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目录奋斗故事8则 2在延安农村插队那七年 2要有干一番事业的干劲 4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 6习主席过五关 6干活卖力、能吃苦 7爱看书影响农家孩子 8先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 9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 11廉洁故事5则 12上任亮相，不坐专车搭便车 12低调律己，婚宴只办一桌 12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13轻车简从考察，细节之处见作风 14同呼吸才能心相印 14务实故事10则 15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的 16舍弃一时经济利益 毅然决定支持保护遗址 17如实上报解决人民实际困难 18到最深基层得到最确实民情 19“扯开嗓门喊人才” 20是得罪干部还是得罪群众 21我也是来学习的 22没抬腿就怕摔跟头，什么事也干不成 24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 25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不能走马观花 26奋斗故事8则在延安农村插队那七年9岁那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习仲勋遭受政治迫害，开始了长达16年被审查、关押、批斗、下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不甘忍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作为“黑帮”家属被揪出，差一点进少管所。1968年底，毛zd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北京掀起上山下乡运动，报名参加。乘火车、转汽车，差不多一天时间，凤凰网特派员从陕西富平来到延川县梁家河。1969年1月，不到16岁的，乘坐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一天一夜后到达铜川，换乘大卡车到延安，再转车到延川县文安驿，最后步行10里山路，到达梁家河。一待，就是7年。不少梁家河村民记得，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个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去往梁家河的路上，司机指着路边的庄稼地对凤凰网特派员说，“这些坝地就是当年打下的。”陕北农村耕地贫乏，为了得到更多农田，每年都要拦河打坝。“打坝是对梁家河最大的贡献之一”，梁家河村民石玉兴说“干活卖力，能吃苦”。除了打坝，还要开荒、挑粪、收麦、放羊，一年到头，几乎每天劳作。梁家河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旁边墙上有一幅宣传画，以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两边写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1974年，从《人民日报》了解到四川建沼气的经验，主动向县里提出在梁家河试验。同年7月，带领社员打出全省第一口沼气。这一经验在全延川县推广，因此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知青。住过的窑洞就在这口沼气旁边，院门紧锁。据村民透露，没有县里、镇里同意，外人无法参观窑洞。9月4日下午，凤凰网特派员与一个外地官员参访团一起进入院子，看到了窑洞外观。窑洞上有五角星，并有“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字样。据参观过窑洞的梁家河村民石先生介绍，窑洞里有睡过的土炕、当时的照片、用过的锄头、吃饭的碗、以及当大队书记时用的扩音器。1970年队里建成这排窑洞，与其他5个知青住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一共住了5年。梁家河年轻人常去他的窑洞，借书，听他讲外面的事。武辉就是当时常去窑洞的梁家河青年。在那里，武辉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他告诉凤凰网，几个知青中，他跟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在梁家河入团、入党、当选村支书，过程曲折。那时，他的父亲正被关押。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到底能不能入党”，梁家河人、后任延川县交警队副大队长的王宪平告诉凤凰网。入党问题最终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决定。1974年1月，入党。凭借在梁家河村民中的威信很快当选大队支书，“那时候的大队书记，不是你厉害就能当，都是干出来的，带头上山劳动，还要比别人干活重。”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主任赵文忠说。赵文忠的母亲曾在那个年代当过支书。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入读清华大学。而早在1973年，由于“家庭”原因，被迟群、谢静宜掌管的清华大学拒之门外。那一年，除了，其余一起来梁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在《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一文中，写道“那是一段非常孤独的时期”。但这之后，原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对凤凰网说，“下定决心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村里做点事”。“以那时的年纪，生活上要自立，语言上要交流，劳动上要吃苦”，武辉认为，毛zd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在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能走到今天并不奇怪，踏踏实实做事，从小没有靠他父亲，靠自己走自己的路。”要有干一番事业的干劲在座谈会上说，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必须有。谈到自己当年在正定县的工作经历，说，“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1982年的正定，尚未摆脱以粮为纲的“左”的束缚，戴着“高产穷县”的帽子，全县53万亩土地，每年需上缴7600万斤粮食。正定农民顶着“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帽子，偷偷去外地黑市购买口粮。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很痛心，觉得不合理，要实事求是，便与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从地委到省里到国务院逐级反映这一问题。