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领导，在如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适应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形势，实现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务之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抗战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就表明这个统一战线有着极大的广泛性，也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领导权之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方针提出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全党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全民族抗战即将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醒全党：“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62页）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同志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取得抗战领导权问题。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同志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即蒋介石）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张闻天同志在报告中也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49页）明确提出党必须在抗战中掌握领导权。

　　这年11月，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回国后，教条式地对待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一些欧洲国家共产党建立人民阵线的经验，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提出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实际上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由于王明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和他个人的主张糅合在一起，一时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实证明，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就等于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这就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都特地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在全会所作的总结中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张闻天同志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也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这就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这次全会纠正了党内一段时间存在的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右倾错误，从此，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抗战领导权成为全党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