费。这个钱乍一看并不多，但仔细一算，2300元只包含就餐费、专家讲座费、会议材料费、租赁会场费。而往返车（机）票费、住宿费、会议结束后考察费都要自理，算一算账，自理的费用加起来达5000多元。这还不算完事，获得先进单位的还要再交200元的奖牌费，与会人员合影也要交100元照相费。看到这个会议通知，只有一个字的感觉，“黑”！　　最能来大钱的，是组织出国考察活动，去西欧半个月时间，若按旅行社报价，全程费用只有2万多元。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出国考察，要收5万多元，一下子就“黑”你3万元。　　实际上，这里面的黑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不知道，可参加者照样一拔拔情愿“挨宰”，为什么？一方面，举办活动的大都是上级部门，或者是平行单位里专项工作线上的部门（在这条线上他就是上级啦），上级举办活动你若不参加，明摆着不听招呼、不配合、不支持嘛！先进单位的荣誉你还要不要？以后日常工作如何关照你？另一方面，举办的活动一般都含有外出考察，说白了就是游山玩水，上级给提供了机会，本单位出钱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为什么不到外面风光风光？有的地方你去过了，再去一次又何妨？我的一位机关朋友，是个一般单位的处级领导，全中国的名山名城基本跑遍了，其中海南、黄山、桂林、杭州、北戴河许多风景名胜之地均去过两次以上，最多的达到五次……现在他只有对出国感兴趣了。　　说到出国，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严格控制公务出国活动。要出国总得有个堂而皇之的事由，这个事由你自己不好办，上级单位下文件替你解决了，甚至上级还主动代你办理审批手续。这么好的机会，又不用你担风险，何乐而不为？所以说为什么机关里公款旅游、公款出国消费长期居高不下，就是因为上级部门和下级单位有着双向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吗。　　四曰越权争利。手中的权力小，就把这种权力进一步拓展延深，越权行施，以谋取更大的寻租空间。　　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引发执法部门之间的争执和扯皮的事件经常发生。如安全生产领域，对安全生产管理的收费“人人争着管”，出了事故则“人人躲着走”。 如食品安全领域，卫生、工商等多个部门都有管理权，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但效果却很不理想。2007年12月6日《工人日报》一篇社评说：“争权而不负责”的现象不仅立法领域存在，行政执法及社会管理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存在；不仅环保领域存在，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管理等领域也存在。这种争权实质上是部门之间、部门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政机关创造了一个使用率很高的词汇，叫作“齐抓共管”，导致的结果却十分有害。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一个部门管一行事，这叫分工明确，职责清楚，有利于任务落实、责任追究、奖勤罚懒。“齐抓共管”则让多个部门去管一档事，交叉管理，职责不清，利益导向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有利的上、无利的推、有责的躲”。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责、行政权力交叉重叠，为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相互争权、争夺部门利益埋下了伏笔。某省有两个部门，为了争抢一个全国性会议举办权，把官司打到省领导那里，不得已，省委只好把这件事列入常委会讨论解决。　　如此争权夺利，让人说什么好呢？　　权力寻租生命力旺盛得很，几乎无孔不入。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爱好著书立说，一些药企为了巴结这位副局长，采取“曲线行贿”，不惜出高价购买局长的书，张敬礼通过其中一本书的销售就敛财566万元。这算得上“靠山吃山”的杰作了。　　2009年1月19日新华网有一则消息，说海南省澄迈县对一定级别的干部实行交纳承诺保证金的措施。大概做法是，县直机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镇党委、人大、政府主要领导，每月缴纳300元，其他副职及以下级别的干部按等级分别交纳200元、150元、100元，作为对分管工作完成任务的承诺保证金。到了年底，经考核职责范围无责任事故且任务完成，除退还承诺金外，同时得到与承诺金等值的所谓“兑现奖”。有报纸评论说，所谓的年终考核纯属糊弄人，这是机关干部变着法发钱。　　权力寻租还会改变事物的“基因”，使其性质发生变异，走向良好初衷的反面。公车改革原本是遏制“三公”消费，有些地方却演变成官员领取高额补贴的渠道；机关刊物本来是宣传党的政策阵地，有些单位却衍生成机关小团体创收的平台；公共财政定点采购本意是预防腐败、节约开支，却导致商家纷纷贿赂有定点选择权的主管部门和官员，而被确定为财政定点的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比市场上贵好几倍。　　当然，靠山吃山，最大的吃法还得数卖官鬻爵。《燕赵都市报》报道，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在主政德州13年里，大肆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县委书记30万元，县直局长10万元，最低价码副镇长也要5万元。被人称之为“黄三亿”。(《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大官玩弄起权力了不得，小官玩弄起手中的权力来，同样不可小觑。　　请看第四十七篇：小吏弄权。 2013-11-26 17:40:0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1楼第四十七篇：小吏弄权　　杜甫有首《久客》诗，其中两句是：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小吏最相轻”是什么意思呢？意指在杜甫走了背运颠沛流离中，经常遭遇那些管事小官们白眼和怠慢，小吏是最狗眼看人低了。民间有谚：阎王好斗，小鬼难缠。　　《清稗类钞》有一则史料，引出共享。　　“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出征西南归来，要户部报销军费。当天晚上，经手的户部文书来找福康安，说：大将军，您要给我一万两白银办事费。福康安勃然大怒：你一个刀笔小吏，竟敢公然讹诈堂堂的大将军，不想活了啊？这个户部文书不卑不亢地说：这一万两银子，不是我贪您的，而是为了您着想。户部编制有限，核算军费的文书屈指可数。单凭我们的力量核销军费，可能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三五年之后，报销还没下来，皇上已经忘记了大将军征战西南的功劳和苦劳。保不准还有那么几个小人，从中挑拨离间，诬陷您的军费账目有问题。所以，我们才要拿办事费，雇些人帮着一起核算，一两天时间就能把您的军费给报销了。福康安权衡之下，不得不掏钱办事。” 　　提供史料的作者张程写道，在操作中，户部文书还有一个潜在权力，可以在核算时，轻轻涂抹一个数字，或者干脆撕掉一页账目，然后借口账目有问题，或者驳回或者移交都察院等司法机关处理。这是他动手脚的权力。　　呜呼，小吏之弄权，为害不轻矣。　　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河水就泛滥，给一点权力就作乱。这可以说是对某些小吏们的精彩写照。　　人人都有这样的遭遇，到一个机关去，首先碰到的是门卫或保安，这些看门人往往带着审视的目光，质问你“找谁呀？”“干什么去？”板着面孔对你一点也不客气。如果你衣着不讲究，气质又不佳，他们就会像对待嫌疑人似得盘问来盘问去，令你颜面扫地。你若不服他们那小人得势的做派，肯定让你吃闭门羹。门卫和保安都是雇来的临时工，连小吏也不是，却个个牛比十足。正应了那句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小吏，指职位很低的官员，比照当代官员体系，很难界定其范围，我们权且指县处级领导干部以外的各类官员。在这部分干部群体中，无论带“长”字的小官，还是不带“长”字的科员、办事员，都有一定职权，有的还手握实权。　　小学课本上“列宁与卫兵”的故事，讲列宁进克里姆林宫时，卫兵洛班诺夫一定要他按规定出示证件，待查验列宁证件后，洛班诺夫才放行，受到列宁表扬。我们也有个故事，说某县有个水产局局长，中午与朋友畅饮，酒酣耳热之后，带朋友去水产局管辖的湖区钓鱼。到了湖区，鱼塘管理员不让下钩，说鱼塘刚放了鱼苗。局长就给湖区主任打电话，无奈对方关机。局长对管理员说我是水产局局长，岂料管理员说，我不管什么局长，就是市长来了也不行。局长在朋友面前跌了面子，红头涨脸与管理员吵上了，继而相互推搡，局长脚下一不留心便栽倒地上，脑溢血竟没抢救过来。　　如果小吏们忠于职守，正当行使权力，无可厚非且应该赞赏。人们所厌恶和反感的，是很多“小官员”凭借特殊岗位，仗势欺人，弄权作乱，为非作歹。　　一曰官小架子大。小吏们虽然官职小、级别低，但往往是办理具体事务的人，是绕不过去一道坎，于是就有了牛比的资本。牛比不牛比，就要看他乐意不乐意。如果他乐意牛比，你在他面前就得乖乖俯首称臣。我们小老百姓，平时摆个摊、开个店，人上户口，车上牌照，办个结婚、离婚手续什么的，经常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些人面前，你必须自觉降尊纡贵，谦以自处。如果他给你板面孔，你要陪笑脸；如果他给你摆脾气，你要说好话；如果他出言不逊，你要逆来顺受。总之，得把自个儿装扮成憨子、聋子、不明事理的笨蛋。　　脸难看、话难听、门难进、事难办，一直是某些窗口服务单位被群众诟病的顽症，近年来通过开设“便民服务中心”等措施，集中治理，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未绝迹。有的工作人员慈眉善目却态度生硬，有的年轻姑娘面容姣好却出口伤人，反正在他们这一亩二分地儿上，他们就是爷。有个早年担任过县农委主任的离休老干部，前去县人才交流中心办理孙女的大学档案，竟被工作人员气得心脏病发作，虽然事后处理了当事人，老干部却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　　二曰敛财手段多。古人说，位卑不敢忘忧国，当代小吏是官小不忘弄权术。　　不少小官员岗位特殊，利用手中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据《检察日报》报道，2007年至2009年9月，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共查处科级以下的“小官员”贪贿犯罪案24件。涉案人员“级别不高、权力不小”，大多位居管人、管财、管物的关键岗位，犯罪危害后果严重，令人震惊。　　本来是人民赋予的权力，被一些人画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恣意弄权，手段多样，各显神通。通过怠慢、刁难、拖延、设卡等手段，向办事群众索取“好处费”。　　新华网广东频道载，深圳市工商局广告处户外广告登记室主任科员吕小雄，负责户外广告申请受理和户外广告联审的日常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吕在其办公室、住处楼下、酒楼、车上、球馆、申报广告场地等处，先后54次收受办事企业和服务对象的钱物，折合人民币131,588元。吕小雄“吃拿卡要”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者给脸色看，或者有意刁难，“鸡蛋里边挑骨头”，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待批手续不一次性告知，让企业多次往返等等。　　吃拿卡要成为许多执法部门的生财之道，有位网友在博文里调侃道，咱们小小老百姓做个营生，每天遇到的就是工商费、摊位费、卫生费、环保费、城管费，街上各色红袖标、黄袖标让人提心吊胆，只有戴黑袖标（指戴孝）的让人放心。　　吃拿卡要最严重要数公路三乱，公路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涉及全国太多地方，河北、河南、山西、江苏、湖北全国许多省份都有，央视多次曝光。交警、交通、公路等部门的小喽罗们，滥设关卡，大发横财，把中国诺大个交通网搞得乌烟瘴气。　　某地开发一个重大项目，按政策，省里补贴经费若干，且有专文下达。但左顾右盼，就是不见经费的影子。省直管拨款的几位具体经办人，今天这个原因，明天那个理由，横竖拖着不给办理。下面只好派人轮番跑省，整整跑了五个月，费用花去四五万，几乎失去信心。后来从主管领导处得知，这批经费早已批拨，就卡在那几个经办干部手上。惹得省领导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治治“小吏弄权”。 三曰贪腐胆子壮。近年来，一系列“小官大腐败”的案情触目惊心。仅仅是一个副科级的山西省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涉案金额达3300余万元。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为民，在几年之内挪用公款1.1亿余元，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其中9000多万元赌博输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员李征达，在七年中贪污受贿竟达半个亿，计平均每天进帐达18000多元，创下了“中国法官第一贪”的纪录。　　《新京报》报道，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从2006年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以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将县财政局存储在城区分社的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户上。　　《新快报》报道，1998年5月，地处桂北的广西罗城爆出一则令人惊呆了的消息，罗城监狱、河池地区中院数十名干警收受贿赂，一条龙作业，先后为206名服刑犯人办理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涉案的犯罪金额高达300余万元。其中副监狱长胡耀光作案27起，涉嫌受贿金额68.27万元；狱政科副科长石军作案9起，涉嫌受贿18.95万元。　　辽宁的“三最”女贪官罗亚平，是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副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官员，她采取造假文书套取土地补偿金等手段贪污3422万元，收受贿赂32万元，通过倒卖土地资源等手段获利3735万元，另有4449万元资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犯罪的金额超过了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她的案子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这个小女子能量很大，她一个不高兴，就在当地政府的大院里叫嚷“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果然是财大气粗。　　四曰欺民行径恶。在中国基层政权组织中，小吏身上的权力比较集中，一般是“敲锣卖糖，各管一行”，拥有独立的办事自主权和办案裁量权。这些人基本素质相对较低，又远离政权中心，山高皇帝远，在缺乏监督制约情况下，“有权便是爷”。某些人目无法纪，嚣张狂妄，滥施淫威，为所欲为。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等3人，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逼迫女员工邓玉娇提供性服务。邓贵大两次将邓玉娇按在休息室沙发上，被邓玉娇用水果刀刺死。这欺男霸女的恶劣行径，哪里还像个党员干部？　　2011年《半月谈》网载文《说说地方官员难以戒除的“打人癖”》，文章列举了6起案例，择其3例一睹其恶。　　“2008年5月20日，四川省卫生厅官员张建新到江油市长钢医院检查工作时，医院防疫部门正组织志愿者进行消毒。因喷雾器故障，一些志愿者就将消毒水装在桶里用勺往外浇。其中一勺消毒水不小心浇进官员坐的车里，车内的张建新下车抓起志愿者，狠狠抽了一耳光。”　　“2010年5月11日，陕西咸阳淳化县人事局、工业局、发展局局长三人乘坐一辆挂着陕O?30229警车牌照的轿车途经208省道眭村公路收费站时，为逃避五元的过路费闯关被卡，一时恼羞成怒，便下车毫无顾忌地群殴收费站工作人员，结果致使三人受伤。”　　“2011年1月30日晚，柳州市国税局干部周勇伸驾驶一辆车牌号为桂BBZ388的小车驶入柳州市灯台花苑小区门口，因出入牌问题发生小口角，周勇伸及另一名男子下车对门卫一阵毒打，两人把门卫打倒在地。”　　看看这一副副匪气十足的恶霸嘴脸，如何能构建和谐社会？　　比起草菅人命，“打人癖”只能算是小巫。在某些小吏的眼里，百姓的生命是可以随意剥夺的。　　河北霸州市康仙乡派出所原副所长杜书贵案。2000年6月4日，霸州市供电局司机牛亚军驾驶的工程车与杜书贵等人的面包车发生摩擦，杜的老婆下车就打人，杜则口喊“他妈的，老子就不信霸州还有比我牛逼的！”边嚷边掏出手枪对着在旁边发愣的司机牛亚军头部就是一枪，牛应声倒地死亡。杜书贵骂骂咧咧，大摇大摆驾车驶离现场。　　河南周口市六名警察集体杀人案。2004年9月20日上午，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张伞、许磊、吕留生、李立田，将曾与吕留生家人发生过口角的周口市纱厂下岗工人李胜利带至派出所，用衣服蒙住李胜利的头，对他进行轮番殴打。当李胜利被打昏迷后，这帮没人性的东西竟将李胜利抬至派出所三楼女厕所门，从窗口推下至其死亡。　　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2005年5月3日20时许，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分局尖草分局刑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刘利民，与北京市朝阳分局巡察支队民警李忠义，双方驾车在太原市桃园北路与水西关街十字路口发生争执，刘利民雇人将李忠义打死。知情者事后分析，当时刘利民驾驶车辆是上海牌照，而李忠义驾驶车辆是北京牌照，双方均认为对方是外地车辆还那么“牛”，彼此误会导致祸起萧墙。　　中国的小吏有“三多”。一是数量多，这是一个庞大的干部群体，分布在中国政权各个系统的根梢叶脉；二是管理事务多，大量的国策政令，靠他们去贯彻落实；三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日常工作都在与老百姓打交道，是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小吏官职虽小，但影响广泛，不可轻视。许多基层矛盾是由他们引发的，许多干群冲突的恶性事件是由他们肇事的，人民群众的大量不满情绪是由他们制造的，党中央、国务院确实需要好好下功夫整治一番了。 　　事实上，无论小吏还是高官，弄权腐败都是对人民犯罪，十恶不赦。可气的是，我们许多党员干部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仿佛就像技术人员重大科研项目攻关成功，或像作家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能给官员们带来成就感和自豪感。在这种优越心态的支配下，有些官员觉得自己已不是世间凡人，而成为地球智慧超人，贪腐犯法的胆子比天还大。让我们对官员的各种腐败来个盘点。　　请看你四十八篇：腐败种种。 2013-11-26 17:41:1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2楼第四十八篇：职业革命家　　某次几个人闲聊，谈到外国政要卸任后，有的去做医生，有的去当律师，有的去开公司。而中国的官员，只会做官，一旦不让他做官了，便什么也不会做。有人就调侃说，我们的党政官员，人人都是“职业革命家”，不会干别的，呵呵。　　后来看到《浙江社会科学》有篇署名刘彦昌的文章，题为《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联共（布）的误读》，方知“职业革命家”大有来头。该文对“职业革命家”进行了溯源。摘引两段以共赏：　　“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依靠‘职业革命家’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俄国革命的实践完全应验了当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预言。但是列宁也许不会料到，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复杂的原因，联共（布）的领导人误读了这一思想，把职业革命家和终身职务混淆起来。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最终把职业革命家们翻转过来的俄国又翻转了过去……　　“列宁所采取的职业革命家领导体制，作为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一种不拘泥于常规的权宜之计，在执政之后，尤其是局面彻底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而且限制其副作用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消失，社会也迫切要求实行民主体制的情况下，联共（布）的高层却仍然停留在专制环境下秘密工作的思维和做法上，不仅自己固守，成为构成斯大林模式中干部体制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把被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照搬了这一体制。就联共（布）本身而言，由于对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误读，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既得利益集团’，引导党逐渐变质，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　　看了上面两段，读者就会明白，“职业革命家”并非人为杜撰，而是列宁提出的“重要思想”，是有经典出处的。如此说来，“职业革命家”不再是调侃，革命时期是一种使命和荣誉，和平建设时期则衍变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说我们机关干部是“职业革命家”，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绝大多数干部只会从事“革命工作”，没有“革命工作”以外的其它专长，或者原有的专长早已丧失殆尽，多数人脱离了机关，就无法生存；二是指一生完全依赖充足的“革命经费”作保障，即使退休后也得依仗“革命经费”安度晚年，养老送终，终身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前些年在一个党史资料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我们党有个高级别的领导，14岁参加革命，20岁出头就开始担任领导职务，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领导岗位上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战争年代组织上为他配备了警卫员、秘书，和平时期又为他配备了保姆和医生，终其一生，他只是每天忙碌于革命工作，个人衣食起居完全依赖他人照料。他本人除了工作以外，日常生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别说做饭、洗衣，就是放洗澡水这样的小事他也做不来。作者本意是颂扬这位革命家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但怎么给人的感觉像是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恐怕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这应该是典型意义上的职业革命家吧。　　当代官员虽然不至于连放洗澡水也不会，但长期养尊处优的环境，也大都“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他们整天坐车、开会、讲话、批文件、迎来送往，一生泡在官场这个优越小天地内，远离尘世社会 和普通百姓。曾有官员接待失地农民集体上访时说，你们农田被政府征用了，你们可以到城市打工、做生意，这不是好事吗？我就不解了，难道你们非要当一辈子农民？他的话语一出口，立刻引来一片咒骂声。　　有些官员对悠久的中华历史什么也记不住，秦汉颠倒，明清不分，却对中央和地方各个官员的年龄、身世、经历和后台关系等等了如指掌，比自己家油盐酱醋放什么地方都门儿清；有些官员对马列主义谈不出个子丑寅卯，市井“黄段子”却说得一套一套，眉飞色舞；有些官员不会用电脑打字，不会上网，不会用智能手机，却对经营上下级关系、铺平升迁之道兴趣盎然，无师自通。他们天生就是“职业革命家”，对仕途上的明规则、潜规则烂熟于心，运用得挥洒自如。他们不会种田，不会做工，不会教书，不会看病，不会经商，不会打官司，也不会做家务，脑袋里除了装满官场那点事以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倘若不让他们做官而把他们扔到社会上，恐怕连个农民工也不如，许多人都很难养活自己。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错把微博当QQ，自暴腐化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些官员本来学有专长，人称“学者型领导”。但官场混久了，原有的那点学识和技能，或被时代淘汰了，或被自己丢光了，仅剩华山一条路，背水一战当官僚。上世纪末以来，由于官场行情年年暴涨，引无数学者竟折腰。教授扔了粉笔头，医生丢了手术刀，工程师告别了图纸，一大批怀揣“济世安邦”抱负的专门人才，忍痛割爱放弃学问和专业，投笔从政。有的大学还发生数十位教授争处长一职的事，似乎学者不做官，就难有出头之日。如果在本单位此路不通，那就曲径通幽，到基层挂职去。一时间，博士、硕士、专家、学者、明星、艺人从天而降，博士帽换作乌沙帽，学者变作官僚，潇洒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中国的“职业革命家”，都是真心实意地愿意为这个职业奋斗终身，这个政治觉悟不知比企业职工高出多少倍。企业工人，成天想着就是赶快熬到退休，不用出工，却可以领取那点有保障的退休金。为此，许多人绞尽脑汁，花钱托人，通过改大年龄、办理有害工种等手段，提前退休。官员们正好相反，通过改小档案年龄、推迟卸任时间，想方设法在岗位上为党和国家多出几年力。有些领导同志从岗位上退下来还不愿回家，千方百计到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谋个差事再奋斗几年。仅从这点来说，“职业革命家”的风范绝非普通职工可以比拟的。　　我国的官员不比西方国家，许多人一生只会当领导，没有任何其它专业技能，一旦退休回家，则无事可做，生活空虚。这与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指点江山、呼风唤雨、越忙越乐反差很大。“职业革命生涯”的结束，对他们是无比痛苦的事。 不过，“职业革命生涯”结束也不必太伤感，毕竟为革命事业做过贡献嘛，组织不会忘记他们，仍然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富足舒适生活。这要比许多西方国家官员强得多，西方政府官员有的连退休金都没有。　　据媒体报道，那个曾经担任过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是昔日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苏联解体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总统。然而，由于格鲁吉亚法律中没有卸任总统领取退休金的相关规定，谢瓦尔德纳泽2003年退休后的处境窘迫，全靠过去积攒下来的工资和写书的稿酬过日子，一度连水电费和燃气费都交不起，可谓是最穷的前国家总统。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退休之后，原本打算在首尔郊区租赁或购买一套房子，安度晚年。可是，按照韩国法律规定，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一律不准在首尔租赁或购买房屋，除非是获得“国家有功者”称号的人。而卢武铉没有获此殊荣，只得离开青瓦台打道回府，到户籍所在地庆尚南道老家居住，经常在老家的乡村小路上骑着三轮车，车上载着孙女，与普通村民一样生活。　　世界之大很不相同，有的西方国家官员退休后，比在任时收入还要高，过着富足的生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自2001年离开白宫后,光靠演讲就挣了大约4000万美元，媒体说他演讲一天胜过总统两年。还有的总统卸任后以其高超的理财能力，成为大财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001年竞选失败后, “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华盛顿这个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地方。戈尔选择走向商界，当年11月，戈尔成为洛杉矶“西部金融大都市”的副主席，在那里工作不到两年后，戈尔又成为苹果电脑公司的董事，他的年薪达到了7位数。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退休后，只获得每月大约1000英镑微不足道的退休金。这位德国前任总统在柏林的家仅仅80平米，穷得可怜。律师出身的他后来担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项目董事会主席,年薪高达150万欧元，顺利实现了他余生转型。　　中国也有不少官员离职后发大财的，但与西方官员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依靠个人专长和技能，而仅仅依靠发挥个人“余热”就能谋得一片天地。你克林顿不是搞演讲吗，我们的国情没这个习俗，我们就靠出书，回忆录也行，作品集也行，摄影集也行，甚至在位时秀才们代笔的讲话稿也行，结集出版。印刷费、书号费自有人出钱，成书后也不愁销路，打几个电话，几千套上万套书出手就换成了银子。施罗德有律师身份，去大集团当主席，我们不需要律师资格，就能去公司当顾问，照样可以赚它个盆满钵盈。　　西方官员比才智技能，我们比权威和人脉关系。尽管中央有52个不准，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没人当回事。在职时都不受约束，赋闲了还不允许我找点事做？发挥什么余热呀，光“余威”就足够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　　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身退而余威尚在，依然能呼风唤雨，肆无忌惮地将华隆公司评估价为477万多元的商贸网点非法划走。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原副局长殷开元，退休后担任上海市土地协会会长，仍疯狂敛财，仅2005年一年，向一人索贿、受贿就高达2800万元。　　2011年人民网报道，当前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后，悄悄地选择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发挥余热”。记者粗略统计，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领着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这些高官退休不“褪色”，继续拓展和延续其在任时的权力影响和人脉资源，立志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如此发挥“余威”“余热”,让人说什么好呢？　　我党也有好干部，值得一提。2011年新华社报道，胡丙申在担任山西省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期间，曾以个人名义先后为19户农民担保借贷69万多元资金，后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无法还债，胡丙申退休后打工10年替11户农民还清了39万元债务，令人敬佩。退休不褪色，卸任不卸职，这才是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可惜，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回到本文开头。因为联共（布）误读了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导致在党内形成了“即得利益集团”。“误读”什么意思？就是错误的理解。以联共（布）当时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资深共产党人，真的就不理解列宁思想的本意吗？他们真的就“误读”了吗？我看未必。因此，理解与不理解，误读与不误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知和行能否统一，才是问题的核心，而许多问题就出在这上面。这实在是另一个更深刻的话题了。(《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苏共的职业革命家逐步演变为“即得利益集团”，“即得利益集团”又慢慢演变为“权贵阶层”。那么，在中国，目前有没有形成一个权贵阶层呢？　　请看第四十九篇：权贵阶层。 2013-11-26 17:41:5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3楼第四十九篇：权贵阶层　　我们这个国家，等级制度由来已久，权贵阶层在中国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201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证实，根据牛河梁、凌家滩等考古发现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反映出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京华时报》）　　权贵阶层不独中国有，世界各国都存在。网易论坛有篇《欧美的权贵阶层》，由几名驻外特约记者撰写，文中报道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权贵阶层情况，比如美国17%的议员来自“议员世家”；欧美权贵阶层的后代从上学到从政都能沾光；随着社会发展，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群之间的 “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等。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经济体制转换和利益格局调整，一批批商人富豪问世，演变成少数人掌握社会多数财产的局面。但在中国目前国情下，这些大商巨贾们大多还算不上权贵阶层，虽然他们许多人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所谓权贵，古代指官高势大的人。这里首先是官高，权大才能势大。时下中国，仅仅有钱，不一定能享受特权待遇。比如警车开道，比如天天上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等等。　　说个民间笑话。有个北京痞子，特喜欢夸海口，自称在北京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某日，又与山西煤老板海侃，山西老板接过话头，说正巧有件事请帮忙，家父马上三周年了，想把祭奠活动办得风风光光。痞子说好哇，有事你开口，再大的事我也能搞定。煤老板说，我想把老爷子的遗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是毛zx他老人家挂像的地方，就一天，花多少钱都行。痞子一听，连说罢、罢、罢，这事我办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些磨，你就是钱再多，富甲天下，你也莫想推！　　当下中国的权贵阶层有没有形成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有篇文章把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分为四个阶层：权贵阶层、富人阶层、中产阶层、贫民阶层。这里将权贵阶层与富人阶层分离，说明中国的权贵阶层主要指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的党政官员。