第二年，国务院给正定减少了2800万斤征购指标，农民有了喘息的机会，逐渐走出单一生产的路子，开始种植棉花、蔬菜等多种作物。这无异于一场农业的“产业革命”，打破了上茬小麦、下茬玉米的单一种植模式。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也开始刮目相看。正定县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滹沱河与老磁河流经正定，有14万亩的河滩地，常年撂荒，被一些农民偷偷用来垦荒种粮，在看来不但效益不高，还破坏了植被。推动下放了这部分河滩地，以林还林，发展林果业，既富了农民又保护了生态。在何玉看来，在过去正定干部思维中，没有人能想到这么做。为了让农民富裕起来，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根据正定县区位条件，依托石家庄，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在滹沱河南岸五个乡搞试点，后来这五个乡成为正定最富裕的地方，如今划归石家庄市，当年的乡镇企业正朝着集团化方向发展。发展经济，人才第一。而培养正定本地人才需要时间，想到的是向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借智。为了吸引这些人，亲自写信。这样的信件发出了一百多封，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眼科专家张晓楼在内的55位各领域专家，被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打动，来到正定，成为顾问。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当地司机将凤凰网特派员带入梁家河。一下车，特派员首先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墙上有一幅宣传画，正是以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两边写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1974年1月，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派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1974年7月，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的第一口沼气池产气点火，这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这项经验后来在延川全县推广，解决了农民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直至今日，梁家河仍有村民在使用沼气。习主席过五关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时，讲述自己当年插队的经历，说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说被跳蚤整得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为了治住跳蚤，只得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硬抗了三年没事了。有一年弟弟习远平去梁家河看他，还特意叮嘱弟弟不要告诉母亲。干活卖力、能吃苦梁玉明儿子印象最深的就是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巩政荣记得，大冬天在厚厚的冰面上，穿着雨鞋去打坝。梁家河人、后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副队长的王宪平回忆，“以前大家都在支沟里打坝，不敢在正沟里打，怕雨水把坝冲垮，就敢带领大家在正沟里打坝，进而为梁家河建了更多良田”。时任梁家河一队队长的石玉兴老人告诉凤凰网，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娃娃干活并不行，不习惯山地，爬一个山峁峁就累得不行。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经过家人劝说，逃回北京的很快又回到了陕北，此后一直呆到1975年。打坝、挑粪、修路、上山开荒、收庄稼，什么都干，当上大队支书后，更是带头干重活。“做村里的领导不容易，都是靠自己干活得来的”，巩政荣告诉凤凰网，干活卖力、能吃苦，男女老少无形中就尊敬他了。2003年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爱看书影响农家孩子北京知识青年到梁家河这个偏僻的山村，对社员来说是头一次。巩政荣比小6岁，第一次见到这些北京来的人，想都不敢想，“人家毕竟是知识青年，一个高干的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样，还到农村来干活”？给巩政荣剃过头，教他学“蛤蟆式”泳姿（蛙泳）。巩政荣弟兄8个，家里条件不好，还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他，“虽然有些破，但对我来说是好鞋”。1975年，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队里几个同龄人去送他，巩政荣那时上初中，在路边打扫卫生勤工俭学，看到他就停下来，拍拍他的肩膀，叫着他的小名“容辉，好好学习”。尽管巩政荣家祖祖辈辈在梁家河种地，他却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巩政荣后来在家里还发现一本赠给他哥哥的书，书上写着一首小诗：暴风雨中见雄鹰，暮色苍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试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石玉兴老人印象里，话不多，农闲时，就拿着书看。带了一箱子书，队里的年轻人就喜欢聚到他的窑洞，听他讲外面的事情，找他借书。武辉比小一岁，没事就跑到他的窑洞去，在那里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一开始不敢跟他们借书，就跑到他们窑洞里看，后来越来越熟，他们就说你拿去，拿到家里去看”。武辉告诉凤凰网，几个知青中，他跟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先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9月6日，延川县下起了大雨，武辉在家里向凤凰网讲述了在梁家河不为人知的坎坷。1971年，武辉去教书，王宪平调到关庄公社任团委书记，与一起来的大多知青也都参军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继续劳动，此时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北京卫戍军区被监护。“他那时候也孤独，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你想都想不到，没有文化生活，一天到晚就是干活，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就是看些书，坐一块聊天。”