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关系的流动党员管理模式

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PPT课件

流动党员管理是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难点。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必然要求。探索新时代流动党员教育服务管理的创新机制，需要对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的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社会因“地”派生的社会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的党员管理模式的局限与挑战

流动党员管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在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流动党员队伍。大量党员在外经商、务工、从事业务工作，与原有党组织失去联系，这对基于“单位组织隶属关系”管理党员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对外出流动党员管理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1994年，中央组织部制定《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为厘清流动党员的组织关系提供了基本规范。2006年，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坚持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构建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有机衔接的流动党员管理机制”。但多年实践证明，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的流动党员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新要求。

一是模式单一，难以摸清外出流动党员的底数。在实践中，许多流入地党组织主要是基于公安流动人口的排查数据对党员身份进行筛查，事实上存在“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题。例如，2021年，北京市某区组织部统计的辖区流动党员数量仅500多人，但实际上有大量外出流动党员并不在公安流动人口管理数据库的统计范围内。据山东省某市驻京办统计，仅该市在此区的流动党员就不下200人。可见，流入地和流出地对流动党员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异。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的外出流动党员管理模式，客观上无法获得准确的流动党员数据。加之流动党员群体分布范围广、涉及行业多、流动性强，有的党性意识不强、自我约束力弱，个别甚至故意隐瞒党员身份，成为“隐形党员”“口袋党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流动党员趋向“流失”，难以纳入组织制度化管理。

二是流入地党组织的属地任务繁重，难以真正履行好共同管理责任。在现行体制下，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强调的是属地化管理模式，现有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主要基于属地来实施考核、评价和督查，有着明确的属地责任。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在流入地党组织的任务优先排序中难以被列入重要选项，使得许多属地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管理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开展有效的组织活动。

三是流入地党组织对外出流动党员的地域性认识不足，难以为流动党员提供针对性服务。从调查研究来看，流入地和流出地党组织对外出流动党员的内涵、作用和价值的理解完全不同。从流出地党组织来看，大部分流动党员是基于乡缘地缘关系流入到异地的党员，有着明确的地域属性和同乡属性，需要以个性化服务来组织、凝聚流动党员。而在流入地党组织看来，流动党员主要是同志关系，无法从地域和乡缘关系的角度认识流动党员，更无法实施基于地域认同的组织活动。长期以来，各地的探索往往侧重于流入地和流出地党组织的管理职责，对驻外办事机构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加之流动党员长期远离流出地党组织，难以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导致流动党员群体缺乏组织归属感，无法充分发挥外出党员服务家乡建设的重要作用。

二、基于地域联结流动党员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监督，包括组织关系管理、流动党员管理等，要加以改进完善。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健全制度，有力执行，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29页）2018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规定：“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第七章明确“流动党员管理”，强化了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的共管责任。相关党内法规的修改，进一步压实了流出地党组织的责任，为探索新时代流动党员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指引。近年来，部分省市积极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有效途径，逐步探索出以流出地党组织为主，以驻外办事机构为平台的流动党员管理新模式，为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