当然不包括普通公务员，也不包括虽有一定职务，但并无多少实际权力的官员。　　拥有权力资源的党政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权贵阶层，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官员之间的相互联手、结盟、关照、包容、提携甚至联姻，形成了高于社会普通人群的利益团体。二是官员的近亲繁殖和代际传承，形成官僚世家和实际上的官职世袭，造成官员家族化。　　先谈谈官员之间结盟。官员结盟缘于不同的官员掌控着不同的权力资源，相互有利益诉求。结盟以求互通有无，彼此关照，资源共享，因此很有内趋动力。比如，张三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李四是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李四要想安排子女或亲属进入党政部门，手续必定要过人事部门这一关。倘李四与张三结好，事情自然好办。张三孩子上学、升学，不也得求助于李四么？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不仅是个人私事，公务也得益于这种联盟。广电部门与交警部门，假设前者的公车违章较多，交罚款没说的，关键是要扣罚驾驶证分数。广电的领导如果与交警队长很铁，就会打电话过去，让把一些罚分抹去。交警这方面有什么工作和活动需要宣传，队长也会给广电领导去电话，请关照在电视新闻中多给予报道。　　官员的结盟有如下方式。一是按等级，相同级别或级差不大的官员结成一个小圈子，比如厅级与厅级，处级与处级。级差过大，除特殊情况比如背景很深外，就不便作为小圈子的常客了。　　二是按系统和行业，通常一个系统或相关行业的官员，由于工作上联系多，交往频繁，很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如农业口官员、工业口官员，文化口官员等等。　　三是按掌控权力资源多寡，比如财政部门官员与土地部门官员，都是大权力部门，双方掌握的权力资源基本相当，彼此可利用程度基本对等，就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假设是财政官员与统计官员，虽属级别相同，但权力资源不对等，财政官员就要“拿大”。如果统计官员能够“服小”，甘愿奉迎，则关系可以存续。否则，就很难搅到一块。　　四是当权的官员将心腹下属拢到一起，形成私人小圈子，自己当龙头老大。　　结盟通常从吃饭开始，酒桌是天然的结交媒介。设宴的缘由很多：比如，领导干部经常在一起开会，会后约上几个要好的，找地方聚一聚；比如，刘局长请方局长办了个事，事办妥后，刘局长设宴答谢方局长，同时叫上几个盟友作陪；再如，某人获得什么内部消息，约上弟兄们吃个饭，一起琢磨琢磨；又如，有时几个同党长时间没谋面，也会有人提议，找个地方，把谁谁叫上，一块叙一叙。官员之间的感情，多是在酒桌上培养起来的。　　形成了小圈子，就要彼此捧场，相互关照。有谁职务晋升了，大家举杯庆贺；有谁出了本文集，大家一起捧场；谁有什么麻烦，大家帮衬解决；谁的公子出国，谁家婚丧嫁娶，谁家添了千金，谁的老婆住院，甚至谁的贿行案发，大家都一起上，抱团取暖，联手渡劫。　　在这样的小圈子中，不仅官员之间相互称兄道弟，手足相连，就是彼此的老婆、子女也相互打的火热。夫人们一同作美容，一同买衣服，一同去旅游，一同去健身，俨然大观园里金陵十二钗，形影不离。他们的子女，上同一所学校，玩一样的游戏，吃一样的西餐，赴同一个国家留学，成为没有血统关系的亲兄弟、亲姐妹。　　党政机关流行一句绕口令：“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　　《瞭望新闻周刊》载，江苏省委组织部原部长徐国健在任职期间，精心培育自己的小圈子，圈子内主要成员有：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江苏省国资集团原董事长李双成，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省反贪局长韩建林，江苏省国信集团原董事长王益民等。这个小圈子人员虽然不多，但都是一些重量级的实权人物。三大国资巨头章俊元、李双成、王益民掌管着600亿元以上的总资产，占江苏省省级国有资产的60%左右。　　《检察日报》报道，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书记弓继权，将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苏某，区政协副主席、区长助理、区建设局长张某，区财政局长徐某，区房管局长何某，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等人，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除了在工作中倚重外，私下也十分亲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扎堆”、“抱团”，他们的“内当家”也经常一起吃饭、打牌，可以说里里外外都打得火热。每逢春节、五一、国庆长假，这几家都要带上家眷，一起到国内外风景名胜地旅游，近至香港、澳门、新马泰，远至马尔代夫，逍遥快活。 工作上的倚重，感情上的亲近，家属之间的密切来往，加上利益的纠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弓继权为核心的工作圈、娱乐圈、利益圈三位一体的小圈子。当地干部说，要想得到弓继权的赏识和提携，就必须首先进入这个小圈子。　　说罢官员之间结盟，再来看看官员近亲繁殖和代际传承。官员近亲繁殖形成官员“世袭”和政治家族化，对此，北大冯军旗在《中县干部》里有典型的描述。　　“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在一个子女众多的政治家族中，你会发现几个女婿之间各有领域：有工商局的、有医院的、有当地银行的，总之大病小灾摆摊借钱自己人都能搞定。”　　从一个县的基层政权看全国，官员世袭和政治联姻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党政机关，一大家子为官的情况并不鲜见。笔者曾结识过一位省直机关年轻干部，他谈起自己家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父亲是省政府秘书长，母亲是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哥哥是省发改委副主任，嫂嫂是省国土厅一名处长，二叔是某省辖市市委副书记。他妻子在省国家安全局工作，岳父是省地矿厅巡视员，岳母原是某区工商局企业科科长，已退休。舅舅是国家交通部的司长。而他的爷爷，曾任这个省的常委组织部长。这个大家族世代为官，能不自豪么？　　一个家族占据这么多官位，而且都是显赫位置，平民百姓的子女要想脱颖而出，难呐！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当前，在中国，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权贵阶层，这个阶层有他们一套价值观念和处世规则，很难与其他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实现真正交流和沟通。在这个阶层里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圈子，在这些圈子内，只讲义气，不讲纪律，视规章为儿戏，拿原则做交易。　　人们见识了许许多多官官相护的事情，官员之间相互赞美吹嘘，相互提携关照，相互迁就袒护，相互破例通融，相互安排子女，相互投桃报李。　　某个官员被纪委“双规”，交待问题时，一旦牵涉到其他官员，特别是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审讯人员就会厉声喝斥：只交待你自己的事，不要往别人身上扯！　　时下有不少被案件所涉及官员，要么换个单位做官，要么异地任职，要么暂时免职，风头一过重新起用。有的犯事官员重新安排的职务，比被免去的职务更风光。　　某地有个贪腐“窝案”，牵涉五名领导干部。组织上把这五名领导全部换了地方做官。有人大代表质问组织部长，为什么不予处理而重新任命？组织部长说，重新任命就是处理，你不见把他们都从重要岗位上调下来了吗？人大代表再问，哪为什么某某从财政局长的位置下来，反去了区里任书记？组织部长回道：这是常委会集体研究的，你别来问我。　　权贵阶层一旦形成，不仅这个阶层里人人有特权，而且还个个罩上护身符，筑起防火墙，要想撼动他们，实在不易。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郭光允，早在1987年就发现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1994年起，他写署名信给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举报李山林。前后经过九年的“抗争之路”，先后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被判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郭光允及其家人经过上百次赴京上访，直到2003年8月9日，中纪委对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做出处理，郭光允才得以伸张正义，恢复名誉。　　2012年9月，《南方周末》以《否决拘捕人大代表：保护还是庇护》为题，报道了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一份报告进行了表决，因赞成票未超过常委会组成人员半数，否决由广西玉林市公安局委托温州市公安局提请的一份许可报告，常委会决定不许可对温州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叶际宣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叶际宣，浙江省永嘉县人，宣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被指控非法承包和涉嫌行贿。　　这不是孤例，之前就有新郑市人大代表张一，因没有得到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明确许可，致使公安机关侦查中断7个月。　　另一案例是，梁广镇身兼广东云浮市和广西百色市两地人大代表，因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不同意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致使云浮市检察院侦察案件因此被迫搁置。　　2012年1月14日，江苏南通市一位不服交通指挥的宝马车主对交警说：“我是人大代表，我可以花钱弄死你。”　　连一个人大代表都拥有如此坚实的“防弹衣”，权贵阶层难道不可以“法内施恩”嘛？　　日本社会评论家大原明表示，“如果特殊权力强大到了无法质疑和挑战，并在某种情况下‘绑架’社会意志的话，那么能够平衡这个社会的公正可能就会被驱逐。”　　特权腐败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主要内因。苏共的特权腐败是伴随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而产生的。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使苏共执政丧失了群众根基。　　权贵阶层的形成和渐渐势大，正在使我们党一步步丧失执政基础。若想保持党的千秋伟业不至衰败，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在于，权贵阶层正在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一个个送上掌管中国权力的政治舞台。　　请看第五十篇：接香续火。 2013-11-26 17:43:3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4楼第五十篇：接香续火　　网上有篇《新好了歌——世人都说当官好》。　　世人都说当官好，位高权重不得了，前呼后拥好威风，专车坐骑前几号，媒体记者跟着跑，电台电视成主角，商家特邀作广告，开张剪彩拿红包。　　世人都说当官好，山珍海味吃腻了，龙虾燕窝皇帝蟹，牛鞭鹿茸与虫草，名烟好酒极品茶，费用公款全报销，桑拿按摩好休闲，别墅二奶无人晓。　　世人都说当官好，大好河山游遍了，欧美东亚去考查，五洲四海全走到，盛夏东北去开会，寒冬三亚去研讨，名胜古迹多雅趣，春夏秋冬任逍遥。　　世人都说当官好，大权一握肥实了，计划指标亲自批，土木工程独发包，银行信贷也插手，有权不捞白不捞，大姑小舅任要职，至亲好友亦风光。　　这篇小文还是挺有文采的。看来大家都懂得做官好处不菲，似乎是神仙过的日子。　　湖南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有一幅对联：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两句中的下联，恰恰击中了为官者的命门。做官再好，官位毕竟不是祖传世袭，就算一生谨慎敬业不出差池，到了年龄也得给他人让位。如何才能让这种优越延续不断，永处上流社会不致家族衰败没落？接续好官宦之家香火是最上乘的选择。　　朋友谈起过一个饭局，在座的都是厅局级领导，聊起各自子女，有在省委工作，有在政府工作，且均是组织、政法、国土、人事、税务、教育等一些叫得响的部门。坐主位的是邢部长，儿子在某个县当县委书记，众人都恭维他的公子有出奇，必是前程似锦、不可限量。又夸邢部长目光长远，早早把儿子放下去，从基层往上走是曲线跳跃，将来儿子超越老子也未可知。　　座中有位邓厅长，其子在美国加州一所大学任教。众人劝他，趁你在位，赶紧让儿子回国吧，哪个庙不能安置，进去都会当菩萨供，先安排个处级，三五年就起来了。邓厅长骂道，这个拗种！我不知劝他多少遍了，前年去美国，我与他谈到半夜，说不动他。有人就说，国外有什么好？如今中国崛起，美国霸主地位动摇，迟早有一天败下阵来。又有人说，诶，时下不回国，过几年后他再想回来，你老邓退了，我们几个也都进敬老院了，谁来给他铺垫？再说了，在国外当个大学老师，有什么奔头。邓厅长听后捶胸顿足，说就是这个理儿嘛！他妈的，不行，今天回家还得给他去电话。　　在这个拼爹的时代，官员们恰恰拥有得天独厚的拼博资本。大量事实表明，领导干部这个特殊社会阶层，正在共同实施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纷纷将子女安插进党政机关重要部门和重要岗位，并加速培育使其尽快“成才”，从而保持官宦之家香火不断。这个特殊阶层的人们使尽浑身解数，亲手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他们之间相互联手，通过“个别照顾”、“瞒天过海”、“萝卜招聘”、“弄虚作假”、“量身订制”等种种手段，冲破制度束缚和法律制约，以实现“爵位俸禄世袭罔替”的目的。　　某些地方的党政机关，新人中一多半是干部子女。某些地方选拔的领导干部人选中，几乎清一色公子千金。而且，这种趋势正在与时俱进，手法花样翻新，媒体报道的此类案件层出不穷。　　看看下面几个案例：　　王茜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1991年10月出生，2008年从岳阳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学习，2010年9月从该校获“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证书（经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联系，该证书不在我国学历认证受理范围）。2010年10月，王茜被违规聘用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重点项目办工作人员；2011年10月被违规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2011年11月调到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工作。2012年4月，湘潭市岳塘区委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研究决定其为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湖南湘潭市委组织部确认“90后女副局长”任用违规，已责令撤销。有关部门对涉案人员包括王茜之父在内数人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　　类似案例还有：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长之子未毕业就已被安排公职。湖南武冈市卫生系统免试招进数十名领导子女和亲属。周口市人大主任李洪民之子李涛学历造假和吃空饷。海南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的女儿温娉婷不符合报考条件却能参加招录考试并获得高分。江西武宁县的制定“限招政策”只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和家属报考。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财政局设定“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议专业”为某领导女儿量身定制官衣。　　深知做官掌权受益匪浅的官员们，都希望子（女）承父业，后继有人。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甘愿豁出老命，可见做官的诱惑力有多大。宋真宗赵恒那几句劝学诗应改为：　　官中自有千锺粟，官中自有颜如玉，官中自有黄金屋。　　关于这一点，在北大博士冯军旗《中县干部》卧底毕业论文中称之为“政治家族”，即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援引几段为证：　　“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的张泰康，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安排儿女从政走仕途，越来越成为当代官员的第一要务。他们十分懂得“做官要趁早”的官场规则，尽早动手，长远规划，是他们的经验心得。　　2012年4月，长治日报公示了35名拟提拔任职干部名单，副处级以上干部中，8名干部的履历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质疑：其中2人14岁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被戏称是“神童扎堆”。　　这个案例集中反映了时下官员们望子成龙迫不及待的焦急心理。近日又听说一案，某县领导的儿子年纪尚小，还在读高中，但已经被安排到某乡政府“工作”2年了，并且已经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审查得知，此领导虽然违纪安排了儿子，但并未领空饷，只是挂名而已。我想这就对了，该领导才看不上那几个小钱嘞，他是做官从娃娃抓起，这才称得上富有战略目光的大手笔呢。　　有些领导干部是很富有战略眼光的，为子女做官早早就铺好路子。在中学让儿女入党，子女考入大学后，通过做组织部门和大学两方面的工作，让子女走选调生这条路。选调生毕业后是要到基层工作的，但有的选调生一出校门就进了市县级政府机关。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认为选调生的选拔认真严格，公正公平。选调生的选拔办法，在中组部《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暂行规定》中，只有一个指导性意见，同时强调省级组织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具体标准。那么，在选调过程中究竟有无空子可钻呢？　　我们来看一个资料。2012年有一本《选调生——中国特色干部后备力量》出版，10位编者中，8位是在职选调生。同年7月6日，人民日报记者与几位作者进行了对话，摘引如下：　　问：有人担心，一些家庭为了让子女当官，通过公务员考试比较困难，就会想办法走选调生的路子，这中间就有可能出现腐败。如何看待选调生入口严格把关这个问题？　　答：当然，在资格审查等环节，一些地方确实出现拉关系走后门甚至造假的现象，这些问题应该严格查处。对于优秀毕业生的认定，不能仅仅开个座谈会、征求一下学校方面领导的意见，还应采取量化的方式，比如对平时学习成绩、与同学相处、参与社会实践等进行量化考核。而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公开透明。　　目前公务员招录制度逐步规范，并成为公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公务员招考中托关系、做手脚，不但难度大，风险也高。有能量的官员已不再去公选上做文章，而通过选调生这条曲线路径，安全地完成了子女的身份大转换。　　中国是个官本位文化浓厚的国度，而党政机关则是官本位思想最集中的一个群体。他们通常用官位做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就像算命抽签，他们把走仕途做官作为人生上上签，而视做官以外的其它行业为中下签和下下签。　　某县县委书记与县长，均生自官宦之家，小时候一块在老地委机关大院摸爬滚打，都属老革命的二代传人。所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转来转去二人又转到一个县，分别掌控党政大权。机缘巧合，两人就动议搞个家庭联姻，将书记千金与县长公子结为连理。一拍即合，两家人各自欢喜。　　其时，千金已经本科毕业，进了团市委工作，公子还在读研究生。两家商定，一俟公子毕业，安排他进市纪委工作，就把两人婚事办了。不曾想那县长公子毕业后，去了沿海一家合资企业，无论当县长的爹如何谈理想、讲前途，儿子死活不回头。事情走到这一步，儿子好像比人家女儿低一头，当爹的县长也就不再张罗此事，静观书记那边反应。书记那头也有了想法，觉得那孩子在公司上班，虽说年薪不低，但毕竟是个打工仔，不算什么正经职业，谈不上啥前程，便给女儿另谋佳婿了。书记、县长从此产生了隔膜，后来两人都调回市里做官，但两家从那时就不再走动了。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房地产老板找我咨询，说他家小儿子自己谈了个女朋友，是本市市长的女儿。我惊讶道，哟嗬，你可攀上高枝啦！老板满腹狐疑，说这事也不知是真是假，哪怕是个副市长家的，也值。别是个骗子，逛我儿子几个钱。只是如何才能查得实底呢？我说这事好办，你只问那女孩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过几日，老板又来，说问过了，在辰龙商厦卖化妆品。我说这就露馅了，别说市长，就是局长也决不会让自家女儿去商场站柜台，趁早给你儿子提个醒。一个月后再见到老板，对我说，一点不错，那女娃就是个骗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将腐败分为三个层面：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而时下最严重、最恶劣的是权权交易。这种交易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化形态，它不需要通过直接的经济利益来表示，而是进行一种权力交易，比如，我培养你的女儿当后备干部，你提拔我的儿子当市长。而官员相互提携子女，肯定会按照所有正常的程序办。提前列入后备名单，进行多岗位锻炼，走完必需的几年过渡期。该走的程序都走到了，需要哪级组织盖章的也都盖章了，从外界看不出任何毛病。一旦权权交易形成，整个社会就板结化了，下层的人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就此熄灭。　　近年来，纪委成了党政机关最抢眼的部门，一些在重要岗位任职的领导，纷纷把子女、亲属安插到纪检部门，作为窥测反腐风向的眼线和规避腐败风险的卧底，以至某些地方的纪委、监察局成了官员的子女窝。有人说，这才是人家最高明的地方。这是官员接香续火的最新动向，很值得引起世人警觉。(《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老百姓有句话：太阳总有落山的时候。官职再高，权势再大，总有卸任的一天。那是官员们谁也不愿见到的一天。　　请看第五十一篇：退隐悲情。 2013-11-26 17:44:5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5楼第五十一篇：退隐悲情　　中国古代圣贤具有很强的隐士情节，并且一度形成了古代隐士文化。《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老子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孔子也说：“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　　纵观古代一些著名隐士，大约有五种，第一种是压根就没想做官，修身养性，图个自在潇洒，比如老子和庄子。第二种是看不惯朝政，不与当权者合作，比如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第三种是做官受到打击和排挤，赌气回家，比如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第四种是见好就收，功成而退，比如那个后来成了巨富陶朱公的范蠡；第五种是钓名沽誉，自我炒作，浪得虚名让朝庭来召唤他。中国古代第五种人最多，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走“终南捷径”。　　当今社会已经没有隐士生存的土壤和条件了。在一职难求的今天，如果哪个官员自以为学富五车才华过人，恃才自傲辞官隐居，不但众多跑官者拍手叫好，就是组织部门也求之不得，马上就会安排新的人选接替。　　曾经有个县级市的副书记，本想接替市长位置，却被调回省辖市，安排在市科协当党组书记，心里不是滋味，便称病住院，一住就是一年多。组织部的同志到医院看望他，同时也捎话给他：如果你身体短期内调理不好，那就安心养病。科协的工作不能耽搁，组织上会考虑让其他同志担当起来。听到此话，这位官大爷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匆匆忙忙办了出院手续，回科协上班了。　　我国的官员都是职业革命家，一旦失去了革命工作，比生病还难受，比要命还可怕。很多领导卸任后头发花白、面容苍老，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还有不少领导回家后就患上绝症，在结束革命生涯的同时，也结束了自然生命。固然，这其中的因素很多，但与心理适应和生活调节有很大关系。　　从政坛隐退，成为当下官员们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朋友讲过一件事。前年秋，他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国资委主任打来的，竟是请他下班后到某饭店一起吃个饭。朋友很有些受宠若惊，国资委主任可是不小的官，该主任原在省委组织部当过副部长，人脉很广。而朋友也就是个小处长，虽然与主任有过几次接触，但都是自己找上门求人家办事，这次主任主动设宴邀请，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朋友也不敢多问，下班后早早就去了饭店。　　入席后，朋友发现在座的都是省直机关的人，除两个年岁稍长的单位领导，清一色机关处长，有熟识也有不认识的。主任让大家端起酒杯，满满饮了三杯开场酒后，开始发话：今天到场的各位，都给我马某面子。可能有人纳闷，这老头子叫我们来干什么来呢？谁也别瞎猜，今晚任何事也没有，就是与各位联络联络感情。以前呢，各位都找过我，有的事情办了，有的事情没办。满意的，我们交个朋友；不满意的，我在这儿给你们赔不是了！说完端起酒满饮一杯。　　一桌人承受不起，慌忙端杯陪上。有人劝道：马主任，你不能这样喝。主任一挥手不容他多言，继续说：人呐，都有老的那一天，想起我刚参加工作头一日，科长让我徒步送一封信，邮票没贴就投到信箱里去了，呵呵，这事就像昨天刚发生的……咳，我这个时代结束了，以后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以后哇，我就得仰仗你们这些第三梯队啦……　　那天晚上，主任喝了许多酒，讲了许多话。朋友和一个处长把他搀扶到家，一进家门，他老婆就骂开了：你这两天发疯了？天天喝这么多，不要命了！不就是退嘛，退下来还不用操那份心哩。　　原来，组织部已经和国资委主任谈过话了，年龄到了，让他退二线。　　还有一件事，说某省会城市工商局局长，到了退居年龄，他找到省局局长求情，让他再多干两年。省局局长没有答应，他就跑到国家工商总局，让总局一位领导给他电话说情。省局局长在班子会上提起此事，有班子成员反对，提出给他破了这个例，以后的事情不好办。省局局长说，那怎么办？总局某领导开口了，总得给个面子吧。大家权衡来权衡去，最后折中让他多干一年，不能再延长了。　　对官员们来说，年龄真是个讨厌的东西。　　卸任赋闲，对于领导干部，为什么令他们如此失落、恐慌和伤感呢？　　这可以从物质、精神和心理三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是物质层面。大凡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管人管事管财，管拍板管审批管签字。特别是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退居就不能再主政，就得交出手中权力。而一旦交出权力，平时的吃、喝、用、行、玩等开销不好再公款解决，就是公款能解决也受到很大限制，不像自己做主时那样随便。以前不管什么消费，都不用考虑付账的事。交权后在街上打个的，就得自己掏腰包。有时想请朋友吃个饭，寻思是掏自己钱呢，还是向当政者张口，用公款解决？与此同时，没有了权力，送礼朝贡的攀附者们就会更换门庭投靠他人，这在经济上损失是惨重的。　　老肖曾是某部门主官，在位时权势炙手可热，每天登门拜访者像蚂蚁搬家似的往他家里送礼物。他家储藏室里堆满东西，吃的喝的抽的穿的用的玩的，就像个高档商品超市。老肖自己享用不完，就送与亲朋好友和邻居。担心食品过期变质，有时还把礼品故意丢在路旁，让行人捡去。2008年时他已退休三年，有朋友去拜访他，他留朋友吃饭，从储藏室找出一瓶好酒，叹了口气说，嗨——，没有几瓶好酒啦，八旗子弟，坐吃山空哟！　　“双节”（中秋、国庆）和春节，是一年中党政机关送礼的两个高峰期。每年这两个节日前夕，老吴两口子都要到闺女家住一段时间。老吴原是这个市的政府秘书长，前些年在位时，一到过年过节家门都关不住，一拨拨送礼的顺着门缝往里钻。退下来后，近两年门庭冷落。心里本来就不好受，偏偏住对门那人新任了商务局长，官运正旺，烧香朝拜者来来往往吵得他不得安生，还经常敲错门骚扰他，气得他一听敲门声就骂娘。本来也可以去儿子家住，但如今儿子在区里当上不小的官，家中也是门庭若市，他不愿再见到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 其次是精神层面。在位时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一呼百应，威风八面，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社会前进的策划者、决策者和创造者，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退下来之后，丢掉了指挥调度的发令权，失去了指点江山的话语权，没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甚至连为党工作的权力也被剥夺。整日无事可做，无话可讲，无问题可琢磨，生物钟整个被打乱了，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　　人的精神世界都有一个惯性思维，习惯了思考问题，脑袋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习惯了管人管事，遇情况就想指手划脚。这也和抽烟喝酒相类似，习惯成瘾。　　1997年全国热播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大家看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一天，有位走路颤颤微微的离休老干部找到某市委宣传部，说要找宣传部长反映问题。问他反映什么问题，老人说，电视上放映的水浒，打打杀杀，不是教老百姓造反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要造谁的反？是谁让他们播放的？你们宣传部为什么不管？搞得宣传部几位科长哭笑不得。这位老干部其时已经87岁高龄了，尚且如此关心政治，可见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是隐退就能泯灭的。　　话说一位熊厅长，卸任后依然天天按时按点到单位上班，没有工作做就到各处室转悠，一如往常查岗似得，搞得大家很不自在。尊敬他的人就站起身打个招呼，不想理他的人就埋头做事，装作没看见。新任厅长是他原来一个副手，见他上自己办公室来，总是礼貌地请茶让座。这老头也不客气，还是一副独自尊大的架式，问某项工作开展怎么样啦？下一步工作如何安排？新厅长便很客气地向他作些汇报。老头子听后就开始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出谋划策，让新厅长左右为难。后来，上级领导找老头子谈话，委婉提示他退下后就要放手，让年轻同志去独立开拓。还提议请他到老年大学听听课，或者参加老年书画协会什么的。听话听音，老头子马上就悟出言外之义，气得好几天吃不了饭。过了几日，身体发病去住医院了。　　再次是心理层面。在位时周围人个个恭顺服帖，听了过多的赞扬奉承话，很是受用；退居后，无人理睬，冷冷清清，说话没人听，指挥没人动，周围人前恭后踞的态度，在心理形成很大反差，冷落凄凉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种凤凰变鸡的演化过程中，一些人心理上会不自然地滋生出祈求别人怜悯的愿望。倘若你遇到一位平时很拿架子的领导突然主动与你打招呼，讲话口吻特别谦和，甚至给你说两句笑话，八成这人已经卸任或即将卸任了。　　还有的人甚至萌生出类似于“疑人偷斧”的心理错觉：别人的一句平常话，仿佛特意说给自己听的；他人的一个正常行为，好像专门做给自己看的。　　有个县工业局局长，退下来后去一家私企当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管管厂里杂务后勤。他倒是很认真负责，可办公室几个同事没人把他当根葱，日子不好过，正考虑要不要拂袖而去。一天，有位副县长到这家厂里视察，正撞上这位老局长与一个年轻同事凶吵，副县长立刻对年轻人进行了喝斥，转头问老局长：老领导，你怎么在这儿？老局长说，忙了一辈子，总得找点事做，不然会憋出病咧。副县长曾经当过老局长的部下，就批评陪同的厂长，以后让你们的人对老同志尊敬些，他参加工作那会儿，你们这些年轻人还在爹娘腿肚子里钻着呢！　　有权你就是大爷，丢掉权力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这就是中国官本位文化的现实命题。　　让出权力赋闲是郁闷和痛苦的。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以前普通人难得一见的官员，他们退居后不敢见人，或不愿见人。他们走路串街总是默默地躲着别人，好像以前做过什么错事，其可怜相颇让人同情。　　某市有个枫林湖，是当地机关干部住宅小区，小区很大人气也旺，院内人工湖旁设有健身活动场地，这里每天聚集了许多人，打球的，下棋的，玩牌的，聊天的，自娱自乐。到这儿来活动的，都是退休后的普通干部职工，领导干部很少，高级别的官员更见不着。那些“高干”一般都躲在家里，或到专门的场所去娱乐。不是他们不想加入到这个充满情趣的小社会中来，而是他们不便来。也许，他们曾经高高在上时的自我封闭，使他们永远失去了与普通大众正常交往的土壤。　　在时下中国党政机关的规则体制中，官做的越大就越不接地气，越是不接地气，退居后心理失落感就越强。当今中国官场人为地营造了一种气场，把官员们捧上一个虚幻的飘飘欲仙的世界，当真正落地要做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真实世界了。　　嗨！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为了避免隐退后的凄凉，有些官员未雨绸缪，趁大权在握之时，早早做了安排。比如创办一个什么协会，自任会长，为退居后预留一个自主经营的小天地。或者在某机构兼任名誉职务，以便继续在官场上行走。总之，不愿“裸退”而职权尽失。但无论如何折腾，谁也无法改变自然天数。离开权力宝座后，茶慢慢就凉了。毕竟辉煌已成昨日，黄昏正在来临。　　对于企业工人来说，退休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为什么官员们退休却如丧考妣？工人做一天工，拿一天报酬，累个半死。官员上一天班，得到许多回报，活得潇洒自在。官员在当前拥有权利与应尽责任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当然就会留恋官位。做官很容易就获得许多好处，自然就会把官位看得很重。(《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接下来，让我们对大众关注的官场各种腐败做一个盘点。　　请看第五十二篇：腐败种种。 2013-11-26 17:45:4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6楼第五十二篇：腐败种种　　正像疾病伴随婴儿出生一样，腐败是伴随政权建立而同期产生的孪生兄弟。世界范围内，没有不产生腐败的政权组织。即使像欧美、日本这些政体相对成熟的国家，腐败丑闻也时有批露。中国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则更难避免。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如何？有一个腐败指数可供我们参考。　　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2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丹麦和芬兰并列第一，中国位列第80位。