武辉说，也就是这个时期，他与的接触开始多起来，谈古今中外，也聊当地风俗。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武辉和他一起去县里考试，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和背景就很关键，要根正苗红。为此，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那一年，武辉也没上成大学，回来后一直灰心丧气，两三个月才缓过来，“因为受他们（知青）的影响，很想出去的，想学习，到外面去看看。我们生下来就在那个山沟沟里，小车都没见过，天空偶然看见飞机，高兴得不行”。武辉觉着，当时也很失落，但他不说，“他很少说自己痛苦的事，他心里有啥事就不多说话，有了委屈也不说，我们一块很少有痛苦的时候”。武辉告诉凤凰网，也是从那时候起，下了决心，要留下好好干。已年届八旬的高明池在病床上也向凤凰网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娃娃，上进心大，决心大，头一回受那么大打击，决定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地方做出成绩”。因为家庭背景，入团、入党、当上村支书，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到底能不能入党。”王宪平说。先后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认为他没有划清界限。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追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1974年1月，终于入党，并很快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年纪，生活上要自立，语言上要交流，劳动上要吃苦”，武辉认为毛zx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这句话，在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1975年，清华大学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其中延川县有一个。三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延川县委也推荐他上清华。此时的因为建沼气已经是延安地区的先进知青，地区顺利通过，但清华招生办的人却不敢做主，请示校领导。恰巧那时正刮所谓“右倾翻案风”，迟群、谢静宜都不在清华，清华当时的负责人刘冰做主说可以来。此时，父亲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厂里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如愿走进清华。廉洁故事5则上任亮相，不坐专车搭便车1999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福安市康厝乡东山畲村调研1985年6月，从河北正定调任厦门，第一站先到福州。当时负责接机、后来调往厦门工作的苏永卯回忆说：“同志在福州停留期间，在住宿、伙食等方面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一算照顾的是，上了些北方口味的馒头、面条。后来他到厦门去报到，组织上本来安排派车送，但他没有答应，而是自己搭便车去。”“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仅办公室是用原来老书记的，而且公务车和司机也都是老书记留下来的。不像一些领导干部，新官上任，办公室和车都要换新的。”时任宁德地委委员、统战部长姚智梅回忆。低调律己，婚宴只办一桌正人先正己。带头践行，下乡吃食堂，交伙食费。时任宁德电视新闻宣传站副站长、现任宁德电视台台长邢常葆曾多次跟随下乡采访，20多年过去，他对一个细节仍记忆犹新。“有一次，到蕉城区虎贝乡调研，在乡政府食堂用餐，同志交代秘书餐后要交1.5元的伙食费，但那位乡长不要。吃完饭后回到车上，问秘书伙食费交了没有，秘书回答没有，被说了一顿。他赶紧跑回去交伙食费，拿收条。”关于作风建设，《福建日报》呈现了颇多细节。但，最具有传播性的无疑还是这条——1987年，与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家里没什么准备，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曾与共事的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金水回忆。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在正定的3年多时间里，睡在办公室。他的床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一条打满补丁的旧褥子。而在吃饭问题上，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说，“吃大锅饭好”。一是可以边吃边聊，相互交流；二是可以互相监督，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三是可以边吃边谈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上级来人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荞麦面饸饹。“这就是常说的‘正定宴’”。客人要是喝酒，那就上正定当地产的醉八仙、常山香。而出行方面，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这种生活工作的思路从正定延续至今，2013年，他出现在庆丰包子铺，就可看出其传承脉络。轻车简从考察，细节之处见作风2012年12月，在广州考察时，全程基本没有封路清道，车队与私家车并行；只住普通商务间,不摆放新物品；吃的是六菜一汤的自助餐，用餐只花20分钟；召开会议时，会场没有摆鲜花。同呼吸才能心相印1982年仲春时节，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正定县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央机关干部—— 刚开始，当地干部群众对这个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县委副书记将信将疑。然而，顾虑很快就打消了。“朴实低调、亲和务实”—— 回想当年留给正定干部群众的印象，时任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的王志敏回忆说。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背一个军用挎包，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院子里圪蹴着吃饭聊天，与当地百姓拉家常、问寒暖，不讲排场、没有架子，这位年轻的县委领导很快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近平同志来正定工作，没有迎送之仪。当时县委安排了一间平房作为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回忆当年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橱、一把椅子、几个方凳，两个条凳支一块木板就是床，床上铺一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究竟有多少补丁，谁也没有肯定答案。”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干事说，他爱人曾帮近平同志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当时我们吃饭就在食堂外的大树下，大家买了饭围坐在一起吃，没有凳子就圪蹴着吃。‘圪蹴’是方言，就是蹲着。”时任正定县长的程宝怀回忆说，近平同志来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还总结这样吃饭的几个好处：一是边吃边聊，跟开座谈会差不多，二是可以互相监督，三是可以不搞特殊。不搞特殊，是一贯坚持的一个原则。当时县委大院只有一个食堂，按点开饭，排队购买，过时不候，无论当县委副书记还是担任县委书记，从不开小灶，有时开会晚了，就来两个凉馒头，加一块卤豆腐。务实故事10则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的乡村，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生中都曾具有的经历和烙印。总书记，在1969-1975年，曾在陕西梁家河大队当过6年知青，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麦子一扛就是200斤；**也在1974-1976年间在安徽省凤阳县当过知青；张德江当知青的时间则是1968-1970年；刘云山是在1968-1969年间，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苏卜盖公社劳动锻炼；王岐山也在陕西省延安县当过3年知青；张高丽则是“农民出身，种过地、犁过田”。因此，对基层、对乡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可以说有天然的感情。正因此，他们率先实践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强调的工作方法：“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直接到群众中去听意见”。“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的。”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和干部群众座谈的开门见山地说道。这座村庄曾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在焦裕禄和工作队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几十年后，终于摆脱了风沙的肆虐，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我提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教育实践活动一抓到底，不要一阵风；二是希望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三是希望中央多想办法让农民的钱袋子进一步鼓起来。”曾和焦裕禄一起治沙的老党员雷中江老人说。在这场小型座谈会上，基层干部群众畅所欲言，总书记则不时插话，与他们交流。此前，在对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的考察中，总书记更是一连串提出“审批项目集中办，形式怎么样”“一站式做到了吗”“服务中心实际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便民了”等问题。舍弃一时经济利益 毅然决定支持保护遗址从福建三明市区驱车约30公里，到达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西北，空旷的平地之间，一座金字塔形状的孤峰傲然耸立，这便是万寿岩了。这座石灰岩体中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溶洞。正是在这些溶洞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远古人类制作的石制工具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使得万寿岩身价倍增。然而，这个号称“南方周口店”的史前遗址，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由于万寿岩岩石中含有炼钢工艺所必需的一种矿石，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岩前村民担心矿山的开采会影响遗址保护，于是推选出村里五位离退休老师奔走呼吁。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他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决定由省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三钢马上落实，以大局为重，全面停止了在万寿岩的爆破开采，异地选定了新的采矿点，而用别处的矿石，每吨成本要高出15元。“矿石易找，文物难求。当年领导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毅然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的。”曾为万寿岩奔走呼吁的老师王远林感叹。如实上报解决人民实际困难当时正定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并主动请缨，处理此事。当时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考虑到刚到正定工作，不愿意让他出面，怕对他造成不好影响。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吕玉兰一起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到最深基层得到最确实民情据《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站长陈强回忆，1988年春，35岁的从经济特区厦门调到贫困地区宁德当地委书记，刚上任就下基层搞调研。当时陈强在福建日报社宁德记者站工作，随跑遍了闽东９个县。他每到一个县，总是利用晚上时间研读县志，了解当地人文历史。下乡时，他经常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进村入户和农民交谈。有一次，在饭桌上聊起在陕北插队的情形，陈强和饭桌上的其他干部“才知道原来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农民’，第一个‘官衔’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难怪他和农民兄弟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下党乡，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之一。