朝鲜、索马里和阿富汗的清廉度并列倒数第一。美国排名第19，日本排名第17，俄罗斯为第133。中国腐败指数排名2010年位列第78名，退后2位。　　从排名分布情况看，越穷越乱越专制的国家腐败程度越高，如索马里、朝鲜；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如新西兰、丹麦、美、日等，都是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　　据说，透明国际采用的是“清廉指数”的分析方式。这个数据来源是由一些专家学者从国际上重要的、著名的调查报告中，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每年的腐败指数要采用全世界十多个独立研究机构的多项普查资料和数据。　　这些年来，国人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腐人腐事，大案要案也频频事发。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例，其程度之烈，常常激起公愤。除了被反贪机构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外，还有被媒体曝光的腐败案，被网络炒出来的腐败案，被窃贼偷出来的腐败案，被情人咬出来的腐败案，责任事故带出来的腐败案，雇凶杀人杀出来的腐败案等等。有人说，在中国，官员已经到了不腐败就难以生存下去的程度了。坊间有个顺口溜：“官员多，官员滥，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桩冤枉案。”这话说得够狠。　　上个世纪末，曾在新华社内参上看到驻地方的一位资深记者的文章，谈到官员受贿，说像县委书记这样的地方大员，管辖地域之广，权力之大，一年收个10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真实情况还是危言耸听呢？不得而知，但出自资深记者之笔，想不会是妄谈吧。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贪腐数额一路水涨船高，有道是“几万元眼睛不瞟，数十万小打小闹，百万元值得一捞，上千万国外逍遥，过亿元没人敢告。”　　听说有个地方大员升迁调离之前，一些送了钱却没有得到领导提携的人前去索要贿款。这位大员来者不拒，索要多少给多少，爽快的很。有人便乘机虚报数目，大员也不细究，行贿十万退二十万的也有。　　一次，笔者在一修车门市修电动车时，嫌老板要得修车费高。老板生气地说，我这油一把汗一把的，一天才挣几个钱？当官的天天喝美酒泡小妞，大把大把的钱就到手了，你咋不嫌人家挣得多？　　呵呵，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公众所谴责的腐败，主要指“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那么，“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究竟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　　据有关文章介绍，国际上一般将腐败分为政党腐败、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组织腐败等几类形式。这种分类方式过于书斋化，咱平民百姓不感兴趣。我们可以把公权部门的腐败，大体分为吏治腐败、审批腐败、司法腐败和生活腐败四种。吏治腐败是造血功能的坏死，审批腐败是神经系统的紊乱，司法腐败是免疫力的丧失，生活腐败则是肌肉的腐烂。　　一是吏治腐败。民间有“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之说，可以说，用人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跑官要官、卖官鬻爵、任人唯亲、官官相护、雇凶杀人，都属于吏治腐败。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某县挂职两年，撰写25万字博士论文，描写了我国党政机关普遍存在的“政治家族”现象。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官员的近亲繁殖是吏治腐败的必然。　　二是审批腐败。审批腐败包括行政许可、项目招标、国资评估、土地划拨、经费预算、人事招录、职称评定、评先创优等一揽子事务，这是腐败的“事故多发路段”。　　1996年以来，河南省相继有四任交通厅长“落马”。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董永安在任期间均有振聋发聩的“廉政名言”,但个个前“腐”后继，以至有人说交通厅长是个“高危位子”。　　学者就此指出，交通工程建设领域投资巨大，具体业务活动繁琐复杂，专业知识要求高，监督检查很难真正介入深入查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据《潇湘日报》，2012年，福建通讯公司为帮助中铁六局获得37公里的高铁工程，向有关部门行贿上亿元的“中介费”用于公关。中铁六局中标后，双方对如何分摊这笔费用出现分歧，导致双方大打出手发生群殴事件。　　新华网载，安徽四所高校腐败频发，项目招标黑幕重重，13名干部下马。他们中，有的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高级管理员，但却纷纷因校园工程的“上马”而“下马”。　　每年各类职称评定，也渗透了腐败。掌管职称指标的权力部门，故意留下一定的机动指标，让人们自己去“争取”。那些排名靠后的人，只好花费上万元，用金钱换取指标。　　三是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毁坏了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屏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是老百姓对司法腐败形象描述。　　有个村民，是个蔬菜种植大户，他对本村支书贪得无厌气不过，跑到当地检察院举报。为了提高举报系数，他通过关系引见，在饭店里请到一位专门办案的检察官吃饭。检察官见他开着轿车，就说，你这事好办，但要一点活动经费。村民问要多少？检察官说1万元。村民骂道：我一年辛辛苦苦，才挣个三、五万块，你一张口就跟我要这么多钱，老子不告了。　　2010年12月，江苏海门市审计局对口接待四川绵竹市审计局，两天两夜行程，工作交流仅3小时，其余时间住最高档的酒店，吃最高档的饭店，唱最高档的KTV，且赠送最高档的家纺用品，消费不下10万元。　　2011年4月，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平均每天开销近4万元。这真是近乎于烧钱了，据说，光烟酒两项耗费就高达13万余元。　　审计局和巡视组是干什么的？是查处党政机关违规违纪的专业部门和组织，竟然如此吃请受贿，挥霍无度，令人发指，怎能不让民众心寒！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利用其职务便利，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谋取私利，他本人收受贿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事发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现在我们的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队伍却是这个样子，你看现在这些贪赃枉法的大多都是法学科班出身，本科，研究生，像黄松有还是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民法、刑诉法研究会的人啊……黄松有案是法学教育界的耻辱，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四是生活腐败。包括官员生活奢侈、挥霍、腐化。　　生活腐败的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腐化，近年来成为社会热议的一道“风景”。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处长描写的“日记门”， 河南汝阳县人大主任上演的“艳照门”，江苏常州溧阳县卫生局局长制造的“微博门”。一桩桩，一幕幕，当代不少“人民公仆”过着与常人不同的一夫多妻的“性福”生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莫过于雷政富等十多名重庆官员在31岁赵红霞这个小女人的石榴裙下翻船倒台，网络将此炒得一浪高过一浪，各种版本的戏说在网上纷至沓来。　　腐败的官员，多多少少都与楼市有瓜葛。广东番禺区城管局政委蔡彬，拥有22套房产。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拥有房产4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第一副局长陶校兴，拥有房产30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拥有房产25套。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拥有房产23套。上海市浦东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拥有房产16套。广东省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拥有房产14套。郑州市二七区原房管局局长翟振峰，拥有29房产套。难怪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原来有这些多“房叔”“房妹”在背后捣鬼！　　腐败官员侵吞了大量国民财富。2010年1月《重庆晨报》披露，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　　官员的腐败，从处世态度上来说，是一种投机行为，即借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进行投机，攫取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最根本的思想之一就是诚信为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而投机行为是对诚信为本背叛和反动。　　官员的投机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与和谐，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论语》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员的道德风尚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君子之德”，有道是“民德毁于官德”，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缺损，始自官德缺损；整个社会信任结构的断裂，始自官德断裂。　　公权部门腐败为大众营造了一个不良的普世价值观，带坏了时代风气，诱发了许多社会病灶：其一是执法者不守法，监管者不作为。比如一个交通协管，都会因为得到些许好处就网开一面。其二，商人们不愿守法经营，要么挖空心思通过贿赂执权者获得特许，赚取非法得利；要么不顾商业道德制假售假、以次充好甚至谋财害命。其三，普通劳动者不愿意勤劳致富，或者醉心于投机取巧一夜暴富，或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不顾后果。其四，搞科研的耐不住“冷板凳”的寂寞，抄袭作弊之风盛行，学术造假泛滥。其五，医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处方上描绘致富宏图，手术刀成为发财利器等等。　　时下，一些人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比如许多地方广播电台，本身作为党的喉舌，是宣传政策法规的阵地，却整日连篇累牍播放假药庸医广告，还找了不少“药托”“医托”给电台打电话，给药品疗效作伪证。有一次，笔者遇到一位电台台长，质问他这些药品广告是不是在骗人？台长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哇哇，就那么回事，像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是不会上当的。笔者说，你这样做就心安理得嘛？台长一副怪罪人的模样，说那又怎么啦？现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哪行哪业不是变着法捞钱？　　有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平均腐败案件潜伏期是1年多，近十年来，平均腐败案件的潜伏期变成了9年多，增长了七八倍。腐败泛滥已经在官场形成一个“腐败场”，以至生活在这个磁场中的官员不同流就无法生存。　　四川省眉山市原副市长余治平因受贿获刑，此公说，“水至清则无鱼”，如我独树一帜、拒绝别人“好意”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奔赴前程了。因此对以拜年名义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了。　　余治平此话说得实在，“举世皆浊我独清”，确实不好在官场上混，这正是善良正直之士痛心却又无奈之处。2011年10月，身为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的陆群，在替农民工维权无望的情况下，网上发微博叫板长沙县委书记：“谁错谁辞职”！陆群背水一战，与县委书记展开决斗式的较量。此情此景何等悲壮，又何等凄凉？　　2013年，《检察风云》杂志刊发一篇署名丁咚的文章，《腐败的潜在文化基因》，作者认为，虽然腐败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制度、治理体制和机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善，但中华民族传统基因、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社会心理以及相沿成习的中国官场媚俗习气等元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腐败问题产生了影响。文章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比如中国人比较注重亲情、邻里关系，它们的自然延伸结果是，在社会上、官场上，人们热衷于关系学，以同乡、同学、同宗、同事等“关系”结成小圈子，彼此密切交往，关怀照应，其间难免就会有些物品资财往还，这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发展后的必然逻辑是在相互需要之下进行钱权交易，并使之富有亲情和友谊色彩，淡化了其中的罪恶之感。身居高位者长期浸染于这种文化，很难规避贪渎的风险。这也是在中国腐败根基更为深厚的原因所在，单纯的利益往还可以在制度的严格约束下得到收敛，但如果利益与亲情和友谊捆绑，就更令人难以挣脱。从此意义上说，在中国反腐败具有特殊的困难。(《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应当说，这个立论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中国的腐败与西方的腐败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中国目前的腐败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请看第五十三篇：中国式腐败。 2013-11-26 17:46:08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7楼第五十三篇：中国式腐败　　中国式腐败有那些特点呢？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把当前中国的腐败总结出七大特征，分别是群体化、高官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笔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目前腐败特征的，是群体化腐败，或者叫做“集体腐败”、“团体腐败”。这种腐败是最可怕的，也是危害最深和最难治理的腐败。　　当前的腐败已经不是个体性腐败，呈现出明显的团体化。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经济上狼狈为*、营私舞弊，生活中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群体性腐败特点之一，已经不单单谋取个人私利，而是联手谋取小集团利益，通过壮大小集团利益实行“共同富裕”，比如“集体行贿”和“以公谋私”式的公贿泛滥，就是其典型表现形式。群体性腐败特点之二，已经不仅仅限于谋取物质利益，而是大搞人脉投资，竭力培植个人亲信，编织关系网络，营建私人政治势力。群体性腐败特点之三，是彼此提携，官官相护，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这样的腐败往往一挖就是一窝、一扫就是一片，是“窝案”、“串案”的“大面积塌方”。　　群体性腐败几乎是实现政治清明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以至有“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二难选择。比如，某地公务员福利集资建房已经覆盖到了所有的公务员,这桩腐败大案让谁来反？谁能反得动？普通百姓唯一可做的,就是让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尽快进入公务员队伍，争取能够分享公权腐败的最新“成果”。　　某地有个市委书记被“双规”后，面对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处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在这种情况下治理腐败，可见其沉疴难医。　　官员中有一种论调叫“被动腐败”，这一说法究竟有无道理呢？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群体式腐败已经形成一个腐败磁场，在这个磁场中，若想保持个体清廉，几乎无法安身立命。贪官们获罪后痛心疾首的忏悔词中,经常提到自己的腐败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有学者撰文批驳，指出这是个伪命题，关键还是内因在起作用，否则，为什么大多数干部没有犯事？ 　　诚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如果把一只无缝的鸡蛋长期放在恶劣的环境里，就是苍蝇不叮它自身也会变坏的。**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话一语中的。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动物，如果官场内外环境不洁净，官员同流合污的可能性极大。　　有一个国家部委的官员，司局级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担任某省辖市管文化的副市长。在国家部委工作时，他上下班骑单车、挤公交是家常便饭。到地方后，住地离机关有15分钟的路程，虽然有了个人专车，他却仍然习惯在路上走走，安步以当车，既可锻炼身体，也能顺路了解市情。可是走了几次后，这路竟然走不成了。原来他步行上班的路上，许多大大小小官员的车辆经过，看到副市长在路上孑然独行，都要停下来接他上车。开始时他总是婉言谢绝，可一辆走后又停下来一辆，每次都要花费不少口舌。有的干部见副市长不上车坚持步行，便下车与副市长一同行走，搞得这位副市长哭笑不得。想想干脆还是乘坐自己的专车上下班吧，免得大家跟自个儿一起受累。　　吃饭也是如此。在国家部委工作时，这仁兄习惯了在机关大食堂就餐，来到地方工作，仍照例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可其他市级领导都吃小灶，管机关事务的干部发现后，赶紧上前把他请到小雅间里，连声说“对不起，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云云，立刻安排小灶美食，并向食堂经理一再叮嘱，以后副市长吃饭就固定在这小雅间里了。　　当然，乘专车上班、进雅间就餐算不上什么腐败，但这却是享受特权的开始，而特权离腐败并不遥远。有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书中有一段话，对特权问题论述得很深刻，不妨引用如下：　　“特殊待遇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而这个阶层的各种需要，都在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的消费服务系统内解决，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这样必然强化‘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使一些干部把依附于能提拔自己进入特权阶层的人，看得比为群众办事更重要。”　　官场上就是如此，一旦到了某种级别，你就很难拒绝这个官阶的特权，无论这种特权合理与否，无论本人是否乐意享受这种特权，均由不得你自己来定夺。如果有人执意拒绝这种特权，那他就是蓄意破坏这个规则，就是给同僚们处难看，这样的“好人”是很难做的。　　有一位工厂技术员出身的领导干部，从大企业调到党政部门，任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此人偏要做这样的“好人”，不吃请，不受贿，不替人说情，也不听人说情。有同僚为子女事求他关照，他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硬邦邦把对方顶回去。下级找他谈谈个人进步，他说这事去找组织部长。有人通过省里领导打电话、写信给他，他依然不承诺，不许愿。套不上近乎，行贿送礼者束手无策，有些风就放出来了，说这个市长野心很大，还想往上爬。还有人说，这人算什么玩艺儿，他自己想进步，却不想让别人进步。　　大家想办的事情不敢办，想谋的利益不能谋，时间久了，他成了领导班子里的另类，都说他是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伙，对他敬而远之，不买他的账，不听他指挥，不落实他的批示，他成了孤家寡人。　　省里来考察他工作时，大大小小的官员没一个说他原则强的，只说他欠缺领导才能，缺乏工作思路，没有开拓精神，没有创新业绩，意见一大堆。虽然基层群众对他反映很好，说难得有这样清廉正直的市长，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还经常轻车简从深入民间，微服私访关注民情，解决了许多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无奈组织上听不到这些声音。作为一市之长，上级要的是班子团结和工作政绩，你这样做就不胜任嘛，组织上只好把调离市长位置，平放到省直一个部门。　　劣币驱促良币，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就怕贪官有文化》，作者说，贪腐者如果官做得足够大，为了便于作案，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贪腐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做官，若要保持清廉，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先被人诬陷成贪官，在政治斗争中率先落马，即使为自保，也干净不了。所以，凡是有这样小气候的官场，一露馅，往往就是窝案，一个单位大小官员没一个干净的。当然，在没被揭露前，这样的官场，由于大家都一样，你黑，他也不白，很像个团结战斗的堡垒。　　中国青年报报道，广东新广国际集团董事长吴日晶，2011年10月涉嫌受贿2790万元、挪用公款4680余万美元，被诉诸法庭。吴日晶在位时，为消除内部监督，他甘愿“放下身段”，主动向班子成员行贿，7年间先后36次向公司副总经理行贿98万元。吴日晶贪腐之所以轻而易举，贿赂下属是他行之有效的经验，以赎买班子内部的监督制约。　　现实中，吴日晶这种做法十分普遍。某省一位厅长，隔三差五让司机往几个副厅长家里送东西，好酒好烟好茶、纪念币集邮册金银首饰和笔记本电脑，搞得几位副厅长莫名其妙，受宠若惊。后来厅长大人侵吞公款320万元事发被“双规”，副厅长们才恍然大悟。利益均沾，彼此成为一条藤上的毒瓜，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作案了。这也是近年来大案窝案频发的原因。　　有个公选上来的领导，立志出淤泥而不染，不与同僚随波逐流。一次，部门一把手找他谈心，首先肯定了他的工作成就，说大家都很敬佩他的严谨作风。然后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劝慰道：按说我这个班长应该鼓励你一如既往，可惜我们这个大环境很差呀。你想过没有，你只顾洁身自好，考虑过其他成员的感受没有？你这样特立独行，让其他同志如何做人？你的工作能脱离大家的配合与支持么？这次谈话对他触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只好入乡随俗。　　在一个不清廉的大环境中，要想保持个人的清廉，不仅很难，而且要承担很大的压力。2013年1月，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率先向南方都市报公开自己的财产，被同僚们指责他“破坏了官场规矩”。 既然“好人”做不成，那大家就同流合污呗。同僚之间，彼此彼此，投桃报李，资源共享，互利双赢，共谋前程，结成一个个腐败的利益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内，你只会一步步被逼着走向腐败。你办了一桩不该办的事，就会有第二桩不该办的事找上门来；你接受了一个人的贿赂，就会有第二个怀揣巨款的人接踵而至。一些身居要职掌握实权的官员，几乎天天要与行贿者们周旋。行贿者挖空心思地设局，绞尽脑汁地策划，百折不挠地进攻，令你防不胜防。有把铂金做成名片送领导的，有在月饼盒里放置美元的，有送车送房的，也有送小姐、情人的，还有出钱帮领导子女越洋留学的。纵然你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也难免阿吉里斯的脚后跟被击中。有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面对行行色色的行贿者，如果你做不到“声色俱厉”，是赶不走他们的。　　这是一种体制性、制度性腐败，不是仅凭个人意志和素质能够抵御了的。　　在体制性、制度性腐败面前，苦了我们的反腐败机构，尽管殚思极虑，却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药方，治理腐败已经到了无可奈何、可怜兮兮的地步。一些软弱无力的反腐教育措施，让人觉得可怜和肉麻。　　一是“哄劝开导”。有一首颇为流行顺口溜，叫做“住房再大，夜晚也只占一张床；财富再多，死后只用一只小木箱。”这种儿歌般教育方式是要告诉你，人生短暂，去日苦多，要安身立命，洁身自好，顺应天意，不要贪得无厌，勿为外界诱惑所动心。这哪像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倒像是佛家禅语。　　二是“算账对比”。在一次廉政建设会议上，一位省级领导对下属苦口婆心地劝道：在座的都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各位算算账，你们在领导岗位上，国家一年给你们的薪金，是普通群众的三、四倍。除此之外，还有专车、住房、养老、医疗等许多福利待遇，就是退休后，这些优厚的待遇也减不了多少，一直保障到死。本人风风光光，家庭封妻荫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如果你们铤而走险，贪赃违纪，一旦东窗事发，这些东西可就全丢了。为蝇头小利所累，那样划算不划算呀？这种可怜巴巴的劝诫，让人哭笑不得。　　三是“吓唬疗法”。 安排贪官做报告，听听失足后的悔恨；组织干部到监狱参观，瞅瞅阶下囚的悲残人生。看看吧，这就是屡教不听的下场和结局。有的地方还组织干部到火化厂参观，以告诫干部队伍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死后一丁点也带不走。这样的教育方法不可不谓良苦用心，然而其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看看近年来不断曝出的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就很让人们对这种教育方法失望。　　连养生专家也被搬出来凑热闹，羊城晚报2009年2月18日的文章，《洪昭光等健康专家根据经验和调研得出结论——人越腐败死得越快》：　　洪昭光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76％的疾病是情绪性疾病。凡是贪官心理压力都很大，贪官之所以易患病或短命，是其心中的贪欲及由之而来的压力所导致的。洪昭光介绍，曾有人对16名腐败官员做跟踪调查，当时他们平均年龄41岁。十年后，16人中15人得病，不少人是癌症，病死的有6人。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　　洪昭光的这个科研结论，恐怕只能吓吓个别鼠心兔子胆的人，对于胆大包天的贪官，不但会一笑了之，而且会嗤之以鼻。　　上述连哄带吓式的廉政教育方式，从技术含量上说，实在不高明；从政治路线上来说，带有消积颓废的思想意识，与我党的宗旨格格不入。廉政教育真的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么？我看未必，关键是治病要找对病根，不能乱投医。　　笔者以为，教育干部淡泊名利，不如教育干部“取之有道”。　　倡导淡泊名利，就是教育干部把“名利”二字看得淡些，不要贪图功名利禄。人，能不能做到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我看很难。　　马克思说的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就很难对各种诱惑无动于衷。欲望，是人类天生的本能。就连寺院里标榜灭绝七情六欲的方丈，也为争权勾心斗角。据《坛经》载，禅宗创始人慧能当年得到弘忍传授法衣，立刻南下，后有数百僧徒追赶，欲夺取法衣，争夺法祖地位。可见佛教内部权力斗争之激烈。　　唐代大诗人李白，侍才傲物，蔑视权贵。他在诗中张狂地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仿佛不近红尘。可是唐玄宗一招呼他，他就急急忙忙跑到皇宫里做官去了。所以毛zd批评他“尽想做官！”。（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　　可见，淡泊名利，不过是古人提出的一种高境界的追求而已。　　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主要特征的，交易双方必然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在这样大环境中，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趋动，要独独让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干部队伍淡泊名利，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今社会，名和利是相互生成、相互提携的一对孪生兄弟。君不见，那些一夜成名的众“星”们，立刻带来家财万贯；而家财万贯的老板大款，无论在都市和农村，都有着高于普通群众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处于这样利益博弈机制的社会环境中，对“名利”二字追求，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你的追求必须要正当合法！　　由此，我想到了儒家的一句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其实，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该拿的钱才拿，不该拿钱不要拿。　　《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原思做了宰相，觉得给他九百的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说，正当俸禄不要是不对的，如果觉得自己花不完这么多钱，可以周济邻居吗。　　另一方面，不该拿的拿了，就是不义。儒学中有一个“拔葵出妻”的故事。春秋时期鲁国的国相公仪休，回家发现家里人种葵菜吃，很生气，说，我们家拿了国家的俸禄，又自己种菜吃，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将葵菜全拔掉了。又一次回家发现妻子在织布，他认为这是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妻子休了。“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孟子?尽心下》）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要求我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要按规则办事。有名利思想并不可怕，重要是要一切行为都要守法。因此，笔者认为，廉政建设教育的着力点不在于教育干部努力淡泊名利，而在于教育干部知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不论你是想做官还是想发财，都必须“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似乎也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2013年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强调：“建设法治政府，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视法制的力量，把法治建设提到相当重要地位，值得欣慰。(《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哪些官员最容易发生腐败呢？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斗胆放言。　　请看第五十四篇：哪些人群容易腐败。 2013-11-26 17:46:5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8楼第五十四篇：哪类人群容易腐败　　2010年4月，《人民论坛》杂志针对官场岗位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有一位致力于廉政建设的学者，研究了干部腐败的大量案例，探讨了这些干部腐败的成因，得出“十种”干部是腐败的高发人群。比如说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腐败的比率很高。比如说在仕途上行过大礼的人，一旦得道，计算投入产出比，不仅要收回成本，还要图赢利，那好吧，自己花钱买了官，坐上交椅后再去卖官，这是“买官卖官”现象。又比如即将退休的干部，在告别政坛让出手中权力之前，大捞一把，疯狂敛财，即“59岁现象”。再比如说部分高干子弟，背靠大树，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即“高衙内”现象，等等。这些结论不难为大众所接受，多已形成共识。　　上面两文的结论，侧重于从人所处环境来分析。我想问的是，腐败与人的素质和经历有没有关系？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这个思路出发，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并未引起有关方面重视。这里斗胆放言，谈一谈三类干部。　　一类是职高权重的年轻干部。有媒体报道说，当人们对“59岁现象”所指代的腐败状况不再陌生时，贪污犯罪年轻化的“30岁现象”又悄然登场。专家对“30岁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贪污犯罪者普遍社会阅历浅，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认识，具有“生理上是成年人，心理上是未成年人”的特点。而反映在案情上，则是胆子大，大案要案多，涉案领域宽，金额巨大，科技水平高，手段方式新。　　记得早些年有一句话叫“扶上马，送一程”，指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后，要由老同志帮扶一段时间再放手。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年轻干部阅历有限，经验不足，让有经验的老同志辅佐一下，有利于年轻干部更好地成长。但目前的现实是，在全国一片干部年轻化的浪潮声中，年轻干部纷纷担当主帅，挂印上阵，老同志全部撇一边去，不少年纪轻轻的“娃娃官员”身居要职，威风八面，信心十足，不可一世。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逃不过一分为二法则。年轻干部有自己的优势，自不待言。其劣势也很明显，缺少经验，不够稳重，容易轻浮。