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带领地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崎岖山路上跋涉2个多小时，深入到乡政府所在地。回程仍要步行10多公里，路险坡陡，且荆棘杂草丛生，一行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苇秆劈除。直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才回到寿宁城关。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扯开嗓门喊人才”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签章颁发的“率先致富奖”证书相关报道还穿插了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比如正定流传最广的“扯开嗓门喊人才”。武宝信是石家庄机床附件厂的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出“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等医用化妆品，已畅销全国。然而，厂领导对他有不同看法。武宝信了解到正定县重视人才，便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知道后，立即决定把他吸引到正定。那是1983年年初，在忙完一天工作后，他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石家庄市桥东谈固小区。一个小区几十栋楼，他们找了一栋又一栋，问了一家又一家，但没有人知道武宝信住在哪里。已经晚上10点多了，同志竟扯开嗓门在小区楼下大声喊了起来：“武宝信！武宝信！……”宏厚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回荡。武宝信在家里听到后赶紧跑了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茶热语灼，赤诚相见，一直谈到天色将白。武宝信当场答应了的邀请，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为正定赢来30多万元利润。是得罪干部还是得罪群众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地区部分干部违规营建私房现象突出，“全区处级和科级干部建私房的分别占同级干部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违纪违法建私房，侵占了良田耕地，占有了当时国家专用“三材”（钢材、木材、水泥）指标；一些人建了私房还占住公房，甚至买地卖地、建房卖房，搞“地倒”、“房倒”，从中牟取暴利。对此，宁德地委态度毫不含糊：全面清查！清房工作开始后，遇到了各种阻力和困难。有人劝说地委领导：全区建房干部多，相当部分是科处级干部，人际关系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大，有风险，还是暂时不抓为好。面对非议，不为所动：“我就不信，各级党委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会有办不成的事！”“在地委工作会上，同志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存在的畏难情绪，并表明坚定态度：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作为省报常驻宁德记者的陈强，也见识过铁腕的一面——对于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他敢于一抓到底。在宁德当第一把手期间，他清查了两千多名干部违规私建住宅，深得百姓好评。1990年春，即将卸任宁德地委书记的到闽东各县和干部群众道别。时任《福建日报》驻宁德记者、现《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站长陈强作为随行记者，在周宁县九龙祭瀑布前用自带的理光相机为时年37岁的拍下了一张穿中山装的照片。据陈强回忆，待人随和，时常面带微笑。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拍了拍陈强的肩膀说：“小陈，今年多大了？”陈强腼腆地回答：“22岁”。他笑了笑说：“当儿童团长正合适！真羡慕你这么年轻啊！”离别闽东前夕，陈强再次随他下乡，在周宁县九龙漈瀑布考察时，他亲切地招呼：“小陈，我们共事两年了，来一起合个影留念！”后来，升任福建省省长。在他的提议下，福建省政府建立了新闻通气会制度，每个季度举行一次，听取中央媒体驻闽记者和省内主流媒体负责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那时，陈强已调到中国青年报社福建记者站工作，又有机会在新闻“季谈会”上和面对面交流。说，记者经常在基层跑，通过记者的反馈，可以了解到更多真实的情况。我也是来学习的“我之所以选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3月18日，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焦裕禄精神”，是此次下乡一以贯之的“红线”。在看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的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仅让少年时代的他“受到深深震撼”，更让他“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即使数十年后，也依然“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焦裕禄式的干部，是心中的好干部。而群众路线教育，正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活动。因此，在几位常委的“下乡”中，对理想信念的重视都放在第一位，带着明确的“务虚”色彩。到兰考调研考察的，甫一下车，就直奔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在那里，他对偶遇的另一队学员说：“我也是来学习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到福建上杭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张德江首先瞻仰了古田会议会址、古田会议纪念馆、毛zd才溪乡调查旧址等地，重温革命优良传统；刘云山作为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反复强调作风与思想觉悟的关系；王岐山到达山东蒙阴县后，则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向烈士和革命传统致敬。作为中央纪委书记的他，此次“下乡”中强调得更多的是党建与作风建设。即使是“务虚”，几位常委的落脚点也都落在“实处”。强调焦裕禄“时刻不忘群众、坚持为民服务”精神的，就于3月17日来到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考察这些窗口单位是否真正“为民服务”。对窗口单位的考察，也成为此次七常委下乡的一大共同点——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都考察了所在联系点的一些窗口服务单位。没抬腿就怕摔跟头，什么事也干不成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以按手印的方式首创“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首次正式确立包产到户责任制。去正定时，河北省尚未启动，正定县老干部相当谨慎，认为省里没有文件不能搞。看到这是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偷偷派三个干部到安徽凤阳了解情况。回来后，白天调查了解农民的想法，晚上召集几个人放开讨论。在的推动下，县委反复讨论研究，决定在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乡做试点。一年后，该乡人均年收入由过去的200元增加到400元。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在何玉看来，虽然年轻，但看准的事敢于担当，“只要富民，老百姓欢迎的事情，领导应该担当，但当时那个担惊受怕啊……”在发展商品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但他也强调“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意在实践中摸索和把握商品生产的规律性，尊重规律，因势利导”。概括说就是，“敢”字当头，步子稳妥，尊重规律。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他指出，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创新事业，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的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他还提出，县委、县政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1983年8月，在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直指当时正定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能适应新形势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次会议上，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有的单位的领导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保证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软任务，经济建设是硬任务，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没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这篇讲话中，还直指一些党员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为人民服务思想淡薄、缺乏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坚持派性不搞团结、组织纪律涣散、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思想腐化等问题。有些人认为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等问题具有社会性、普遍性，因此不以为然。明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要克服。正定县里双店村一户老党员家大门上贴有一张“党员带头联系群众”的牌子。摄影：陈芳指出，“上述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他严重地腐蚀着党的肌体、破坏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影响着党的战斗力，损害着党的威信”。“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还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呢？”因此，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非下力气抓好不可。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遇事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敢于负责。要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同年12月，正定县委发布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其中提到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不能走马观花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提到，“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那时县里只有一辆吉普车，除非紧急工作，否则不会用，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就去下乡了。1982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时，曾推动创建干部联系社员户制度，全县870多名干部与4300多个联系户建立了联系。1983年7月，任县委书记。同年12月，县委下发42号文件，就改进领导工作作风制定“六项规定”，在反对官衙作风的规定中强调，“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实现新的突破，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84年3月，在给四机关领导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调研，不允许弄虚作假。1984年农历腊月24，去北早现乡小客村召开座谈会，事先不通知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而是站在村口，见一个招呼一个，就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真实声音。1984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尊老敬贤为政之德》。这篇文章中，提出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学习老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的优秀品德，大力发扬老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与作风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