早在2009年，广州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人员中，31岁至45岁年龄段违纪违法案件占大多数，共计127人占55.95%。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的苏志佳当时指出，年轻干部成为案件发生的高危人群。　　人民网“强国论坛”有篇短文，《年轻干部腐败的几点原因》，转引如下：　　“一是自身要找到更大的靠山，用好发展晋升的机遇，需要钱。二是年轻干部缺乏气定神闲的心态，人生和官场经验欠缺，易被同化。三是年轻干部握有重权，意气风发之余，仕途发展与预期目标形成差距，干脆捞钱。四是有眼光的人搞人脉投资，买绩优股和潜力股，主动送。五是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有限，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差，原则性不强，抵挡不住诱惑。”　　上面谈得几条很直白，却也实在。由于年轻干部经历短浅，性情生猛，鉴别力、敏锐性就欠缺些，较少风险防范意识。更兼仕途正旺，手握大权，上进心切，正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风光得意之时，容易冲昏头脑，干出格的事，难抵形形色色的诱惑。　　偏面理解干部年轻化方针，把一些没有经过复杂情况考验的官员过早地扶上重要领导岗位，实际上是在“捧杀”年轻干部。据某省统计，从2010年到2005年4年内，全省处分45岁以下违法违纪领导干部，占查处总数的比重分别是66%、65.1%、66.7%、65.2%，长期处于二分之一以上。　　有一则典型案例。一位30出头的女干部，担任某部门“一把手”，后来犯案被查处。办案人员发现，这位女同胞贪欲极强，不但用公款更新了自家的冰箱、电视、沙发，就是家里的被套、服装、化妆品、卫生纸等日常用品，也要开发票拿到单位下账。当办案人员把这些鸡零狗碎的票据摆在她面前，她竟然振振有词地说，这有什么？我是国家干部，单位领导，生为国家的人，死为国家的鬼，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难道国家还不应该为我的个人生活负担么？ 　　如此绝妙的理论，让人说什么好呢？　　二类是仕途过于风顺的干部。中华文化讲究“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代圣贤的话不是随便说的，要不怎么会让我们几千年地不断地温习？　　仕途过于风顺的干部，一、两年晋升一个职位，木椅没有暖热，就坐上了滕椅；滕椅没有坐稳，又去坐皮椅；皮椅才坐了几天，又换成了逍遥椅。这类干部在工作中没有经过大磨难，在仕途上没有遭遇大坎坷，对生活的体验不深刻。由于职位升迁过快，得来全不费功夫，很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良好感觉，体会不到事物的复杂多变性。他们事事心有成竹，处处崭露头角，报负有余，谋略不足；进取有余，谨慎不足；自负有余，虚心不足。有的人认为世间没有他干不成的事，没有他做不了的官，就是任国务院总理也绰绰有余。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自然对周围复杂的环境缺乏警惕性，缺少免疫力，仿佛一个未接种过牛痘的婴儿，抵御不了天花病毒的侵袭。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原副局长肖明辉，有多个鲜亮桂冠：80后、清华硕士、专业人才、五四奖章、杰出青年、后备干部。如同股市大涨后必有大落，这位80后的青年才俊，过于顺风顺水，思想不筑防线，终于因受贿千万元栽了大跟头。　　过于顺风顺水的干部是机关里的成功人士，自负是这类人最显著的特点。有一部小说描写了这样的场景。一帮大学同学举行毕业二十年联欢，餐桌上九位同学中有一位已官至副厅，算是同学中最高首长了。此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一会儿问问这个，老弟混到什么位置了？一会儿指指那个，你老兄手下管多少人？听了别人回答，总是长叹一声，嗨！弟兄怎么混得呀？不行找我呐，我给你指点指点，不能老在一个位置上待着哟。在他看来，升官晋爵那是稀松平常的事，一些人之所以长期扒着动不了窝，那是他们才干不行，一言以蔽之，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别的同学看不惯他那个德性，私下里议论说，这小子太狂，官做大了不知收敛，看吧，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两年后犯了贪案，进了铁窗。　　没经过病痛不知爱护生命，不遭遇坎坷不知珍惜人生。《水浒传》中的卢俊义，生为员外大户，长在富豪之家，像他这样的“富二代”显然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当吴用说他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时，几句胡诌他就信以为真。又兼他自信一身好武艺，以为棍棒天下无双，听不进燕青苦苦劝阻，偏要去东南千里之外施展拳脚，途经梁山时被浪里白条张顺活捉。富足的生活，安逸的经历，盲目的自信，最终导致他走上一条不归路。　　阎锡山曾经回忆到，他任山西都督，掌握山西大权时，其父对他说，要知道你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教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人生的不易，处理民事才有标准。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是做事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自负、傲慢、轻敌，是生活一帆风顺之人极易养成的不良性格，许多人的前程就毁在这上面。 三类是农村贫穷家庭出来的干部。按说农村出身的干部吃过苦、遭过罪，应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地位。但有些情形恰恰相反，一些农村出身的干部一旦得势就私欲膨胀，忘乎所以。贪官们忏悔词中，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常是这样的话：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党的培养多年……”。中国法官网有篇文章：《“农民的儿子”岂是贪官腐败的托辞》，引用其中两段欣赏：　　“5月17日人民网披露了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在法庭上的最后的陈述，以示警醒。王昭耀在庭审中声泪俱下地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但我忘记了党的培养，背离了宗旨，迷了航，转了向，背叛了党。　　“耐人寻味的是，贪官每每东窗事发，便会泪眼汪汪地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种根清苗正的身份并没有假，可为啥大权在握腐化堕落时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旦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便想到了自己的出身、想到了家有妻儿老少、想到了为党和人民做‘贡献’之类，这种‘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做秀伎俩，不但可耻，而且可悲！”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的儿子”走上贪腐之路？我想这与农村文化有关。一般来说，普通农民具有本分、厚道、勤奋、节俭的特征，但农民这个群体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弱点。马克思曾经把农民比喻为“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这个比喻的意思，是指农民像一个个土豆般的散漫，其中包涵了单门独户的自私性，自给自足的保守性，目光短浅的狭隘性和缺乏团结互助的无组织性等。　　人们常说环境能够改变人，实际上，多数情况不是环境转移改变了人的性格，而是环境的变化，诱发人所固有的潜在特质。当农村出身的干部步入仕途后，由于官场竞争的需要和不良的因素的诱导，不少人身上那些质朴的特点渐渐隐退，那些自私、贪婪、狭隘的特点逐渐显露出来。俗话说，没有雨伞的穷孩子必须拼命奔跑。与城市人相比，出于弱势心理和无背景的担忧，农村出身的人更注重寻找靠山，结交小圈子。同乡、同学、战友、亲戚、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都是他们关注的交往目标。　　他们不是不珍惜今日的荣耀，而是过于看重这种荣耀，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势和地位，以谋得更大的荣耀；他们依然很勤奋，只是更多地勤奋于升官发财的路径选择和投机钻营上。既使经过大学熏陶和军队锻炼，一部分人依然摆脱不了农耕文化的束缚。因为出身卑微，更热衷于追求高贵；因为贫穷记忆，更眼热于谋取富贵；因为散漫经历，更富有冒险精神。有的人一门心思出人头地，为的是在家乡光耀门庭。有的人为乡下兄弟姐妹所累，大肆以权谋私。有的人在同乡小圈子里称兄道弟丧失原则。尤其在我们这个监督制约机制很不健全、主要依靠自身道德约束的体制下，更助长了一些人投机钻营、铤而走险勇气。　　说贫穷农村出来的人容易产生腐败，这个立论有些冒险，很可能得罪广大农村出身的干部，遭至激烈地批驳与抨击。　　那就讲一个故事吧。　　在广东，有一位富商，生有两个儿子，他希望两个儿子能找到协助他们延续宏大家业的贤内助，并希望两个儿媳都是贫苦人家出身，认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懂得金钱的价值，勤俭节约，好好持家。结果，大儿子娶了穷人家的女儿，小儿子则和一个地方豪门的女儿结了婚。这位富商对小儿子找的对象很不满意，便把家里的母公司给了大儿子，把子公司给了小儿子。但几年过去了，被寄予厚望的大儿子的母公司变得一团糟，陷入了危机；小儿子的子公司却经营得一浪高过一浪，远远超过母公司。　　原因在哪儿呢？大儿媳接手母公司之初，也曾像公公期待的那样勤俭持家，但时间一长，就抵挡不住奢侈生活的诱惑，她只想着如何花钱，过着富足的生活，对员工和客户却很吝啬，对公司的正常开支左减右免，还教唆自己的丈夫减少职工的福利和待遇。公司骨干对公司失去信心，纷纷离去，导致公司陷入困境。相反，在优裕环境中养大的小儿媳，对员工和客户宽容大度，个人虽然不那么节俭，却也并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一门心思和丈夫认真经营企业，越做越大。　　这个故事的结论是，穷人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很容易被金钱击倒。我也听过民间有这样的话，叫作“穷养儿子富养女”，意思是说，养男孩，需要让他多吃苦，养女儿，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满足她平日正常的要求，让其从小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的欲望，长大后，不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成家后，在生活中可体面持家。　　《培根论说文集》也有同样的观点，培根认为：“父母在儿子的零花钱上吝啬，是有害无益的，因为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学会取巧欺诈，使他们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而且他们到将来富有的时候，容易挥霍无度。”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把上述三类干部归入腐败高危人群，只是就近些年对腐败现象观察而言，决不意味着这三类干部人人都有腐败属性，万勿对号入座。外谚说得好，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有些年轻干部品行兼优，守身如玉，手中权力越大越是注意谨言慎行，并没有因为仕途风顺忘乎所以。再如大量农村出身的党政干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担大任而不负众望的优秀领导干部也不乏其人。因此本人在论述中尽量使用“有些”、“部分”的限定词，谨防以偏盖全。事实上，在权力缺乏制衡、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任何官员都有腐败的可能。(《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腐败的滋生，有大环境因素，有个人素质和经历因素，也有岗位因素。比如机关里管财务的会计，就是个特别容易诱发腐败的岗位。　　请看第五十五篇：厨子一身油。 2013-11-26 17:47:25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59楼第五十五篇：厨子一身油　　老百姓爱说，厨子一身油，屠子一身臊。意思是干什么活计，难免为什么活计所累。在党政机关里，财会工作人员就经常为这个职位所累。　　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财务是党政机关赖以生存和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会计这个职务是机关重要工作岗位。衙门无论大小，都要靠财政供给才能办公和养活。有财政供给就有财政开户，有财政开户就有账目往来，有账目往来就得设立会计。少数较大单位设立有财务科（处），更多单位的财务工作一般划归办公室或行政。大点的单位分设会计和出纳，小单位都是一肩挑。党政机关会计一般由没有职务的科员或职务较低的人员担任，他们虽然身份低微，但由于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经常与单位领导直接接触。　　财务工作是一项既独立又专业很强的工作。说其独立，是指其工作性质单一。就一个单位来说，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工业厅局，除非涉及到钱，否则会计与业务口没什么联系；说专业性强，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胜任。隔行如隔山这句话，放在这里十分恰当。看过钟文庆的《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财务里有很多专业词汇，让人望而生畏。有人专门编过财务词汇的词典，成千上万的词条，就像GRE词汇一样，很多是日常生活中永远见不到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拗口的专业名词纯粹是为了保护财务人员的职业安全而有意设计的。伽利略说过，如果不学会宇宙的语言，人类就无法了解宇宙。”　　财务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事财务工作的人，主要听令于单位“一把手”。那怕你只是个科员，也经常受“一把手”直接召见。这源于目前各党政机关实行财务“一支笔”签字，财务大权作为单位的经济命脉，理所当然要由单位首长掌管。　　近年来，有些地方为了杜绝公共经费使用上的腐败，规定单位主要领导不得直接分管财务，而由副职分管，并定期在副职之间轮换。但主要领导仍是机关财务管理第一责任人，对单位财务管理负总责。分管财务的副职所经手开支的公务消费，其报账凭证要定期向单位主要领导汇报并接受审批。这种技术上的改良，仍然改变不了“一把手”对单位财务的控制。有人调侃说，管财务的副职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　　财会人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必然与单位主要领导在工作上往来密切。许多单位的会计，人虽然归属办公室，但办公室主任对机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唯独对财务上的事不过问，会计直接向单位主要领导请示汇报。有的单位划出公务支出的一个授权线，比如1000元以下，由办公室主任签字下账，超过规定金额的交由主要领导批准，财务大权仍然掌握在主要领导手中。更何况，单位年度资金预算、经费支出计划、预算外收入管理、固定资产损益、专项经费使用、资金追加报告等，诸如此类大项的财务管理活动，都得由主要领导与会计一起商量、研究，确定后操办。　　党政机关许多腐败，基本都与财务有关。比如，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支付个人消费，逢年过节向上级部门送礼，用公款向上级领导行贿，私设单位小金库，公款出版领导个人的著作、画册，公款支付不应由单位出资的项目，挪用专项资金等等，要想实现这些财政规定所禁止的企图，必得经过会计这道关口，通过项目变通和账目做手脚来完成。　　财务工作有制度、有纪律，这些制度和纪律，财务工作人员最了解、最明确，领导不一定清楚。从财务人员工作职责上来讲，机关会计不仅是一个单位办事人员，还扮演着政府各项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的监督者，是公共财政看护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会计在与单位主要领导请示汇报、商量研究的过程中，对领导的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甚至违反财经纪律的决定，是惟命是从，还是进行政策解释、据理力争、坚守原则？在坚持原则和服从领导之间，会计将做出如何选择呢？　　从现实情况看，党政机关会计扮演了三种角色。　　第一种是驯服型。被动式地听命于领导，反正你是单位负责人，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做会计的还不是在你领导下工作，还不得靠你关照提携，何苦惹领导不高兴、不信任。他们也会向领导做必要的政策解释和合理化建议，但如果领导不听信、不采纳，他们就听之任之。他们对领导的某些违规做法不赞成，甚至很有意见，私下里也大发牢骚，但终究觉得胳膊扭不过大腿，花费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钱，出了问题由领导扛着呢，我操那门子闲心。　　某单位新换了“一把手”，上任后将前任的老板桌、老板椅、空调、书柜、沙发、茶几、床铺、电话、传真、甚至办公室里的座钟全部更新，总计支出三万多元。该单位会计私下里感慨说，咳！那些东西都是前年年底才买的，九成新呀，根本没必要更换，有什么办法呢，说换就全换了，让人看着心痛呐。　　审计部门到某单位查账，查出这个单位一年之内领导旅差费高达28万元。审计人员问单位会计，你们既不是招商单位，也不是外事部门，旅差费如此巨大，占到全年经费的25%，你这会计是如何把关的？会计苦笑地说，我有什么办法，领导外出有什么公干，也不给咱说。我曾两次向领导建议过，说差旅费过高，领导没下文，我能怎么办？　　有个科技局，局长挪用科技专项资金用于建设领导干部住宅楼，被查处后，对有关领导进行了处理，同时，追究会计责任。会计因失职被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调离会计岗位。这位女同志痛哭流涕，说局长们定的事情，为啥让我也承担责任？我整天辛辛苦苦，没捞着丁点好处，还给我处分，下辈子再也不干会计了。　　第二种是合伙型。有些单位会计，出于贴近或讨好上司的企图，对领导提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和决定，非但不解释、不规劝、不制止，反而积极配合，主动出谋划策，伪造账目，弄虚作假，以达到逃避监管的目的。由于他们长期与领导合谋，渐渐成为领导的知己和心腹，也渐渐与领导成为一条绳线上的蚂蚱。他们与主要领导的关系，比其他班子成员与一把手关系都铁。在为主要领导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自己不仅在经济上能捞到一定的好处，在政治进步上也能得到领导的特别关照。　　某单位的年度财政供养经费是90多万元，可这个单位的会计在领导指使下，通过少支多报、转账提款甚至购买假发票等各种名目的变通手法，为单位小金库聚财200多万元，用于领导许多不合理开支。这名会计为领导服务可谓绞尽脑汁，战功卓著。　　那年笔者去某省参加一个经验交流会，遇到一位老同学也在参会。会上，他们单位的领导上台作了典型发言。我看他们的领导与他年龄差不多，而人家已是单位副主任，我同学还是个中层，就问那人有什么背景么？同学答，什么背景也没，农村娃一个，就是靠做假账上去的。我问此话怎讲？他说，那人原是单位会计，后来做了财务科长，十多年里一直围着领导转，为领导办了许多不该办的事，成了领导的“大红人”，去年被提拔为单位副主任。　　还有的会计，觉得自己在领导面前劳苦功高，把自己的付出作为要挟领导的资本，使领导不敢批评他、得罪他，成为身份特殊的人。　　有个单位的会计，为领导作了不小“贡献”。他看到领导得了大大的好处，而自己不过就喝了点剩汤，心里很不平衡，便向领导提出要解决个人职务问题。此人是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一门心思要当办公室主任。等办公室主任空出位置后，领导就举荐他。但由于他群众基础不好，在民主测评时没过关，只好还在原位置待着不动。这一来他心里更不平衡了，就开始给领导提要求，一会说，你们领导整天小车来小车去，也给咱弄辆摩托车开开。领导答应了，他便花费10000多元公款买了辆摩托。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提出，自家台式电脑早就不能用，要淘汰，想买台笔记本电脑更新，领导又答应了。三番五次提要求，领导心里开始打鼓，便与其他领导研究，把他调离了会计岗位，任命到一个科当副科长，也算由虚职变实职了。但此人一点也不领情，要求一年之内必须给他解决科长职务。领导发了火，将他狠狠批评一顿，双方崩了盘。此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就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领导问题，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有较严重的违纪问题，结果是将领导和他都进行了处理。 第三种是苦守型。出于道德良心，出于职业操守，出于纪律约束，出于违规操作的责任担忧，甚或出于个人脾气性格，有些会计对单位领导的不合理要求和错误决定进行了抵制，公开违逆上级意旨，坚守职业道德进行抗争。但这样的结果，就把自己置于领导的对立面，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处境都很尴尬，结局很不理想。　　会计小唐是个本分的女同志，从来不愿跟领导去饭店海吃海喝。单位里三天两头有饭局，不是请上级官员，就是请兄弟单位。每次单位领导都要劝说小唐一块参加，一来饭后让她结账，二来小唐有些姿色，要她在酒场上撑门面。小唐反感这一套，下班后就回家相夫教子，结账的事都交给办公室主任。　　单位每次宴请，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三四千元，办公室主任拿来的发票，除餐饮票外，还有歌厅、洗浴、麻将室的票，按财务规定，这些娱乐场所的发票是不能入账的。主任就让她变通，找别的发票抵账。几次下来，弄得一本账册乱七八糟，驴头不照马嘴。小唐不干了，告诉主任以后只报销餐饮发票，其它票据一概不收。　　单位领导把她叫去谈心，要她积极配合，她死抗着不听。领导不再理会她，让办公室主任只管从她那儿借款，入不了账的票据就先压着。一年下来，主任在小唐那里积压的借款达四万多元，年终无法总账。小唐苦不堪言，只得主动找领导，请求调换工作。领导就等她这句话呢，遂安排她去行政口打杂，给你条冷板凳去坐吧。　　51岁的老姜是一个大单位会计，干了一辈子财务，熬了个主任科员。老姜脾气不好，为人耿直，凡不合规的财务手续，在他那儿很难通融。他常对别人讲，我做的账，经得起100年审查。前两任领导知道他这个驴脾气，相安无事。有一年换了主帅，要为一位省领导出版一套个人书法集，上中下三册，请老姜把12万元打到某宾馆账上，移花接木，支付书法集出版费用。　　老姜不干，说这样做违纪。主帅问，你听不听我的？老姜回说，我只听正确的。主帅立马撤了他的会计，老姜死不交账。与领导翻了脸，老姜就到纪委反映。纪委委托审计部门调查，事情很简单，想为省领导办好事，账又没转出。纪委于是只对那位主帅进行了批评谈话，责令主帅收回成命，让老姜继续当会计。主帅惹了一肚子闷气，能给老姜好脸色？此后评先评优没老姜的事，外出考察没老姜的事，他老婆被汽车撞成植物人，申请单位救济也没批准。老姜虽然还是会计，但憋屈的滋味可想而知。　　有人说，会计就像一个整日在刀锋上跳舞的舞者，弄不好，就会伤着自己。　　《辽宁财税》有篇署名徐纯明文章，题为《会计与反腐败》，文章说，会计的职能是核算和监督。一切公款消费，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会计人员才能实现，财会部门成为公款消费的源头。现在很多会计人员面对大量不合理开支，或熟视无睹，或难以杜绝，没有起到“闸门”作用，关键就是他们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尽管《会计法》明文规定会计人员对违法收支不予办理，但许多会计人员反映，如果按原则办事，就很容易得罪领导，从而面临保位子难、评先进难、入党提拔难、评职称难等一系列难题。为了切身利益，他们只好唯领导意志办事，从而为腐败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　　财会人员是政府财税的守护者，如果不能自我约束，不但会助桀为虐，而且自身也会腐败，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据2012年7月22日《北京晨报》报道：作为北京植物园财务科的出纳，月工资不到4000元的黄浩，平日却开着路虎越野车，和朋友外出旅游从来都是他买单。从2006年到2010年，黄浩几乎把植物园当成了自己的取款机，贪污公款470万余元，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10年2月新华视点《“管钱的”岂能成“劫钱的”？——云南一起财政干部腐败窝案透视》一文，报道了云南省财政干部系列腐败案：注册一个公司并编造几个“子虚乌有”项目，就能套取数百万元财政扶持资金；下拨70余万元扶持款，可明目张胆“截流”30多万元；给企业申报项目资金提供“关照”，就收取“感谢费”数十万元…… 财政项目资金成了“唐僧肉”。 　　《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一书中写道：　　“当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们下意识会想到的自然是开车人的责任。但是，如果在同一地点接连发生多起事故时，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下这段路的路况以及交通规则。如果所有财务人员都阻止不了假账流行，我猜想唯一可能的并且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财务本身可能就是虚假的。财务报表从本质上说是‘真实的谎言’。　　‘1+1等于几？’财务回答：‘你想让它等于几？’”　　财务问题从根子上来说，是现行财务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表面看来，各党政机关的财务都要向财政部门交账和汇总，但是，由于财会人员直接受单位领导的调度和指挥，这些财会干部们的利益也就同本单位尤其是主管领导们直接相关，单位领导和财会人员相互勾结也就自然而然。这就是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出了巨大的财务漏洞居然不能及时察觉，以至过后许久才能发现的根源。　　如何改革财政体系？网友“百草止水”认为，要根治国企腐败，就必须将财务人员从一把手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财务人员必须由政府财政部门任命，独立行使职权，并定期轮换。　　事实上，治理措施并不难，比如招待宴请，只需在票据上注明日期、时间、招待对象姓名、陪餐姓名和人数，就基本能够防控在账目上做手脚，遏制大量舌尖上的腐败。这不是可不可为的问题，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我们再来谈谈倍受民众关注的“性贿赂”问题。　　请看第五十六篇：“性贿赂”罪与非。 2013-11-26 17:48:2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0楼第五十六篇：“性贿赂”罪与非　　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焦点。　　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包“二奶”，养“小蜜”,生活不检点、作风不正派，迷恋于情色，享受着“性乱”，是不少党政官员今日的生活写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官场生态的毒瘤有日益恶化的趋势。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微博约情人开房，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艳照曝光，安徽宿州市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副主任刘晓辉被情妇网络举报，一时间，官员的“艳照门”被网络炒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网上还出现了中国十大贪官的情妇排名图。　　“情色反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借助网络的力量，基本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官员被网络一剑封喉？　　这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为数不少的官员，在世纪之风所裹挟的“性放松”中,借助自己特殊的地位身份，利用手中的权力优势，情不自禁地投入“情海”中冲浪，急不可耐地要体验“人性的快慰”。　　网上流传的一些资料，经常被人用来证实这一现象。如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又如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102宗案件不是个小数，而102宗案件中的“100%包养了‘二奶”，更是令人吃惊。这些资料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证实，但越来越多因腐败而落马下台的官员被爆出“性乱”丑闻，确实给人“眼见为实”的感受。继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照曝光落马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络上又出现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被曝光 ……　　不仅男贪官爱色，女贪官也爱色。据《沈阳晚报》报道，辽宁的“土地奶奶”罗亚平，先后与自己下属、某区主要领导、房地产开发商等人淫乱，用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一位官员甚至创造了这样的情妇逻辑：“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官场风气所染，“性乱”行为成了官员一种正常的人生态度。　　二是“性贿赂”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有需求就有市场，“性贿赂”立刻跟进。湖南贪官蒋艳萍是性贿赂的典型贪官之一。蒋艳萍曾经有句经典名言：“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实开发操作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她正是以色相“开发”、“挖掘”官场上有操作价值的男人，先后与多名厅级领干部发生性关系，再送财帛，官运亨通，从最初一个仓库保管员，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上最美情妇”卢嘉丽，这位据说已经逃往海外不知所踪的美人儿，曾为多名高官提供“性贿赂”，从而成为千万富姐。卢嘉丽凭借美色，先后将前上海市核电办主任、上海市华发核电公司总经理杨忠万，前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前上海市社保局局长、党组书记的祝均一，前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前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前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王成明等9人拉下了水。不仅如此，卢嘉丽为了铺开关系网，还特意开设了模特儿经纪公司，暗地为官员介绍演员、模特和艺人。　　卢嘉丽这一案例说明，为高官提供“性贿赂”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和个体行为，逐渐走向社会职业化。在当今不法*商的眼中，用美女攻击贿赂目标，命中率极高，基本是弹无虚发，手到擒来。“性贿赂”已经成为行贿者打开权门最有效方式，是简便易行、机会成本最小的“性消费券”。 　　三是“性贿赂”成为圈套和陷阱。以前的“性贿赂”只是一般性的行贿，即只作为讨好官员的敲门砖，通过提供女色换取掌权者恩施。从近年来大量曝光的“性贿赂”案件看，“性贿赂”已经成为要挟官员的工具。行贿人有预案，物色年轻女性做线人，在设计好的圈套里，事先埋下机关，引诱官员上钩，取得相关证据资料后，捏住官员的短处，与官员讨价还价。“性贿赂”变成勒索官员的“美人计”，使不少好色官员纷纷落马。　　用色情击倒众多官员的卢嘉丽，在提供“性贿赂”之前，为了抓住这些官员的把柄，每当官员在进行性交易时，卢嘉丽都会用针孔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　　安徽宿州一化名为张燕的女网民在天涯、猫扑等论坛发帖，举报宿州市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副主任刘晓辉的婚外情及腐败情况，详细介绍了自己和刘晓辉长达3年多时间的婚外情关系，并公布了刘晓辉的照片，其中还有刘的床上裸照。刘晓辉被免职。　　北京市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涉案金额超过4200万，有“京城第一贪”之称，其情妇毛旭东检举揭发了大部分案情。2011年9月16日，闫永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一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永煌集团老板肖烨，物色赵红霞等年轻美貌的女子作诱饵，进行培训后，让这些女子与重庆政府官员发送手机短信和照片，挑逗引诱这些官员到宾馆开房，在上床过程中用针孔摄像机偷拍，事后对上钩官员进行勒索。据《齐鲁晚报》报道，肖烨通过这种手段，在重庆至少中标32个工程项目,中标总金额达1.32亿元。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等十名重庆官员就落入这样的圈套。　　带刺的玫瑰不好摘。“情色”二字一旦成为交易的手段，就必然为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提供可乘之机，把官员作为他们猎取的目标。据说，原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就是性贿赂“集大成者”。为了达到大肆走私贩私的目的，他对性贿赂方法和手段进行专门的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今中外性贿赂的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他从沿海开放城市，招进了许多美女作为“诱耳”，通过语言、心理、身体各种勾引手段的训练，逐步将厦门海关以及厦门市掌握大权的男性，一个个地拉进他的“红楼”，其中有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都被赖昌星用性贿赂手段将他们的脑筋统统地灌了水。　　在“性乱”问题上，官员真的像有些人所说，已成为一个“高危行业”。　　在这个“性放松”的年代里，社会对两性间的问题，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宽容，这也许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但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公众对官员的要求是苛刻的。尽管官员的隐私权受不受保护、生活作风属于道德范畴如何刚性认定等仍存争议，但是“官员隐私权不能超越公共利益，官员个人生活也必须接受公众监督”已成共识。情欲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可以让人疯狂，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同理，情欲也可以让贪官利用公权力，去干那些平时不能干、不敢干的祸国殃民的违法事。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治权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各级官员掌握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因此，党、国家和民众对各级官员予以很高的期待，不但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更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能够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官员的操守和作风，对社会道德有直接的导向力和引领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只有自我筑牢抵御“情色”防火墙，积极应对形形色色“性贿赂”的进攻，而不能责怪社会舆论对他们个人私生活的挑剔和指责。　　另一方面，我们的法纪也必须有所作为。目前的情况是，官员作风问题好像是个人的生活细节，基本不作为处理官员定性定刑的依据。有文章说，官员被“双规”，并不鲜见。既有经济问题，又有生活作风问题被“双规”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而被“双规”，却是难得一见。不少官员的作风问题，都是随着经济问题的查处，而逐渐浮出水面的。现实生活中，官员的个人作风问题，在官员的从政考察和评价中并不占多少份量，以至形成官员的生活腐化问题“错不丢官、罪不致刑”的局面。很长时间以来，在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件中，落马官员的生活腐化问题，似乎更多地成为社会舆论的“花边”资信，从来不上法纪惩处的名册。一些官员生活腐化早就名声在外，但却长期平安无事，最后还是因为别的因素被“挑”落马下，官员的“后庭花”才大白于天下。　　这样的事例并非鲜见，着实是反腐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常现象。原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此人在丹江口和天门任职期间，先后与100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但在张二江被移送起诉的罪行中，并不包括上述内容。有关人士称，“性贿赂”还属于司法领域中的灰色地带，现行刑法中没有相关条文与之对应。　　冯军旗在《中县干部》中对此种怪现象也进行了披露。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天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造成如此不正常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对官员生活作风方面的惩处法纪基本缺位。在党纪层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8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但仅在第8条第6款有一句，（不准）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只把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的情况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列入上报范围。　　另一方面，“性贿赂”入罪一直以来存在较多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刑法学者就是否规定“性贿赂罪“进行过讨论。1997年《刑法》修订时，不少专家学者再次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用刑罚惩治此类行为。之所以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从一些学者的认识来看，国际上多数国家不将“性贿赂”入罪，这是出于不希望以“对性贿赂这一行为感性的道德谴责替代刑事立法的理性思考”。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目前除了日本外，尚无发达国家将“性贿赂罪”明文列为法条。　　笔者以为，外国有外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权力制衡机制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司法在过度学术化的纠缠中徘徊不前，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与其他形式的腐败案件相比，官员“性乱”行为不仅同样导致公权力滥用，还极大动摇政府威信、败坏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同时，法制缺失也为那些利用美色伺机作案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被指责是“隔代淫乱”的官员恶行，早已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慨。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些接受“性贿赂”官员和提供“性贿赂”不法之徒一并绳之以法。　　电视剧《中国1921》里，萧子升与蔡和森、毛zd是杨昌济的三个得意弟子。1920年在法国蒙达尼尔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与萧子升围绕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争论。萧子升回国后对毛zd说：“苏俄式的革命，我不赞成。谁能保证，这千千万万人流血牺牲之后，换来的是什么。”电视剧看到这里，让人惊心骇神，仿佛萧子升90多年前的话，是对我们今人的质问！(《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无论哪个方面的腐败，无论是记者揭底还是网络举报，但归根结蒂，治理腐败最终还得依靠反腐机构。可目前我们的反腐机构是否给力呢？第五十七篇：反腐困局有位曾分管过纪委工作的老领导，在谈工作体会时，谈了纪检工作有许多难言之隐：不办案不行，办案多了也不行。案件办多了，对纪委工作来说是成绩，但对组织工作来说是压力，其实对纪检工作也是压力，因为所提拔干部也是经过纪检部门同意的。一地案件多，办案时间长，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好把握。查办案件不断，特别是有影响的案件刹不住，也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党委和领导的驾驭能力，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能说没有负担和压力。处理案件也有很多关系要协调，对案件是集中处理好，还是分散处理好；是换届前处理好，还是换届后再处理好；是在重大活动之前处理，还是拖拖再处理；是从重处理好呢，还是从宽处理好；如何化解来自上面和周围的压力和干扰，在什么情况下宣布处理案件和处理结果社会效果最好等等。这位领导讲得是实情实理，看来纪检监察有其工作的特殊性，需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不过，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事物的根本。当前我国反腐败不给力，政权廉政建设陷入困局，就反腐机构自身来说，至少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原因。一、牵制掣肘干扰大。现行纪检监察体制，是以接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为主、接受上级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如此体制带来的问题是，纪检监察机构与同级党委之间，本应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关系,实际却是被领导者和领导者的关系。纪检监察机构的工作思路、工作部署、监督重点、办案结果等要向地方党委汇报，其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干部选拔使用和办公经费也受制于地方。在这种条件下，各级纪检监察机构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的监督就必然受到限制，主动监督意识也无疑被大大削弱。从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寻求“保护伞”和编织“保护网”成为贪官们的护身法宝，腐败圈子化、团体化成为贪官基本生存法则。相较以往的单个腐败案件，如今的团体化腐败会在更多环节设置障碍，阻击干扰调查和侦察，增大了办案的阻力和难度。有些贪腐案件查查停停，最后不了了之，无疑是有更大的贪官在背后撑腰。有的案子查了一年多两年多，始终结不了案，因为有高层后台为贪官护着。有的是领导班子集体贪腐，但处理时有人却成为漏网之鱼，平安着落一点事没有。人们见多了这类现象。2009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被中央纪委“双规”了。此人的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因牵涉另一起腐败案就已暴露，但他不但不倒，还带“病”升官。后来谜底揭晓，原来他得到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以及更高层领导的联手庇护，直到王道生这把“保护伞”倒台，杨志达才被揪出。如此生态环境，不知有多少贪官在“保护干部”的名义下得到庇护？《中县干部》对此有如下披露：“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这里所谓的“规避”，其实是“选择性执法”。芮成钢在《虚实之间》一书中谈到：“我们说的‘执法必严’，长期以来其实是‘选择性执法’，对一些人违法必究，对另一些人则可以违法不究。并且，法律的制定、修订本身也存在问题，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有些法律一出台，所有人都违法了。比如我国规定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即可处以有期徒刑，但没有接受过5000元以上礼物的官员又有多少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过去30多年，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出来的，这就是同体监督的弊端。”（京华时报2012年12月《建议“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二、多头反贪内耗多。在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职能机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五大机构抓廉政，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按有关部门的说法，五大机构在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中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纪律检查机关在掌握党员违纪线索之后，经调查认定为违犯党纪的，对其作出相应的党纪处分；对其中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政府监察机关对于违反政纪的监察对象，做出相应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公安、审计、行政执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移送司法机关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违犯党纪或政纪的，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政府监察机关处理。五大机构从上至下是五条反腐系统，可如此庞大的多体系反腐队伍，却没有一个牵总的，相互独立，各干各的事。如果各方沟通协调不好，就难免发生各系统之间重复监督、重复侦察的现象，无端浪费反腐资源。案件需要移送时，两方倘若配合不好，不能及时、顺利移送，势必影响案件办理的时效。尤其是涉及到本部门利益时，难免发生相互扯皮或者争抢案件的现象。这绝非理论上的推断。听闻过这样一件事情，某地纪委要求当地检察院移送一个官员腐败案件，检察院说，该案是我们反贪局用七个月时间侦破的一期腐败大案，目前侦察尚未结束，不便移送。纪委说，这个案子我们早就接到举报，已经关注一年了，请你们尽快移交。两家打嘴仗无结果，扯皮两个多月，最后只好由纪委书记与检察长两位领导协商。关于多头反腐问题，早在2009年4月，半月谈记者专题采访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时，任建明就明确指出，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存在“条块分割”问题。2012年12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文章认为：“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三、花拳绣腿迷人眼。反腐机构日益膨胀，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人多了就要找点事做，于是公众发现，廉政建设奇招迭出，花样翻新。《南方日报》报道，2010年7月,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1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现场练习“廉洁自律保健操”,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心灵的拷问：面对10万元的贿款,你可能毫不犹豫地拒绝,那100万甚至1000万元呢?面对牢狱的煎熬,你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否抵挡住?同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纪委、妇联联合举办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廉政课”,100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参与培训,学习如何当好一个“廉内助”。一时间，从南到北，“廉政风”一浪高过一浪，江苏徐州有“廉政专柜”，四川眉山有“廉政屏保”,山东临朐有“廉政短信”，宁夏永宁有“反腐扑克”，浙江宁波有网络游戏“清廉战士”……对于此类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群众非但不领情，反招来一片非议之声。《都市快报》载文批评：“某市纪委组织纪检干部学习艺术品和奢侈品方面的知识，目的是从豪华穿戴上发现贪官的线索，以增强纪检干部的反腐能力。这真是打苍蝇戴眼镜，用老百姓的话或者叫脱了裤子放屁。难道查处贪官要通过观察官员奢侈品？发现贪官的蛛丝马迹有这么难吗？再者，查与不查，查到什么程度，在当前纪委未有完全独立办案权的体制下，并非纪委自己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各级纪委书记能拍板的。”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搞了那么多反腐花样，官员财产公示却千呼万唤不出台。在全球近百个国家早已试水并获益良多的背景下，推进我国官员财产公示成了越发尴尬的现实命题。反腐新招如何才能化为“真枪实弹”?四、刀刃削了刀手柄。谈到香港廉政公署，世人赞叹有加。香港廉政公署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良好自律和制衡机制。比如严格的保密制度，包括同组同事不私下互相讨论自己负责的案情，不与家人朋友透漏任何在查案情等等。廉政公署运行30多年来，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没有一名举报者因资料外泄遭骚扰或报复。审视我们反贪机构，跑风露气，受托吃请，调停斡旋，索贿受贿，一些人忙得不亦乐乎。一位老领导在回顾工作经历时谈道，现在社会上包括党内一些同志议论：纪委权力过大，想整谁就整谁，无人监管。纪检干部甚至是一般干部或司机，态度都很傲慢，与其他机关同志明显不一样。办案规定指标，办大案就能立功提拔，“双规”没有时限，党内规定高于国家法律等。有个朋友的工作单位与监察局是邻居，朋友说，监察局的干部都很神秘，电话不在办公室打，老是拿手机在走廊和楼梯处，一说好半天。经常有外面人来找他们，也不在办公室谈，要么到大楼平台上去，要么就到院子小花池边。我问这是为何？朋友说，谁还不清楚他们那点烂事，不是与犯案人通风报信，就是与说情人讨价还价，“廉政中心”快成“腐败中心”了。有个反贪局办案人员，喜欢与党政机关一般干部和司机闲聊，聊熟后，就打听人家单位领导情况，引诱对方举报。有位机关干部向他反映了本单位领导某些不廉洁行为，这位办案人员听了，不屑一顾地说，你谈的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子事，我们才不管，还不够弟兄们吃顿饭咧。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自他们能从大案要案中获得不菲的实惠。一些在反腐机构的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捞到的好处可以和腐败官员有一拼。这一点，仅从他们妻子儿女身上就可见到。像银行、医院这类工作，应该是比较有社会地位了，普通百姓求之不得，可这些人的老婆却辞了银行、医院的工作，回家当全职太太，因为她们有个能挣大钱的老公。回家当全职太太也闲不住，经常有人安排她们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免费旅游。有个地方纪委自身出了事，三名纪检干部被牵涉到一桩行贿大案中，只好自己人“双规”自己人。上一级纪委书记来训话，召开全体纪检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自身建设太不过硬，早就该出事了……近年来，纪委书记自身腐败的案件不断曝光，仅湖南省就有常德市彭晋镛、娄底市罗子光、郴州市曾锦春三名纪委书记执纪犯法。《中国青年报》报道，利用职权进行“双规”和“挂牌保护”，是曾锦春独创的敛财术。他掌控纪检权11年，借“双规”敛财，受贿金额高出陈良宇10倍。知情人士称，在郴州纪委，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的曾锦春，独断专行，“说立案就立案，说‘双规’就‘双规’，说放人就放人。”仅2001年到2002年,曾锦春在临武县、宜章县和桂阳县就非法拘禁干部群众30多人。在当地干部中，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会被“双规”起来。刀刃削了刀手柄，反贪机构的公信力正在一点点丧失殆尽。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床上不雅照在网上曝光，对网媒环境和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网民为什么不把证据材料直接提供给纪检监察部门呢？有人说，这是出于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谁来监督反贪机构？全社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问题。香港廉政公署作为一个反贪调查机构，其自身的清廉除了依靠“以身作则”的个人自律外，还有健全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加以保障。其监督与制衡机制包括：贪污问题咨询等四个咨询委员会监督，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监督，立法会监督，独立检控权监督，司法监督，传媒监督和公众监督等10个方面的制衡。在新加坡，除了人们常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力量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晰。一旦发现反贪机构自身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贪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能做到恪尽职守。我们也看到，这两年来，纪检部门的体制有所调整，在基层大多数地方，已经改由上级纪委统一派驻的纪检监察人员，纪检监察机构与同级党政领导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被领导与领导关系，向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过渡。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光靠小修小补解决不了大问题。2012年9月，针对珠海横琴新区整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四大惩防腐败机构，成立廉政办公室，专家学者对这类形式上变革提出质疑。有学者指出，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独立执法机构，其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使廉署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是其获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而横琴的“新体制”具有这种独立性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几乎所有相关机构的反腐职能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腐机构，那么谁来监督它？（《中国青年报》陈璇《廉政办的反腐意义有多大》）看来，反腐机构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腐败，成为全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而如何惩治腐败，更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我们不妨看看西方国家是如何反腐的。第五十八篇：西方各国反腐术　　有权力的地方就可能滋生腐败，无论什么组织、什么时代概莫能外。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代，林彪担任七连连长，他让自己表弟管军饷。就那么几枚银元，结果这个表弟就携款跳跑了。时任七十三团团长的黄浩声闻讯大怒，差点一枪毙了林彪，还是朱德给林彪解了围。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腐败的病菌就开始滋生。看电视剧《东方》第33集，谈到刘青山、张子善时，毛zd列举了下列事实：　　“1951年底在‘三反五反’之初，北京市各机关已发现贪污犯650人，企业部门402人，公安部门112人，共产党员106人，老干部79人。这还是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天津市12个公安局，仅其中一个公安局就因为受贿而将674名反革命分子释放，其中19名是特务分子。江西某区委书记、区长和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还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人叫作‘牛列主义’。　　那时共产党人刚刚执掌政权不久，绝大部分干部都是从腥风血雨中拼杀出来的，应该懂得政权来之不易，革命气节不至于丧失殆尽。且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经济十分困难，在帝国主义全面封锁下有许多建设白手起家，亟待共产党人奋斗。这样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呢？　　笔者认为，这恰恰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个新生政权刚刚建立时，各方面的法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执政规律还有待摸索和探寻，发生上述腐败并不奇怪。值得深思的，倒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期间经历了多少党性教育和政治运动，官员的腐败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欲加嚣张起来。　　西方国家的政权也不是生来就具备免疫力的。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是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专制、也是腐败横行的时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传统造成了深刻的伤害。战后德国追求政治生活的朴素和务实，对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度的建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不仅使德国的政治多年来比较稳定，同时也形成比较廉洁的政治社会风气。　　有一本《城市的耻辱》，揭露了美国19世纪下半期种种腐败现象：机器老板牢牢控制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许多议员和法官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内政部部长把海军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给石油大亨；公职人员泄漏内部信息或直接利用这类信息进行投资；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　　在腐败丛生的土壤上如何杀菌？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健全法律法规，如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构建独立的法规监督执行机构，如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等；党派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客观上成为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新闻媒体的穷追不舍和深度挖掘，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对潜在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由公民自身或宗教领袖等组成公共监督力量，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公权腐败行为大大收敛；提高腐败成本、限制或避免腐败萌生为目的的制度设计，降低腐败预期收益等等。　　综合西方各国反腐招数，可归纳为以下反腐措施，列出来，看看我们有多少差距。　　一是立法防腐。英国有《反腐败法》。美国有《联邦贪污对策法》。日本有《行政程序法》和《国家公务员法》。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等等。这些法律条文全面、具体、详尽，如对议员应该享受的物质待遇规定得非常具体、清楚，从普通议员、议长每月的收入，到出差和休假允许乘坐的交通工具、平时使用的办公设备，甚至连议员每次缺席会议应该扣除的补贴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也有不少相应内部条例，典型的如规定领导干部“几不准”，相比之下过于粗拙，只是笼统地规定官员不应该做哪些事，缺少在具体环节上的拦截阻击，制度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官员自身的觉悟，这种制度“硬伤”使腐败无法得到大面积遏制。美国学者阿密泰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人家的筐子能够达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而我们的筐子，可谓疏而不密，漏洞百出。　　二是机构惩腐。澳大利亚廉政公署，法国预防贪污腐败中心、美国联邦政府道德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都是监督预防专门机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执法机构，隶属总理办公室。除总理外，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我国有纪委、监察局、检察院反贪局、国家审计署、国家信访局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几大机构，惜之不能排除干扰独立行使职权，许多贪腐的人和事，往往在“稳定大局”和“保护干部”的借口下不了了之。正如莎士比亚所写：“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三是制度反腐。如财产申报。美国的《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和配偶以及受抚养子女的财务状况，包括收入和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需每月按程序提交书面报告。各受理机关均要将资料公开供民众了解查看，接受全社会的共同监督。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宛若羞答答的少女迟迟不肯对公众露面。　　四是媒体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韩国媒体界有句话：报纸不批评总统，那就连手纸都不如。还有一句话：敢把一切有污点的官员拉下马。韩国几任总统都吃过媒体的苦头。卢泰愚的贪污腐败就是由媒体揭露出来的，从涉嫌受审到罪名坐实，一路被骂得体无完肤。金泳三的儿子金贤哲因受贿入狱，媒体的揭发起了很大作用。仅在卢武铉时代，媒体就一口气干掉过一个总理和三个副总理。近年来，我国媒体在反腐战线立下赫赫战功，且势头正健。但要达到韩国媒体那样的高度，还有不小的距离。　　五是高薪养廉。新加坡总理的工资高出美国总统许多倍，内阁部长的工资相当于世界最大跨国公司CEO的工资，各级高层官员的工资也位于世界最高行列。高薪之所以成为惩腐的杀手锏，关键是由高薪体制派生出高昂的腐败成本。新加坡一些高官贪污犯罪被查后下场都很惨，有的生活无着，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选择了自杀。新加坡公务员没有退休金，他们一般每月可获得月薪30%至40%的公积金，这笔公积金只能作为养老、购房、教育、医疗之用。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贪污受贿者，其公积金一律全部撤销，这将使他们陷入无法安身立命、甚至老无所依的境地，可谓得不偿失。　　中国可不可以高薪养廉，我看不行。其一，新加坡政府是个精干高效的机构，拿国家薪奉的人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我国除政府机关外，还有政党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类事业单位，是个庞大的干部队伍，既使按目前的薪金水平，已经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相当的比重了，若再实行高薪，国家财力无法承受行政成本之重。其二，我们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反贪体系和有效的廉政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给出再高的薪水，也阻止不住那些贪欲无限的手。君不见，有些贪官动辄几千万上亿元敛财，国家给的再多，也难以满足他们欲壑难填的胃口！ 六是道德约束。以芬兰、丹麦和冰岛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长期以来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整个民族的高道德水平与其完善的教育水平紧密相连，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道德教育，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中，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要说道德教育，应该是我们华夏民族最拿手的好戏了。从孔夫子以后的大批圣贤，一直到我们的党，不知搞了多少德化工程。可不知为什么，越搞精神越失落。据说德国人也重视通过宗教教义，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心灵中正直善良的一面。那么，中国先贤们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为何却不起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一则历史轶事。　　民国时期，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唱和，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中华民族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德化思想，但在漫长的封建王朝不断更替中，上演了一幕幕口蜜腹剑、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成王败冠的历史剧，子弑父，弟弑兄，臣子倾扎，太监弄权，后宫乱政，历朝历代的演绎焦点都是权力之争，一部中国封建史，实际就是一部权力争夺史。耳濡目染，大家早已不再信奉那些虚伪的道德说教。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民众又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有眼前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实话说，以中国人的精明悟性，靠德化总是收效甚微，必须靠制度规范和约束。　　总结了世界各国反腐招数之后，再来看看中国当前腐败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谈了过去十年中国腐败的特点。他认为主要呈现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腐败的过程也是政府释放权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由商人贿赂官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员来贿赂官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十六大以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被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的时候，受贿金额高达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　　笔者认为张维迎的给出的“两个变化”是很中肯的。从这“两个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腐败已经威胁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二是腐败程度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严重地步。(《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那么，中国的反腐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请看第五十九篇：中国的惩腐之路。 2013-12-03 14:14:54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3楼第五十九篇：中国的惩腐之路　　中国公权力腐败究竟能否治理好？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新加坡、西欧、美国等国家，也曾经历过从严重腐败到基本治理过程。同样，中国的腐败治理，也不是一道找不到解的难题。以笔者之见，治理时下中国的腐败，需要三副猛药。　　一、实施严刑峻法。古人说，“使法峻，民无*者；使法不峻，民多为*。”古人说的是治民，但与治官同理。同属于东方民族的新加坡，就是用严格的反腐制度和严厉的惩罚措施，让敢于伸手者得不偿失，付出高昂的腐败成本，很值得国人借鉴。　　新加坡法律规定，任何人夹带或从事毒品买卖都是死刑。1996年，马来西亚一个州长的独生子，在新加坡机场被搜查出身上带有毒品。这位州长得知此事，赶紧给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打电话，好话说尽，希望儿子能免于一死。没想到，吴作栋只说了一句话：法律面前，没有人能例外。就是我的儿子，也要绞死的。州长非常害怕，赶紧备上一份厚礼赶赴新加坡，想当面见见吴作栋。吴作栋得知后，让秘书传话给他，如果非要见我不可，那就等明天下午吧。可是，第二天上午州长儿子就被绞死了。下午见面时，吴作栋送给州长一口上好的棺材，其儿子便装在里面。州长发狠说了一句话，有生之年，我再也不会踏上新加坡半步，也不会跟新加坡做一分钱的生意。吴作栋回应道：谁不踏上我们的领土都行，谁也都可以不跟新加坡做生意，但是来了，在这里夹带和买卖毒品就是死刑。（《羊城晚报》牧徐徐《来了就不能违法》）　　新加坡人不相信官员的道德觉悟，在给予高薪的同时，也让官员们承担巨大的风险，使他们不敢抱有丁点侥幸心理。我国则完全不必付给官员们高薪，却可效仿新加坡的严厉制裁措施。因为中国官员们已经享受着老百姓艳羡的高福利、高待遇。且按照党的宗旨，做官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理由向组织伸手哭穷呢？如果有人觉得做官委屈，完全可以弃官从商去，几百万高学历的“国考”大军正跃跃欲试哩。　　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王朝在对官员管理上也是十分严厉的，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方彪在《九门红尘》一书中，谈到清庭对官员管理之细密严格，有以下记载：　　“地方官员进京奏事，同僚处不让住，防止结党。住宾馆旅社也不行，因为朝庭规定，‘禁止二品以上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违者以违制论处，轻者惩俸，重者谪降。’而清代的旅馆往往与茶楼、酒肆、戏园是一体的，因此住不得。清王朝又不准官员在京城建屋起第，以防其‘窥测朝庭’。另外，清庭不设立‘奏事院’之类的招待所，搞得官员们进京后无处安身，无奈之下，只好居住在寺庙里。所以，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是到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的行馆设在贤良寺。”　　如今我们的官员，不论地处何方，京城都设有办事处，进京办事吃、喝、玩、洗一条龙，可比清朝官员潇洒多了。　　谈到严刑峻法，许多观点认为，重典治吏并非反腐良策。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反腐败用刑之严厉，最高刑为死刑，世界上少有国家能比。可是贪者仍贪，大案要案还是层出不穷。对比我国香港地区，对于贪污贿赂分子最高只能判7年刑，而德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5年，但他们官员的廉洁程度却比我们这边高多了。　　这是可笑的论事不看对象——让厨子与丫鬟比绣花。香港是长期殖民西化了的国际大都市，德国更是典型的西方国家，而中国到现在封建阴魂仍然不散，余毒肆虐，有可比性吗？谁要是把贪腐罪限定在5年或7年以下，贪官们得感谢他八辈祖宗！　　这种观点强调，反腐要靠制度，多杀贪官并不能遏制腐败。试问，严刑峻法不是制度吗？重典治吏不是法治吗？持这种观点人，还经常将明朝朱元璋实行残酷严苛的反贪方略、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作为佐证，试问，朱元璋时代是不是有明一代最为清廉的时代？严刑峻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惩贪倡廉手段，但稻田里杂草疯长，必须毫不留情地刈除，舍此不能保青苗。不相信贪官们会像江姐同志那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事实上，我们的法律往往对犯法者过于宽容。违法成本低，惩处几率小，是贪官们屡屡以身试法、前“腐”后继的根源所在。　　有个县委组织部长，案发后查实其受贿金额70余万元，判处12年牢狱。狱中通过两次减刑，7年后出狱。两年后，此公摇身一变，成为省会城市一公司大老板，身价近千万。知情者说，此人隐逸了大量贿款，查处的只是其零头而已。　　严刑，不应仅仅理解为严厉和严苛，更应该是严密，是细章密制。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公众只注意到这个岗位不断在换人，而没有看到政府在改变制度设计上有什么作为，没有引入公众监督，没有强化对厅长权力的制约。羊被狼叼了，不去织密篱笆，强化监管，只是不断往篱笆里输送新羊，狼正在偷着乐呢。　　二、筑牢监督网络。　　新华社2012年6月13日专电，清华大学发布《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81个接受调查的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如果按照“60分及格”标准,只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　　无独有偶,上海财经大学公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2012)》也显示,按百分制计算,全国31个省份的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仅为25.33分,无一省份得分超过50分,同时中央政府部门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也很低。　　有效监督的前提是阳光透明。但是，我们的政府还很不透明。　　有一个党政官员代表团去台湾考察，回来后大家议论说，看来民主太多了也不是好事，媒体成天盯着你，市民整天看着你，做什么事都有人提意见、要答复、要解释，当官天天向民众认错、道歉、赔不是，这官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由此看来，官员最怕的是民众监督，腐败与监督是天然之敌。　　国际反腐实践证明，只要监督到位，官员就不敢冒险。《小说月报》有一篇小说《朋友》，阐发的主题就是监督的作用。渠木德和王长路是大学同窗好友，毕业后分配到省直同一个厅工作，后来两人都做到副厅长，关系一直很密切。有一次厅里开展处级干部竞争上岗，两人因为各推荐自己的属下而产生隔阂，从此有了纠结，关系疏远并相互戒备。因为戒备两人互相监视，因为互相监视两人洁身自好，放弃了许多想办而不敢办的事，杜绝许多想收而不敢收的礼。不久，查出厅长、常务副厅长等人在大楼建设中收受开发商贿赂之事，领导班子中唯有渠木德、王长路与案件无染，两人受到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并分别升任厅长和厅党组书记。　　该小说有两个启发：一是过于强调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成了无原则的团结，用团结牺牲了监督，有害无益；二是每个领导干部都需要监督，有了监督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了监督干部才能健康成长。 时下我们党政机关集中了大量的权力资源，不是没有监督，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这才是腐败大量丛生的根源所在。有人总结出一句顺口溜：上级监督太远，平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晚。我们实在需要培育和构建立体式的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党派监督、媒体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公民舆论监督的全套监督体系，如果建立起这些监督网络并真正发挥作用，官员还敢以身试法吗？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参与监督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未能建立起公众参与反腐的良好渠道。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副实，还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　　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近几年，网络成为公众参与反腐的强有力手段。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网络反腐，因为网络反腐有其不确切性和不稳定性，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急需有所作为。　　三、敢于壮士断腕。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惩腐体系健全的国家也无法杜绝腐败。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皇权思想浓重，民主意识不足，就意识形态和社会土壤来说，更容易滋生腐败，也更加难以治理。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腐败是无法治理的不治之症。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的在谈到遏制公款吃喝时说，“其实，想要真正解决公款吃喝问题，技术上并不存在很大阻力，关键在于决心。”　　与一位大机关的财务科长聊过，他说，事实上，许多管理上的漏洞都有办法堵塞，比如机关日常开支的原始票据，无论数额大小，都应该标出用途，这样就大大压缩了作弊造假的空间，对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是不小的威慑和制约。现在倒好，许多票据不标用途，买支铅笔就敢开几百元的票，跑冒滴漏严重得很，年终审计也无从核查，谁能记清某月某日这笔钱干什么用了。问为什么不规定标出用途？答曰：领导不愿这样做呗，谁愿意自缚手脚呢？　　应当说，所有腐败都不存在治理上的技术问题，而关键是有无壮士断腕的决心。用前男足教练米卢的话是“态度决定一切。”。　　由此想到清朝在推行“放足”与“剃发”时的两种态度导致的两种结果。清帝国建立初期，对汉族女人普遍裹小脚进行全面废除，数次下令禁止女人缠足。顺治初年孝庄皇太后辅政，下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次年，清廷又明确规定“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此后，康熙、乾隆、道光等都不断重申这一规定。但由于措施不力，惩治不严，到后来，非但汉人未得到禁止，连一些旗人也跟着缠足，裹足之风在社会上愈来愈盛，皇帝爷的数道御旨成为废纸，无人听令，这项改革最终流产。　　相对于清庭“放足”的流产，“剃发”制度在经历了几度激烈反复的流血斗争之后，最终得以在全国不折不扣地实行。对于汉人来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剃发乃奇耻大辱，许多民众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免。”在如此激烈的对抗形势下，清廷“剃发令”何以能够实施？关键在于针对这种激烈的反抗，清廷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在经历了“江阴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的惨剧之后，汉人只得剃发结辫，并改穿满族衣冠。　　“放足”与“剃发”，为何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态度。前者，清人仅把“缠足”与“放足”作为一种生活习俗，虽明令禁令，却并无严格的追究和问责；后者，则把“留发”与“剃发”提升到意识形态和执政地位的高度，作为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也有类似例子。农业税被称作“千年皇粮国税”，在我国有着2600多年历史，中央政府在2006年下决心取消农业税，让这个“千年皇粮”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民百姓皆大欢喜，公共财政和政府收入实现了“减法”，而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却实现了“加法”乃至“乘法”。可见，改革不在能与不能之间，而在为与不为的态度。　　改革总有风险，改革失败了就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当年**搞改革，就担当了很大风险。假如怕挨骂，过于看重个人的生前身后名，哪里还敢搞改革？只有“不计毁誉大胆改”，才能真正实现党和人民祈盼已久的政治清明。　　上述三副猛药就能解决问题么？当然不能独立地运用这三项措施。发达国家政坛由乱到治，由腐变廉，是经历了一系列手术的，其中涉及到立法司法、政府机构、管理体制、社会参与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说到底，还得在政体上动手术。时下我国的行政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其核心的问题是以党治国、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又缺少有效监督，这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就提出的改革目标。换句话说，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许多人对能否治理腐败心存疑虑，甚至不抱希望，主要源于当前改革太不给力，让人失去信心。　　请看第六十篇：只加油不挂档。 2013-12-03 14:16:13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4楼第六十篇：只加油不挂档　　早在2010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的改革进程谈了如下看法：　　“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张维迎的观点代表了许多有识之士对时下中国的评价。有学者撰文说，当前我国有很多项改革太不给力了，不管是收入分配改革、教育改革、公车改革，还是官员财产公开，很多道理早就说滥了，该怎样不该怎样都讨论八百来回了，可每每总是“只闻楼梯响，难见下楼人”。　　笔者在与一位法律界学者交流思想时，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目前党和政府基本还是遵循**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不过当时**这个思想着力点，是快速发展经济使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强国之路。如今则成了回避矛盾、不思进取的护身符和借口。　　多年来，我们叫得最响的一句口号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现在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改革的继续推进，却不愿触及矛盾，用改革这把手术刀来切除病廇。许多问题已经被公认为必须解决的矛盾，而且也完全有能力解决，却拖着护着不予触及。企图带着有病的身躯在经济发展中快跑，总有摔倒的那一天。而有效解决阻碍改革进程的首要问题，必须下决心在党政机关这个权力组织的体制上开刀。　　党政机关是我国政权组织机构，承担着通过权力运作组织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在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的今天，这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拖着臃肿的肌体，已经被改革大军远远甩在后面。由于其在自身改革上迟迟按兵不动，身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态身躯步履蹒跚，生命活力和运动肌腱正在慢慢消失和褪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执行力出了问题。　　大约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笔者在某地党委一份经验材料上第一次看到“执行力”这个词，当时有些莫名惊诧。各级党委政府，都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执行机构，“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天天喊在嘴上口号，写在纸上誓言，执行上级决策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份内天职，怎么突然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了？　　2012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题为《关键在于落实》，谈到当前在抓落实上存在问题时，他指出：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抓落实的工作力度，并已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中央对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举措，采取任务分解、明确责任、加强督查等措施，保证和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的落实。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口头上讲了、文件上也写了，而贯彻落实得却不好；一些中央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事情，依然我行我素、屡禁不止。不重视抓落实、不善于抓落实的问题仍然存在。”　　所讲的落实问题，就是执行力的问题。执行力问题，反映出党政机关不少干部丧失事业心、责任感，从而产生的严重不负责任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党的事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考察其形成的制度性原因，窃以为，症结在于，党政机关的制度、法规缺乏刚性约束和精细化管理，导致很多重要岗位上的官员没有敬业精神，得过且过，敷衍塞责，不负责任。　　党政机关惯常见的岗位职责、工作台账、目标考核、签订责任状等，除已受质疑的“一票否决”制度执行相对硬些外，其它普遍流于形式，许多成为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虚张声势的承诺，没有人真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人认真去践行。原因在于，许多制度都在强调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而恰恰没有说不这样做应受什么处罚。有的即使附有处罚条款，也是有纲无目，谁来实施处罚，如何把握处罚分寸，全是一本糊涂账。　　讨论这个问题，2010年3月云南信息报有一篇署名奥天马的文章，题为《遏制商业贿赂，不能有纲无目》，颇有见地，收录如下：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强建设工程管理的‘八个百分百’的举措，用来保证工程建设项目的优质、高效、安全、廉洁，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八个百分百’包括‘百分之百不转包’、‘百分之百不出腐败案件’等条款，但在2009年这本该把‘百分百’执行得立竿见影的年份里，工程建设却成为昆明商业贿赂案件的热门领域，发案重点集中在各类建设工程的发包分包、施工管理、工程验收、工程款结算支付等环节，涉案金额达1706.83万元，涉案人数众多。　　“用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来分析现状，并不是必须事事都要站在‘纲’上‘归纳’。比方说，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依法进行治理整顿，坚决斩断商业贿赂这个黑手’——这一提法相当有‘动脉感’，但目前的商业贿赂基本都发生在‘静脉’上，是枝节的不健康导致了‘感染’，此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必须’、‘坚决’这样的形容词，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这样的词汇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讲，越讲越把它们推上‘大而全’的‘仙境’，小的、细致的工作是不是有人愿意想愿意做，已经‘无从考证’了。曾经的‘八个百分百’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性强调，但落实需要细化，需要有明细的章法。　　“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并不容易，需要切实可行的、带有前瞻性、预见性的管理细则。这里更该反思的是执行力——特别是基层执行力，将政府决策能用细致的‘章法’解读、解析，并尝试落实，才是对‘动脉’和‘静脉’之间的神经的最好的锻炼和打造。”　　惯于从大原则上实施管理，出台了不少“大而空”的管理条例，难免成为墙上画老虎——吓不着人，谁也不把制度、纪律和法规当回事。于是乎， 许多令人费解的怪现象滋生蔓延。　　一是“无为而治”，无所作为。有的部门首长将工作交与副职打理，自己上午到办公室点点卯，处理一下应急的事，然后中午喝酒，下午喝茶，晚上打牌，一天就打发过去了。有的单位领导整天往外跑，满世界转，今天访友，明天会客，后天出游，大后天出国，一走十几天见不着人，许多工作等他拍板签字，就只能放着、拖着。　　某地行政执法局局长，中午喝完酒，一睡一个下午，纵有再急的事情，下属谁也不敢敲他的门。等他睡醒了，天也黑了，突然想起什么事，立刻让秘书通知干部们开会。机关干部给他编了顺口溜：中午喝醉，下午瞌睡，晚上开会，全都跟着遭罪。　　有个省级文明单位验收组，去某市验收，原计划用一周时间对13个单位进行逐项检查。在当地盛情招待中，验收组考察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还跑到邻省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水上漂流时几个人感了风寒，最后一个验收单位也没去，就打道回府了。　　领导干部的懒政行为，催生出机关许多懒政现象。工作期间上网聊天、炒股、打游戏，上班时间洗浴、打麻将、唱卡拉，成为机关屡禁不止的顽疾，以至各地多次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仍然屡禁不止。 二是无所用心，破绽百出。有个地方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一本纪念建党90周年大型文集，扉页《前言》的第一句话就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读者一片惊诧之后，该部门将文集“紧急召回”。人们不解的是，如此荒谬的错讹，竟出自一个党史研究部门，它是如何通过编辑、校对和领导把关的一系列关口呢？实在匪夷所思。　　还有一家市级电视台，在新闻播出时，屏幕上将“××街道办事处”写成“××接到办事处”，让人笑掉大牙。有个县的县政府，县长带队，远赴日本与外商洽谈招商合作项目，竞忘记携带政府相关资料，七八个人行程十多天，无功而返。　　三是敷衍塞责，推诿扯皮。201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行政部门互相推诿“人造鸡蛋”事件，应职责明确》，一展推诿扯皮的“风采”：　　“12月2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假蛋真相》，揭露部分制假者打着‘人造鸡蛋技术’的幌子骗取培训费。记者采访中，有关部门在谁来监管人造鸡蛋问题上都‘点别人的将’，坚称‘和自己无关’。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工作人员：‘我觉得是不是由技术监督局来认定。’12365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投诉举报热线：‘农业局，鸡蛋是属于农产品。’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农业部门不管人造，它已经不是从鸡体内产出来的对象了，这完完全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　　“一旦各部门职能有交叉，互相推诿则往往成为常态，以致‘19个部门管不好一个井盖’、‘七八个部门管不好地沟油’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现实当中，职能的交叉不仅难以完全避免，有时甚至是形成执法合力的需要。此时，以什么样的态度、精神去对待，就显得至关重要。同样是在一些‘职能交叉’领域，我们却看到许多部门在‘抢着管’，比如在审批发证环节，比如在开发收费的时候。可见，所谓‘监管真空’，固然有职责分工不明的因素，但那些‘和自己无关’的表态，其原因可能远不止‘职责不明’这么简单。”　　四是看见问题不纠，推倒油瓶不扶。许多问题明明摆在眼皮底下，可相关责任部门视而不见，见而不管，民不告官不究，任其积重难返。比如黄色网站，网络上比比皆是，早已“乱花渐欲迷人眼”，可有关部门却坐等群众投诉。贪官早已浮出水面，街头巷议到了“地球人都知道”程度，有关部门却说无人举报。　　有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在长达10余万公里的中国收费公路上，多如牛毛的收费站人为截断交通动脉，将我国物流成本推至全球最高的尴尬境地。上市路桥公司跻身暴利行业，平均毛利率61.76%，远超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它们却还在一味地叫穷。很多路桥的收费账单不明、收费期限不清，收费者闷声发大财，主管部门听任其长期违规收费，毫无作为，甚至有官员经常站出来替垄断集团说话，帮其拼凑并不正当的收费理由。以至有人大叫“撼山易，撼收费站难”。　　2010年3月京华时报报道，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139名村民被查出血铅严重超标，元凶是建在村里的一家被列为重点监控企业的蓄电池企业。路桥环保分局局长蒋新才说，该企业成立8年来，没有群众举报过，该局也没检查出问题。但村民称环保局3年前就发现企业附近土地有毒，一直没告知村民。　　五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有部署没有检查，有规划没有行动，有启动没有跟踪，有开头没有结果，文件下发就完成任务，会议开过就结束工作。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被称为“限塑令”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限塑令”下达了，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执行细则和刚性的监管措施，致使这项法令基本沦为一纸空文。时至今日，塑料袋仍然是满天飞。有人说，光发令不执法，还不如不发令，徒损政府公信力。　　六是管理简单粗放，谋事疏而不密。行政部门习惯于简单、粗放的管理模式，而不愿意下力气细化和精确化。有些法规只设定禁止事项和范围，不设定违规责任追究。有些法规制定时思维不周密，逻辑不严密，留下“天然漏洞”。甚至一些涉及全局和长远的政策法规，制定者也是马马虎虎，粗枝大叶。　　比如一般的交通违法查询中，往往只有简略的文字说明，相关部门在法规普及上一点也不愿意多作为。2012年10月新出台的“闯红灯”交通新规，新规一出台，即遭遇广大司机疑虑。“闯一次红灯记6分”条款成为关注焦点。针对不少司机对该条款的种种担心疑虑，交管部门不得不出面解释：“司机误闯红灯可申诉免罚”，“司机在闯红灯刚过线时立即停车，视频设备一般不会记录为闯灯，不会处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出台新规时，同时制定出执法细则或条款说明呢？为什么非要等到民众议论纷纷时才被迫站出来解释呢？　　面对愈加严厉的交通违章扣分处罚，网上兴起了一种驾驶证代扣分业务，专事与交通违章者提供驾驶证代为扣分，只需按照分数给予一定的费用即可。这很让人纳闷，我们在制定法规时，为什么总是留下法律漏洞呢？为什么不能多些前瞻性而未雨绸缪呢？　　执行力表现出的普遍软弱无力，导致大量工作执行不到位，落实不到家。不少战略部署看起来令人憧憬，绘制的蓝图美轮美奂，结果屡屡让人大失所望。只加油，不挂档，空耗汽油不跑路，无端地消耗着人力财力和时间。　　2012年2月，为了改变政府部门办事推诿拖拉，某地方政府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政府职能部门，该办的事情就应该办，立刻办，不该办的事情就不能办，这是职责所在，成立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办公室”，难道不是对政府自身的一种嘲讽吗？　　改革不动真格，只玩天桥把势，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执行力无力，有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行政体制，没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管理规范的法规体系，其日常运转基本上是靠各式各样的“土政策”来维持。(《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请看第六十一篇：土政策机制。 2013-12-03 14:17:01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5楼第六十一篇 土政策机制　　有篇文章里说，官员是不喜欢讲理的，他们讲得是权术、潜规则，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共同遵循的法则和逻辑，没有共同的话语体系。　　这些话或许带有激愤情绪，不过，缺少制度规范，切中了党政机关的时弊。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5个年头，市场经济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法治进程在国家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得到彰显，但唯有掌控国家权力资源的党政机关，依然停留在人治的老路上蹒跚。靠人治运行的国家机器，上级与下级之间，基本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几乎没有法则和制度可言，不讲行为规则，不讲依法行政，所以也就没有讲理的平台和环境。　　北大博士冯军旗在《中县干部》里谈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很快，张南国就被免职了。　　为一句话免掉一名领导，这种现象并不稀奇。在党政机关，许多重要决定往往就凭领导的一句话敲定。　　有个机关事务管理局搞机关公车改革，局长借调多个部门的人耗时三个多月研制了两套方案，还多次到先进省市学习考察。方案先后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长层层汇报，最后请市委书记定夺。书记听了汇报后，来了一句：我们省范围内，其它市都没搞，我们出这个风头干什么？这不是没事找事嘛！就这一句话，十多个人几个月的工作白做了。　　一言九鼎，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公务员法》是目前我国对党政机关粗线条的唯一立法。除此之外，党政机关日常管理运行，主要靠大量内部制定的所谓规范性文件支撑。这些规范性文件通常以“条例”、“意见”、“办法”、“准则”、“规定”、“通知”的形式颁布。由此可见，我国党政机关管理尚处于多变的不确定性的摸索阶段，远没有形成像发达国家一整套成熟的政府运行管理机制。　　由于多数规范性文件仅为内部规定，有些还带有临时性质，大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权威性不足，因此执行起来缺少强制性。加之这些内部规定严密不足，漏洞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守不守制度规定，守多少，突破多少，完全靠执行人的执政觉悟和行为自觉性。　　有个省直厅级单位，在党政机关中是个不起眼的部门，多年来，干部晋升缓慢，年龄老化严重，其中一个处长干了13个年头。这一年，有个副厅长到年龄退居二线，让出个领导职位。机关里有5名后备干部，心里各有想法，都想抓住这个多年不遇的机会，修成“正果”。不曾想，领导班子研究的结果，却提名一个后备圈子以外的调研员作为考核对象。这一意外提名在单位炸开了锅，望眼欲穿的5名后备感觉受了天大委屈，集体跑到组织部要说法。　　组织部官员反问他们，领导职位选拔就一定得从后备干部中提名，哪里有这样的规定？5人不服，翻出《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看，洋鬼子看戏——全都傻脸了。该条例仅在第二章最后提到一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此外，通篇再也找不到“后备干部”四个字。5人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　　后备干部，是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有关选拔标准和选拔程序，选拔出德才素质好、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干部，为上一级领导班子补充干部而准备的后备人选。机关人都知道，组织部门每年都要耗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在各系统、各单位按程序选拔一定数量的后备干部，进入档案管理，尔后还要组织后备干部进行系统培训。机关人都懂得，谁要想职务晋升，须得先进入后备干部行列，才能取得晋升资格。但是，这些都是用人惯例，《条例》也只说“一般应当”，是软约束而不是硬规定，你们告哪门子状？　　在党政机关日常管理机制上，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等一些敏感问题上，具体可操作性的细则和硬性规定很少，常见的倒是许多或可或不可的“模糊空间”。实践中用来操作的，多是地方自行设定的许多不成文的“内部掌握”的土政策。队伍庞大的中国权力机构，就是靠这些土政策机制来维持的。　　土政策机制，造成诺大个中国政权体系各种政策五花八门，赋予了党政机关的中国特色。　　比如《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每届领导班子任期为5年，但执行情况如何呢？许多地方并未严格执行，特别是市、县一级党政主要领导，任职不足一届，就匆忙调换或提拔走人，情况屡见不鲜。　　《领导科学》2012年第12期有一篇《干部任期乱象的透析与反思》文章，作者在湖南衡阳的调查表明，约有1/3县委书记和县长平均任期3.4年。多数地方不执行中央任期规定，以至中组部在2009年4月，不得不重新颁发《关于严格执行干部职务任期规定，保持干部在法定任期内稳定的通知》，强行规定“市、县、乡党政正职因工作特殊需要，在同一岗位工作不到三年进行调整的，在按干部管理权限作出决定前，需报经更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七条，规定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事执纪执法、干部人事、审计、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任职满10年的，应当交流。这其中的“应当交流”如何理解？是原则上要交流，但不交流也行吗？此种含混笼统的制度，如何能够保证落实。因此，这个规定也形同废纸一张，没有人真正把它当回事。大家工作繁忙，交流干部很麻烦，有谁愿意给自己添乱呢。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第三条，“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　　此条规定用了“不得”一词，指令十分明确，就是“不可”、“不允许”。遗憾的是，如果违反这个规定怎么办？当受到何种处罚？却没有下文。如此一来，这个规定就成了吓唬鸟雀的稻草人。一些领导干部我行我素，上级不便挑破，同级不便纠正，下级无权干涉。有人在当地担任市委副书记，他的老婆却是市委保密局局长，夫唱妇随，鸾凤和鸣；有人在省城建部门担任主帅，他的儿子就在下面公司担任总经理，开起了“父子店”；还有人自己是单位“一把手”，弟媳妇是单位会计，两人配合默契，唱起了“兄妹开荒”，把单位预算变成他们俩的“小金库”。 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批评中国人有“漠视精确”和不求甚解的毛病。比如分布在城市周围的几个村庄，不管离城多少里地，都叫“三里屯”；比如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的数据，不标出具体尺寸而统统写作“若干”。史密斯称这种毛病是智力混沌。时至今日，我们竟然还在犯这种古老的低级错误。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全家福》，在苏联专家安德烈面前，主人公王满堂依然在炫耀自己不靠建筑图纸、不做精确计算而全凭个人经验的“一斧头”功夫。　　许多内部规定，是一个地方一个政策，各念各的经，各唱各的调，人为划线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讲不出任何现实依据。比如各地都有领导干部到一定年龄退居二线的土政策，但有的地方规定正县（处）实职57岁退、副县（处）实职55岁退。有的地方则是正县（处）55岁退、副县（处）53岁退。再比如，为了解决官帽子不足这个问题，许多地方规定，凡在县区委书记位置上连续干够若干年的，可不离开岗位享受副厅级别。但有的地方规定时间是5年，有的地方规定为7年。　　有个小县的县委书记，人还年轻，已经当了4年县委书记了。省委组织部从培养年轻领导干部角度考虑，任命他到邻市一个大县当县委书记。此人接到任命后死活不赴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本县五年规划刚刚铺开不宜撤手而去。实质上，他离本市规定的连续5年就差4个月了，而新去的那个县，市里规定要连任7年才能享受副厅，他不能丢掉到手的西瓜而去刨那不见影的土豆。　　有些土政策完全是根据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好恶和冲动制定的，经常是朝令夕改，根本谈不上制度建设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就是这样的土政策也经常被打乱，使得土政策也无法成为常规。　　话说某市有个常务副市长，眼见市长荣升市委书记，心里琢磨，按照惯例，自己接替市长位置当无问题。谁知不久新任市长有了人选，而自己却要调往别的市当市委副书记。大惑不解的他，心急火燎地跑到省委组织部询问究竟。省委组织部长耐心地告诉他，按照省委常委会新近讨论的意见，市长人选必须有在市委副书记岗位上工作的经历，这样做的目的，更有利于市长与书记两个主要领导的默契合作。你没有副书记经历，所以还得过渡一下。　　此人听后十分生气，说，以往多少位常务副市长都是接任市长，怎么论到我偏偏就改法子呢？部长劝慰道，我刚才不是说过，是新近讨论的意见嘛，这可不是针对哪个人的。他没辙，只好认命，怀揣一肚子牢骚当副书记去了。　　三年很快过去了，此人终于被扶正当了市长。但令他非常不快的是，某市一常务副市长，与他同批被任命为某市市长。不是说市长人选必须有副书记岗位经历么？他再问省委组织部长时，对方告诉他，废除这个规定，也是省委常委会的意见，其它不要多问了。去他妈的，整整让老子耽搁三年绕了这么大个弯！娶媳妇娶了个麻子，喜庆事弄成丧气事，让这位老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在长官意志取代法治的党政机关，许多有决策权的领导都是只论事不论理。作为下属，无论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上级长官一旦定了调子，你的理由只能咽回肚子里去，只需装聋作哑照办就行了。　　有个地方搞城市开发，财政没有钱，就大肆融资借贷。有人提出意见，说这样做要伤地方经济的元气。领导批评道，你到外面瞅瞅，哪个地方搞建设不举债？这一来，就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了。　　某单位会计说，这笔支出不能入账，财务有规定。领导说，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为人服务的，难道让制度束缚手脚，那什么事情也别干了。什么叫开创性工作？不能入账你想办法入了账，这就是开创性。会计就不再言语了。　　某县要搞工业小区，占用大片农田。乡党委书记说，这样不行，群众工作不好做，阻力很大。上级说，群众什么时候没意见？你给他办好事他也不一定领情。有阻力很正常，要靠我们做工作。如果什么阻力也没有，那要我们做什么？　　某市纪委要处理一个领导干部，市委书记说，能挽救还要挽救，党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纪委说，这个人不行，受贿额度太大，已经触犯刑法。领导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党一贯政策。当年，斯大林犯得错误那么大，毛zx还反对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个同志犯了错误，就不能给他一条出路嘛？　　有个省国税局，2007年从省委组织部派来一位局长，很注重机关作风建设，常说一句话是“没有好的作风就没有好的业绩”。他上任后，从干部日常着装、办公室内务、院内花坛、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一直抓到机关文艺汇演，把省税务局创建成了国家级文明单位。2011年8月，从省辖市调来个常务副市长接任局长位置，新任局长在机关全体大会上讲，精神文明要抓，物质文明更要抓。税务机关承担着税款征收、保障国家财力的重任，下一步，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税源培育和税款征收上来，做以应收尽收，不留死角，超额完成省政府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会后，局办公室主任向他请示，国家级文明单位年度验收下周要来，验收的内容很多很细，我们有许多工作还没做，是不是现在就开始筹备？这位局长问明情况后说，筹备什么？搞那些没用的花架子干什么，给他们验收吧，让当就当，不让当拉倒，我们没必要在这上面投入太大精力。 　　是非与对错，全凭领导的脑瓜子和嘴皮子。领导认为正确的，那就是至理真谛；领导说是错误的，那便荒谬绝伦。难道还需要置疑和论证吗？　　央视《公司的力量》有一段旁白：不论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每个组织都需要管理。西方国家的政府正是参照公司的管理模式，实现高效率和高活力。　　比如美国有个“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专门为开会议事制定的规则。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其中有会议人主持的规则，会议秘书的规则，普通与会者的规则，表达不同意见的规则，辩论的规则，还有不同情况下的与会代表的表决规则等等。罗伯特议事规则通过对会议的精心设计，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　　当代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急速推进过程中，我国党政机关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治”小社会，与现代化管理失之千里。制度有缺陷，就会被人钻漏洞；规则有短板，就会被人充分利用。当掌权者随意制订规则、同时又随意打破规则时，当破坏规则的人很容易获得利益，而遵守规则的人往往吃亏甚至被视为无能时，大家就会比谁是破坏规则的高手。(《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再来看看土政策机制下，党政机关在选人用人上种种不良现象。　　请看第六十二篇：用人乱象。 2013-12-03 14:17:4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6楼第六十二篇：用人乱象　　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治国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执政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识人选人用人，是个古老的话题，中国古代先贤们有大量的精辟论段，今人也不知写了多少论述文章，可见选人用人对于事业成功之重要性。作为掌管国家机器的党政机关，如何选好人用好人，是关系到如何用好手中权力的大问题，意义非凡。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就是让每个人都高兴。党政机关选人用人，就是无法让每个人都高兴的大难事。之所以难，诚然有其它因素，但核心问题是，目前在干部选拔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章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当前唯一的法规依据，但这个《条例》只是大原则性的，疏而不密，仅仅是划了个框框而已，留下大量人为操纵的空白。　　例如《条例》第二章第七条，“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下列资格：（一）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二）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三）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这里的“应当”一词相同于“应该”，释义为“情理上必然或必须如此”。作为法规性文件，恰恰在需要明确界定的关键之处，采用表示意愿的能愿动词“应当”，而不采用带强制性的副词如“必须”来限定，这就给人可执行可不执行的感觉。本人给它解释为，有觉悟的就执行，没觉悟的就别执行。　　正是这种靠“自觉革命”的要求，使一些人大胆冲破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羁绊，催生出一批“90后”副县长、副局长，催生出长治市副县级领导干部“神童扎堆”的热闹景象。　　《条例》第三章第十七条：“确定考察对象时，应当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既作重要依据，又不要简单地以票取人，这倒是辩证法的两点论，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可许多事情就坏在这种大而统之、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两点论上，难道就不能设置一个可供操作的“度”？比如民主推荐票数不达百分之几的，不能确定为考察对象。　　《条例》第七章第三十八条：“提拔担任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干部任前公示，是走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施民主监督的重要环节，是干部任用的法定程序。《条例》要求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既没有明确在什么样范围内公示，更没有明确采用何种方式公示。这就给“聪明人”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现实中，任前公示五花八门，有在当地媒体上向全体公民公示的，有用内部文件向机关干部公示的，也有用白纸打出公示名单加盖公章只在领导层公示的，还有的只在任职单位公示，有的干脆不予公示。某单位人事科长去组织部领取干部任前公示文件，却被强调告知：公示文件只在领导之间传阅，没有向下级传达的义务。　　在这种公示乱象下，有些被提拔的干部早就上任一年多了，辖区内多数党政干部却不知情，民主监督从何谈起。　　有一本《官员“天花板”困局》书，谈到党政机关后备干部问题，有下列议论：　　“据了解，地方党委组织部门都建立了后备干部名册，但真正由‘备’而‘用’的不足15%，80%以上的后备干部埋没在名册里。组织部门常常遇到尴尬事，当某个职位出缺时，按程序要进行民主推荐，但推出来的并非后备干部。前些年基层班子换届，又适逢机构改革，规定40岁不能进班子，有些人当了一二十年后备干部，结果因年龄问题被‘废’了，那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五十到了头，昨日之日不可留；四十没奔头，今日之日多烦忧。’一些优秀年轻干部自以为入了名册，‘有备无患’，但到头来耗尽了青春，泯灭了激情，组织上‘后备’了，个人的精神却‘疲惫’了。”　　文章对此问题给出了三个原因，笔者以为，那三个原因都是枝节，根本原因是《条例》本身就没规定后备干部必须使用和如何使用。整个《条例》涉及后备干部的，只在第二章“选拔任用条件”最后有一句话，“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既然是“一般”和“应当”，后备干部“备”而不“用”，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在中央《条例》之下，各地党委都制定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细则，不过，这些细则一般是以地方组织部门文件的形式出现的，有的连文件都没有，完全是口头约定，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干部选拔任用这等如此严肃重要的政治工作，没有严格周密精细的法条约束，基本上还是靠人治，就不可避免地留下大量寻租空间，引发许多乱象。　　干部提名是选拔任用的首要环节，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倘若在这个环节入不了围，那就没戏了。目前在干部提名上，决定权过分集中在少数几名领导手中。早些年，是党政两个“一把手”加上几个副书记，组成书记办公会，组织部长列席，几个头头在一起酝酿出结果后，上常委会表决通过。近些年实行常委负责制之后，提名权划分到各常委，本来是为了强化集体领导的作用，结果却闹出不少乱子。　　常委有了提名大权，在官位有限的情况下，就成了常委们之间的相互争夺和攀比。刘常委提名3个，赵常委也得提名3个，谁也不肯让步。袁常委分管宣传，贺常委分管的统战，你宣传口的干部就不能安排到我统战口上。人为设置壁垒，划割“势力范围”，这种恶劣状况被机关干部们称作“官帽分赃”。　　某地有个常委，本系统空出正县职位，属下并没有合适人选，但为了与其他常委攀比斗气，死死堵住外系统的人选，硬是把本系统一个刚提拔副县才一年的人提升为正县领导。一年拐弯连跳两级，速度比高铁还快，连被提拔干部本人做梦都不敢想。被提正县的那人姓白，有人就给他起了外号，叫“白得官”。　　用人如同儿戏，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在提名乱象下，干部选拔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作为管理干部的党委组织部门，无法正常实施干部的观察、发现、培育、考察、任用、监督等基本职能，所谓的组织部完全变成了“手续部”。　　被称为“五毒书记”的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提拔干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据当时丹江口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讲，张二江想提拔的人，通常示意组织部“考察一下”。但是，“有的干部考察一次不合格，考察两次不合格，他还坚持提拔”，“组织部只起到盖章的作用。”　　有位组织部长报怨说，选拔干部时，四面八方争相参与提名，许多干部是在众多常委推荐与交代后，按照领导们的意图考察一下，做做“内部平衡”工作完事。可一旦任用的干部出了问题，责任都怪到组织部身上。　　另一位组织部长在工作体会中讲道：有干部提名权的领导，一般吃不透干部情况，他们每日“公务”缠身，见不着基层领导和干部本人。基层主动去找领导，连找几次也不见，送上门的意见也不听。这就导致谁跑的快，跑得勤，领导见得多，听得多，就用谁。现在干部提名，有部门方案，有基层推荐，有领导交办，也有会上提名，谁能在小范围说上话，谁说得理由多，意见坚持得死，谁的干部就用得快，用得多，位置安排也就好。　　机关干部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在干部提名的激烈竞争中出线，就得有领导为你说话，而这个领导又必须能在主要领导跟前说上话。有句流行语叫：首先自己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　　当前干部选拔提名，完全不讲章法和程序，有决定权的领导个人因素过大，这就是“跑官要官”之风一浪高过一浪而屡禁不止的根源。　　再来看看民主测评。民主测评原本是保证选拔干部的群众基础，但由于缺乏科学精细的测评方案，正效应没有发挥出来，负作用反而跳出来作恶。一方面，为了赢得民主测评的高分，干部不敢大胆工作，不敢坚持原则，担心得罪同事和下属失掉选票。另一方面，拉票争票之风盛行。有个领导说，在民主测评中，如果被测评人票数差别不大，要想不用票多的人，你就得有充足理由。按票用人，不用承担责任，也不得罪同志。所谓“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这样就便宜了老好人和拉票的人，客观上助长了拉票之风。　　北大博士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对拉票现象有形象化的描述。　　“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冯军旗把这种测评称作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拉票之风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而且造成不良的经济政治后果。《中县干部》写道：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识人难，用人难，古今许多有识之士有这样的感叹。清代诗人顾嗣协写道：“骏马能历险，梨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人才如果不放在合适的位置，就无法发挥其作用。只有明察人才长短，把人才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才能使人和事配合得当，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益。　　如何准确识别干部素质和能力？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地方问题成堆，却捂着矛盾过日子，不敢捅马蜂窝，组织考察时被定为能力强的干部。因此，考察干部的能力强弱，就得注重考察干部是否敢于和善于处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棘手的问题。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实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看过去的基础，尔后看现在的成绩。有的地方过去基础很好，新上任的同志刚来没多久就捷报频传，这笔账究竟该算到谁头上？有的地方资源丰富，数字增长快，但却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所以光看GDP论功行赏不科学。　　如何看待班子团结？班子团结，是什么样的团结？有的是无原则的抱团，相互庇护，共同违纪。有的班子虽然有矛盾，却是正常的批评与监督，或者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平心而论，考察干部着实是个内容纷繁复杂的工作。说它是门学问，但又不是精确科学，不能用一加一等于二来简单计算。比如民主测评，就不能完全取决于票数。这一点，孔子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了。　　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认为，如果好人说这个人好，坏人也说这个人好，那这个人就成了“乡愿，德之贼也”。君子应该是这样的：好人说你好，而坏人说你不好。　　但如何才能“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这就需要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有人提出，鉴于集中考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全面、真实地了解和掌握干部的全部情况，可实行日常考察，一是看平时工作台账，学习笔记、工作日志、与本人交谈等。二是对年度内干部负责或主持的重要工作进行单项考察。三是考察干部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包括工作中人际关系，社交圈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反映等。日常考察肯定要比集中考察费时费力，但干部队伍建设是政权稳定的基石，是“为政之要”，党要管党，要管干部，有必要投入更多精力，研究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近两年，湖北武汉的电视问政、浙江温州的领导干部年终大考，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约谈干部，都是可贵的探索和创举。　　《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江苏改革干部考核机制，让工作实绩成为提拔依据》一文，报道了江苏省沭阳县“一考四评”干部考核方式，组织部门对619名乡科级副职干部上半年工作实绩进行了百分制量化考核，分为业务实绩考核、上级评价、同级互评、下级测评、两代表一委员评议。对考核成绩突出的32名副职干部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表扬；对成绩落后的18名副职干部及所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由县委组织部对落后人员进行提醒谈话。5名考核落后的副职干部被降职使用和交流。　　可见，再大的难题也不是没有解。　　2012年12月26日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说，选一个干部就是树一面旗帜。“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进”。笔者以为，选人用人确实有难度，就是工作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让每个干部都高兴，但要做到让多数干部“心不悦而诚服”。果能如此，便可为吏治清明铺平道路。　　中国改革的航船驶向何处，这是所有中国公民都在密切关注的事情。在目前各种利益格局业已形成的复杂局面下，改革的触角伸向哪里，都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处，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谓举步维艰。于是，有些专家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貌似公正合理”的改革思路。　　请看第六十三篇：妥协式改革。 2013-12-03 14:18:2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7楼第六十三篇：妥协式改革　　时下，面对财富分配不公、阶层分化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暴涨等日益突出的矛盾，部分精英们正自顾自地在书斋里策划着一种社会改革新策。我把它命名为“妥协式改革”。　　一篇谈论公车改革的文章，在要不要按官员级别给予货币补贴问题上，给大众提供了这样的改革思路：　　“公车改革研究了十多年，在国家层面始终推而不动，原因是改革不符合官员利益。而车改能够在某些地方启动，是因为补贴给官员们带来了实惠，而车改又的确节约了行政成本。这就意味着，在压缩公务交通费总额的前提下，给官员以车贴，可以推动公车改革，是车改的现实选择。　　“在中国，任何改革都不能只盯着完美的理儿，而是需要妥协的智慧。妥协承认现实，又推动改革。因为妥协，有时候我们赢得的似乎只有形式，而实惠没我们想象的多。但官员坐公车与没公车坐，看起来只有形式之别，其实形式的力量特别大。公仆坐公车，特别容易滋生官威，容易低看主人；没车坐了，拿着补贴，却未必还摆得成官架子。改掉某些老形式，也是大变革。”（《中国青年报》2012年8月杨于泽《用补贴赎买公务用车是现实选择》）　　为什么让纳税人妥协？原因是“改革不符合官员利益”、“官员不会高兴和答应”。诶，因为他们不高兴，老百姓就得退让妥协。这算什么逻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执政党的最高价值取向，你这种“妥协的智慧”不是偏离党的宗旨十万八千里么？　　官员没车坐，就摆不成官架子了？这是十足的痴人说梦。拿了高额补贴，为啥不能去买私家车坐，又不受排气量标准限制，想坐多高档多豪华谁能管得，这是现实的选择吗？　　妥协式改革以其独特创意在公知中比较流行，成为一种披着睿智外衣的时尚新论。中国科技大博导王全杰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接受央视新闻1+1电话采访时谈到，鉴于当前官员财产公示阻力很大，建议让部分干部公示——或从新提拔任命干部做起，或划分一个年龄线，多少岁以下干部公示，多少岁以上不公示。难为其良苦用心，沿用华夏折中调和之道这个老古董，不知能否换来官员和民众双方皆大欢喜。　　央视名嘴白岩松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之一。他在《妥协双赢》一文中，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各方妥协的平衡上：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的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我觉得公众的妥协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我们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然后完成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质变的那一瞬间。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现在很多事件、冲突，都是来自于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汇合了。”(《意林》2012年第20期)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是“妥协式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观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搞“清算”，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二是公示要从新提拔、新后备的“两新”干部开始。三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他说，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京华时报》2012年12月《建议“有条件的部分赦免”》）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经济学家张维迎了。他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其主要观点摘引如下：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　　专家就是专家，很善于创造性思维。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只有民众起来造反，还没听说过“官员造反”，而且要与社会“鱼死网破”！洪武年间，朱元璋以极其残酷的刑法和手段严惩贪官污吏，错杀的并不在少数，也没见官吏们起而造反。　　我们的大学者们真是一副菩萨心肠，担心反腐措施过于强硬，官员们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这真是读书读成呆子了，你们下到基层机关看看，时下官员消极怠工的还少吗？“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的许多政策法令，不是被棚架就是变调走形。　　其实官员们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胆子。举个例子：某地政府要求当地电视台台长，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的阵地和资源，每年向政府财政交纳3000万元的创收。台长感到吃不消，找政府讨价。政府主要领导让人给台长捎话，能干就干，干不了就换人。台长吃了一呛，只好把气咽回肚子里，虽然满腹牢骚，还是拼命干了一年，全额完成任务。　　张维迎还说，“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请问这位大学者，你在哪里看到老百姓同情贪官？你咋不到网上看看，老百姓把贪官的祖宗八代都骂进去了。抓起来的都是干事的，没抓起来的都是不干事的，你这样下结论也忒大胆了吧？一句话就抹杀了全国的反腐成就，而且还把这个结论强加在老百姓头上，做学问如此不严谨，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妥协试”改革的倡导者也知道老百姓不会同意他们的方案。李永忠说“目前老百姓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做法”。张维迎说，“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然后张维迎开出的方子是全民公决投票，“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呵呵，你划了个圈，让老百姓往里跳，如果不跳，大家就一块玩完。专家开始与百姓赌气啦。　　一面是赌气，一面还得劝导和抚慰。张维迎说：　　“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多少年来，专家们在制度设计时，从来不征询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也从来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如何，怎么突然之间，大师们放下高贵的身段做起普罗大众的工作了？原来，这不单是经济上的赎买，更重要的是为贪官们道德上赎买，要为贪官们撬开通往天堂的大门，祈求老百姓宽容和饶恕。　　可是阿拉伯谚语早有定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妥协试改革”要么是庸人的一厢情愿，要么是与贪官们上了同一条船，要么就是愚民式的宣教。　　这使我想起朋友讲得一个故事：小姜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合伙制企业打工，期间多次向老板争取个人权益，但他不是直截了当提要求，而是以帮老板出主意的方式，兜售他的治企方略。先是向老板建议改善职工住宿条件，说职工休息不好就不会好好工作；继而向老板建议提高工资待遇，不然职工干活出力不出效；尔后又提议增加劳保福利，以此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孩子三天两头为老板“出谋划策”，老板不但一条也没答应，而且把老板惹恼了，对他下了逐客令：你走人吧，我这小池子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如果既要改革又不想得罪权贵们，还要摆出一幅替权贵们着想的媚态，这种改革注定不会有出路。　　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的，赎买是一条路，比较现实的一条路，但是它不太公平。等于你承认他的既得利益，那么以后老用赎买的办法就危险了，不断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完了让你赎买，因为这个根本上不公平的。　　财经评论家叶檀指出，对权力的绥靖政策并不会换来利益阶层的退让，反而会固化寻租权力与寻租成本，既然以良知约束并不必然达成一个好的约束制度，那么，所谓赎买就是虚耗社会资源的代名词。仅靠既得利益者的恩赐，张教授的“柳岸花明又一村”大概永无实现的可能。(每日经济新闻)　　至此，想起电视剧《走向共和》里一个片段：武昌起义后，正在前线与起义军打仗的段祺瑞，在袁世凯授意下，突然带兵闯进清宫，对隆裕太后说，将士们在前方流血卖命，原来南北双方只是个体制之争（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老子不干了！　　广大农民、工人等基层百姓，听了专家学者变味的改革论调，也必将会说，我们天天辛苦劳作养活你们，你们不但不为我们做主，咋倒把我们的利益都出卖了呢？　　无论怎样改革，时政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政府体制的改革。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请看第六十四篇：政府的坐标。 2013-12-03 14:18:59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8楼第六十四篇：政府的坐标　　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就是如何确立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和职责。这个问题可谓宏大，能够写成一部专著。尺幅之篇里，只能就政府坐标在国家纵横轴上的位置，聊一些宏观问题。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为此奋斗了三十多年，取得今日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应当说，这一战略思想功不可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全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作为政府长期秉持和固守的为政方针，非但不妥，而且带来许多不良后果，最大问题是直接阻碍和影响了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的转型。　　2012年5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针对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政府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其实是政府转型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不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发展理念，就难以走上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不能代替一切，不能用‘增长是硬道理’来代替‘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不能用阶段性的经济增长掩盖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应当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贡献。但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在我看来，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增长主义的发展模式就很难满足这些需求，由此导致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很突出。所以说，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经济起飞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增长主义’具体表现为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样的增长方式虽然在推动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上很有效果，但是同时也给中长期的发展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大隐患。　　“当前的贫富差距已成为改革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过于关注增长而一定程度忽视收入分配密切相关。　　“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南方日报《政府的角色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各地党委和政府都整日在忙乎什么呢？抓CDP，抓招商，抓投资，抓土地资源开发，抓经济项目建设，将自己扮演成市场主体，越俎代庖，冲在经济建设第一线，却恰恰在自己本职岗位上缺少应有的作为。　　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干预经济生活，已经成为各地党委政府的常规目标任务和主要工作内容，这种非理性的经济推动方式，导致的资源破坏、资金浪费、环境生态恶化、市场规则扭曲等问题，各地都普遍存在。有的地方还高喊什么“逼民致富”。冯军旗《中县干部》对此也有典型的反映：　　“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被社会广为赞誉的山西省那位乡镇企业局“还债局长”胡丙申，1992年担任局长以后10年间，先后以个人名义帮19户农民担保借贷69万多元钱，用来帮助群众兴办乡镇企业。2001年胡丙申从局长岗位退下来后，为了替那11户农民还上24万多元的债务，他在大街上卖对联、卖鞭炮。他开理发店、开小商店，拉大车送货。他给人家割麦、打场、摘棉花。为了还债，他生活艰辛清苦，一顿饭一碗水、一棵葱、一个馍。 胡丙申整整走了10年还债路，直到2010年元旦，10年间他连本带利总共还了39万元。　　胡丙申的动人事迹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不失为这个年代十分难得的好干部、好官员。但是，我们要问，作为一名乡镇企业局局长，胡丙申为什么要替农户担保借钱呢？按当时乡镇企业局的职能，是对辖区乡镇企业进行规划、管理、统计、人才引进以及财务监管，当然也包括争取资金筹措，但这并不需要局长个人为农户担保借款。胡丙申的行为，从个人品德角度说，是执政为民的模范体现，但从角色定位上说，做了他本就不应该做的事。胡丙申个人的不幸遭遇，实质上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下的悲剧。　　二、无限政府还是有限政府。　　2012年，广东惠州公安部门从一群造假者手中，查获一万多本假证和7380个假公章。警方找来一块宽4米、长几十米的白布，7名警察花了3天时间，才将7000多枚假公章逐一盖完，红彤彤的假公章盖满了整块白布。（《社区》2012年第8期）　　仿造公章的造假者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有人提出了问题，7000多枚真公章究竟拥有多少项权力？权力膨胀的背后有多少幕后交易？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政府的权力之大，管理社会事务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世界范围内是少有的。从中央到基层，大大小小的官衙星罗棋布，编织成一个诺大的权力网络，每个执权点上都拥有不少份额的权力要素，以至造成权力自我扩张、权力滥用和谋私。且不说中国的权力层级之多之繁，光是那些临时议事机构就多如牛毛。　　《人民日报》2008年10月6日有篇相关报道：　　“为提高行政效率，沈阳市将对‘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大规模铲除，原有的87个经撤并后仅保留25个，清理铲除62个。　　“在沈阳，类似协调机构最多时竟达170余个，如此多头负责不形成‘九龙治水’的无序局面才怪。沈阳市这次下决心铲除番号林立的‘领导小组’，无疑是对这种乱象采取的一种‘堕胎’之举，但要从根本上消除‘领导小组’的危害，就需要消除其得以生存的土壤。　　“‘领导小组’泛滥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其一，‘领导小组’导致公权力失控。‘领导小组’常常是领导借行政命令启动其土政策的怪胎。比如，诸多地方保护行为便往往是以‘领导小组’名义面世的，结果‘领导’成了降旨的‘土皇帝’，‘协调’更成为弄权的代名词。其二，‘领导小组’成了‘乱作为’的‘司令部’。比如，一些地方搞创建卫生城市和各类评先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其间的乱处罚、乱摊派和乱收费行为，也往往由‘领导小组’亲自操刀。其三，‘领导小组’还是降低行政效率的元凶……”（《浑水摸“权”，领导小组乱干政》）　　“领导小组”泛滥成灾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找原因，也不是该文作者所讲“政府机构职能不清、权责重叠”，而是“政府万能”的执政理念和“无限政府”的行政体制在作祟。在“政府万能”的指导思想下，党委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又管不好的大量社会事务，整日疲于应付，到处救火，忙得焦头烂额，却又成效不彰。一方面，**在改革之初就指出的党政不分问题，非但没得到有效解决，时至今日愈发搅成了一锅粥。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NGO，这个在公共管理领域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由于过多地顾虑“社会稳定”而受到人为的压制。NGO作用无法发挥，公民社会无从建立，就只有党委政府唱独角戏了。　　网上流传小布什在捷克发表演讲的一段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无疑，约束政府的权力是时代的潮流。　　时下中国，无限责任政府造就了无限权力政府，无限权力政府组成了权力中国。 三、社会保障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　　《武汉晚报》报道，2012年10月23日，在重阳节这个老年人节日里，武汉一对老年夫妻竟相约赴死。虽然老婆婆临时“反悔”不曾自杀，但老爷爷不顾妻子苦劝，依然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身亡。　　目前不少老年人生活缺少温暖和关爱，包括来自家庭的和社会的，生存状况堪忧。中央电视台曾采访过北京一些老年人，面对镜头，一位老年妇女直言不讳地说，“不想活了。”现实中，部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凄凉，折射出我国养老事业欠账太多的尴尬。　　中国是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接近2亿大关的国家，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3%，而且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剧。目前的“中国式养老”处于一片僵局与混沌之中，既缺钱、缺人，也缺制度与责任。　　原则上说，民众交税给政府，目的在于换取政府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经济发展了，养老保险等民生问题上的投入不足，是挡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王文元的《和之风》一书指出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政策背景：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经济必须不断增长，不断刷新纪录，人均国民收入必须不断提高等等，那些真正有用的指标，如生活舒适度、幸福指数、环境、人际关系、心理充实度、民族自豪感、家庭和谐、生活目标、生活质量等，长期空缺，鲜有问津者。　　……全社会都在关心次要指标，而对主要指标置之不理，都关注没有意义的事情，把有意义的事情放置一边，这是一种畸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病态。”　　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转型的任务很重。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尽管GDP增长数字一年比一年让人眼花缭乱，但由于底子薄，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钱，来确保人人有份……从国家的软性可持续发展力来看，如果中国过早实施大包大揽的高福利政策，同时人们的文化、修养与品性，还远没有达到在享受高福利时仍然保持持续的创新力，则有可能形成养懒汉的制度。（参见高强《中国之谜》）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全民福利政策，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全都是挪威、瑞士等发达国家的专利，像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欠发达国家，也在搞全民福利。马来西亚的小、中、大学全部实行免费就读，看病就医也是免费，住院治疗只需交纳几十马币的手续费。在泰国，上医院就医，人称“30泰铢看百病”，无需再交纳任何费用。公民乘坐公交车（不带空调）和火车免费。　　2011年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名，美国15,064,816位列第一，中国6,988,470列第二。而泰国 318,850位列第30名，马来西亚 237,959位列第37名。马、泰两国经济总量与中国位差悬殊。单就人均GDP来说，2011年中国是5414，列世界第89名，马来西亚比中国好，9700列世界第65名，泰国则远不如中国，5394列世界第91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倒不如人家小国穷国做得好。不去努力也就罢了，反倒说如果中国过早实施大包大揽的高福利政策，由于国人的文化、修养与品性，则有可能形成养懒汉的制度。莫非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公民倒比中国公民更勤劳？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四、依法行政保障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天职。　　《检察日报》2012年10月10日有个案例报道：　　“辽宁省普兰店市‘英巍’良种猪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老高，养猪场前途一片大好，可修到他养猪场门口的高速公路，让他的幸福成了泡影。按规定，种猪场与高速公路最小距离为210米，否则种猪不得销售。可高速公路离老高的养猪场只有12米。由于当初公路的建设方在选址时未考虑对养猪场的影响，使本来正当的养猪场‘被不正当’了。养猪场建设在前，公路建设在后，显然，公路管理方起码应该按规定对老高进行赔偿。可该部门一直将老高当皮球踢，甚至辽宁25位人大代表的批评也无济于事。无奈的老高只好打起了官司，此案近日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按照农业部第7号令，种畜禽场要距离交通干线1000米以上。而高建局则辨称，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对养殖场的损害可以通过修建隔音墙等设施解决，而隔音墙已经修建。辽宁高建局还出示调研报告说，养猪场可以继续经营，无需搬迁。这个调研报告是很诡异的，其一，报告是辽宁畜牧兽医局发的，可在3个月前，这个部门发的意见与现在完全相反。当时认为此地已不宜从事饲养业，应该整体搬迁，可三个月后却变成了‘可以继续经营’，前后矛盾，是自打耳光，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会武术的青年，向一个不会武术的青年叫阵。武术青年摆开一个“乌龙摆尾”架式，让对手先进招。对方一不做二不休，上前辟里哗拉扇了他两耳光。武术青年疼得大叫：你他妈的，咋不按套路出拳？　　美国移民局对加入美国国籍的人，要考公民常识。其中一条是问：美国是法治国家吗？“法治国家”是什么意思？它的标准答案是：政府必须守法。　　中国的法制进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可政府部门有法不依甚至执法犯法的事屡见不鲜。2012年陕西省试行“劝富济贫”，调整利益分配，弥合贫富不均。有学者指出，陕西省的“劝富济贫”其实质并不在“劝”字上，而是动用公权力逼迫富人向公众捐钱。因为只有服从权力，企业才能生存，才能获得发展所需资源。政府这种做法是否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政府自身都不能以身作则，模范执行法律，何来社会公平公正？　　政府的天职就是通过依法行政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主要任务是设计和制造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以维护社会动态平衡，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博弈平台，调整解决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差别、收入差距、财富积累差距与就业机会差距，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持社会流动渠道的公平公正，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教育与职业发展的通道成功改变自己的命运。　　保障社会公平公正，首先政府必须做到依法行政。否则，一切恐怕都无从谈起。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府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绕不开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执政党的改革。许多人一提及这个问题，就抛出西方国家的多党执政，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其实，从中国国情出发看问题，多党执政很难说是灵丹妙药，并且也很不现实。同为华人国度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长期执政至今并取得不菲成就，就是很好的例证。问题的关键，是执政党如何强化自身建设和科学施政。　　请看第六十五篇：党如何管党。 2013-12-03 14:19:37 回复南和农民 积分：4236 [楼主] 69楼第六十五篇：党如何管党　　据有关资料讲，“党要管党”是**、**1962年底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重要论断，是从长期执政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　　中国有些事情很让人费解，难道世界上有不管自己团队建设的组织吗，难道世界上有不管自身建设的政党吗？　　党要管党，本身就不应当成为问题；党如何管党，才是我们应当严肃面对的问题。　　党如何管党，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对于中共这个在世界政党中党员数量最多、党组织规模最大、有着九十多年历史、长期领导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来说，实在算得上一门“尖端科学”。谈论这个问题，笔者深感力不从心。我这里只能就几个核心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和认识。　　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中共走过的九十多年历程，公正地说，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共领导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上突飞猛进，进入强国之林，功绩显赫。但由于长期致力于国家管理而对自身建设重视不足、管理不力，党自身逐渐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损害了党的自身健康，影响了执政能力和执政效力，而且反过来对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造成危害，蔓延成为许多社会问题。　　党如何管党，需要解决四个最突出问题。　　一是党内民主问题。　　目前，党在执政过程中，主要依赖于各级党组织的几个核心人物，即所谓“班子成员”，形成了一个党员中的贵族群体，把持着党务政务。为数众多的普通党员基本被边缘化，不仅没有决策参与权，也没有知情权、监督权、甚至选举权。　　举个简单的例子，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某地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找到当地组织部门，问本市参加“十八大”的代表选出来没有。组织部门回说，人选已定，名单已报省委。老党员很不高兴，质问代表是谁选的？谁定的？我是一个党员，正常参加社区支部生活，正常交纳党费，为什么我连知道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投上一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我难道连投票选代表的权力也没有？工作人员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这个案例很典型，充分说明在全国各级地方党组织中，党组织负责人根本没把广大普通党员当回事，普通党员仅是党组织花名册上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符号而已。　　作为普通党员，即便有幸被选为党代会代表，也不过是加在身上一个虚幻的光环。普通党员作为党代表，只是参加一下党代会，划划票而已。会议开过后的五年之内，就不需要你再露面了，什么参政议政压根谈不上。他们这样的代表，只起到代表名额中来自基层普通党员的比例数的点缀作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待遇相比，实在是可怜。故而有个别党代会的普通党员代表，提出要辞去前者而争当后者。　　由于党内民主的严重缺失，广大普通党员缺少荣誉感和政治热情，更谈不上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许多人甚至与党离心离德，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　　针对党内民主缺失问题，党建工作者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如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增强党的工作透明度和党员参与度。如实行党内直选，让各级组织的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同级党委委员及书记，并赋予全体党员监督罢免的权力；如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全委会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强化全委会在重要干部举荐、票决和在经济社会重大事项、重要制度、重大规划及项目安排等决策中的作用等等。　　这些改进措施不能说不起作用，但这又涉及到民主与集中“度”的问题。诚如笔者在第34篇中提到的，究竟哪些事情上需要民主，哪些事情上需要集中；决策过程中赋予多少民主，赋予多少集中；如何保证党内民主不流于形式，民主程序过多过繁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等，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探讨。　　二是执政方式问题。　　这是个老问题了。**是力倡党政分开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6年，他就提出这个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写到:“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然而26年过去了，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越走越远，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成为常态。各级地方党委不仅包揽了政府工作，而且包揽了政府职能以外一切社会管理事务，冲锋在经济主战场的第一线，插手市场经济，干预依法行政，直接管理社会，而偏偏放弃了自身建设。　　关于以党代政的弊端，汪洋在2007年发表在重庆《当代党员》杂志上《论党要管党的新思路新方法》的文章，很有见地，摘引其主要观点：　　“党委特别是‘一把手’，应该认识到，大包大揽不仅不利于增强党委的权威，反而会影响党委总揽全局作用的发挥。一些具体的事情管多了，党委特别是书记，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谋大事，更没有精力去研究党要管党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些提请常委会研究的事情，只是在会上过过程序，但有了这个程序，党委就可能成为一些具体矛盾的焦点，既不利于对具体问题的协调，也不利于执政党的形象。有些问题都在党委会上过，似乎是有权威，但这些问题在执行中，一旦遇到问题，党委就不能站在总揽全局的角度去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就没退路，而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一些万一考虑得不周到，你不能去协调，也影响到党委的形象。”　　中共的建党方略，基本上沿用了苏共的模式。苏共最明显的特征是党在国上、党国同构，由政党来缔造国家，政府是政党的工具。这种建党思想必然导致以党治国、以党代政。执政党如果不能超然于政府之上进行前瞻性的宏观领导，必然陷入大量繁杂的具体事务之中无法脱身，在各种矛盾纠葛之中作茧自缚。苏共的前车之鉴就是深刻的教训。　　同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是执政党，但也只是若干政党之一，并不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由政府掌握。行动党本身没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平行并列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公务员一般不能加入政党，各个单位、部门也没有党的组织，更没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党的工作主要是自身建设和争取选民，除了努力通过竞选保持执政地位外，行动党很少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形”的行动党虽然平淡无声，“无形”的行动党却无所不在。行动党作为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执政党，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由党的秘书长担任，副总理和部长则多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国会议员)或行动党其他议员担任。因此，党的理念可以通过担任政府要职的党员得到完全落实，政党的意志通过议会和政府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在基层各选区，基层党组织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参见《南风窗》吕元礼、黄卫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作揭密》）　　有人说，新加坡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当然不能照抄照搬，但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执政思路。 三是“孔龙症”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孙应帅一篇《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文章统计，截止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拥有党员数量达8026.9万名，占当年全国总人口13.71亿的5.85%，而在1949年建国时，党员数量是449万名，仅占当时5.42亿总人口数的0.83%，90年来党员数量增长了17倍之多。　　党的队伍无节制地扩张，质量把关已经形同虚设。个人加入组织掺杂了各式各样的个人欲望，而党组织吸纳新党员又附带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　　在党政机关，中共党员几近饱和，尤其是高层机关，几乎清一色中共党员。作为个人来说，倘若还没入党，就有被孤立的感觉，会主动向党组织积极靠拢，迫切要求解决党员身份。加入党组织已不再是因为信念，而是担心影响个人发展前程，把入党作为个人仕途升迁的敲门砖。而作为机关党组织，如果单位里还存在政治面貌上是“光板”的人，会主动向他发出邀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其拉入党内，尽快消灭这个“死角”。发给一张党票已经成为党政机关一种政治性福利。　　在农村，党员数量少，占村总人口比例低，入党是进入村“两委”组阁的跳板，是掌握执政权和话语权的途径，甚至是为个人和家族谋利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派系权力争夺的筹码。某村党支部有7名入党积极分子，镇党委只批给该村2名纳新指标。围绕7选2的问题，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副书记）展开激烈争夺。僵持不下，决定让7人抓阄。结果村主任的人选没一个抓到指标，当场就翻了脸。双方告到镇党委，镇党委一怒之下收回了指标，转送给了别的村子。　　在学校和部队，学生和士兵加入党组织成为谋生的手段。有权势的家长在儿女上中学时，就通过关系给儿女谋了个党员身份，期望升入大学后成为班干部、进入学生会，毕业后凭借党员身份，谋个理想的工作。　　士兵在服役期间尤其是退伍之前，人人都想弄张党票，捞取政治资本，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谈对象，都是比较优势。围绕着一张党票，行贿、受贿以至索贿的行为大行其道，竟至成为一些部队干部的敛财门路。某团组织股长开出价码，送5000元给退伍士兵开一封假的组织介绍信，后来东窗事发受到处理。　　党员数量猛增，队伍大肆扩张，究竟是值得欣喜还是值得忧虑？其实针对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就倍受质疑。　　早在2006年，有一篇《关于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适度控制党员总量问题的思考》调研文章，大胆指出“党员发展数量逐年高增长而不在总量上加以控制，对政党建设不一定是好事情，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该文列举了盲目扩充队伍对党的先进性和党组织管理带来的危害：　　“比例过大，党员先进性难以体现……在基层单位，如果党员数量超过了单位总人数的一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先进性就很难在该单位体现。因为先进性总是相对而言的，它只会在极少数人身上体现；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就不叫先进性了……高校发展的学生党员，进入人才流动市场后，如果没找到固定的工作，很多人就会变成‘口袋党员’。部队发展的义务兵党员，退伍后大都加入民工队伍，走南闯北，没有组织，更谈不上过正常的组织生活，长时间不交党费是常有的事；更有甚者，如果是预备党员，因为找不到组织，办‘转正’都十分困难。长此以往，这些游离于组织管理之外的党员党性就会慢慢淡化，自然就谈不上党员先进性的发挥了。　　“事实上，党员数量的增加与战斗力的增强不一定成正比。以苏共为例，党员２０万时，推翻了沙皇，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员２００万时，打败了法西斯，建立了强大的苏联；党员达２０００万时，却红旗落地，苏联解体。苏共政权其实是在党员数量膨胀期间失去的，令人深思。”（中国广州网，作者陶德友） 　　2008年，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大党治理方略研究》，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了同一问题。　　“美国管理学家保罗﹒托马斯关于组织发展‘逆向经济学’的论述，认为随着群体规模扩大，会出现交流不畅、无效率、出错、丧失创新性、异化、不负责任、怀疑和冲突等问题，造成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程序复杂、官僚主义等，即所谓的‘孔龙症’。苏共在解体前，也就是这种病症，当时苏共中高层已经严重脱离普通党员和民众，却保持着庞大的组织规模和党员数量，而实际上，这种规模和数量已经成为‘虚拟’而不是实体了。苏共、中国国民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党让位于规模远小于自己的政党，无不说明‘规模不效益’这一理论。这种情况下，党员与组织的关系，成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是一种‘机械团结’而不是‘有机团结’。”　　**曾经有个著名论断：“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长期以来，我们可能被这个论断误导了，以为只要保持党内高层不出问题，党就会安然无恙，从而放松甚至放弃对基层党员队伍的管理。《乾?文言》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居高位而没有庶民拥护，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四是“全民党”和“精英党”问题。　　中共现有党员人数已达8000多万，如不加以控制，按现在党员年增长数发展下去，很快就会过亿。严峻的现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是要建立一个“精英党”？还是要建立一个“全民党”？　　中共是个严密型的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松散型政党。中共具有明确的纲领、系统的章程、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程序和严肃的纪律约束，党组织的每一分子都要求具有先锋队的品质。而时下，中共已成为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比拟的“超大规模”的政党，党员数目相当于西方一个中等规模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这势必使党本身的管理、教育、团结工作越来越繁重，如何克服各种思潮影响而保证意志统一？如何克服组织涣散保证团结凝聚？如何克服利益多元保证目标一致？为数众多的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基本丧失战斗力，党的组织、宣传、动员功能严重弱化，分散于各个社会组织中的广大党员在管理上鞭长莫及，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不交纳党费等等，都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纵观我们8000多万的党员队伍，凭心而论，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可能不及十之一二。用党员标准来认真衡量，恐怕多数党员不是合格党员，何以能称得上“先锋队”？时下，许多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有些党员甚至不如普通群众，更不说一部分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走向党的反面，甚至成为党的敌人。这种情况下，党的先进性从何谈起？　　“吐故纳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重要建党思想，只有经常性地“吐故纳新”，才能不断保持党组织的朝气活力，才能与时俱进。但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重“纳新”轻“吐故”，甚至只“纳新”不“吐故”。被“吐故”的党员基本只有两个出口——触犯党纪国法被清除出队伍，自然死亡在党员数据库中被注销。而大量不合格党员因够不上党纪处分条款得不到清理，还有不少长期未办理组织关系、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或者移居海外多年早已脱离组织的党员，仍然留在党组织内，造成党员队伍质量低下、鱼龙混杂、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恶劣局面。　　共产主义先驱列宁历来主张马列主义政党必须由无产阶级的精英分子组成。列宁多次强调，“党的组织绝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 “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为保证党员队伍质量，俄共（布）采取了多种方式清党。从1919年到列宁去世，除了平时淘汰以外，俄共（布）进行了两次集中清党。第一次是1919年，根据八大决议重新登记党员，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第二次是1921年，根据十大决议进行清党，清除了17万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1/4。（参见苏州市委党校王炎炯《列宁对保持执政党党员先进性的探索》）　　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契尔年科时期，苏共进入追求数量、忽视质量阶段，规模急速膨胀，入党门槛越来越低，对候选人的考察越来越形式化，许多人把入党作为个人升迁、牟取利益的跳板。1961年，为了进一步扩充党的队伍，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概念，规定苏共大门向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任何苏联公民敞开，同时，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大门也关闭了。党员数量由1961年的920万，到1981年发展到1740万，20年间翻了一番。苏共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党的上层组织中少数高级干部日益官僚化，脱离基层党员和群众，已是空中楼阁。而人数众多的底层党员对党自身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冷漠不关心。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党内思想混乱，党的组织威信基本丧失，加剧了党员的离心倾向，出现退党潮，终于导致苏共的全面溃散。（项佐涛《苏共党员数量的变化与其执政能力的关系探析》）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共目前的现状几乎就是苏共昨天的翻板，这实在是可怕的事情。8000万的队伍，平均每1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名党员，庞大的数量已经无法保持党的先进性，“清党”瘦身，无疑是党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思路：　　1、修改并细化《党章》中党员标准使之更加严格并赋有可操作性，如规定“一个月内未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或未交纳党费的党员，即自行脱党”，“一年之内未做出能够证明其发挥了模范表率作用的党员，组织上将其劝退”，“凡触犯党纪国法的党员一经查实即开除出党”等条款，以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2、扎紧入口，大幅度压缩新党员发展计划，修订更加细致的考察锻炼程序，总量控制发展数量，以质量求生存。　　3、放开出口，允许党员根据自身工作变动（如退休、失业）、环境变化（如移居海外）、身体健康状况不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党员自愿退党。对于曾经为党做过突出贡献、但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不能继续为党工作的老党员，命名为“荣誉党员”，停止党籍，退出组织。　　在严格控制数量，确保党员质量的基础上，党的队伍由一群忠实于党的事业的精英分子所组成，任命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岗位上，作为党的执政基础。　　68年前，当中共还是个朝气逢勃的年轻政党时，黄炎培与毛zd就谈论过历史兴亡的周期率。68年后的今天，中共能否真正跳出这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毛zd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时刻在关注着。　　未来永远在想象之外。我们不是圣人，也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只愿我们的祖国发展、稳定、繁荣、强盛，我们的人民富足、安康、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